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Blog Page 202

张志新:美国政治内斗,没完没了的“文件门”

0

作者:张志新  来源:《世界知识》2023年 第5期

自2022年11月在首都华盛顿其早年一处办公室发现少量涉密文件开始,至2023年2月联邦调查局(FBI)先后在多个住处五次发现“不当存放的”涉密文件,美国总统拜登的“文件门”丑闻连环发酵。美国司法部不得不任命特别检察官进行独立调查,这不仅使民主党攻击前总统特朗普涉嫌不当处理涉密文件的行为不再有力,也使拜登本人即将宣布的竞选连任2024年总统之路变得更加崎岖。

缘起

2022年11月2日,就在中期选举前六天,拜登的私人律师帕特里克·莫尔在清理拜登早年的一间办公室时,意外发现了标有联邦政府密级的文件。这间办公室属于华盛顿智库“宾夕法尼亚大学拜登外交与全球接触中心”(下称“拜登中心”),是拜登卸任奥巴马政府副总统后于2018年创建的思想库办公地。2020年大选拜登胜选后,该中心停止运作,加上受三年疫情影响,这间办公室很少有人踏足。出于职业律师的警觉,莫尔当即报告了白宫,没想到由此掀开了拜登“文件门”丑闻。

需说明的是,2022年是民主、共和两党党争异常激烈的一年,也是美国社会撕裂程度极为严重的一年。从年初“1.6国会山骚乱”听证会,到司法部门对特朗普及其家族企业的调查,特别是2022年8月联邦调查局(FBI)因前总统特朗普拒绝交出涉密文件突击搜查其私人住所海湖庄园之后,两党支持者间的激烈对抗达到顶峰。特朗普的激进支持者甚至对FBI发出“死亡威胁”,“内战”一时成为美国社交网络热词。《国家利益》杂志网站评论称,大量迹象表明美国民主“正陷入险境”。

由于事发突然,加之正值中期选举,民主党尚无把握确保国会多数席位,白宫就是否公布该事件陷入两难。对外公布“拜登中心”发现涉密文件,无疑将投下“震撼弹”,可能波及民主党的选情,甚至拖累拜登2024年竞选连任的可能性。不公布则会使拜登面临更大风险:涉嫌隐瞒违法行为,在处理涉密文件问题上搞“双重标准”,从而陷入公关和信任危机。《纽约时报》披露,情急之下,拜登的“身边人”决定密而不报,但积极与国家档案馆联系并配合司法部调查,以期与特朗普的相关作为形成“鲜明对比”,就此平息事件。

就在2022年11月2日莫尔报告发现涉密文件的次日,国家档案馆取走这些材料。11月4日,国家档案馆通报司法部。11月14日,司法部长加兰要求芝加哥联邦检察官约翰·劳斯对材料进行评估,以确定是否需要特别检察官介入。同时,白宫法律团队开始自查,以确保不再有类似文件出现。但事与愿违,12月20日他们通知劳斯,在拜登位于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的住宅车库里发现了第二批涉密文件。2023年1月5日,劳斯告诉加兰,有必要设立特别检察官调查事件。此举表明,司法部长认为,案件的严重性已迫使他选择“政治中立”,因为他作为现任总统拜登的政治任命官员,无法保证在涉及总统的司法调查中“不偏不倚”,而必须由政治上独立的第三者即特别检察官进行调查。

引爆

然而,“纸里包不住火”。2023年1月9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率先报道“拜登中心”发现涉密文件,随后大小媒体纷纷跟进。共和党人立刻群起攻之,抨击拜登行政当局“不透明”甚至“故意隐瞒”,直到媒体披露后才承认涉密文件的存在。还有人指出,拜登在担任副总统期间就涉嫌不当处理涉密文件,因此,2022年9月他指责特朗普处理机密文件“不负责任”的举动“极为虚伪”。更有人质疑司法部奉行“双重标准”,突击搜查海湖庄园,却对拜登“网开一面”。

1月9日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质问:“FBI什么时候突击搜查拜登的众多住所,也许还有白宫?”1月10日,共和党籍的众议院监督和问责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默宣布对事件展开调查,并致信白宫,要求获得在“拜登中心”所发现文件的副本、有关发现文件的通讯记录,以及可能进入发现文件办公室的人员名单。1月12日,众议长凯文·麦卡锡也指责拜登政府“极端虚伪”,称拜登多年来在多个地方,把涉密文件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国会必须彻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被发现的文件包括关于乌克兰、伊朗和英国在内的情报和简报材料。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共和党人已要求情报机构展开“损失评估”,因为这些文件可能暴露美国的情报来源和获取方式。1月18日,特朗普再次通过个人社交平台发声,坚称自己根本没有将机密文件带到海湖庄园,只是保留了300多份空的文件夹,“当作很酷的纪念品”。

迫于舆论压力,1月12日,加兰宣布任命资深保守派律师罗伯特·许为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相关案件。值得注意的是,罗伯特·许是2017年被特朗普提名的马里兰州联邦检察官,2017至2018年间担任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的高级助理。这显示,加兰有意选择在履历上更接近共和党的人负责处理拜登“文件门”。其后,司法部对拜登任副总统时的多名助手进行了约谈,以审查机密文件是如何被带到拜登住所和私人办公室的。

民主党内众多大佬也对拜登多有怨言。他们对不断有新的涉密文件被发现感到震惊和沮丧,并对白宫没有及时向公众坦白实情表示失望。在参院民主党内排名靠前的参议员德宾批评说,拜登应该对发生这种事“感到尴尬”。西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曼钦表示,拜登应该对此事感到“有许多遗憾”,还批评拜登的一些做法“不负责任”。也有民主党人埋怨,在中期选举后民主党保住参院多数席位的大好形势下,拜登“文件门”的爆发授予共和党以攻击政府的口实,对政府2023年的行政议程带来巨大干扰。

涟漪

如果没有后续文件出现,拜登“文件门”似乎可就此打住,但民主党不愿看到的情形却再次发生。1月20日,FBI在对拜登特拉华州威明尔顿市私人住所近13个小时的搜查中,又发现六份涉密文件。CNN评称,这是对一位现任总统住所史无前例的搜查。美联社称,FBI的这次搜查没有搜查令,而是由拜登及其律师主动合作、自愿配合的,这与特别检察官对特朗普“文件门”的调查截然不同。保守派媒体《国家评论》则反驳说,拜登之所以同意搜查,是因为他知道即便他不同意,特别检察官会也像对待特朗普那样申请搜查令,其结果是对现任总统颜面造成更大损害。

2月1日,拜登的律师鲍尔发表声明称,当天上午FBI搜查了拜登在特拉华州霍博斯湾的度假屋,没有发现涉密文件,但带走了拜登任副总统期间的一些材料和手写笔记。2月15日,《纽约时报》报道,FBI近期多次前往特拉华大学图书馆检查是否藏有与拜登有关的涉密文件。2008年拜登当选副总统后曾将自己任参议员时期的文档捐赠给母校特拉华大学。这次检查所找到的材料仍在处理当中,尚未发现涉密文档。该报道同样强调白宫积极配合了相关调查,并与特朗普此前的不配合形成鲜明对比。

对于外界持续不断的质疑,白宫建议拜登尽量少提及或者回应外界的询问,将事件描绘成“无心之过”,或者甩锅给身边工作人员。1月19日,拜登仍对媒体表示,他对自己的办公室与家中至今还保存联邦政府文件感到“惊讶”,这似乎意味着此前他对一切都不知情。他说“我们发现一些文件被归档在错误的地方。我们立即把它们转交给了档案馆和司法部”。针对外界指责白宫此前有意隐瞒在拜登中心发现涉密文件,白宫律师称主要源于司法部要求案件调查期间不可对外透露案情,以及白宫不愿干预司法部调查。至于外界对此说法是否买账,就见仁见智了。

