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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长秦刚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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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外交部网站

2023年3月7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梅地亚中心举行记者会,外交部长秦刚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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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刚:各位记者朋友,上午好,很高兴同大家见面。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将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下面,我愿回答大家的提问。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国内外对今年的中国外交充满期待。您能否介绍今年中国外交特别是元首外交会有哪些重点和亮点?作为新任外长,您对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国外交有何展望?

秦刚: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外交规划了顶层设计,明确了使命任务,作出了战略部署。当前,国内新冠疫情形势好转,中外交往有序恢复,中国外交已经按下“加速键”,吹响“集结号”。

我们将以元首外交为引领,特别是全力办好首次“中国+中亚五国”元首峰会和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两大主场外交,不断展现中国外交的独特风范。

我们将以维护核心利益为使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决反对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和遏制打压,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我们将以伙伴关系为依托,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广,新朋友越来越多,老朋友越来越铁。

我们将以开放发展为目标,服务国内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反对“脱钩断链”,反对单边制裁,维护开放包容的世界经济,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我们将以多边主义为路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贡献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我们将以外交为民为理念,始终将海外中国同胞的冷暖安危放在心头,将外交为民的责任担在肩上,加强对海外中国公民和机构的服务和保护,使中外交往更安全、便捷。

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动荡与变革交织,团结与分裂碰撞,机遇与挑战并存。新征程上的中国外交,是充满光荣梦想的远征,是穿越惊涛骇浪的远航。惟其艰巨,更显荣光。我们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践行习近平外交思想,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迎难而上,勇于担当,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书写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篇章。

埃及《鲁兹尤素福》杂志记者: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给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道路,给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以启迪。您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具有什么意义?

秦刚:的确如你所说,中国式现代化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热词。一个拥有十四亿多人口的国家整体迈入现代化,这将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具有巨大的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也给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重要启示,我想至少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独立自主。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行得通,就是因为它立足中国大地,植根中国文化,契合中国实际。中国的成功发展充分证明,各国完全有权利也有能力选择自己的道路,将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二是人民至上。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让人民不仅物质上富足,而且精神上富有。服务少数国家、少数人不是现代化,富者越富、穷者越穷不是现代化,精神空虚、失德失序也不是现代化,各国人民都应有平等发展、追求幸福的权利。

三是和平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一不靠战争,二不靠殖民,三不靠掠夺,我们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一条有别于西式现代化的崭新道路。

四是开放包容。人类的现代化不应孤芳自赏,而应百花齐放,尊重各国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彼此交流互鉴,精彩绽放,美美与共。

五是团结奋斗。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充分证明,一盘散沙没有希望,团结奋斗才有力量,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如果像有的国家那样政党纷争,只说不做,朝令夕改,再好的蓝图也只是画饼充饥、空中楼阁。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是世界和平、正义、进步力量的壮大。我们希望也相信,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将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梦想成为现实。

俄罗斯塔斯社记者:您如何看待俄中关系发展走向?俄中关系能否为国与国关系提供新范式?中国国家主席是否将于两会后访俄?未来俄中贸易是否可能放弃使用美元或欧元?

秦刚:你提到大国关系范式,这是观察中俄关系一个很好的视角。大国交往,是搞封闭排他的集团政治,还是坦坦荡荡的君子之交?中俄成功走出了一条大国战略互信、邻里友好的相处之道,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

有的国家习惯用冷战结盟的滤镜看中俄关系,看到的不过是自己的倒影。中俄关系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基础上,既不对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也不受任何第三方的干扰和挑拨。中俄携手,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就有了动力,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就有了保障。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俄关系越应稳步向前。

元首交往是中俄关系的指南针和定盘星。我们相信,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必将在更高水平上不断前行。

至于你提到中俄贸易中用什么货币?答案很简单,什么货币好用、安全又信得过,就用什么货币。国际货币不应成为单边制裁的杀手锏,更不应成为霸凌胁迫的代名词。

《人民日报》记者: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受到各国普遍欢迎。请问中方在加强和完善全球治理方面打算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采取哪些举措?

