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KEITH BRADSHER, CHANG CHE

这个国家的房地产市场威胁着金融体系并阻碍了经济发展。它的科技行业正在成为美国强势行动的目标，后者试图将其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绝。这里的科技公司试图跟上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步伐。

随着与西方的贸易和经济竞争愈演愈烈，中国启动了政府改革，旨在解决一些最重要的既定优先事项。周五，在该国立法机构的年度会议上，政府最高层下达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获得批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确认了习近平的第三个中国国家主席任期。

这些举措反映了习近平为将共产党的控制权集中到整个政府而进行的更广泛的变革。一些监管机构正在重新调整以稳定金融部门，该部门因曾向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开发商发放贷款而面临巨大亏损。另一项重大变化是，中央政府的银行监管机构将开始在监管数千家快速发展的地方银行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这些银行继续发放许多风险极高的贷款。

为了推动科技发展，中国的主要科学政策机构正在重新关注习近平的目标，即让中国制造自己的先进半导体，而不是依赖进口。

在技术实力的较量中，美国、日本和荷兰对此类微芯片的生产设备施加了销售限制，西方国家担心这些设备会被中国军方使用。

习近平周一不客气地警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

中国正在以下三个主要领域重新安排政府监管。

金融监管改革以应对持续不断的房地产危机。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缓慢的房地产崩盘，可能波及银行。数十家房开商在对海外投资者的债务上违约。没有人确切知道向房地产行业提供大量贷款的中国银行面临的风险有多大，但预计其影响将继续存在。

作为回应，北京正在加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该机构将更名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地方监管机构会将权力交给国家官员。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将在监管小型地方银行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银行占中国银行业市场的近一半。

法国投行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西亚·加西亚-埃雷罗表示，集权化表明准备对银行业进行重组。“对我来说，这种权力集中程度的唯一解释——这很关键——是即将到来的大规模重组，”她说。

新机构还将承担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的责任。中央银行还将重新开放其在之前的重组中关闭的各地分行，以进一步审查当地金融机构。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政治学家史宗瀚(Victor Shih)表示，用国家官员取代地方官员的困难在于，地方官员可能更了解他们所在城镇的金融状况，并能够阻止投资诈骗。但与地方有联系的官员也可能更容易受到银行经理的影响而忽视不当行为。

掌握重权的中央计划机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放弃对企业债券发行的监管，企业债券是一种借贷形式。该职责现在将划入已经在负责监管债券交易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过优化的科学技术部将对拨款有更多控制权。

中国正在赋予科学技术部更大的影响力。改革计划将使科技部在如何使用政府科学基金方面拥有更多控制权。官员们认为，从参与创新的人员到进行的研究，对创新加强自上而下的监管将在高端计算机芯片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科技部在高科技之外的一些其他职责，如开发农业技术，将被移交给其他部门。

科技部将设立一个新的、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科技委员会，这是习近平为扩大党在国家官僚机构中的影响力所做的努力。

“对科技官僚机构的关注似乎是对芯片等硬技术的重新关注，美国及其盟友目前正在切断中国获取这类东西的途径，”斯坦福大学网络政策中心数字中国项目主编格雷厄姆·韦伯斯特说。

国家数据局将集中管理数据。

中国于周二宣布建立国家数据局，这反映了中国致力于将数据和人工智能作为未来经济的根本驱动力。

新成立的数据局将整合曾经由多个机构分管的工作。它将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监督，并向建设国家数据传输基础设施等工作提供支持。

“国家数据局的成立完美地呼应了最高领导人确保中国数据相关问题发展与安全的承诺，”全球房地产和投资咨询公司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庞溟表示。

数据在中国引发了令人担忧的问题——它是尖端技术发展的核心，但也被当局视为必须严加控制的战略资源。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扩大了对数据的控制。作为2021年一项打击行动的一部分，中国出台了管理企业如何收集和管理数据的新规。分析人士预计，对个人数据和网络安全的监管基本上仍将是中国强大的互联网监管机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职责范围。

