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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战略 加剧台湾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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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胜云  来源:中评社

沃德(北京)研究院研究员杨胜云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2月号发表专文《拜登政府对华战略转型对台海安全形势的触动影响》,作者认为:拜登政府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标志着美国对华战略转型基本完成,其涉台政策取向也相应做出调整,正在对台海安全形势产生触动影响。美国将中国视为“首要战略对手”,强化了其阻挠两岸统一和实施“以台制华”政策的坚决性和长期性;美国“三位一体”的对华方针思路,促使其涉台政策举措更具综合性和谋略性;美国重拾冷战思维,赋予其打“台湾牌”以强烈的阵营对抗性和战略压迫性。在推行对华战略的过程中,美国与中国的结构性矛盾将持续外化,在台湾问题上的碰撞势必加剧。今后一个时期,在美国的带动下,外部势力介入台湾问题的深度广度将呈较快上扬之势,中国面临的“反干涉”挑战要大于“台独”分裂活动带来的风险。文章内容如下:

从特朗普入主白宫开始的美国新一轮对华战略转型,随着拜登政府2022年10月发表《国家安全战略》大体完成。在赢取“大国竞争”的战略目标牵引下,拜登更注重发挥台湾问题在遏压中国、维护霸权上的“杠杆”和“链条”作用,打“台湾牌”偏好政策探底、谋略运筹和阵营协作,致使台海形势跌宕起伏,并预置了引发台海冲突乃至策动战争的诸多因子。但随着中国对台海形势掌控权的增强和美介入成本的抬高,拜登亦根据“印太”整体情势对台海政策做出了阶段性的策略调整。

一、美国涉台政策取向的调整变化

1.美以中国为“首要战略对手”的战略定位,强化了其阻挠两岸统一和实施“以台制华”政策的坚决性和长期性。美对华政策始终围绕两大目标展开:一是服从服务其国家重大利益,二是分化弱化中国。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美对华政策出现重大转向,对中国打压、遏制全面加强,其主要动因在于美国决策层和主流战略界认为,此前的接触与合作并没有把中国“改造”成他们希望的那样,认定中国是“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和试图改变美西方主导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大国”。拜登上台后基本延续特朗普对华政策定位,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升级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最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认为中国是“唯一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具备越来越多的经济、外交、军事等力量来推进这一目标的国家”。美国国防部随后公布的《国防战略》认为“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最严重的系统性挑战”,提出美国军方“综合威慑”的四个战略目标或明或暗皆指向中国。《核态势报告》则指称“威慑区域侵略,中国是一个重点”。

在继承和修正特朗普对华战略的过程中,拜登政府逐步由“以中国为中心的遏制策略”转向“以结盟为手段的包围策略”,布林肯、沙利文等人都认为,拜登政府目标就是要“塑造中国所处的周边战略环境”,在执行上则是“模块化”设计——也就是“分阵列地将美国的盟友整合到美国对华联合遏制/竞争的网络中”①。作为地缘、体制、供应链等多个重点“模块”网络的交集,台湾问题不仅有利于美国控制各个“模块”组合的对华指向,“以台制华”本身在美国政坛和许多盟友当中也具有广泛共识。在香港步入由乱到治的正轨之后,美打“香港牌”空间和影响被大大限缩,拜登相应更加重视打“台湾牌”的杠杆作用和长期效应。在涉台政策指导上,拜登将美国版的“一个中国政策”予以制式化。2022年2月,美《印太战略》文件指出:“我们的处理方法仍然符合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以及我们在‘与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中所作长期承诺。”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则表述,“我们将继续坚持以‘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为指导的一个中国政策。”这种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内核的做法,旨在为其执行战略模糊和越轨行动提供“法源”和“史源”依据。在对台湾的定位上,拜登更加重视发挥台湾在地缘岛链、芯片供应链和“民主锁链”的“三链”作用。2021年3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称,根据美国“长期承诺”,支持台湾这个“民主政体、关键经济体与安全合作伙伴”。拜登政府还对台湾在维护美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开展对华技术封锁等方面的作用给予高度重视,多次宣称台湾是美“印太政策重要关切”及“可依赖的重要供应链伙伴”。在统“独”倾向上,拜登以不支持“台独”、承诺“协防台湾”的两面话术,来支撑其维护“台海现状”的立场。美《国家安全战略》文件指出,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支持台湾自卫能力”,“以确保能有一个依循台湾人民的意志与最大利益和平地决定台湾未来的环境”,保持美国“抵制任何对台湾诉诸武力或胁迫的能力”。这与美国长期执行的“双轨政策”“双向威慑”大体接轨。不过,拜登在操作中多了一道掏空战术,就是更加注重赋予台湾“准国家地位”。由是观之,当前美在台湾问题上的既定目标是,运用一切手段阻挠和拖延两岸走向统一,并不断塑造“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既成事实”,以此配合和支持“美国推进国家利益尤其是战胜地缘政治竞争对手的决定性十年”。

2.美“三位一体”的对华方针思路,促使其涉台政策举措更具综合性和谋略性。秉持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自由鹰派”全面执掌拜登政府外交安全领域权力②,主张“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通过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规制中国、打压中国、遏制中国和削弱中国。其起初提出“对抗、竞争、合作”三分法的政策架构,但与中国开展一段时间的激烈竞斗后,其发现以一己之力无法“吓阻”中国并占上风,于是提出了中美要负责任地管理分歧,避免对抗甚至发生危机。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沿用2022年5月布林肯对华政策演说中提出的“投资、结盟、竞争”三位一体的战略思路,强调通过做强自身实力、巩固拓展同盟体系和“模块式”“节点式”竞争,在未来十年取得决定性的“竞赢”结果。尽管美国有意将中国与俄罗斯进行战略捆绑,不过,美《国家安全战略》指出“中俄带来的挑战在重要性方面截然不同”,中国不仅是“美国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也构成了“全球层面”的挑战,美国“将优先保持对中国的持久竞争优势”。由此推测,美国对付中国更加着眼长远,更加注重“布势”,更加紧盯要害,更加藉重谋略,打的是一场持久战混合战。

从对华方针思路的高度来看,拜登打“台湾牌”与特朗普有一个很大不同,就是逐次放弃了极限施压、拆墙毁屋式的做法,“主张对台政策与美国‘印太战略’精巧对接,更多体现理性算计和成本收益考虑”③,进而做出弹性化调整。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就表示,拜登政府认为过去几十年在美国和台海两岸之间发展起来的政策架构是“最好的”,言外之意就是重新审视台湾问题的价值并创新“以台制华”的策略手法。综合对华竞争全局和攫取重大政经利益的考虑,拜登涉台政策贯彻和承接了“投资、结盟、竞争”三位一体的大国竞争整体思路和“模块化”设计:既积极拓展手段方法助台“维持现状”和对冲反“独”促统效果,也注重增强自身综合实力尤其是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干预能力;既加强美台全方位的实质关系,又藉机加强对台湾的控制和利益榨取;既全力拉拢盟友和伙伴介入和干预台湾问题,又试图以中国为防遏对象在印太地区构建出一个多层次、多领域的新同盟体系;既勾连民进党当局持续挑衅一个中国原则开展战略探底,又在形势不利的情况就管控台海风险与中国开展高层沟通和有限合作,并藉此获得效果评估、部署调整的时间。

尤其要注意的是,拜登政府打“台湾牌”倾向于采取“说一套,做一套”或者针对两岸“各说一套”的方式,对“一个中国”政策进行随意歪曲解读,这在布林肯声称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加入联合国体系、美国国务院网站更改“美国与台湾关系事实清单”并删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表述、美国全政府采用“台海入侵”话语等事件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此次拜登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对中国领导人亲口表态“五不四无意”,虽较大程度反映了中国对美斗争的成果,但更可能是在大陆强化对台海的控制、美推行“印太战略”滞缓以及俄乌军事冲突前景不明朗的背景之下,拜登为避免“两线作战”、缓解在台海方向的战略压力而采取的策略性举措,其将有关承诺真正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值得质疑。

3.美重拾冷战思维,赋予其打“台湾牌”以强烈的阵营对抗性和战略压迫性。当前,美国“正加速推进‘印太战略’及相关遏华机制的落地,构建以美国为首的多重多边网络以对华进行围堵”④,涉及战略安全、国际规则、经贸联系、意识形态、区域影响力等各个领域。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冷战意识被充分激发,对华战略的进攻性加强,竞争、摩擦、对抗成为这几年中美关系的主要内容。为占据舆论制高点和发挥联盟优势,拜登政府把“大国竞争”定性为“民主与专制”之间的竞争,“创造性”地将技术、经济(产业)赋予了“民主属性”,并试图将中国隔离在“民主生态系统”之外⑤。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为中国炮制了“扩张主义”“掠夺性国际经济行为”“强制劳动”“经济胁迫”“支持俄罗斯侵略”“窃取敏感技术”“危害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等帽子,藉此对华实施政治抹黑、外交孤立和针对性的经济脱钩、技术封锁。美新版《国家安全战略》还宣扬,“印太地区国家处在中国压迫的最前线,美国理所当然应该寻求方法确保他们的自由、安全和繁荣。”在军事力量的运用上,拜登也形成了以维护“印太航行自由”、反对威胁“民主体制”为幌子的模式,保持对华高密度的军事威慑和袭扰行动。拜登上台两年来,美侦察机抵近大陆侦察频次、航母打击群和两栖戒备群进入南海次数、以介入台海为想定的联合军演次数都明显高于特朗普执政时期。鉴于“美国及其关键盟国做出同盟和联盟结构的重大调整”,有专家认为,“当前和可预见的未来时期内,最重要、最易波动的是中美战略军事竞斗,或曰中国和美国以及美国同盟、联盟体系之间的战略军事对抗互动”⑥。

在重新挑起集团对抗与意识形态对立的过程中,美国赋予台湾以“亚洲民主灯塔”和“捍卫民主前线”的双重地位,通过将台湾列为“重要民主伙伴”、邀请参加“民主峰会”、在台湾举行“民主行动大会”等,将台湾拉入“民主阵营”,并有意宣扬“支持台湾”是捍卫“自由民主”。拜登政府2022年2月公布的“印太战略”报告即宣称要与区域内外伙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包括“支持台湾自卫”,慑止“对美国与其盟友和伙伴,包括台湾海峡在内的军事侵略”。拜登虽声称不支持“台独”,但前后四次鼓吹“协防台湾”,包括一次明确表示“出兵保卫台湾”。美国彭博社就分析,拜登的讲话是“战略模糊2.0”的“保台谈话”——尽管并未做出“正式的防卫承诺”,但同时也暗示“在某些情况下不惜一战”。俄乌军事冲突发生以来,美国参联会主席、海军部长、战略司令部司令、海军副参谋长、助理国防部长以及财政部长、副国务卿等高级官员不同程度宣扬以“乌克兰模式”援助台湾和对付大陆。中美巴厘岛峰会后两天,美参联会主席米利公开宣称美方正密切观察台海局势并在军事上做好准备,目前的关键是“确保台湾能够自我防卫”,威慑中国若“攻台”将犯下“战略错误”。从目前来看,拜登政府普遍认知到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中方不会在领土主权问题上对美妥协。但美方出于对中国大陆尚未做好军事“攻台”准备以及自信能维持“台海现状”的判断,其一方面仍支持台湾当局增强“抗压性”和挑战“一个中国”框架,另一方面也持续强化“印太”地区尤其是“第一岛链”的军事部署和联盟备战,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2022年度“里根国防论坛”上即表示,美军正在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前沿存在,“以建立一个更具杀伤力、机动性和分布式的武力态势”,确保中国无法如愿“重塑区域和国际规则”⑦。

二、对台海安全形势的触动影响

在推行对华战略的过程中,美国与中国的结构性矛盾将持续显现,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难以调和,美国内部重大问题也习惯性地外溢至涉台领域。可以预见,今后一个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介入台湾问题的力度和广度将呈较快上扬之势,对于中国大陆来说,面临的“反干涉”挑战要大于“台独”分裂活动带来的挑战。

1.美台勾连挑衅已成为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联盟体系得到比较充分的整合,美有意将“联手制俄”的模式复制到台湾问题上,与民进党当局“引援助势”“倚美谋独”的思路一拍即合,美台勾连策划了佩洛西“访问台湾”等一系列重大挑衅,成为台海形势紧张严峻的最大祸端。巴厘岛中美峰会后,美“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的调门虽有所降低,但仍会延续掏空“一个中国”政策的做法,通过加强与国会、盟友的协作以及与岛内政治势力的策应,对“断交”“撤军”“废约”等方面的政治承诺进行蚕食。2022年12月5日,美国白宫公开表示,将持续跟国会合作,研究如何“加强威慑”,以防台湾情势出现任何变化。拜登政府还对美国国会、州政府等政治人物“访台”持支持态度。美国白宫国安会发言人柯比表示,无论谁当选下一届众议院议长,拜登政府“都不会阻止其前往海外访问”,“包括台湾地区在内”。另一个重点是,拜登政府与民进党当局相互配合,正在推动蔡英文的“四个坚持”和两岸“互不隶属”论述加快进入美西方官方和社会话语体系。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正以明浅暗深的方式介入台海事务,美台勾连破坏“一个中国”框架的现实威胁不断显现,并积聚强烈的潜在风险。

