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达巍  来源：国关前沿通讯

　　从近几天的媒体报道看，在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大力推动和职能部门的艰苦努力下，9月22日开始的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将会是一次成功的访问。

　　两国舆论基调均开始转向积极。除此前普遍预期的两军关系、气候变化等议题上的新成果外，中美似有可能在《双边投资协定》、网络安全这两个极为关键的议题上有所突破。如是，在2013年6月“庄园会”、2014年11月“瀛台会”之后，中美两国将在三年内迎来第三次成果丰硕、意义重大的元首峰会。

　　不过回头看前两次峰会，2013年6月“庄园会”后中美关系态势一度比较积极，但是2013年11月底之后则开始急转直下，直到2014年7月战略与经济对话之前才开始回暖。2014年11月“瀛台会”取得相当丰富的成果，中美关系再度被推上一个小高潮，但是从2015年春季开始，两国关系再次因为南海、网络乃至中国内政问题而开始下行。美国国内出现了一场对华战略辩论，“中美关系悲观论”一时成了太平洋两岸舆论的主流。

　　高层会晤一直在中美关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稳定剂”的作用。在过去三年中，中美关系对元首峰会的“依赖”似乎更加明显。从积极角度说，中美领导人高度重视中美关系稳定，总是能够登高望远、引领关系发展。从消极角度看，中美关系这列火车迄今尚未实现“自动驾驶”，必须依赖“司机”来人工驾驶。繁忙的“司机”一旦将手离开档把，列车的运行就会颠簸起来。因此，已有中国学者预测，此次元首峰会后中美关系在下半年又会出现冲突。

　　中美关系离开高层投入就会“漂流”的原因，一方面当然在于客观存在的所谓“结构性矛盾”，例如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紧张、政治制度与价值观的差异等等。领导人高层管理不及，这些矛盾就会凸显。

　　另一方面，中美两国近年来实力对比大幅接近，两国对外战略都有重大调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美两国各自内部对中美关系缺乏共识，则在主观上导致“漂流”现象雪上加霜。由于在中美关系的一些基本的问题上缺乏共识、主流意见不明显，两国内部多种自相矛盾、力量相当的声音并存，除非最高领导人借峰会之机大力推动乃至一锤定音之外，更多时候两国关系似乎只能听凭矛盾积累、恶化而迟迟得不到解决。

　　例如，中美两国究竟如何看对方、如何认识对方的战略方向、战略意图?这是中美关系中的最基本的问题。尽管中美关系在经贸、人文等双边层次以及在很多地区、全球事务上都有密切合作，中美关系合作面与竞争面长期并存是一个事实，但两国国内似乎都存在一种“政治正确性”，从学理层面说则是一种过度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导致双方倾向于消极解读对方长远意图，倾向于将对方按照敌人、敌手来理解，且要“料敌从严”。只要中国继续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美国那边就难以避免“标签化处理”，原来总觉得中国是苏联，现在又疑虑中国在走俄罗斯的道路。中国这边呢，很多人相信“美国不搞我们是不可能的”，“美国绝不可能老老实实让中国崛起”，谁要是想做稍微复杂一点的论证，往往会被认为“太傻太天真”。

　　再比如，中美两国各自对另一方的战略究竟是什么?从1970年代末到大约10年前，中国完成了融入国际体系的任务，美国也完成了拉中国入国际体系的任务。在此之后，中国对美战略、美国对华战略分别是什么，急需明确。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并且不断努力丰富这一倡议的内涵，寻求与美国达成长期的战略稳定关系，但是我们国内是不是还有很多人认为“新型大国关系”是“忽悠”美国人的，或者是“缓兵之计”呢?而美国呢，奥巴马政府除了刚上任的第一年，时任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提出“战略再保证”之外，六年来没有拿出过像样的对华战略论述，只是把对华战略放在“亚太再平衡”的大框架之下，导致中美关系经常成为“再平衡”的牺牲品。