影响

没完没了的拜登“文件门”已经伤害到美国民众对他的信任,从而降低拜登竞选连任的可能性。1月30日,拉斯穆森的民调显示,72%的受访者认为拜登“文件门”是一件丑闻,其中48%认为是“重大丑闻”。加上此前不断的口误、踉跄的步态,以及在演讲台上时不时的莫名其妙举止,都引发选民对于这位年过80岁的政客在两年后能否继续执掌美国的质疑。有媒体分析认为,拜登“文件门”的爆发使得司法部处理特朗普涉嫌隐匿涉密文件的问题更加复杂。如果说此前民主党还希望在2024年大选中以此为工具攻击特朗普,那么现在看来“文件门”已成为民主党自己的“软肋”。英国《每日电讯报》1月12日也刊文认为,拜登的“文件门”甚至比特朗普的还要糟糕;如果说之前民众认为特朗普不可靠,那么现在许多美国人认为,两人都不值得信任。

更为严重的是,拜登“文件门”为共和党阻挠民主党政府施政提供抓手。事实上,中期选举后由于共和党仅在众议院占据微弱优势,在国会通过立法推动保守主义议程几乎已经不可能。新任众议长麦卡锡表示,118届国会的主要任务将是调查拜登政府,包括若干可能导致对总统或者部分内阁成员进行弹劾的调查。美国媒体披露的调查内容包括:联邦政府的“武器化”,即共和党认为拜登政府利用行政权力打压政治对手,尤其是保守派人士;拜登的家族企业“在世界各地以权谋私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边境执法,调查拜登治下美国南部边境创纪录的移民潮,并弹劾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等等。如果共和党执意将“文件门”打造成牵制甚至弹劾拜登的抓手,那么未来两年世界将会见证美国更为激烈的党争。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3/3/13   发布时间:2023/3/9

旧文章ID:29486

CPAC大会表明特朗普在保守派中的影响力无可撼动

0

作者: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编者按:

当地时间3月4日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CPAC)在美国马里兰州举行,CPAC是考虑竞选总统候选人的共和党人发表演讲的重要场合,由美国保守联盟(ACU)主办,号称是“全球最大、最具影响力”的保守派集会。虽然很多共和党选民并没有参加会议,但从现场来看,特朗普在保守派的人气依旧,不少与会者头戴印有“MAGA”的帽子。特朗普在大会上对他的支持者表示自己正在努力重回白宫,正在进行“最后的战斗”。近日,《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特约撰稿人约翰·卡西迪(John Cassidy)发文称,虽然看上去很“疯狂”,但此次CPAC大会表明,特朗普的影响力依旧影响并威胁着美国社会。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美国媒体曾经认为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应该被认真对待。无论他的竞选在媒体看来是多么荒诞且以自我为中心,但是这样的竞选却触动了潜藏在美国社会深处的问题。如今,美国民众应该如何面对现在的共和党及其支持者?

CPAC:MAGA分子的闹剧?

也许是因为很多共和党人没有参加今年的会议,很多媒体在报道CPAC时都采取了轻蔑的语气,例如《政客》(Politico)网站认为“CPAC的走向无足轻重。”CPAC曾是冷战分子和里根主义者(Reaganites)的代名词,但随着特朗普的追随者接管该组织,CPAC现任主席马特·施拉普(Matt Schlapp)又面临性骚扰的指控,这很容易让人将CPAC视为MAGA分子的闹剧。

特朗普在CPAC的闭幕式上发表讲话,称拜登是“罪犯”,暗示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是中国支持者。特朗普承诺如果当选总统,他将是那些“被冤枉和被背叛的人的‘报应’”(编者注:编者认为,特朗普这句话有“善恶各有报”之意,可理解为:他既是受害者的“善报”,又是“深层政府”的“恶报”)。目前,对特朗普提出异议的共和党人只有前阿肯色州州长阿萨·哈钦森(Asa Hutchinson),他认为特朗普的言论“令人不安”。

被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认为是“巴西军事独裁暴行的辩护者、巴西的威胁”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在会上发表了讲话。面对针对他是否煽动其支持者在1月8日冲击巴西国会、联邦最高法院和总统府等国家权力机构所在地并与军警发生冲突的官方调查,博索纳罗并未明确声称巴西的选举被窃取。

但是,特朗普的支持者、“我的枕头”(My Pillow)公司总裁迈克·林德尔(Mike Lindell)宣称,在和团队跟踪监测巴西选举之后,“据我们所知他们至少偷了1千万张选票”。他还宣称,除非电子投票机被纸质选票所取代,否则美国的民主制度将会丧失。曾竞选亚利桑那州州长的卡莉·莱克(Kari Lake)也表示,自己的胜利果实被“窃取”了。

在特朗普1个小时40分钟的演讲中,他提到了玛乔丽·泰勒·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马特·盖兹(Matt Gaetz)、马克·莱文(Mark Levin)、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以及其他后真相时代的代表人物。特朗普认为,曾经的共和党是支持全球主义、开放边境的傻瓜统治,美国“民众”(这里主要指共和党选民)已经厌倦了“名义上的共和党”(Republican In Name Only),他们真正期待的是“美国优先”。

特朗普在保守派中的影响力不容忽视

绝大多数的共和党选民没有参加CPAC,也没有参加反对特朗普的保守派组织“增长俱乐部”(Club for Growth)的会议。虽然特朗普的竞选活动起步缓慢,但还是有相当多的民众支持他。爱默生学院和福克斯新闻近期进行的两项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分别是55%和43%,而德桑蒂斯则远落后于他(支持率为25%和28%)。现在的民调数据虽然没有什么预测价值,但是它代表特朗普还是可以对美国社会带来威胁。CPAC的确很“疯狂”,但它所体现出的运动应该引起重视。

文章摘译自《纽约客》杂志文章The Serious Takeaway from CPAC: Trump and Trumpism Are Still a Threat。

来源时间:2023/3/13   发布时间:2023/3/10

旧文章ID:29485

中美正梦游般地走向意外冲突

作者:文:斯蒂芬·罗奇|译:涂湘

2023-03-12

【编者按】本文作者斯蒂芬·罗奇(Stephen S. Roach)是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即将出版《意外冲突美中之间的虚假叙事争论》(Accidental Conflict: America, China, and the Clash of False Narratives)(耶鲁大学出版社,2022年11月)。本文(Sleepwalking Toward Accidental Conflict)2023年3月7日发表在线上杂志《中国在线》(The Wire China)。

今天全球化世界不会再经历剧烈震荡因为这将带来全败俱伤,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人们也是这样说的

普京与中国外交政策负责人王毅在克里姆林宫会晤时握手。2023年2月22日,莫斯科。资料来源:克里姆林宫图片库(Kremlin Pool Photo),通过美联社(AP)

许多观察家都忽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我们上的重要一课。这次大战是由暗杀引发的。

1914年6月,奥地利大公弗朗茨·斐迪南(Austrian Archduke Franz Ferdinand)被暗杀,届时欧洲主要大国之间的剑拔弩张持续已久。那时的冲突升级和政治火花四溅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今日的情况有异曲同工之处。

如今,乌克兰战争爆发,美中陷入冷战思维,当前局势与历史的相似之处一目了然。这个世界硝烟弥漫、怨气四起,缺少的只是一根导火索罢了。随着台湾、中国南海和乌克兰局势愈发紧张,许多能引爆冲突的火花值得我们注意。

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在2023年2月17日至20日的台湾之行中会见了蔡英文。资料来源:迈克·加拉格尔新闻办公室(Mike Gallagher’s Press Office)

台湾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即使你和我一样,并不认同美国的说法——中国领导人有意加速统一台湾,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政府最近的所作所为可能会真的带来这一后果。去年8月,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访问台北,而她的继任者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似乎也在计划访台。新成立的美中战略竞争众议院特别委员会(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China主席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已经对台进行了秘密访问,在此背景下,委员会可能会立刻派出代表团。

