中美印象 | 跨越太平洋

　　【美国主导的TPP谈判终于取得了重大进展，TPP排除了中国，“指向明确”，中国迫切需要采取应对措施。“一带一路”是中国外交浓墨重彩的一笔，无疑将起到重要的对冲作用，高铁已是中国的大动脉、新名片，“铁路”与“陆权”的交织将演出无比精彩的剧目。但也有人以德国、俄国为例，担忧中国发展陆权，将会引起大国对抗。

　　今日则将刊发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西南交通大学高铁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高柏的文章，从历史视角分析“丝绸之路经济带”与走出境外的铁路建设。高柏教授则认为：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当年俄国和德国的陆权战略最大的不同是，后者把铁路作为地缘政治中军事对抗的手段，而前者则把铁路作为地缘经济中合作的手段。同时，与俄国和德国相比，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以及地理环境均更为有利，中国有更大的机会发展陆权。】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改变了国际政治中的力量对比。为应对中国的崛起，美国“重返亚太”，并辅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经济手段。这一战略调整给中国周边环境带来急剧变化，一些邻国加剧与中国在东海、南海主权问题上的冲突。

　　面对新的外部环境，中国在战略思维、政策设计和制度建设方面出现重大转变。

　　战略思维转变的标志是陆权战略的提出。它主张中国向西开放，通过发展以铁路为代表的陆上交通基础设施促进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建立以地缘经济为基础的陆权，在全球层面实现陆权与海权之间的战略对冲，并通过建设新的国际合作机制加强与未来大国的合作关系，逐步确立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与中国国力相称的地位。[1]这个地缘经济战略与传统的地缘政治战略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是用军事力量占领欧亚大陆的交通要道，而是通过经济合作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利益进行绑定，建立利益和命运的共同体，从而保证中国西边的贸易、能源和资源战略通道，间接地实现地缘政治的目标。

　　政策设计转变的标志是中国政府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简称“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涵盖欧亚大陆和北非，海上丝绸之路涵盖大部分亚太地区。铁路建设是这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包括已经运营的穿越欧亚大陆的中欧铁路，酝酿中的莫斯科——北京高铁和中吉乌铁路，也包括酝酿中的连接中国内陆与印度洋沿岸的中巴铁路和涵盖中印孟缅以及东南亚各国的泛亚铁路。这个战略的实质是通过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开辟新的经济发展中心和交通要道，改变地缘政治中各国对自身利益和相关战略目标的界定，从而改善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

　　制度建设转变的标志是中国推动建立的一系列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多边金融机构，包括初始资本金均为1000亿美元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以及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中国一改近年来在“第二个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通过购买美国债务的形式向世界经济提供流动性的做法，开始直接通过自己主导设立的金融机构为世界经济提供流动性。不仅如此，中国还在2014年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北京峰会上正式启动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议程，在上海召开的亚信峰会上推动地区安全磋商机制的建立。这些举措显示中国对自身的大国角色开始有明确的自觉，并以一个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姿态塑造世界政治经济的新格局。

　　西方有人担心，目前中国与美国面对的结构条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德国和英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果中美两国不能回避“修昔底德陷阱”，人类可能会重复100年前的悲剧。[2]相互的经济依赖非但不会减少战争的危险，它一旦破裂带来的绝望反而更容易引起战争。由于真正决定战争与否的因素是一国的“贸易预期”，一旦失去必须依赖的能源、资源和市场，各国很容易走向战争。当年德国参加一战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1896年以来其他大国对它实行的经济围堵。[3]美国保守派战略家有人主张，必要时对中国实行远距离海上封锁和全面海上禁运[4]，而美国一旦对中国贸易通道进行封锁将必然引起冲突甚至战争。

　　中国也有人担心，保持欧亚大陆力量均衡是美国的战略利益，中国向西开放会引起美国进一步围堵；同时中亚是俄国战略利益所在，中国进入中亚会引起俄国与美国联合制华，使中国腹背受敌；近现代史上还没有陆权成功挑战海权的先例，因此中国发展陆权成功的可能性很低。[5]

　　那么，中国为什么要发展陆权？历史上其他国家发展陆权的尝试可以为中国提供什么样的借鉴？

　　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先分析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修西伯利亚大铁路和德国修巴格达铁路发展陆权的历史，然后讨论中国目前的新丝绸之路战略与它们的异同。本文认为，控制通往经济和能源资源中心的交通要道是地缘政治的重要目标，历史上的陆上强国俄国和德国面对来自海权大国强大的战略压力时采取在地缘政治中进行军事对抗的立场。受马汉的海权理论和海外扩张野心的影响，它们都实行海陆并举的战略。然而，与流行的说法相反，无论是俄国还是德国，压断它们走向与日本和英国战争的最后一根稻草都不是对陆权的追求，而是对海权的追求。尽管它们都想发展陆权，通过建设铁路改变地理条件对国家行为的束缚，扩大战略后方，对冲海权的战略优势，以改善本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却都由于海陆并举战略造成的资源分散和顾此失彼而没有完满实现其战略目标。目前中国的陆权战略与当年俄国和德国的陆权战略最大的不同是回应来自海权大国的战略压力时的目的和手段：后者的目的是一家独霸重要的陆上战略通道，把铁路作为地缘政治中军事对抗的手段；而前者的目的是通过建设利益和命运的共同体化解矛盾与冲突，维系陆上战略通道的畅通，把铁路作为地缘经济中合作的手段。同时，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以及地理环境均与俄国和德国有较大的不同，中国更有可能以陆权对冲海权并发展自身。

　　西伯利亚大铁路

　　俄国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开始讨论建设西伯利亚大铁路。虽然这条铁路的经济意义被经常提起，但是由于贝加尔湖以东人烟稀少，经济的理由一直没有能够说服沙皇和俄国政府内部的反对者。最终影响修建这条铁路的决定性因素是地缘政治，俄国修西伯利亚大铁路从一开始就受军事目标的驱动。

　　来自海权国家的威胁是俄国在19世纪末发展陆权的直接驱动力。当时英国与俄国就包括海参崴（俄称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内的普利茅叶地区的归属问题激烈地争执，俄国十分担心英国会进攻其太平洋沿岸。而英国也担心俄国在中亚的扩张最后要染指印度，两国有几次几乎在阿富汗这一俄国与英国殖民地印度之间的缓冲地带开战。在俄国看来，航海技术的发展使海权国家英国、美国和日本更容易进攻俄国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特别是当加拿大的太平洋铁路把英国原来经苏伊士运河去日本的时间由52天缩短到37天后，使英国对沙俄远东利益的威胁变得更为明显。[6]

　　俄国对海权国家在中国东北的扩张也深感不安。从1885年开始，当年与清朝签署北京条约的尼克拉·伊格纳铁夫的兄弟、伊尔库茨克省的督军阿列克斯·伊格纳铁夫数次警告俄国政府，清政府正在东北重新组织兵力，铺设电报线，装备蒸汽动力的河运船，英国的工程师正在帮助设计一条从中国东北的南部到离海参崴只有90公里的铁路，很多中国人开始移民贝加尔湖地区。与此同时，中国与英国和加拿大的贸易发展迅速。如果巴拿马运河打通，中国与美国的贸易也会进一步发展。他担心，在这些海权国家的帮助下，中国很有可能会夺回1858年和1860年失去的领土。[7]

　　俄国从他国和本国的历史经验中认识到铁路在控制疆域和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有人指出，英国在印度修建的铁路网是它能够有效控制这块殖民地的前提条件；如果加拿大没有横跨北美大陆的太平洋铁路，人烟稀少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地区很有可能要独立出去；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地广人稀。要想有效地维持这块版图，俄国必须依靠西伯利亚大铁路从欧洲部分快速运兵。在俄国-土耳其的战争中和与英国在阿富汗博弈时用铁路运兵的效率对俄国的帮助，以及克里米亚战争中由于没有铁路运兵保卫塞瓦斯托波尔时的失败与耻辱，也成为俄国最后下决心修西伯利亚大铁路的重要原因。[8]

　　
西伯利亚大铁路上的火车

　　然而，俄国以西伯利亚大铁路为基础的陆权战略却受到其海权战略的严重制约。与以防守为主要着眼点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不同，俄国的海权战略是进攻性的。受特殊的地理条件限制，俄国虽然想大力发展海军，却不得不在波罗的海、黑海和日本海三个方面面对不同的强敌德国、英国和日本。到底是以欧洲为主，还是以亚太为主，一直在俄国内部争论不休，占上风的主导意见经常变化。由于工业落后，经济欠发达，俄国的财政能力其实根本无法支撑其争霸的野心。然而，即使面临着预算的严重束缚，俄国仍然追求在欧洲和亚洲同时发展海权，并实行海陆并举的战略。[9]

　　俄国在战略资源分配方面的顾此失彼使得海权和陆权都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尽管在日俄战争爆发前的七年里，俄国海军军费增长了66％，而陆军只增长了12％，前者仍然不及后者的三分之一。[10]俄国海军在日俄战争中失败后一蹶不振。也正因为如此，俄国不再是对英国的威胁，这成为英国与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联手打击德国的基础。

　　军费与西伯利亚大铁路建设资金之间的竞争使得后者的进度和规模受到影响。日俄战争时，俄国需要从西伯利亚和欧洲部分向远东调派援兵。尽管西伯利亚大铁路对日俄战争的作用至关重要，在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时，外贝加尔段铁路以及中东铁路的运输能力每天不超过四对列车，南满铁路的运输能力每天不超过三对列车。[11]可是，将一个军的兵力调赴前线聚集并展开就需要90-92列火车。当时的俄国根本无法立即将足够的兵力和给养运至远东。在日俄战争前夕，俄国在远东的陆军兵力总共不过12万左右；而日本陆军仅在中国和朝鲜的驻军便有20万人左右。运兵的能力和速度与战争的胜负直接相连。[12]

　　通过中长铁路[13]从中国东北打通入海口通常被认为是引发日俄战争的重要原因。然而，修建这条铁路虽然引起日本对俄国战略意图的警惕，却并不是导致日俄走向战争的直接原因。其直接的原因是俄国的海权战略：俄国于1897年强行租借了在中日甲午战争后逼迫日本退还给中国的旅顺港。即使在八国联军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各国军队陆续撤离北京的1901年底，日本政府内倾向于对俄妥协的伊藤博文仍然访问了俄国，提出日俄之间的妥协条件，即俄国彻底向日本让出朝鲜；日本则容忍俄国占领关东州并修筑通往旅顺口的中东铁路支线，但要俄国从满洲撤军并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但是俄国并未接受伊藤博文的提议，而是用反建议把日本人最核心的要求顶了回去。这加速了英、日两国关于英日同盟的谈判。[14]

　　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地缘政治意义在英国引起巨大反响。麦金德认为它将对国家实力对比产生深刻影响，随着这条铁路把俄国变成欧亚大陆上的陆权大国，英国的海权将受到巨大的威胁。在麦金德看来，俄国哥萨克在16世纪中叶跨过乌拉尔山脉进入西伯利亚是与麦哲伦航海同等重要的历史事件。虽然英国的海权实力能在1900年的布尔战争（Boer War）中用军舰把25万士兵送到6000英里之外的南非作战，但是俄国的陆权实力也可以在日俄战争中用铁路把超过25万的士兵运到中国东北。[15]英国当时关注的焦点是它在波斯湾和印度洋的殖民地利益。俄国进入中亚并南下不仅对伊朗和土耳其形成巨大的威胁，也同时挑战英国在印度的利益。当西伯利亚大铁路建成后，东欧、俄国南部、中亚和中国新疆地区作为世界岛中枢的意义进一步凸显，掌握世界岛中枢者得天下。[16]