2.美国会及其“盟友”议会对台海安全的破坏力增大。佩洛西“访台”事件将台海局势推到危机边缘,在美政坛尤其是国会中制造了破窗效应,也强化了美在执行对华政策过程中的多元主体态势。此次美国中期选举,参众两院“反华”“友台”势力得到加强,未来将侧重于推动以“国际承认”台湾以及军事干预台湾问题为主要指向的涉台立法。新当选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效仿佩洛西“访台”的几率不小。“2022年台湾政策法”将继续审议程序,无论是单独成法还是“整并成法”,或将包含大量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军事干预台湾问题的恶劣条款,从而动摇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进而为外部势力实施长臂干涉和强化对台“协防”手段植下新的祸根。拜登政府还支持盟友对台开展“国会外交”,企图以此制造“一中一台”的“既成事实”。中美元首峰会之后一个月内,英国、澳大利亚、波兰等多个国家的国会组团“访问”台湾。

3.美吸收“乌克兰经验”在台海开启了“代理人战争”布局。俄乌冲突虽一定程度打乱了美推行“印太战略”的节奏,但随着战事陷入僵局和民进党当局挟洋自重期待升高,美不失时机强化了对台湾的控制,筹划在台海复制“乌克兰经验”,为打一场代理人战争进行预置。在舆论上,开展大规模“中国侵略台湾”和“专制胁迫民主”等叙事,蓄意将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相提并论,搞乱国际社会对台湾问题的认知。在外交上,利用多边和双边场合,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和台湾问题“只允许和平解决”的单一选项。在军事上,立足于中度干预,加强对大陆的战略侦察和西太平洋战场建设,启动对台“快速军援”相关立法和美台联合生产武器弹药,督促民进党当局落实“不对称作战”和“豪猪”策略,针对台军重点部队开展成体系“协训”。在经济上,委托智库机构多方推演战时对华制裁的举措和效果,美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业已建议国会督促白宫成立一个跨单位常设委员会,针对中国(大陆)“封锁、攻击或其他敌对台湾的行动”,制订制裁与其他经济惩罚计划。美军“综合威慑”业已规划应对灰色地带行动和打造一支有弹性的联合力量,一旦美判断有机可乘或急于转移矛盾,不排除其纠集代理人在台海拱火诱战。

4.美主导的联盟体系介入台湾问题向军事安全领域扩张。根据“模块化”的对华遏制框架设计,美正引导亚太同盟体系朝介入台湾问题方向扩展,并不同程度加入了美国主导的对华备战架构。美日同盟以干扰封锁中国大陆军事力量前出第一岛链和驰援台湾为想定,在台湾周边加强战场建设,筹划在琉球群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建储运和前进基地。2022年12月底,日本公布新修改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个重要防务文件,其应对“台湾有事”的政治冒险进一步升级。美英澳“三边安保联盟协定”(AUKUS)联手干涉台湾问题趋向加强,美已确定在澳大利亚北部部署战略轰炸机,还规划“至迟在2030年代中期拥有首支核潜艇编队”。加拿大“印太战略”指称中国是“越来越具破坏性的全球力量”,该国外交部长赵美兰还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加拿大计划派遣更多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以确认该水域是“国际水域”。⑧在美方的授意下,英国介入台湾问题苗头滋长,英首相苏纳克向媒体透露:“我们随时准备支持台湾”,并“考虑所有方针”向“台湾输送武器”。⑨而英国下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埃尔伍德在“访问”台湾之后宣称,在加强支持台湾“军事防卫”一事上“可以探索的空间很大”。

5.美重置芯片产业链对两岸经济安全产生长远影响。美对华实施“科技麦卡锡主义”和推行“经济精准脱钩”已呈长期化、不可逆之势,阻断芯片技术、重塑芯片供应链是关键手段和重点领域。随着拜登签署《芯片和科学法案》、出台管制系列措施和组建“芯片四方联盟”(Chip4),大陆芯片半导体、人工智能和超级计算机等产业行业不同程度遭遇供应链困难和人才技术制约,台湾岛内也面临台积电被“掏空”、供应链被“迁移”、大陆市场持续萎缩的严重问题。从长远看,美致力于构建“去中国化”的芯片技术联盟和数字经济规则,企图将中国大陆从美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当中精准剥离,带动台湾在经济上进一步“去中向美”,大陆发展自主可控的半导体产业链刻不容缓。

6.台湾当局倚美备战的冒险性和潜在破坏性增强。种种迹象显示,美国已将台湾岛推到其“印太防线”的最前线,而蔡英文也反复强调“自我防卫”,要求以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加强对大陆的军事“吓阻”,并表态可以充当维护“印太和平稳定”的“同盟力量”。在美国催促台湾打造“豪猪岛”的过程中,台湾当局整军备战加快,企图通过打造不对称战力、引进外力等手段增加“以武拒统”筹码。在“九合一”选举之前,民进党借助俄乌军事冲突持续操弄“抗中保台”“签不投降承诺书”等议题,推进“全民防卫”政策,尽管效果不彰,但一定程度强化了台湾社会“倚外拒统”意识。民进党还增列巨额军费,通过对美军购等加强台岛防御作战关键领域力量建设、弹药量产和战备物质储备。值得关注的是,民进党通过供应链外移等手段有意强化与美西方的利益捆绑,旨在为战时外部势力实施干预创造条件。

三、结语

拜登政府为中国量身定制了一套着眼长远、内外兼修的“大国竞争”战略。尽管其在巴厘岛对华承诺美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寻求把台湾问题作为工具遏制中国,但事实上其不可能放弃“以台制华”政策,而且正在鼓动更多盟友跟进打“台湾牌”,致使台海安全形势越来越复杂。为了遏制美国插手台湾问题导致局势失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面对拜登严正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在发出这一强烈信号后,美国如果放任甚至支持诸如佩洛西“访问”台湾这样的严重挑衅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即具发动新一轮战略探底甚至策动台海危机的动机。未来一个时期,中方在反制、遏制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上面临的挑战将会更加凸显。中方应根据对美博弈全局和形塑统一有利态势的需要,一方面,牢牢把握法理和道义制高点加强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台湾问题和统一事业的叙事,对冲美台勾连诬构“台海入侵”话语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要以维护业已划定政策红线的权威性为重点开展“反干涉”“反介入”,坚决灵活运用一切手段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注释:

①余南平 杜志远:“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调整及引发的复合安全困境问题研究”,《太平洋学报》2022年第10期

②张昭曦:“自由鹰派与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8期

③汪曙申:“拜登政府对台政策前瞻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年第1期

④叶海林:“美国‘印太战略’的逻辑缺陷与中国的应对”,《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2年第5期

⑤余南平 杜志远:“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调整及引发的复合安全困境问题研究”,《太平洋学报》2022年第10期

⑥时殷弘:“美国同盟和联盟体系的对华军事态势现状”,《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2期

⑦"The Decisive Decade": Remarks by Secretary of Defense Lloyd J. Austin III at the Reagan National Defense Forum (As Delivered), https://www.defense.gov/News/Speeches/Speech/Article/3235391/the-decisive-decade-remarks-by-secretary-of-defense-lloyd-j-austin-iii-at-the-r/(上网时间:2022年12月6日)

⑧"Canada to send more warships through Taiwan Strait in signal to China", https://www.ft.com/content/b19721e8-7bfc-44f2-9f72-971a63d2bfac(上网时间:2022年12月5日)

⑨“英相苏纳克不排除向台输送武器可能性”,https://www.zaobao.com.sg/realtime/china/story20221115-1333458(上网时间:2022年11月15日)

来源时间:2023/3/20   发布时间:202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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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访美、马访陆几同时 中美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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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筱筠  来源:中评社

蔡英文预期3月底到4月初访问瓜地马拉、贝里斯,并过境美国,预计与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府方至今还没有开记者会正式说明,却被马英九访陆的消息抢先一步。蔡、马两人一位访美、一位访陆时间几乎重迭,蔡访美行程会不会随之调整受瞩目?马此行访陆预料将大大削弱蔡出访能见度。表面上是两人各自出访,却是中美在台湾议题上的角力。

台湾将在2024举办大选,攸关台海、台美、美中之间发展。之前传出麦卡锡访台消息,不仅会让美中、两岸关系紧张,甚至让台海危机一触即发,蔡英文派出“国安”高层与幕僚到美国协商,调整出折衷方案,让蔡访“邦交国”时,过境美国会见麦卡锡,使双方都有台阶下。而蔡能在美会见麦卡锡,过去并没有这样例子,也算是蔡英文卸任前对美关系的“历史定位”。

蔡英文访美预定3月底出发,英国《金融时报》3月9日曾报导,蔡英文3月30日将在纽约一场由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赞助的活动演说,并接受哈德逊研究所颁赠的全球领袖奖。4月初在加州与麦卡锡会面,但府方至今还没有正式召开记者会说明行程,幕僚透露应该会是本周举行记者会说明。但此时却传出马英九27日将访问大陆,这是国民政府迁台74年以来第一次有卸任领导人访陆,马办今天就要举行记者会说明。马访陆行程势必抢走蔡英文访美的光环。

依照台湾相关规定,2016卸任的马英九赴大陆管制期在2021年5月19日就已经届满。目前只要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规定办理,应于访陆前及返台后向“总统府”申报即可。这代表马访陆不需要经过府方核准,但需要把访陆相关资料报到府,让府方能够掌握。

蔡英文至今还没有公开说明访美相关行程,会不会因为马英九访陆,而有调整或是变化?若没有重大调整,时间点仍落在之前外媒报导的3月底、4月初,几乎和马英九访陆行程时间点重迭。除了蔡马公开较劲外,也形成中美暗中拼场,更让台湾2024选举更有看头。

来源时间:2023/3/20   发布时间:202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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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何以得了中国恐惧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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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整理:徐宇深

2023-03-19

【编者按2023年2月28日,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下文简称特别委员会)举行了首次公开听证会。这场听证会的主题为“美国如何应对CCP对美国构成的生存威胁”。3月9日,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 Strategic Studies)弗里曼讲座研究员白明(Jude Blanchette)在 “中国项目播客(China Project Podcast)”中剖析了该委员会将CCP视为“生存威胁”的偏误思维,以及这一偏误将如何导致 “令人尴尬”的道德恐慌。白明和栏目主持人郭怡广(Kaiser Kuo)一致认为,这种心态正在对美国对华政策造成误导,严重分散了政策制定者们对于关键问题的注意力。以下内容为中国焦点实习生徐宇深(Emerson Tsui) 整理的播客摘要。】 

生存竞争与道德恐慌:被误导的美国对华政策

美国当下的政治氛围正如2002年伊拉克战争前夕。现在,中国和CCP成了人们眼中的万恶之源。新疆问题、佩洛西议长访台、气球风波:这一系列事件都使中美摩擦不断升级,强化了 “新冷战”的叙事模式。 “CCP是美国的头号敌人”, “赢得与中国的生存竞争” 牢牢绑定了特别委员会听证会的主题。 “21世纪的生活方式广受威胁” 这类说辞映射出美国的病态心理,而这类心理正在成为广受追捧的思维框架。在这种病态心理的干扰下,整场听证会令人倍感失望和尴尬;它既缺乏明智的战略竞争指导,又缺乏包容复杂性的严肃分析。究其本质,正是美国对中美实力评估的失衡——对于中国实力的过高估计和对美国实力的妄自菲薄——导致了听证会的尴尬境地。因此,在上述失衡评估的驱动下,美国的政策选择只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和其他悲剧。如今,美国对于中国的恐惧就像80年代对美国渗透恐慌不已的中国,而这种可笑的恐惧显然是对美国的国家自信造成了巨大损害。

现在,正如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对“生存斗争”、“基本自由所面临的致命威胁”等用词所释放的信号一样,中美竞争引发的道德恐慌正在席卷美国。这类道德恐慌对于中国对美国国际影响力、国家实力的挑战避而不谈:恰恰相反,它一口咬定中国和CCP是美国视为不共戴天的死敌,是美国民主和信仰根基的致命威胁。自然,这种对于问题的过度解读和过度反应毫无意义,根本无助于提出真正能够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的解决方案。根据过往经验,这种道德恐惧预示着以下危险倾向:第一,对于生存威胁的恐惧将导致民主和法治的溃败;第二,对CCP和中国的妖魔化的思维谬误将阻遏有效政策的产生;第三,社会各界对委员会所谓的“跨党派合作”的称赞,这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碎片化这一悲剧现实。

目前,特别委员会是否真正具备促进“跨党派”合作的意义尚待商榷。目前政府对于中国的强硬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拜登政府的右倾趋势。内部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该委员会民主党负责人Krishnamoorthi认为,美国国内社会的复原力、经济韧性和政治凝聚力是对中国采取有效措施的基础。相应地,Krishnamoorthi 就检验特别委员会的实际效力提出了三条标准: “我们是否在捍卫美国的价值观、我们的利益和权益?我们是否正在寻找方法改善劳动力、美国经济供应链的弱点,以及我们是否正在避免反华或反亚裔的刻板印象?” 根据上述标准,大多数议员的表现很难说令人信服,道德恐慌正在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制定造成消极影响。