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的一名高级官员刚刚结束访台,而早在去年12月,《强化台湾韧性法》(Taiwan Enhanced Resilience Act)就已颁布,该法案授权美国政府可于2023-2027五年间为台湾提供最多价值100亿美元的“无偿军援”。显而易见,美国为台湾这个“不接受大陆政府管辖的省”提供坚定的军事支持。虽然美国竭力捍卫1972年颁布的《上海公报》(Shanghai Communiqué)中的一个中国原则,但美国对维护台湾独立地位的政治支持不容置疑。台湾问题对中国来说是红线,对其他国家是地缘冲突的爆发点。

正如台湾是中国的红线,中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军事支持是美国的红线。

乌克兰当前的局势也是我所担心的导火索之一。这场冲突令人毛骨悚然、不敢想象,战争爆发一年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发动的春季攻势出现令人担忧的插曲。美国不断警告道,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将从非致命援助(如购买俄罗斯能源产品)升级为致命援助(提升武器、弹药或后勤武器供应能力)。

拜登当局含糊其辞地威胁道,如果中国向俄罗斯的战争提供致命援助,其将承担严重后果,而美国在对俄罗斯进行空前制裁之前也发出过类似警告。在美国政客眼中,中俄二者连坐,中方将被迫付出高昂的代价。正如台湾是中国的红线,中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军事支持是美国的红线。

除了台湾和乌克兰,还有许多潜在的冲突爆发点——中国南海的紧张局势就是其中之一。例如最近,美国扩大了对菲律宾军事基地的准入(该军事基地位于台湾和中国在黄岩岛和南沙群岛的军事化岛屿之间)。

由于美国的军舰为维护南海国际水域的航行自由一直在那里巡逻,突发事故或意外冲突极有可能发生。例如12月下旬,美国侦察机和中国战机之间险些相撞,而鉴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军事交流已经中断,情况变得更加危险,而本月初中国侦察气球引发的两国僵持则是另一力证。

在所谓民主与威权较量的借口下,美在过去六个月中不断在台湾问题上煽风点火,显而易见地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

在评估冲突爆发的可能性时,关注背景是关键。在所谓民主与威权较量的借口下,美方在过去六个月中不断在台湾问题上煽风点火,显而易见地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同样,中国的侦察气球则让美国民众近距离感受到了冷战的威胁。

而双方的高级外交官——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中国的王毅——都能称得上是典型的冷战分子。二者在最近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都发表了好战言论,与他们两年前在安克雷奇的首次会晤时的表现如出一辙。


2023年2月18日,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左)和王毅(右)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资料来源:安东尼·布林肯的推特、中国外交部

正如一战爆发前一样,人们如今也渴望把发生激烈冲突的风险降到最低。今天全球化的世界不会再经历剧烈震荡,因为这将带来全败俱伤。第一轮全球化浪潮在二十世纪初达到顶峰,那时这样的说法便已经出现。直到1914年6月28日,该论点都极具说服力。

我们必须重新将2023年的情势与历史比较,以考量冷战冲突的大战略。1972年,美苏冷战出现决定性转折点——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 )访问中国,并与毛泽东合作,成功实施了针对苏联的三角战略。在如今的新冷战三角关系中,美国以一敌二,中国与俄罗斯则结成了“上不封顶”的伙伴关系,矛头直指美国的霸权主义力量。这一关键性的转变让1914年的教训在如今愈发清晰。

美国、中国和俄罗斯这三个大国似乎都全然忘却了历史。

中美之间的虚假叙事之争会带来意外冲突,我刚刚出版了一本相关的书。我尤其担心“叙事割裂”的问题。在一次次冲突中,双方都确信自己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美国认为,中国的侦察气球对美国国家主权构成了威胁;中国认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也是威胁之一。每一次剑拔弩张都会引发一连串的报复性反应,而双方都没有认识到这将给这一充满冲突的双边关系带来何种影响。

美国、中国和俄罗斯这三个大国似乎都全然忘却了历史。他们仿佛在梦游,糊里糊涂地走在冲突升级的道路上,身上带着能被轻易点燃的高辛烷值燃料。这与1914年如出一辙。

薛理泰:试论俄乌战争的最终结局

0

作者:薛理泰

2023-03-12

【编者按】本文曾在钝角网发布,作者授权本站发布的文章有所修改。

2022年2月24日,俄乌战争爆发,至今已逾一年。目前战争正未有穷期,且呈愈演愈烈之势。

最近普京在接受俄罗斯1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普京》节目主持人采访时指出:“它们(西方国家)有一个目标——分裂前苏联和它的主体俄联邦,之后或许可以接受我们加入所谓的文明民族大家庭,但是是以各地区分别加入的方式。“此则断语显示克里姆林宫针对西方国家对俄乌战争设定的战略目标的评估。

事实上,俄乌战争体现出俄罗斯与北约集团的深层对抗,战争爆发映射了克里姆林宫试图恢复苏联昔日荣景的想法以及俄罗斯对北约东扩的恐惧心理。之前俄罗斯领导人即已数次扬言,假如西方国家果真尝试击垮俄罗斯,则俄罗斯会诉诸终极手段,不惜玉石俱焚。设若如此,令世人不寒而栗。举世滔滔,均不知俄乌战争终究将伊于胡底。

当前乌克兰背后有整个北约集团总体资源的大力支持,又拥有美国及欧洲列强的军事支援。欧美各国源源不断地给予乌克兰以资金和先进军备。鉴此,乌克兰几乎可以长期承受常规战争的巨大压力。从外部形势看,俄乌战争的最终结局不至于不利于乌克兰,尽管欧美各国对乌克兰资金和军备的支持还不是无止境的。

况且,乌克兰民众素以战意旺盛著称,过去沙俄帝国为患欧亚诸国的利器即哥萨克骑兵,而哥萨克骑兵的兵源就主要来自于乌克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苏德战争中,横扫西欧诸国的德军装甲突击兵团也是在乌克兰诸次战役中首次遭受了二战爆发以来最大的挫折。

这次乌克兰军民在抵御外敌入侵的作战中也体现了坚韧、顽强的战意。况且,至今此战主要发生在乌克兰境内,乌克兰山河破碎,众多城市建筑物夷为平地,遍地瓦砾。在民众心目中,战争创伤之严重,似乎已经无以复加了。民众心态及社会形态早已转化为战争状态,对于战争苦难的承受力业已加强了。因此,就乌克兰国内政局和民意而言,俄乌战争的最终结局也不至于不利于乌克兰。

返观俄罗斯的情况。

迄今俄罗斯的GDP仅相当于中国广东一个省,俄罗斯的高科技及军事科技的发展长期滞后,军工生产的规模及能力早已今非昔比了。严格说来,从俄罗斯经济、财政资源以及军队武器装备和作战训练诸因素着眼,当下俄罗斯军队难以应对信息时代的一场高技术局部战争。

尤有甚者,此战也暴露了俄罗斯军队严重的腐败现象。不少高级军官结成不同派系,唯利是图。上焉者浑浑噩噩,不认真着眼于制定适应于信息时代的军事战略和战役法,提出适应新时代的战技术要求;下焉者专注于本人及小团体利益,上下其手,从原本不充裕的国防开支中巧取豪夺。状况已经如此,自然严重损害了俄罗斯军队对一场充分体现信息战元素的高技术战争的适应能力,也就大幅度削弱了俄罗斯总体的军事打击能力。

当下欧美国家甚至可以说全球(除了少数几个国家)都对俄罗斯实行了制裁。越往后,国际制裁的效力将体现得越明显。从国际范畴的角度思考,俄乌战争的最终结局难免不利于俄罗斯。

