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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调显示 中美关系让美国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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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美新浪  来源:新浪微博

皮尤中心9日公布题为“美国人对中国的担心”的调查,称美民众担心中国构成“经济威胁”,主要体现在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美中贸易赤字以及美国就业机会流向中国3个方面。对此,中方表示,中美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

来源时间:2015/9/13   发布时间:2015/9/12

旧文章ID:5823

【 9·11恐袭14周年忆往事 奥巴马:美也会遭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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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美新浪  来源:新浪微博

周五为美国9·11恐袭14周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偕其夫人米歇尔在白宫南面草坪出席恐袭悼念仪式。而奥巴马在回忆对9·11灾难时表示,“此事件让我第一次意识到美国也会遭到攻击。”

来源时间:2015/9/13   发布时间:2015/9/12

旧文章ID:5822

李成:中美怎样避免擦枪走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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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为中国2015年度重大活动之一的“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已经结束,国际社会开始关注中国下一个重大动作“习近平出访美国”,对于中美关系走向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等相关问题,美国知华派专家近日作出了精确分析。

  综合媒体9月9日报道,金秋9月,北京令全球瞩目,数十国政要参加一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大阅兵。9月下旬,舞台切换到华盛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美国之行是中国外交的又一大手笔。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看来,最近这一两个月习近平面临过去两年半以来最大的挑战。李成认为,习近平此次访美所面临的挑战要远远超过1979年邓小平的访美。但李成表示,“只有在危机重重的情况下,才能显示出一个领导人的魄力。”

  李成成长于上海,于上世纪80年代赴美国留学深造,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亚洲研究专业硕士学位,后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李成自2007年以来在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担任资深研究员,并从2009年开始担任该中心研究主任。他的专业领域包括中国中产阶级、精英政治、公共卫生与控烟、美中教育交流、智库的运作和中国电信行业。他同时还领衔编纂桑顿中心中国思想家系列丛书。该丛书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杰出思想家的专著。在中国外交学院2015年1月发布的一项报告中,李成被列为近十年来最著名的“美国知华派专家”之一。

  李成在接受采访被问及如何看待要求“重新定位”中美关系的论调时表示,一些美国外交政策专家认为,自尼克松(Richard Nixon)以来美国推行的战略性通融政策不再可行。美国应该接受一种以对抗为主、合作为辅的中美关系。实际上,这种观点是非常有害的。它不仅会挫伤美中关系,也不符合美国利益,更与世界大潮相违背。

  李成表示,对于中国,美国有两种极端的分析。一种是夸大中国的成功和强大,好像中国马上就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马上就将在海外进行扩张,在南海、东海或其他领域进行一连串的挑战,而且威胁美国,把美国赶出亚太地区。

  另外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中国非常衰弱,无论是经济状况、治理能力,还是环境保护、军事实力好像已经差不多不行了。因此,上述两种观点实际上是想把美国的对华政策引入歧途。

  在谈到美国主流的学者如何看待中美关系时,李成表示,美国白宫、政府决策者并没有发生政策性的变化,但他们也要对美国学者、媒体、利益集团做出反应。由于种种原因,眼下美国不少学者对中国有不安、焦虑和批评。但这些看法是可以改变的,并非一成不变。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许多对中国的分析是充满矛盾的,同时主流学者仍然抱有希望。

  在谈到面对极端批评,中国该如何做时,李成表示,“在这些问题上,中国要更有力地澄清。我们处在一个信息快速传播的时代,美方有很多观点会影响到中国,就如同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负面情绪也会影响美国的学者。因此,要更多地去关注,要做更多的理性的探讨,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冲突。”

  李成进一步指出,对于包括中国的经济政策在内的很多东西,要进行客观的分析。中国经济现在体量很大,中国的股票市场影响很大,这方面如果有人有非议,是可以理解的。有误解就必须来澄清,有些恶意的攻击,必须针锋相对。同样,美国对中国的解读,不能只听一个退休的军官,或者一个知识分子的话,就将它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这些推断都是非常有害的。

  在谈到如何看待习近平访美时,李成表示,“美国的一些政客,如威斯康辛州的州长不久前攻击奥巴马,认为他对华太软弱,包括这次的访问都应该要取消。对美国的政客而言,无论是不是为了选举,批评中国太过火都不是聪明的举措。我是2008年希拉里竞选总统的顾问,以我的观察,总统候选人批评中国太厉害美国民众会有反弹。同样,如果中国有些人士把一切都归咎于美国,也会不得人心。同时,我认为这次访美具有非常大的挑战性。有人将它与1979年邓小平的访美联系起来。但我认为,这次习近平访美所面临的挑战要远超1979年邓小平访美。”

  李成还表示,奥巴马应该会给予习近平足够的尊重。对习近平的尊重,不仅仅是对他本人,更重要的是对14亿中国人的一种尊重。中国是美国许多重要领域的合作伙伴,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在全球很多关键性的问题上,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对美国来说,中美之间重要议题包括网络安全、东海南海和人权,奥巴马会强调这三个问题。尽管种种原因造成习近平访美面临诸多挑战,但一次成功的访问,能显示出习近平作为领袖的外交技巧。中国的外交团队需要对海外有清醒的认识,要和美国民众进行对话,进行良好的沟通。

  李成进一步指出,“要成功改变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需要一些非常真诚的表达。我几天前接受一次采访,谈了习近平访美的日程,重点是和企业界互动,但如何与美国民众互动,还不清楚。当然,现在距离访美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习近平的团队还可以做一些调整。”关于这次访美的亮点,李成表示,“我觉得,就是要给人惊喜,但不是演戏。真正的亮点应该是一种感人的东西。我个人觉得,如果美国民众了解他的话,是会喜欢他的。”

  在谈到两国领导人该如何弥合分歧时,李成表示,“尽管有很多沟通渠道,有很多种方法,但是互不了解、互疑的情况仍然存在。我认为,习近平到美国访问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但必须要了解,美国目前的政治环境是非常有挑战性的,是不尽如人意的,这方面需要做好准备。”

  李成还表示,现在是奥巴马第二任期的最后一两年,有人说,奥巴马变成了“跛脚鸭”,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对奥巴马来说,这是他第二任期最后一两年,他可以抛开顾虑,去做他认为对的事情。因此,他决定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热衷于解决伊朗核问题,2014年到中国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访问。而现在,奥巴马也不在乎别人的非议,希望通过习近平访美让美中关系上升到一个新高度。中国在两年前做出了准确判断,认为要和奥巴马合作,而不是把眼光全放在下一任总统身上。这是对的,不能以为他只有一年多的任期就无能为力,他还能做出一些有建树性的东西。

  在谈到中美两国关系的长期走向时,李成表示,从长远看,是非常乐观的,原因在于中美两国的年轻人。现在20岁左右的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对两国关系有新的阐述和见解,心态与四五十岁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中国的年轻人,他们处在信息化的时代,生活在中国走向强盛、中产阶级迅速发展的年代,他们的理念、价值观、对世界的看法,和前几代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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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问题在于,10年之内,怎样避免擦枪走火,避免被极端的观点左右,避免用噪音取代理性的声音。目前,两国都存在很多悖论:中国在很多领域成为世界性的强国,但在经济、政治、战略、外交方面面临不少的不确定性。美国一方面政府负债累累,但它的经济是全球领头羊,军事实力强大。中美两国都要有一个全面的把握,不要走极端,不要用简单化的看法来看各自的问题。

  在谈到中国反腐问题时,李成表示,中国的民众支持反腐,但有些利益集团的反弹非常厉害。有的人认为反腐太过,实际上,现在反腐,不管在军队高层还是中央委员会,或副省部级以上官员中间,比例都在百分之三左右,并不能说是太多。整体来讲,反腐是一个五年计划,会更多通过司法途径来反腐。依法反腐的观点必须明确阐述,同时指明中国法治前进的方向。习近平也在不断探索,并不像有的人所认为的反腐过了头,反腐也不会影响了中国经济。但是,目前要警惕利益集团受到挫折后的反弹。

  关于习近平执政理念,李成表示,习近平的执政理念是非常清楚的,他提出了“四个全面”。经济方面发展私有企业,尤其是服务性行业,发展教育、医疗保险,发展清洁能源、环境保护,整体思路是正确的。中国的发展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用习近平的话来说,不再简单以GDP增长率论英雄,而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但问题在于,海外还是主要看中国的GDP增长。

来源时间:2015/9/13   发布时间:2015/9/11

旧文章ID:5821

刘亚伟:谈谈中美的历史坐标(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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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亚伟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谈谈中美的历史坐标”的第一篇写了从美国建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中美两国的交往、纠结和互动。而从1945年到1968年近四分之一世纪里,中美关系大起大落,每次起落都大大影响了中美两国的发展和整个世界的命运。(延伸阅读:刘亚伟:我和这些年的中美关系)

  毛泽东代表全国人民告别司徒雷登

  1944年,国共抗战进入最后一年。为了防止日本投降后美国一边倒向国民党,中共开始向华盛顿展开“魅力攻势”。《解放日报》在1944年7月4日题为《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日》的社论中,将美国与苏联并称为 “民主世界的双璧”,而 “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同年,美军陆军观察组进驻延安,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与观察成员均有过深入的交谈。毛泽东问美军观察组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官谢伟思美国是否可以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并对他说,他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抗战一结束,观察组会立即撤离延安,那将是国民党打内战的最危险时刻。1945年8月,毛泽东在美国的担保下赴重庆谈判,并与蒋介石签署了《双十协定》。之后,杜鲁门又派德高望重的马歇尔将军到中国斡旋,试图阻止国共发动内战。然而,1947年,随着国共进入武装冲突,中共对美国的看法也发生了重大转变。

  1946年8月6日,美国记者斯特朗在延安采访了毛泽东。当她问毛,“你觉得中国的问题,在不久的将来,有政治解决、和平解决的希望没有?”毛答:“这要看美国政府的态度。如果美国人民拖住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反动派的手的话,和平是有希望的。”在这次采访中,毛提出了他对美国最为著名的“纸老虎”论断:“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

  之后就是国共的大血战,辽沈、平津和淮海,解放军逼近长江,在南京的外国使馆纷纷迁往广州,连苏联大使馆都走了,但是美国大使馆在司徒雷登大使的坚持下依然不走,并通过自己在燕京大学的学生黄华与中共联系,并提出去北京拜访毛泽东。华盛顿最终否决了司徒雷登的建议。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并占领南京,中共对美国的态度也越来越走向反面。与此同时,美国在野的共和党也开始指责民主党控制的行政部门“丢失”了中国。美国国务院在国务卿艾奇逊主持下于1949年8月5日发布了《美中关系白皮书》。8月18日,毛泽东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他在文章最后写到,“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1949年年底,毛泽东第一次出国,于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到次年2月14日,经过艰苦的谈判,中国与苏联终于签署了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合作条约》,完成了自己在外交上的一边倒,但是斯大林在对毛泽东要求苏联在美国进攻中国时给予坚定援助的态度上模棱两可。6月25日,金日成不听中方的劝阻,命令人民军突破“三八线”,朝鲜战争全面爆发;次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部队在仁川登陆后,中国就面临是不是出兵朝鲜的抉择。包括不少跟着毛泽东打天下的军人反对出兵,但毛泽东最后在斯大林、东北重工业基地可能被联合国军的空军和炮火完全摧毁和对同志邻国不能见死不救的三重压力下决定出兵,并告知彭德怀等人,“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这一打就打到了1953年,是美国第一场没有打赢的战争,志愿军也是到了1958年才最后从朝鲜撤出。同年8月23日,毛泽东下令炮击金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炮击后将携带核弹头的导弹运进台湾。尽管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冒进十分不满,但是碍于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合作条约》,不得不表示对中国炮击的支持,并警告美国不要轻举妄动。9月2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飞抵北京,奉命要求中方就炮击事件作出解释。毛泽东对葛说:“当前国际紧张局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较为有利,而不利于帝国主义。”毛还说:中国不怕核讹诈,如果美国实施核打击,中国政府将撤到延安,继续斗争。此时,毛泽东甚至诗兴大发说:“我们将在哪里建社会主义世界的首都呢?”他自问自答:“我们将在太平洋中间堆起一个大岛,至时我们就把世界之都建在这个大岛子上!”