中国将数据视为未来经济的支柱。去年11月，中国在深圳开设了一个数据交易所，类似于证券交易所，但经纪人和买家在这里交易不同类型的数据。就像股市可以让有价值的公司找到投资者一样，新成立的深圳交易所用来决定整个经济中如何最有效地利用数据。

“政府感兴趣的是弄清楚自己拥有哪些数据，以及如何从这些数据中提取价值，”总部位于北京的研究公司策纬咨询的科技分析师汤姆·农利斯特说。他还表示，新的数据局意味着“集中管理和部署数据的国家数据战略达到了极致”。

Li You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Keith Bradsher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曾任上海分社社长、香港分社社长、底特律分社社长。他此前曾驻华盛顿报道国际贸易新闻。2013年，他所在的团队凭借对苹果的报道获得了普利策奖。1998年，他凭借对运动型多用途汽车(SUV)存在危险的报道入围普利策奖。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KeithBradsher。

Chang Che是时报亚洲科技记者。他曾为“中国项目”工作，并作为自由撰稿人报道中国的技术和社会。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changxche。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23/3/10   发布时间：2023/3/10

旧文章ID：29481

作者：储百亮, KEITH BRADSHER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随着新任期的开始，作为中国国家主席和几十年来最强势领导人的习近平正在发出讯息，表明自己决心面对一个超级大国竞争的时代，尽管他仍在寻求重振遭受重创的经济。

没有人质疑习近平将在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年度会议上获得国家主席的第三个五年任期，他的统治力不亚于毛泽东以来的任何一位中国领导人。去年10月，他已经获得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又一个五年任期，那是一个权力更大的职位。周五，2952名因忠于执政的共产党而被挑选的人大代表尽职尽责地以全票让习近平再次当选国家主席。

习近平的个人权力似乎稳固，但他仍面临着重振中国经济的紧迫挑战，三年严格的新冠防疫限制、对房地产开发商和科技巨头的打压，以及与美国及其盟友的紧张关系升级，令该国经济步履维艰。

习近平利用过去一周在全国代表大会上表达了重振经济的决心，同时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支持他应对西方大国带来的挑战，他说西方大国正在试图遏制中国的崛起。

一些国内外投资者曾预计或希望，恢复增长的迫切需要将促使习近平放松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并采取措施缓解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至少就目前而言，习近平已发出信号，即使寻求修复经济，他也准备反击美国对中国企业的制裁和限制，及其在亚洲不断扩大的军事部署。

习近平和拜登总统一直在努力控制紧张局势，但中国监视气球的争议，加之拜登政府指责北京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战场上的俄罗斯军队提供致命武器，令这些努力收效甚微。中国外交部长秦刚本周表示，北京“没有向冲突任何一方提供武器”。

“这一时期对于看出习近平到底是在悔悟还是绝不低头将会非常重要。我预计他不会改变很多基本要素，”前中央情报局分析师、亚洲协会中国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张克斯(Christopher K. Johnson)在接受采访时说。“习近平不是在进行希望纠正自己错误做法的‘魅力攻势’。”

立法机关将批准今年中国军费增加7.2%，增强人民解放军向远离中国海岸的地方投送力量的潜力。习近平还宣称，中国面临着美国及其盟友的“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

“未来一个时期，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峻，”习近平说。他同时敦促官员们“沉着冷静，保持定力”，同时也要“敢于斗争”。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习近平强调，中国需要摆脱对西方技术和专业知识的依赖，并加强对粮食和能源安全风险的防范。他在政府的高层中安置了自己的忠诚者和盟友来执行他的议程。

习近平的二号人物、即将上任的中国总理李强预计将专注于增长。党在全面“清零”政策下实施的封锁和隔离导致去年的经济增长为3%，低于预期。在2022年最糟糕的几个月，城市青年的失业率上升到近20%。

“我乐观地认为，一旦全国人大结束，李强全面掌权，中国就会推出提振私营部门信心的措施，”香港《南华早报》前总编辑王向伟说。

“要想重振中国经济，就必须依靠私营部门，”王向伟在接受采访时说——他目前在写一个有关中国政治的通讯。“然而，私营部门受到这样严重的打击，仅仅用言语来安抚他们的担忧是不够的。”