目前俄罗斯国内民意依然还是支持普京当局的。俄罗斯民族每当遇到重大危机,尤其是敌国异族入侵本土之际,往往体现出强劲的民族凝聚力,素来以此著称。当然,随着战局逆转以及国民经济状况持续恶化,民意支持普京当局的力度也会发生变化乃至于民意突然变成反对。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沙俄帝国民众对遭受奥匈帝国军队攻击的塞尔维亚(其国民与俄国相同,也是斯拉夫民族)怀有强烈的同情感。当时沙俄民众狂热地支持沙皇政府关于参战的决定。然而,当战争变成常态化以后,自北至南,自西至东,沙俄帝国民众日益亲身体验到战火煎熬的苦难。

终于沙俄帝国内政出现了突变。在国内外各种因素发酵、作用以后,始则在自由主义者策动下爆发了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成立了临时政府执掌大权;继则在赶回国内的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鼓动下又发动了十月革命,推翻了临时政府,贯彻了无产阶级专政。此即在衡量俄罗斯国内民意变化时或许可以引喻的一个先例。

当下对俄乌战争的最终结局作出准确预判的症结乃在于,俄罗斯毕竟是世界最大的核武器拥有国,其拥有的核弹头早就超过了美国。尤有甚者,俄罗斯国土辽阔,拥有最大的战略纵深,又地旷人稀。相对于其他核强国,俄罗斯具有对有限核战争的最大的承受度(在人道伦理上,哪个国家都不应该承受得起核打击)。基此,无论哪一国都不敢把俄罗斯逼上绝路,因为一旦俄罗斯真的最终被逼走上了绝路而诉诸动用热核武器,则其他大国也就无一例外地紧随其后相继走上了绝路。

综上所述,盱衡核威慑的全球格局及军事均势,俄罗斯拥有巨大的军事势能,是客观存在的。所谓的这股军事势能,意即俄罗斯毕竟拥有巨大无比的热核打击能力,犹如高悬于世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尽管至今这股军事势能尚未体现出来,但是,一旦爆发,喷薄而出,却谁也逃避不了,届时世人悔之晚矣。

众所周知,截至1945年初,德国、日本业已遭到盟国接二连三的沉重的军事打击,面临被彻底击垮的局面。退一万步说,倘若德国或者日本战略储备仓库储存着六千枚热核弹头,希特勒或日本军部会束手待毙而不去使用这些终极武器吗?残忍如希特勒和日本军部,纵使彼等仅有两三枚核弹在手,必然会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投下这两三枚核弹矣。

更何况,就核战略而言,一个核大国不断更新增强核武库,宗旨不外乎:1、威慑敌国不敢对其发动核袭击;2、不敢对其发动大规模常规武器攻击;3、保障本国领土的完整性。世人岂能仅着眼于其核武库的第一条功能而忽略其他两条功能呢?

普京之于希特勒,仅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区别。普京面对俄罗斯被彻底击垮甚至会被再次肢解的悲惨命运,世人期盼他坦然接受而不按下核战的旋钮,然则不至于失望者几希。

下笔至此,不禁长吁感叹:世人与其希冀核大国领导人在命令核打击力量对假想敌国发动核袭击或者核报复之前,能够悬崖勒马,三思而行,还不如寄望于核大国领导人诉诸国际斡旋的理智的、强有力的外交手腕,从而不让对方领导人怀有“实逼处此“的绝望心理,而把注意力聚焦在核战旋钮上。这才臻于“善之善者也“之境界。

识者为之不惑:尽管俄罗斯形格势禁,未能打赢俄乌战争,却不可能在俄乌战争中被真正打败甚至击垮。其理自明。正如美国没有打赢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及阿富汗战争,却也并没有在这些战争中被真正打败。其理一也。

吾辈极目远眺,各种因素映入眼帘,顿时憬悟一种场景,即乌克兰、俄罗斯都不可能在战争中被彻底打败。最终结局不外乎停战议和,条件则在各方斡旋下由俄、乌双方议定。

除了前述美欧诸强国急欲从被笼罩在一场核浩劫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的考量以外,美欧诸强国还存在两层战略心理因素从而敦促俄乌两国迈向停战议和。试析如下:

其一,美国朝野业已将中国定位为大国战略博弈中可能严重挑战其举世龙头老大地位的主要对手。俄乌战争旷日持久下去,牵扯了美国与中国全面抗衡的手足,耽误其新世纪战略决策的贯彻落实。这一节可能也是美国权衡轻重之后,对俄乌战争再度进行战略评估的一个侧面。

其二,欧洲民众对俄乌战争的厌恶心理逐渐蔓延到了美国。于是乎若干美国知名政治家甚至接过口号,公开挑战华府关于俄乌战争的政策,要求双方“停战“ 。假若这一追溯战略利弊的诉求在美国国内成了气候,则接下来显然就是敦促俄乌双方“议和“了。此则考量可能是美欧对俄乌战争再度进行战略评估的另一个侧面。

届时,此战直接、间接关联各方鉴于战略目标业已部分达成而欲腾出手足,又欲从被笼罩在一场核浩劫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因而或者企盼见好即收,或者急欲止血疗伤,均会产生停战议和实为上策的想法。值此情况下,先则欧洲国家,继则美国,迟早会把此类心理付诸于行动。欧美国家甚至会敦促乌克兰尽早与俄罗斯停战议和。早在去年三月初,我在评论俄乌战争的文章中已经明确指出这一可能性了。

日前《华尔街日报》报道,若干欧洲列强越来越怀疑乌克兰军队收复全部失土的巨大代价,德、法两国领袖敦促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必须开始思考和谈之举了。北约三巨头英、德、法正在考虑未来提升北约与乌克兰的军事关系,以促成基辅启动与俄罗斯和谈的意向。

质言之,大势趋向,略见一斑矣。

倾向和平统一 美情报界:中国无意对台发动战争

0

作者:  来源:联合早报

美国情报界评估,中国并不想开战。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更愿意透过和平手段而非武力实现统一。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星期四(3月9日)出席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关于全球威胁听证会时答覆议员质询:“我们的评估是中国不想发动战争”,即使在台湾议题上,中国要通过和平手段,而非动武实现统一。

不过,她也指出,中国会致力于实现统一,中国清楚表明统一势在必行。若中国相信和平统一并非选项,就可能真正尝试透过军事手段达成,中国确实在为这种可能做准备。

中情局局长:不会低估 中国实现两岸统一决心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局长伯恩斯也在听证会上说,目前没有看到中国做出入侵台湾决定的证据,但他“永远不会低估中国现任领导层在这方面的野心或他们实现两岸统一的决心”。

伯恩斯指出,美国及盟友在俄乌战争中为乌克兰提供支援,让中国官方“冷静了下来”。他认为中国官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清楚了解,西方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维持团结并承受短期经济成本,以让俄罗斯蒙受更大、更长时间的经济损失。

伯恩斯说,这是中国官方结束防疫清零政策,试图恢复经济增长、融入全球经济过程中必须权衡的,这也影响中国是否向俄罗斯提供致命军备的决定。

中国官方近日在中国政协会议工商企业界小组讨论时的讲话,罕见直接点名批评美国,指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全方位的遏制、围堵、针对”,给中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海恩斯在证词中提到,这是至今为止最公开、最直接的批评,可能反映出北京对美中关系悲观情绪升高,以及中国官方对中国经济发展轨迹与自主技术创新困难的担忧扩大,并将这些问题归咎于美国。

尽管如此,海恩斯指出,北京仍然认为防止紧张局势升温,并与美国保持稳定关系,符合中国最大利益。

美国议员和一些军方官员认为,中国正准备攻打台湾,最早可能在2027年。伯恩斯和海恩斯的证词与他们的看法相悖。

当被问及美国是否应该放弃对台湾的“战略模糊”立场时,海恩斯引述拜登总统的多次声明称,美国将帮助台湾抵御来自中国大陆的攻击。海恩斯说:“我想中方根据总统的言论,很清楚我们的立场是什么。”