　　
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

　　虽然麦金德的理论引起人们对陆权的关注，但是它也误导了后世对俄国陆权战略的评价，因为人们总是用麦氏的标准来评价俄国的陆权战略。在他们看来，虽然西伯利亚大铁路帮助俄国控制了世界岛，却没有帮助俄国控制全世界，因此它是失败的。然而，俄国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初衷并不是要控制全世界，而是要加强运兵的能力，防止英国从远东和中亚入侵，并帮助它继续扩大陆上版图。

　　从长期来看，西伯利亚大铁路修建的结果是，迄今为止没有他国入侵远东和西伯利亚或肢解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西伯利亚大铁路在内战中成为苏俄红军打败白匪的重要工具。这条铁路支持的工业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能打败德国的基础，更保障了在德国全面进攻苏联时从东部运兵支援以及把迁往西伯利亚的兵工厂生产的武器运往欧洲前线。[17]在冷战时代和后冷战时期，这条铁路一直被用来布置移动的车载陆基核导弹以保持对美国的核威慑。按俄国人自己的初衷评判，这个陆权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毋宁说是成功的。

　　巴格达铁路

　　德国最初设想修建巴格达铁路时也曾注重经济因素。19世纪80年代德国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导致对金属、矿藏以及食品需求的快速增长。而奥斯曼帝国拥有现代工业亟需的铅、锌、铜、铬、褐煤以及石油。[18]但是，真正使威廉二世决定上马这条铁路的却是地缘政治。他即位后一改俾斯麦重视欧洲势力均衡的地区安全政策，提出具有进攻性的“世界政策”，追求与德国日益上升的国力相称的国际地位。巴格达铁路是德国作为后起的帝国参与解决由于奥斯曼帝国日渐衰落带来的“东方问题”，争夺新的势力范围的重要步骤。

　　然而要正确地评估巴格达铁路的战略意义，我们必须把它置于德国的整体战略视野内，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德国以巴格达铁路为基础的陆权战略与其海权战略相比处于次要地位。

　　
巴格达铁路略图

　　德国的世界政策追求的也是海陆并举战略。如果说巴格达铁路代表的是其陆权战略，战列舰队的建设则代表德国的海权战略。

　　当时的海军元帅蒂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提出著名的“风险理论”，即只要德国舰队大到使英国海军即使能战胜它，造成的损失也使得英国无法再与另外两大对手法国和俄国作战，英国就不会冒险与德国开战并会对德国在国际政治和殖民地问题上让步。[19]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德国采取了一个激进的海军扩张计划。

　　当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日增，特别是欧洲列强从1896年开始在经济上围堵德国之后，[20]德国开始通过建设巴格达铁路发展陆权。它看中的是这条经过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铁路对德国与英国和俄国争夺欧亚大陆时的军事意义。一旦欧洲大国之间的战争爆发，奥匈帝国可以在东边帮助德国减轻俄国的压力，而奥斯曼帝国的地理位置既能威胁俄国薄弱的腹地高加索地区，又能威胁大英帝国的咽喉要道——埃及和苏伊士运河。要想使奥斯曼帝国发挥这一作用，前提条件是有一条通往近东的铁路干线来强化它对其边缘地带的控制。[21]德国企图通过经过现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区域的铁路来打通去波斯湾的通道从而威胁英国在印度的利益，同时绕道进入红海地区，帮助德国运兵到苏伊士运河附近，以己之强攻敌之弱。

　　德国修建巴格达铁路的陆权战略对地区国际秩序有直接影响。与俄国在本国境内修西伯利亚大铁路不同，巴格达铁路必须经过当时的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它需要建立国际联盟。在德国陆权扩张的过程中，伊斯兰世界是其施策重点。为打通去波斯湾和印度洋的战略通道，德国积极发展与奥斯曼帝国的战略联盟。1914年8月双方发表泛伊斯兰圣战的联合公告。这份用土耳其语、阿拉伯语、波斯语、乌尔都语，以及鞑靼语在伊斯兰世界广泛宣传的公告号召穆斯林们发动反对协约国的圣战。德国与奥斯曼帝国在公告中运用大量的泛伊斯兰口号动员北非、中东俄国和印度的穆斯林社会。[22]

　　然而，德国海陆并举战略的后果之一是导致其陆权战略无法获得足够的经费。巴格达铁路的建设比预想的慢很多。与俄国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不同，德国无力为其建设全部融资，又不愿意让他国参与进来。由于德国与奥斯曼帝国在铁路路线方面的分歧以及最初通车的路段无法盈利，这条铁路曾经被整整停建了三年。德国的工程师们在打通土耳其境内的金牛座山隧道时又遇到技术难题，同时德国在外交方面也遇到困扰。这些因素导致巴格达铁路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还有900多公里未能完工。即使是到1915年底，它还有480公里未完工。[23]

　　最终，德国的陆海双重战略均以失败告终。

　　巴格达铁路是促成德国的强敌英国和俄国摈弃前嫌，联手打击德国的原因之一。这条铁路代表德国在东南欧和中东地区的影响，它既使英国感到威胁，也引起俄国的恐惧，并使得俄国更容易接受英国联手遏制德国的建议。换言之，德国的陆权战略改变了原来欧洲列强之间的关系，并导致了对德国不利的后果。[24]

　　有人认为建巴格达铁路是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这种观点至多只是部分正确。虽然德国修巴格达铁路有军事意义，但是德国与英国之间非常激烈的海军军备竞赛才是当时英国人眼中最大的威胁。[25]巴格达铁路即使是引起战争的导火索，也只是其中之一，而决不是唯一，更不是首要的原因。如果德国没有建设强大的战列舰队，直接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英国不至于恐慌到全面摊牌。事实上，在德国大力发展海军之前，英国一直视陆权大国德国为抗衡法国和俄国的天然盟友。甚至在1898至1901年期间，英国仍然三次试图与德国结盟。然而，威廉二世深受马汉的海权理论影响和对英国海权的羡慕，固执地认为德国的世界政策离不开一只强大的海军，对英国结盟的建议无动于衷。德国发展强大海军的国策把它推向与英国正面冲突的不归之路，逼着英国转而与宿敌法国和俄国联手。[26]

　　同样的道理，修建巴格达铁路本身也不构成俄国与德国摊牌的全部理由。如果威廉二世即位后，德国与俄国在1890年续签俾斯麦时代两国之间缔结的相互保障条约，俄国不会对德国有如此大的战略猜疑，以至于在1894年迅速地与宿敌法国和解，为日后联合打击德国留下伏笔。德国的全面出击、四面树敌对其走向战争的贡献要远远大于修巴格达铁路。

　　德国虽然花费巨资追求海权，发展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其海上实力与英国相比仍然严重落后。尽管德国在与英国的日德兰海战中取得战术上的胜利，但它的军舰在剩下的战争期间却基本上被英国封锁在海港里无所作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德国的海权战略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德国发展海权根据的是风险理论，它的基本假设是英国不会选择走自掘坟墓的路。然而英国却并没有按常理出牌。它选择了与德国开战，并打败了德国，成为一战的战胜国，尽管其霸权地位也一落千丈，无可挽回地被美国取代。

　　
德国公海舰队

　　同时，从财政的角度看，德国的海陆并举严重地分散了资源。如果德国把资源集中在发展陆权，而不是海权，巴格达铁路的建设就不会因为资金短缺被冻结三年。如果德国赢得这三年的时间，它可能完全改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有史家认为，哪怕巴格达铁路能在1916年底，而不是实际上的1918年8月完工，德国仍然可以发动一场对苏伊士运河的致命攻击。这将会严重地威胁大英帝国的生命线，迫使它在战争中进行政治妥协。如果历史沿着这条轨迹发展，德国将成为一个在近东地区有重要影响力的强权国家。[27]

　　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使英国、法国和土耳其瓜分了德国对巴格达铁路的所有权利。伊拉克1932年独立后从英国手里买回其境内的路段。从君士坦丁堡到巴格达的路段在1940年才全线完工并通车。

　　虽然德国建立陆权的努力失败了，但是德国对陆权重要性的认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了进一步发展。这在德国两次大战期间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地缘政治战略得到充分的体现。纳粹德国的重要人物鲁道夫·赫斯（Rodulf Hess）的老师、生存空间概念的提出者、德国地缘政治的代表人物卡尔·豪斯霍费尔（Karl Haushofer）认为麦金德是地缘政治理论的翘楚。[28]同时德国对中东地区战略地位的认识和与伊斯兰世界结盟反对海权国家的战略在二战中继续发挥重大的作用。希特勒一直把现代土耳其的开国之父凯末尔奉为楷模。[29]

　　即使在二战中，导致德国失败的也不是其陆权战略，而是其四面出击、到处树敌的打法。

　　新丝绸之路

　　中国目前追求的陆权战略与当年俄国和德国相比有相似之处，但是更有本质上的不同。

　　相似处包括中国目前面临与当年俄国和德国相似的来自海权国家的战略压力；中国也在大力发展海军，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无法与美国的海权全面抗衡；虽然中国国力的绝对上升伴随着美国国力的相对衰落，但是二者之间不仅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上，而且在军事实力上仍然相距甚远；与当时俄国和德国一样，中国也在试图通过修铁路来发展陆权，增加应对海权挑战的实力。

　　当时的俄国完全在本国境内建西伯利亚大铁路，而德国只通过当时的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建巴格达铁路。与它们相比，中国在打通欧亚大陆桥时要遇到更多的困难，因为所有的路线均要经过更多的国家。同时，中国对向西开放不可回避的伊斯兰世界还没有发展出像德国那样清晰有力的政策，其部分原因是中国在其国内的宗教族群关系方面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然而，中国的陆权战略与俄国德国当年的陆权战略之间本质上的不同使得中国的陆权战略有更大的成功可能性。

　　其最大的不同在于，俄国与德国的陆权战略的基础是地缘政治，俄国修西伯利亚大铁路和德国修巴格达铁路的主要目的都是军事对抗，而中国陆权战略的基础却是地缘经济，中国推动与邻国互联互通的主要目的是加强经济合作。地缘政治重视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倾向用零和的角度看问题。而地缘经济则重视国与国之间的利益交集，倾向用合作和利益捆绑来减少和控制冲突。中国之所以采用地缘经济战略是因为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不仅已经完成从内陆国家思维向海洋国家思维的转变，摆脱了当年使俄国和德国步入陷阱的零和思维，甚至还超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一直让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其贸易政策的西方传统的海洋国家美国。这一地缘经济战略更符合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环境。

　　一国在处理对外经济关系时是开放还是保守可以分为海洋型思维和内陆型思维。海洋型思维是海洋国家常见的思维方式，以开放与合作为特征。海洋国家既包括岛国，也包括位于海岸线，有直接海洋通道的国家。受惠于温和的气候和适量的降雨，海洋国家很容易与世界上其他被地理条件屏蔽的国家接触。这些国家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并通过移民带来族群、文化和语言方面的多样性。他们更易于参加国际分工，与他国之间的商品交换也经常带来政治方面更多的自由。而内陆型思维则是在内陆国家常见的思维方式，以封闭和保守为特征。内陆国家通常有严酷的气候条件并远离海洋。由于山脉、沙漠和高原的阻碍，内陆国家通常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接触较少。在历史上，这些国家的经济更呈现自给自足的形态。它们的政治体制，由于相对缺少新思想的影响，也倾向于更加封闭和专制。[30]