对于政府越来越多的干预作用和对私人投资的限制，中国私营企业界深感担忧，而习近平和他的高级副手们还没有作出具体回应。政府一直要求企业将一小部分股权和董事会席位转让给政府，并命令企业在其员工队伍中培养党组织，并与党密切磋商。尽管中国试图恢复投资者信心，但许多这样的政策可能会保留。

“因为他们现在面临着他们认为不安全的国内外环境，所以他们确实在采取措施集中权力，而不是放开权力，”台北国立政治大学专门研究中国政治的寇健文教授在谈到中国领导人时说。

Amy Chang Chien对本文有报道贡献、Li You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首席中国记者。他成长于澳大利亚悉尼，在过去3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居住在中国。在2012年加入《纽约时报》之前，他是路透社的一名记者。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ChuBailiang。

Keith Bradsher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曾任上海分社社长、香港分社社长、底特律分社社长。他此前曾驻华盛顿报道国际贸易新闻。2013年，他所在的团队凭借对苹果的报道获得了普利策奖。1998年，他凭借对运动型多用途汽车(SUV)存在危险的报道入围普利策奖。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KeithBradsher。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23/3/10   发布时间：2023/3/10

旧文章ID：29480

作者：贾斯珀·汉森;昀舒/译  来源：钝角网

从2018年特朗普政府领导下的贸易战开始，中美贸易关系在过去几年明显紧张。关税和其他措施旨在纠正一个日益严峻的现实，即中国从全球化贸易体系中不成比例地受益，从而挑战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地位。这种经济上的成功，加上中国不愿融入美国主导的秩序，不愿接纳美式制度和价值观，加剧了地缘政治竞争。各种流行的理论，例如中国通过与全球市场的融合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自由改革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相反，中国推行了产业政策，并通过利用自由贸易政策获得政治经济实力。美国的应对是恢复和加强自己的产业政策，以适应中国造成的新的地缘政治环境。

不同产业政策的对比

在《外交事务》杂志的一篇文章中，约翰·M·多伊奇和欧内斯特· J·莫尼兹记述了2015年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报告(该报告详细阐述了北京方面发展国内高科技产业的计划)如何促使美国两党在产业政策方面发生转变。虽然中国拥有强大的低价值商品制造业，但中国的高科技产业相对不发达，(一定程度上)一直由西方公司主导。中国希望通过国家资助的研发项目，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半导体等先进领域成为世界领先者。中国计划每年扩大其研发支出，这可能会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研发支出国，从目前全球第12大研发支出国的位置上升。目前其研发支出占其GDP的2.55%。

但是为什么研发如此重要呢?经济学家玛丽安娜·马祖卡托的研究指出，美国许多最重要的技术发展都是通过公共资金和国家支持实现的。马祖卡托写道，1971年至2006年间，88%最重要的创新完全依赖于联邦政府的研究支持。美国国防部、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和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等机构的公共资助研究，使触摸屏技术、互联网、SIRI、GPS，甚至谷歌的算法得以发展。同样，埃隆·马斯克的特斯拉和SpaceX也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政府支持。美国在国家干预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取得了成功的结果，尽管最近公开赞扬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小政府，淡化了国家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中国希望自己也能复制美国政府支持的研发项目所取得的成功。

然而，如果美国一直是国家驱动的创新中心，为什么产业政策现在又占据了上风?

首先，美国仍然是一个自由放任的经济体，有各种强大的企业参与者，所有这些参与者都根据自己的利润激励来运作。马祖卡托将这种现象——“风险社会化和回报私有化”——描述为美国政策的一个陷阱，即国家在研究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却未能获得任何应有的收益，如增加就业、增加税收收入、增加商品和服务出口。相反，这些回报被企业风险资本家私有化和商业化。这些个人和机构是避税和逃税的专家，并将进一步通过外包/离岸制造和从事股票回购等非生产性行为来寻求利润最大化。海外生产的不良影响已经通过大规模的知识产权流失得到了证明，这使得中国能够避免这些昂贵的研发投资，并补贴获取的技术在国内的产业化。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与中国政府相比，美国联邦政府的集权程度较低。尽管美国政府的干预程度很高，但私营企业集团和个人获得的巨额利润，以及他们被允许的经营自由，与中国方面无处不在的协调和压制与其利益有分歧的资本主义精英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相对北京有一个权力中心，美国的私人和公共利益体系更加分散。