至于台海冲突的经济影响,海恩斯指出,任何冲突都可能产生巨大经济影响,美国财政部、商务部等部门已经对此进行研究,特别是针对半导体生产中断带来的影响。研究显示,若台湾半导体生产中断,全球经济将受到巨大冲击,因为台湾生产的晶片存在于全球几乎所有类型的电子设备中。

来源时间:2023/3/11   发布时间:2023/3/11

旧文章ID:29484

张福昌:拜登会缓和美中 经济搞不定就甭选

0

作者:郑羿菲  来源:中评社

传出蔡英文将在4月过境美国,与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加州会面。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系副教授张福昌接受中评社访问表示,从麦卡锡传出要访台,到与蔡英文在美国会面,是美国总统拜登跟麦卡锡协调,希望中美冲突紧张稍微缓和,这样的布局也充满大选连任的考量,因为拜登今年若不搞定经济,明年就不用选了。

对于中美与两岸关系,张福昌说,在中美权力斗争中,台湾外交自主权已丧失殆尽,这对台湾非常危险。从历史来看,“大国不相战”是原则,台海发生战争,假设美军会介入是非常危险的想法,台美深化关系,但也必须清楚知道自己的战略目标,一昧跟着美国对抗大陆,台湾的作用就只剩下当棋子消耗大陆力量。

至于《华尔街日报》日前报导,美军将扩大在台驻军人数到4倍,张福昌认为,4倍听起来好像很吓人,但实际上是100人到200人的规模,主要目的大概就是战时撤美侨用,战略意义并不大。另外,也可能是训练台湾军力、对台湾军事布局战略指导。

张福昌为德国科隆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客座教授、德国慕尼黑大学访问学者、“中华国土安全研究协会”副秘书长、淡江大学欧洲联盟研究中心执行长,现为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系副教授、欧洲研究所副教授。研究专长包括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欧盟政治制度、国际安全议题。

张福昌接受中评社访问表示,美国国内政党较劲,共和党的麦卡锡本大可不顾民主党拜登的想法访台,现在变为麦卡锡与蔡英文在加州会面,是拜登努力沟通的结果,中美关系自2月初气球事件后,处在非常紧张的环境,即便中美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有会面,但也是非正式的谈话,拜登是希望创造机会能让中美坐下来谈,但若又发生麦卡锡访台的事,会把整个布局都破坏掉,且让麦卡锡与蔡英文在加州会面,也不至于让蔡政府落入“外交失败”的批评。

张福昌说,拜登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想要振兴美国经济,毕竟今年经济若不搞好,明年就不用选了,而中美从过去的贸易战、科技战、限制电子产品等政策,都让美国企业一再受伤,若国际一直处于制裁俄罗斯、制裁中国的环境,美国企业就赚不了钱,拜登的布局是充满大选连任的考量,希望中美冲突能相对缓和一些。他强调,但中美对抗的本质仍没有改变,缓和关系只是为了让美国企业能在中国市场恢复利润。

张福昌认为,在中美两强斗争的漩涡中,蔡政府是半自愿地被卷入,相当重视美国,且也不敢得罪美国的政策,但这也导致台湾外交自主丧失殆尽,这对台湾非常危险。美国最近很多高层官员频频预测台海战争的时间点,但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日前访陆,带回来的消息是“两岸都不想战争”,大陆会否对台动武,需要观察大陆的GDP。

张福昌指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大陆经济与过往相较是处于低点,而战争非常烧钱,没有经济的支持,打不了战争,大陆很清楚这个道理,因此在解封后,确立振兴经济的大方向,2022大陆GDP增长3%,2023年设定目标是5%,但若GDP没有拉到8.5%以上,要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成本会非常高,也会有很多后顾之忧。

张福昌表示,台湾政府对两岸认为很有可能发生战争,并假设美军会介入帮助台湾,这样的想法非常危险,从俄乌战争的例子可以看到,美军绝对不会介入,且过去科索沃战争、波士尼亚战争、乔治亚战争,原则都是“大国不相战”,怎么能解读美国会为了台湾与中国大陆开战?

张福昌说,美国要把军备弹药放在台湾,台湾政府可能很高兴,背后支持的理论是弹药就在台湾,美军来拿了就能打,拯救台湾的时效会增加。但这样非常危险,1980年代美国要在德国境内部署中程飞弹,以对抗苏联的中程飞弹,德国人上街示威抗议,毕竟要是开战,美军存放武器、弹药的地方将成为苏联第一轰炸的目标,德国将成炮灰,同样的道理,这是台湾应该要避免的。

张福昌认为,台美军事合作越来越紧密,有些舆论是认为美国把台湾当作棋子,但一部分人反对这种疑美论,台湾目前难以理性角度探讨。他个人认为,美国在全球战略布局中,中、俄是主要敌人,战术一定是去压制,因此乌克兰与台湾的角色地位,某种程度是可以划上等号的,因此美国才会一直加码军售台湾、“国会议员”访台、外交支持、增加在台美军、弹药存放台湾等,这都在在告诉我们,美国很重视台湾,未来两岸若发生冲突,要用台湾消耗大陆。

张福昌指出,他支持台湾要重视美国,但不是什么都听美国的,台湾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台湾变成军火库,也不愿意战场在台湾,台美深化关系,相当程度提高了我们的安全保障,但也必须清楚知道自己的战略目标在哪,一昧跟着美国对抗大陆,台湾的作用就只剩下扯大陆后腿、消耗大陆力量。

来源时间:2023/3/11   发布时间:2023/3/11

旧文章ID:29483

沙特伊朗“北京和解”:和平的胜利与中国角色的彰显

0

作者:朱郑勇 于潇清  来源:澎湃新闻

北京时间3月10日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沙特阿拉伯王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三方共同发布的联合声明一下成为了国内外媒体的头条热点,也为当前这个动荡不安和被俄乌冲突阴霾笼罩一年多的世界增添了一份和平的能量。

声明的核心要义是:沙特和伊朗将达成一份协议,包括同意恢复双方外交关系,在至多两个月内重开双方使馆和代表机构,安排互派大使,并探讨加强双边关系。三国表示愿尽一切努力,加强国际地区和平与安全。

“北京和解”标志了沙特和伊朗这两个因历史问题、地缘政治、教派冲突等一系列复杂因素而对立的中东大国,重新迎来了发展睦邻友好的契机。

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主持沙特和伊朗北京对话闭幕式后向记者介绍了此次对话会的重要意义:这是对话的胜利、和平的胜利,为当前动荡不安的世界提供了重大利好消息,传递了明确信号。

会谈从3月6日到10日共持续了四天,伊朗、沙特和中国三方基于保密原则几乎于同一时间对外宣布了这一重大消息。现在回过头来看,正是在会谈展开的同时,外交部长秦刚3月7日在两会外长记者会上回答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提问时就曾表示,中国将继续主持公道,支持中东国家通过对话协商推动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中国完全尊重中东国家的主人翁地位,不会去填补所谓的真空,也不搞排他的小圈子。中方用实际行动和成果在三天之后就向世界表明“支持中东国家通过对话协商推动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这一表述的分量。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刘中民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中国在沙特和伊朗复交中无疑发挥了建设性作用,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未来中国在斡旋中东矛盾的过程中仍然充满了挑战。对于中国未来的中东外交,应该充满信心,也要保持战略定力。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孙德刚也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指出,推动沙特伊朗复交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从推动两国关系的改善,到带动伊朗和整个海湾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改善,中国的斡旋将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相信无论是关注中东局势还是中国外交的人,此时此刻都会感到还有太多背后的故事有待解密,有太多的“为什么”有待回答。

为何此刻双方能够达成和解?