　　建立这种地理条件与思维方式之间的因果关系固然会启发我们的思路，但是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固定的，经常有更为复杂的结合。虽然俄国、德国和中国都有海岸线，但当年的俄国、德国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却都属于内陆型思维。虽然日本是岛国，但是在德川时代也曾闭关锁国。

　　在封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不愿意参与国际分工，把对外经济联系视为威胁。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里，中国发生的最深刻变化就是在经济方面从内陆型思维转向海洋型思维。中国开始积极吸引外资和开放国内市场，深度参与全球生产体系，迅速地从单纯的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部贸易和企业内部贸易发展。

　　与此同时，一国在处理对外经济关系时是否受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又可以分为地缘政治型思维和地缘经济型思维。尽管西方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献通常强调战后美国主导的以关税贸易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多边国际贸易体制的开放性，却忽视了美国虽然支持自由贸易，但是在冷战期间为了与前苏联争霸，在国际贸易中实行非对称合作的策略，即允许盟国向美国市场大举出口他们的产品，同时对美国的产品关闭他们的本国市场。[31]与此同时，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实行经济禁运。即使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仍然经常用经济制裁作为地缘政治的手段。

　　而中国在开展对外合作，推动地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则很少受地缘政治的束缚。无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都显示中国通过鼓励自由贸易来与他国利益捆绑，建立利益和命运的共同体，不让地缘政治因素来影响对外经济合作。中国推动的10+1、中日韩、10+6等地域经济合作项目均不问政治体制，只要是地域内国家都可以参加。正像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主张的那样，这个以地缘经济为基础的陆权战略虽然由中国推动，但是将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并“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32]2015年5月，中国政府与俄罗斯联邦政府发表联合公报，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的对接就是一个用地缘经济思维取代地缘政治思维的最新范例。

　　反观美国，在推动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时把中国这一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排除在外，奥巴马在向国会成员游说时一直强调地缘政治的理由。最近，美国还强力反对其盟国加入中国推动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而英、法、德、意、澳、韩等盟友不顾美国的反对加入这个组织清楚地表明，美国坚持用地缘政治观点来对待地域经济合作的做法已经远远跟不上时代的潮流，而中国的地缘经济战略则显示出号召力。

　　中国比较彻底的地缘经济思维是在后冷战时代深度参与全球生产方式的过程中形成的。在全球生产时代，跨国公司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推手，它们主导的企业内部贸易不断蚕食传统的产业间贸易。[33]在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中，民族国家的利益边界与以前相比变得模糊，出现了更多的利益交叉。随着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大大加深，中国看待对外经济合作的观点变得日益开放，相信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可以通过经济合作来化解。[34]在后冷战时代，用地缘政治手段干涉地域经济合作变得很不合理。不论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如何，只要参与地域经济合作，市场都会进一步扩大。这种经济合作带来的互补超越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限制。

　　即使在技术的层面，中国目前推行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当年的俄国和德国相比，也有更有利的地方。与当年的铁路技术相比，如今的高铁技术大大地改变人们对空间和时间的概念。计划中的北京-莫斯科高铁只是第一步。如果欧亚大陆从东到西的高铁路线全面贯通，三至四天之内可以乘高铁从北京到达伦敦，欧亚大陆的经济地域一体化将不再是遥远的梦想，它将有变为现实的强烈可能。

　　目前的国际环境与100年前相比也更有利于中国追求以地缘经济为基础的陆权战略。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涉及在西方国家普遍奉行帝国主义的时代守成大国英国封杀后起的德国，而德国决定铤而走险。二战后，美国对此深刻反思，并主导建立了以多边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虽然美国正在试图对冲中国的崛起，但是它至少到目前为止并未要与中国发生正面的对抗。与所有国家一样，美国不只有一种声音。美国的确有人主张与中国对抗，但关键是这些主张能否变成国家持续的政策范式。美国对华政策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中国自己如何应对美国的挑战。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及过去两年强化与俄罗斯合作的举措已经对美国的重返亚太和地缘政治版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产生有效的对冲效果。[35] 美国已经在与中国谈判中美投资保护协定，美国的智库甚至已经有人主张中美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36]同时，与当年俄国与日本、德国和英国之间相比，中美两国之间目前发展出来的多层面的沟通协调机制均有助于减少战略误判。

　　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与中国并没有根本性的冲突。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里，中国一直依靠的是美国海权主导下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现在中国发展陆权是准备万一这个体制出于地缘政治的想法不再容纳中国时的对冲措施。中国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不是为了与美国主导下的环太平洋经济整合对抗，而是向美国显示把中国排除在这个多边自由贸易体制之外的代价，从而促使美国在环太平洋经济整合里早日接纳中国。当美国欢迎中国参与环太平洋经济整合时，中国也会大力推动欧亚大陆对美国开放，向美国开放中国与俄国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后的地域经济合作。这与历史上俄国与德国拒绝日本和英国提出妥协和结盟的建议，一味地对抗有重大区别。

　　中国的地理位置与俄国和德国的不同也增加了中国地缘经济战略成功的可能性。中国既有漫长的海岸线和较多的不冻港，又有广泛的陆上战略纵深。[37]中国可以在海权和陆权的战略方向上进行转移，而俄国和德国则不具备进行这种转移的地理条件。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相似，中国推动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一个以地缘经济为基础的海权战略。中国正在利用自身地理条件的优势，在追求地缘经济战略中的海陆并举。如今能够参加欧亚大陆经济整合与环太平洋经济整合的国家很不相同。前者的参与者是中国、俄国、欧盟、印度、伊朗，土耳其，再加上中亚国家、部分中东国家和中东欧国家。而能参与后者的国家主要是像美国、澳大利亚、日本，以及东南亚这些海洋国家。上述两组国家在环太平洋经济整合和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过程中很少有交集。中国如果能打通多条欧亚大陆桥，建设新丝绸之路，就会形成与环太平洋经济整合之间的战略对冲。

　　讨论

　　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和美国之间在多大程度上面临着与德国和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相似的局面？中国从俄国和德国的历史经验教训里可以获得哪些启示？

　　与当年俄国和德国相似，中国作为后起大国已经进入与既存海权大国美国的利益发生碰撞的阶段，也已经面临着来自海权大国的战略压力，中国也在试图发挥自己的陆上优势，通过铁路这一新的重大交通技术来改变地理条件对地缘政治的限制，加强自身与海权大国博弈的实力。

　　即使后起大国不发展陆权，也难得与海权大国相安无事。如果当年俄国和德国不追求陆权，不修西伯利亚大铁路和巴格达铁路，英国也仍然有可能通过染指中亚威胁俄国的西伯利亚和通过中国东北威胁俄国的远东地区，它也会尽量把德国海军势力封锁在北海的范围之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各方均认为战争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无法避免。[38]同样的道理，在美国重返亚太，使中国周边环境恶化的条件下，如果中国对外部挑战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必然要激起民族主义的强烈反弹，从而使局面彻底失控。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并不能永远导致和平，绥靖政策反而容易导致战争。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初为此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中国如果不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亚太地区与美国发生激烈利益冲撞的可能性只能更高。

　　但是，中国以地缘经济中的合作为目标的陆权战略与当年俄国和德国以地缘政治中的军事对抗为目标的陆权战略有本质上的区别。中国的陆权战略体现的是现实自由主义。

　　中国目前采用的现实自由主义部分接受现实主义关于国际关系性质的基本假设，即国家之间存在利益的冲突。但是与现实主义单纯强调冲突和对抗不同，现实自由主义认为国与国之间也存在利益的交集，冲突和交集何者占上风取决于国与国之间的战略互动。现实自由主义与自由主义都重视合作，但是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寻求合作的手段。自由主义单纯强调合作的好处，遭遇他国制衡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多向对方输送好处。而现实自由主义则转而强调不合作的坏处，对冲的目的是通过向对方显示不合作的代价与利益损失来诱使对方合作，同时也为自己准备在对方不合作时的反制手段。[39]

　　中国的现实自由主义基于对国际政治中存在利益冲突的国家之间合作需要实力做后盾有清楚的认识。正是因为保持欧亚大陆力量均衡是美国的重要战略利益，中国只有积极发展陆权才能有效地对冲美国海权的压力。中国发展陆权并不以挑战美国海权为战略目标，而是显示美国在战略上挤压中国要付出的代价。如果美国不想把中国逼上与俄国结盟共同对抗美国的道路，建立与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就成为一个现实的选项。美国提出的“重返亚太”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已经逼着中国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这一政策的后果已经导致对美国自己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直接挑战。

　　当传统的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手段在目前条件下都无法应对外部严峻的挑战时，中国通过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来改变地理条件对地缘政治环境的约束，利用自身独特的战略地理优势，以地缘经济为手段来稀释、转移来自美国海权的战略压力。这既维护世界和平和自由贸易，又可以实现自身发展并获得在新的国际秩序中与中国实力相应的地位。

　　中国要引以为戒的是，不能像当年俄国和德国那样用单纯的地缘政治的零和思维去看待国际关系，盲目地进行军事对抗。当年俄国和德国追求陆权时从一开始就以地缘政治中的对抗为目标，以军事实力为手段。像文中揭示的那样，如果俄国和德国不是一味地追求海权，或者在追求海权的过程中懂得妥协，它们可能不会那么快就与日本和英国彻底决裂，走向战争。中国以地缘经济，而不是地缘政治为基础的陆权战略在本质上是一个对冲战略，其目的从来就不是要冲突，或者是对抗，而是向对方显示不合作的代价，把对方从冲突引回合作。

　　俄国和德国追求海陆并举的战略对其陆权战略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两国的传统优势都在陆地，但却为了与既存海权大国争霸而积极地发展海军。由于双方之间巨大的差距，它们虽然竭尽全力，却仍然没有能够与海权大国的绝对优势抗衡。

　　尤其对中国有启示意义的是，德国以“风险理论”为依据发展海权。这一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守成的海上霸权会基于理性的判断行动。但它的根本缺陷是没有认识到即使与新兴大国的对抗会加速其衰落，世界上也没有哪个霸权国家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就像当年英国一样，美国在进行军事决策时也有可能理性让位于感情冲动，意识形态，或者国内政治压力。国内反对陆权战略的人主张发展海权才是中国唯一的发展方向，而俄国和德国的历史却表明，走激进发展海权的道路很有可能导致与守成海权大国的正面对抗甚至战争。中国近年来积极发展海权已经引起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大国，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小国的恐惧，并开始结成对抗中国的联盟。西方关于海权的定义是拥有必要时排他性地控制全世界最重要海洋通道的军事实力，支撑海权的不仅仅是航空母舰，更重要的是海外军事基地网络和与多国的军事联盟。