  1962年,中苏关系已经出现裂痕。10月,古巴导弹危机发生。毛泽东坚决支持苏联、古巴与美国血拼到底。毛泽东主持发表声明说,“不管在什么样的风浪中,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都永远同古巴人民站在一起,坚决支持古巴革命,团结一致,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政策斗争到底。”毛泽东对肯尼迪总统和赫鲁晓夫就古巴导弹危机达成妥协极为不满,《人民日报》在10月31日发表了经毛泽东圈阅的社论《保卫古巴革命》。社论指出,“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坚决抓住美国入侵古巴的魔手,保卫古巴革命,这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当前最迫切的任务。”莫斯科在成功化解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就开始了对中共的批判。毛泽东不服气,组织了坚决的反击。1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经过毛泽东修改多次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的社论,并不点名批评了赫鲁晓夫的投降主义:“在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在战略上要藐视它,在战术上要重视它。这就是说,一方面,从战略上看,从长远的整体的观点来看,归根到底,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一定要失败的,人民群众是一定要胜利的。”

  尽管毛泽东曾经说 “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但是他还是知道为了防止美国和今后苏联的核讹诈,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核武器。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8年,毛泽东正式表态:“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美国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活动一清二楚,1964年年初,约翰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建议美国摧毁中国在罗布泊地区的所有研制设施,当时提出的方法有二:一是由中情局组织地面破坏,二是由五角大楼进行核打击。白宫甚至向已经与中国交恶的莫斯科征求意见,后者坚决反对。约翰逊经过再三考虑,觉得得不偿失,放弃了这一方案。

  支持美国黑人的抗暴斗争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美国的民权运动风起云涌,势如破竹。毛泽东似乎意识到以美国黑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已经开始了推翻美国资产阶级和消灭美帝国主义政府的社会革命。1963年,美国著名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两次致信毛泽东,要求他发表声明支援美国黑人反种族歧视斗争。8月8日,毛泽东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声明说,“世界各国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愿意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人们,行动起来,给予美国黑人的斗争以强大的支援!全世界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着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发动持久的猛烈的进攻!”同日,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集会,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毛泽东亲自在天安门城楼向参加集会的群众挥手致意。

  1968年4月4日,美国著名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组织抗议活动时被刺身亡。4月16日,毛泽东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毛在声明中说,“美国的种族歧视,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只有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摧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美国黑人才能够取得彻底解放。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白人中的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争目标。因此,美国黑人的斗争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美国白色人种中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美国黑人斗争必将同美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最终结束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罪恶统治。”

  此后不到一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的拐点。

  从1945年到1949年,中美关系处于极大的变动之中。尽管司徒雷登和他的学生黄华试图建立华盛顿与北京的首次接触,冷战的大气候终于注定中美不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建立外交关系。尽管如此,美国依然没有把中美建交的可能完全置之度外。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相信中共会势不可挡地收复台湾,因此决定“等待尘埃落定”再做决策。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的部队突破“三八线”进入南朝鲜,杜鲁门总统旋即命令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中国收复台湾的计划一夜之间变成了愿景,中美至此进入全面冲突和不接触,东亚也因此进入极度的不稳定。朝鲜停战不久,中美又就台湾岛的安保展开了一场触目惊心的博弈。毛泽东的冒险和冒进使得要搞“改革开放”的赫鲁晓夫怒不可遏,并开始对中国施加压力,逼毛泽东和中共在国际问题上就范。毛泽东不仅不买赫鲁晓夫的账,还抓住他在处理古巴导弹危机时有所妥协的小辫子不放,希望美苏展开一场真正的核较量。可能也正是这一危机让毛泽东意识到核武器所具有的威慑力量,中国也加快了自己的核武器制造。而美国在中国即将拥有核武器的1964年险些对正在研制核武器的中国发动武装攻击。如果约翰逊当时真下令攻击罗布泊,不知之后的中美关系会是什么处境。与此同时,毛泽东对美国黑人波澜壮阔的民权运动抱有过于乐观的期待,以为美国政府会在本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中风雨飘摇,并最终垮台。

  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或许能给我们留下几个教训:美国和新中国如果不是因为第三方的干扰或许很早就会实现邦交正常化;中美两国政府都曾干涉或试图干涉对方的内政;意识形态往往会一叶障目,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曾因为意识形态而对对方的国情产生误判并制定了一系列错误的决策;在核时代,对核武器拥有国,任何动武的决定都必须慎之又慎。

来源时间:2015/9/13   发布时间:2015/9/11

人民日报四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作者:钟声  来源:人民日报

坚持对话合作 不断向前发展(钟声)

——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人民日报》( 2015年09月07日03版)

  一个稳定、不断发展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维护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和发展

  应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本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关系史上里程碑式的大事,也是国际社会共同瞩目的焦点。

  近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助理国务卿拉塞尔相继访华,为习近平主席访美做准备。习近平主席强调,愿同美方共同努力,不断拓展双边、地区、全球各领域务实合作,以建设性方式管控敏感问题,努力使中美关系更多更好地惠及两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美方多次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确保此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是双方的共同期待和目标。人们感受到,中美双方对于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有期待,也有信心。

  梳理中美关系发展脉络可以看出,尽管基于战略、政治、经济利益和价值观分歧的传统摩擦时起时伏,海上争议、网络安全等新型棘手问题不断涌现,但以历史和全球视野来看,两国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中美关系始终在不断向前发展,并且两国在众多全球性问题上保持紧密合作。

  历史经验表明,把握正确方向是中美关系的关键所在。在新的历史时期,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正是中美两国着眼世情国情以及中美关系未来发展达成的重要共识,归根结底是为了避免历史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有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体现了两国开创大国关系新模式的政治智慧和历史担当。

  2013年6月的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习近平主席同奥巴马总统一致同意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2014年奥巴马总统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从6个重点方向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中美两国元首在国际场合多次交流会晤,中美两国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向一再明确,内涵不断丰富。

  在两国元首的亲自推动和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取得了不少早期收获。2014年,两国贸易、投资及人员往来均创历史新高,双方在能源、两军、人文等重要领域合作取得新进展,在应对伊核、叙利亚等重大国际地区热点问题和气候变化、埃博拉疫情等全球性挑战方面,展开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今年6月举行的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六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成果丰硕,更是被外媒称作 "最为务实、最富有希望的对话"。

  中美关系的走向始终牵动世界。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在论述中美关系对世界的重要性时曾如此感叹:"在我们所谈论的所有国际事务中,我们发现存在这么一种情况,即尽管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却总可以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通向中国和美国。"一个稳定、不断发展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维护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和发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探索与实践,更是两国对世界的共同责任与共同使命。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项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事业,其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需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在具体项目的协调与合作中展现耐心和定力,一砖一瓦垒砌。国际社会在判断中美关系未来走向时,也同样需要拿出"不畏浮云遮望眼"的视野。毕竟,看长远,才能判断方向。

厘清机遇威胁 尤需客观理性(钟声)

——二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人民日报 》( 2015年09月08日 03 版)

  一个繁荣、发展、稳定的中国对美国有利,中国梦对美国梦是机遇而不是威胁

  美国以什么样的心态看待中国发展,对中美关系能否沿着正确的方向演进,具有重要影响。近年来,奥巴马政府面对中国的不断发展,多次公开表示"中国的成功符合美国利益"。回望1970年,人们还记得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向国会提交的年度外交报告中提出:"力所能及的采取步骤改善同北京的现实关系,这不仅对美国有益,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贯穿历史脉络,人们可以发现,中美关系从当年的融冰到现今的务实合作,都离不开彼此正确的认知。

  不过在现实中,中美关系确实也出现过不少"逆风"和"杂音",这在很大程度上同美国一些人在看待中国时的心态不够健康有关。事实上,来自美国方面的某些观点非常不足取,它们有一种感冒病毒作用,需要人们预防并提升免疫力。比如,以零和博弈的陈旧思维看待国际关系所产生的失真观感,认为中国会不断扩大战略目标,"像所有潜在的霸权国一样,倾向于做一个霸权国家";又如意识形态偏见所催生的认知隔阂,认为"与中国相处不是一个战略问题,而是改变中国治理方式的问题";再如主动寻求假想敌导致的行动陷阱,认为"对于美国来说,理想的敌人应该是意识形态上于己为敌,种族上和文化上于己不同,军事上又强大到足以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可信的威胁"。这些言语虽然出自美国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但却经不住实践和历史的检验。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如果任凭没有现实根据、没有建设性作用的观点大行其道,时间长了势必会对中美关系的现实发展形成干扰。中美要以互信求稳定,就需要认清已为两国关系历史与现实所共同表明的一个事实–一个繁荣、发展、稳定的中国对美国有利。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国的振兴不需要也不可能再走挑战国际秩序或挑战别国的老路。当前,中国人民正齐心协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在实现自身梦想的过程中,中国踏踏实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珍视自身发展所需的和平外部环境,同时也是国际事务中的积极建设性力量。在处理同美国关系时,中国致力于同美方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现双方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中国坚持认为,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一些人所谓中国要取代美国、称霸世界,根本无从谈起。

  自两国建交以来,中美之间的利益交融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中美之间的务实合作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入。2014年,双边货物贸易额达5500多亿美元,相互投资超过1200亿美元,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美人员往来现在每年达400多万人次,每天有1万多人往来于太平洋两岸。这些实实在在的数据表明,中美之间以遏制对方来增加自身利益,纯属脱离实际的幻想。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强调,他可以想象中美两国在21世纪都很富强,也可以都不富强,但他不能想象其中一个国家富强,而另外一个穷困。中国电商阿里巴巴曾在24小时内帮助美国西雅图农民卖出了160吨车厘子。透过这个故事,人们可以看到,随着中国改革发展的脚步不断前进,美国也收获了发展契机,中国梦对美国梦是机遇而不是威胁。

