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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 | 如何选择副总统是一个技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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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游天龙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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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8月15日，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出席爱荷华州博览会。CFP 图

　　这次美国总统选举可谓热闹非凡。虽然民主党这边暂时是希拉里一枝独秀，但共和党那边则冒出了17名参选人。可谁都知道最后的赢家只有一个，那这么多人都来参选难道就只是为了给大赢家陪跑的吗?

　　当然不是，其实很多人想的是做副总统。而参选则是历练自己，为日后向本党候选人自荐争取政治筹码的重要方式。

　　副总统的宪政危机：美国国父们也拎不清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副总统其实就是美国宪政体制下的“储君”，其最基本的作用就是时刻准备着接替遭遇不幸的总统，接管整个行政机关，确保美国政治体制的正常运作。而其日常功能就是出席参议院会议，并在投票表决处于僵持状态的时候投下关键一票。

　　美国宪法对于副总统的职能和地位描述非常有限。制宪会议时各派都把大量时间精力花在宪法第一章的讨论上，在有关国会席位分配和国会权力多少的问题上几经反复，结果等要讨论有关行政机关的宪法第二章的时候，各位代表已经没有口水继续了。加上第二章主要讨论的是总统，在各方中意的总统候选人华盛顿本人在场的情况下，就行政机关的细节花太多时间无疑是会被看作对华盛顿本人的不敬。

　　回避过多争论的结果就是同属行政机关的副总统落入了宪法的灰色地带。比如宪法规定了总统的弹劾程序，可对副总统却没有提及。如果要弹劾总统，众议院要扮演大陪审团的角色判断是否需要发起诉讼，而参议院则要发挥小陪审团的功能判断总统是否有罪。可副总统也参照这个程序吗?宪法没说。而副总统作为名义上的参议院议长，如果照搬程序会不会出现利益冲突?是否需要增加回避机制?这些潜在的宪法问题仅仅因为至今为止副总统们都循规蹈矩而暂时尚未浮现罢了。

　　更有趣的是，不仅在制宪会议上没有讨论，在后续的各州批准程序上，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也没有就副总统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反联邦党人仅仅含糊地认为这个职位“危险”且“毫无必要”，而唯一的理由不过是该职位横跨行政和立法两个机关，存在权力分割不清的问题;回应的联邦党人在文中对此也着墨不多，仅仅指出很多州都有副州长，其职能和副总统类似。可以说，在副总统的问题上，后来人是找不到多少“立宪者原意”的。

　　因此美国国父们也拎不清副总统到底是干什么的。第一位副总统亚当斯将这个看作荣誉职位，没有实权，经常给他妻子写信说自己多么无聊;而第一位总统华盛顿则误以为副总统是一个和国会关系更大的职位，因此也就把亚当斯排除在他决策圈子之外。最后亚当斯只好硬着头皮搞起了国会工作，成为历史上投下关键票次数最多的副总统，并且多次就立法程序和政策导向的问题对下面的参议员们训话，这在美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最麻烦的是副总统的选举问题。在1804年之前，美国并没有副总统选举，所谓的副总统不过是总统竞选的第二名而已。这在华盛顿两次选举中都没有出现问题，华盛顿次次都是全票，而论资排辈亚当斯也毋庸置疑是第二。可到了亚当斯1796年选总统的时候，却出现总统副总统分属不同政党的现象，亚当斯不得不把国会拱手让给自己的政敌杰斐逊，结果自己的政策屡屡在国会受挫。

　　而等到1800年大选的时候，又出现两位得票最多的候选人票数相同的现象，而根据宪法这个时候就要有众议院投票表决产生新总统。可胜出的两位候选人都是民主共和党的，但当时的众议院却掌握在联邦党手上，这等于是说本党的总统交给外党来裁决。结果众议院连续投票三十多次都难分胜负，最后还是联邦党的汉密尔顿私下说服部分议员转而支持杰斐逊才化解了危机。痛定思痛的杰斐逊为了避免类似情况再度发生，起草了第十二修正案将总统副总统分成两组选举。

　　而这不过是副总统引发的众多宪法问题中的头两个而已。

　　等到1841年，美国终于出现了第一个死在任内的总统威廉·哈里逊，而和他并没有多少交情的副总统约翰·泰勒意外接替他成为美国第十任总统。可宪法上对于副总统接任的表述非常模糊，仅仅一句话：“如果总统因为免职、死亡、辞职或者无能力行使权力和履行责任的情况下，那么权力和责任将移交给副总统”。那么移交之后呢?是立即举行特别选举再选一个总统，还是让副总统做完前总统的任期，宪法对此语焉不详。

　　而这时候新上任的总统的地位和权力范畴到底是怎么样也不清楚，他应该被称为“总统”，“代总统”或“执行总统”谁都不晓得。但就在国会还在拟定泰勒头衔和职权的时候，泰勒本人则强硬表示自己无论是名分上还是事实上都已经成为百分百的美国总统。约翰·泰勒为全世界留下了副总统全权接替前任的重要先例，但在当时他的做法却饱受非议，被本党大佬如小约翰亚当斯和约翰克莱等人所鄙夷。但如果没有他这一先例，老罗斯福恐怕很难得到本党支持从而名正言顺的推行进步主义改革，杜鲁门也很难在二战这一特殊历史时刻顺利接手从而完成反法西斯大业，约翰逊也不敢顶着肯尼迪的名头推动民权法案，而福特则可能没胆量赦免尼克松从而避免美国政坛的继续分裂和清算。

　　不过语焉不详也有好处。今时不比往日，总统率领的联邦政府加军队有数百万人之多，美国也不再是过去偏安一隅的西半球国家，因此副总统作为总统亲密助手的地位就日渐重要起来。宪法连总统的职能都规定的很含糊，副总统的职能就很有弹性了，完全取决于总统和副总统的关系。二战前副总统更多是帮忙拉票的花瓶，但二战后副总统就开始更多的参与政策制订，外交出访等具体事务，尼克松担任副总统的时候曾经制订了颠覆卡斯特罗的猪湾计划，而副总统约翰逊则为肯尼迪的民权法案保驾护航。里根时代的老布什在外交领域几乎是和里根双头领导，关系亲密的克林顿戈尔二人在当选后甚至起草了具体职能的划分，而切尼和拜登则先后被视为史上权力最大的副总统，小布什的两场战争以及奥巴马的众多法案背后这二人都是重要推手。一百年多前副总统在选举前几乎和总统没有打过交道的事情在当今已经不存在了。

　　如何选择副总统是一个技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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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牌屋》第二季剧照。

　　早期因为没有专门的副总统选举，总统也就没有办法通过挑选竞选搭档的方式来选择自己中意的副总统候选人。华盛顿将亚当斯排除在决策圈外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亚当斯并非华盛顿亲信，而华盛顿的内阁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和战争部长诺克斯都是其大陆军的部下，都是出生入死的铁杆;而国务卿杰斐逊和法律总顾问(当时尚未有司法部)兰道夫则是华盛顿老家维吉尼亚的两位前州长(兰道夫还曾担任华盛顿的大陆军参谋)，彼此共事多年私交甚笃。

　　相比之下，亚当斯是新英格兰地区的领袖，虽然对华盛顿有知遇之恩(华盛顿的大陆军司令就是亚当斯提名的)，但两人共事并不融洽。而这个问题在亚当斯治下被放大，他和杰斐逊从挚友转为政敌的转变恰恰发生在两人分别担任正副总统期间。而杰斐逊-伯尔事件则让后来的总统们深刻认识到一个忠心的竞选搭档有多么重要。因此，副总统候选人最重要的特质就是能和总统合得来，并且对总统忠心耿耿。

　　不过总统身边通常不缺忠心能干的小伙伴，要脱颖而出成为副总统，就得有能力为总统带来选票。再受欢迎的总统总有自己影响力无法覆盖的地区或者人群，这时候就需要副总统来填补空白。比如杰斐逊的基本盘在南部，但他无论如何都拿不到新英格兰地区的选票，因此如果能拿下摇摆州纽约的选票就可以确保其当选。这也是为什么杰斐逊的两个副总统亚伦·伯尔和乔治·克林顿都是在纽约州根深叶茂的政治世家出身，曾分别担任过纽约州国会参议员和州长。同样的，林肯找上安德鲁·约翰逊是因为他是仅有的几个没有叛逃邦联的南方参议员，找他搭档可以体现国家团结;而肯尼迪找林登·约翰逊也是看中了他背后德克萨斯州和南方势力，从而吸引民主党保守派的选票。

　　除了地区，副总统还可以帮忙带来其他特定人群的选票。比如麦凯恩2008年选择莎拉·佩林就是为了分流民主党女权主义者的选票，填补希拉里败选的空白。而奥巴马选拜登做竞选搭档则是试图从老年人选票中分一杯羹，并且拉拢人数日益增长的天主教信徒，同时还能稳住爱尔兰裔美国人这一大票仓。很明显奥巴马的选择更胜一筹，因为拜登可以同时吸引多个人群，而莎拉·佩林在女性之外的影响力则很有限。

　　有些时候选择某个人做副总统则是为了团结党内其他派系，比如前面提及的肯尼迪-约翰逊组合就是自由派民主党和保守派民主党的结合，可以说没有约翰逊肯尼迪肯定会在1960年败于尼克松。而福特选择洛克菲勒当副总统也有此考虑，洛克菲勒是典型的新英格兰精英，北方共和党硕果仅存的旗帜人物。罗姆尼2012年选择保罗·莱恩也是出于意识形态平衡的考虑，罗姆尼本人是一个中间派的共和党人，而保罗·莱恩则是“自1900年以来立场最保守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可以帮罗姆尼拉到茶党的支持。