关于“恐华症”笼罩下的听证会氛围,白明进行了生动的描述——“说实话,与其将我的主要情绪形容成愤怒或悲伤,尴尬或许是最为适合的描述大约有整整五分钟,我盯着我的妻子,我们俩都把头埋到了手中。”

妖魔化CCP荒谬的简化叙事

无论是对CCP阴谋论,还是对CCP对美国的致命威胁的渲染,都反映出中美竞争中怪异的不对称性。 在华盛顿眼中,中美竞争俨然已是一个国家(美国)同一个政党(CCP)之间的竞争。显然,这类叙事只会唤醒美国关于冷战的肌肉记忆,因为它试图将Communism指控为美国面临的所有挑战的源头。出于简化问题的目的,它反复强调“Communism”的冷战思维的确有助于迅速完成一场中美战略竞争为主题的讨论,但这种趋向有害无利。显然,过于复杂的故事难以卖座,达不到战略叙事的效果。

在华盛顿眼中,将CCP而不是中国——视为敌手——正是为了将该政党与“中国人民”区分开来。然而,CCP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渗透性使所有试图“脱钩” 二者的努力无济于事。中国现有9500万党员,他们分布在各行各业;大约还有四分之一左右的中国人属于中共党员的直系亲属。在这种情况下,对于CCP的攻击实际等同于对中国人民的抹黑。CCP成员广泛分布,但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是与新疆或台湾问题没有任何关系。

当下,冷战思维正在华盛顿蔓延。《华盛顿邮报》发表扎卡利亚( Fareed Zakaria)对听证会的氛围的描述: “看2月28日特别委员会的听证我们被带回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尽管当前的“新冷战”氛围时不时让美国回想起20世纪50年代,但由于没有任何CCP成员渗透进联邦政府高层,用“麦卡锡主义”形容当下华盛顿的政治风向并不合适。在一定程度上,“反犹主义”(antisemitism)反而是一个更加贴切的描述。对于CCP的恶性定义始终都不是理性之举。由CCP统一战线引发的怀疑心态和消极影响已无处不在,针对华裔民主党议员赵美心(Judy Chu)和吴建民(Dominic Ng)的指控即为鲜明的例子。对吴建民发起指控的共和党人甚至致信联邦调查局,要求对其进行彻查。然而,这些指控基本都无据可循,这足以说明反亚裔仇恨正在不断攀升。

就像《锡安长老议定书》(The Protocols of the Learned Elders of Zion,该著作成书于1903年,是反犹主义的代表作,力图证明“犹太人统治世界”的阴谋论。)一样,对于CCP的妖魔化和不实指控将导致美国采取去人性化的对华政策。究其原因,对中国缺乏了解是招致这一类非理性指控的原因。美国对于中国的联系和了解本就稀缺。美国大众对中国的了解源自他们的想象,如高铁、大数据、以及来自中国人的就业竞争(郭怡广:“(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之一)是成群结队抢走我们工作的人”)。现如今,脱钩和不断强化的对峙趋势只会使中美的直接联系越发匮乏。这类联系的缺失将会使美国把中国视为一切恐惧的来源,就像美国眼中的伊朗一样。一味强调“CCP”这一抽象概念将推动去人性化政策的施加,进而伤及中国人民所拥有的基本权利。在过去,代理人战争导致了数百万人的死亡,这就是为什么新冷战绝不应在今天上演的原因。平衡外交政策和大国竞争的道德层面是艰难的,但国际政治的残酷现实要求决策者做出明智的选择。2022年10月7日通过的对华出口管制就是政策选择的典例:一方面,限制中国的技术发展将严重影响中国人民的生计,特别是在医疗保健和医疗技术领域;另一方面,为了阻止中国将半导体应用到可能威胁美国安全的军事领域,这一抉择是无法避免的。事实上,新疆问题、新冠疫情大流行、佩洛西访台等事件已经将我们卷入了政治狂热之中。

对中国的公开围猎美国信心的减退

俄乌战争爆发后,中国在俄乌战争中的立场一直为美国所不满。中俄合作正在不断加强:尽管两国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令人意外,但支持战争并非中国的立场。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北京对于莫斯科的支持远大于美国政策制定者们乐意承认的。中俄领导人频繁互访,中国就终止战争所提出的决议草案含糊其辞,并竭力避免提及战争。现在,战争持续越久,北京就越倾向于采取对俄罗斯有利的方式来解决这场战争。外界对于中国的行为同样存在误解。需要说明,在加速分裂的俄美关系下,俄罗斯会竭力通过各种手段争取中国的支持。俄罗斯的动作迫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出亲俄立场。譬如,俄罗斯极有可能蓄意炮制出“入侵乌克兰情报泄露”风波,使中国陷入“未能阻止俄罗斯发动战争”的道德困境。其他因素同样导致中国被解读为战争支持者,但我们难以确定中国是否真的提前知悉了俄罗斯的战争计划。实际上,中国领导人极有可能对于本国军火企业与俄罗斯的合作一无所知。

对中国而言,俄罗斯并非最佳伙伴,中俄关系也并不是所谓的邪恶轴心。两国之间同样存在深刻的分歧、历史复杂性和关系断层。中国并不愿意将当下的局面视为新冷战(苏联在冷战中失败了),但美国释放出的敌对信号正在迫使中国与俄罗斯结盟。中国同白俄罗同样关系牢固,而白俄罗斯也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北京选择在战争一周年纪念日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行高层会晤,这进一步恶化了中国与欧洲的关系。如今,乌克兰战争的持续正在加重中国的负担。

针对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战争物资的调查,已经说明国会(而非拜登政府)对中国的围剿已经进入“开放季节”。中国正是这场狩猎的目标。尽管国防部、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联邦调查局等部门都努力地各司其职,但政府内部始终无法就中国问题一致行动。能源部发布的有关新冠疫情来源的低可信度报道,证明政府在中国问题上既缺乏协调,又缺乏信心。在道德恐慌下,华盛顿坚信中国的所作所为都是背信弃义之举,这一认知几乎已经成为了条件反射。然而,就像迈克·马扎尔(Mike Mazarr)撰写的国家竞争力报告所体现的一样,开放、自由的社会系统和自信的心态是赢得战略竞争的重要原因。如同免疫系统,美国的开放社会是他的首要优势。因此,试图通过牺牲开放社会来赢得对华竞争未免代价惨重。对抖音和孔子学院的全面禁止正是美国失去自信的表现,这种信心的折损更是在特别委员会的谈话中表露无遗。再比如,针对中国气球的过度反应和对中国公民购买美国土地的全面禁止,这些都是极端不自信的表现。这些反应不仅显得“很不美国” ,更无助于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挑战。

博客主持人郭怡广将俄罗斯拉拢中国的行为形容成“第三者留纸条”式的“挑拨离间”。这段叙述极其形象且通俗易懂:“它(俄罗斯)会在美国看得见的地方给中国留下一张纸条。这张纸条上写着,“嘿,昨晚真是太棒了,迫不及待想同你再次相见。你有没有想过我会问你‘跟我一块走吧’?” 显然,这张纸条是写给美国看的

 恢复美国的领导力:与中国寻求共存

事实上,中国的确对美国构成了挑战。要想应对这一挑战并捍卫美国“至高无上” 的全球地位,美国需要内外兼修。国内社会的复原力和稳定性是支撑美国竞争实力的关键。政策重点应着眼于劳动力升级和经济韧性的修复,而非注重于如何阻止中国入侵台湾。人力资源也是关键,因此我们还需要健康的移民政策。在国际影响力与全球领导力方面,美国需要接受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转变——正在崛起的不止是中国,还包括其他国家。因此,美国需要欢迎所有国家——包括中国——发挥建设性作用,共同完善国际体系和秩序。毋庸置疑,实现自由开放的世界秩序和全球一体化是美国的核心目标。欢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建设不意味着姑息中国的违规行为,但美国同样需要反思自身的诚意和实际付出(如退出全球贸易以及在WTO中的角色)。相应地,发展中国家的态度也说明了问题所在:对全球责任的主动放弃或让渡,是导致美国领导地位衰弱的关键。现在,无论我们如何讨论对华竞争的致胜手段,美国和中国都会在各类层面上紧密相连。共存会是美中关系面临的长期现实。因此, “生存威胁”的叙事绝不可取。这种叙事无法令人接受:它将导致美中你死我活的竞争与第三次世界大战。与中国的竞争是一场持久战,就像迈克·格林在《真正的中国通》一文中写道:“(美国)迟早会反击中国,但在竞赛结束之后,两国都必须寻找共存之道。”

美学生赴华留学因疫情暴跌 美中关系恶化令后疫情前景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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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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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图 – 2000年至2019年期间每学年在华美国留学生数 (美国之音根据公开数据整理)分享


中国过去几年严厉的“清零”防疫封控令美国大学生留学中国的人数降至20多年来的最低点,在2020-21学年,只有382位,比两年前美国公民留学中国的人数暴跌了97%。而有专家表示,即便在中国开放边境后,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和美中关系的急剧恶化,美国学生是否会重返中国留学目前前景仍不明确。

美国华尔街日报周日(3月19日)报道说,根据能获取的最新数据,2020-21学年美国人在中国留学人数从2018-2019学年暴跌了97%,更是远低于十年前高峰时期的近1.5万人。

报道说,尽管中国今年1月终于放弃过去近三年来的关闭边境,清除了外国留学生前往中国的最大的障碍,但其他因素的上升,包括美国与中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地缘政治纠纷,意味着需要数年的时间可能才能看到美国赴中国留学人数回升到疫情前水平,而且是否能回到以往的水平也不确定。

纽约大学上海国际校区的管理教授卡梅隆·约翰逊表示,目前还看不到未来美国学生重返中国的人数会显著改善。

从1999年起便在中国工作的约翰逊表示,外界不仅担心边境控制可能重新实施,而且美国对中国的不信任越来越加深,也让美国学生避开中国。这样的结果将是对中国越来越缺乏理解。

报道表示,从2010年代开始,在中国的美国留学生的人数便开始减少。有些专家将这归咎于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减缓以及外界看来的中国收紧对外交流。

在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开始后,美国学生基本上停止了海外留学,不仅仅是中国,也包括其他国家。

根据美国国务院和国际教育研究所的数据,2020-21学年美国学生在海外学习的人数下跌了96%。在日本,美国学生的人数2020-21学年从两年前的仅9000人暴跌至不到130人。

同时,在疫情期间,中国在美国学生的人数2020-21学年近31.8万人,比两年前下降了14%。

有些专家担忧,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民间交流的减少,可能进一步加剧两国之间的地缘政治敌对。

报道援引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的语言教授戴维·莫瑟的话说,随着美国对中国的公众观感恶化,更多的美国大学将在短期赴中国学习的项目上遇到困难。

莫瑟教授曾帮助总部设在华盛顿的CET(最初为China Educational Tours)学术项目发展海外学习项目。作为第三方海外学习项目提供者,CET从2020年起暂停了其最重要的中国项目,部分原因是中国一直很迟缓地为外国学生签发短期学生签证。

另据法新社报道,随着俄中关系近年日趋紧密,尤其是莫斯科在入侵乌克兰之后遭受西方国家普遍制裁之后,俄罗斯在国际孤立中更加倚重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俄罗斯自身的经济和技术发展也越来越倚重中国,这也引发俄罗斯人学习中文的热情。

报道援引一位教授中文的俄罗斯大学生的话说,俄罗斯人开始学习中文,因为北京将成为未来几十年俄罗斯的主要伙伴。

报道还援引一家主要网络招聘公司的数字说,俄罗斯能源领域的就业对讲中文的雇员的需求增加了三倍。这家公司的一位经理说,去年该公司招聘的近1.1万各工作空缺要求中文,比2021年增加了44%。同时,随着中国制造的设备和零部件激增,需要讲中文的就业职位在销售、交通和后勤领域都翻倍增长

来源时间:2023/3/19   发布时间:2023/3/19

旧文章ID:29526

美国反对中国提出的乌克兰停火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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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维达库斯瓦拉  来源:美国之音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周与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在莫斯科会晤并随后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之前,白宫拒绝了北京提出的在乌克兰停战的提议。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周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如果这次会议发出某种形式的停火呼吁,我们会感到担忧。” “虽然停火听起来不错,但它实际上认可了俄罗斯在当地取得的成果。”

普京的外交政策顾问尤里·乌沙科夫周五早些时候表示,与习近平的会谈可能会产生解决乌克兰战争的新方法。

“我相信我们的领导人和中国领导人将交换对那里局势的评估,”他说。“我们将看看在那之后会出现什么想法。”

科比表示,停火可以为莫斯科提供机会,为未来对乌克兰发动更有效的进攻做准备。 他补充说,此时的停火“不符合乌克兰的利益”并且“将违反联合国宪章”,因为这将剥夺人们对俄罗斯非法侵入乌克兰的认知。