  中美两国正处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进程之中,彼此珍视、培育两国发展务实合作的历史契机,才是显示大国眼界、大国水平的战略抉择。就当下而言,美方尤其需要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以建设性立场处理对华关系。

  坚持合作共赢 造福两国人民(钟声)

  ——三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 人民日报 》( 2015年09月09日 03 版)

  中美关系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将推动中国梦、美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相融相通,交织共鸣

  "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两年前,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时面对各国媒体作出郑重承诺。如今,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经贸、科技、人文等各领域跨越太平洋的合作正在对接两个国家的梦想,也在对接两国人民的梦想。

  当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在纽约经济俱乐部提出阿里巴巴将致力于帮助美国小企业来中国销售商品,台下掌声雷动,美国《赫芬顿邮报》惊呼:"马云描述了全球贸易如何为包括美国人在内的所有人创造灿烂的未来,这不仅是中国梦,也是美国梦。"当一名美国退休女教师凯特讲述了自己致力于保护大熊猫事业并且梦想去成都的大熊猫基地当志愿者的故事,英国《金融时报》感叹:"这正是一个美国人的中国梦!"个人梦想的相融相通,离不开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不断向前的大背景。

  经贸关系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两国2014年对世界经济的新增贡献率超过40%。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研究表明,美国从中国进口大量质优价廉的产品,相当于美国每个家庭每年可支配收入增加1000美元;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近年来涨势迅猛,直接为美国创造了超过8万个就业岗位。近期,中国美国商会对近500家会员企业开展调查,结果显示超过60%的美国企业将中国视为三大投资重点之一。

  科技合作是中美合作中备受瞩目的热点。近年来,中美之间启动了清洁炉灶、心脑血管疾病防治等多个合作项目,就开展"智慧城市/城市化智能基础设施"联合研究达成共识。今年,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第一个五年合作期即将结束,美国能源部长莫尼兹将中美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称为"最成功的国际合作范例之一"。

  人文交流是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从230多年前美国"中国皇后号"商船抵达广州,到70多年前美国"飞虎队"与中国军民并肩抗击法西斯;从40多年前中美运动员用"乒乓外交"拉开两国关系序幕到近些年姚明、易建联等球星的篮球交流,再到去年两国人民共同抗击埃博拉疫情,都彰显了人文交流的巨大力量。当前,两国人文交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中美间平均每17分钟就有一个航班起降,2014年两国间航空旅客达613万人次,相当于平均每天有近1.7万人在两国的城市间飞行。

  各界公认近期中美合作中取得的几大亮点,无一不为两国人民乃至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中美签证便利互惠安排,让中美之间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可能;两国就《信息技术协定》扩围谈判达成一致,直接推动今年7月世界贸易组织就该协定扩围谈判取得重大突破,意味着全球每年价值1.3万亿美元的信息技术产品贸易将免除关税,使全世界相关产业大量企业、工人和消费者获益;中美共同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引领全球生态治理,更是顺应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着眼人类共同的未来。

  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当前,尽管中美两国在合作中不时遭遇摩擦和分歧,但不可否认的是,中美两国各领域合作的广度与深度都远超历史上任何时期。这正说明中美两国合作共赢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美关系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将继续推动中国梦、美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相融相通,交织共鸣。

  着眼世界大局 促进和平发展(钟声)

  ——四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2015年09月12日03:38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中美双方应该从人类发展进步着眼,创新思维,积极行动,以实际行动助推全球合作,而不能放任分歧,进而有损全球稳定发展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拥有广泛共同利益,拥有广泛合作基础。中美合作开展得好,将成为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世界繁荣的发动机。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源自好莱坞的这句流行语同样可用于中美关系。中美都是对世界有重要影响的国家,理应在处理大国关系方面发挥示范作用。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取得的积极进展,同大国关系保持基本稳定分不开。"吾辈或许希望,历史自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进步了一点点。任何一方都不想发生冷战,更不必提军事对抗行动了。"早些时候,英国《金融时报》在一篇关于中美关系的评论文章中所写下的上述话语,道出了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发展的期待。

  中美合作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的益处是实实在在的。不久前,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达成,有力维护了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为国际社会提供了通过谈判解决重大争端的有益经验,向世界发出了积极信号。在伊朗核问题谈判过程中,中美双方开展了密切沟通和协调,这是两国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一项重要体现。再如,去年年底,中美在北京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为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全球合作注入了动力。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此评价称:"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政府所展现出来的领导力,将给国际社会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在2015年成功达成一项有意义且具广泛性的协议。"

  在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看来,"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存在问题,这为美中两国创造了共同承担历史性战略责任的机遇"。为了履行好各自对世界的责任,中美两国需要继续通过各种多边机制,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加强在朝核、伊朗核、叙利亚、南北苏丹、阿富汗等地区热点问题上的沟通与协调,推动有关问题的妥善解决;积极拓展在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安全、流行病等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亚太是中美利益交织最紧密、互动最频繁的地区,中美在亚太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双方应加强沟通协调,减少摩擦,努力形成良性互动格局,给中美以及整个地区带来发展机遇。

  应该看到,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面临来自双边、多边和全球大格局转变所带来的种种挑战。但是从更广阔的图景来看,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朝着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迈进,合作共赢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途径。因此,中美双方应该从人类发展进步着眼,创新思维,积极行动,以实际行动助推全球合作,而不能放任分歧,进而有损全球稳定发展。

  中美建交36年来走过的历程表明,一个稳定、不断发展的中美关系,既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维护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和发展。当前,中美关系又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唯有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上持续努力,才能为两国人民、为世界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来源时间:2015/9/12   发布时间:2015/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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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燕玲:中美的“两人三足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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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尚燕玲  来源:环球时报

  中美之间存在诸多差异,双方在历史文化、宗教信仰、语言习俗、发展阶段以及对世界秩序的看法等方面多有不同,这让两国之间充满猜忌和分歧。比如,“中国威胁论”长期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独断和霸权”则是中国民众对美国的评价。

  这样看来,中美之间似乎只有打架的份了。但硬币还有另一面:仅中共十八大以来,在媒体公开报道中,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就已通话5次、面谈4次,这还不包括习近平主席将于9月下旬开始的正式访美。另外,2013年中美双边贸易额突破5000亿美元,人员往来近400万次。再看最近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前者具体成果多达127项,后者成果119项,涉及共同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以及气候变化、能源、科技、农业、教育等多领域合作。对于成果中提到中美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以及在阿富汗、叙利亚、伊拉克等地区问题上拥有共同利益的说法,普通民众甚至颇感陌生。

  对于亦敌亦友、绕不过避不开的美国,我们应当如何处之?中国率先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倡议,其核心是“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不是要求双方没有分歧和矛盾,而恰恰是解决矛盾和分歧的指导思想。中美很像“两人三足跑”游戏的参与者,双方挨得近、摩擦多,如果两种心思、相互纠缠,最后都会人仰马翻。但是如果双方协调一致、同步向前,则其能量将会令人瞠目。

  问题在于,怎样才能让双方合上拍而不是相互掣肘呢?首先是尊重。尊重彼此的不同,比如资本主义适合美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符合中国国情;注重个人自由值得推崇,以家国为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是可贵情怀。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比如台湾是中国的不容置疑,南海问题也不容域外国家煽风点火。尊重事实,美国主导的现存世界秩序对全球进步做出贡献是事实,但随着国际格局深刻变化以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影响力上升,现有国际治理体制需要反映这种变化也是事实。

  其次是在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合作,这是中美的不二选择。当今世界,国家之间高度依存,国际国内高度互动,揣着“斗”的思想打交道结果只会是“双输”。已经离不开彼此的中美合则两利,无论是两国间的政治、经济、军事甚至人权和网络安全,还是国际上的打击恐怖主义、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妥善解决朝核、伊核、阿富汗、叙利亚等问题,中美坦诚合作则两国乃至世界都会受益。两国斗则俱伤,比如美国若是执意插手南海,不仅将使中美关系趋紧,同时也会令南海问题更趋复杂化。以中美两国的体量,不管在那里“斗”都是“一扯一大片”,影响绝不只限于两国关系。作为有影响力的大国,中美有责任和义务维护区域和世界的和平稳定而非相反。

  “两人三足跑”对中美来说绝非易事,随着互动更多,双方磕磕绊绊也会增多,但“小车不倒接着推”,走出“新型大国关系”的新路,与国际社会一道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秩序,才是中美未来之路的真正方向。(作者是国际问题观察员)

来源时间:2015/9/12   发布时间:2015/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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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特朗普喜欢谈论中国 但他在中国没那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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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9月10日文章,原题:特朗普在中国没那么火

  美国总统竞选人特朗普的语录:“我喜欢中国。”“我了解中国人的想法。”“我一直在抨击中国。”唐纳德·特朗普的确喜欢谈论中国,但中国人怎么看待他呢?

  在将近7000英里外的北京,我们拿着特朗普的照片走进市中心的胡同。在一间商店,一位女士看了看照片用中文说:“我不认识他。”一位会说英语的财经系学生西蒙·许(音)问道:“这是杰布·布什?”这不是杰布·布什。再来看看另外一个猜测:“呃……拜登?”