秦刚: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世界怎么了?我们该怎么办?人类再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习近平主席从世界、历史和人类的高度指明了全球治理的人间正道。新时代十年,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倡议和主张,包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全人类共同价值、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这些理念的核心,就是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人类命运与共,国际社会要团结合作。团结合作可以战胜新冠疫情,可以应对气候变化,可以化解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迈向全球治理的道路并不平坦。中国古人讲:“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古人还讲“道私者乱,道法者治”。古人的智慧告诉我们,全球治理要守法,要遵循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国际法精神;要秉持公平公理,反对霸权私利;要坚持同舟共济,不搞分裂对抗。发展中国家占世界人口总数的80%以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70%。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有过上更好日子的权利,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事务中应该享有更大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国将始终坚持胸怀天下,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您曾写道“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攸关两国人民和我们星球的前途命运”。鉴于美中利益分歧不断扩大,还有可能发展健康稳定的美中关系吗?您打算如何使之成为可能?除了中国的核心利益,您是否也考虑过美国的核心利益?

秦刚:前段时间中美关系发生了无人飞艇事件。这完全是一起因不可抗力导致的偶发意外事件,事实和性质都很清楚,连美方也认为不构成现实威胁。然而,美方却违反国际法精神和国际惯例,有罪推断,过度反应,滥用武力,借题发挥,制造了一场本可以避免的外交危机。

从偶然中可以看到必然,那就是美国对华认知和定位出现了严重偏差,把中国当成最主要对手和最大地缘政治挑战。第一粒纽扣扣错了,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完全脱离了理性健康的正轨。

美方声称要“竞赢”中国但不寻求冲突。但实际上,美方的所谓“竞争”,就是全方位遏制打压,就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美方口口声声说要遵守规则,但如同两位运动员在奥运田径场上赛跑,一方不是想着如何跑出自己的最好成绩,而总是要去绊倒对方,甚至想让对方参加残奥会,这不是公平竞争,而是恶意对抗,犯规了!美方所谓要给中美关系“加装护栏”“不冲突”,实际上就是要中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这办不到!如果美方不踩刹车,继续沿着错误道路狂飙下去,再多的护栏也挡不住脱轨翻车,必然陷入冲突对抗。谁来承担其灾难性的后果?!这样的竞争,就是以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乃至人类前途命运为赌注的豪赌,中方当然坚决反对。美国有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豪情,也要有容得下别国发展的雅量。遏制打压不会让美国变得伟大,更阻挡不了中国迈向复兴的步伐。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攸关世界前途命运。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我也注意到,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对当前中美关系深感忧虑,他们纷纷呼吁美方奉行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

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热情、友善、淳朴,都追求幸福生活、美好世界。我在美国工作的时候,洛杉矶长滩港码头工人告诉我,全家老小的生计依靠同中国的货运贸易,美中两国要共同繁荣。艾奥瓦州的农民告诉我,世界上还有许多饥饿的人,他要多种粮食。大学校长们告诉我,科技进步要靠国际交流,科技脱钩是双输、多输。明尼苏达州英华学院的小学生获得“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冠军,她用流利的汉语告诉我,她学汉语,是因为喜欢中国。每当我想起他们,我就想,决定中美关系的,应该是两国的共同利益、共同责任和两国人民的友谊,而不是美国的国内政治和歇斯底里的新麦卡锡主义。

中方将始终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我们也希望美国政府认真倾听两国人民的声音,消除“威胁膨胀”的战略焦虑,摒弃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拒绝“政治正确”的无端绑架,兑现承诺,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探索出既有利于两国、又造福世界的中美正确相处之道。

凤凰卫视记者:美国一些智库和官员炒作中美可能于2027年或2025年因台湾问题爆发冲突,还有媒体爆料称,美方已制定“摧毁台湾”计划。您怎么看当前台海局势?您认为中美在台海发生冲突的风险有多大?

秦刚:我知道今天肯定要问到台湾问题,特别带来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首先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里的两句话:“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任何外国都无权干涉。最近美国高官声称台湾问题不是中国内政,对此我们坚决反对并保持高度警惕。

对于两岸来说,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作为骨肉同胞,我们将继续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同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中国《反分裂国家法》对此规定得很明确。如果出现了违反该法的情况,我们必须依宪依法行事。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跨越的红线。台湾问题之所以产生,美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之所以同美国谈台湾问题,是要求美方不要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人民有权问:为什么美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大谈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却在中国的台湾问题上不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什么一边要求中国不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一边却长期违反“八·一七”公报向台湾售武?为什么一边口口声声说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一边却暗地里制定了所谓“摧毁台湾”的计划?