美国政治就是这些不同集团之间不断争夺权力，这些利益经常相互冲突：对一个大企业集团来说，最有利可图的利益可能会危及情报界肩负的捍卫国家安全利益。过去几年发生的情况是，与中国相关的地缘政治和安全风险很低，这意味着，正如史蒂夫·布兰克所说，“私募股权和风险资本是美国产业政策事实上的决策者。”这导致了与中国的合作有利可图，而这随后导致了国家安全风险的上升。这种风险水平的提高再次为国际关系注入了现实主义，这意味着安全的重要性压过了经济。

技术民族主义

这正是新兴的新产业政策所要实现的目标。众所周知，技术民族主义“是一种新的重商主义思想，它将技术创新和能力直接与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联系起来。”它呼吁加大国家干预力度，以“干预和防范机会主义或敌对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作为对“西方日益短视的自由放任模式和中国以国家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的回应。

美国正被迫重新评估其自由放任的态度，并对国家在市场中的作用采取类似的态度。然而，与其说这是对中国产业政策的复制，不如说是对美国一直奉行的政策的回归。

虽然华盛顿通过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和国防部开创了自身的由国家资助的新技术创新模式，但它并没有成功地防止这些技术因知识产权盗窃而被挪用，也没有发展出一个强大而必要的国内制造业来实施新技术。当涉及到廉价消费品时，比如在血汗工厂生产的塑料玩具和服装，离岸生产几乎不构成安全威胁，知识产权也无足轻重。另一方面，离岸半导体芯片生产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因此，新兴的技术民族主义产业政策的中心是高度先进技术的关键作用，以及如果这种技术处理不当将对国家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

在美国总统拜登最近的国情咨文中，他哀叹美国国内制造业的衰落，宣称美国“进口产品，出口就业”。他特别提到了半导体行业，指出尽管美国发明了芯片技术，但它现在只生产全球供应总量的10%。拜登指出，供应链中断使海外生产的不利因素凸显出来。

拜登的言论明显与2016年特朗普竞选时的言论相呼应，这种连续性证明了此类产业政策的必要性。拜登的言论还提到了《芯片与科学法案》，该法案为国内半导体制造、劳动力发展和研发提供了527亿美元的资金。美国还打算动员国内竞争对手诺基亚和爱立信来对抗华为。此外，正如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政策文件以发展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为中心，美国也旨在加强自己的人工智能技术，同时扼制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导致可能被称为技术军备竞赛。

这种现象不仅限于美国，我们也看到澳大利亚，一个深度卷入这种新兴地缘政治竞争的国家，采取了类似的姿态，比如澳大利亚筹划自己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以及培养自己的半导体产业和稀土矿精炼厂。

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的启示是，自由全球化的时代正在逐渐结束。这一新的产业政策重新回到了“政府要把拇指放在天平上，而不是仅仅假设市场结果会产生最大效益”的理念。

市场受到不同激励措施的刺激，这些激励措施与国家安全和政治的利益发生了冲突。经济学家对唐纳德·特朗普首次实施的贸易关税感到不满，但在他的任期结束后，这些关税仍然存在，并扩大到进一步的限制和反制措施。无论结果如何，地缘政治的必要性提醒了许多人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并迫使国家再次推行以技术为导向的产业政策，以调整发展方向。

作者简介：贾斯珀·汉森(Jasper Hansen)拥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他的关注领域包括地缘政治、国家安全政策和政治理论。本文译自《国家利益》网站。

来源时间：2023/3/10   发布时间：2023/2/21

旧文章ID：29477

作者：张嘉文  来源：中评社

针对美中持续对抗，前“立委”、妇联会主委雷倩向中评社表示，美对中现在是扩大打击、制造仇恨，如果挑衅成功让中方反击，对台做出一些动作，中方就会落居下风;所以美国现在是全方位步步进逼，就像拳击赛，美方一直出拳攻击。但看来中方战略定力很高，短期内她看不到美方策略会成功的可能。