  当我们对西蒙·许解释特朗普的批评声音时,他认为这或许其实是一种恭维话。他说:“以前,我们不够好,人们只是忽视我们。现在,我们崛起了,人们开始害怕我们,把我们看作竞争对手。”

  我们尝试得到中国外交部官方回应。一位发言人说:“每个人有权利发表个人观点。但我们更看重的是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以及美国国内的主流民意。”

  滑稽秀演员伊万·周从特朗普身上看到很多(取笑他的)机遇。在北京,大多数人告诉我们他们不觉得被特朗普冒犯,而把其言论视为选举需要:一场拉选票大赛而已。(作者塞斯·多恩,王晓雄译)

来源时间:2015/9/12   发布时间:2015/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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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莹: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的理解与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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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莹  来源:观察者网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问美国,中美关系备受关注。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特邀副理事长、前外交部副部长傅莹,9月9日在美国《世界邮报》网站刊文,纵论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的理解与误解。傅莹赐稿观察者网独家发布译文。】

  有次我应邀在北京一个国际论坛做晚餐演讲,提问环节有人问:美国有哪些方面让中国人感到不好或者不喜欢?在场都是熟人,我就实话实说:主要是不喜欢美国人颐指气使、居高临下教训人吧。令我多少有些诧异的是,在座许多美国人很惊讶有人这样看美国。世上有些事儿,对有的人如此显而易见,却会让另外的人出乎意料。

  后来,我给微信多个群发去这个问题,征询意见,得到内容丰富的反应。有人写了很长的评论,也有人表达淳朴的想法,例如Peggy,一位母亲:美国人对饮食太不严肃,许多餐厅尽是油炸和咸味食品。妤,小学生:美国的动画片很好看,美国的父母给孩子自由,想做什么做什么。辉,中国西部的生意人:对美国印象最深的是高速公路没有收费站,生活多么简单幸福。

  在所收集的评价中,既有喜爱和赞美,也有尖锐的批评,大致可以分成两个方面:

  一方面,美国的成就和美国人的优点得到很高评价。

  锐,资深媒体人:美国拥有发达的服务业,商业管理水平高,电影制作和高等教育体系都是一流的。林,学者:美国的危机管理、投资管理、社会分工和协调、标准化和规范化程度都令人称道。侯,母亲:美国人热情、幽默、具有人文情怀,对大自然和生命充满尊重与热爱,富有探索精神。海,资深外交官:美国具有强大的开拓创新能力,科技和商业天才辈出,引领并改变世界。似乎让美国独霸世界不行,没了美国也不行。思、勇和昆,都是大学教授:喜欢美国的法治、平等精神、大熔炉文化的包容性和敢为天下先的气魄。钧,学者:美国人总是觉得做得还不够好,不断奋斗。敏,海外华人:中国人会永远铭记抗战中来自太平洋彼岸的支持。

  另一方面,不少人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做法持保留意见,首先是美国人对中国缺乏了解。

  澜,媒体人:中国这么大,而美国媒体对华报道的关注点翻来覆去只有那么几个议题和个别人,使得美国民众获得的中国信息比较片面。薇,女记者: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不喜欢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把中国看成“铁板一块”,实际上中国是个非常丰富和多元的社会。许,浙江生意人:不喜欢美国动不动就对中国的内政、人权指手画脚,每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和发展历史都有很大差别。华,退休干部:美国对中国的偏见和批评会刺激对美反感和一些人的民族情绪上升。姚,博士生:美国不把中国当成真正的伙伴,在出口上有许多限制,总是在猜忌中国。Wang,年轻公务员:在美国的概念中,世界只有两种人,美国公民和非美国公民,对美国公民无罪推定,对非美国公民有罪推定。

  再者是许多人认为美国言行不一致,希望美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发展上承担更多责任。郭,年轻创业者:美国人非常自大,认为自己总是正确。Misha,资深外交官:美国唯我独尊,凡不听我的、不与我为伍的、不符合我利益的,都坚决打压。陈,退役将军:美国思维固化,凡是盟国做的都是对的,坚定支持;凡国会通不过的,任何国际承诺都无效。虹和英,公务员:中国人崇尚谦虚礼让,好面子,不喜欢美国人居高临下那一套。普、明、雷,年轻外交官:美国人说一套做一套,对国内是一套,对国外又是一套。一方面在其他国家鼓吹民主自由人权是普世价值,一方面又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大搞强权政治。杨,生于1999年的高中生:美国电影中暴力和血腥的场景太多,不尊重人的生命,与它宣扬的价值观不同。郑,大学教授:美国既要保持其全球领导地位,又越来越不愿意承担相应的全球责任。吴,一位大学讲师:喜欢美国人,有很多美国朋友,但不喜欢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政策和行为,过于具有进攻性。广平,退休体育界人士:美国坚信“强权就是真理”,这某种程度上增添国际矛盾和冲突。

  尽管我的微信朋友圈未必能包括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士,但从这样一个简单的调查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具有很强的多元性。我相信,如果同样的调查在美国进行,也会收获“对华认知”的多元意见。这就引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对方的了解究竟有多深?能否与两国不断扩大的双边关系及其对世界不断增长的影响力相匹配?

  我观察,中国人对美国的赞赏可能主要是冲着美国的发展经验去的,在肯定美国的同时也把自己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希冀寄予其中。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从美国等西方国家引进了大量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一进程没有也不会终结。与此同时,中国人对美国不喜欢的方面往往与两国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有关,恐怕也是所谓中美“战略互疑”的重要原因。

  这种结构性矛盾最突出的表现是美国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成见和否定,影响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判断。各国文化传统和政治经历不同,容易从自己的角度去考察和判断对方。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中国注重集体利益,缺乏民主和人权,因而“不正确”。而在许多中国人看来,美国人推崇自己的价值观,倾向于在其他国家搞政治演变,需要保持警惕。这类简单化的观念使两国相互看法大相径庭,也影响到对彼此和对许多问题的看法。

  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我作为英文翻译陪同一个来自西方国家的代表团去上海访问,参观游览中,一位外宾与我聊起来,说:你是否认识到中国人缺少自由、没有人权?你看,上海这么好,你很喜欢,但是你不能搬到上海来居住,中国人没有迁徙自由。我当时似懂非懂,晚上回去琢磨。第二天又碰到他时,我说,你讲得对,我是不能搬到上海来住,因为我们吃饭是凭粮票的,我的粮票只能在北京使用,换成上海粮票不那么容易。另外,来上海的火车票也比较贵。

  不过这个情况很快改变了,中国最后印刷的粮票是1993年,当时粮食供应已经非常充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大部分年轻人成长时已不再受饥饿的困扰,他们学习和了解世界的空间和维度都很不同,行动和迁徙更加自由。当然,想去美国时办理签证还是要排长队的。2014年底美方对中国人赴美签证延期10年的新政策,推动了赴美旅游和留学的新热潮。我从这件事学到的是,凡事都有缘由,也会随着情况的变化而调整,不能随意地政治化。“自由”是个伟大的词汇,但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中国人享有的自由和人权是在扩大中,当然可以、也会更好。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正式写入中国宪法,中国的所有立法和法规都要符合宪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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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讲话传播很广。最近常听到美国人对中国涉及网络问题的批评,甚至使用“网络盗窃”这样很难听的字眼。我也是网络使用者,不了解美国人的指控有什么技术依据和动机逻辑,但是我和许多网民联想到的是:中国的网络用户是否安全?《中国日报》就曾经报道,根据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CNCERT)的抽样检测发现,2014年60天内源自美国的2077台木马或者僵尸网络控制服务器控制了中国境内1.18多万台主机。目前中国的基础网络和重要信息系统广泛使用美国的软件设备、产品和服务。如果美国把中国视为网络的防范对象而不是合作伙伴,那么,中国广泛使用美国软件是否安全?所以,我认为美国应该慎用指责和敌对的语言,因为这是要产生后果的。而在网络安全问题上,中美其实有着很大合作空间。

  事实上,中美两国人民在价值理念上并非完全没有共同点,例如都希望国家强大,都重视家庭,有爱国主义精神,崇尚英雄包括伟大的消防队员,注重专业精神等等。两国人民都追求世界和平,希望促进发展,中国重视民主建设,并且在不断发展进步,虽然道路与美国有所不同。正所谓条条道路通罗马,否则何以解释中国的活力,抑或美国的成功?

  中美之间结构性矛盾的新因素源于美国感受到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意图持批判态度,担心中国要挑战美国主导的规则和秩序,美八届政府推行的对华接触政策现在也面临一些质疑。我在美国参加研讨的时候,几乎无人不问南海问题,但是没有人能回答我提出的最简单的问题:南海有多大?美国人关心的也许并不是在争议岛礁归属上的是非,而是担心中国要把美国势力从亚洲赶出去。事实上中美在维护亚太的和平稳定与维护南海的航行自由上有共同利益,目前看这里的航行自由并没有什么问题。比较其他地区,亚洲在过去的20年保持了良好的稳定环境和经济繁荣,这与中国坚持平等相待、和平合作的周边政策,以及中美合作而不是对抗有很大关系。中国不是有帝国扩张历史的国家,我们不认可搞强权政治和势力范围的逻辑,我们在周边坚持的是平等相待、和平合作的政策。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70年前中美站在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共同立场上。二战结束之后,中国当时的政府根据国际文书收复了南沙群岛,美国对南沙岛礁的归属应该是清楚的。即便一些现在与中国发生争议的国家,过去也曾经以外交照会和出版地图等方式承认中国的主权权力。

  对于目前存在的争议,中方完全是出于维护周边和平稳定的愿望,同意以和平方式谈判解决,并且提出搁置争议和共同开发的倡议。但是中国不能放弃主权,人民也不会答应失去这些岛礁沙洲。今年中国对在南沙的一些岛礁采取了吹填扩建,不仅将改善中国守礁人员的生存条件,而且增强了中国维护南海稳定、生产秩序和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在中国,许多人对美国感到失望,认为后者不论是非曲直,总是与在领土和海洋权益问题上向中国发起挑战的邻国站在一起,人们担心美国是否要利用自己的盟国体系和中国的邻国制造麻烦?是否试图创建遏制中国的包围圈?最不可理解的是,为什么美国的空军飞机每年在中国沿海进行逾千次抵近侦查?

  美国对中国倡议建立的亚投行的消极反应是一个更有意思的最新案例。这本来不应成为竞争点,但美国视之为在其主导的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之外构建新的秩序。中国的意图并非如此,而是在现存国际规则的框架内,提供一个新的公共产品,帮助亚洲等发展中国家克服基础设施建设中面临的资金瓶颈。美国在亚投行问题上制造困难强化了人们对美国企图遏制中国的担心,也让不赞成阴谋论的人感到困惑。中国的成长也伴随民族自豪感的提升,而伤害人民的感情则会影响两国关系的气氛。中美两国曾在金融危机中同舟共济。当前世界经济还远没有完全走出困境,中国经济进入艰难的结构调整和转型阶段,美国经济在艰难复苏中。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和金融事务中有需要也有可能实现全面合作,应共同应对挑战而不是拆台。

  我认为中国与美国实力转换的规模和速度被夸大了。在中国,没人认为美国会垮台。美国对中国的担忧更多源于对自己有可能走向衰弱的焦虑不安。中国人所追求的是在现存规则框架内获得与国家的力量和利益相符合的话语权和空间,阻挡这个自然的进程是不明智的。中国和美国都是复杂的大国,场景也在不断变幻,很难简单地去评判对方。我们应做的是更加主动地塑造对彼此的认知,趋利避害,保持双边关系的活力和稳定。

  当前中美关系处于重要的调整阶段,双方需要通过增加相互理解和人民往来,促进彼此的相互靠近。中美之间已经建立了广泛关系,例如,2014年两国间航空旅客达430万人次,接近于每周8万人次,预计今后将保持每年15%的增长速度。也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来到中国,有的美国人一踏上中国就不愿离开,在这里找到工作,居住生活。我在电视节目上还看到能说流利汉语的美国年轻人。中美两国之间的巨大合作与交流说明我们彼此相互吸引,一些误解也许会在相互更加了解之后逐渐发生变化。

  许多中国人与美国人打交道之后,都有这么一种印象:美国人的对华认知往往脱离中国现实。中国有句古话,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现在既然美国人更加关心中国,也许可以尝试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人。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也需要反思。美国是一个热衷于和很善于推介自己的国家,而中国在这方面并不那么擅长。所以,中国人需要思考如何更好地构建自己的叙事,让外界更多了解我们。