　　中国应该发展海上军事力量，捍卫自己的领海主权和海上权益。无论是发展西方讨论甚多的“区域进入阻止能力”，还是填海造岛，都属于防御，而不是进攻的范畴。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国际政治永远是各国之间的战略互动，最终影响他国对中国发展海权做出反应的是他国怎样看中国的海权建设，而不是中国自己如何看。如果中国想避免与既存海权大国美国的正面对抗，就应该避免追求西方理解的排他性地控制重要海洋通道意义上的海权，掌握发展海上军事力量的节奏和时机，同时大力加强与相关各国之间的沟通，并懂得何时进行妥协。目前对中国而言的一大风险是像当年德国一样一厢情愿地假设美国不会与中国在海上对抗，并天真地认为造出两艘航母就等于有了海权，在既没有海外军事基地网络，也没有海上联盟支持的条件下把自己引向与美国领导的多国联盟之间的一场根本打不赢的海上战争。美国重返亚太到目前为止虽然在经济上没有什么成果，但是已经激活冷战时亚太地区的海外军事基地网并建立了针对中国的海上联盟。可以说，对美国而言，海战的组织准备已经基本就绪。在这种时候还一厢情愿地认为美国不会与中国开战，很有可能重复文章中描述的当年德国犯下的错误。

　　目前中美双方战略判断之间的落差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一方面，在美国很多人认为，“华府已经做出判断，就对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而言，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陆之举比俄罗斯介入乌克兰内战更为严重”。[40]另一方面，在中国却仍然有很多人认为，从重要性角度看，美国在南海的三项利益，即和平与稳定、商船自由航行权和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权，都不属于其核心国家利益。[41]在美国看来，这一轮南海冲突已经是美国对华政策范式可能发生重大变化的征兆。但是，从中国国内看，这只不过是中美周期性矛盾起伏的一个浪花而已。历史将证明两国是否将为这一认知的鸿沟付出巨大的代价。

　　大国之间走向对抗和战争的决策过程通常都很曲折，因为在巨大的代价面前各国体制都有较强的反战惰性。然而，同样的道理，当大国真正地开始认真思考对抗，整个体制开始向战争动员的方向使劲，大众传媒开始认为只有战争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时，再想逆转也同样不容易。要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在未来十年中对中国智慧的最大考验是能否既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又避免刺激既存海上霸权美国的国家机器全面转向与中国的对抗和战争。对中国而言，最大的得不偿失将是为了战术上的一时占上风而刺激美国的整个体制转向正式的对抗甚至是战争。

　　与有些人担心的完全相反，中国向西开放并没有引起美俄联手制华。其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以地缘经济为基础的陆权战略的基本原则是追求与其他国家的利益捆绑，建立利益和命运的共同体。俄国正在认识到中国推动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对其自身利益的契合处。两国政府刚刚签订的把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协议如果能真正落实，将会极大地推动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产生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欧亚大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美国也没有因为中国向西开放就加强围堵。强化美日安保条约，强化与澳大利亚、印度和东盟国家的关系本来就是“重返亚太”战略的应有之意，中国向西开放并没有对此有任何影响。如果我们把2015年5月份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视为是加强围堵的话，其直接原因恰恰是中国的填海造岛这一建设海权的举动。这并不是说中国应该放弃填海造岛和发展海上军事实力，而是要掌握节奏、时机和进退，决不应该因小失大。当然，美国也在试图阻碍中国以地缘经济为基础的陆权建设，劝阻众盟友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一个例子。然而，其结果却显示，即使美国想强化对中国地缘经济战略的围堵，成功的可能性也已经越来越小，因为其他国家很容易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看到自己的利益所在。

　　本文认为，保障通往经济和能源资源中心的战略通道是地缘政治的基本目标。重大交通技术，尤其是像铁路这种跨国应用的技术，直接影响国际体系中各国之间的互动能力——各国交通技术能力与对国际体系规范的共同理解的结合。交通技术可以直接影响人类的实践和规范实践的制度安排，而国际体系的互动能力界定各个民族国家之间互动的程度和类型。[42]虽然许多技术能改变人类的生活，但是只有极少数的技术可以改变这个世界运行的方式。原因很简单，地理是静止的，只有非常少的技术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人类与地理的互动，能改变民族国家互动方式的技术体系更是凤毛麟角。这种技术不仅改变国家之间互动的新规则，更是规定时代的基本特征。[43]中国推动的以铁路为代表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地缘经济为基础的陆权战略将会在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自由贸易的前提下带来一个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新时代。

　　注释：

　　1. 高柏：《高铁与中国21世纪大战略》，《经济观察报》，2011年3月11日，第41—42版；高柏：《高铁对国内发展的战略意义》，《经济观察报》，2011年4月8日，第41版。高柏：《新陆权时代的中国高铁大战略》，《证券时报》，2014年6月16日；高柏、玛雅：《高铁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大智慧》，观察者网，2015年3月29日，http://www.guancha.cn/gaobai1/2015_03_29_314045.html，2015年4月10日登录。

　　2. Steven E. Miller, “Introduction: The Sarajevo Centenary-1914 and the Rise of China,” in Richard N. Rosecrance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The Next Great War? The Roots of World War I and the Rise of U.S.-China Conflict,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15, pp.ix-xxiii.

　　3. Dale C. Copeland, Economic Independence and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4. Aaron L. Friedberg, Beyond Air-Sea Battle: The Debate Over US Military Strategy in Asia,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14.

　　5. 吴征宇：《向“陆”还是向“洋”？对<高铁与中国21世纪大战略>的再思考》，《二十一世纪》，2013年2月号，第105-113页；Wu Zhengyu, “Toward ‘Land’ or Toward ‘Sea’? The High Speed Rail and China’s Grand Strategy,”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66, No.3, 2013, pp.53-66；张文木：《丝绸之路与中国西域安全》，观察者网，2014年3月29日，http://www.guancha.cn/ZhangWenMu/2014_03_29_217863.shtml，2015年4月10日登录。王缉思主张西进战略的着眼点与笔者主张战略对冲的观点有不同之处，王缉思：见《“西进”，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环球网，2012年10月17日，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2-10/3193760.html，2015年4月10日登录。吴征宇在其英文版文章的注2中指出，他批评笔者观点的逻辑同样适用于批评王缉思的观点。然而，我们三人在看待中国向西开放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时所持立场的关系要更复杂一些。首先，笔者认为美国最重要的战略利益是维持其海权，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这是美国重返亚太的根本原因。王缉思也认为，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争已经形成“零和格局”。如果中国继续强化在亚太方面的发展，必然增加与美国冲突的几率。而吴征宇则坚称，维持欧亚大陆力量均衡才是美国的首要战略利益。他认为美国并不担心中国“面向海洋的外向型发展”，因为它将加强中国对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的依赖。他主张中国今后“集中精力向海洋谋求发展”。吴征宇虽然批评笔者用陆权对冲海权的观点，但是他自己却回避使用海权一词，而是用“向海洋谋求发展”这种内涵不清的表述。如果“向海洋谋求发展”指的是发展军事实力意义上的海权，这马上就会暴露其逻辑的自相矛盾，因为美国不可能欢迎中国发展抵消美国海权的海上军事实力。如果“向海洋谋求发展”指的不是军事实力意义上的海权，这又与吴文通篇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讨论战略自相矛盾。其次，笔者认为，维持欧亚大陆力量均衡是美国的重要战略利益，中国向西发展会形成对美国战略利益的负面影响。正因为如此，中国向西开放才能以陆权对冲海权。换句话说，向西开放的目的在于对冲。而王缉思则认为，美国在中亚的战略利益相对较弱。因此中国西进的目的是有助于回避中美之间的冲突，并为双方提供很多机会进行合作。笔者与吴征宇之间的重要区别不在于我们对中国向西开放对美国战略利益影响的认识，而在于推理的下一步：笔者认为，正是因为中国向西开放对美国战略利益有负面影响，才能形成陆权对海权的对冲，才能向美国显示不合作的代价，从而有可能把美国拉回合作。当然，中国要想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条件是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不把对冲搞成对抗。而吴征宇则认为，如果中国向欧亚大陆发展，影响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必然要加强对中国的围堵。

　　6. Christian Wolmar, To the Edge of the World: The Story of the Trans-Siberian Express, the World’s Greatest Railroad,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3, pp. 36-37.

　　7. Harmon Tupper, To the Great Ocean: Siberia and the Trans-Siberian Railway,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65, pp.76-77.

　　8. Christian Wolmar, To the Edge of the World: The Story of the Trans-Siberian Express, pp.37-38.

　　9. 曹群：《论日俄战争前的俄国海权战略》，《俄罗斯研究》，2013年第2期。

　　10. 同上。

　　11. 同上。

　　12. 同上。

　　13. 中长铁路，是中国长春铁路的简称，是沙俄建成由满洲里至绥芬河全长1481公里的中东铁路干线（又称东省铁路、东清铁路）和自哈尔滨经长春至大连、旅顺的987公里中东铁路支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受苏联控制，1952年9月中苏两国发布公告，中长铁路正式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14. 曹群：《论日俄战争前的俄国海权战略》，《俄罗斯研究》，2013年第2期。

　　15. Halford John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19, p.141.

　　16. Halford John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23, No.4,1904, pp.421-437.

　　17. Christian Wolmar, To the Edge of the World: The Story of the Trans-Siberian Express, p. 258.

　　18. Sean McMeekin, The Berlin-Baghdad Express: The Ottoman Empire and Germany’s Bid for World Pow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37.

　　19. Patrick J. Kelly, Tirpitz and the Imperial German Nav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1, p.5.

　　20. Dale C. Copeland, Economic Independence and War, pp. 124-129.

　　21. Sean McMeekin, The Berlin-Baghdad Express, p. 48.

　　22. David Motadel, Islam and Nazi Germany’s War, New York: Belknap Press, 2014, p. 8.

　　23. “Baghdad Railway,”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Baghdad_Railway,2015-04-10.

　　24. David Blackbourn, History of Germany1780-1918: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3, p.337.

　　25. 同上。

　　26. Walter A. McDougall, “20thCentu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2014, file://localhost/Users/baigao/Dropbox/20thcentury%20international%20relations%20_%20politics%20__%20The%20threats%20to%20Britain’s%20empire%20_%20Encyclopedia%20Britannica.html, 2015-04-10.

　　27. Sean McMeekin, The Berlin-Baghdad Express, pp. 341-342.

　　28. Brian W. Blouet, Halford MacKinder: A Biography, College Station TX: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177-178.

　　29. Stefan Ihrig, Atatürk in the Nazi Imagin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30. Saul Bernard Cohen, Geopolitics: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9, p. 34.

　　31. Bai Gao, Japan’s Economic Dilemma: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Prosperity and Stagn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32.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网站，2015年3月28日，http://www.sdpc.gov.cn/gzdt/201503/t20150328_669091.html，2015年4月10日登录。

　　33. Robert Gilpin and Jean Gilp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34. Bai Gao, “Neoliberal and Classical Developmentalism: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Mod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Xiaoming Huang, ed., Mod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Japan and China: Developmentalism, Capitalism, and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35. 高柏、玛雅：《高铁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大智慧》。

　　36. C. Fred Bergsten, Gary Clyde Hufbauer, and Sean Miner, Bridging the Pacific: Toward Free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4.

　　37. Halford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38. Steven E. Miller, “Introduction: The Sarajevo Centenary-1914 and the Rise of China”.

　　39. 高柏、玛雅：《高铁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大智慧》。

　　40. 薛理泰：《南中国海对峙——新一轮中美博弈》，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zlwj/20150529125241.html，2015年4月20日登录。

　　41. 薛力：《中美并未进入南海军事冲突倒计时》，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2226，2015年4月20日登录。

　　42. Geoffrey L. Herrera, 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Transformation: The Railroad, the Atom Bomb, and the Politic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pp. 7-8.