泽连斯基谨慎地欢迎北京的参与,他说,成功将取决于行动而不是言语。

上个月,北京发布了乌克兰政治解决方案的12点框架,呼吁“尽快直接对话” ,以便达成“全面停火”。

该文件没有具体说明解决俄罗斯对乌克兰领土的占领或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也没有要求俄罗斯撤军。

中国人的动机

乔治·W·布什研究所 (George W. Bush Institute) 执行主任克莱默 (David Kramer) 说,通过提议停火,中国人似乎是在试图“为普京挽救一些东西”。

“俄罗斯军队表现不佳,”他告诉美国之音。“而且我们现在不需要中国干预。”

并非所有观察家都会迅速拒绝北京的外交提议。 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大战略主任乔治·毕比(George Beebe)表示,鉴于普京已经与西方断绝关系并变得更加依赖中国,习近平可能有很大的机会促成和平。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是一个主张美国外交政策克制的智库。

“他在完全拒绝中国参与方面的回旋余地有限,”毕比告诉美国之音。

在乌克兰方面,毕比指出,虽然他们不依赖北京,但他们意识到中国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不确定因素。如果只是为了防止北京在军事上支持普京,泽连斯基会想与习近平接触,因为这可能会改变战争的结局。

前景渺茫

在这一点上,交战各方都能接受的停火前景渺茫。

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85% 的乌克兰人认为不接受任何领土让步,即使这意味着一场更长时间的战争。基辅要求俄罗斯撤出自2022年2月入侵以来占领的地区以及普京于 2014年非法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

与此同时,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核政策项目联席主任詹姆斯·阿克顿(James Acton)表示,莫斯科将反对任何要求它从新吞并的乌克兰领土撤出的停火协议,俄罗斯更不可能同意从克里米亚撤军。

“俄罗斯从2014年开始占领克里米亚,”阿克顿告诉美国之音。“这是普京统治时期的最高成就。”

即使没有具体结果的前景,在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希望对涉嫌战争罪的这位俄罗斯领导人进行审判的同一天,宣布与习近平会面也为普京提供了外交助力。

国际刑事法院院长皮奥特·霍夫曼斯基(Piotr Hofmanski)告诉美国之音,根据逮捕令,如果普京前往加入国际刑事法院的国家,该国有法律义务逮捕他并将他移交法庭。

日益增长的外交野心

习近平访问莫斯科的计划是中国领导人日益凸显的外交野心的最新迹象,此前北京宣布了一项由北京斡旋的协议,允许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在七年的敌对状态后重建外交关系。

耶鲁大学法学院蔡元培中国中心(Yale Law School’s Paul Tsai China Center)专门研究中国崛起对国际秩序和国际法影响的研究员莫里兹·鲁道夫(Moritz Rudolf)表示,中国正在发出希望参与未来和平进程的信号。

“其中一部分是被视为‘国际负责任的大国’,”他告诉美国之音。

这让华盛顿很不自在。毕比说:“我认为美国不想让中国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和平缔造者的名声。”

科比坚称,拜登政府反对停火,并不是因为它是由中国提出的。

他说:“我已经很清楚了。这是关于目前呼吁的停火原则,这基本上只是认可俄罗斯的成果。”

来源时间:2023/3/19   发布时间:2023/3/18

旧文章ID:29525

硅谷银行破产:纾困措施存争议,又成美国两党政治分歧新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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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记者 鞠文韬  来源:澎湃新闻

当地时间3月17日,美国硅谷银行母公司硅谷金融集团当日宣布寻求破产保护,为硅谷银行寻找买家。此前于当地时间3月10日,硅谷银行因“流动性不足和资不抵债”,被美国加州金融保护和创新部宣布关闭。

截至2022年底,硅谷银行总资产约2090亿美元,总存款约1754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二大银行倒闭事件,仅次于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倒闭的华盛顿互助银行。

硅谷银行爆雷后两日,美国监管机构12日以“系统性风险”为由,宣布关闭纽约签名银行(Signature Bank)。连续多家银行倒闭,点燃了美国银行的信任危机。美国联邦政府紧急出台应对措施,以期将倒闭危机的波及范围最小化,重建美国民众信心。与此同时银行业危机也成为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政治分歧的最新阵地。

破产之后,“多米诺式”危机会出现吗

据“美国之音”报道,硅谷银行破产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发生的最大规模的银行破产事件。作为美国第16大银行,硅谷银行专注于PE(私募股权投资)/VC(风险投资)和科技型企业融资的中小型银行,资产规模达2000亿美元。

报道称,硅谷银行的破产首先受到其主要客户加密货币交易所FTX去年倒闭的波及。监管当局对FTX的调查引起硅谷银行客户的不安,触发了挤兑潮。其次,面对挤兑潮,硅谷银行被迫亏本出售210亿美元的优质证券,但这些证券的价值受美联储强力加息影响而大幅贬值,再加上这些证券尚未到期,抛售直接带来18亿美元的亏损。

在硅谷银行破产的两日后,美国监管机构又宣布纽约签名银行破产。不到一周的时间内,两家银行相继破产,震动全球股市。此外,与硅谷银行客户群体相近的诸多银行也受到影响,如美国第一共和银行受到严重波及。截至3月16日,第一共和银行的股价在过去9个交易日中下跌了70%。

据英国《卫报》报道,当地时间3月15日,国际知名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创始人兼CEO芬克警告称,硅谷银行的倒闭可能只是美国金融体系“一场缓慢蔓延的危机”的开始,“更多的冻结和关闭即将到来”。

据美国《财富》网站报道,特斯拉CEO马斯克在推特上称,硅谷银行危机与1929年有很多相似之处。1929年,美国发生经济大萧条,美国股市崩盘,银行大面积倒闭,通胀居高不下,随后蔓延至全球引发金融市场剧烈动荡。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前美联储高级经济学家胡捷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分析称:“此次硅谷银行倒闭与1929年大萧条和2008年经济危机远不可同日而语。据行业分析员的长期跟踪,2008年以来美国的银行业也总体比较健康。从1929年大萧条至今,已经有了将近100年的现代金融体系的经验积累。另外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更是大幅加强各种监管指标和监管措施,例如《巴塞尔协议Ⅲ》的落地,以及2018年前《多德-弗兰克法案》要求对银行进行‘压力测试’等措施。若要把今天与大萧条时期对比,就如同拿人工智能时代与马车时代说事。”

胡捷表示,硅谷银行的破产并非纯粹因外部环境加息导致,既有偶然性,也有个性化的自身经营问题和管理层操作不当的问题。 从数据上来看,美国共有4000多家银行,从2008年到今天已经有500多家倒闭。每年有银行倒闭是银行生态中的常事,仅因两家银行的破产无法判定美国银行业具有系统性风险。只因此次硅谷银行是排名第十六的明星银行,又服务了美国最有经济活力的硅谷而格外具有戏剧性,才容易让人夸大影响。

当然,任何银行的倒闭若放任不管,都有可能引发其他银行存户的恐慌。若恐慌传递,则再健康的银行体系也可能出现挤兑,甚至诱发所谓系统性风险,因此确实不能轻视。“但我们已经看到,美国采取了很多措施,试图将影响限制在相对较小的本国范围中。因此硅谷银行对全球冲击极小,若有也主要是心理上的。”胡捷说道。

美国政府试图为储户兜底,纾困政策引争议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报道,硅谷银行倒闭后,美国政府监管机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于3月10日控制了硅谷银行的资产,并于3月12日接管了纽约签名银行的资产。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报道称,3月12日晚间,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发布联合声明,将创建新的银行定期融资计划,向银行、储蓄协会、信用合作社和其他符合条件的存款机构提供长达一年的贷款,为经济持续提供信贷和流动性。此外,联邦监管机构将保护硅谷银行的所有存款,包括通常不在联邦存款保险范围内的资金,并对包括已破产的硅谷银行纽约签名银行在内的所有银行存款人进行全额兑付。据报道,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通常只为每个账户提供25万美元的保险,但如果财政部长以及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美联储董事会三分之二的成员认为金融系统存在 "系统性风险",它就可以使用其资金来保护未投保的存款。

这意味着美国正试图通过政府力量保证硅谷银行存款的“刚兑”,救助计划将不会由纳税人买单。报道称,这一声明意图迅速止住由硅谷银行危机酿造的市场风暴,也意图避免硅谷银行的倒闭影响到美国金融体系的其他部分,加强公众对美国银行体系的信心。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此举在试图确保储户利益的同时却引出了道德风险,即此举是否削弱了人们防范金融风险的积极性。荷兰合作银行策略师迈克尔·埃维和本·皮克顿在给客户的声明中提到,如果美联储现在支持任何面临资产或利率危机的人,那么这事实上是允许金融条件大规模放松,道德风险将上升。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该政策也引发部分美国官员反对,质疑为什么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要为硅谷银行及其客户改变规则。美国金融研究网站Ask The Money Coach首席执行官勒奈特•卡夫拉尼-考克斯(Lynette khalani-Cox)表示:“我确实认为这里存在一点道德风险。但联邦政府不希望硅谷银行的失败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联邦监管机构认为它们属于‘系统性风险’类别,因此给予了豁免。“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当地时间3月16日,美联储报告称,美联储本周内已通过银行定期贷款计划向银行发放了120亿美元贷款。

据美联社报道, 3月16日,就美国两大银行相继破产的问题,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银行体系“仍然健全”,美国人对自己存款的安全应当“有信心”。在人们对全球金融体系健康状况的担忧日益加深之际,耶伦的言论是为了向市场发出信号,表明加州硅谷银行和纽约签名银行的破产不会造成更广泛的蔓延。

两党“甩锅大战”又有新焦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美国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中,拜登政府多次强调对储户和消费者权利的保护,这一内容是2010年美国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核心精神。

据英国《卫报》报道,拜登在3月13日于白宫发表讲话时,呼吁美国国会恢复重启《多德-弗兰克法案》,并批评特朗普在2018年签署的法案对《多德-弗兰克法案》造成的损害。拜登指出:“在奥巴马-拜登(Obama-Biden)执政期间,我们对硅谷银行、纽约签名银行等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包括提出了《多德-弗兰克法案》,以确保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会再次发生。不幸的是,上届政府取消了其中的一些要求。我将要求国会和银行监管机构完善针对银行的法规,以降低此类银行倒闭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并保护美国的就业机会和小型企业。”

资料显示,《多德-弗兰克法案》最早由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签署。这一法案要求资产达到500亿美元的银行每年接受美联储“压力测试”,以保持一定水平的资本和流动性,以确保拥有吸收亏损的能力和迅速满足现金要求的能力;同时要求各银行提交一份“生前遗嘱”计划,以保证它们在关闭时能迅速而有序地解散,其核心精神是在金融系统当中保护消费者。

然而2018年,《多德-弗兰克法案》受到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削弱压制。特朗普在2018年签署《经济增长、放松监管和消费者保护法案》,提高了受监管银行的门槛,将法规的适用对象从500亿美元提升至2500亿美元,这一标准门槛的变化被美媒评价为资产低于2500亿美元的银行的重大胜利,这其中就包括硅谷银行。

特朗普2018年放松银行监管的政策措施成为此次民主党政客将危机矛头指向共和党的攻讦点。另一方面,共和党对民主党的指责也在升温。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3月16日,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在国会听证会上将硅谷银行破产的很大一部分责任归咎于拜登政府。爱达荷州参议员迈克·克拉波(Mike Crapo)表示:“国会强行通过的税收增长的建议和不计后果的财政支出预算”导致了创纪录的高通胀,美联储不得不通过提高利率来弥补这种高通胀,而飙升的利率已给银行及普通市民带来严重问题。共和党人也质疑了美国总统拜登关于“纳税人不会首当其冲地承担损失”的承诺。

对此,胡捷表示,他不认为美联储加息是导致硅谷银行破产的主要原因。每隔几年美联储就会进入加息周期,且高利息的环境对所有银行都构成同样的压力。

更进一步,共和党指责民主党促成通货膨胀、导致加息的逻辑链条也很难成立。因为加息的成因比较复杂,包括全球疫情,俄乌冲突等共同引发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只归结为民主党的财政政策过于宽松,其实是一种简化的政治指责的技巧。

“任何事件发生以后,美国两党指责都是常态。除了共和党攻击民主党,民主党也反过来指责2018年特朗普提高了对于银行压力测试的标准门槛进而引发硅谷银行破产,但实际上仔细推敲起来也并非如此简单的关系。此次银行倒闭只是增加了两党之间又一个互相攻讦的话题点。”胡捷补充道。

CNN在3月14日发表的评论文章中也指出,“硅谷银行的戏剧性崩溃再次证明了美国最大的系统性风险不在于其银行系统,而在于其不断极化的政治。”

来源时间:2023/3/19   发布时间:2023/3/18

旧文章ID:29524

任正非最新研判!涉及中美、科技、ChatGPT(信息量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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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任正非  来源:正和岛

近日,华为在深圳坂田总部隆重举办“难题揭榜”火花奖颁奖典礼,为在解题揭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获奖人员代表颁奖。