沙特与伊朗上次断交是2016年1月,当时沙特以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罪名处决了一名什叶派穆斯林神职人员,之后沙特驻伊朗德黑兰的大使馆遭到了示威者的冲击,双方很快就断绝了外交关系。当然,在这一直接原因背后是双方由来已久的复杂矛盾以及历时多年的对耗,这种矛盾在2010年“阿拉伯之春”之后尤为凸显。

孙德刚解释道,伊朗与沙特在也门、伊拉克、叙利亚甚至黎巴嫩都陷入了教派冲突之中,而经过了十几年的教派冲突后,双方都发现这种对耗并没有令自己更安全,因而都有了坐下来谈的诉求,这为和解的最终达成创造了内部条件。再者,俄乌冲突爆发后,美西方与俄罗斯对在中东地区的博弈和代理人战争有所减弱,这客观上为两国和解创造了外部条件。

刘中民也阐述道,双方的高强度竞争导致“战略透支问题”的出现,激进外交的结果是双方都无法按自己的意志来左右中东事务。与此同时,国内也都面临发展压力。沙特2016年提出“2030愿景”,加强发展转型;伊朗国内的发展压力更大,自去年至今,伊朗国内就不时爆发民众抗议,伊核协议谈判又希望渺茫。在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缓和的大背景下,沙特和伊朗都有内求发展,外求缓和的需求。

事实上,自2021年以来,沙特和伊朗关系便开始出现缓和趋势,去年双方也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展开了多轮对话,寻求改善双边关系,时任伊拉克总理穆斯塔法·卡迪米2022年4月30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双方已经“接近”结束长期紧张关系,“我们的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兄弟顺应了地区形势要求,怀着巨大责任感展开对话”。此外,双方也在阿曼展开了接触。

此次“北京和解”达成后,伊朗国家通讯社和沙特国家通讯社均刊发报道,高度肯定了对方以及中方的努力。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在3月10日的报道中写道,“该协议于北京正在举行的两会期间达成,标志着中国在外交上取得的重大胜利”。

为什么是中国?

毫无疑问,“北京和解”的达成,中国角色不可或缺。王毅3月10日在对话会后介绍道,此次北京对话在中沙伊三国领导人的共识基础上得以推进,习近平主席从一开始就予以明确支持。对话也成为有力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一次成功实践。作为一个善意、可靠的斡旋者,中方忠实履行了东道主职责。

从这一表述可以看出,中方是在最高层级展开的斡旋。其中就包括习近平主席2016年访问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

在阿盟总部发表讲话时,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三不原则”,即“不寻求代理人,而是劝和促谈”;“不搞势力范围,而是推动各国一起加入‘一带一路’朋友圈”;“不谋求填补真空,而是编织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网络”。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教授王京烈就解读认为,“三不原则”确立了中国对中东外交的规范,也是中国对外关系的规范,树立了大国外交的新范式。

去年底,习近平主席出席首届中阿峰会、中海峰会并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今年2月中方又接待了伊朗总统莱希访华,显然中国对中东地区的重视上升。对此,外交部长秦刚在此前回应澎湃新闻提问时也提到,中国支持中东国家实现战略自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东国家内政。我们愿做中东安全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繁荣的合作者,团结自强的推动者。

秦刚本人也刚刚于3月2日在新德里出席二十国集团外长会期间会见了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

外交部网站的公开信息也显示,包括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隽在内的中方高级外交官2022年起格外密集穿梭于沙特伊朗两国之间。

除此之外,受访专家也一致认为,中方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理念推动了斡旋的开展。刘中民指出,中国在沙特和伊朗复交中无疑发挥了建设性作用。首先,要看到中国此次对沙特、伊朗复交所发挥的作用是建立在两国已经经历了两年对话的基础上。而中国与沙特和伊朗都保持了友好的关系,具有调节双方关系的深厚基础。事实上中国近期与沙特、伊朗的高层互动直接推动了双方复交,中方近期在同沙特、伊朗方面的双边声明中都提及了相关表述。

孙德刚也说道,中国与伊朗和沙特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时也是伊朗和沙特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这些客观上都使得中国和冲突的双方都形成了非常重要的信任关系。与此同时,美国是以联盟促安全,中国是以合作促安全,是外交理念的不同导致了实质性进展的取得。

另据《纽约时报》3月10日报道,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中东问题专家乔纳森·富尔顿(Jonathan Fulton)也在谈及此事时说道,中国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做法是不同的。美国是用一个国家去制衡另一个国家,这限制了美国外交工作的能力,而中国则是与这两个海湾大国都构建了外交关系,这是一个“聪明的做法”。

声明发表后未来的前景如何?

按照协议,沙伊双方将在至多两个月内重开双方使馆和代表机构,安排互派大使,并探讨加强双边关系。此外,双方国家通讯社也进一步披露道,两国也已经同意启动双方于2001年4月17日签署的安全合作协定,以及于1998年5月27日签署的经济、贸易、投资、技术、科学、文化、体育和青年领域合作总协定。

刘中民在分析未来协议前景时指出,沙特和伊朗虽然复交,但两国之间还存在着很多现实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双方在叙利亚、也门的争夺,以及在伊核协议问题上的分歧。对于中国未来的中东外交,应该充满信心,也要保持战略定力。

孙德刚认为,事实上中国一直在中东劝和促谈,除了沙特与伊朗之外,中国接下来可能会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推动外交斡旋工作,巴以两国和沙伊两国的共同点是,矛盾双方都认为中国是个可靠的、值得信赖的伙伴。

据中国外交部网站3月10日消息,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隽目前正在以色列访问,翟隽于9日在耶路撒冷会见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温尼斯兰德,就巴勒斯坦问题交换了意见。

翟隽表示,当前巴以关系持续紧张,中方支持联合国以及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积极开展斡旋,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坚守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国际共识,坚持“两国方案”正确方向,为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妥善解决、早日实现巴以和平作出不懈努力。温尼斯兰德赞赏了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秉持公正立场和发挥积极作用。

来源时间:2023/3/11   发布时间:2023/3/11

旧文章ID:29482

“战狼外交” 真的会说服外国民众吗?

0

作者:yuan-wang

2023-03-10

【编者按】本文为《美中故事汇》“海外学术文章介绍栏目”的第三篇介绍文章。文章的作者分别为Daniel C. Mattingly和James Sundquist,文章的题目是“线上公共外交何时得以成功?来自中国‘战狼”外交官的证据” (When Does Online Public Diplomacy Succeed? Evidence from China’s ‘Wolf Warrior’ Diplomats),文章发在2022年《政治学研究与方法》(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and Methods)。每篇介绍文章将把重点放在学术观点和调研方法上。

近年来,“公共外交”(public policy)这一概念正成为世界各国提高全球影响力的重要策略。所谓“公共外交”就是指一国政府通过与外国民众交流,试图影响国外民众的一种外交策略(Nye 2008)

中国的公共外交模式尤其以“战狼式外交”著称,即采取强硬外交政策的做法,有时甚至严厉批评某国,尤其是在推特上批评其竞争对手美国。这种“战狼外交”近年来似乎成了中国政府在外交战线的“品牌”。但是,这种所谓战狼外交是否真的会说服国外受众,进而影响公共舆论呢?学术界对此的研究并不多。

两位来自美国耶鲁大学的学者Daniel Mattingly博士 和 James Sundquist博士通过原创的调查实验(survey experiment)探究了中国公共外交,尤其是“战狼外交”,对于外国公共舆论的影响。这一研究成果已发表在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and Methods (2022)期刊上。

为了检测中国公共外交的在外国民众中的效果,作者选择印度民众作为实验对象。调查问卷由市场调研公司Lucid进行发放,共涉及4677名印度居民。作者事先通过配额抽样法(quota sampling)确保受众性别比例平衡以及年龄分层。不过,样本显示,受众以40岁以下年轻人为主,且男性受访者多于女性。不过,这一样本人口学特征较符合印度网民,尤其是推特用户的特征。