　　排除选民顾虑弥补自身缺陷也是选择副总统的目的之一。比如2008年希拉里就曾打过一个“凌晨三点”的政治广告，广告中半夜三点有了突发的国家安全危机，问选民应该如何选择总统来保卫国家让自己能睡个安稳觉，暗示奥巴马缺少处理外交和国家安全问题的经验。因此奥巴马在选择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就特意选择了拜登，因为后者长期担任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有着非常丰富的外交国安经验，从而堵住了悠悠之口。而且拜登担任参议员的时间比其竞争对手麦凯恩长了近十年，也提前避免麦凯恩继续用经验问题打压奥巴马。加上2008年奥巴马试图把自己打造成华盛顿“圈外人”，那么找一个拜登这样的“圈内人”无疑可以吸引不少老成持重的选民的支持。事实上，拜登在奥巴马内阁可谓非常活跃，扮演奥巴马在国会的联络员，许多事关奥巴马政治遗产的议案都有赖拜登在背后运作。类似组合也有小布什-切尼，前者是没有经验的西部牛仔，后者是在华盛顿浸淫四十载的政坛老将。

　　当然还有正常向的老少配，比如艾森豪威尔-尼克松组合，这里“储君”的意味就更明显了。艾森豪威尔本身功勋卓著，军事外交政治经验都很丰富，而尼克松在被选为竞选搭档的时候不过是刚上任不足两年的新科参议员(39岁)，二战退役后才走进政坛，可以说是彻头彻尾菜鸟一枚。但艾森豪威尔为了避免杜鲁门当年被排除在决策圈外以至于接任后11天才知道原子弹计划的情况发生，早早就开始历练尼克松：允许其参加内阁会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并且在艾本人缺席的时候担任会议主席;还派尼克松出访亚太地区，和亚太各国领导建立密切关系(尼克松对亚太地区的深刻认识一定程度上促成其对中国态度的转变);并且委任众多内政立法事务，并让其积极为其他共和党政客助选。这一系列措施成功的为尼克松在党内外构建了坚实的执政基础，并最终助其在1968年卷土重来。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里根-老布什组合中，虽然两人年龄差异没有前一对那么大，而且老布什之前从政履历过硬，但里根还是将大量国事出访和国葬等活动交给老布什，这在是老布什的妻子看来“为老布什结识当时和未来的各国领导人创造了机会”，从而能够更好的延续里根的外交政策。而老布什的副总统奎尔也很年轻，上任时仅仅41岁，任内走访41个国家。

　　有意思的是二战后成功的竞选搭档里面，共和党人偏爱老少配(艾克-尼克松，里根-老布什，老布什-奎尔)，而民主党候选人则偏爱少老配(杜鲁门-巴克利，肯尼迪-约翰逊，奥巴马-拜登)，当然也有平辈携手的(约翰逊-汉弗莱，尼克松-阿格纽，克林顿-戈尔)。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两人的政治履历的互补性。据统计，总统-副总统的搭配是各种竞选组合里面最强的，20世纪以来该组合出现18次，胜出13次;总统搭配其他人则是次强，历史上5次胜出3次。但以上两类仅适用于连任选举，总统如果任期已满或放弃竞选，那么副总统或者现任部长则相对有优势，6次中胜出3次(其中两次失败也是惜败);如果没有现任内阁成员出阵，那么州长-参议员则是常见的选择，9次胜出4次，并有3次是击败现任总统组合;竞选搭档两人都是双行政或者双议员出身的组合的胜率都不乐观，各是6次胜出2次;其他类型组合则几乎没有成功经历。

　　这次会出现什么样的副总统候选人

　　回到这次选举，希拉里本人已经是美国近代以来少有的从政经验丰富的总统候选人，其年龄对老年人这一块有足够的吸引力，对女性选民这一块的优势也难以撼动，而多年深耕纽约也让她备受华尔街亲睐。但是她个人形象太精英，出身富裕家庭，就读私立文理学院，耶鲁法学院毕业，要吸引工薪阶层的有一定难度。而且她在黑人中间的吸引力肯定不如奥巴马，甚至不如她丈夫克林顿。加上年龄太大，对年轻人吸引力有限。而她和华尔街过从甚密，让左派人士颇为不满。她过去在外交和军事上的鹰派立场也会导致部分自由派选民放弃对她的支持。

　　因此希拉里需要的搭档必须得年轻，其政治立场必须比希拉里更左倾，其个人出身最好得更卑微，方能套用屡试不爽的“美国梦”法宝。如果这人恰好是一个少数族裔，最好是西语裔或非洲裔，则更完美。不过太年轻(40多岁)则意味着政治事业刚起步，很少有人在这个年龄担任全州级别的要职(如某州国会参议员或州长)，恐怕很难给希拉里带来某个特定州的选票。不过考虑到希拉里的朋友遍天下，她的密友在维吉尼亚等摇摆州已经坐上州长，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年轻副总统候选人这方面的欠缺。早在去年，克林顿就代表希拉里和奥巴马内阁的西语裔住建部部长私下见面，很多人认为这就是在拉拢后者出马做希拉里的竞选搭档。

　　还有某些党内声音要求组成希拉里-沃伦的双女将组合。伊莉萨白·沃伦是2012年上台的新科参议员，之前是哈佛法学院破产法教授，在金融事务方面可谓权威，而她在监管华尔街方面立场极其强硬，因而深得民主党内左翼的支持，不少民主党人公开支持沃伦挑战希拉里。虽然两人都出身民主党票仓，一个是纽约一个是麻省，且两人都是女性，年纪也差不多(沃伦仅比希拉里小两岁)，除了意识形态互补外与上面众多“择偶策略”都不合。

　　但民主党并非没有出现过这样“反传统”的竞选搭档，而最近的一个恰恰是希拉里丈夫克林顿和戈尔的组合。当年克林顿戈尔两人都出身南方，政策立场都是中左，都是四十多岁，连步入政坛时间都是一样，但这个不被人看好的“小将”组合却意外的把当时结束冷战的老布什组合拉下马，或许如今希拉里-沃伦这对“老将”组合也能创造奇迹?

　　而且这个组合也符合上面政治履历互补的原则。希拉里是现执政党的前任国务卿，在总统任期已满，副总统很可能不参选的情况下，希拉里就是最合适的人选。那么部长-参议员组合也是这类型组合里面胜率最高的选项，把沃伦拉进自己的阵营至少能稳住民主党极左派，不至于丢了基本盘，加上希拉里本人对中间选民的吸引力，这个组合已经是当下比较好的选择。

　　至于共和党，现在冒出来的三个都是一任都没干完的新科参议员，只会让人联想起上一个这样履历糟糕的候选人——奥巴马，而奥巴马的“08奇迹”恐怕难以复制。因此我个人认为能成功获得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应该是一位有丰富行政经验的民选政客，几位声望卓著的共和党州长(布什/沃克/卡西奇)都很有希望，而三位年轻参议员则很可能会成为副总统候选人。

　　如果杰布·布什出线，那么和他同样出身佛罗里达州的马尔科·卢比奥则没有希望，因此代表自由至上主义派系的兰德·保罗则可能会被选中;如果是别的州长赢得提名，那么出身大州佛罗里达的西语裔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则是非常好的竞选搭档。这种州长-参议员组合对于在野党来说也是他们最优解。威斯康星州州长沃克就在采访中几次“开玩笑”的认为卢比奥将是他的心目中的副总统候选人。

　　最后补上一条历史现象：现任总统副总统都不参加竞选的情况自20世纪以来仅仅发生三次，分别是1920年，1952年和2008年，而三次的输家都是执政党。所以如果这次拜登不出来代表民主党的话，希拉里就算获得民主党提名也选不上。或许这也是最近华盛顿风传拜登要再度出山的原因所在吧。

来源时间：2015/8/21   发布时间：2015/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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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布什罕见发声替杰布筹款 赞其将是了不起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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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美新浪  来源：新浪微博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当地时间20日为弟弟杰布·布什发出首封筹款邮件，呼吁支持者为杰布捐款25至100美元不等，他称赞杰布将是一位“了不起”的总统。这是杰布正式宣布竞选总统以来，小布什首度公开发声为其筹款。

来源时间：2015/8/21   发布时间：201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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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移民政策 将扼杀工作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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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美新浪  来源：新浪微博

正在美国大选中领先民调的川普（Donald Trump）近日点名脸书首席执行长祖克柏（Mark Zuckerberg），说他擅长低薪僱佣外国技术工人却损害了美国人就业。这也是川普对美国现行移民政策提出批评的最新言论。

来源时间：2015/8/21   发布时间：2015/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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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女演员临终遗言：不要投票给希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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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美新浪  来源：新浪微博

“不用奉我以鲜花，只求不要投票给希拉里•克林顿。”刚刚去世的伊莲•费德里赫把这句话写进临终遗言，临终遗言啊！伊莲是费城人，曾是一名戏剧演员，擅长幽默。8月12号，她在新泽西去世，享年63岁。 

来源时间：2015/8/21   发布时间：2015/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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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择副总统是一个技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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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宣讲家网站  来源：新浪微博

虽然民主党这边暂时是希拉里一枝独秀，但共和党那边则冒出了17名参选人。可谁都知道最后的赢家只有一个，那这么多人都来参选难道就只是为了给大赢家陪跑的吗？当然不是，其实很多人想的是做副总统。而参选则是历练自己，为日后向本党候选人自荐争取政治筹码的重要方式。

来源时间：2015/8/21   发布时间：2015/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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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哈尔评论：奥巴马的政绩工程和烂尾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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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CMP_南華早報  来源：新浪微博

@张敬伟微博 奥巴马开创了美国历史，也很有雄心，更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他离美国伟大总统的评价还有相当距离，他刻意追求的政绩工程，也不可能达成其效，甚至会烂尾。

来源时间：2015/8/21   发布时间：201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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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前总统卡特：将开始接受脑瘤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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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美新浪  来源：新浪微博

美国前总统卡特（Jimmy Carter）表示，他20日将开始接受脑瘤放射性治疗。卡特表示，他将大幅削减行程安排，预定每三周接受一次治疗。卡特日前接受肝脏手术时发现罹患肝癌，这个月稍早接受肝脏手术，并成功切除肝脏内1个小肿块。

来源时间：2015/8/21   发布时间：201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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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中美之间的战略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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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姜春良  来源：《军事文摘》2015.07