　　43. Peter Zeihan, The Accidental Super Powe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American Preeminence and the Coming Global Disorder, New York: Twelve, 2014, p. 23.
（作者系西南交大中国高铁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美国杜克大学教授）

来源时间：2015/10/12 发布时间：2015/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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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战略动机与中国战略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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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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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江雨来源：FT中文网

　　过去一周，美国及其所选择的贸易伙伴们历时五年谈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在中国引发了排山倒海报道和讨论，一时间出现了“满国尽说TPP”的场面。这种沸反盈天的情形，其实寄托了多种可以理解的情绪。在某种意义上，国人对TPP的反应，有点像科幻小说《三体》中地球人对奔向太阳系的三体舰队的反应：有惊恐不安的，有忧思焦虑的，有幸灾乐祸的，有因为不明所以而产生的不确定感，也有觉得某种机会来临的期待和欣喜。据网上的各种反应来看，甚至“拯救派”与“降临派”的情绪也颇见雏形。可以说，TPP虽然是一个贸易协定，但在中国人的感知与想象中，它承载了太多的东西，恐怕远超其外国始作俑者的预料。

　　如同地球人始终不了解三体舰队到底为何物一样，中国国内出现的很多评论，虽然言之凿凿，却总是难免“即兴”的性质，也不乏因缺乏相关专业常识而产生的误解和阴谋论。这是因为TPP在本质上是一个自由贸易协定，而自贸协定之解读必须结合经济、政治、法律和国际关系方面的交叉研究，这从来都是一门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的专门学问，且是一个小众学科。

　　在TPP协议达成之际，笔者试图结合中国读者的关切，梳理几个与中国相关的基本问题，探寻TPP背后的不同国家战略之争。首先必须指出的是，TPP谈判高度机密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迄今为止透露出来的信息不多，正式文本也没有最后公布，所以就算真正的研究者也只是掌握有限信息。这些信息的来源包括媒体报道、谈判国官方发布的信息和与有关利益团体沟通的内容、各种渠道泄露出来的文本、以及一些研究者亲身做的实证研究。但毕竟，TPP也只是有一个自贸协定，对它的理解和分析，也要置放于学术上关于自贸协定的基本理论框架内进行。

　　关于TPP与美中两国各自战略考量的成与败，我们可以简单地说，TPP虽然还谈不上遏制中国，但富含针对中国的意味。TPP谈判不将中国包括在内是非常不合理的，坊间所说的各种理由都不成立。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中国自身的战略失误导致了美国领导的TPP的兴起。

　　美国力推TPP的战略动机

　　第一个问题是美国力推TPP背后的战略动机：TPP是不是用来遏制中国的?

　　Yes and No. 美国推行TPP，其战略目标也许说不上是“遏制中国”，因为在中国已经高度融入全球经济、且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度这么高的情况下，遏制中国并不可能，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但另一方面，也不能自欺欺人说TPP并非针对中国。在英美主流媒体上，美国推行TPP是为了制衡中国，已经成了共识。《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报道的题名就是“U.S. Allies Se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s a Check on China”(《美国盟友们视TPP为制衡中国的手段》)。美国政府官员，包括奥巴马总统本人，也多次公开表明TPP是针对中国：“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来制定贸易规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曾发表报告指出，“TPP可以保障美国的战略和安全地位”，及“增强成员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共同意识”。中国国内部分评论者对此视而不见，既是一厢情愿，更是智识和思考上的懒惰。

　　客观来讲，不管美国想不想，TPP或者任何其他东西，都不足以遏制体量已经如此庞大、且与世界各国都有广泛联系的中国。美国推行TPP，就地缘政治角度而言，是对日益增长的中国力量的一种制衡，也是对未来不测局势对预先防范，如同买个保险。TPP必须从美国的亚洲大战略讲起。小布什时期(大约是本世纪的前十年)，美国将主要力量投入反恐战争，无暇对其他地区多加关注。在亚洲地区，美国力量的维持仅靠帝国霸权的传统惯性在推动，此期间未能强化与亚洲国家的关系。而正是这一段时间，中国的国力迅速提升，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对外政策方面也由“韬光养晦”开始向“有所作为”过渡。可以说，中国这段时间的国力增强，是在美国“忽视”的情况下取得的。

　　奥巴马上台以后，努力调整美国的国际战略，不再以反恐为要务，而是重点在全球恢复美国的影响力，于是就有了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这一战略的内涵有三个方面。军事上，将美国军力重新配置，亚太地区占到总力量的60%(以前是欧洲占此等比例)。外交上，推行“巧实力”概念，充分利用区域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和美国软硬实力所能提供的保障，建立多种形式和程度的对华统一阵线。三是在经济上，借助TPP，强化美国与亚洲国家的经济关系，并在美国强力主导下为全球贸易制定新一代的规则。

　　未能进入TPP的圈子，是中国的错吗?

　　未能加入现在这个TPP，当然不是中国的错。这是因为，美国组织的这一次国际贸易谈判盛宴，虽然从来都对中国念念不忘，但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让中国加入谈判。关于这一点，坊间所流传的几个说法都不成立,且都与事实相去甚远。第一个说法是中国以“阴谋论”的眼光来看待TPP，从而拒绝加入。中国政府的确一开始对TPP谈判排斥中国表示过不快和怀疑，声言这种排他性的贸易安排不符合自由贸易精神。但很快，中国就改变了口气，表示对TPP乐见其成，商务部官员也公开表示过愿意考虑加入。而美国基于上述战略，根本不会在谈判阶段接纳中国。道理很简单，如果美国要为全球经济制定规则，则必须美国自己主导，纠合美国所能影响的伙伴国家来做。如果中国早早加入谈判，以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日益自信的运用实力姿态，势必在谈判过程中和美国讨价还价。有理无理争三分，本来就是国际贸易谈判的常态。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会大大延宕TPP协议的达成。前几年，有中国媒体人当面提问TPP应否邀请中国参加时，美国贸易代表科克(Ronald Kirk, 2009-2013年在任)冷冷地回答说，中国不需要邀请。但事实是，除了美国加入前的几个TPP创始国外，其他国家都是美国邀请的，对日本这样一开始半信半疑的，美国总统既打电话又当面劝说，软硬兼施将其拉进来。而当中国表现出参加TPP的兴趣时，美国基本上没有任何积极回应。

　　第二个说法是因为中国不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尤其是WTO规则，所以“国际社会”不想再带中国玩了。这也是忽视事实的看法。事实上，中国在遵守国际经济规则方面并不是一个差生和破坏者。以WTO而言，中国加入以后，根据WTO的规则大规模修订了国内法律和开放了市场来履行相关义务。对中国履行WTO义务的监督，有两个最权威的来源。一是WTO本身的贸易政策评审机制，它每两年对中国经贸政策审核一遍并公告天下。另外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它年年以批判的眼光审查中国在WTO的表现并发表审查报告。这两个报告虽然对一些不符合世贸规定对做法有所指出和批评，但从未指责中国严重不履行WTO义务。此外，WTO成员国之间也可以依照该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互相“起诉”，而WTO已经发展出了一个非常专业和独立的纠纷解决体系，其判决之公正合理，在国际社会颇获尊敬。中国自加入后，就成为争端解决机制的积极参与者，经常被告，后来也频频起诉别的国家。就目前数据来看，中国做答辩方的案件数，仅次于美国和欧盟。对败诉的案子，中国迄今为止也基本根据相关裁决修订了国内法和取消了不符合世贸规定的做法。

　　第三个说法是中国自身经济体制不够格，配不上TPP的高标准。必须承认这一点并非没有道理，但这是TPP自身的结构问题。TPP一方面设定高标准，另一方面又试图将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很大的国家强拉在一起。就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程度而言，越南不可能比中国更够格参加TPP。

　　世上本来可以没有美式TPP

　　但从更长远的时间段来看，TPP能在美国主导下成就今日之规模，也确实有中国的战略与战术失误的因素。2001年WTO发起多哈回合谈判的同时，贸易区域主义开始兴起，很多国家将注意力和资源投向双边或区域自贸协定。多哈回合多年没有实质进展，更加助长了这一趋势。中国不是区域主义的先行者，但看到大势所趋后也没有迟疑。2001，中国总理朱镕基提出和东盟国家签订自贸协定，后者在惊讶之余也实在无法拒绝。中国东盟自贸区框架协议2003年达成，2010年全部协议正式生效，从此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国际上引发广泛关注。在此协议刺激下，日本、韩国、印度等分别与东盟谈成自贸协议，形成所谓以东盟为中心的“东盟+1”模式。这一时期，关于亚洲如何经济一体化的讨论，还有“东盟+3(中、日、韩)模式与“东盟+6”(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模式。

　　显然，美国是被排除在这一轮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之外的。其实美国虽然忙于反恐，也对此颇为忧心。但亚洲某些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一贯的立场是不愿意亚洲之外的国家参与亚洲的事务，本质上就是将美国排除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之外。事实上，中国很长一段时间的立场相当保守，甚至反对包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的“东盟+6”模式，而是意图在东亚十三国取得经济一体化再说。这不难理解，因为“东盟+3”模式下，国力冉冉上升的中国优势明显，势必居于主导地位。

　　美国最初的反应是非官方的。2006年，美国著名智库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C.弗雷德.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提出，亚太经合组织应该大力推行“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以作为振兴全球贸易的B计划。中美都被包含进来，而且将会是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天然领导者”。这虽然是学界建议，但如果当时得到中国回应，FTAAP的谈判恐怕早已启动，自然以后的TPP谈判就根本不需要了。

　　但是，当时热心于在东亚搞小圈子经济融合的中国，对FTAAP没有表现出丝毫兴趣，反而视之为美国企图主导亚太经济秩序的一个图谋，对这个提议冷淡以待，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概念基本上在亚洲没有得到积极回应。两年后的2008年2月，即将下台的小布什政府宣布美国将会加入TPP，并邀请澳大利亚、秘鲁和越南一同加入，代表着美国挤入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正式行动开端。

　　奥巴马上台伊始，对TPP既不放弃，也不算特别热心。2009年，奥巴马在首次出访亚洲时，正式宣布美国加入TPP谈判，但并没有对此投入多少资源。当然，TPP谈判也在不疾不徐地进行，主要是因为一开始的谈判相当容易，技术官僚们依照惯性进行就可，不需要政治领袖的多少介入。当时的奥巴马，正忙着使美国总统的行事风格尽量符合诺贝尔和平奖所要求的标准，他四处推广无核世界的理念，推动美军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出，在中东和亚洲建立美国的亲善形象，有点试图取悦于全世界的意思。

　　奥巴马对华政策之方向性演进，与过去历届美国总统似乎相反。民间普遍接受的一个说法是，美国总统在第一个任期对中国往往不友好，但在第二任，“学到教训”后，对华政策会转向，变得友好。不管这是真是假，奥巴马是反着来的。他的第一任，尤其是最初两三年，对中国表达了相当的善意。也就在此时，美国学界 —— 也还是那个伯格斯滕 —— 提出了“G2”的概念，大体意思是中美两国要在重大政策上紧密协调，同进同退，共同维护世界秩序。中国国内对此的解读是，这是让中国主动服赝于美国所领导的国际体系，甘作美国领导下的“老二”，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配合美国。众所周知，中国用行动拒绝了G2的提法，此后在理念上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原则，旨在追求不卑不亢的平起平坐关系。