雷倩说，如果美国利用台湾，或去挪动台湾地位，就有可能逼中国大陆出手，这会是中美之间一个不说破的理解。因为美国也知道动了台湾，大陆就得动，而这整个情势说到底，台湾就是被利用的最廉价棋子。

雷倩从政前在美国担任专业经理人多年，1997-2001年在新加坡管理亚太基金，2005至2008年间，曾任“立法委员”。曾是新党、国民党党员，现任妇联会主委。

中美关系在去年G20峰会后，一度趋向和缓，但在气球事件后，中美关系再度陷入紧张，且愈演愈烈，包括在俄乌战争等议题上持续针锋相对。

雷倩接受中评社访问时对此表示，美国白宫、国会都分别针对扩大打击中国、制造仇恨等方面有各自作为，且都罕见采预警的预防作为。在美国法律体系，都是在事件发生后才会去做管制，但譬如像《台湾冲突遏阻法》、《保护台湾法》，还有《不歧视台湾法案》等这段时间国会通过的法案，都包含了，如果中国对台湾采取行动，美国要如何作为的预防性法案。

雷倩说，当然美方的说法，是要让中方去计算如果对台动武，可能受到的制裁和痛苦程度，但如仔细看相关法案，就算中方什么都没有做，美国的银行也必须向政府通报他们对中方哪些人提供财务服务，以便于一旦发生事情，银行可以立即切断金融服务，这逻辑完全在对方还没有作为之前，就已预先作为了，这非常罕见。

美方最终想要达到的目的，雷倩认为，名目上是要遏制台海可能的冲突，但实质是对中国实施高度警告，甚至是高度挑衅的程度，如果这些挑衅成功，让中方有些反击后，中方在话语权上就落于下风。

雷倩强调，这些都是美中全面战争中的一部分，动员所有可动员的力量，美国除了金融力量很强，还有军事力量，最重要的是握有文化话语权的力量，全方位对中国步步进逼，而现在的状态就如同美国在灰色地带对中国攻势打击，但中国大陆现在的战略定力倒是非常高，因为最要紧的是夯实自身的实力，扩大影响范围。

雷倩说，在金融这部分，中国跟美国已有彼此可分庭抗礼的初步布局，然后在军事上也在努力追上美国，短板部分就是文化力量和话语权。所以她看不出短期内美方的作为会触怒中方的可能性，但如美国利用台湾，或者是去挪动台湾地位，就可能逼着中国要出手。

雷倩认为，美中如果直接对抗，双方可以用的工具很多，但若是美国要走台湾这条路，就会把中国逼到一个不得不的墙角。

接下来中美的发展趋势，雷倩说，会愈来愈像在打拳击战，或者是乒乓球比赛这种快速竞争的模式，更多的针锋相对，中美都很大，他们打来打去，只要打到台湾，台湾就活不了了。

来源时间：2023/3/10   发布时间：2023/3/10

旧文章ID：29475

作者：王浩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总统拜登将于当地时间3月9日公布2024财年预算案。从提前透出的内容来看，削减赤字、提高税收、增加军费和扩展社保等是拜登政府新财年的政策优先事项。但在去年中期选举后共和党成为国会众议院多数党的背景下，围绕2024财年预算拨款的党派斗争才刚开始。毕竟，掌握“钱袋”的美国国会历来就将预算控制视为制衡白宫的重要手段，以至于围绕预算制定的党派斗争时常僵持不下。在当前府会两党尖锐对立的政治结构下，避免“政府关门”再次出现已经成为拜登政府首要诉求，因而如何同共和党人达成有效妥协成为其接下来的一项艰巨任务。