　　摘要：2015年3月17日，基辛格再度访华。这位92岁的老人自称“访华近百次，认识中国5代国家领导人，中国是我生活相当一部分”。他俨然已经成为了中国的老朋友。

　　富有传奇性的经历

　　1971年7月，基辛格作为美国尼克松总统秘密特使第一次访华，他成功地为美国总统争取到会见毛泽东的邀请，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到2015年5月他已经访问中国50余次，见过毛泽东，周恩来，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所有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位前官员和智库学者在中国享有与基辛格一样的待遇和荣誉。

　　基辛格的生活经历富有传奇性。1923年5月27日，他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纽伦堡附近费尔特市一个犹太人家庭。1938年，为逃避纳粹的威胁，基辛格全家移民到美国纽约。此后，他进入纽约的华盛顿高中念书。1943年，他加入美军并奔赴欧洲战场，担任德语翻译和参谋工作。1947年9月，基辛格退伍，根据美国战时的士兵权利法案，他进入了哈佛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就读，并享有奖学金。1950年毕业后，他分别于1952年和1954年获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1955年，基辛格回到纽约，担任美国对外关系协会研究小组的研究主任，负责起草研究报告。1957年，基辛格出版了《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该书首次提出了有限战争的理论。同年他被哈佛大学聘为讲师，并于1959年升为副教授，1962年任教授。与此同时，他还在校外担任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特别研究计划主任、国际问题中心成员，参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研究工作。他在哈佛期间，完成了自己的思想构建，并发表了五部著作。

　　1969年1月，基辛格离开哈佛大学出任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3年9月起兼任国务卿。之后直到1977年初福特总统下台，在长达8年的两届总统任期内，基辛格作为白宫的外交智囊和国务院首脑参与制定美国外交政策，执掌外交大权，穿梭于世界各地，名噪一时，被誉为美国历史上伟大的国务卿。在任期间，基辛格信奉均势外交，积极推动尼克松政府与中国改善关系，对苏联推行“缓和”战略，从而构筑一个以均势为基础的稳定的世界和平结构。同时，他对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的缓和也起了重要作用。1977年，他离开政界之后，受聘担任了乔治城大学教授。1982年，基辛格创建了基辛格联合咨询公司。秘密访问中国是基辛格一生的顶峰，一跃成为国际知名人士，拥有了世界级影响力，20多次荣登《时代周刊》封面。基辛格著有《复兴的世界》(1957)、《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展望》(1961)、《麻烦的伙伴关系：大西洋联盟的重新估价》(1965)、《国家战略问题》(1965)、《白宫岁月》(1979)、《纪录在案》(1981)、《动乱年代》(1982)、《大外交》(1994)、《基辛格越战回忆录》(2003)、《论中国》(2011)、《世界秩序》(2014)等21本著作，这些著作大多数在中国都被翻译出版。

　　基辛格自1977年离开美国国务院至今已经38年，但仍具有非凡的影响力，他的战略思想、外交实践和无数的媒体采访在世界上和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使他在中国走到哪里都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作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使者，名气为他在中国带来了礼遇、财富、机会和明星待遇，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基辛格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追求实力至上，认为军事力量是国家实力的核心。他曾写道：“纵观历史，国家的影响力基本上与各自的军事实力成正比。”现实主义者信奉，只有军事实力才能保卫国家。俾斯麦曾写道：“看在老天的份上，国与国可不能靠感情用事结盟，不能天真地以为只要做了好事，我们所有的牺牲就可以得到回报。”基辛格深以为然。基辛格的现实主义还有一个特点，即强调信誉和诺言也能决定一国的影响力和实力。他认为，对于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必须学会面对现实，争取可能实现的最佳结果，而不是想象中的最佳结局。把军事力量从世界事务中踢出去的想法是伟大的，但世界并不完美。伟大的目标只有通过不完美的路径才能实现。由此，基辛格相信：权力，而非道理，决定着世界的秩序。

　　基辛格在《国家战略问题》一书中对现代力量的性质进行了定义：进攻力量是一个政治单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的能力;防御力量是指一个国家避免受他人胁迫的能力;威慑力量是指通过同等或更大威胁，以慑止某些威胁或行动的能力。力量没有绝对的衡量标准，总是相对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客观因素，还取决于心理因素。上述诸因素在当代发生了巨变。工业革命使现代战争的总动员成为可能，武器杀伤力越来越大。现代武器的主要目的是威慑，但威慑既是个军事问题，也是个心理问题。它取决于侵略者对风险的评估，而不是防御者对风险的评估。可见，核时代的国家安全战略远远超出了传统的集中优势力量的思想，它涉及政治、心理、经济和社会因素，包括一个国家为谋求生存和实现其国际影响而采取的每一项行动。

　　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大致划分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流派，两者的基本差异来源于对人性本质的不同看法。理想主义者认为人类的行为可以通过制度的改良来加以改造，对人性的乐观信仰在西方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并对现实政治发挥了强大的影响力。理想主义者强调，经道德规则的制约，在国际法和国际集体统筹安排下，人们可以抛弃冷酷的现实，实现永久和平。现实主义者则植根于对人性的悲观理解之中，认为在国际关系中权利是至高无上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现实主义者轻视意识形态，着眼于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不是理想的道德规范。他们眼中治国的最高目标是稳定，而实现稳定的最理想途径，是通过不掺杂任何感情色彩的联盟，谨慎的力量权衡，还有就是影响力的竞赛。而在外交事务中，道德的作用小之又小。基辛格就是现实主义理论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不与武力相结合的外交是无效的，军事战略必须承担的任务，是发展逐步使用武力的原则和能力，以支持外交行动。

　　基辛格战略思想的基础是保守主义的实力哲学。信奉外交不听从情感，要建立在实力基础之上，国家实力的核心力量是军事力量，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外交谈判桌上你也休想拿到。他对美国在朝鲜战争谈判进行中，停止攻击行动大加指责，认为停止军事行动使中国不放弃自己的要求，结果使美国进行了两年可有可无、令人沮丧的外交谈判。他认为把武力后盾从外交实践中剥离使美国的力量失去了目标，而谈判则失去了力量。基辛格笃信武力威胁是权力工具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基础，只有武力后盾存在的外交手段才能管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虽已成为世界强国，但美国的领导人还拿不准如何运用它们的力量。美国人常常对他们的外交事务没有耐心。在政府工作期间，基辛格完全弄明白了美国缺乏耐心到了何种程度，美国公众并没有正确地认识到国际关系是如何建立的。作为一名学者，他对于如何处理国际关系提出了五点建议：一是保证美国有永久的利益;二是过分墨守成规和强调道德主义已经损害了美国的对外关系;三是谈判应被视为一种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与对手对话和取得具体成果具有相同的重要性;四是要长远地看待美国和苏联的关系;五是权力已经扩散到处于冷战状态中的两个超级大国之外。基辛格在1961年出版的《选择的必要》一书中，对于核战略问题，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美国应该实施有限战争而不是全面战争，应该为了有限的目标在战场上使用核武器，政府正在实施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大而不当，无法威慑敌人，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美国应当采取灵活反应的军事战略。他的建议被肯尼迪政府采纳，成为美国政府的军事战略。

　　基辛格眼中的中西战略理论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的战略有三个特点：精心分析长远趋势，仔细研究战术选择，冷静探讨行动决定。中国人是实力政策的出色实践者，其战略思想与西方流行的战略与外交政策截然不同，在陷于冲突的时候，中国绝少会孤注一掷，而依靠多年形成的战略思想更符合他们的风格。西方传统推崇决战决胜，强调英雄壮举，而中国的理念强调巧用计谋及迂回策略，耐心累积相对优势。

　　中西方战略思想的这一对比反映在两种文明中流行的棋类上。中国流传最久的棋是围棋，它含有战略包围的意思。如果说西方的国际象棋是决战决胜，围棋则是持久战。国际象棋棋手的目标是大获全胜，围棋棋手的目标是积小胜。下国际象棋，棋盘上双方的实力一目了然，所有棋子均已摆在棋盘上。围棋棋手不仅要计算棋盘上的子，还要考虑到对手的后势。下国际象棋能让人掌握克劳塞维茨的重心和关键点等概念，因为开局后双方即在中盘展开争夺。而下围棋学到的是战略包围的艺术。国际象棋高手寻求通过一系列的正面交战吃掉对手的棋子，而围棋高手在棋盘上占空，逐渐消磨对手棋子的战略潜力。下国际象棋练就目标专一，下围棋则培养战略灵活性。

　　基辛格认为，中国独具一格的军事理论也与西方截然不同。它产生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面对残酷的战争和为了赢得战争，中国的思想家提出了一种战略思想，强调取胜以攻心为上，避免直接交战，代表这一传统的最著名人物是孙武。他的《孙子兵法》含有对于战略、外交和战争深刻的认识，在今天依然是一部军事思想经典。欧洲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认为战略自成一体，独立于政治，即使是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也暗示一旦开战，政治家即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孙子则合二为一。西方战略家思考如何在关键点上集结优势兵力，而孙子研究如何在政治和心理上取得优势地位，从而确保胜利。西方战略家通过打胜仗检验自己的理论，孙子通过不战而胜检验自己的理论。

　　美中应相互尊重共同建设世界秩序2014年9月美国出版了基辛格所著的第21本书《世界秩序》。基辛格提到，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秩序，当今世界秩序仍源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主权国家平等为原则，推动开放贸易，建立稳定的国际金融秩序，确定解决国际争端的公认原则，以缓解国际无政府状态带来的问题。该体系打破了文化、地区和价值观的藩篱，为多元社会间的平等互动创造条件。但这个秩序正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在欧洲，欧盟的成立打破了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将集体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在中东，教派冲突及叙利亚和伊拉克乱局使该地区的主权国家意识逐渐瓦解，社会四分五裂，地区体系岌岌可危。在亚洲，由于历史背景与外部势力的双重影响，地区大国难以形成稳定且平衡的地区均势格局和秩序。

　　而美国虽然是现行世界秩序的捍卫者，但强调民主的普世价值观，常常破坏各国力量平衡及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