“火花奖”顾名思义,取自碰撞的火花。

2021年11月起,华为把产业中遇到的挑战难题以难题揭榜的形式向社会发布,这些难题兼具商业价值和科学价值。迄今为止,已有数百位高校老师踊跃揭榜。

为了表彰这些才华斐然的老师,华为特设立火花奖,以感谢这些获奖者对于产业界及科学界做出的重大贡献。

本次颁奖典礼上,任正非的发言可谓信息量极大,他表示:

“我们现在还属于困难时期,但在前进的道路上并没有停步。”

“未来在AI大模型上会风起云涌,不只是微软一家。”

“当我们受打压时,就请这些科学家到“山脚”来“放羊”“种地”……拿着“手术刀”参加“杀猪”的战斗。”

……

以下为任正非演讲全文以及与部分获奖者的问答:

口 述:任正非

来 源: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官网

“擦亮火花,共创未来”

——任总在“难题揭榜”火花奖公司内外的获奖者及出题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首先感谢大家给华为公司做出的贡献。

我们现在还属于困难时期,但在前进的道路上并没有停步。

2022年我们的研发经费是238亿美元,几年后随着我们的利润增多,在前沿探索上还会继续加大投入。

我们与高校的合作是在一定的技术边界内探索人类的未来;2012实验室是以基础理论及应用理论为基础,探讨现实性的可能,没有目标考核;产品线是对产品的商业成功负责。

大致分为这三个阶段,随着我们经济实力的增长,我们会不断扩大对外合作的“喇叭口”。

我年轻时候很崇拜西方,因为西方科技如此发达,而我们那个时代,书是非常宝贵的,很难看到一本好书,想读书但买不到书。

创立华为以后,我也是亲西方的,当时我们提出一个口号“要用世界上最好的零部件和工具造世界上最好的产品”,我们实现了。后来突然受到制裁,别人不能给我们提供零部件、工具……我们就傻了。

世界上最好的零部件很多是来自美国的,实际上我就是亲美的。

当美国打我们一棒,狠狠制裁我们的时候,徐直军在办公会议上对我说了一句话:

“美国没有明白,他们这一棒打下去,把一个最亲美的人,变成了一个最反美的人”。

当然,我现在也不反美,我们想成为最先进,就必须向一切先进的人学习。

美国在科教上的软实力,还是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达不到的。美国的政治家也是一轮一轮的,美国几百年的创新土壤,不会因他们而退化。

幸亏我们过去用了近二十年时间,在基础理论上作了准备,投了几千亿培养了一批研究基础理论的科学家、技术诀窍的专家。他们一直在爬科学的“喜马拉雅山”。

当我们受打压时,就请这些科学家到“山脚”来“放羊”“种地”……拿着“手术刀”参加“杀猪”的战斗。

我们用三年时间内完成13000+颗器件的替代开发、4000+电路板的反复换板开发……

直到现在我们电路板才稳定下来,因为我们有国产的零部件供应了。

今年4月份我们的MetaERP将会宣誓,完全用自己的操作系统、数据库、编译器和语言……做出了自己的管理系统MetaERP软件。

MetaERP已经历了公司全球各部门的应用实战考验,经过了公司的总账使用年度结算考验,我们公司的账是业界中很复杂的,已成功地证明MetaERP是有把握推广的。

许多设计工具也上华为云公开给社会应用,逐步克服了断供的尴尬。

过去我们大量的研究都与西方国家大学合作,目前已开始和国内大学加强合作,这与我个人的指导思想变化有关系。我们往更前沿走的路上,逐步也会在国内加强这方面的合作。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互相了解,有什么疑问,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01

卢湖川 提问:我们学校想筹建未来技术学院,我们在设计时候就想,如果能够了解像华为这样的创新企业的一些未来需求,通过校企合作,给学生更多发展的引导和空间,将能够促进未来技术人才的培养。

这是我们作为教育界自己的想法,不知道华为在未来技术人才方面和高校合作是否也有相应的想法和具体的措施?

任正非:这可能涉及国家的体制设计。

我认为,科学与技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科学是发现,技术是发明。

范内瓦·布什有本书《科学:无尽的前沿》写得挺好,科学就是无尽的前沿,未知的才叫科学。

从这个角度,教育和科学是一样的,教育不一定要有准确答案,准确答案不一定是学校的需求。

别人家有位在MIT读博士的小孩对我说,他们没有讲义,也没有课本;老师上来讲一通,黑板上写一通,指定一批参考读物;几名教授讲课时互相批判,各有各的观点,各自推荐一些参考书指导你去读;然后你写,写文章不需要结果,只要思维逻辑是合适的,老师就给你打分了,这就是科学。

老师讲的是他正在研究的前沿,他自己也未完全明白,科学是一代一代去努力的。

博士只要有思想方法,不一定会有结果,有些科学太遥远,一步很难证明,过程正确也是好的。

我们火花奖也不一定要有“结果”才行,否则怎么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呢?如果教育总是追求结果,学生思想就会被约束。

所以,不能太实用主义,以需求为导向,牵引中国前进是不够的。

教育应该放开让学生“胡思乱想”,只要他想的逻辑相吻合,就不要去约束他。

读书是为了拿到开门的“钥匙”,关键是读一个方法学,运用知识的方法比知识更重要。

因为知识可以在互联网上获取,怎么组合、怎么拼接,这就是大学要学习的。

企业的需求是现实性的,因为我们必须要解决现实问题,但教育不应该集中在现实需求上,要面向未来。

02

王本友 提问:我今年刚加入学校做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与ChatGPT相关。

在国外,这些研究都是由相对比较年轻的人来做的,但国内不一样,很多资源基本都在相对高级别教授或工程师手里,比如机器、学生,但他们对新技术的理解和跟进可能不够。年轻人有很好的想法,但是没有机器,招不到更好的学生。

有能力的人没有资源,有资源的人没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情况,任总有什么建议和指导?

任正非:我知道香港中文大学的EDA做得很好,别的领域应该也很好;香港城市大学的半导体工艺学教得很好;港大的理论很好……

第一,科学家的类别可以不一样,有些是架构型的科学家,有些是阐述型科学家,有些是突破型的科学家,有些是工匠型的科学家……

年龄大的科学家,他们人生阅历很丰富,对系统架构的认识很清晰;他们向青年人阐述架构模型,年轻人有奇思怪想就容易突破,这个架构里的缺陷就容易被修复了;有些人深入实践,在工程实现方面积累了丰富的Know-How(技术诀窍)经验,善于解决复杂的工程问题,我们也称之为工匠科学家。

最有创造力的是年轻人,但最有架构能力的还是有经验的老专家、老教授,他们对整个架构有很清晰的认识。

所以,要将老、中、青结合起来,国家才能够攻克大的难关。

我认为,武汉大学的测绘学院做得非常好,五位院士给大一学生讲课,这就是最正确的。

一年级的孩子最聪明,但是他不知道爬上“二楼”是什么样子,教授就跟他讲“二楼”“三楼”“四楼”……是什么。不必八年博士毕业才恍然大悟,原来“二楼”是这样子。

深圳前段时间的改革很好,博士生做中学老师、小学老师,这就是国家在进步。在小孩时期就要启发他未来的理想是什么,不要等他快老了再告诉他,就会错过一个最好的创造发明的时代。

因为最具创造性思维的是儿童时期,他想象的空间、想象的人、想象的人际关系是我们都想不到的,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把他们整齐划一齐步走呢,为什么不能允许他们有点步伐不一致呢?中国的未来需要百花齐放。

第二,未来在AI大模型上会风起云涌,不只是微软一家。

人工智能软件平台公司对人类社会的直接贡献可能不到2%,98%都是对工业社会、农业社会的促进,AI服务普及需要5G的连接。

德国之所以这么挺华为的5G,因为它要推进人工智能对德国工业的进步,德国很多工厂的生产无人化;

中国的湘潭钢铁厂,从炼钢到轧钢,炉前都无人化了;

天津港装卸货物也实现了无人化,代码一输入,从船上自动把集装箱搬运过来,然后用汽车运走;

山西煤矿在地下采用5G+人工智能后,人员减少了60-70%,大多数人在地面的控制室穿西装工作……

这些都是已经大规模使用的例子,在这些过程中,最终对人类的贡献是很大的。

大家要关注应用,尤其是工业、农业社会的应用,模型的应用有时比模型本身还有前途。

但是我们公司除了会做AI的底层算力平台,应用平台不是我们的选项。我们公司别的都不会,所以我们只好聚焦在这方面,为建立一个适应社会需求的算力平台而奋斗。

底层平台会开放这点是徐直军对我讲的设想,在2%的平台贡献里,我们占一点点就行。

ChatGPT对我们的机会是什么?它会把计算撑大,把管道流量撑大,这样我们的产品就有市场需求。

03

王钻开 提问:刚才任总讲到,您年轻时没有书读,但是您创办了华为,创造了奇迹,个人的领导力、个人的英雄主义是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任正非:我讲的是六十年代,那个时代是反对白专,缺少技术性的书籍,不像今天这么多书籍,还有互联网,青年人应珍惜这个机会。多好的一个时代呀!

在网络上,思想的碰撞是全球化的,碰撞的火花也是在时代前沿的。它推动着一个庞大的群体在创造世界,世界的进步速度由此加快,应该是万众力拔山兮。

在联接领域,我们应该是世界领先了,这是20万人,再加上外包的20万人,再加上从全世界理论工作者中吸收的能量才做到的。

例如5G的理论就是由土耳其Arikan教授的一篇数学论文引发的。在计算领域,我们也想追赶美国,我们就有了一个机会窗,抓住机会窗还是要靠集体的力量,推动集群计算。

我们公司内部叫“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主要是集体智慧互相挤压、互相冲击,你的思想点燃他的火花,他的火花燃起了熊熊大火。

比如,香港大学张翔校长提到对普通玻璃辐射制冷的科学研究,太阳照射在外表面,里表面出冷气。这个技术能否运用到我们机器的外壳上,不是极其巨大的成就吗?

因此,个体的发明要有群体的平台,把火花变成熊熊大火。怎么把这个平台团结起来?大家就会一心一意去抬一个“轿子”。

04

杨凡意 提问:华为公司认识到数学的重要性以后,在公司层面是怎么推广、怎么布局的?

另外,随着非常多优秀的数学人才加入华为,华为的数学能力逐渐增强以后,是否还会继续加强和高校科研界的合作?

任正非:拿破仑数学立国的做法,推动了法国数学的进步;叶卡捷琳娜引进西方的哲学、绘画……实际也促进了俄罗斯的进步。

物理是数学,土木建筑是数学,力学也是数学……数学可以被用在各种地方解决问题,涵盖范围很广。比如,土木建筑的专家通过对土木建筑的理解,去解决土木建筑的算法问题。

我们公司为什么重视数学?无线电是什么,通信是什么?电磁波不就是方程吗?

土耳其Arikan教授一篇数学论文,十年后变成5G的熊熊大火;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前苏联科学家彼得·乌菲姆采夫发表的一篇论文,钻石切面可以散射无线电波,20年后美国造出了F22隐形飞机;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科学院吴仲华教授的三元流动理论对喷气式发动机的等熵切面计算法,奠基了今天的航空发动机产业。

未来走向信息社会,数学的重要性越来越高,人工智能都是数学,算法问题就是数学问题。

怎么把物理学的一些量运用算法固化下来成模型?这个模型让大家去用,用模型的人不一定要懂,会用就行。当然,物理学、化学、神经生物学、工程学、电子学……同样都非常重要。

我们会在圣市建立系统仿真实验室,圣大学的数学在世界上是很厉害的,无线、网络、计算、数字能源、供应、制造、材料……都可以在这里做仿真实验;我们在贵安建立镜像实验室,做大模型实验时,可以在贵安搭建一模一样的完整场景,你不用在客户的实际场景上试。

请老师们来我们这里做学问、做实验,你可以把成果拿走,我们从你发表的论文上学习。

所以,对高校来说,公司渡过难关以后,在一定的技术边界内,对高校的支持力度会更大一点,为改善大家的学术环境做一点点贡献。但我们的钱和国家比起来,毕竟少得多。

05

李彦彪 提问:我们有一个指导思想: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真解决问题。揭榜以后,我们与华为推进了一个合作项目,会涉及到开放和一些制度上的问题。

比如,我们研究的方案到华为产品线怎么去落地,后续怎么跟进?能不能给出题的人也有激励?这样就鼓励大家愿意把东西跟我们分享,愿意跟我们一起去合作解决问题。

任正非:我们不能太小气,老师揭榜以后要给予相应的奖金和表彰,把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结合起来。

我们的学习平台分成几部分:一是“黄大年茶思屋”,所有理论(包括我们自己的理论)都在上面全开放,因为我们相信华为的整合能力应该比其他公司强;

二是“稼先网”,那是Know-How,是技术,目前不对社会开放;

三是技术上开放的部分就发布到“黄大年茶思屋”上来。

老师的研究成果是理论,不一定很快有用。关于跟进的问题,你不是有认识的人吗?他们会透露信息给你,你那时有兴趣欢迎参与。

我们需要有破题能力的人才,全面发展的人对我们公司的作用不大。

比如“火花奖”就是破题,你也可能是“歪瓜裂枣”,除了破这道题,其他都不太懂。

全面发展是培养领袖的。到博士不应该全面发展,在哪一点能够突破就行,我们应该改变对博士的评价体系。如果能改变,对下一代孩子是很有价值的。

06

欧阳明 提问:最近关注到,有位“天才少年”在公司工作两年离开,去做机器人创业了;我有个苏黎世大学毕业的朋友也是类似情况,他在这个领域也算顶尖的,也是工作两年就离开了。

ChatGPT、电动车、大疆无人机……很多颠覆式创新都是这种初创企业去做的。

第一个问题,任总如何看待年轻人在创新创业与守成之间的差异?第二个问题,除了待遇,我们公司在制度上能不能给年轻人一些资源上的鼓励,鼓励大家去突破、创新,敢于挑战?