  总而言之,中美对彼此的认知和战略选择并非单一的线性逻辑,而是要复杂得多。所以中国领导人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我们致力于与美国建立合作关系,不因政治问题或者孤立事件而受到干扰。一个建设性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中美两国人民更好地相互理解,中美两国加强合作,整个世界都会因此而受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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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已多次会见,有力推动了中美关系,期待习主席此行获得更丰硕的成果

  (傅莹是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特邀副理事长)

来源时间:2015/9/12   发布时间:2015/9/12

旧文章ID:5816

奥巴马忆9·11事件:第一次意识到美国也会遭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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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新网

  “它让我第一次意识到美国也会遭到攻击。”美国总统奥巴马11日在回忆14年前发生的“9·11”事件时如是说。

  11日上午,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第一夫人米歇尔在白宫的草坪上默哀片刻,纪念“911”恐怖袭击14周年。默哀时间选定在当地时间11日上午8时46分,即“基地”组织操纵的第一架客机撞上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北塔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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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巴马携妻子米歇尔11日在白宫为纪念9·11事件14周年默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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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宫,包括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在内的政治工作人员,以及白宫的厨师、园丁和其他居住人员,加入了默哀仪式。在纽约,警方和遇难者的亲人在“归零地”举行一年一度的朗诵遇难者姓名的仪式。

  11日下午,奥巴马现身美国马里兰州米德军事基地,向在此服役的美军官兵讲述了自己之于14年前的那场灾难的记忆,并谈及美军目前在中东、非洲等地打击极端组织的战略思路。

  奥巴马表示,“9·11”事件发生时,自己还是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当天,他在驾车途中得知了客机撞击纽约世贸中心大厦的消息。起初,他以为是一起事故,后来才意识到情况要严重得多。

  他回忆称,那是他人生第一次意识到美国本土也会遭到攻击。他说,自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本土还从未遭遇过这样的攻击,这起事件让所有美国人倍感沉重。他说,自己一直希望美国人能够因此事团结在一起。虽然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但大家有着同样的信仰和相同的价值观念,应该一起捍卫来之不易的生活。

  “9·11” 事件之后,美国开始向恐怖主义宣战。时至今日,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反恐行动依然没有结束。在回答有关打击“伊斯兰国”战略的问题时,奥巴马表示,美国将坚持 “空袭配合地面行动”的战略。他表示,美国一方面将与国际联盟持续对“伊斯兰国”进行空中打击,另一方面将支持伊拉克政府军和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的地面行动。

  在谈及打击索马里“青年党”、“博科圣地”以及“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等极端组织时,奥巴马表示,美国不会放松对这些组织的打击。同时,美国将帮助尼日利亚、肯尼亚以及也门等国加强自身的军事实力,合作反恐。

  美国白宫当天在社交网站上发推文称,“我们向死难者致敬,向维护美国安全的人致敬,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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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时间9月10日,美国伊利诺斯州,民众竖起近3000面美国国旗,纪念9·11事件中的受害者。

  此外,11日清晨,一面美国国旗覆盖在美国五角大楼的楼体上,以纪念当天在五角大楼内罹难的184条生命。美防长卡特与多位美军高级别将领当天出席了纪念活动。

  卡特表示,美国永远不会忘记“9·11”事件。无论花费多长时间、耗费多少精力,美国一定会将恐怖分子绳之以法。

来源时间:2015/9/12   发布时间:2015/9/12

旧文章ID:5815

美国政府又要关门?美财长:10月底过后将无力偿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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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卜晓明  来源:新华国际客户端

  中国国庆节快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政府再一次面临关门的窘境。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10日警告国会,美国联邦政府将在10月底过后无力偿还债务并偿付政府支出,希望国会尽快上调债务上限。

  卢当天在致国会议员一封信中写道,财政部接近用光所有非常规手段,亟需国会调高债务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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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写道:“过去,未能及时调高债务上限对企业和消费者信心、金融市场以及美国信用评级产生负面影响。为避免这些不必要的风险,我谨敦促国会尽可能迅速调高债务上限。”

  近年来,由于两党围绕政府预算和调高公共债务上限议题激烈博弈,联邦政府经常在为期数月的临时拨款法案下运营。2013年10月,两党政治博弈还曾导致联邦政府的非核心部门被迫关门16天。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去年2月签署提高债务上限法案,授权财政部在当时约17.2万亿美元债务规模的基础上继续发债,直到2015年3月15日。美国政府的债务违约警报得以阶段性解除。

  跨党派的国会预算局预计,这些非常规措施仅能帮助财政部“腾挪”举债空间至今年10月或11月,届时美国政府将重新面临债务违约风险。

  美国高盛集团全球宏观研究本周报告写道,美国政府再次关门“貌似很可能”,但如果真的关门,这一事件可能仅对资本市场产生“温和”影响。

来源时间:2015/9/12   发布时间:2015/9/12

旧文章ID:5814

专家:美反击中国网络间谍有夸大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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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冰  来源:美国之音

  纽约—一位中国网络安全专家星期四在纽约指出,如果美国政府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前公布对中国网络经济间谍的制裁决定,将使美中领导人的会晤变得十分尴尬。他认为,中国确实窃取了大量美国经济情报,但中国目前并没有将这些情报转变成经济利益的能力;他指出,美国反击中国网络经济间谍的行动有夸大之嫌,对中国军人的起诉破了美国200年来奉行的外交惯例,有损美国的外交利益和美中在网络管理上的合作。

  对中国的制裁可能推迟

  中国网络政策专家格雷格·奥斯汀(Greg Austin)星期四说,美国的最新报道显示,美国政府对中国盗窃经济情报的制裁可能会推迟。他认为,美国政府不会在习近平9月28日首次对美国事访问前采取这项制裁行动。他说,“如果在他来访前采取这一制裁行动,一定会使双方的会晤很尴尬。即便美国政府宣布采取制裁行动,层次也会是非常低的,仅仅针对几家公司。”

  华盛顿无党派政治时事报纸《国会山报》星期五说,专家们认为,白宫不希望美中在网络问题上的紧张情势影响到即将到来的奥巴马与习近平的会晤。

  在习近平即将进行首次对美国事访问前,美中间因网络攻击和网络间谍导致的紧张加剧。美国众院常设特别情报委员会星期四举行“全球网络威胁”的听证会,焦点集中在中国对美国的网络威胁。最近,美国人事管理局网络系统被袭击,多达两千多万美国联邦雇员的个人资料被窃。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五回应道,“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美国应该停止对中国的无端指责。”

  今年4月奥巴马总统发出一项行政命令,给予财政部对进行恶意网络攻击和网络间谍的个人与实体进行制裁的权力。美国媒体最近几天一直有报道称,来自白宫的匿名消息来源表示,这一制裁行动有可能会在习近平访美前的最近几天宣布。

  如果美国对中国企业的制裁得以宣布,这将是奥巴马的这项行政命令发布后的首例。

  起诉外国军人破美百年外交惯例

  奥斯汀目前在纽约东西方研究所任专业研究员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网络安全中心访问教授。他星期四在纽约指出,美国对中国网络威胁的反击是逐步升级的。而2014年美国政府公开宣布起诉5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的网络黑客刑事犯罪则是一个转折点。

  他说,由美国司法部长公开宣布的这一起诉“是一项不寻常的行动”,他指出,这等于宣布了美国政府放弃了200年间谍外交历史中奉行的一贯做法,“第一次对执行职责的外国军人采取法律行动——在美国的司法系统中对他们加以起诉。”

  他说,“起诉书中列举的31项罪名中只有两项涉及商业间谍,针对一家美国公司(西屋公司)。这一法律行动的着重点非常窄,如果执行,法律行动也是非常有限的。”

  作为一项政策,美国试图在搜集情报为目的的网络黑客行动与获取以商业利益为目的的网络黑客行动之间加以区分。《国会山报》说:“这一做法至少部分与斯诺登事件有关。斯诺登暴露了美国对其它国家的大幅度网络间谍活动。”

  奥斯汀说,美国政府非常一贯地执行由最高法院大法官和其他法官反复重申的一项政策,即,美国决不允许将其军事人员因其执行职责所从事的战争行为而被外国司法机构起诉。他认为,2014年5月美国公开宣布的起诉行动等于给了中国以同样法律手段加以报复的理由。

  无证据证明被窃情报对美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奥斯汀指出,他对这一起诉的研究显示,“虽然他们盗窃了商业机密,但是可接触到的公开证据并未能证明,作为中国政府的政策,这些被盗窃的信息被转移给中国民用机构使用,或是这一盗窃导致了削弱美国企业竞争力的结果。”

  美国司法部认为,他们有法律责任将这些经济间谍绳之以法,不管这一做法是否会影响美国的对外关系。奥斯汀认为,也许美国政府确实掌握了这些间谍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失,但是在公共领域,这些证据并不存在。

  美国政府正发起一场认识中国经济间谍威胁的公共教育运动。 7月,美国联邦调查局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放映了一部保护美国秘密的视频,讲述中国某公司高管试图以利益收买美国公司的技术情报,该美国公司报告了联调局,使该中国高管受到美国法律的制裁。

  联调局反间谍部门负责人克尔曼表示,该机构过去一年发现的经济间谍数量同比增长53%,很大程度是因为中国经济间谍从美国公司窃取重大信息。

  克尔曼说,从经济上看,“中国间谍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联调局的报告显示,根据对165家美国公司的调查,美国95%的经济间谍案件与中国或中国政府有关。因商业机密和知识产权被窃取,美国去年损失了数以千亿计美元的经济利益。

  中国无消化美经济情报的能力

  但是,奥斯汀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引述多位美国专家的分析评论指出,中国确实窃取了美国企业的巨量情报,但中国和中国企业并没有能力把他们窃取的大部分数据转变成任何经济利益。他说,“对巨量数据进行分析和消化是个巨大复杂的工程”。他表示,“即使中国拿到了西屋公司核反应堆的全部数据,中国也没能力建造出西屋能够建造的核反应堆。”

  他引述多伦多大学全球事务学院数码媒体与全球事务助理教授林德塞的话说:“强大的证据显示,中国在继续进行反西方利益的大胆网络间谍战。但中国难以把甚至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的外国数据转变成竞争优势,遑论对盗窃的PB级(petabytes)数据做出有意义的解读了。”

  不过,奥斯汀承认,这些情报也许在5年、10年后成为对中国有巨大经济价值的财富。

  奥斯汀从1979年开始研究中国。他撰写或编辑了六本着重于中国的关于亚洲安全的著作,其中包括2014年出版的《中国的网络政策》。他还在东西方研究所2009年以来发起的网络空间合作计划中发挥重要作用。

  奥斯汀认为,美国对中国网络间谍的反击有夸大之嫌,正在“伤害美国的外交利益和美中两国由外交界和民间培养起来的在网络空间管理问题上的合作关系。”

  不应称中国为骗子国家

  他尤其对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的政界人士称中国为骗子国家(Cheater nation)表示反对。他说,美国是否应该根据这一针对整个国家的刻板剖析来指导其对华外交政策?美国政府因普京拒绝承认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被直指为“撒谎者”,但并没有称俄罗斯为“撒谎国家”。“为什么美国政府,包括奥巴马总统,会认为由于少数中国官员的经济间谍犯罪或一些中国公民的攫取私利行为而称中国为骗子国家是有道理的呢?”