调查实验的原理是给被随机分组的受访者不同的“干预”信息(treatment),通过比较每组受访者对“干预”的不同反应,来比较几种“干预”是否在效果上有统计学上的差异。

实验设计:

在这一调查中,受访者被随机分成三组。第一组人的干预信息是正面、友好的外交信息。本调查中采用了中国外交官在推特上宣传中国慈善组织如何在新冠大流行中帮助印度民众渡过难关的推文。

第二组受访者的干预信息是负面的、“战狼式外交”辞令。具体来说,是中国的外交官在推特上批评美国如何成为被她的盟友们认为是一种威胁。

第三组人阅读“安慰剂”(placebo)类信息,其内容基本与本调查的兴趣方向无关,仅作为控制组来测试以上两种干预信息是否有效。

阅读相关信息后,受访者将回答四组问题,包括他们1)对中国政府的态度;2)对中国人民的态度;3)如何看待印度对华政策;以及 4)如何看待中国的新冠防疫政策。每组问题由三至六个小问题组成,这些小问题最终被转换成四组指数(index)。

实验过程:

实验分两次进行。第一波调查于2020年5月7日至9日开展,共收回2319份有效问卷。巧合的是,第一次调查后的6月15日至16日间,中印两国在有争议的加万河谷地区爆发了大规模军事冲突。作者于是在冲突后48到60个小时内进行了第二波调查。这次调查共涉及2358位受访者。第二次调查旨在探讨国际危机如何在公共外交对于舆论的影响中起作用。

实验结果:

结果显示,在第一波调查中(即无外交危机时),中国外交官在网络上发布的友好信息不仅可以提升印度受访者对中国政府的评价,还能增加他们对中印合作的支持。另外,这类资讯能够大幅提高受访者对中国防疫政策的评价。不过,这类信息没能显示出对印度受访者对于中国人民的评价有显著影响。

有意思的是,与之相比,战狼式外交没能对这四类评价产生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它不能有效的改变外国民众对于中国政府、中印合作、中国民众和中国防疫政策的看法。

那么地缘政治危机会对这些信息的效果产生影响吗?根据第二次调查结果,即使遇到此类危机,正面的、友好的信息依然能够积极的改变外国民众对于中国的态度和看法。然而,那种攻击对手的负面外交信息甚至起到了反噬的作用:原本印度受访者并没有因为战狼式发言对于中国人民的态度产生显著变化,但是危机的到来让他们认为中国人民不那么值得信任、中国文化缺乏积极的一面,中国人的观点和习惯在印度不怎么受欢迎。

作者同时也询问了印度受访者对于美国的态度。而第二次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外交人员的对于美国的“战狼”式批评反而引发了受访者对于美国民众和文化的好感,这一结果似乎与中国政府的意愿相悖。

【小结】

作者的调查提供了非常宝贵且丰富的关于中国公共外交对于舆论的有效性的影响。它引起了我们对不同的外交信息的思考,尤其是“战狼外交”所能起到的效果。

不过,鉴于本篇文章仅仅调查了印度受访者对于中国外交修辞的感受,此结果是否能够准确反映不同修辞对于其他国家民众的影响,我们对此仍旧需要更多的证据。比如,印度与中国近年时常在外交层面发生摩擦,这是否整体上会影响印度民众对于中国公共外交的印象呢?而且由于印度与美国的紧密关系,民众是否本身对美国更有好感呢?假如将受访者所在地区换成一个与中国素有友好关系的国家,结论是否会不一样呢?

同时,中国的“战狼外交“是真的为了说服国外民众,还仅仅是对中国国内来自于政府上层或者底层民众的压力的反馈呢?毕竟,研究发现,某些宣传策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说服受众,而是发出一种政治信号。

对于以上这些问题,我们期待更深入广泛的调查。

中国民众对欧美看法的差异和不对称

0

作者:yuan-wang

2023-03-10

【编者按】本文为《美中故事汇》“海外学术文章介绍栏目”发表的第二篇介绍文章。文章的作者分别为Songyi Fang, Xiaojun Li 和Adam Y. Liu,文章的题目是“解读西方:中国民众对欧美看法的差异和不对称” (Unpacking “the West”: Divergence and Asymmetry in Chinese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文章发在2023年《当代中国事务》(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0(0):1-15)。每篇介绍文章将把重点放在学术观点和调研方法上。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简单介绍了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新加坡研究机构的三位学者Songyi Fang, Xiaojun Li 和Adam Y. Liu关于中国民众对于美国事务的态度。本篇文章旨在补充这三位学者进行的另一项关于中国民众如何评价欧洲诸国,如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瑞典和英国的民意调查。这项调查的结果业已发表在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2023年网络版)。

与上一篇文章一致,三位作者在调查网站Qualtrics发布链接,吸引网民参加调查。这项调查同样于2020年10月至11月间和2021年1月至2月间分两次进行,共采访2083中国成年公民。

作者主要问了以下几个问题:

  1. 您对上述几个国家的态度如何,“非常喜欢”,“喜欢”,“不喜欢”,“非常不喜欢”,“不知道”。
  2. 人口学问题,如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是否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等。同时也包含受访者的民族主义程度和他们对于中国军事知识的掌握程度。

结果显示,美国是最不受中国受访者欢迎的国家。高达70%的受访者表达了对美国的负面情绪。英国紧随其后———有将近50%的受访者表达了对英国的负面态度。作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英国在诸多争议话题上作为美国的盟友对中国施加了巨大压力。

不过,中国受访者对于欧洲国家的态度显示出了非常明显的“组内变异”(within-group variation),即同是欧洲国家,受访者对某些国家的态度非常正面,而对其他国家相对负面(详见Figure 1)。比如,德国被认为是最受受访者喜爱的欧洲国家。对于德国的负面态度仅占受访群众的23%,是访卷中所有国家最低的。而高达69%的受访者表达了对德国的喜欢或者非常喜欢的态度。作者认为这是由于安吉拉•默克尔执政德国时期建立的良好的中德经贸关系的结果。

有趣的是,作者也使用了皮尤研究中心在2021年进行的调查,用于比较中国对于西方国家的态度和与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态度的差异,从而测算出所谓的“认知差距”(perception gaps)。详见Figure 2。也就是说,虽然中国对于某些西方国家的态度相对正面,这些国家对于中国的态度却显负面。这种认知差距越大,则表示双方对于对方的态度差异性越大。其中,中国民众和瑞典民众对于对方的认知差距是最大的。在中国,仅有30%的受访民众表达了对瑞典的负面情绪,而瑞典则有80%的民众对中国持负面态度。与之相对应,中美、中英民众之间的认知差距最小。其中,75%的中国民众对美国持负面态度,而76%的美国民众也并不喜欢中国。

与上一个调查相似,受访者本身人口学特性也会影响结果。不过,这次的调查显示出明显不同。

  1. 出生于九零后的民众更倾向于对欧洲国家有更正面的态度。这一结果跟作者上一个关于中美关系的调查相比截然相反。作者认为是由于他们出生于中美对弈的时代,更熟悉关于中美竞争的叙事。这种竞争关系使九零后受访者讨厌美国。而欧洲其他国家可能缺乏和中国相互竞争的叙事,取而代之的是九零后民众对于欧洲国家生活条件如何优越,全球化程度如何高这样的感受。
  2. 不过民族主义情绪和共产党员的身份大体上没有对中国民众对欧洲的看法产生重要的影响(除了美国,见上一调查)。
  3. 最后,作者发现,熟悉军事知识的受访者更容易对西方国家产生敌对情绪。作者不认为这个特点和民族主义情绪有显著关联(r=0.05)。他们认为,这是因为熟知军事知识的人更容易感知到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冲突,从而产生对西方的负面看法。
【小结】