有关“大炮与黄油”的矛盾和争论，一直都是美国两党在制定预算时面对的核心难题。历史上，共和党往往倾向于“要大炮不要黄油”，即将政府预算更多投入国防安全领域而非社会民生领域，追求提升美国的全球军事霸权和在海外攫取战略资源的能力，从更深层面看则反映出该党与美国军工复合体之间密切的利益关联;与之相反，民主党则倾向于主张“要黄油不要大炮”，即美国应将更多资源用于改善社会民生而非穷兵黩武，这反映出民主党自“罗斯福新政”以来与工人阶层和社会中下层结成政治利益联盟的事实。然而，随着美国国内政治近年来出现三方面的重要变化，政府预算制定中的“重军事而轻民生”现象日益成为一种跨党派趋势，拜登政府2024财年预算案同样暴露出这一问题。

首先，所谓“大国竞争时代”的到来使美国两党达成“重军事”的政治共识。自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美国全球战略重心逐步转向同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竞争，在此背景下，“再穷不能穷国防”成为美国政府预算制定的一个重要原则。例如，早在奥巴马时期，美国便提出削减赤字的计划，其中的重要支撑是从2010年开始的十年内将美国国防预算累计削减5000亿美元。但在拜登政府提出的2024财年预算案中，同样作为政府主要目标的赤字削减却不包含控制国防预算，后者规模反而再创新高。这一政策取向的结果必然是国防军事部门在政府预算中分到的蛋糕越来越多、承受的削减赤字负担越来越少，而与之相应的则是社会民生分到的蛋糕越来越少、承受的负担越来越多。

其次，军工利益集团对美国政治的绑架还在加剧。二战时期，“民主国家兵工厂”的地位使得美国国内军事—工业复合体迅速发展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社会力量，以至于艾森豪威尔总统曾一度警告该利益集团会给美国国家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冷战结束后，国际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推进，一度使军工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中处于被质疑和批判的境地。然而，随着近年来对华战略竞争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主线以及俄乌冲突爆发导致的美俄战略对抗升级，军工利益集团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开始超越党派分野，成为影响甚至绑架两党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削减乃至控制国防预算往往被描绘成“软弱”和“政治不正确”。

再次，政治极化进一步加剧迫使民主、共和两党在预算制定过程中进行利益交换，社会民生领域投入往往成为这种交换的牺牲品。就拜登政府而言，共和党控制众议院的现实以及上述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其为了避免“政府关门”而无法在削减赤字过程中拿国防预算“开刀”，只能转向社会福利开支计划的“打折”。拜登政府深知，如果民主党坚持不折不扣地扩展社会福利规模，必然招致共和党方面的强力阻挠直至因两党无法达成妥协而引发“政府关门”。因此从有利于自身执政的角度，拜登为换取国会共和党人的合作而一定程度上牺牲民主党的社会福利计划，也的确是迫于情势的无奈之举。

总之，通过透视拜登政府2024财年预算案尤其是其中“重军事而轻民生”的本质，可以发现当下美国政治中蕴含的诸多深层次问题和矛盾，而这些问题和矛盾根子在于美国政治精英的政策行为逻辑，那就是一切服务于自身政治利益而非民众福祉。(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

来源时间：2023/3/9   发布时间：2023/3/9

旧文章ID：29473

作者：曹辛  来源：FT中文网

本周中国“两会”给人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就是中美关系的变迁。当然，本次“两会”另外几件大事也很重要，即：新设立金融监督局、国家数据局，重组科技部，但这一切的变化，还是要到中美关系中去溯源，这是带有导向性的问题。

本次中国“两会”实际上已经公开给中美关系定性，即：当前美国对华关系是敌对性的，起码目前带有敌对性质。而中美关系的前景，则存在着两种可能：继续敌对下去，或者双方有所调整，让这种关系得以维系、最后找到一条共存的法则和道路。

中国外交愤怒宣示

此次中国“两会”之所以对中美关系有着接近地动山摇的影响，在于中国政府第一次比较系统、全面地给中美关系公开定性，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罕有的，以往中国对美国大多是不点名地批评，更不会给予敌对性的定性。

首先，中国的宣示是在“两会”记者会这个正式场所表述的。中国外长3月7日在记者会上对中美关系做了下列表示：

“美方声称要‘竞赢’中国，但不寻求冲突，实际上美方所谓的竞争就是全方位的遏制、打压，就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