　　基辛格认为，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世界秩序并不是存在竞争关系的国家间的平衡，而是一种等级制度，其核心正是中国。外交也并非主权国家间的协商，而是各国政府为确认其在世界等级体系中的位置而精心设计的仪式。历史上，中国一直力求凭借自身成就与作为，从心理上征服他国，仅仅是在教训冥顽不灵的蛮夷时才会动用武力。中国从未试图向外输出政治制度，而是别国主动归附而来。中国地大物博，文化极富生命力，因此两千多年来国家基本保持了统一，并对周边各国产生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可以说，21世纪中国的崛起并非全新的景象，而是对历史的重建。特殊之处在于今日中国既是其灿烂的古代文明的继承者，也是威斯特伐利亚模式下的世界大国。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逐渐融入现行国际体系并接受了既有的国际秩序。近年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日趋活跃，已逐渐恢复了曾经的辉煌，并又一次拥有了深远的影响力。美国与中国同为国际秩序中的支柱大国，但两者在文化与政治背景方面却大相径庭。中国的周边永远有强敌窥察，而美国则没有这种忧虑;中国人认为一个问题的解决引出的是一系列新的问题，而美国人相信所有问题都有解决方法;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中既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成分，也包含了传统哲学，而美国人更喜欢凭直觉行事。

　　在当今世界形势下，战略紧张的一个方面是中国人担心美国企图遏制中国，同样，美国人担心中国试图把美国赶出亚洲。亚洲的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和美国的远见，中美合作之路必定复杂。问题最终归结为中国和美国实际上要求对方作者做什么?美国公开把亚洲组织起来遏制中国，或者建立民主国家集团发动意识形态进攻，这些举动均不可能成功，因为中国是多数邻国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同理，中国试图把美国排除在亚洲经济和安全事务之外，也会遭遇几乎所有其他亚洲国家的抵制，因为他们害怕单一国家主导该地区可能带来的后果。中美关系的恰当标签应当是共同进化，为了两国人民，为了全球福祉，美国和中国应该做此尝试。中美任何一方都很庞大，因此在战争或冷战式冲突中，双方都没有能力确保获胜。太平洋两边的中美领导人应该建立共同协商、相互尊重的传统，共同建设世界秩序，使之成为并行不悖的国家抱负。基辛格认为，倘若美国和中国能够同心协力建设世界，不仅将震撼世界，更将是伟大的成就。

　　结语

　　基辛格富有才华，连最苛刻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总是能见微知著、富于洞察力、妙语连珠、才思敏捷、令人赞叹。基辛格才华的关键在于，他能看透不同事物之间的关联所在，并很快拿出解决办法。他既是战术家也是战略家，其思想的力量之一就是其在不同层面上进行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基辛格的性格中有深深的不安全感和广为人知的傲慢，对此他自己毫不讳言，智力上他非常自信，乐于与人争辩，愿意自己的想法受到诚实的挑战。但在个人层面上，基辛格对现实存在的和他想象中的敌手充满忌恨。但不论如何，基辛格的历史功绩不容抹杀。20世纪70年代后的和平格局主要是基辛格缔造起来的，这足以让他和史汀生、马歇尔、艾奇逊等美国外交史上的光辉人物一同成为当代美国最伟大的政治家。同时，基辛格还堪称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谈判家，也和乔治、凯南并列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外交思想家。

来源时间：2015/8/20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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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建群：“一带一路”战略与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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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滕建群  来源：《军事文摘》第9期

　　在美国人眼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而且更具有地缘政治含义，因此引起美国的关注与警惕。中美关系正受到前所未有的矛盾干扰，如南海问题。从全方位角度看，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实不可能不受美国因素的影响。

　　“一带一路”战略与两国政策的变化

　　近年来，中美互动已摆脱过去价值观等领域里的争夺，美国不再把批评中国人权、民主、新疆、西藏等问题当成牵制中国的手段，而是在安全领域直接与中国交锋。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既面临机遇，也面临着挑战。第一，中国以清晰姿态参与地区安全事务。以习近平主席为中心的新一届中国领导以更自信和务实的姿态应对周边和对美关系，强调国家安全。2014年4月在第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中央认定了包括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科技、信息、生态、资源和核11个领域的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2014年5月的亚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指明“共建、共享和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执政以来，习近平主席在多种场合和多个演讲中60多次提及“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与各国合作共赢的理念和决心。

　　第二，美国进入安全焦虑期，对中国疑心增大。2011年6月，奥巴马从阿富汗撤军，2014年前将安全控制权全部交给阿富汗安全部队并和阿富汗建立伙伴关系。2012年12月，最后一批美军驻伊拉克部队撤出。这期间，美国对利比亚、叙利亚军事干涉的决心和能力衰退。2011年推翻卡扎菲的战争，美国把指挥权交给法国，2013年对叙利亚武装干涉走到门口又退回，美国的干涉意志和能力下降。

　　奥巴马入主白宫后对华政策先恭后倨，并于2010年“重返亚太”。美国“重返亚太”的重要支柱之一是强化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存在和加强同有关国家的安全合作：军政官员不断放话，针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维权行为不断进行公开指责，敲打中国;加强与传统盟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和菲律宾的军事合作，增加联合军事演习的数量;在继续坚持对中国抵近海空侦察的同时，还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在西太平洋海域活动舰艇和飞机的监视力度。

　　第三，中美在安全领域的竞争为地区国家的对华政策带来影响。表现有二：一是亚太地区在经贸领域靠中国和在安全领域靠美国的格局正在被打破。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亚太地区国家在对待两个大国上构成“双轨制”结构，即经贸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然而，随着中国加强地区安全事务的关注度以及维权力度增强，这些国家意识到旧有“双轨制”平衡已被打破。在东南亚地区，中美在经贸和安全领域里的竞争同时在加强，中国除了提高对东南亚国家的军事交流层次外，还不断派出部队参加在该区域的联合军事演习。这使得地区国家难以适应。对地区国家来说，它们在做的是如何适应“双轨制”被打破后在中美间保持新“平衡”。二是部分国家认为美国“重返亚太”为它们提供了抗衡中国的机会。日本安倍上台后一改第一任期的对华政策，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不断强化对美同盟关系，并利用美国需要日本在亚太地区制约中国的诉求，借美国之船出海，在武器出口限制、解禁集体自卫权限制和其他地区安全事务上试图冲出旧有制约。菲律宾则在南海问题上不断地向中国发出挑战，企图借助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力据守其在南海既占岛屿和海域。

　　“一带一路”战略必须面对中美两国安全竞争与合作

　　在落实“一带一路”战略时，美国因素是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美国始终担心中国这一战略提出背后会有更多的目的，即在亚太地区取代美国的主导地位。在相关问题上，美国正不断发力，势必影响到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实。

　　南海 美国对南海政策在1995年中菲美济礁对峙之前基本上没有明确的立场。2012年黄岩岛对峙后，美国公开选边站队，指责中国。2014年底以来，美国对中国在南海海区的施工建设更是表示不满，派出军机骚扰正常施工。在南海问题上，美国没理由干涉中国。从历史上看，二战结束以后，中国从日本手中接管南海诸岛;从法理上看，《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构成完整法律链条，让南海诸岛回归中国。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洋专业委员会通过的让中国在南沙海区建立第74号海洋观察站也是全体成员一致同意的决议。

　　美国之所以在南海说三道四，一是认为中国的举措影响到其海上霸权地位。作为一个海洋性国家，美国自1979年以来每年都会“挑战所谓航行自由权”，即派出舰艇飞机抵近相关国家领海。2014年，美国声称挑战包括中国在内19个国家。二是向地区国家表示出自己的安全承诺。美国认为，其地区安全承诺是维护其大国形象的重要内容，因此，派出舰艇、飞机在南海相关区域活动以及军政要员发表评论，均是兑现承诺的表现。但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没有充分理由介入其中。首先它不是《海洋法公约》签字国，其次在历史和法理上，美国也均找不出理由。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给出的三条理由(和平解决、航行自由、中国建设速度过快)均无充分理由干涉阻止中国南海建设。

　　东海 2010年9月，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声称，《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随后，她在夏威夷会见日本前外相前原诚司时再次重申这一立场。此后，美国官员不断重复这一政策。2014年4月访问日本的奥巴马总统声称，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希望借此换取安倍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等问题上的妥协。英国广播公司认为，在得到奥巴马的公开支持后，日本会在主权争端方面变得更强硬、更大胆，很可能挑战中国底线，从而导致局势恶化。

　　对中国来说，自2012年9月日本政府“购岛”闹剧后，中国海上执法力量实现对钓鱼岛海区的巡航，中国政府公布钓鱼岛海区的领海基线，气象部门开始对钓鱼岛海区进行不间断气象预报。2013年11月，中国政府发布东海防空识别区公告。

　　朝鲜半岛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美在朝鲜核问题上的合作成为两国关系的亮点。2003年起，中国在北京承办6轮六方会谈。2006年、2009年和2013年朝鲜3次核试验和不断发射导弹后，朝鲜半岛局势复杂多变。朝鲜宣布退出六方会谈后，中美在朝鲜核问题上的互动明显减少。

　　中国认为，朝鲜发展核武器对地区安全与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中国领导人不止一次表态，不允许任何国家在中国家门口制造麻烦。中国对朝核问题的原则做出相应调整，即把朝鲜半岛无核化放在保持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之首。习近平主席执政以来，中韩关系得以快速发展，2013年6月，韩国总统朴槿惠访问中国;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访问韩国。中国在对朝鲜半岛的政策趋向平衡。

　　奥巴马政府直到2012年初仍对解决朝鲜核问题抱有一线希望。2012年2月29日，美朝经过3轮高级别对话后同时宣布达成的一项新协议：美国在1年时间里向朝鲜提供24万吨食品，与此同时朝鲜冻结所有核与导弹活动。然而，4月13日，朝鲜进行了所谓的卫星试验，协议被终止。美国人甚至嘲笑奥巴马在一匹死马上下两次注。此后，美国对朝鲜继续采取“战略忍耐”政策，对金正恩展开的一系列“魅力外交”置之不理。