　　虽然奥巴马对华释放了亲善的信息，当时的中国政府对奥巴马却不够尊重，对其善意也回应不足，甚至有失基本礼节。奥马巴上任后很快访华，但中方对其接待颇为轻慢。当时的奥巴马热心于将访华作为树立自己全新形象的舞台，但对于热爱演讲喜欢沟通甚至将讲话当成表演机会的奥巴马，中方既没有安排激动人心的记者招待会(如江泽民克林顿1997年那次全球直播的招待会)，也甚至没有安排让他在中国知名大学演讲。这种既不利人也不利己的慢待，实在是匪夷所思，不知道所为何图。中国领导人也没有善用这次访问与奥巴马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

　　奥马巴上任后，所处理的第一件国际合作大事，就是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而在2009年丹麦哥本哈根的国际气候谈判大会上，发生了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插曲，也不利于中美之间的互信。当时中国、印度、南非和巴西组成“基础四国”，与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组成的“伞型集团”立场针锋相对。作为对某件事情上受到美国排斥的回应，基础四国领袖私下开了个会协调立场，并没有邀请美国参加。但奥巴马知道后自己找上门去，口里喊着在场的中国领导人的名字要求参加。应该说，在外交上这是一件相当令人尴尬的事情。在中国国内，有舆论认为这是扬眉吐气的外交胜利，迫使美国总统主动上门求肯。但在美国国内，舆论一致认为这是(中国)对美国总统的非常不尊重。

　　诚然，国家之间无恒友亦无恒敌，关系之好坏有着客观因素。但不可否认，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和国家领袖个人的好恶，也必然对此有所影响。国家与国家之间并不必然成为朋友或敌人，某种双边关系格局的形成，必然是双方通过一系列政策互动的结果。不管怎样，在第一任的两三年后，奥巴马政府正式推出“重返亚洲战略”，军事、外交、经济三条腿走路，对中国开始防范性制衡，而TPP之成功，成为这一战略的重中之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美国宣布加入TPP后，中国的应对战略的一部分，先是大力支持东盟提出的与TPP并行的“区域综合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后又高调提出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前者完全就是中国此前不太热心的“东盟+6”模式，后者也是中国此前横眉冷对的来自美国学界的提议。当然，作为因应情事变迁而作出的反应，频频出牌也可以理解。但是，这种处处被动的应对，确实反映了中国严重缺乏长远战略规划的国家能力。

　　亦步亦趋的研究能力

　　对TPP的跟踪、分析和应对，还暴露了中国学界整体上敏锐度的缺乏，以及研究能力的严重不足。如今满城争说TPP的局面，恰恰表明此前整个国家政府、学术界和媒体对TPP关注的严重不足。如今在TPP谈成之后，不合常识、空话连篇的评论满天飞，而学界仍旧缺乏有意义的解读和实际的应对之策，体现了这方面学术研究上可悲的贫乏。

　　美国推动TPP的过去数年，至少有两个节点应该引发国内政商学各界警觉。一是2008年美国宣布将加入TPP时候。国际关系上，超级大国行为无小事。TPP在美国加入前就展现高标准高起点的特征，也露出一些新规则的苗头，但因为此前只有四个小国参加而不引人注目。美国之介入，其背后必有巨大的战略意图，而有美国参加的TPP也必然会产生巨大影响，所以从这个时候就应该对TPP开始深度研究了。另一个节点是2011年，当时奥巴马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宣布要将TPP建成“21世纪的高水平贸易协议”，为国际贸易制定下一代的规则。但这两个事件似乎在国内并未引发多少注意，除了一些零星的报道和个别评论。笔者本人在2011年12月的新加坡英文媒体《海峡时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True Partnership Must Include China”, 呼吁TPP谈判不可排除中国。国内学术界对TPP研究稍微变得热络的时候，是2013年日本加入TPP谈判前后。

　　也许不能过于责怪学界，因为现有的学术体制，并不鼓励学界进行自主研究，而是驱使学者跟着政府提出的政策概念和口号走。在这个意义上，TPP“长期被忽视，一夜成热点”的现象，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来源时间：2015/10/12 发布时间：2015/10/12

旧文章ID：6458

TPP流产？美日围堵北京联盟未战已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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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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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来源：多维新闻网

　　TPP协议再遭重击，继希拉里公开反对后，美国商业组织以缺乏细节为由暂未支持TPP。这一表态，使得奥巴马政府为这份协定赢得国会支持的早期努力并不顺利。

　　综合媒体10月12日报道，由于内部存在分歧以及缺乏对协定细节的了解，美国主要商业组织暂时未对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表示支持。大型制药企业以及其他一些主要行业对TPP感到失望，长期以来一直支持TPP谈判的商业联盟表示，在没有事先与其会员进行密切协商的情况下他们不能接受这份协定。

　　在这之前，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公开表示反对。《金融时报》认为希拉里变脸凸显信誉危机，在其政治生涯中，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不幸赢得了一个她当之无愧的名声——在含糊其辞的语言包装下，频繁进行原则上的战术调整。这种立场近乎荒唐。担任美国国务卿时，希拉里密切参与了如今反对的TPP的谈判。这段插曲凸显了她的总统候选人资格存在的更广泛问题，即缺少信誉——这使得很多选民把握不准她的立场（如果她有任何立场的话）。

　　但可以肯定的是，希拉里对奥巴马政府第二个任期的最主要议题予以打击，有可能破坏奥巴马政府赢得国会对TPP批准的努力。希拉里高调反对TPP也意味着希拉里阵营同奥巴马政府的彻底切割，其目的只有一个，避免选民认为希拉里当选不过是第三个“奥巴马”任期而已。民主党即将进行一次党内候选人辩论，令人倍感尴尬的是，随着希拉里加入对TPP唱反调的阵营，届时将没有什么主要候选人支持TPP。

　　
不仅如此。早在TPP谈判之初，共同社披露美日在诸多方面都有严重分歧，并为此还公开争吵，而让双方最终选择妥协的最大因素则是来自中国主导亚投行的压力。一些学者警告，美日是TPP两大主角，在这十二个国家中，美国经济总量≥日本+10国，而日本经济总量约≥10国，从中不难看出，美国大小通吃。

　　当然，这是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但从战略的角度来看，不啻是美国又进一步将日本紧紧地搂在怀中。美国在嫌新安保条约将日本绑上美国战车仍不够的情况下，通过TPP，在经济上，尤其是在农产品上，将日本紧紧地捆绑在身上。日本农林水产省曾担忧，在设定关税的834种商品中，TPP协定生效后约有半数将撤销关税。因此，仅从农产品撤销关税看，可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日本亡国的预兆。

　　加拿大《环球邮报》认为，TPP旨在促进成员国之间的跨境贸易和投资，最终提振经济增长。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最大贸易国的中国却被遗漏在TPP之外，这就显得有些奇怪。将中国排除在外的目的被广泛认为是美国企图遏制北京在亚太地区不断增长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同时，一些专家将该协议描述为“糟糕的错误”。但是，北京真的介意吗？

　　首先，中国并不需要隶属TPP从而享受作为会员获得的那点好处。北京已经于TPP中过半的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秘鲁、新加坡、文莱和越南。通过这些安排，中国可以最小化甚至避免通常附加在中国制造产品上的进口关税。

　　此外，中国显然也不需要借助TPP强化其本已可观的世界影响力。中国是世界贸易组织中握有一手好牌的会员国，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时还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发起国，一旦运转起来，该机构将能够与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相比肩。

　　中国正着力在2020年前成长为世界最大的海外投资国，其现有的年对外直接投资额已突破1,000亿美元。在一些国家，来自中国的投资实际上已超过了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贷款，而这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除此之外，中国正在亚太地区与15个国家商讨建立自己的自由贸易协定，并有望在10年内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由此可见，TPP围堵北京联盟早已不战自溃，美日却憧憬编织的幻象。

来源时间：2015/10/12 发布时间：2015/10/12

旧文章ID：6457

除了希拉里，还有哪些美国政治大佬反对T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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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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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储信艳来源：新京报

　　5日，TPP的12个谈判国基本达成协议。这被美国奥巴马政府盛赞为“历史性”的协议。分析称，奥巴马将其视为自己的政治遗产之一。

　　7日，同为民主党人的希拉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不支持TPP。她说：“就目前我了解到的内容来看，我不支持(TPP)。我还没看到文本，也不知道具体的细节，但是我不认为现有的TPP协议可以达到我之前寄望的高标准。”

　　这番言论与希拉里此前的表态大相径庭。担任美国国务卿期间，希拉里是TPP最重要的“鼓吹者”之一。2012年，她曾经在澳大利亚表示“TPP设置了黄金标准，将开启自由、透明和公平的贸易”。

　　分析称，希拉里的言论也是她在竞选中与奥巴马政府政策的最大一次“决裂”。此前有传言，称希拉里和奥巴马长期不合。

　　希拉里并不是第一个不支持TPP的美国政界大佬。与希拉里同为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的佛蒙特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和马里兰州前州长马丁·奥马利也反对TPP。

　　7日，马丁·奥马利第一时间批评了希拉里的言论。他说：“这真是反复无常。我反对TPP，我会从一开始就告诉人们。”

　　▲2013年9月24日，美国白宫附近，数十名社会活动家戴着“奥巴马”面具、打着标语举行“反TPP”示威游行。资料图片

　　相反，一直称TPP是“灾难性协议”的伯尼·桑德斯则对希拉里表示赞赏。

　　他说：“我很欢迎希拉里能够弃暗投明。希望通过她的帮助，还有美国每一个公会和很多环保组织的努力，我们可以击败这个完全由华尔街和美国公司书写的协议。”

　　同时，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的最热门人选、亿万富翁特朗普也公开反对TPP，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协定”。

　　TPP是历史上最大的区域性贸易协定之一。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5日基本敲定了这项协议。美国国会将在90天内对协议内容进行评估和投票。

来源时间：2015/10/12 发布时间：201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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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TPP很难让美国人受益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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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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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永年来源：联合早报

　　有关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尤其是美国和日本的谈判的任何进展，经常成为本区域人们的关切。

　　人们一直把TPP作为一种国际贸易和投资形式，一种比世界贸易组织[微博](WTO[微博])更高标准的形式。因此，人们总是算计着加入TPP能够为国家带来多少的经济收益;如果被排挤在TPP之外，国家又会遭受多少经济收益。再者，人们也注意到了TPP所隐含着的地缘政治和战略考量。像越南、马来西亚那样的发展中国家被包括在内，而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则处于TPP之外。这里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地缘政治和战略的考量是显见的。因此，也不难理解，中国不仅要担忧TPP所带来的经济贸易影响，而且更是其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

　　其实，人们可以从更深层次来思考TPP这样的贸易投资形式，提出类似这样的问题：从非经济的角度来看，TPP是什么、它的实现会对当地社会带来什么影响?跳出简单的投资贸易方式，人们不难发现，形成中的TPP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资本运作方式，一种超越主权国家的资本运作方式。可以预见，一旦成功运行，TPP意味着一个新型资本帝国的形成。这个资本帝国和现在的资本全球化不同，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资本帝国，也就是超越民族国家、不受民族国家影响或者有能力逃避民族国家影响的资本帝国。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形式源于西方，自西方扩展到非西方世界。尽管非西方世界包括中国，传统上也有些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但资本从未形成过一个自主的制度。从西方资本主义演变的历史来看，简单地说，资本已经走过了两个大的历史阶段，现在要步入第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民族统一市场的形成阶段;第二阶段，是世界统一市场形成阶段;第三阶段则是今天的资本帝国阶段。就资本和国家政权的关系来说，在第一阶段，资本依靠政权力量而形成统一国家市场;在第二阶段，资本依然依靠主权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扩张;而现在的第三阶段，资本则试图建立自己的帝国，趋向于超越民族国家、脱离民族国家的控制。