美方口口声声说要遵守规则，但如同两位运动员在奥运田径场上赛跑，一方不是去想如何跑出自己的最好成绩，而总是要去绊倒对方，甚至想让对方去参加残奥会，这不是公平竞争，而是恶意的对抗，犯规了。

美方所谓要给中美关系加装‘护栏’，不发生冲突，实际上就是要中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这办不到。”

上述发言是对拜登政府的一系列对华外交行为给予了揭露，同时进行了定性。

此外关于“战狼外交”的提法，中国外长表示：

“记得我刚到美国任大使的时候，美国媒体惊呼‘中国战狼来了’，现在我回来当外长了，这称号又不给我了，我还真有点若有所失。其实所谓的‘战狼外交’就是一个话语陷阱，制造这个话语陷阱的人要么不懂中国和中国外交，要么无视事实，别有用心。

中国的外交有足够的厚道与善意，但当豺狼当道，饿狼来袭时，中国的外交官必须与狼共舞，保家卫国。”

“若有所失”和“保家卫国”的提法，发人深思。

关于“印太战略”，中国外长表示：美国的“印太战略”标榜自由开放，实际上拉帮结伙，搞各种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号称维护地区安全，实际上挑起对抗，策划“亚太版北约”;宣扬促进地区繁荣，实际上是搞“脱钩断链”，破坏地区一体化进程。美国公开声称要塑造中国的周边战略环境，这恰恰暴露了“印太战略”围堵中国的真实目的。在这里，中国外长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敌对性给予了明确的定义。

而对中美关系现状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外长自信地表示：“有人担心中国经济的前景，我认为大可不必，近期一些国际机构已经纷纷上调了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我们自己的预期也是在5%左右，这将远远高于其他主要的经济体。过去一年，中国吸引外资增长了8%，引资规模居全球前列。”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中国外长做出上述愤怒宣示的前一天，中国领导人在看望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全会的民建、工商联委员时表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他说，面对国际国内环境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必须做到“团结一致、敢于斗争”。有鉴于此，中国外长上述发言的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

对中国外长的上述发言，国际舆论的普遍反应却是：这表明中国不会在中美问题上做出让步，“预计美中情况会进一步恶化”，以及“我们(美国)在美中关系中正进入一个更加危险的时期”。

中美关系两种前景

中国已经对美国的对华行为给予了定性，而从目前美国的反应来看，未来中美关系将面临两种前景：如现在中国所描述和定性的那样，继续敌对下去;双方调整、维系这种关系，最终找到这种关系共存的法则和道路。

目前白宫对中国外长记者会的答复仅仅是：美国不寻求冲突，美中关系没有变化。随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美国正对中国称美国压制中国的观点进行反击，美国不希望将这两个经济体分开;“我们不寻求遏制中国或者发动新的冷战”。这意味着，美国不承认或者驳回了中国的观点，但美国在对华行为上却依然照旧，不会调整，至少暂时如此，主要是在高技术上封锁中国，在地缘政治上遏制中国。按照中方外长记者会的观点，这就是：对中国继续敌对下去。

至于中美对双边关系进行调整，特别是寻找双边关系的共存法则和道路这一点，现在基本看不到这种迹象。可能美国还要先观察一段，然后再决定是否有调整对华政策的必要。这可能需要时间，甚至需要一轮乃至多轮的敌对和冲突，双方才能有实际需要，冷静地坐下来讨论。

但无论如何，与上述现实相关的、未来中国发展的一种态势却很值得观察：

资深投资策略师罗奇3月7日对CNBC的“欧洲银行”节目表示：随着俄罗斯和中国与西方国家相脱离，全球经济秩序中“美国的霸权现在已经分裂”。而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也因此“发生了永久的变化”，北京非常清楚，美国将通过扩大“技术差距”来削弱其全球影响力，罗奇预计这种差距将从目前的5年扩大到10年至20年左右。结果北京将被迫向内发展，实现其增长雄心。他说：“中国现在知道，如果要实现增长，就必须在国内实现。”

罗奇表示：“我认为中国现在必须走的路是动员自己的群众花他们的钱，相信政府，而不是积累多余的储蓄。”

来源时间：2023/3/9   发布时间：2023/3/9

旧文章ID：294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