　　在伊朗达成全面协议后，国际社会是否会把防核扩散的注意力转向朝鲜半岛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不论六方会谈是否会得以延续，至少在中美两国合作层面，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合作定会回暖，再次成为中美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领域。

　　网络 网络之争正成为中美两国又一分歧。2013年6月以来，美国国家安全局雇员爱德华·斯诺登陆续曝光的美国“棱镜”计划，向人们展示了美国网络能力和对国际法的践踏。美国利用其信息技术优势，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法律和技术手段，对包括盟国和邻国的政要及重要国际会议等进行监控。美国着力进行的网络监控是为保证及时跟踪这些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情报，提前掌控其走向。所谓“国家安全”对美国来说不仅是反恐，也是在国际上加强对有关国家的掌控，维系其世界霸权地位。

　　网络问题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例如，2013年1月～8月，中国境内被黑客篡改的网站达2万多个，被境外通过木马或僵尸网络控制的主机达800多万台。80%以上的中国网民受到过网络侵害，每年经济损失达数百亿美元。

　　美国拥有对互联网域名根服务器的监控权，加之在计算机硬件和软件上的垄断地位，美国牢牢掌握着国际互联网的控制权，但它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很大，在网络空间内同样也是脆弱的。面对共同的挑战和威胁，中国和美国提升自身网络能力的同时，也要努力加强在网络安全领域里的沟通，带头制定网络标准、原则和行动方法。

　　中美在网络空间的立场有很大不同。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表的《2009年国家情报战略》报告指出，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构成复杂的威胁，中国能在网络领域对美国发动攻击。美国政府文件把中国的网络攻击当成潜在对手。

　　落实“一带一路”中美必须合作

　　中美两国在安全领域里的竞争与合作是当前两国关系的重要表现指数。守成大国与新崛起大国之间的竞争往往是直接的，也是危险的。值得庆幸的是，两国领导人已注意到这种竞争的存在，中国领导人更是提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实践过程中，中美两国在多个领域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分歧管制机制，如军队间的管制机制，2014年达成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目前正讨空中相遇行为准则。2015年6月，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对美国进行访问，两国签署了陆军合作框架协议。

　　不可否认，近年来，中美之间竞争与合作的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在国际上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美国则深陷金融危机和国内政治恶斗，其对世界的影响力和掌控力均在下降。在国际社会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中美两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能采取旧有的思维定式来互动。中国建设“一带一路”惠及多国，而且是包容性的多边合作，受到有关国家的拥戴。美国应该接受这样的事实，不应该认定中国会借此取代旧有的国际安全和经济秩序，从而剥夺美国的“主导权”。中国也没有必要顾及美国的指责和无理要求，走自己的路，建设开放惠及各国的“一带一路”，这是历史的必然。

来源时间：2015/8/20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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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会放弃“再平衡”战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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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琪  来源：《当代世界》2015年第6期

对美国“再平衡”战略的评析

　　摘要：奥巴马政府的“再平衡”战略从2010 年开始实施至今已历时四年。在这四年当中，美国全球战略的“再平衡”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国内得到了政界和外交界跨党派的一致认可。然而，随着这一战略的不断推进，它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和质疑，一些人甚至提出这样的疑问 ：美国是否会放弃这一战略?

　　促使美国做出战略“再平衡”决定的因素美国进行战略“再平衡”的原因，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美国政府意识到，亚太地区在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显著提高，经济重要性日益增长，是世界上经济最活跃和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对亚太的主导地位对于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是必不可少的。

　　2、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日益增长，对美国的地区领导地位构成了挑战。

　　3、美国逐步撤出两场战争使美国获得了新的战略选择余地。

　　4、美国面临着严重的债务危机和财政赤字。为此，正如国务卿克林顿所说，美国“需要明智地把资源投入在将产生最大回报的地方”，而亚太地区正代表了“21世纪的真正机会”。[1]

　　美国实施“再平衡”战略的成效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汤姆·多尼隆在奥巴马再次当选为总统之后于2013年3月指出，“再平衡”战略有五个重点或“支柱”，即强化同传统盟国的关系;加深同新兴国家的伙伴关系;建设同中国稳定、富有成效和建设性的关系;促进地区多边机构的发展;帮助建立能够支撑共享繁荣的地区经济框架。在“再平衡”战略实施四年之后，可以发现，其重点目标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

　　一、美国同其亚洲盟国的关系得到加强

　　加强与亚太地区传统盟国的关系，对于美国来说并不是一项新政策，而是冷战后历届美国政府一贯重视的地区政策。但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亚洲盟国在安全和外交上的支持与协作。美国国防部副部长鲍勃·沃克声称：“美国军队的多边参与构成了‘再平衡’战略的一个关键部分。美国同这些国家的联盟从未如此强大，而且正在变得更加强大。”[2]

　　美日关系始终是美国亚洲安全政策的基石。美日同盟在军事上的分工和合作日益深化。两军在情报收集、规划制定、基地使用、联合训练以及共建导弹防御系统方面的合作进一步加深。双方共同磋商的问题包括修改《美日防务合作指针》，重新确定美日安保分工，建立美军和自卫队合作机制，日方为美国提供战时支援等。引人注目的是，钓鱼岛争端的升级推动美日在防范中国和应对中国崛起方面形成共识，更加关注中国的“近海防御战略”。美日多次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甚至有时把夺回西南诸岛(包括钓鱼岛)当作演习科目。美国“欢迎”安倍首相为解禁集体自卫权而修改宪法解释，并在同盟合作议题中增加了全球治理的内容。美国还敦促日本加入TPP，旨在把美日同盟关系从军事、政治领域扩大到经济领域。美韩关系也日趋密切。2009年奥巴马总统在首次访问韩国时，建议把两国同盟关系发展成为21世纪新的战略同盟关系。两国双边合作机制迅速发展，中断了四年的美韩双边部长级战略对话于2010年恢复，美韩外长、防长“2+2”会谈机制在同年启动，美国增加了在韩国的驻军，并从2009年起同韩国举行了一系列大规模联合军演。2012年，美韩强调将在网络安全和导弹防御安全方面制定新措施，重新制定了美韩陆军在防御方面的分工，防御重点将从防守军事分界线转变为陆海均衡防守。美国向韩国移交作战指挥权的时间从原定的2012年4月推迟到2015年12月。在双方协议中规定，将利用核保护伞、常规武器和导弹防御系统来遏制朝鲜。美韩自由贸易区的协议于2012年生效。总的来说，美韩同盟关系已从传统军事领域中的合作向政治—经济合作扩展，从地区同盟向全球同盟转化。

　　美菲安全关系日趋密切。美国与菲律宾的战略与安全合作机制有所加强，2011年，举行了首届美菲双边战略对话。2012年1月，美国向菲律宾海军转让“汉密尔顿”号武装快艇，以增强菲律宾的海上预警能力，并对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提供先进的人员培训和通讯设备。2014年，美菲首次举行外长和防长“2+2”会谈。美菲合作的重点自2011年起转向来自南海的外部潜在威胁。两国不断就如何增加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进行磋商，包括修建更多的港口和机场供美军停留、补充燃料和维修，增加联合军演、训练、舰机访问的次数和频率。两国之间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肩并肩”，更加强调菲律宾在面临领土争端时的防御能力。2014年美菲签署的为期十年的《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规定，菲律宾将在未来几年增加对美国武器的进口。

　　美澳同盟地位随着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太而日益突出，成为控制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支点。2011年美国宣布，将把澳大利亚达尔文港的海军陆战队人数增加到2500人。同时，澳大利亚将向美军开放更多的军事训练基地和军港。两国加强了情报共享与合作关系，在太空和网络安全领域也加强了合作。美国在澳大利亚部署了一些专门用于监听印度洋和太平洋两个方向的大型无线电监听站，还通过军工合作、军火贸易和军事援助等方式，推动美澳国防工业结构的一体化。

　　二、与其他国家的新伙伴关系取得的进展

　　虽然同盟关系仍然是美国亚太战略和政策的核心，但美国同时愿意用处理地区事务的网络模式来对轴幅模式做补充，把两者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因此，与以往美国亚太战略不同的是，奥巴马政府更积极地发展新伙伴关系，特别是同印度、印尼、缅甸和越南等国的关系。

　　美印接近始于小布什政府时期的2005年。到奥巴马政府时期，由于印太(Indo-Pacific)概念的提出，印度在美国的亚太战略中获得了更重要的战略地位。2010年11月在与印度总理的联合声明中，奥巴马表示欢迎印度作为主要地区和全球强国的崛起，把美印关系界定为“21世纪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并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印建立了两国高层战略对话机制，以协调双方在双边、地区和全球战略问题上的立场。2011年11月，美国防部拟定了《美—印安全合作报告》，国务院也制定了加强美印双边安全合作的五年计划，拟在联合军事演习、国防贸易和支持印度军队现代化、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以及与其他亚洲伙伴的合作方面改善和扩大同印度的关系。[3]

　　2012年发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指南》规定，美国支持印度“在更广泛的印度洋地区担当地区经济支持和安全的提供者”。在军事技术合作方面，2011年1月，美国取消了对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和九家与航天和国防工业相关的公司的出口限制，并于2013年9月与印度发表《美印军事合作联合声明》，强调两国将在防务技术转让、贸易、研究，以及防务产品和服务的共同开发方面进行合作。

　　奥巴马政府致力于发展同印度尼西亚从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到贸易和投资，从促进民主到医疗和教育，从地区安全到反恐怖主义的“全面伙伴关系”。它结束了以破坏人权为由长达12年的对印尼特种部队的接触和援助禁令，与印尼特种部队进行有限的安全合作项目，并开始向印尼转让和出售先进武器。两国建立了部长级商务对话机制。美国降低了对印尼的贸易和投资壁垒，美国贸易发展署设立了支持印尼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型项目。此外，奥巴马政府还特别重视与印尼在能源和环境领域里的合作，并加强了两国在社会服务方面的交流与合作。2010年，美国重启在印尼的美国和平队项目。