  他说,“习近平会怎么想?几个星期后他会进入白宫与奥巴马握手。而奥巴马称你们是骗子,称中国为骗子国家,称你们偷了我们的情报,利用这些情报来超过我们。”

  奥斯汀说,其实中国政府的情报重点并不在美国企业;中国从事网络间谍的绝大多数人是以中国人为目标的。“他们想知道异议人士在做什么?台湾人在做什么?他们想知道台湾人在跟南非、跟伦敦说些什么;他们想知道中国人在跟达赖喇嘛说些什么。”

  中国情报工作主要针对本国公民

  奥斯汀指出,“中国政府从事情报工作的优先顺序是,70%针对中国公民,监督流亡海外的政治异议人士与中国公民的联系;20%是与台湾有关的;10%是与达赖喇嘛和西藏有关的。”

  曾在国防情报领域工作过15年奥斯汀是位国际法硕士和博士。他指出,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5年全球信息技术报告》的“网络就绪指数”,中国排名第62。奥斯汀说,2011年,中国排名第36;而2012年以来,中国逐年后退,“不仅是落后,而且是在下滑,因为其他国家的改善速度超过了中国。” 该报告是根据对143个国家的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发展条件和应用成效进行评估发布这一指数的。

  奥斯汀表示,习近平上台后亲任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奥斯汀说,中国领导人的讲话证明了他们认同国际研究机构发布的有关中国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条件和应用成效落后的数据。

来源时间:2015/9/12   发布时间:2015/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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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众议院的比例代表制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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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钱  来源:共识网

  说到民主,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选举。经济学家分析过,除了能由市场决定的事情之外,选举是最公平的解决问题方式。现代社会中,人们遇到无法用市场决定的事情时,头一个想到的是选举。很多人认为选举就是民主,就一定公平。选举一定公平吗?不管你承认与否,现代社会中,人们普遍认可的选举本身就存在着很多问题。选举是一个数学问题,不管你信不信,当选举在巨大的、复杂的社会系统中进行时,如何进行合理的选举并保证其能正常运作的程序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数学问题。数学方法在合理设计各种政治系统并保证其正常运作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往极端了说,寻求合理制度、建立有效政治体制,本质上是一个纯数学问题。

  现代社会人口众多,不可能像古希腊那样实行一人一票的直接民主制。代之而行的是比例代表制,也就是按某一地区的人口数目来定其代表数。美国宪法规定,美国最高立法权在国会——联邦参众两院。他们代表即各州人民的利益,也是各州人民的喉舌。联邦众院席位按各州的人口比例分配,这就是比例代表制。美国宪法的第一条,第二款中这样规定了美国联邦众议员的比例代表制:

  “众议员名额和直接税税额,应按联邦内各州的人口比例分配。各州人口,按自由人总数加所有其他人口的3/5予以确定。自由人总数包括按契约服一定年限劳役的人,但不包括未被征税的印第安人。人口的实际统计在合众国国会第一次会议后3年内和此后每10年,依法进行。每3万人选出的众议员人数不得超过1名,但每州至少须有1名众议员。在进行上述人口统计前,新罕布什尔州有权选出3名,马萨诸塞州8名,罗得岛州和普罗维登斯种植园1名,康涅狄格州5名,纽约州6名,新泽西州4名,宾夕法尼亚州8名,特拉华州1名,马里兰州6名,弗吉尼亚州10名,北卡罗来纳州5名,南卡罗来纳州5名,佐治亚州3名。”

  这就是联邦众院议员名额比例代表制的来源。联邦众议员名额比例代表制的历史细节非常有趣,它涉及到美国历史上的许多著名的政治人物。美国联邦参众两院来历非同寻常,它们不是来自美国制宪先贤们的智慧,而是他们在为本州利益进行了无休止争论后妥协的结果。众院的比例代表制,体现了对人民的公平和民主;而参院的固定代表制则体现了州权的平等。制宪先贤没有预见到,美国政治生活中最后会只有两个政党起决定作用,他们制定的参众两院的席位分配法,是为了平衡州与人民的权力。众院的比例代表制产生了一系列的“选举悖论”(Election Paradox)。即看似公平的比例代表制,在美国的选举历史上,产生过多次不公平的结果。

  今天,美国联邦众议院席位固定的435人。宪法生效时,美国众院选区大小为3万人。如今已经超过700,000人了。1911年人口统计后,众院席位数应为433人,因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加入联邦,众院席位成为435席。1912年,众院没能制定出新选区的大小和众院席位总数。共和党为了不让选区大小和议员席位影响共和党在议会中的多数党地位,1929年国会通过法律把众院席位固定在435席。

  理想的众院席位数应该是多少?在建国之初就是一个问题。乔治·华盛顿在1787年的制宪会议上建议,把选区规模定在3万人,这是华盛顿在制宪会议上唯一一次正式发言。于是,众院席位数要到1790年第一次联邦人口统计结束后,才能知道。有人认真研究过,众院最佳席位数应该在人口的立方根和平方根之间。以目前的美国人口,理想的众院席位数应该是在700与17,000席之间。

  建国之初,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的第五十五篇论文中对于众院的席位数有过以下论证:首先,选区要小到一定程度,使得其代表——议员能够足够地接近他所代表的人民,使他能充分理解他所代表的人民、和他们的生活环境、宗教信仰、及价值观;第二,议员必须来自足够低的社会阶层,因此能够同情、理解他所代表的人民;第三,议员的权力必须被分散,这样他们将无法滥用选民对他们的信任。

  对于反联邦党人关于席位太少的论点,麦迪逊说,按照宪法,众院合理的席位数会因为十年一次的人口统计而被调整。关于众院席位越多越好的论点,麦迪逊说,的确,六十或七十个人的可信度要超出六个或其个人;但是,这并不是说六、七百人会更好。在大多数情况下,更多的人并不意味着更理性。从理性出发,众院合理的席位并不是越多越好。

  早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就有人建议过众院席位的增长模型,但未被批准。后来,又有很多建议。这里来看一下一个很公平合理的建议——怀俄明准则。该准则说的是选区大小应以最小州(该州的人口要小于联邦最小选区人口)为准。然后用全国人口除以该州人口,即为众院席位数。这样的话,每个选民的选举权的权重才是相等的。以2000年的人口统计为例,怀俄明州为570,000人,但因其为州,于是在众院有了一席。而蒙大拿州的人口为1百万,但不是570,000的一倍,因此也只能在众院占一席。这样的话,有人会说,蒙大拿人在众院的政治权利只有怀俄明人的一半。这些年来,美国的人口逐年增加,众院席位距麦迪逊当年的理想越来越远了。2001年5月,联邦众议员Alcee Hastings致信给众院同仁,指出美国国会席位增长的步子没能跟上国家的发展。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联邦众议员的比例代表制。在阐述美国联邦众院比例代表制之前,先给出比例代表制的精确定义:

  给定n个州S1, S2, ………, Sn, 每州的人口为P1, P2, ……, Pn;给定众议院的席位数为正整数h;比例代表制就是找出一组非负整数a1, a2, ……, an,使a1+……+an = h。一般情况下,h 是固定,但h 也可以是变数。

  美国宪法规定的比例代表制,与上面的稍有不同。因为美国宪法要求每州至少一个众议员,也就是说ai 大于等于1。一般地说,就是存在一组正整数bi ;ai 必须大于等于bi。美国宪法并没有规定h值,根据最初的美国宪法,第一届众院席位h等于65,后来h一直在增大,最后被固定在435。但h也可以暂时因为新州加入联邦而增加。

  有了比例代表制的定义后,很容易看出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首先是分数代表问题,以目前为例,众院的总代表数是435。若某一州的人口为美国总人口的10%,那么该州的众院代表人数应该是43.5人。这0.5个人该怎么算。简单地说,该州应该得到44个众议员席位,或43个众议员席位。要是给该州43个席位,按人口比例,该州代表就少了;给该州44个席位,该州代表就多了。

  比例代表制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进行精确的人口统计。美国宪法规定,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统计,第一次人口统计是1790年进行的,最近一次是2010年。美国人口逐年增长,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生活在国外,很多人常年在国外工作。进行精确的人口统计并非易事。联邦政府在海外工作的民职和军职人员及他们的家属,计入本州人口,私人企业的工作人员则不计。城市贫民和移民常被少算。怎样处理这些情况,有很多政治和学术上的争论,调整统计样本是常事。统计局的统计结果常被各方质疑,还会上诉到法院。为此,各州和联邦统计局雇了很多数学家为统计结果把关。尤其是关系到比例代表制的时候。

  比例代表制还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在每十年的人口统计后,各州众院席位会和前十年不一样,众院选区就会重划。有人利用重划选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这在英国历史上发生过。在美国,称为Gerrymandering,其始作俑者是美国国父、马萨诸塞州的独立宣言签署者、制宪会议代表、副总统Gerry。Gerrymandering 通常指利用重划选区来得到最多席位。近年来,美国最高法院利用它来保证选区能有一位少数民族代表。很多州请数学家来设计、划分选区,使其简洁、公平。数学家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总的说来,比例代表制的数学问题,源于对比例中的分数处理。席位是整数,而比例必将产生分数,分数部分如何处理,是个难题。这不仅发生在政治生活中,它会发生在任何由比例代表决定的事务中。

  为了避免比例代表制可能产生的问题,美国历史上有过好几个处理方案,其中的亚当斯和迪恩方案从未被采用过。每十年的人口统计后,总有人对众院席位分配不满,还会上诉到最高法院。目前美国使用的是1940年人口统计后,由亨廷顿(Edward V.Huntington)于1921年提出的亨廷顿-希尔方案。2008年,图普拉克(J.Toplak)提出了一个基于“一人一票”理念的新方案。美国宪法并没有赋予众议员同等的选举权,但要求投票者有相同的权重。今天的美国,因为使用亨廷顿-希尔方案,众议员选区的大小从50万人到100万人不等。图普拉克方案要求每个选区大小完全相同,这样的话,选民无论他生活在哪个州、哪个选区,他的选举权重都是相同的,这也是1787年制宪先贤们的初衷。

  在美国历史上,实际应用比例代表制产生过的问题有:1.阿拉巴马悖论:当众院席位增加时,某一州的席位反而减少;2.新州悖论:当一个新州加入联邦时,该州至少有一个众议员席位,按常理,其他州的众院席位应该减少,但因为人口比例是分数,在分数取整时反而使某些州的众院席位增加;3.人口悖论:当全国人口增加,同时各州人口也增加时,有的州席位反而减少,这也有悖于常识。