　　在每一个阶段，资本运作方式的变化会深刻影响资本和政治的关系，从而是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在第一阶段，也就是西欧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资本和国家力量互相支持。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欧洲就不再存在统一的政治力量。城市国家自下而上产生，而统治城市的则是商人。国王需要扩张其统治地域，而资本需要扩张其市场，两者具有高度的一致的目标。资本出钱，帮助国王统一国家，同时也依靠政治力量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市场。民族国家统一市场的形成，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一阶段。

　　在第二阶段，资本在国内市场开始饱和，过剩的资本需要走出国门，开拓海外市场。这直接导致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形成。帝国主义强调的往往是资本和商品的输出，和对非西方世界的资源的掠夺和劳动力的剥削。作为帝国主义核心的殖民地主义，更是西方资本主义对非西方世界的直接统治。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主义的历史是血淋淋的历史。西方自由主义一直相信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但历史的事实根本不是这样。帝国主义往往动用国家的力量，用枪炮打开非西方世界的大门。

　　去资本“主权国家化”

　　随着反殖民地运动的崛起，西方资本对非西方世界的关系也开始“文明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了比较大的转变，最终形成类似于世界银行[微博]、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组织。这些组织都是西方资本和本国政府协调的产物，意在协调西方资本的行动。这些组织的形成，一方面使得西方资本更加有效地扩展到非西方国家，得到更安全的制度性保护;另一方面使得资本的行为更加具有软性，即“文明”。很显然，在这个阶段，西方主权国家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资本现在进入第三阶段，主要的特征是去资本“主权国家化”，实现资本本身的自主性和自治性，形成不受主权国家控制的资本帝国。资本帝国的形成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全球化。如同从前的全球化，这波全球化也是资本促动的，主权国家在背后支持。形成这波资本全球化的原因，除了资本逐利的本质之外，至少还有如下一系列因素。

　　首先是西方大众民主对本国资本的影响。二战之后，随着大众民主化时代的到来，选票决定政治权力，西方福利得到了快速的扩张。福利的扩张表明对资本的高税收，而高税收意味着资本必须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牺牲)和低收益。正如一些观察家所早已指出的，通过全球化，资本可以逃避本国的高税收。

　　其次是资本通过全球化逃避本国的规制。二战以来，西方普遍形成了规制型政府，对资本的运作进行各种形式的详细规制。对资本的规制也就是节制，有效地限制了资本的运作空间。这导致了资本很大的不满。1980年代英国和美国开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革命”的核心，就是给企业(资本)“松绑”，即大大减少甚至取消对企业的规制(de-regulation)。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新自由主义减低经济规制是直接关联的。

　　其三是工业资本主义转型成为金融资本主义。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资本需要主权空间，具有主权国家边界，但金融资本则没有边界，或者不需要民族国家这个边界。西方金融经济本来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也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金融经济开始脱离实体经济，本身成为一个自主的经济系统。而包括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在内的高技术发展，更强化了金融资本超越主权国家的能力。金融资本也就是今天资本帝国的核心。金融资本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要把所有的事物货币化，并且能够在全球内流动。

　　今天的资本帝国对主权国家和社会正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首先，资本脱离主权国家的控制。如果把一个社会的权力分成资本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只有资本是可以流动的，而政治和社会是不可流动的。资本的流动性决定了它有能力脱离本国政治和社会的控制。从前人们说是跨国企业，但今天的跨国企业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全球企业，独立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控制。很多全球性企业不仅其经济规模可以和很多国家的经济规模相比拟，也很难说是属于哪一个国家的，受哪一个国家控制。例如华尔街是自主的，美国政府很难主导华尔街。例如，华尔街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源，但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除了拯救华尔街之外，又做了什么呢?尽管深处危机，但华尔街投资银行总裁仍然享受天价的工资和奖金。很少有政府可以对庞大的资本说什么、做什么，但资本反过来则是可以绑架政府的。

　　其次，国家政治的“中央化”和“国际化”。政治本来就是地方的，尤其在民主国家。不过，在资本帝国的情况下，国家政治尤其是行政当局的关切越来越“中央”或者国际化，即国家和国际层面的事情。这是因为全球化所致。在全球化下，政府和资本是一对矛盾。全球化是一个既不可避免、也是各国都想加入的进程。因为加入全球化意味着资本的进入，和资本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政府如果不能善待资本，资本就会跑掉，而导致国家的发展问题。这使得各国政府必须关切国家和国际层面的问题，而往往和本国地方政治脱节。这在欧盟内部表现尤其明显，各成员国往往忽视本国内部的问题，而过度关切欧盟甚至国际问题。

　　政治的地方化和碎片化

　　其三，与第二点紧密相关的便是政治的地方化和碎片化。因为执政党过于注重中央和国际层面的事务，国内的地方事务经常被忽视。这次英国的选举所体现的变化很能说明这个趋势。传统的保守党和工党是整合英国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两大支柱，但现在都开始衰落。而政治的地方性质并没有改变，保守党和工党的衰落，导致了两个主张“地方独立”的地方政党崛起，一个是主张苏格兰从英国独立出来的政党(苏格兰民族党)，另一个是主张英国脱离欧盟的政党(英国独立党)。尽管保守党继续执政，但国内政治版图的碎片性质很难改变。保守党仍然必须履行国内大规模分权、举行脱离欧盟公投的承诺。其他欧洲社会也都有类似的政治情势。希腊和欧盟之间的紧张关系，便是一个主权国家和一个超主权组织之间的矛盾。

　　美国的黑人种族问题由来已久，但经济全球化在恶化着情况。全球化使得美国内部的收入极端不平等，黑人的经济弱势地位凸显出来。黑人的愤怒表明对整个体制的不信任。实际上，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在扶持资本进行全球化，对国内事务的关切远不如对国际事务的关切。奥巴马成为总统之后，想进行一项只涉及到3000万人口的医疗保障改革，但不了了之。和地方政治的脱节，已经使得西方政治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向，对西方政治会产生长远的影响。

　　在资本的巨大推动下，美国政府在大力推动TPP。TPP如果形成，必然能够为美国的资本带来巨大的利益，但能够为美国人民带来同样巨大的利益吗?从过去数十年全球化的经验来说，答案几乎是否定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激进化成为必然。美国已经取消了政治捐款的限制。从长远来看，现在“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便会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为“一元一票”的民主。尽管美国社会表面上是多元的，具有多元的媒体，但多元背后都是由资本操纵，普通人民除了在不同的资本之间进行选择之外，并无任何权利。有美国政治家早就指出，美国民主是富豪的民主。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在考量TPP这样的贸易投资组织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必须考量其所包含的巨大的社会政治风险，尤其是国内内部的社会政治治理结构问题;否则，一旦资本帝国掌控一切，社会会变得越来越不公平，也越来越难以治理。

来源时间：2015/10/12 发布时间：2015/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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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剑峰谢婷婷：TPP升级成亚太自贸区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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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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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剑峰，谢婷婷来源：中国网

　　2015年10月5日，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TPP)的12个谈判国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上达成基本协议，同意进行自由贸易并在投资及知识产权等广泛议题领域内达成一致意见。对于奥巴马政府而言，TPP协议虽然初步达成，但由于还需得到美国国会的通过，而其他参与国政府也需获得各国立法机构的批准，现阶段更像是起点而非终点。TPP协定作为奥巴马最重要“政治遗产”之一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部分绝非最终目的，打造所谓的21实际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可被看作是为实现主导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阶段性目标。美国有意将TPP谈判打造成为亚太自贸区协定范本，从而主导亚太自贸区谈判进程，实现地域范围和经济总量的扩张，完成其“重返亚太”的野心。

　　亚太自贸区的建设构想

　　早在2003年，新西兰学者罗伯特·斯珂利(Robert Scolly)便提出应当整合亚太地区日益增多的双边或多边自贸协定，为今后的亚太自贸区协定奠定基础。2004年4月，加拿大代表在亚太工商咨询理事会上提出了建立亚太自贸区的构想，并委托斯珂利撰写了有关筹建亚太自贸区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虽然这一设想得到各方的广泛关注，但却并未在APEC领导人会议上获得进一步讨论或筹建的实质性承诺。由于在APEC釜山会议之上关于构建亚太自贸区的设想未得到正面的回应，工商咨询理事会决定委托太平洋合作委员会作为组织、协调和实施者，邀请来自美国、中国、日本、新西兰、新加坡和印尼的9名专家分别撰写关于亚太自贸区可行性研究报告，并与2006年10月完成。报告分别从APEC贸易投资自由进程、多边贸易体制的前景与APEC合作的策略选择、亚太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整合以及美国、中国、日本、东盟等经济体的推动和加入亚太自贸区的政治经济分析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此份联合报告在APEC第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得到了关注，在会议达成的《河内宣言》中，领导人们指出，“我们认识到亚太地区飞速的经济发展将各成员越来越紧密地联系起来，注意到工商界关注本地区不断出现地各种不同类型地FTAs/RTAs给其带来的影响，重申对推动本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承诺并将不断加强努力”。会后，各国领导人也要求国内进一步研究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途径和方式，包括将亚太自贸区作为一个愿景加以研究。

　　现阶段，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目标是逐步将APEC整体推进到亚太自贸区之中，形成经济一体化组织，建立亚太自贸区实际上是将一个开放的论坛性质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建成封闭的自由贸易区。而对于如何构建亚太自贸区这一问题，各国也是提出了多种设想。其中得到普遍接受的方案是通过确立自贸区最佳范例及示范条款方式，鼓励亚太地区现有自贸区协定逐渐统一相关条款，从而促进各成员国自发地实现不同自贸区的归并和统一，进而在亚太地区建立涵盖所有APEC成员国的大型自由贸易协定。《茂物及后茂物时代的横滨愿景》中提及，未来的亚太自贸区协定应该是一个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10+3”、“10+6”、TPP等均是实现亚太自贸区的可能路径。APEC可发挥孵化器的作用，通过提供政策指导和智力支持，明确、塑造和解决亚太自贸区面临的“下一代”贸易与投资问题。同时，可以通过继续推进投资、服务、电子商务、原产地规则、规则一致化、贸易便利化、环境产品服务等专业领域倡议，推动亚太自贸区的建设。

　　升级成亚太自贸区的可行性

　　随着2013年7月日本的加入，12个TPP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和达到26万亿至27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的近40%，且占世界贸易总额的约三分之一，超越欧洲经济规模，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区。自此，TPP谈判也实现了从“亚太地区一体化边缘”到“亚太地区一体化中心”的巨大转变。以TPP谈判为范本，主导亚太自贸区的建设进程，美国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量。