　　2009年奥巴马总统上任之后即改变了美国对缅甸的政策，开始与缅甸政府进行交往。他在缅甸的演讲中要求缅甸政府切实向民主改革方向前进，无条件释放包括昂山素季在内的所有政治犯、结束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以及在政府、民主反对派和少数民族之间就未来展开真正的对话。

　　2012年7月，美国正式恢复了与缅甸大使级外交关系，并宣布解除美国公司在缅甸投资的禁令，9月和10月，美国解除了对缅甸部分产品出口美国的禁令和对缅甸的金融制裁。奥巴马政府还宣布将启动“美缅民主、和平与繁荣伙伴关系”，在民主转型、治理透明、政治和解与经济繁荣方面进行合作。[4]

　　在奥巴马政府期间，美国与越南努力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美越之间的军事安全合作迅速推进：2008年6月美越建立了政治、安全与国防年度对话;2010年美越国防部之间建立了国防政策对话;当年年底，美越举行了自越战以来的首次联合军演，并在第二年使其常规化;2011年9月，两国签署《推进双边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2014年10月，美国部分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运，准许向越南出售与海上防卫有关的装备;2015财年，美国把对越南的军事援助从2009年的数十万美元急剧提高到1000万美元以上。在政治和外交方面，美越之间的磋商日趋频繁，两国领导人在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以及东盟外长会议等对话中经常协调立场。在经贸方面，奥巴马政府愿意向越南做出一定让步，以使它顺利完成关于TPP的谈判。

　　三、增加了在多边制度框架下对东盟事务的参与

　　奥巴马政府比以往任何一届政府都更加重视同东盟的关系，为此，美国进一步扩大了在制度化框架下对东盟事务的参与。2011年，美国正式加入由东盟主导的东亚峰会机制。美国还试图通过加强东盟地区论坛机制，制定一个应对跨国和非传统安全挑战的日程。2010年6月美国成为第一个设立驻东盟使团的国家。

　　美国加强了同东盟组织的合作，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美国对东盟峰会的参与。2009年7月，美国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对于东盟国家来说，这确保了美国对东南亚的政治和安全承诺。2009年至2012年东盟—美国领导人会议共举行了四届，自2013年，该会议更名为东盟—美国峰会。美国承诺，将进一步加强美国与东盟各国在各个领域里的合作，包括核不扩散、网络安全、反恐、防范人员偷渡、贸易与投资、科技与教育。此外，美国还建立了一系列与东盟有关的项目和机构，如2012年美国制定了“农业收入最大化：知识、企业发展与贸易”项目，2013年设立“东南亚青年领导人计划”，以及2014年宣布新的“东盟—美国科技伙伴领航项目”等。

　　美国与东盟在制度性框架下的合作显示出以下一些特点：1、美国试图通过积极参与地区多边机制建设，参与制定地区事务规则和影响这些机制的议事日程。2、从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单纯强调安全转变为安全与发展并重。3、以较为平等的姿态来同东盟国家打交道。

　　“再平衡”战略遇到的问题

　　自奥巴马政府实施“再平衡”战略以来，得到了很多正面评价。在美国国内，把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的必要性得到政府与国会、民主党与共和党、官员与学者的一致赞同，政府各个部门都在努力贯彻这一战略。2015年2月发布的《201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肯定了这一战略，强调美国“正在实行向亚太的再平衡。”在亚太地区，美国的盟国和新伙伴都欢迎美国的战略“再平衡”，它们之中有不少因这一战略而得到了额外好处。东盟国家尤其赞赏美国对东盟重视程度的提高，感到美国可以成为它们在安全方面的可靠依赖。然而，尽管“再平衡”战略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一些问题也逐步暴露出来，开始受到讨论甚至是争论。

　　第一，一些人认为，“再平衡”战略毫无必要地引致了中国的对抗，导致中国更加“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因此是一项缺乏意义的政策。代表人物是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陆伯彬。他指出，“再平衡”……削弱了地区安全，降低了北京与华盛顿之间合作的可能性。造成中国完全放弃对朝鲜施加影响力来使它放弃核计划。奥巴马政府的“再平衡”战略并没有促进亚洲稳定，而是使得这一地区更加紧张、更容易发生冲突。因此，“再平衡”战略损害了美国的安全利益，而且其代价还将继续增长。[5]

　　陆伯彬的批评显示出美国“再平衡”战略在同中国关系方面的实施效果与其所宣称的该战略的第四个重点背道而驰。虽然陆伯彬的观点并不代表华盛顿外交政策圈子里的主流观点，但是，“再平衡”战略加深了中美之间的猜疑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特别是在把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的同时，美国不仅对东海和南海岛屿主权争端的关注加深了，而且多次在中日、中菲和中越的东海和南海岛屿争端中站在中国的对立面。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2014年5月，当中国的“981号”钻井平台进入南海西沙地区进行油气勘探时，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在5月底举行的香格里拉论坛上做出了美国政府迄今最为强硬的表态：“中国在南海采取了破坏稳定的单边行动来宣示其领土主权要求”，“当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受到挑战时，美国不会置之不理。”[6]

　　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态度的转变成为近年来中美之间摩擦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极大地损害了中美合作的氛围。可以说，导致中美之间战略猜疑的加深是美国“再平衡”战略的最大负面效果。

　　第二，虽然奥巴马政府一再强调，亚太“再平衡”不仅是军事方面的，而且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但迄今为止，“再平衡”战略在军事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2014年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多数党报告指出，在“再平衡”的各种非军事因素方面，如外交、经济和市民社会方面，还缺少进步。报告指出，在过去的几年中，国务院并没有大量增加国务院东亚事务局的外交资源，商务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工作人员也没有很大的增加，这就限制了商务部充分利用新优势的能力。在2015财年美国的财政预算建议中，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援助虽然有所增加，但仍然低于前几年的水平。报告认为，这也是为什么“再平衡”战略被外界视为主要是一个安全战略的主要原因。此外，被视为奥巴马政府“再平衡”战略经济方面的重要支柱TPP，迄今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

　　第三，“再平衡”战略的实施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美国军事力量的缩减。美国国防部宣布到2020年将把部署在西太平洋的海军军力比例从原来的50%增加到60%，但是如果海军的整体规模在缩小，那么即使比例增加了，也会导致美国在西太平洋军事存在的减少。美国海军现有舰只285艘，国防部原计划在从2012年起的未来30年内把海军战舰规模发展到306艘，这就需要海军每年采购8.7艘。然而，购买这些舰只每年需要花费193亿美元，而2015财年国防部把海军制造舰只的预算从2014年的179亿美元减少到144亿美元。这样，如果政府削减国防预算的计划不变，美国未来的造舰目标很难实现。据估计，奥巴马政府向国会要求的2015财年预算将造成“华盛顿号”航母退役的可能性，使美国航母数量从目前的11艘减少到10艘。为了节省燃油、人力和其他活动开支，美国海军的11艘巡洋舰将暂停服役;濒海战斗舰将从52艘减少到32艘;陆军人数将从52万人减少到44—45万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小的美国陆军规模。其结果将影响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

　　第四，一些人认为，在美国国防预算被大幅度削减时，“再平衡”战略成为一种奢谈。美国联邦财政存在巨额赤字的现实、两党在预算项目削减方面的分歧、国会在预算案上的拉锯战、国防预算的大幅度削减，可能对奥巴马政府的“再平衡”战略造成制约。根据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分析，自2010年以来，美国国防预算确实处于不断的削减之中。美国国防开支和国防部预算在2010年达到峰值，分别为7213和6956亿美元，此后持续下降。抛开通货膨胀的因素，到2015年，国防部预算下降至5813亿美元，比2010年下降了1000亿美元以上，下降比例为16%。同时，美国国防预算占美国GDP的比例也从2009年的4.62%下降到2014年的3.37%。[7]

　　第五，对美国战略“再平衡”构成最大牵制的是中东局势。中东地区由于其地缘政治重要性及其作为重要石油资源来源，历来都是美国外交战略的重点。一种批评意见甚至认为，鉴于美国在中东地区仍然有重要的战略利益以及中东局势现状，美国把战略重心移向亚太地区是不明智和不现实的。迄今，美国仍然没有完全从阿富汗撤军，叙利亚内战仍在持续，埃及继续面临“阿拉伯之春”之后的政治动荡，伊拉克国内出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美伊关于核问题的谈判正处于关键时刻。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的是，美国陷入中东地区种族、教派和国家力量相互争斗的漩涡之中，任何旧问题的解决都可能带来新的更为复杂的矛盾和冲突。

　　中东地区新出现的乱局是，在美国将于2015年6月底之前同伊朗就伊核问题达成协议之前，沙特阿拉伯领导下的阿拉伯联军于3月26日对也门发动了名为“决战风暴”的空袭。国际上有分析认为，沙特在美伊协议将要达成之际对也门发动空袭并非偶然，其意图在于破坏美伊核谈判，使伊朗经济继续处于西方的严厉制裁之下。因此，“也门冲突是中东地区沙特与伊朗之间争夺影响和霸权的一场更广泛的地区争斗的开始”。[8]

　　在奥巴马政府实施“再平衡”战略的过程中，尽管美国尽量保持不介入一场在中东的新战争，但是中东局势变幻无常，各种复杂局面不断出现。弗朗西斯·福山等预言美国将无法消灭“伊斯兰国”，因为“经过13年的努力，美国远未彻底铲除基地组织，“伊斯兰国”不大可能比基地组织更容易打败”。[9]

　　而美国如果在同“伊斯兰国”的战役中失利，将意味着美国以沉重代价赢得的伊拉克战争将前功尽弃。在这种局势之下，美国撤出中东、重返亚太，被许多人看作是一个比原先更令人困惑的战略选择。