任正非:第一,进入我们公司,“天才少年”这个称呼就没有了,定位“天才少年”主要用于入职的定级定薪。

所有新员工在三丫坡入职培训时,到处都是张榜公布的题目,大家要去踊跃回贴,有人会读这个帖子,就有人来找你喝咖啡,你要认真去交流,反对意见或赞成都行。

他们是在选人,这些专家有权力给你当场定级的、定工作岗位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很厉害的专家。

如果他认为你可以培养,职级就会被定得很高,为什么非要从最低级别开始起步呢?他也可以把你拉进他的项目组,你直接就进入大项目组了。大项目组不是指规模大,而是指高端项目组。

我们强调“不拘一格选人才”,老、中、青相结合,在开放的环境中向前滚动。

年轻人最有突破能力的是25-35岁;有经验、有资历的人有架构能力,架构和突破同样重要。科学技术上也有成与败的问题,败不馁,失败对你来说也是一次实战锻炼。

第二,我们不能垄断人才,员工想出去创业或到其他公司去,人尽其才,发挥他的价值,对国家都是有用的。

过去有个电影叫《中锋在黎明前死去》,我们垄断人才,没有用也扣住不放,消磨他的青春,而且还要给他发工资,两头不讨好。

我们对人才机制也有反思,比如有些人进入公司以后,没有很好使用到他最擅长的地方,没有发挥作用等于浪费他的青春。

人才关键是怎么用。

比如我们强调专家垂直循环机制,专家不能在一个岗位呆很长时间,要到前线作战去循环。

“石头”一翻开,压在下面的“草”就长高了,大家都看见了,这样年轻人就不会被埋没在“石头”底下。专家垂直循环的目的,是让他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去解决实际问题。

垂直循环下去不一定降薪,工作组没有级别,他可以比行政部门的级别高,他可以是“尉官”“校官”“少将”“上将”……保持他的循环,直到有合适岗位。

当然,不合适的人也面临着淘汰。

没有理论的实践,会在盲目摸索中经历数十次才能感觉到;没有实践,对理论就没有深刻的理解。

07

叶国栋 提问:世界逐渐进入数据时代,算法、算力、数据是数据时代的三个支柱。算法和算力方面,高校有办法解决,但是高校收集数据比较困难,很多数据其实是各个公司提供的。

但是有些数据可能涉及一些隐私问题,企业很难提供,因此相关的算法进展很慢。不知任总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

任正非:我们公司有个项目,希望做到几千万台服务器一个操作系统,全是年轻人,我就让他们“胡说八道”,反正我们现在也不可能做到几千万台。现在已经能做到几十万台一个操作系统了。

我们公司的算法是解决算力的算法,精力主要放在如何用算法来降低大流量过程中的消耗问题,只做“黑土地”基础平台。

原则上,我们不做解决客户应用的算法,为业务服务的算法部分,只有客户才搞得明白。数据是人家的,我们最多是借用一下。

我们将来也可能向谷歌学习,做一些没有现实意义的研究,不一定跟华为的业务有关,其实就是给人类社会多做一点贡献。

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么多钱,当纯利足够多时,我们的科学前沿就要推进一步,从火花变到宇宙去。

08

赵延龙 提问:在一些应用类数学领域,从华为角度看,哪些问题我们可以去做中期或长期规划?

任正非:我认为,数学跟工业的结合,应该是一些具体应用研究所的任务。比如,江苏大学镇江农机学院和郑州合作做了液压拖拉机,学院为什么不可以有各自的特色,它不就是有些方面的名校了吗?

大马力液压拖拉机目前只有美国才有,一天耕地近万亩就很厉害。我国做的拖拉机马力小,但不是已经会做了吗,中国的学院为什么都要一模一样?

中科院担负的是发现,就可以探讨一些发散、“无聊”的事情,允许“胡说八道”,这就是人类的先导。

但将你们的发现变成工程化的产品或装置,不是你们的擅长,需要更大范围的合作,你们的理论联系了实践才能发挥出更大的价值,“无用”方能“有用”。

09

崔汉骁 提问:刚才您说,科学就是做“无聊”的事情,我非常认可。

还有一种说法,比如100年前爱因斯坦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就能做出相对论,但现代科学可能需要大仪器、大科学装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青年科学家没有明确的目标导向,可能很难做出一些突出进展。基础研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难以提前规划。

请问任总,如何看待这两者的平衡?

任正非:科学就是好奇心驱动,有些理论和论文发表了,可能一、两百年以后才能发挥作用。

爱因斯坦年纪轻轻就有伟大的发现,大家不理解,他不也是很寂寞,到处找人喝咖啡,各说各的,生命这么长时间,有多少人有兴趣与他喝咖啡呀,你以为天天会有人与他喝咖啡。

伟大与孤独是同义词。

比如,孟德尔的豌豆杂交实验从1856年至1863年共进行了八年,他将研究结果整理成论文《植物杂交试验》发表,他发现了遗传基因,但当时未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孟德尔的思想和实验太超前了。经历百年后,人们才认识到遗传基因对人类社会的巨大价值。

我们还是要把科学和技术分开,如果一讲做事要有目的性,目的性就是技术,不是科学。科学就是你的兴趣爱好,为了搞清楚不惜一切代价。

所以,科学家大多数看上去都是“疯子”,很少科学家能看到自己的研究在人类社会的成就。

比如,麦克斯韦不知道他的方程对人类社会这么重要,现在的无线世界是基于他的电磁场理论;

法拉第也不知道现在的电气化社会是源自他的线圈框实验;

毕达哥拉斯也想不到他的几何学理论演变成了微积分的萌芽……

科学家也是“苦行僧”,科学家挺进科学的前沿与传教士挺进非洲的过程是一样的。

那些去非洲的传教士非常苦,几百年前从欧洲到非洲只能坐小木船,100人能活下1个人来就不错了。又从海边深入不毛之地和原始森林,又能活下几人来。

他此生还有可能逆向流程,回英国探亲吗?回不去了,献身是痛苦的,也是快乐的。

如果没有他们的虔诚,现在非洲是不能开发的,语言都不通,怎么开发?因为他们传播了语言,非洲的语言环境是好的,才有开发的基础。

10

韩凯 提问:高校的一些研究跟我们公司内部的一些研发是否要做进一步的协同,一起解决技术难题?想听听您在这方面的建议。

任正非:高校的研究跟我们公司的研发没有直接关系,因为高校要担负起高校的任务,它是一个很广阔的观念。

我们与高校合作,我们公司只是放进去一点东西,通过高校的力量来释放,充分发挥高校学者的作用。比如,高校喜欢“面条”,我们放了点“味精”。

其次是识别出一些优秀学生,就是我们的种子。如果他生活确实困难,暑假可以到我们公司来实习,这样他也有钱去付学费。

还有各种方式,比如我们的竞赛组织是在全世界开展的,并非只在中国高校。我们需要在全世界吸纳人才,才解决了我们的一些问题。

11

周俊鹤 提问:我有3个感受:第一,我们跟华为做项目真累,因为做国家项目一般是一年做一次年报,跟其他公司合作一个季度做一个季报,跟华为合作叫做周报,咱们华为的同事恨不得叫我做日报;第二,这个项目是真落地;第三,华为对数据的保护真严。

我建议,是否可以设立一些华为专门的数据发布点?我们上门来做一些分析,你们做一些物理控制;也可以对某些数据做一些脱敏,把华为的核心技术去掉。

任正非:我不理解华为这些“农民”怎么管理一日生活的,是否还要吹“起床号”。

我们说“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2012实验室有一段时间,有人回来报销时,要写心得收获报告,喝一次咖啡就能找到了灵感,你看这些主官多幼稚。他以为是去与“上帝”喝咖啡呢?这些没有喝过“咖啡”的主官,怎么能管理你们这些教授?

第一,将来我们校企之间的合作应该是几年一报就行。

别把时间浪费去写报告,科学研究报给谁,只有报给自己,因为科学是无尽的前沿。

我们拨了款,你们就去研究,研究完公开就行。你们可以发表论文,也可以写书,没有必要带上我们员工的名字,毕竟他们已经拿了高工资。

我们只要读你的论文明白了,我们就开始消化,消化以后再往下传,我们就做成产品赚到钱了,为什么要跟你们抢名呢?

第二,关于数据,我是持开放态度的。

“黄大年茶思屋”的网络与我们公司的网络是相通的,我们与高校的联合研究与合作,可以通过就近的茶思屋访问华为云上的数据。

当你需要这些数据来丰富你的成果,你可以申请,我们开放让你下载。我认为,开放给你们也是对国家有好处,你们拿了数据给别人用,也是促进社会和国家的进步。“科学无国界”,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12

陶仁帅 提问:今天我是作为一名出题人来参加活动。作为一个出题人,不仅要承担着对难题的凝练发布,还要跟外部老师、内部员工交流,工作其实也相当繁重。作为出题人,不是揭榜获奖者,所以会务没有给鲜花。我认为,也要给出题人一些激励。

任正非:我面前的这束鲜花,现在就送给你。出题人是真难的,总有一天你出不出题来,江郎才尽,那时真要给你送花鼓励你。

我们科学家的成长道路:

一种是垂直往上走,为了科学理想爬“喜马拉雅山”,工资钱少一点,但是收入一定还是体面的;

另一种是拿着“手术刀”参加“杀猪”的战斗,用你学到的本事,帮我们发现存在的问题,解决问题,产生商业价值,按价值评价也许钱会多一点。

如果你认为钱拿少了,就拿着你的理论知识参加“杀猪”的战斗去,收入多少与“杀猪”产生的价值相关。

“杀完猪”以后还能重新选择“爬山”吗?可以,这就是全能科学家。

13

张子阳 提问:与产品线同事交流,我发现通过业务建模和计算仿真可以发现问题并改进问题,使我们的产品做到极高质量、极简架构,能用一些不那么先进的工艺达到一些先进系统。请问任总,在计算产业的系统仿真建模方面的前沿研究,对我们有什么指导?

任正非:首先我们要感谢朱广平,朱广平曾经是公司的Fellow,已经退休了。

当时他提出“我们要做世界第五台计算机”,我们都笑他,认为是“胡说八道”,在计算产品上我们怎么可能崛起呢?做着做着,你们提出来要做世界第二了,好像最近你们又不甘于做世界第二了?

中国的社会体制有它独特的优越性,中国的高铁、高速公路、供电系统、电信系统……基础设施已经修到了无人烟的地方,如果没有国家力量不计代价去做这些事情,农民就不可能脱贫。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中国提出“东数西算”这个概念,美国是做不到的,因为美国经济是私有制。

美国电力网为什么赶不上中国的电力网稳定?中国电力网的规则是科学分布,有人区、无人区都要科学分布;而美国企业只会在能赚钱的地方布点。

特别是我国的高压直流输电领先世界,这需要几千种设备配套研究,不是国家计划协调,是做不出来的。

同时起步的苏联因为解体没有做出来。美国有六十多家电网,协调不起来,做不出来。中压直流驱动,没有变压器,会省出多少空间。

挪威是世界最富的国家,二十多年前人均GDP就达到十几万美元,但是国家人口太分散,农村就没人建通信基础设施,有些地方看不到电视,电话也很难打通。

所以,中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机制,会使中国的算力有可能崛起。

当然,我们还不可能是第一,美国还是厉害,因为先进的芯片制造目前在中国还存在困难,我们是用另外的方法弥补在芯片上的落后。

我们在圣市建设大型云架构的系统仿真实验室,就是打造我们先进的“数字化风洞”,通过系统建模、分析、仿真、验证、优化来加快科研的迭代速度。当地有很多优秀的数学家、物理学家,你们要充分利用好。

14

刘广垚 提问:公司内部有不同的研究部门,比如2012实验室、产品线研究部,包括直接负责产品交付部门的各个研发团队。请问任总,我们怎样去做更好的内部技术合作、技术竞争,以及对外的技术合作?