  尽管美国的开国先贤们智慧超群,以其宪法为一个强有力的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美国后来的政治会是两党制,也没有想到相对公平的比例代表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1790年,美国的人口统计结束后。第一件事就是决定用什么数学方法来决定比例代表制。当时有两个不同方案,一是汉密尔顿(Alexandar Hamilton)方案,另一个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方案。当时,参众两院已通过了汉密尔顿方案,但在杰弗逊的鼓动下,华盛顿总统第一次使用了总统否决权,汉密尔顿方案被华盛顿以违宪为由而否决,华盛顿一共才使用过两次总统否决权。

  先来看看汉密尔顿方案:i州的精确席位qi有两种算法:qi=(Pi/P)×h,或是qi=Pi/(P/h)。两种方法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第一种算法是把众议员总席位h按各州的人口比例分配,即先计算人口比例,再分配席位;第二个方案是,先定下选区的人口数,即选区的大小(P/h),再按各州人口Pi 计算众议员席位数。

  通常情况下,qi由两部分组成,整数和分数,整数部分是i州的最少议员席位。汉密尔顿方案说的是,先按qi的整数部分分配席位,如果q1+……+qn=h,分配完毕;如果q1+……+qn

  美国采用的第一个比例代表制席位分配法是民主党人杰弗逊的方案:该方案说的是对于非整数qi,取其小于qi的整数部分。如果q1+……+qn

  为了避免杰弗逊方案的问题,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ency Admas)提出了亚当斯方案:该方案对于非整数qi,取其大于qi的整数部分,即qi=1.2,则qi=2。如果q1+……+qn>h,则增大选区P/h大小,直到q1+……+qn=h。亚当斯方案从来未被国会采纳。

  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方案是杰弗逊方案和亚当斯方案的折中,取整方法改为四舍五入。韦伯斯特方案于1840年被国会采用,此方案避免了杰弗逊方案的弊病:大州得到更多席位。韦伯斯特方案一直被使用到1852年。

  历史上还有两种方案:迪恩(Dean)方案和亨廷顿方案,这两种方案和韦伯斯特方案一样,但采用了不同的分数取整法。韦伯斯特方案以算术平均值为准,迪恩方案以调和平均值为基准,亨廷顿方案以几何平均值为基准。凡是采用了分数取整法的方案,称除数法。

  上述各种方案是把席位在各州之间一次分配完。亨廷顿提出了一种动态分配方案,在总席位固定的前提下,一州一次分到一个席位,直到席位分完为止。该方案要求先建立一个排序规则,然后按排序依次分配席位。排序规则用上述各种方案来定。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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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这个例子是亚当斯方案排序规则在三个州A,B,C中的应用,其中A的人口为696人,B为268人,C为13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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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亨廷顿规则来排序的动态席位分配方案就是国会目前采用的众院席位分配方案。

  最初,国会在1790年第一次人口统计后,确定了联邦众议员席位总数h为105。杰弗逊方案被用来确定各州席位,联邦众院席位不确定,以最后计算结果来定。1840年的人口统计数据表明,杰弗逊方案对大州有利——系统地偏向大州。国会采用了韦伯斯特方案,联邦众院席位还是由计算结果来定。1852年,国会立法决定先确立联邦众院席位,同时采用汉密尔顿方案来决定各州席位。

  美国国家统计局在1880年的人口统计报告中,计算了众议院席位在275到350之间时,各州该得的席位。他们还发现,众院总席位由299增加到300,当人口不变时,阿拉巴马州的席位数由8减为7。美国统计局致国会的信中称之为“阿拉巴马悖论”(the so called Alabama paradox):联邦众院席位增加,反而导致阿拉巴马州的席位减少。

  阿拉巴马悖论是这样的:若众院席位为299席,阿拉巴马配额(quota)为7.646;按哈密尔顿法排位,它该得到7席(7.646的整数部分),再由余数排位得到一席,因此阿拉巴马州的联邦众院席位数为8。阿拉巴马州的余数为7.646是得到额外席位州中排位最低的一位。余数低于阿拉巴马的州都没有得到额外席位。要是众院总席位增加到300席,阿拉巴马州的配额为7.671。尽管每州的配额都增加了1/299=0.33%,但大州因基数大,同样增加0.33%,于是大州的绝对值余数的增加大于阿拉巴马州。于是,德克萨斯州和伊利诺伊斯州因而在余数大小上,排在了阿拉巴马的前面。这样在总席位为300时,阿拉巴马余数排位无法象总席位数为299时那样得到额外一席,只得7席,比总席位为299时反而少了一席。

  1901年,众院席位以1900年人口统计为基础重新按比例分配时,阿拉巴马悖论引起了激烈辩论。大多数议员通过了一项议案,确定众院规模为357个席位,科罗拉多州2席。科罗拉多州议员约翰·C·贝尔(John C Bell)谴责道这是“由数学家推出的并称之为悖论的暴行”。他注意到,在众院席位为360至400时,他的州会获得3个而不是2个席位。在众院席位为357时,缅因州也受到阿拉巴马悖论的影响,缅因州议员说:“这是数学和科学联合起来,把缅因州当球耍,当数学抓住缅因州的时候,愿上帝保佑她!”在以后几十年中,很多优秀数学家向众院提供了“复杂、公正”的公式,以避免阿拉巴马悖论。在政客眼里,这些公式莫明其妙。

  1907年,俄荷拉荷马州加入联邦,俄州得到了公平的席位时,其他州的席位发生了变化——新州悖论。1910年,国会以韦伯斯特方案取代汉密尔顿方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数学学会主席亨廷顿得知了希尔的比例代表分配方案后,对其做了修正,称之为“相等比例法”。1940年,美国国会和罗斯福(FDR)总统批准采用亨廷顿-希尔法,直到今天。

  二十世纪初,专家们对各种席位分配方案产生了大量的分歧。国会无法决定采用哪一个方案更公平。众院议长尼古拉斯·朗沃斯(Nicholas Longworth)要求美国科学院把席位方配方案列为研究课题。一个由数学家G·A·Bliss,E·W·Brown,L·P·Eisenhart,和Raymond Pearl组成的研究小组对此进行了研究。该小组的报告支持亨廷顿方案。稍后,一个由更为资深的包括大数学家冯·诺伊曼在内的研究小组也对此进行了研究,结果仍偏向亨廷顿方案。

  但还是有人认为,这两份报告对亨廷顿支持是因为研究小组对亨廷顿的忠诚而不是出自公正原则。国会和罗斯福总统在1940年人口统计后,批准了亨廷顿方案。此后,在实践中再也没有出现过选举悖论。同时,联邦众议院席位也固定在了435席。但国会、州、联邦行政部门、及法院之间的争论从未平息过。很多案子到达了联邦最高法院,不过,亨廷顿-希尔方案始终没有被取代。

  1990年人口统计后,联邦法院接到了两个关于比例代表制的上诉。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国会继续使用亨廷顿-希尔方案。

  以2000年人口统计为例,亨廷顿-希尔方案和韦伯斯特方案的结果一样,迪恩方案同亨廷顿-希尔方案相比,蒙大拿州多出一席,北卡罗莱纳少一席;亨廷顿-希尔方案和汉密尔顿方案相比,加州少一席,犹他州多一席;而亚当斯和杰弗逊方案使加州的席位违反了席位公平原则。

  美国宪法没有一个可以用来比较两个不同比例代表制分配方案的公平原则。当理想席位是分数的情况下,一种公平是让每州席位都低于理想席位,或都高于理想席位。另一种公平是在两个州之间比较,看其是否公平。阿拉巴马悖论使政治家们对比例代表制的不同分配方案的公平性产生了怀疑。但是对于不同分配方案的公平性,没有进行过系统研究。人们只是对于结果的倾向性有所关注,例如从统计上来看,杰弗逊方法对大州有利等等。美国宪法从一开始就对小州有利,因为每州至少一席的规定,就没有遵守相等比例原则。

  亨廷顿是以公平原则比较不同方案的先驱。亨廷顿是一位非常尽职的数学家,他对此一课题的研究,不带倾向性。即使自己的方案有问题,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指出来。亨廷顿提出了两个公平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总体优化。该原则是用来衡量一种给定方案在加总后公平与否。其目的是选择一种方案使其误差值加总后得到极小值。这一原则涉及到多种不同的优化方法,常常导致技术上的困难,亨廷顿没用此原则。最近的一些研究者又开始对该原则发生了兴趣。

  第二个原则是两州间的优化。该原则说的是,当涉及到一州的席位改变时,不应该影响任何其他州的席位公平。亨廷顿的结论出人意料:历史上的席位分配方案至少在某种公平原则下是最优的。这就要求人们对这些公平原则给出一个价值判断,也就是说人们无法用纯数学的方法来判断哪个席位分配方案是最公平的,必须加入主观价值判断。

  亨廷顿首先考量了各州间的绝对和相对的平等原则。亨廷顿论文中引用了1940年的人口统计数据:韦伯斯特方案给出密西根州(5,256,106人)18席,亨廷顿-希尔方案给出17席;韦伯斯特方案给出阿肯色州(1,949,387人)6席,亨廷顿-希尔方案给出7席。两个方案除了这两个州外,都一致。选区大小在韦伯斯特方案下为密西根州292,006人,亨廷顿-希尔方案下309,183人。在阿肯色州,韦伯斯特选区的大小为324,898人,亨廷顿-希尔选区大小为278,484人。两州韦伯斯特选区大小的绝对差值为32,892人,亨廷顿-希尔选区大小的绝对差值为30,699人。从选区大小的绝对差值来看,亨廷顿-希尔方案更为公平。因为是在讨论比例代表制,选区大小的相对差值也很重要。计算结果是,两州韦伯斯特选区的相对差值是11.26%,亨廷顿-希尔选区的相对差值是11.02%。由此可见,亨廷顿-希尔方案比韦伯斯特方案更公平。

  上述例子清楚地表明,若以相对差值为公平标准,亨廷顿-希尔方案最佳。亨廷顿研究了历史上所有的席位分配方案,并给出了在不同的公平原则下的最佳席位分配方案:

  以人口比例上限为标准,亚当斯方案最佳:|ai – aj(Pi/Pj)|—>min。

  以人口席位比例绝对差值为标准,迪恩方案最佳:| Pj/aj –Pi/ai|—>min。

  以席位人口比例相对差值为标准,亨廷顿方案最佳:|(aj/Pj )/(ai/Pi)-1|—>min。

  以席位人口比例绝对差值为标准,韦伯斯特方案为最佳:|aj/Pj – ai/Pi|—>min。

  以人口比例下限为标准,杰弗逊方案最佳:|ai(Pj/Pi)- aj |—>min。

  以上结论说明,以不同的绝对差值为标准,会有不同的的优化方案。但只有亨廷顿方案使相对差值最优。

  亨廷顿的分析表明,美国历史上没有一种众院席位分配方案能满足所有可能的公平标准。那么问题的答案究竟在哪里呢?