　　第六，对美国“再平衡”战略形成挑战的另一个地区事件是乌克兰危机。乌克兰危机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利益产生了如下深刻影响：1、受到最大影响的美国根本利益是欧洲安全。对西方而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干预标志着冷战以来在欧洲第一次大规模的跨边界使用武力，而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第一次出现用武力夺取领土。对克里米亚的兼并破坏了建立在领土不受侵犯、不使用武力解决国家间领土争端原则之上的欧洲秩序。进一步讲，冷战结束以来保证欧洲安全的一系列协议也受到动摇，包括2010年美俄签署的《美俄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等。乌克兰危机还影响了北约未来的发展和欧洲的向心力。

　　2、俄罗斯对北约东欧新成员国的威胁成为对欧洲的一个重大挑战。在乌克兰危机之后，在美国的欧洲盟友中产生了把美国的关注力转向欧洲的要求。

　　3、乌克兰对美国同俄罗斯合作处理共同安全问题的努力构成了挑战，包括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兴起、伊朗核问题、维持阿富汗和中亚的战后稳定。此外，美国也担心，西方的制裁会导致俄罗斯加强同中国的关系，从而阻止美国地区影响的扩大。

　　4、美国在处理乌克兰危机时的表现可能损害美国在其盟国中的信誉，被批评为在履行其承诺方面太软弱。虽然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国，也不是美国的盟国，但是根据1994年《布达佩斯备忘录》，在乌克兰放弃从苏联继承的核武器后，美国、英国和俄罗斯有责任保护乌克兰的安全。美国的盟国，包括亚洲盟国，也在密切注视美国如何履行自己对安全保障的承诺。

　　由于以上诸多安全利益，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兼并对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提出了新的挑战。奥巴马政府不愿也无力与俄罗斯正面冲突，但它又受到了来自乌克兰和欧洲盟国的质疑和抨击，被指责为没有能力维持冷战后的欧洲秩序。虽然乌克兰问题对美国安全利益的影响可能不及中东问题那样直接，美国做出的战略选择也不像在中东问题上那样艰难，但是它已经排在中东之后构成另一个对美国“再平衡”战略的牵制。

　　结论

　　从目前情况来看，奥巴马政府在坚持推行“再平衡”战略上没有发生动摇，这是因为前文所分析的美国做出这一重大决定的前提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特别是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心正在向亚太地区转移、亚太地区在全球的战略重要性日益提高这一关键因素，无论是中东乱局，还是乌克兰危机都没有改变这一背景。美国要在未来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维持全球霸权地位，离开亚太地区就会步入歧途，结果只能是徒劳无功。加之，美国还认识到在亚太地区还存在着中国这样一个最大的竞争对手及在地区和全球重大问题上需要与之合作的国家。当然，面对美国在实施“再平衡”战略中遇到的阻力和挑战，如果美国不能有效应对，其“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就必然大打折扣，甚至出现局部逆转。《201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列举了美国所面临的最紧迫的安全挑战：“伊斯兰国”、叙利亚内战、俄罗斯“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统一的侵犯”、朝鲜核计划、网络安全。防止核武器扩散仍然是美国安全战略的重点，特别是防止核材料落入恐怖分子之手。此外，报告把埃博拉等传染性疾病的蔓延和气候变化也都列为对美国和全球紧迫的安全威胁。需要留意的是，报告还提到东海和南海的紧张状态也是对美国安全的挑战。上述这些挑战都是美国今后若干年年内，至少是在奥巴马任期的最后两年中需要重点应对的问题，也是美国在执行“再平衡”战略时需要协调的目标。

来源时间：2015/8/20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5433

约瑟夫·奈：美国最大的威胁并非来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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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姜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访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约瑟夫·奈

　　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曾经写道，中国的崛起可能会带来冲突，但是如今我觉得这不可能。尽管一些分析者断然主张中国不会和平崛起，还有人将这种情况类比于一战期间德国的工业力量超过英国。但是正如修昔底德所警告过的，相信冲突不可避免往往就是最终造成冲突的主要原因。

　　约瑟夫·奈 (Joseph Nye)，1937年生，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杰出贡献”教授，牛津大学访问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英国学术院院士，美国外交学会会员，“软实力”理论提出者。曾就职于美国外交、情报及国防部门，曾担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在一项针对国际关系学教授的调查中，约瑟夫·奈被评为对美国外交政策最具影响力的学者。2011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将约瑟夫·奈列为全球百大思想家。其著作包括《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权力的未来》(The Future of Power), 《美国世纪结束了吗?》(Is the American Century Over?)等。

　　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曾经写道，中国的崛起可能会带来冲突，但是如今我觉得这不可能。尽管一些分析者断然主张中国不会和平崛起，还有人将这种情况类比于一战期间德国的工业力量超过英国。但是正如修昔底德所警告过的，相信冲突不可避免往往就是最终造成冲突的主要原因。

　　当地时间6月3日晚，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哈佛大学教授、牛津大学访问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牛津大学马丁学院作了题为《2030年中国是否会超过美国》的演讲。

　　约瑟夫·奈在演讲中指出，尽管随着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的崛起，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例有所下降，出现相对衰落。但是美国的衰落不是绝对的，美国仍然有自身的显著优势。美国的人口结构良好，总人口数量仍居于世界第三位，与欧洲、日本等相比，其人口结构更加年轻化，老龄化程度没有那么严重。能源方面，技术进步带来的页岩气革命极大地降低了美国对外部能源的依存度。技术方面，美国依然站在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及信息技术的前沿，而且美国优秀的高等教育体系可为其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

　　对于中国未来15年的发展，约瑟夫·奈提出，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过去30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如今出现减速，进入“新常态”，而中国经济可否继续保持高速发展仍有待观察。除经济总量大小外，人均GDP也是衡量经济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而中国的人均GDP与美国相比还有一定距离。贸易方面，中国仍存在产品附加值较低的问题。军事力量方面，中国的军事力量会增强，但是在未来15年内难以超过美国。软实力方面，中国与美国也仍有一定差距。

　　因此，约瑟夫·奈认为，美国与中国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两国应当加强合作，共同处理一些全球问题，如何避免出现混乱无序的合作状况是关键所在。

　　演讲过后，本报记者围绕软实力、巧实力及中美关系、双方实力对比等问题，对约瑟夫·奈教授进行了专访。

　　1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软实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软实力”理论的提出者，您在《权力的未来》(The Future of Power)一书中指出，假如我们必须在硬实力与软实力这二者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要选择硬实力。但是您个人似乎更青睐软实力。请您谈谈这个问题。

　　约瑟夫·奈：如果能够通过软实力来取得想要的结果，那么我认为它比硬实力要更好，因为这样一来你为自己留下更多选择的余地。不仅如此，使用软实力解决问题，也给对方留有更多选择的余地。在人类生活中，大部分情况下需要结合硬实力与软实力，但越是能够通过软实力解决问题就越好。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多个场合都提到，中国最大的软实力来自于自身的传统文化。您认为中国应当如何更好地发挥自身的软实力优势?

　　约瑟夫·奈：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世界上很多人也深以为然。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孔子和老子的著述以及中国的绘画、雕塑、陶瓷等，对很多人都颇具吸引力。孔子学院所带来的一大益处，就是它能够帮助人们学习并了解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孔子学院教授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软实力很有益处。

　　《中国社会科学报》：尽管中国在努力提升自身的软实力，但是国际上仍然会存在一些对中国文化及软实力的误解。您认为应当如何摒除这些偏见和误解?

　　约瑟夫·奈：中国越是加强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开放程度越高，就越有利于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进行坦诚的交流并且愿意接受一些批评的声音也很重要。更加开放并进行自我批评，会更有利于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还提出了“巧实力”的概念，并且将其定义为“结合软实力与硬实力的有效战略决策能力”。那么，对中国而言，应如何有效增强巧实力?

　　约瑟夫·奈：中国如果把经济、军事上的硬实力与自身的软实力相结合，就会拥有巧实力。硬实力的增长可能会让邻国感到害怕，但是也能够对邻国产生吸引力，避免邻国结盟反对。

　　目前，中国要增强巧实力，需要妥善解决与邻国的领土争端问题。中国本身如此之大又如此重要，因此必然是这一地区的主导力量。这也意味着中国有能力接受多边行为准则，有能力调解诸多冲突。无论如何中国都是强大的，但是如果中国只是通过双边机制来解决争端，可能使邻国感到很有压力，这样会有损中国的软实力。所以，我认为，采取更广泛的多边途径对中国最有利。

　　2 中国对全球公共利益作出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前景，有人非常看好，但也有人持悲观态度。而您似乎很确定，中国将会和平崛起，而且中国经济也不会崩溃。

　　约瑟夫·奈：中国目前是有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实现经济发展转型等。中国已经意识到，随着人口结构、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中国必须要转变劳动密集型的发展模式以实现经济转型，并正在对此进行探索。有一些专家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持有悲观的态度，但我认为中国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尽管我认为目前有些人对于中国的实力有所夸张，但是我并不认为中国会走向失败。中国的经济不会崩溃，而且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的问题也会得到有效解决。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提出，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值得肯定，但是要避免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所实行的不干涉主义，又要避免成为袖手旁观的“自由撰稿人”。您认为这其中应当如何权衡?

　　约瑟夫·奈：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中国已经意识到需要在国际社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而且也有迹象表明中国正在快速做出转变。比如，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所以我认为中国不会像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那样。

　　我认为如果中国有能力帮助其他国家，比如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之类的机构帮助其他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将对其他国家的内部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这不仅有益于这些国家，也有益于中国。我认为美国应当支持亚投行，反对亚投行是错误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认为，美国之所以不支持亚投行，主要是因为担心自己丧失全球霸权及影响力。您如何看待这一点?

　　约瑟夫·奈：正如我所言，我认为美国应当支持亚投行，尽管美国不一定要加入亚投行，但是美国对于其他国家加入亚投行应当持支持态度。通过亚投行，中国能够利用自己的巨额储备帮助一些贫困地区发展基础设施，这是对全球公共利益作出贡献。我觉得亚投行与美国霸权之间没有什么关系，而且亚投行不会削弱国际体系。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与亚投行可以实现有效运转而并行不悖。亚投行的成立并不意味着世界银行的终结。如果说霸权意味着由某一个国家进行控制，那么我对于这样的霸权持怀疑态度。身为大国，在全球公共利益方面也需要做出表率。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中国在当今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中国采取多种举措，去履行一个负责任大国应尽的义务，但有人认为中国对国际秩序构成威胁，您是否同意这一看法?