　　从经济层面考量，当前TPP谈判的12个成员国的GDP占APEC总额的70%以上，未来升级成为亚太自贸区后，经贸利益潜力更为巨大。根据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初期的研究表明，亚太自贸区如果得以实现，将令APEC所有成员国从中获利，而东亚国家从中获得的经济收益将远超东亚自贸区中获得的收益。斯克利(Scollay)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测算后指出，亚太自贸区与东亚自贸区以及APEC最惠国待遇更有利。吉尔伯特(Gilbert)等的研究也表明APEC21个成员国的亚太自贸区将比东盟“10+3”或是东亚自贸区带来更达的福利改善。美国的一项关于推动TPP和亚太自贸区的研究也表明，当TPP扩容成为亚太自贸区后，TPP成员/潜在成员的经济福利水平将整体得到显著提升(详见下表)。也正是在这一利益的驱动之下，美国与其他TPP成员国积极推进TPP升级打造成为亚太自贸区。

　　TPP/FTAAP给予TPP成员/潜在成员带来的经济福利

　　TPP成员/潜在成员：TPP/FTAAP

　　美国0.6/1.4

　　日本1.0/1.6

　　马来西亚14.3/39.4

　　新加坡7.2/11.0

　　越南32.1/50.1

　　文莱13.3/31.7

　　澳大利亚1.7/2.3

　　新西兰4.8/6.5

　　加拿大2.0/1.8

　　墨西哥7.0/9.5

　　智利6.5/7.3

　　秘鲁6.0/5.8

　　韩国5.2/6.6

　　菲律宾-0.7/12

　　泰国-1.5/19.3

　　台湾-0.8/11.1

　　从政治层面考量，美国利用东亚地区的结构性矛盾加紧“重返亚太”的步伐，强化东亚防御军事同盟关系，增加澳大利亚永久驻军和宣布海空一体化战略，防范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美国将中国作为其主要的竞争对手，遏制中国就成为美国首要的战略目标。随着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需要在世界贸易组织和传统的自由贸易区框架外寻求制定新规则的平台，从而实现有效的制衡。美国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认为，在与国家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中国已从国际体系外转入国际体系内并成为这一体系的积极构建者和受益者。原有的WTO或APEC平台都不足以与美国的利益相契合，因此，美国建立了一个超越WTO和传统的APEC模式为全球贸易体系制定新的规则，以提高中国加入的门槛。TPP作为一个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范本，将中国排除在外，从而阻止中国试图主导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而如果TPP协定一旦成为亚太自贸区谈判的范本，美国将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与主导权，在中美博弈中处于主动地位。

　　目前的TPP也确实具有升级成为亚太自贸区建设范本的可能性与潜力。首先，TPP12个成员国地跨亚洲、美洲和大洋洲，与亚太自贸区的设想范围基本吻合;其次，TPP拟涵盖的贸易自由化领域也与亚太自贸区所追求的目标基本一致;此外，TPP的开放条款为其最终扩大到所有的APEC成员提供了制度保证。美国负责APEC事务的官员麦克拉克(Michalak)在2011年4月接受访问时表示：“TPP是目前为止可以让各经济体坐在以期讨论有关21世纪自由贸易协定的唯一途径……TPP为构建亚太自贸区提供了一种可能”。TPP其他成员国也对升级成为亚太自贸区颇感兴趣，指出亚太自贸区应该以“两阶段途径”(two-tier approach)推进，TPP是其中的第一阶段，以后逐渐吸引更多APEC成员加入。

　　中国如何应对新形势

　　谈判多年的TPP协定在短时间内迅速签订，表现了美国力求突破取得成果的决心。而此举会不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冲击，短时间内或许还无法显现，毕竟面对各国内立法机构与利益团体的阻碍，TPP谈判还有相当一段路程要走。而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也更有意愿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有所作为。在2014年11月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指出：“随着综合国力上升，中国有能力、有意愿向亚太和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特别是为促进区域合作深入发展提出新倡议新设想。”例如，“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而言，不仅能对冲美国主导地试图绕开鼓励中国而推进TPP、TTIP，还能有机会在“一带一路”经贸中抢占全球贸易新规则制定权。

　　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权力格局的变化，使亚太地区秩序面临新的挑战，美国携TPP高调“重返亚太”，企图通过主导亚太自贸区的进程打压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地区影响力，而中国则可以利用“一带一路”主动加速主导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在建设亚太自贸区过程中发挥实质性影响，提升自身的亚太区域经济影响能力。

来源时间：2015/10/12 发布时间：2015/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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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李永忠：“一案双查”倒逼党内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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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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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墨宁来源：《南风窗》2015年20期

　　河南省新乡原市委书记李庆贵被免职成为一起追究“主体责任”的典型案例，首先是因为他的级别高，其次是因为即使已经临近退休，也不能免责。正如年初王岐山在参加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分组讨论时所说“应该发现问题没有发现就是失职，发现了不报告、不处置就是渎职!哪怕离开原岗位了也要问你的责!”

　　但李庆贵案例的意义也不止于此，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对此进行了解读。

　　追责有利于反腐高压向下传导《南风窗》：你为什么认为河南省新乡原市委书记李庆贵的案子会成为追究“主体责任”的转折点?

　　李永忠：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尽管提出了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但在实际中是比较难操作的。这次河南省既追了新乡原市委书记的责，也追了原纪委书记的责，市委书记被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职，纪委书记被免职、诫勉谈话，而且高调“宣传”，说明中纪委想以此加强对全党的“两个责任”的案例教育。我认为，两年多的强高压查案纠风反腐，已经倒逼了党内的体制改革，包括纪检监督体制改革和形成科学权力结构的改革，而“两个责任”的提出并落实，会加大倒逼力度，是以暴露问题倒逼促改革的一个序曲。

　　《南风窗》：各地通报的案例中，负有领导责任的有些是党委或者党组一把手，有的是分管某单位的领导，谁来负主体责任究竟是怎么划定的?

　　李永忠：主体责任首先是党委的责任，同时也是党委书记的责任，还是党委常委、委员的责任、党员领导干部的责任。所以，主体责任不仅仅限于党委，在分管的过程中，党员领导干部都要履行“党要管党”、“党要管党风廉政建设”，这就是党员领导干部的“一岗双责”。划分范围主要是按照职责权限，比如一个副县长，又是县委常委，在他分管的政府工作里，既要抓经济建设，又要抓党风廉政建设。他如果只抓了GDP，只注重自身廉洁，但是他管辖内的财政局长、税务局长贪污贿赂横行，风气败坏，他就得负这个责任。这里面的责任既有领导责任，又有政治责任。

　　《南风窗》：各地近一年多来都在落实“两个责任”，追究的范围也比较广，公车私用、办公室超标、乱发津补贴、工作日午餐喝酒都可能追究上级的责任，现在是不是有扩大化的趋势?

　　李永忠：现在主要是因为要保持两年多的反腐败高压态势，收敛收手已经很明显了，但是相对来说，层级越往下压力越小。今年4月，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忻州座谈会上说，以2014年为例，省、市、县、乡各级工作并不平衡。2014年，省纪委立案数同比增长235.5%，市纪委立案数同比增长84.1%，县纪委立案数同比增长34.2%，乡镇纪委立案数同比下降0.1%。因此，王儒林总结了一句话：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

　　反腐败两年多纠风查案，上面严了，但是下面并没有都严起来，所以不能仅仅满足于纠风查案的单线传导压力，还必须通过“两个责任”这条线，形成层层传导压力的复线，压力通过复线传导，不仅能加快传导速度，而且有利于巩固两年多取得的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讲，就传导压力而言，追责比查案还要有效和科学一点。查案纠风、“打虎拍蝇”是针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而追责是正在发生的事情，追责不是说你本身有罪案在身，而是说你对职责内的严重违纪违法熟视无睹，对权限内大面积的弊端无动于衷，因此既要查办违纪违法的当事人，又要追你的领导责任、政治责任。王岐山所说把纪律挺在前面，其实就是把责任挺在前面，这个关口就前移了。当追责形成制度，履职就会成为习惯，就会推动改革。因为在追责的过程中，纪委会发现，不改革纪检体制，纪委就难以履行监督责任;党委书记也会发现，不改革党委领导制度，他也难以担当起主体责任。通过试点先行的全面深化改革，党内权力合理分解，就会如习总书记所说—“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纪委就会由同体监督变为异体监督，这些都会在追责过程中会促进改革的发生。

　　暴露问题促进改革

　　《南风窗》：从公开报道看，有的市委书记也感到委屈，他们会觉得县委书记和班子成员都是省管干部，是省委选拔考察任命的干部，怎么监督他们?在追责的过程中，会与现有的干部体制发生不适应吗?

　　李永忠：在追责的过程中，首先感受压力的是纪委书记，他会说我根本监督不了这些人呀，我也是党委成员之一，他是我的平级，资历比我老，我怎么追他的责。而且，我归你上级纪委领导，但同时也归同级党委领导，上级纪委让追责，同级党委让保护，我听谁的?敢认真追责吗?上级纪委仅仅把书记、副书记的提名权收走了，我将来的出路也不是上级纪委就能安排的，把同级党委的人全部得罪光了，将来谁来安排我?同级党委书记也会不服气，他会讲，上级党委管干部，又不是我任命的，我对他的人事权都管不了，怎么能管住他不犯错误，应该追上级党委组织部的责任，不应该追我的责。当然，这个话他们不敢讲出来，但心里有可能是这么想的。党委书记会觉得，我既管决策，又管执行，为什么出了事所有的板子都打在我身上。而且常委会的班子是上级党委选配的，而不是我组阁的，我看谁不行，也不能把他免了或者换了，追究这个主体责任也是很难的。

　　所以，追责的时候，这些体制机制制度弊端和不适应之处就会表现出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推进试点，通过试点看怎么追责合情合理，把试点的成功经验推广，以案例为导向。今年6月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讲到了试点是改革的重要任务，更是改革的重要方法。我以为，敢于先行试点突破，就是地方在改革中的重要任务;及时发现试点，并肯定、鼓励、支持、规范、推广试点，更是中央在改革中最重要的方法。

　　《南风窗》：“一案双查”、追究“两个责任”会不会给纪委办案增加难度，除了遇到体制上的弊端，具体操作的时候会还会碰到哪些问题?

　　李永忠：“一案双查”是一种非常好的办案方法。好的办案应该分为两半，前一半是把案子查清楚，惩处违法违纪的人，后一半则更多要弄清楚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多腐败官员，他们是怎么把钱捞走的，体制、权力结构出了什么问题。所以，后一半的工作更困难。

　　80年代初，原四川省渡口市攀枝花冶金矿山公司会计青素琼贪污案轰动全国，在职期间，她贪污国家基本建设拨款26万余元，这在当时是个不得了的数目。当时，省纪委有个领导说了句很有水平的话：“关键不在于她捞了多少，而在于她是如何捞走的。”但是，30多年来，我们都只关心捞了多少，很少有人关心他们是如何捞走的。所以，反腐就成了割韭菜。十八大之后查了100多个高官，但是这些高官是怎么腐败的，权力结构的问题、选人用人体制的问题在哪里?现在的“一案双查”也仅仅做到了不但查你，还要查你在谁领导下，他为什么没有起到监督作用，没有起到领导责任。接下来，随着“一案双查”工作的深入，必然会触及权力结构、用人体制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这就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同时，加强纪委监督的独立性，为什么巡视组敢监督，中央纪委立案审查的领导干部中“一半以上的线索是由巡视组提供的”，就是因为它相对独立于被监督的对象，才会有这个功效。

来源时间：2015/10/12 发布时间：2015/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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