任正非:科学合理分工太难了,那不成计划经济了吗?科学合理的就不可能有重复资源的说法。

市场经济允许有重复研究、允许浪费,就是让大家有一个竞赛关系。

多个模块的研究,在竞争中有可能小模块把大模块就吃掉了,那我们就承认小模块的领导地位,由他来整合资源。

干部任期制、专家循环制、大家讨论的学习平台……部门“围墙”就逐渐被拆掉了。现在我们开放讨论,在讨论中思辨,在思辨中学习,看大家讨论的内容也是学习。

15

王耀 提问:学校的学生考评导向跟我们公司的考评导向不一样。

比如,我在学校是做力学纯理论研究,像我们这种博士来了公司以后,大多数都有一个适应过程,有的人可能适应时间短,有的人可能适应很长,有的没有适应过来就离职了。

任正非:我们不参与教育制度的改革,太复杂了。我曾表扬过衡水中学,改变不了外界环境,就改变适应外部环境的胜利方式。

衡水中学有衡水中学的胜利方法,深圳中学也有深圳中学的方法,不能以深圳的教育模型来要求内地。多种教育模式,我们都要认同。

我们公司对员工是选拔制,不是培养制,学生在选择来不来华为的时候,要考虑工作适宜不适宜你的兴趣爱好。不适宜就别来,浪费了你的青春。

我们不能为学生设计命运。

你进华为时就要考虑适应性,不能只看到工资高,要看给你的岗位是否符合你的兴趣爱好,你愿不愿意在这里贡献。

华为不能容纳天下人,也不可能让天下人适应。

公司只有一个总的理想,员工不能要求公司去实现你的理想,你必须适应这个总的理想,参加主力部队作战,发挥你的作用。

我们的主航道不会变化,你们与大学合作的面宽一点,到2012实验室的时候窄一点,到产品研发更是窄窄的,要有长期性的清晰指标。

16

焦贤龙 提问:现在计算机发展非常迅猛,每隔两三年就有一个新概念。前一个月研究这个方向,可能两三个月以后又出现新的方向,我们的研究就过时了。

请问任总,我们如何去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第二,在高校人才培养、指导学生方面,任总有没有好建议?

任正非:计算机的迭代速度比通信的迭代速度快得多,不是两三年迭一个代,而是两三个月,要感受到世界的变化速度之快。

如果你们访问不了外国网站,可以在“黄大年茶思屋”科技网站上感受一下。

我们员工在外面读论文,他们认为有用的内容就贴上来了;如果涉及版权问题,就会把索引摘下来,你自己可以想办法去看。

世界变化的速度还会越来越快,未来的世界很恐怖。尤瓦尔·赫拉利在达沃斯论坛上讲到,将来人会是机器的奴隶。

大会对我提问,我不好回答,我对社会问题比较无知,就说人死了灵魂就没有了,讲的是模拟灵魂。

实际数字灵魂不会没有的,它是有继承性的,AI正在颠覆我们过去的认知。因此,人类社会变化不可想象,你们要感知这个变化,就要多读文献。

我经常对我们的高级专家讲,能不能少点干活,多去看文献,如果连方向都不清楚,怎么走正确的路?你们看了文献,喝咖啡的时候讲两句,可能就启发了下面的人。

在我年轻时代,69岁的美国人乔治·海尔迈耶发明了液晶,人们那时描绘将来做一面墙都是图像。

我们那时连电视机都还没有看见过,怎么能理解未来,你想想这个科学的预测有多厉害!现在连液晶墙面也已经没落了。

谢谢大家!

来源时间:2023/3/19   发布时间:2023/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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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突访乌南释强烈讯号,华盛顿已然做了两手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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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咚  来源:亚欧视点

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突然出现在乌克兰的俄控区马里乌波尔市的住宅、剧院、游艇俱乐部及军营中。

这是其对乌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后首次出现在前线地区。

前一天——3月18日,他还前往克里米亚半岛,参访当地的一所新的儿童中心和艺术学校,以纪念俄罗斯吞并乌克兰这一地区九周年。

数日前,在俄罗斯的战机的干扰下,位于黑海上空的一架美国死神无人机坠海毁损。

普京先后进行的这两次访问都是未事先通过俄罗斯政府、国防及特工部门进行安排。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的强调意味着普京担忧出发前往敏感地区会产生安全问题。

相比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数次近距离前往热战中的前线,普京的同类行动有点姗姗来迟。

在访问马里乌波尔市过程中,普京亲身前往俄罗斯武装力量在乌克兰的前线——顿河畔罗斯托夫的特别行动指挥部听取了指挥官们的详细报告,并与前线部队最高指挥官、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在单独的办公室进行了一对一的长时间谈话。

普京的突然访问是在一场至关重要的首脑峰会前夕进行的。一方面体现出这位俄罗斯最高领导人在其极为看重的会晤之前,希望亲身了解战争一线情况,做到心里有数,为会谈做好准备,另一方面,他对克里米亚半岛特别是马里乌波尔市的访问,是在战争拉开决战序幕、俄罗斯的有条件的和谈诉求屡遭无视、国际社会部分提出和谈主张之际,通过具体的行动,释放强烈讯号:

俄罗斯固有的观点:只要是其已经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不管是克里米亚还是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赫尔松四州,已经并将继续是俄罗斯领土,不会改变。一切结束战争的模式,包括和谈方案,都必须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这一姿态同时是要向有意斡旋的来访伙伴传递:俄罗斯的领土利益必须得到保证。

普京的访问还表明,只要其结束战争的底线不能得到保证,战争将继续与乌克兰打交道的唯一方式,他将坚持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普京此举等于提前将俄罗斯的条件摆到桌面上,以达到先声夺人的效果。

普京发出这些讯号的重要背景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没有实现最初的目标,被迫打成持久战,而且在第二阶段的战役中再次受挫,兵员、武器和辎重遭受巨大损耗同时在援乌抗俄联盟的施压下陷入内外困境,因此,仓促对乌克兰四州采取强行吞并的法律程序,以造成既成事实,并不得不进行新的军事动员,调整前线最高指挥官,期望通过对乌克兰发动春季战役,全面军事占领乌克兰四州,巩固和平谈判、结束战争的俄方基本盘。

乌克兰方面看到了俄方的意图。该国外交部长库列巴近日受访时说,每个国家在俄罗斯全面入侵后作出的选择,都将“在建立未来关系是被考虑在内”。

库列巴的话暗示,乌克兰将“秋后算账”。除非普京得到有力外援,俄罗斯打不赢、输不起、撑不住的局面目前总体不会改变,在西方强力支持下,战争最终以总体有利于基辅的方式结束是可能的方向。作为战胜国的乌克兰在未来的世界和欧洲地缘秩序中的角色将会加强,并参与主导战后利益的分配,从而在国际关系中占据有利位置。

彻底得罪乌克兰需要冒着巨大的风险,而库列巴的警告发出了明确的信息,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在战后必然会被乌克兰当局另眼相看并在国家关系方面进行清算,采取不利于俄罗斯援助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

它意味着乌克兰方面同样试图预先影响和阻止可能对俄罗斯进行关键援助的国家。

从美国的角度看,它实际做好了两手准备。如同战前对俄罗斯的态度一样,以结果为导向,假如其在战前能阻止俄罗斯对乌特别军事行动,那么对它是有利的;假如其不能阻止,现在看,对它还是有利的,俄罗斯不胜就是失败,这将深刻改变欧洲和世界的政治版图,并已经实质影响了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俄罗斯提前出局。

前提当然是,美国必须确保乌克兰挫败俄罗斯的进攻,阻止其全面占领乌克兰四州,并迫使普京在国内外陷入更大的孤立,通过各种方式促使俄罗斯的战略失败。

美方明确意识到这一点。这是其一年来给予乌克兰最大援助并领导了一个强有力的联盟和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原因。同样,对于战争的下一步,没有任何外国比它更关切乌克兰的未来。

就在前不久,美国总统专门围绕俄乌战争问题在白宫接待了欧盟关键盟友、德国总理朔尔茨,联手共商在战争进入紧要时期美欧援乌抗俄的大计。

昨天,美乌最高层关键人物,就援乌联盟向乌克兰进一步提供必要的援助,尤其是车辆、武器和弹药,进行了一场视频战略磋商。出席的官员主要包括乌方的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及其他高级官员和将领和美方的国防部长奥斯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和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议尾声时出现在会场,并发表了关于解放俄占乌克兰领土的讲话。

这场双方最高级别的战略磋商显然是为即将到来的俄乌决战做准备,显示出美方坚定不移地支持乌方打赢俄罗斯的意图。

当前俄乌战争局势进入了最紧要阶段,国际力量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变得更加关键。拜登当局对此同样是两手准备:俄罗斯无法获得关键外援以及其能获得关键外援。与战前对俄政策一样,美方对此实际很可能也是做好了两套方案,以应对由此带来的局势改变,无论局势朝着何种方向发展,它都将复制对俄模式,使其朝着有利于美乌双方的方向发展。

在对俄策略中,华盛顿尝到了甜头,因此不会对采取类似模式有所顾忌。

来源时间:2023/3/19   发布时间:2023/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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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炜:拜登政府对华芯片政策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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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齐炜  来源:《当代世界》2023年第3期

内容提要

在以大数据、量子技术、人工智能为主要标志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芯片构成了高新技术产品研发和生产的底部支撑。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背景下,世界主要大国将芯片视为关键战略资源。近年来,美国愈发以竞争甚至敌视姿态对待中国,将中国定位为最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连续发起贸易战、科技战,着力在芯片领域遏制打压中国。拜登政府无视芯片产业发展规律,延续并升级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对华芯片打压策略,综合运用拉拢盟友、限制出口、出台产业政策等手段,试图抑制中国芯片产业发展,进而阻断中国高新技术发展进程,维护和巩固美国霸权。

关键词

拜登政府 芯片政策 中美关系

拜登政府上台后并未改变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对华芯片政策,反而变本加厉不断强化打压硬度和细度,扩大制裁中国相关企业的范围,要求盟友收紧芯片技术和制造设备对华出口,这充分表明芯片政策已成为美国对华遏制的重要一环,形成了跨党派、跨政府共识。

美国对华芯片竞合认知与政策

美国对华芯片打压不是中美科技竞争的浅层问题,而是攸关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问题。一方面,美国政府延续“中国威胁”叙事,将芯片置于对华竞争核心位置。2021年2月,拜登总统在上任后首次外交政策演讲中称,中国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在拜登政府发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中国被定位为“有潜力整合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实力,能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持久重大挑战的唯一国家”。2021年10月,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发布《保护美国关键和新兴技术免受外来威胁》报告,将包括半导体在内的技术定为决定中美战略竞争结局的关键领域。塔夫茨大学教授、《芯片战争:世界最关键科技之战》一书作者克里斯托弗·米勒表示,在大国竞争国际大环境下,芯片已同贸易、科技、资本一样,成为政治化场所。

在这个战略认知下,凡是能迟滞中国发展的领域,都是美国重点关注和发力的领域。在美国看来,缺少高新技术和高端产品支撑,中国的高质量发展便无从谈起。在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大数据等第四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代表性领域,中美存在发展差距,但在有些领域中国已经比肩甚至超过美国。这些领域大多离不开芯片特别是高端芯片支撑。美国抓住芯片不放,切断中国获得关键半导体技术途径,企图对中国高端制造业釜底抽薪,进而将中国产业永久锁死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位置。

另一方面,不少美国智库同政府“一唱一和”,过度夸大中国芯片进展及其对美竞争优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发表的《科技大较量: 中国对美国》报告指出,中国即将在半导体的设计和制造这两个关键领域超越美国。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报告分析指出,尽管中国还不能制造高端芯片,但很快便能制造所有类型的芯片。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学者马克·蒙哥马利和特雷弗·洛根认为,如果不采取行动阻止中国“窃取”先进半导体技术和获得半导体制造的关键材料,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数百亿投资将功亏一篑,美国应该通过加强多边出口管制来应对中国的科技“威胁”。这些智库对中国芯片发展言之凿凿的虚妄论调,进一步恶化美国对华政策和舆论氛围,误导美国政府制定对华芯片政策。

拜登上台后认识到美国不可能在所有技术领域打压限制中国,同中国的科技竞争从“大院矮墙”调整为“小院高墙”。拜登政府将芯片列为美国抑制中国发展的重点领域,打造遏华从虚入实的重要压制点,在芯片领域采取“断供”和“打压”等举措,如技术断供、设备断供、芯片断供、打造“芯片四方联盟”、拓展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合作领域、推出《芯片和科学法案》等。其逻辑在于通过维护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技术和产业霸权,遏制中国高端产业发展,弱化中国高质量发展动力,防止中国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实现超越,消除中国威胁美国所谓霸权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拜登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极具竞争性和敌视性的对华芯片政策。