　　第三个基本问题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最近笔者参加了一次中美学者的闭门研讨会。一些美国学者很关心的问题是：对中方而言，中美关系还是不是“重中之重”?中方是否还认为中美关系是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为何不太能从中方的官员学者中听到这个表述了?从中国学者的角度说，美方总说中美关系重要，可却又不断重申美日关系才是其亚洲政策的基石。美国言辞与行动给中国发出的信号，不是欢迎中国在亚太变得更强大，而是美日在联手制华。笔者认为，以中美两国的重要性来说，中美关系当然是“重中之重”。只不过，中美关系的稳定或许没有那么压倒一切了。过去六七年，中美两国(特别是中国)对中美之间矛盾冲突的接受度上升了。我们要做的，是将这种无法避免的矛盾和冲突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笔者头脑中的第四个基本问题是，当今国际体系的性质到底能否允许中国“和平崛起”，甚至“和平超越”美国?美国人会不会突然在金融上“搞”我们一下，让我们的发展成果前功尽弃?会不会有一天一觉醒来，马六甲海峡被别国掐断，导致我们没油用?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中国未来究竟是继续在“体系内崛起”，并对体系加以改革，还是“另起炉灶”、分庭抗礼。美国官方当然一直说欢迎中国崛起，但是美国在亚投行问题上的“膝跳反应”式的反对，对中国“一带一路”等倡议的冷淡，在TPP问题上毫不讳言的经济战略竞争色彩，给中国传递的信号显然并不友好。

　　老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只靠火车头带的火车，是跑不过每节车厢都有独立动力的动车或者高铁的。中美关系中的基本问题当然还有很多。这些问题不想明白，中美关系无法成为一列动车，或者每节车厢的动力不会朝向同一个方向。

　　值得庆幸的是，中美虽然有诸多矛盾分歧，两国关系中的竞争面虽然还在上升，但是两国领导人和有关职能部门已经在迅速行动起来，一方面在为中美关系建立“托底”机制，在军事互信、网络安全等问题上形成机制;另一方面不断扩大中美合作，推动联合应对气候变化，鼓励双向投资和贸易发展。美国方面虽然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不大“感冒”，但是在实践层面，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已迈出坚实步伐。

　　在中美关系上，两国领导人似乎比各自国内很多人思想更解放、行动更坚决。最重要的是，他们已经用他们的行动指明了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也给本文讨论的那些基本问题拿出了答案。

　　(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

来源时间：2015/9/24   发布时间：2015/9/24

旧文章ID：6097

作者：陈东晓  来源：《人民日报》

　　自中美两国就共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以来，双方在拓展务实合作、有效管控分歧等方面已取得一系列“早期收获”。当前，国际格局以及亚太局势正经历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中美两国自身也步入转型发展的又一关键阶段。新形势下，只要双方抓住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这个宝贵契机，向世界展示中美两国有意愿、有能力合作共进，相互助力而非相互拆台，相互包容而非相互排斥，相互协同而非唯我独尊，就能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注入新动力，使中美两国共同成为维护21世纪国际秩序稳定和有序演进的重要支撑。

　　中美两大经济体加强合作和协调，将为维护一个增长、开放、普惠的国际经济体系提供“双引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世界经济弱势复苏的脆弱和分化特征显著，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诸多短板依然严峻，各大经济体政策的协调不足甚至相互抵触，势必进一步加剧世界经济的整体风险。作为占世界经济总量1/3以上的两个最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在阻遏危机蔓延，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合作改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等方面已发挥出关键作用。当前中美两国需要相互助力，克服国内阻力加快自身的经济转型升级步伐，扩大包括国际产能合作等来提升世界经济有效和可持续需求，促进全球多边贸易投资体系的开放和普惠，积极化解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系统性风险，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和发展。

　　中美两大战略力量加强包容和互信，将是建设一个均衡、稳定、有效的国际安全体系，尤其是亚太安全体系的基础。当前，新老安全威胁和挑战交织叠加，国际安全领域的竞合态势和相互依存同步升级，但是基于零和博弈、对抗遏制理念的军事安全同盟仍颇为盛行。需要指出的是，冷战思维和排斥异己的“小圈子”合作机制不仅会加剧国与国之间的战略怀疑和安全困境，而且也制约各国扩大安全合作、应对日益严峻复杂的安全挑战的巨大潜力。中美应当创新思维，突破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瓶颈，用“相对安全”而非“绝对安全”的思维来确定各自的安全目标，用“共同安全”而非“单方面安全”的思维来界定双方的安全利益范畴，用“合作安全”而非“零和对抗”的思维来设计中美维护地区和国际安全的路径和机制，带动亚太地区乃至整个国际安全秩序向着更加均衡、稳定和有效的方向发展。