  1982年,迈克尔·巴林斯基(Michel Balinski)和佩顿·扬(Peyton Young)两人寻着亨廷顿的足迹,运用经济学家阿罗在提出阿罗不可能定理时使用的方法,证明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不产生悖论、不违反公平分配原则等五条选举公理在逻辑上不相容。他们考察了比例代表制的历史,结果发表在《Fair Representation: Meeting the Ideal of One Man, One Vote》一书中。也就是说,大多数民主国家采用的比例代表制是不完备的,完美的选举制并不存在。这一里程碑式的结论改变了人们对公正的理解,人们对于“完美制度”的探索有了一个了结。

  巴林斯基和扬研究了与比例代表制相关的各种公正原则的细节,然后把这些原则组成比例代表制必须遵守的公理。再用数理逻辑方法研究这些公理间的相容性,最后的结论是这五条选举公理不相容。

  巴林斯基和扬对选举的公正原则提出了下列要求:1.席位分配方案必须是对总议员数单调,即当议员总数增加或减少时,各州席位不应该与之相反。2.席位分配方案必须在其理想席位数的临近,即q=2.3,a=2或3。3. 席位分配方案不能产生系统偏差,比如象杰弗逊方案那样偏向大州。4.席位分配方案必须对人口单调,即人口增加或减少时,各州席位不应该与之相反。5.席位分配方案不能产生新州悖论。他们还考察了,一州分为两州后的结果。

  巴林斯基和扬指出,上述五个公正原则不能同时共存。详细的结论如下:如果一个方案在人口变化后,仍给出合理结果的话,即服从上述第4条,它必然是除数法。巴林斯基和扬因此放弃了他们自己提出的方案,尽管该方案服从上述第1和2条。

  运用除数法的话,则无法保证每个州的席位数都在其理想席位最临近处。事实上,任何方法,若不违反上述第4条,就会违反上述第2条公平原则。

  除数法方案对议员总数单调。即服从上述第1条公平原则。

  除数法方案可以避免新州悖论。即服从上述第5条公平原则。

  巴林斯基和扬还研究了席位分配方案在多次选举后的系统偏差。也就是对某种方案,在多次选举后,考察它偏向大州还是小州。但是分析某一方案的系统偏差,无论是用理论方法还是用经验方法,都很困难。

  不公平的情形,也很值得考察。比如杰弗逊方案,明显地偏向大州。但是在欧洲的党派民主政治中,若使用杰弗逊方案,多数党将得到比公平席位更多的席位。有人称这一现象为以平等换稳定。该方案更容易使议会中多数党为单一政党,即多党同盟更难形成,这说明一党多数的社会,比多党结盟的社会更稳定。多党同盟可能导致政府的不稳定,长此以往会伤害全社会。政治学家对此有着广泛而又深刻的研究。

  巴林斯基和扬在《美国数学月刊》的一篇论文中指出,目前美国国会使用的选举方案也违反上述第2条公平原则,并对小州有利。在比例代表制的选举方案研究中,巴林斯基和扬没有只停留在识别悖论上,他们还研究为什么悖论会反复出现。现实世界需要的是解决办法——一种几乎能一劳永逸地摆脱悖论的方法。巴林斯基和扬证明了,在他们能得到的人口资料的基础上,韦伯斯特方案无论是对于大州还是小州,都是最公平的;比起其他不受阿拉巴马悖论影响的分配方案,韦伯斯特方案更不容易违反上述第2条公平原则。

  如果按巴林斯基和扬的分析,回到韦伯斯特方案。那么,在今天的情况下,新墨西哥州就会少一个席位,印第安纳州则会多一个席位。在众院人口调查委员会里,以巴林斯基和扬的理论为理由,印第安纳代表提出了恢复韦伯斯特方案的提案,但除了新墨西哥州反对以外,没有引任何反应。

  关于比例代表制名额分配方案的理论和经验上的研究始终是一个热门课题。美国最高法院也因为在席位分配中可能产生不公平,而对席位方配方案中的各种问题进行考察。尽管,最高法院在1992年坚持使用亨廷顿-希尔方案,但这并不是说高院不会放弃它。

  比例代表制这一看似公平的选举方案,竟然会引出这么多的问题。人们不禁要问,到底什么是社会公平、社会正义。什么样的社会组织的制度安排才能真正做到人人平等呢?如果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不能做到对社会上所有人同样的平等?那么民主的意义何在?是不是人类从其童年开始就一直追求的人人平等的社会只是一种可望不可及的理想呢?社会公平、社会正义这些概念是不是真的只能是柏拉图哲学世界中的理念呢?而人类从他们的童年开始追求的社会公平、社会正义在真实的社会中真的只能是这些哲学理念的影子吗?是不是一人一票的民主真的会象美国开国先贤们所惧怕那样,产生某种社会的无序状态呢?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合理的,都是人们应该关注的。

  如果换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的认知是有缺陷的,人们组织政府的原则也是有缺陷的。这一缺陷是因为人的理性本身的缺陷,其表现形式是人的思维规则——逻辑的缺陷。就是说,人们思考所用的最严格、最有效、最万无一失的逻辑规则本身就是有缺陷的。于是,人们运用生活和历史经验所达成的社会组织、政府、法律、以及它们所要捍卫的社会组织的组织原则本身也是有缺陷。因此,不管人类社会怎样进步,理想的社会组织怎样让人向往,只要是在建立它们的时候,运用了人们的理性,它们就是有缺陷的。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哲学问题:任何人造的概念规则体系,即便是由真实存在按逻辑构造出来的概念规则体系,也会存在某种悖论或者矛盾。就象现代数学基础一样,有着无法消除的悖论。这一切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人的知识无法完整地描述真实世界。也就是说,人的理性是无法完整地反映真实世界的。

  人最严格的理性思维是数学和逻辑,数学和逻辑是所有近现代科学理论的基础。但是,就在被数学家用严格的方法定义出的数学和逻辑的公理体系中照样会出现悖论或者说是无法克服的矛盾。那么人们在用某种抽象概念的规则体系来进行一种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出现一些悖论和矛盾也就可以理解了。而这正是人的认知进步过程,不管这种认知是抽象的数学、逻辑,还是各种社会组织、制度规则,它们都是不完善的、都有可以改进的空间。也就是说在人的认知活动的每个方面,都存在着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同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想在地球上建立一个完美的、终极的、天堂般的社会不但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可能的。

来源时间:2015/9/12   发布时间:2015/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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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制霸“网战” 习近平访美奇招谋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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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墨岚  来源:多维新闻

  随着习近平访美日期的日益临近,外界对于习近平所面临的难题也广泛猜测。除了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相关热点问题外,还包括中美近年来的“网战”。此前,双方彼此指责对方的网络政策,并称都遭受网络攻击,为此白宫在对待习近平访问的立场上也表露出了强硬的一面。作为此次习近平访美的关注点之一,如何在“网络大战”出招破局,也是习近平的一大考验。

  现如今,中国和美国似乎卷入了“科技冷战”。白宫高层抗议本国遭到的一系列黑客袭击,并表示袭击是从中国发起的,呼吁北京放松限制美国硬件销售和封锁美国互联网企业的规定。而中国则回应,美国国家安全局前承包商雇员斯诺登(Edward Snowden)揭露美国政府监控行为一事显示出,美国也对中国企业进行了黑客袭击。诸多迹象显示,中国和美国的“网战”处于一种胶着状态,并且一时难以化解。

  但是中美“网战”并非“无法可医”,已有消息显示,习近平的主要公开活动将集中安排在美国西雅图,从9月22日在西雅图的系列活动拉开序幕,期间至少停留3到4天的时间。分析认为,如此长时间的停留,可能由于9月23日将在西雅图举办的中美互联网行业论坛(U.S.-China Internet Industry Forum)事宜。鉴于中美之间在网络上的纠葛不断,举办中美互联网论坛不失为破局之举。分析人士猜测,此法有益于消除中美互联网企业的相互猜忌,提升双方可合作空间。

  1993年,时任中国领导人的江泽民曾与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在西雅图会晤,为1989年后两国最高级别领导人首次会晤。2006年,时任中国领导人的胡锦涛与比尔·盖茨(Bill Gates)在西雅图会晤,后者表示愿为胡锦涛提供个人计算机技术咨询。西雅图可谓是对华政治友好的福音之地,而习近平访美,关于西雅图的访问事宜也是重中之举,有评论称,中美互联网行业论坛可能给予习近平网络问题对话的主动权。

  有观点认为,获得主动权,将有益于中国制定互联网安全准则,为中美互联网企业合作铺路,可能有助于“网战”的平息。

  据悉,此番受邀参加中美互联网论坛的中国IT巨头包括百度总裁李彦宏和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等人;受到邀请的美国公司则包括苹果、Facebook、IBM、谷歌和Uber。此外,习近平还将与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在9月23日共进晚餐。评论人士指出,此次习近平和美国诸多业界大佬的对话,有助逐渐消除外界对于中国互联网企业的种种疑虑。

  此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Condoleezza Rice)就曾到访中国建议消除隔阂,求同存异。她于8月份访华,一定程度上为习近平访美定下基调,赖斯直言理顺了中美双方紧张的关系和症结,目的是为习近平扫清障碍,她提出,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有着诸多共同感兴趣的议题,但在从网络安全到南海争端的各个领域,双方也存在严重分歧,但是求同存异仍然可以让中美两国共赢。有评论称,赖斯深知中美双方的严峻问题,除了南海局势,更重要的便是现今的“网战”问题,而她的“求同存异”理念,可能将会在习近平访美中为其所引用,为其争取话语的主动权。

  有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可能获得网络安全话题上的话语权,除了有赖斯访华的铺垫,以及中美互联网论坛外,还与美国国内的互联网企业的声音密不可分。大多数公司都担心,奥巴马政府施加的制裁可能会导致中国采取回应举措,最终导致公司盈利及增长前景都遭到打击。美国及西方外交官也曾表示,此类制裁举措几乎肯定会促使中国进行报复。所以,关于美国是否应该在网络问题上和中国强硬到底,美国国内的声音也是喧闹不矣,并不统一,美国方面或将陷入两难境地,而习近平在客观上又获得了社会舆论上的“网战”制胜条件。

  尽管两国关系发展目前面临多重困难,但从历史经验看,越是这种暗流涌动的关键时刻,越是中美关系升华的契机,也是中国在某些问题上获得主动权的机会之一。如1979年邓小平访美,是在关键的历史阶段排除干扰、恢复和改善中美关系的战略举措,给中美两国和世界带来了重大“惊喜”。不知此次习近平,能否也给世界一个“惊喜”?能否让中美不再是“网战”中的死敌,变成网络合作共赢的战友?

来源时间:2015/9/12   发布时间:2015/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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