一是拉拢盟友与伙伴,共同构筑排华芯片小圈子。在原有同盟框架基础上构建“菜单式”联盟,是拜登政府遏华的突出特点。芯片产业高度国际化,美国难凭一己之力对华形成有效遏制,因此积极推进游说外交,构建基于政治目的而非产业规律的芯片产业链与供应链联盟。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技术与国土安全高级主任塔伦·查布拉直接指出,美国要拉拢盟友共同牵制中国,保持自身在前沿技术领域的综合优势。为此,美国积极酝酿创建所谓“芯片四方联盟”、拓展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内容。其中,“芯片四方联盟”是美国为遏制中国芯片产业发展而专门打造的联盟,美国企图借此切断中国获取高端芯片的供应链条。此外,美国还将芯片相关内容嵌入科技遏华联盟中,联合欧洲盟友构建所谓“民主科技联盟”,协调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政策,推动各方情报分享和先进技术的联合研发,在技术标准、应用规范等方面强化对华打压。美国主导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框架下建立关键和新兴技术工作组,推进所谓“芯片供应链倡议”,共同提高芯片供应链的韧性。在芯片制造设备领域,拜登政府游说荷兰、日本政府,进一步扩大禁止对华出口芯片制造设备的范围和类别。2023年1月,美国同荷兰、日本就限制相关企业对华出口部分芯片制造设备达成一致,荷兰阿斯麦、日本尼康和东京电子公司等将加入美国部分对华出口限制举措。拜登政府持续构建所谓芯片联盟,协调相关国家和地区打造美国主导的“技术治理多边体系”,制定多边出口管制措施,不断强化对华芯片封锁,试图将中国半导体产业彻底排挤出全球产业链,致使中国半导体产业技术停滞和产业僵化。

二是拉长遏制链,加大中国芯片产业发展难度。相较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对华芯片打压变本加厉,突出表现为力度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细。拜登政府扩大制裁中国企业范围,进一步提升对中国芯片产业的技术阻断力度。拜登政府炮制涉疆涉港反华法案,设置长臂条款,同打压中国半导体产业挂钩,强力打击中国尖端科技企业与研究机构。2021年3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认定华为、中兴等五家中国公司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禁止美国政府机构购买这些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同年4日,拜登签署行政令,禁止美国企业和投资者对华为等59家中国企业投资。12月,拜登政府将34家中国企业或科研机构列入“实体清单”,这些企业多数都是中国半导体行业尖端科技企业。2022年10月,美国商务部将31家中国公司、研究机构和其他团体列入所谓“未经核实的名单”,限制它们获得某些受监管的美国半导体技术。对此,有英国媒体夸张称,此举有可能将中国相关产业打回“石器时代”。美国还在芯片人才方面收紧对华政策,在美国商务部发布的《关于先进计算和半导体实施新出口管制制造细则》中对此作出相关限制,“自2022年10月12日起,禁止美国人员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支持中国半导体相关能力,拥有美国国籍和美国绿卡的人不能在中国半导体企业任职,不能为中国芯片相关业务提供帮助”。

三是推动半导体产业回流,牵制半导体企业深耕中国。美国在芯片设计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但产能有限,其产量的全球占比从1991年的37%降至2021年的12%,亦有“卡脖子”隐忧。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目前美制造芯片的能力严重不足,90%高端芯片从中国台湾进口,安全脆弱性显而易见。一旦芯片断供,美国经济将陷入衰退,甚至连军事装备也无法生产。2022年8月,拜登签署《芯片与科学法案》,法案规定美国政府将拿出527亿美元补贴,鼓励芯片公司在美国本土扩大生产,加速半导体制造业回归,享受政府补贴的企业不得在中国投资。在这一政策刺激下,中国台湾芯片制造商台积电宣布在美投资400亿美元,并于2022年12月在美国亚利桑那举办了首批设备到厂典礼。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指出,美国要用这项法案,确保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创新者的地位。拜登政府推动半导体制造业回流,同时阻止国际半导体制造企业在华投资,企图达到“厚己薄人”的私利。

拜登政府对华芯片政策面临的困境

拜登政府调动本国资源,滥用“长臂管辖”,致使对华半导体投资与科技合作都面临紧张的国际环境,这将使中国半导体产业面临关键技术“卡脖子”困境。目前,中国芯片尤其是高端芯片对外依赖度依旧较高。美国限制中国进口芯片及相关技术与设备,对中国相关产品及高新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造成了一定影响。但从长期看,美国对华芯片政策违背市场经济与科技发展规律,其“美国优先”底色也损害盟友利益,注定是不可持续的。

首先,美国对华芯片打压政策“回旋镖效应”明显。中国是世界最大芯片市场。2010—2020年中国芯片进口额从1695亿美元快速增至3826亿美元,年均增速高达8.48%,进口额世界占比从2010年的31.20%增至2020年的43.54%。拜登政府恶意干涉芯片市场,扰乱市场供应链,实际上严重损害了美国本土芯片企业利益。一方面,2022年,美国芯片行业爆雷不断,高通、英特尔、AMD等芯片巨头均遭遇“股价暴跌、业绩不及预期”的双重打击。截至2022年11月,在美国上市的半导体企业总市值年内合计蒸发已超过1.52万亿美元。多家美国芯片巨头在解释业绩“爆雷”时都提到需求疲软、供应过剩、库存挤压等因素。另一方面,美国芯片巨头对未来预期异常悲观。高通预计,2023财年第一季度收入约为92亿—100亿美元,大幅低于原先预期的120.3亿美元。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和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在2022年9月提出一项议案,要求美国联邦机构及其承包商停止使用中国晶圆代工企业中芯国际、中国存储芯片企业长江存储和长鑫存储生产的芯片半导体。但是,在美国商会等贸易组织推动下,美国政府放宽了该项限制。美国更加严苛的出口管制政策会损害相关企业的利益,冲击全球芯片供应链。在政府高压下,美国企业可能会暂时顺应对华芯片打压政策,却会付出经济上的巨大损失。

其次,美国对华施压将倒逼中国芯片企业加速换代升级。科技产业调研机构“技术洞见”的研究认为,过去几年中芯国际已将其生产技术提升两代,目前可成功交付7纳米级芯片,相较于其原有的14纳米级技术有了显著提升,这一进展有力回击了美国相关限制政策。据媒体报道,2022年全球半导体专利申请数量为69190项,同比2021年增长了9%,创下历史纪录。其中来自中国的申请数量为37865项,占全球总申请量的55%,位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全球“缺芯”也有利于中国芯片企业加速进入国际市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和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2022年6月在《华尔街日报》联合撰文称,美国正在输掉芯片竞争,如果中国在芯片供应链上形成持久优势,其将在基础技术方面取得美国难以匹敌的突破。

再次,美国盟友考虑到本国利益,不愿同中国长期针锋相对,同美国在芯片领域的合作恐心猿意马。世界主要芯片制造方对中国市场依赖较大。中国大陆芯片进口来源地主要集中在韩国、中国台湾和东盟等亚洲地区。2010—2020年中国大陆从上述三个地区进口芯片额度由1089亿美元增至2737亿美元,年均增速9.65%,进口份额则由64.28%提升至71.53%。其中,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芯片进口额由2010年的378亿美元增至2020年的1267亿美元,年均增速12.86%;从韩国进口芯片由318亿美元增至747亿美元,年均增速8.92%;从东盟进口芯片由393亿美元增至722亿美元,年均增速6.27%。中国对美国以及“五眼联盟”芯片的直接进口依存度有限。以“芯片四方联盟”为例,韩国在是否参与该联盟上持犹豫观望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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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芯片打压是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势头短期内难以逆转。在拜登政府的认知中,对芯片产业权力的争夺,可能会决定美国的未来。从中美关系走向看,拜登政府虽不承认开启新冷战,但其对华芯片政策及就此所展开的一系列行动实际就是打造科技“铁幕”,将芯片产业贴上“势不两立”、零和博弈的对抗标签。未来拜登政府在芯片领域将咬住不放,对华打压更狠更细,在某个竞争白热化的时点,不排除其联合其他国家或地区进一步对中国实施芯片出口禁运的可能。《芯片与科学法案》具有很强的指向意义,很可能只是一个开端,拜登政府后续可能会出台更多的类似政策,对华芯片产业开展更严厉更大规模的封锁行动。面对美国的凶狠打压,中国要保持战略定力,充分利用新型举国体制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技术、人才、产业上加大投入,早日实现我国芯片制造化茧成蝶的质变,实现自主自强,壮大高端产业实力,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强力支撑。

来源时间:2023/3/19   发布时间:2023/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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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在美国2024年选举中真的手执王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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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德豪  来源:香港01

最近在西方舆论中引起不少讨论的,是特朗普2024年总统初选的首位潜在对手、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对俄乌战争的清晰表态,《金融时报》美国专栏作家Edward Luce更因而称普京在2024年美国选举中握着一张王牌。

此前一直回避乌克兰议题的德桑蒂斯3月14日以回应《福克斯新闻台》(Fox News)主持卡尔森(Tucker Carlson)的「乌克兰问卷」的方式,首次清晰地表明其援乌立场。

德桑蒂斯在2014、2015年克里米亚危机发生不久后曾是抗俄鹰派,当时主张大力支持乌克兰。但在特朗普的影响下,共和党基层如今孤立主义成风,德桑蒂斯也改变了立场,走上质疑援乌之路。德桑蒂斯声明乌克兰问题并非涉及美国的「切身利益」,批评拜登当局的援乌政策是乱开「空白支票」,更将乌克兰对俄罗斯入侵的抵抗称为乌俄之间的「领土争议」。

Luce就担心,乌克兰问题像戴口罩与否一般,已逐渐变成美国的文化分野,乌克兰国旗已变成了进步派的符号。如果特朗普或德桑蒂斯任何一人胜出共和党初选再击败拜登(或其他民主党候选人),普京将会赢得乌克兰战场之外最重要的战事。

对于2024年共和党胜出总统选举的担忧,并不止于Luce。《经济学人》最新一期就有观点文章,批评德桑蒂斯认为援乌不符合美国利益。《华尔街日报》也有社论直称德桑蒂斯这种孤立主义式的言论是其「第一个重大错误」,认为他应该向冷战末期的共和党前总统里根学习。政治新闻网站POLTICO也引述部分坚决支持乌克兰的共和党政客言论,称他们正在寻找一个支持乌克兰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上述的种种担忧都有一个预设,就是如果乌克兰失去美国援助,俄罗斯就很大可能会取得最终的胜利。但事实又是否如此?

虽然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的确占了西方对乌军援的绝大多数,但我们其实不应该轻视欧洲的援乌决心。一方面,以波兰为首的东欧国家,就算在美国退出后,也会有唇亡齿寒的恐惧,因而只会继续对乌克兰不离不弃,甚至加大援助。

3月16日,波兰就不怕俄罗斯棒打出头鸟,自行带头公布将在未来几天向乌克兰输出苏式MiG-29战斗机,成为首个向乌克兰输出战斗机的国家。波兰在去年俄罗斯进军之初还希望将自己的战斗机借美国之手送出,以避免俄罗斯报复的风险。回看今天,可见波兰已变得更敢于挑战俄罗斯。

而且,虽然波兰依然视美国为欧洲最有效的安全保护伞,但该国也看出美国国内政治的不可靠,去年已大手从韩国购入坦克、自走榴弹炮等乌军必需的武器,日后更将在波兰在地生产。而韩国最近也确认了其对他国将其武器零件输送乌克兰的许可。日后,即使美国撒手不管,像波兰这样的国家将会扮演更重要的援乌角色。

当然,相比起拥有大量核武和先进超音速导弹的俄罗斯,波兰的军力实在微不足道,但从一年多的乌克兰战场发展来看,俄乌之战是坦克大炮对垒的旧式战争,核武、导弹、空军、网军都不太派得上用场。在此,即将把国防预算提升至GDP 4%的波兰,将能是乌克兰背后的一大武力来源。

这种援乌之情也不只于波兰。例如在本月初的爱沙尼亚大选中,现任总理卡拉斯(Kaja Kallas)的改革党就在援乌大旗之下击败两个主要亲俄政党获胜,为欧洲援乌政客打下了一支强心针。

另一方面,如果美国退出援乌阵线,一直主张「欧洲自主」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更不会放过这个让欧洲军事独立、脱离美国掌控的契机。

2019年曾声言北约已经「脑死亡」的马克龙,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数个月,就曾尝试在土耳其与希腊的东地中海主权争议之中站队希腊,与后者签订双边防卫协议,似乎是想藉此区隔出欧洲军事的独立地位。此行动的重要性后来当然因为俄乌战争的爆发而大减,但如果马克龙得到一个能从美国手上夺取欧洲安全主导者地位的机会,他绝对不会放过。

此刻,法国的对乌军援总值比加拿大还要低一倍,但当美国退出留下空档,过去数年一直跃跃欲试的马克龙定必「当仁不让」。

今天,欧盟已在推动联合弹药采购来增加对乌援助,法国方面更坚持要透过采购来增加欧洲本土的军备产能。如果2024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果真渐见胜算,这个欧洲军事化的过程将会加速进行。

而如果我们不看军援,欧洲此刻已是乌克兰政府财政的最大支持者。

虽然美国放弃援乌当然会对乌克兰的军力造成一定影响,但人们不应该忽视东欧国家的唇亡齿寒恐惧,以及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自主意志背后的援乌潜能。即使孤立主义再次席卷美国,普京手中的是不是王牌,还要取决于欧洲的反应。

来源时间:2023/3/19   发布时间:2023/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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