同样的,正如上篇文章提到的那样,此类调查通常的缺点是调查对象的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与实际人口学特征相比,参加受访者不可避免的呈现如(1)学历普遍偏高;(2)年龄普遍年轻;(3)收入普遍偏高这一系列的特征。这些特征会使调查结果与实际的中国民意有所出入。

但是,它仍不失一份非常重要的、测量中国公民意见的重要数据。同时,它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并引起读者的思考:对于所谓“西方”或“西方国家”这个概念,我们需要将其拆解开来。中国民众对于有些西方国家(如德国)的好感度明显高于其他西方国家(如英国)。这一现象值得以后的研究深入挖掘与探讨。

中国民众如何看待美中关系:从特朗普到拜登

0

作者:yuan-wang

2023-03-10

【编者按】自即日起《美中故事汇》推出海外学术文章介绍栏目,每篇介绍文章将把重点放在学术观点和调研方法上。这是本栏目发表的第一篇介绍文章。文章的作者分别为Songyi Fang, Xiaojun Li 和Adam Y. Liu,文章的题目是“中国民众如何看待美中关系:从特朗普到拜登” (Chinese public opinion about US–China relations from Trump to Biden),文章发在《中国国际政治》(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5(1), 27-46)。

随着中美竞争的加剧,人们发现,越来越有必要了解中美两国人民如何看待中美关系及评价对方。尽管对于美国人民的民意调查汗牛充栋,如皮尤研究中心2022年调查了美国民众对中国各项事务的态度,①涉及到中国民众的民意调查却并不多见。

那么中国民众是如何评价美国、中美关系及中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呢?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新加坡研究机构的三位学者Songyi Fang, Xiaojun Li 和Adam Y. Liu于 2020年10月至11月间和2021年1月至2月间分别做了两次调查,以期获得关于中国民意的最新数据。这项研究成果已发表在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22年第15(1)期上。

这两次调查共采访了2083中国成年公民(第一次共1065人,第二次共1018人)。作者首先将问卷设计在Qualtrics平台上,受访者通过Qualtrics提供的链接打开问卷并回答问题。为了将受访样本的人口学特征尽量与中国人口实际情况相符,作者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结果,通过配额抽样法(Quota sampling strategy)预先在Qualtrics上设计了受访者性别、年龄及地理位置分布的比例。

在调查中,作者共询问被访者9个实质性问题和1个附加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三类,即(1)中美双边关系,(2)美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和(3)相对于美国,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下面简单介绍调查结果并附部分表格(中文翻译版)。

一、中美双边关系 (见表1)

第一轮调查的结果显示,即略早于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前,75%的中国受访者认为中美关系在过去的一年中变差了。不过在第二轮调查中,即拜登当选总统后,这一数字降到64%。相应的,认为双方关系变好的民众从2020年的6%增长到2021年的15%。作者认为这种变化显示了一种所谓“拜登效应”。什么是“拜登效应”呢?早前,中国外交政策意见领袖曾预测,这位新总统的当选可以重启双方高级别对话、重建战略互信。然而,和2010年皮尤研究中心(PGAS)的数据相比,中国民众对于中美关系的良好前景还是变悲观了。因为2010年,高达73%的民众认为中美双边关系“提高”了,而只有18%的人认为这一关系没有变化,或者变得更糟。

当受访者被问到美国在做外交决策时是否会将中国利益纳入考量范围时,答案也显示了微妙但显著的变化。比如,在第一次调查中,47%的民众认为美国“根本不会” 考虑中国的利益。在第二次调查中,认为美国“根本不会” 考虑中国的利益的人群下降到42%。这个问题也暗示了中国民众对于美国的印象有所提高。不过,尽管这个数字在拜登上台后有所变化,这也远远逊于特朗普任期前。2013年的时候,PGAS的调查发现,仅有8%的中国民众认为美国的外交决策“完全不会”考虑中国的利益。

对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在2013年PGAS的调查中,52%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于中国经济有“相当大”或者“极大”的影响。这一数字在作者2020年的调查中上涨至59%,在其后2021年的调查中飙升至70%。作者认为这一变化凸显中国民众对于双方经贸关系的美好愿景,以及期待早日结束特朗普治下的那种不稳定贸易关系。

同样的,2020年的调查显示,在谈及美国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时,只有一小部分(13%)认为这种影响是积极的,而认为是消极影响的超过半数(51%)。而在2021年的调查中,这两个数字分别为19%和45%。这一现象仍旧显示了拜登上台后对于中国民众的积极作用,不过跟2013年奥巴马时期的民调相比,仍然不可同日而语。

二、对于美国的看法和她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见表2)

那么,受访者如何看待美国及其在世界上的位置呢?在2016年PGAS所进行的调查中,仅39%的人认为美国在世界上扮演者不太重要的领导地位。不过,到了2020年,已经有70%的认为美国的领导地位日益下降,虽然2021年拜登上台后这个数字有些许回落(66%)。

为什么拜登当选总统后也没能使中国受访者改变他们对于美国领导地位的消极看法呢?作者暗示,这是因为中国民众对于美国总统个人和美国本身的政治制度的印象在这几年有了极大改变。比如说,在2016年PGAS的调查中,52%的民众认为奥巴马总统在外事中的决策是正确的。但作者的调查显示,只有34%的人认为拜登总统正确地处理了国家大事。而与之相比,仅20%的人支持特朗普总统的抉择。同样的,仅有29%的人认为特朗普时期的美国政府尊重人民自由。即使到了拜登政府时期,这个比例有所上涨(38%),它也距离2016年调查中的奥巴马时期相去甚远(61%)。

三、中国的地位(见表3)

有趣的是,受访者对于中国在世界格局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自信。比如,在2013年的调查中,29%的民众认为中国是“引领世界经济”(leading economy)的国家。到了2020年和2021年,这个数字飙升到了将近65%。只有不到2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才是引领世界经济”(leading economy)的国家。同样的,2020年和2021年的两次调查显示,多数中国人(53%)相信,中国已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当问到希望谁成为世界领袖的时候, 45%的人选择中国,22%的人选择中国和美国(2020年调查),与2021年的调查基本保持一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46%和20%)。总而言之,近三分之二的中国公众认为中国已然是引领世界的经济体,超过一半的人甚至认为它已经是最大的经济体。超过 40% 的人还相信世界会因为中国变成全球领导者变得更好。不过,仍有五分之一的受访者选择中美两国共同领先世界为最佳情景。

这一结果似乎跟这2020 年春季 PGAS 对美国公众的调查大相径庭。那次调查显示,91%的美国公众更希望美国成为世界领先大国,而没有人(0%)期望中美两国共同领导世界。

四、受访者本身人口学特性也会影响结果

1)年龄:年龄越小(九零后),对美国态度越负面

2)教育程度:教育程度越高,越对中国经济状况有清醒、现实的认识

3)民族主义程度:民族主义越高,对美国认识越负面,同时越对中国经济有信心。

4)和美国的联系:曾留学美国或有留美亲朋的受访者对美国态度会有正面影响。

【小结】

不过,此类调查通常有其缺点,比如调查对象是否具有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因为问卷发布于网络,与实际人口学特征相比,受访者不可避免的呈现如(1)学历普遍偏高;(2)年龄普遍年轻;(3)收入普遍偏高这一系列的特征。尽管如此,我们仍旧认为此类的调查结果非常珍贵,它能够有效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中国民意现状,并为提升中美关系提供非常有益的客观数据。

【脚注】

① Silver, Laura, Christine Huang, and Laura Clancy. 2022. How Global Public Opinion of China Has Shifted in the Xi Era.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2/09/28/how-global-public-opinion-of-china-has-shifted-in-the-xi-e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