　　约瑟夫·奈：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并且从中受益。中国希望在国际秩序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并且为此成立一些机构，这是合情合理的。这样做并不是要摧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或是联合国等机构。我认为中国不是要颠覆国际秩序。

　　3 美国无法掌控一切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演讲中提出，美国仍凭借很多优势，将继续保持领先地位，但是美国自身也存在诸多问题，这些劣势将会对美国的软实力产生何种影响?

　　约瑟夫·奈：据我观察，影响美国软实力的问题包括：基础教育，即从幼儿园至高中阶段的教育问题;不平等造成的问题;华盛顿决策层面的僵局等，这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美国的软实力，但是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美国的软实力。这些是真实存在的问题，但是可以得到解决。同样，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也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也可以得到解决。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看到，美国作为“世界警察”插手别国事务备受诟病，引起很多争议。您认为干预别国事务的边界在哪里?

　　约瑟夫·奈：就美国而言，美国侵略伊拉克其实是犯下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尽管萨达姆为人很糟糕，对他的人民很残忍，但是我觉得美国插手推翻萨达姆政权的做法不可取。因为，如此一来，美国制造出的是问题而不是方案。所以，美国对叙利亚所采取的措施与伊拉克有所不同，也许是从伊拉克问题上吸取了一些经验教训。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演讲中提到，美国人很担心美国会衰落。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约瑟夫·奈：美国人对于美国的衰落总是忧心忡忡，但是有关美国衰落的说法总是言过其实。同样，关于美国霸权的说法也是夸大其词。我在《美国世纪结束了吗?》(Is the American Century Over?)中也提出，很多时候，人们都说美国拥有霸权，但是实际上美国没有办法掌控一切。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美国世纪结束了吗?》一书中也提到，如今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当在国际上管好自己的事，而其他国家也应走对本国最有利的道路。

　　约瑟夫·奈：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目前中东的冲突很难解决，我认为美国应该倾向于避免过多介入。但是对于一些美国的盟友而言，他们与美国关系良好，对美国的军队持欢迎态度，美国会持续参与其中。

　　《中国社会科学报》：所以您在这本书中所说的“美国要维持现在的地位就必须要做出智慧的选择”，并不是指美国如何维持霸权?

　　约瑟夫·奈：我认为美国必须要学着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美国仍然处于最强大的国家这一位置上，但是美国仅凭一己之力无法解决世界的问题。比如气候变化问题、流行性疾病、恐怖主义等，单枪匹马是无法解决的，必须要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合作。所以，我无论是在书中还是演讲中都强调，中美之间有合作的经验，而且双方有具体利益，美国必须关注这一事实。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书中建议不要再谈“单极化”、“多极化”这样的老生常谈，那么您认为我们应该转而关注什么?

　　约瑟夫·奈：这两种说法有时候会让人感到困惑。从军事意义上而言，世界是单极化的，从经济意义上而言，世界又是多极化的。而且，在涉及气候变化、流行病、恐怖主义等跨国问题时，谈论单极化、多极化没有什么意义。我们应当关注的是如何通过合作确保公共利益，避免混乱无序的局面。

　　4 南海问题不会引发中美冲突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约瑟夫·奈：我认为中美两国领导人应该在各个层面有更多接触，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方面，这样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彼此，降低不信任的程度。我希望习近平主席即将进行的访美之行，也能促使中美关系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美之间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目前仍有一些美国人认为，中美之间有着一场零和游戏，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应如何取得您所提倡的双赢局面?

　　约瑟夫·奈：我认为中美方面总有一些人对彼此不信任，存在“零和游戏”的思维。尽管中美两国存在一些冲突，在这些冲突领域可能是零和的结果，但是在另外一些问题上，中美可以取得正和。我希望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时，能够着眼于这些方面。中美两国都必须看到，在很多问题方面，只有两国合作才能解决，两国需要对此做出调试。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人认为，随着中国崛起，中美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约瑟夫·奈：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曾经写道，中国的崛起可能会带来冲突，但是如今我觉得这不可能。尽管一些分析者断然主张中国不会和平崛起，还有人将这种情况类比于一战期间德国的工业力量超过英国。但是正如修昔底德所警告过的，相信冲突不可避免往往就是最终造成冲突的主要原因。如果双方都认为最终战争不可避免，那么就会各自做好相应军事准备。

　　历史上，德国紧随英国脚步并于1900年在工业能力方面超过英国，而如今中国的整体军事、经济及软实力方面在全球层面上超越美国，可能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根据最近国际上的一些调查，中国在软实力方面与美国还有差距。比如，中国的大学尚未达到美国大学的同等水平，中国的文化产业还无法与美国好莱坞相匹敌。

　　换言之，相比于100多年前的英国，美国有更多的时间处理自己与一个崛起的大国之间的关系。尽管总是可能存在对于形势的失算或是人为错误，但只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冲突、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中美两国能否处理好彼此的关系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对于解决南海争端而言，应采取多边机制。但是美国插手南海事务会让问题更为复杂和棘手。我们应如何理解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约瑟夫·奈：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应当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同时，美国也已经声明，美国对南海主权争议不持立场，希望有关各方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有关问题。我认为南海问题不会极大地改变中美关系。我最近刚刚就此问题写了一篇文章。我认为南海问题不会造成中美之间的冲突，南海局势不会失控。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指出，对于美国而言，最大的威胁不是中国或者世界其他地方的崛起，而是混乱无序的局面。请您详细谈谈这个问题。

　　约瑟夫·奈：我所说的“混乱无序的局面”指的是在解决问题时我们无法进行彼此合作的状况。随着中国等世界其他国家的崛起，国家之间需要进行合作来完成一些事业。正如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曾经指出的那样，应当将崛起的中国视为一个负责任的参与者，而不是一个搭便车者。在解决气候变化、货币金融体系不稳定、流行性疾病等问题方面，双方可以取得正和的结果。

　　目前，我们已经为此做出一些努力，比如去年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会晤之后，中美加强了在抗击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所以说，我们正在取得一些进步，然而还需要加快进展。

来源时间：2015/8/20   发布时间：2015/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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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专家:中国导弹发展对美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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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中国近两个月对于新型导弹的多次测试，以及今年五月发布的战略白皮书和近两年内发布的军队教材，都让美国军事专家普遍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对美国及其盟国构成严重威胁。

　　美国空军退役中将、美国导弹防御署前负责人奥柏林(Henry Obering III)星期三说，中国的导弹项目对美国构成挑战。

　　他说，“我认为，中国正在通过他们的导弹项目挑战美国，尤其是针对我们的战略情报监测和侦查、我们力量投射能力以及我们的技术优势。”

　　8月19日，哈德逊研究所请来五位美国军事专家，针对中国不断扩大的武器库，导弹现代化计划和美国及盟国的弹道导弹防御能力进行了讨论。

　　美国军方在四月份证实，中国已经部署了三艘能打击美国本土的弹道导弹潜艇。

　　有专家指出，中国的弹道导弹现代化项目还将威胁到西太平洋海域的稳定和美国盟国的利益。哈德逊研究所表示，美国尤其关注的中国DF-21导弹的研发，它又称为“航母杀手”，旨在针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航母。

　　奥柏林表示，中国测试的远程导弹也会对美国的卫星造成影响。他说，中国7月底测试的远程新型导弹也许并非针对美国本土或卫星，但这些导弹一旦发射到太空会留下数年都无法消失的碎片，严重影响美国卫星的运行，进而干扰信息的收集。

　　面对这样的威胁，美国军事专家认为削减军事预算是非常不明智的决定，必须加强军事能力。

　　前美国导弹防御署署长奥柏林说，“中国今天可以是我们的强劲对手，明天可以是我们的盟国。(一个国家的)意图是会变化的。但是军事能力才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美国智库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CSBA)高级研究员及海军分析家布莱恩·克拉克(Bryan Clark)说，美国只有加强军事实力，才能有效维持和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同盟。

　　他说，“如果中国可以让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国家相信美国不能及时而有效地维护他们的利益，久而久之，他们将不再延续与美国的盟友关系。”

　　美国国防部3月10日发表的一份报告说，根据财政预算法规定的自动减支规定使得导弹防御资金显著降低，这让已经经费紧张的导弹防御系统雪上加霜，严重威胁国土安全。

来源时间：2015/8/20   发布时间：2015/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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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政治驱使下的美国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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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永涛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5年第6期

　　【内容提要】　在对外政策分析方面，研究者应该多视角、多维度地观察和理解一项对外政策。把有关身份及话语的理论引入对外政策研究，有助于拓宽政策分析的视野和手段。在对外政策的全部过程中，确定身份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它的对外政策往往受到身份政治的驱使和影响。国家身份不仅是一种文化建构，而且还是话语作用的产物。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分析对外政策，有必要考察文化与对外政策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在当代美国身份中有两个突出且不一致，甚至彼此冲突的表现——民族主义和“普世”主义。它们不仅体现在美国对外政策的话语及行动中，而且经常给美国对外政策带来错综复杂的后果。2014 年夏季，为了维护自身在中东的安全利益，美国决意对叙利亚境内不断扩张的“伊斯兰国”极端势力实施空袭。但是，这一军事行动缺乏来自国内外机构的必要授权，也没有获得叙利亚政府同意。于是，奥巴马政府选择利用话语建构了一个更为“迫在眉睫”、“更为直接”的威胁——“呼罗珊集团”以及它与恐怖主义“ 基地” 组织的联系，以便为美国主导下实施的这一空袭政策寻找到“合法性”和“ 正当性”，为人们从经验上观察和理解美国对外政策如何受到身份政治驱使提供了一个最近的例子。

　　关键词：身份政治;美国对外政策;话语;“呼罗珊集团”;合法性
　　身份政治驱使下的美国对外政策.pdf

来源时间：2015/8/20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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