　　中美两大治理力量加强协同和创新，将为全球治理体系提供更多优质、高效的公共品。随着全球治理领域的广度和深度日益扩展，一方面，国际社会对于全球化基础上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意识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包括海洋、网络、太空、极地等一批新公域的加入，不但进一步凸显了全球治理的复杂性、竞合性和非对称性，也加剧了国际社会对于公正、高效治理的需求和当前全球治理供应不足之间的矛盾。中美是影响全球治理体系发展的两大关键变量，中美协同不仅能够为全球治理体系提供大量的物质公共品，而且还能充分发挥两国优势互补的特点，通过创新治理理念和路径，来共同应对包括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水、土壤和粮食安全等人类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威胁和挑战，共同推进全球新公域的建章立制和有效治理。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来源时间：2015/9/24   发布时间：2015/9/24

旧文章ID：6096

作者：孔杰荣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编者按：上周五，中纪委在一份声明中说，温州商人杨进军因涉腐败指控将被从美国遣返回中国，他是受中国政府通缉的100名逃往国外的“红色通缉犯”之一，也是被遣返的第一人。上个月，《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政府要求美国政府帮助逮捕并遣返令计划的弟弟、中国富商令完成。令计划是在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中落马的最高级别的中共官员之一。本周，习近平将正式出访美国，并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会晤，令完成案所涉及到的遣返逃犯问题是这次访问中备受关注的议题之一，中美领导人有可能对此进行讨论。美国是否应该帮助中国查找并遣返那些受到指控的逃犯?鉴于中美之间没有签署引渡条约，帮助这些逃犯归案的过程将会怎样?下文回答了这些问题，英文版最早发表于中参馆(ChinaFile)。

　　我是中美合作的虔诚信徒。和很多美国人一样，我支持习近平举世瞩目的反腐败运动。我乐于见到美国摆脱从中国或其他国家潜逃来美的真正腐败的逃犯。然而，对于中美引渡条约谈判而言，我无法想象会有一个比目前更糟糕的时间点，除非中国再次陷入一次“文化大革命”或者像“六四”事件那样的对年轻人的屠杀。

　　美国和大多数民主国家都未与中国签订引渡条约，这是有原因的：在天安门悲剧发生26年之后，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仍然没有达到法律正当程序的国际最低标准。确切地说，自从习近平掌权之后，尽管不乏对依法治国的溢美之词，但事实上，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却一直在朝着错误的方向稳步迈进，这并非什么国家秘密，也不是只有中外法律界才知晓的动向。

　　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共产党目前正对中国的人权和刑事辩护律师发起残酷的袭击。直到最近，尽管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不幸被告经不公平的法律程序被定罪，我仍寄望实务能够尽快体现立法进步，例如在刑事审判中排除非法取得的口供证据。不幸的是，这个规则在五年之后仍未成为“活的法律”。大多数中国法律改革者长久以来不得不从完善法条的角度获得自我满足，他们无力操心法条无法得到实施的现实。

　　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中国，并非实务操作逐渐向立法靠拢，而是立法被修改以适应实务操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在推动一系列全面的立法议程，其目的是确保中国成为一个事实上由警察和其他国内安保势力把持的军事要塞。因此，新的《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草案)》、《反恐怖主义法(草案)》和《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均旨在切断与那些传播诸如宪政、独立法官和不受拘束的刑事辩护律师等“敌对”概念的西方组织的交流。作为这场立法袭击的组成部分，刑法本身也将遭到修改，以致于任何胆大包天到妄图在法院掀起积极防御的律师都可以被轻易判处长达三年的有期徒刑，就此终结他的职业生涯。而且，任何律师，如果向任何人——哪怕是证人、同事或者被告家属——泄露任何被认定为“不公开”审理的案件的相关信息，那么该律师也会遭到类似的惩罚。比如重大腐败案件就常常属于“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再者，为了进一步限制刑事辩护律师，司法部一直主导着规制律师在法庭内外行为的法律职业伦理规范的修订工作。

　　我们还必须承认，无论这新一轮的立法有多危险和令人失望，在今天的中国，正如当前针对律师的攻击所体现的，败坏法治的行为仍然继续凌驾于法律之上。确切地说，中国的刑事辩护律师在个案中经常遭到绑架、酷刑、非法拘禁、逮捕和起诉、失业、被吊销律师执业执照和其他形式的恐吓。甚至不仅是他们自己，就连他们的家属也会面临相似遭遇。然而，最近几周的情况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是，针对数百名维权律师及其工作人员的肆无忌惮的攻击同时发生在中国多个城市，无论他们目前是否涉及具有争议性的案件。这一波打压是为了摧毁任何可能的残余威胁——阻止刑事辩护律师在审判中发动积极辩护，或是在更为广泛的公共舆论领域挑战政府权威。

　　在这种情况下，有哪个民主政府会与中国协商引渡条约?美国政府充其量只能仔细审查中国提出的每一个案件，看嫌疑人是否看似违反了美国有关移民、财务或其他法律，然后与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以及中国官员开始讨论是否能就该具体个案找到解决方案。这种非正式的讨论必然是不透明、秘密且复杂的，正如涉及三名前中国银行员工的案子。这三个人被指控于十多年前携5亿美元巨款潜逃美国。他们当时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回到中国，接受由中国政府事先决定的除死刑以外的任何有期徒刑，要么留在美国面临起诉，因违反联邦法律而注定面临更长的刑期。他们可能考虑的其他因素还包括，有关退赃的规定、配偶因涉嫌其中所面临的刑罚，以及如何安置家庭成员。其中一位嫌疑人，在与美国检察官协商辩诉交易和中国方面的双重压力下，选择立即返回中国并且在中国监狱服刑12年，另外两位则决定留在美国，拒绝认罪，冒险选择了陪审团审判。但是他们最终被判处有罪，获有期徒刑逾20年，之后还可能被遣返回中国。

　　不论是选择在美国接受刑事制裁，或者是在美国刑事追诉的威胁下“自愿”回到中国接受刑事制裁，这两种情况到目前为止都是极为少见的，不过它们也不是在引渡外逃的腐败嫌疑人以外，现有的唯一替代性做法。目前主要的做法是，将那些被认定在进入美国时违反美国移民法的嫌疑人驱逐出境或者遣返。但是，和引渡一样，这些措施也会引发有关人权问题的担忧。如果某个国家因存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拒绝给予嫌疑人公平的审判、把腐败案件的起诉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等情形而臭名昭著，那么由这些问题引发的人权顾虑就可能阻碍嫌疑人被遣送回国。可能会有更多的外逃人员被关进美国针对非法移民的羁押场所，而非正规的美国监狱。

　　今年3月，继“猎狐行动”之后中国启动了“天网行动”，要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三个外逃人员首选目的地的政府加大协助力度，以便遣返红色通缉令名单上的一长串外逃嫌疑人。据我们所知，尽管中美两国法律体制大相径庭，但是美国政府似乎正努力地在美国法律体制所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回应中方的要求。近几年来，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定期进行会晤协商。今年3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和中国公安部达成了一项协议，虽然协议的内容简介已公开，但是如果要获取协议全文，可能需要根据美国《信息自由法》提起要求政府披露相关信息的诉讼。中国公安部声称，美国政府部门对中国的法律制度存在“偏见”，而且“错误地认为中国不会公正审判这些嫌犯。”美国国务院已经明确声明，美国不会强迫任何外国人返回一个无法提供公正审判的国家。

　　美国并不想进一步变成外国犯罪分子的藏身天堂，但是也不希望进一步实施侵犯人权的行为。是时候轮到中国从根本上改进它的刑事司法制度了，中国需要达到其在1998年签署但至今未批准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标准，履行其已作出的其他国际人权承诺，比如遵守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然而，鉴于目前整肃人权和刑事辩护律师的运动，要实现真正的依法治国，前景惨淡。

　　作者孔杰荣(柯恩，Jerome A. Cohen)，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亚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兼任资深研究员。亚美法研究所译。

来源时间：2015/9/23   发布时间：2015/9/22

旧文章ID：6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