“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台海和平稳定的真实威胁是“台独”分裂势力,定海神针是一个中国原则,真正护栏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中美关系地动山摇。如果美方真的希望台海风平浪静,就应该停止“以台制华”,回归一个中国原则的本源本义,恪守对中国作出的政治承诺,明确反对和制止“台独”。

《环球时报》记者:俄乌冲突已持续一年多,近来一些美西方舆论要求中方不向俄提供致命性援助,渲染“中国特殊责任论”。您对此怎么看?

秦刚:乌克兰危机本是一场可以避免的悲剧,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教训惨痛,值得各方深刻反思。

乌克兰危机有着复杂的历史经纬和现实原因,本质是欧洲安全治理矛盾的大爆发。我们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作出判断。在和平与战争之间,选择和平;在对话和制裁之间,选择对话;在降温和拱火之间,选择降温。中国既不是危机的制造者,又不是危机的当事方,也没有向冲突的任何一方提供武器。凭什么向中国甩锅推责,甚至制裁、威胁?我们绝不接受!

前几天,我们发布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提出尊重各国主权、摒弃冷战思维、停火止战、启动和谈等12条主张,核心就是劝和促谈。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劝和促谈的努力一再遭到破坏,似乎有只“看不见的手”推动冲突延宕升级,试图以乌克兰危机来服务某种地缘政治图谋。

当前,乌克兰危机到了紧要关头,要么停火止战,恢复和平,走上政治解决的轨道,要么火上浇油,扩大危机,拖入失控的深渊。冲突、制裁、施压解决不了问题,现在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对话,和谈进程应尽快开启,各方合理安全关切都应得到尊重,从而找到实现欧洲长治久安之策。

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记者:今年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近年来,美国、欧盟也出台了一些全球基建计划。您认为这些倡议和计划之间有竞争关系吗?对有人质疑“一带一路”可能导致“债务陷阱”,您怎么看?

秦刚:“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发起、各方共建、世界共享的优质公共产品,优在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因为优质实用,所以广受欢迎,迄今已吸引了世界上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参与其中。

倡议已经提出十年了,从当初的蓝图变成今天的实景,化作了各国发展的实效,百姓民生的实惠。十年铺就了共同发展的康庄大道,留下了一个个“国家地标”“民生工程”“合作丰碑”。10年里,倡议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形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为沿线国家创造42万个工作岗位,让将近4000万人摆脱贫困。中老铁路让老挝从“陆锁国”变成“陆联国”。斯里兰卡普特拉姆电站点亮了万家灯火。蒙内铁路拉动了当地经济增长超过2个百分点。“鲁班工坊”帮助20多个国家的年轻人掌握了职业技能。中欧班列迄今已开行65000列,是联通亚欧的“钢铁驼队”,是运送防疫物资的“健康快车”。今年,中国将以主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契机,与有关各方一道,推动“一带一路”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一带一路”是务实开放的倡议,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在合作中我们有商有量,在交往时我们有情有义。对于其他国家的倡议,只要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我们都欢迎;只要不夹带地缘政治的私货,我们都乐见其成。

所谓“债务陷阱”,这个“帽子”无论如何不能扣到中国头上。据统计,在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中,多边金融机构和商业债权人占比超过八成,这才是发展中国家债务压力的最大来源。特别是去年以来,美国以前所未有的幅度急速加息,各国资金纷纷外流,使有关国家的债务问题雪上加霜。

中国一直致力为相关国家纾困解难,在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中贡献最大。中方将继续以建设性态度参与国际债务问题的解决,同时我们也呼吁其他各方共同行动、公平分担。大家坐下来商量,办法总会比问题多。

日本广播协会记者:今年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5周年。目前,日中在政治、经济、安全保障等领域立场仍存在明显分歧。中国新一届政府打算构建怎样的日中关系?

秦刚:中日一衣带水,构建新时代中日关系,我认为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言而有信。45年前,两国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首次以法律形式确认了中日关系发展的原则和方向。这个条约,连同中日间其他三个政治文件,构成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根基,尤其是“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重要政治共识,应该严格遵守,说了就要做到。

第二,要以史为鉴。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中华民族造成深重伤害,至今依然隐隐作痛。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日方也不应忘记。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中方始终以善意对待日本,希望睦邻友好。但如果日方有些人不是以邻为伴,而是以邻为壑,甚至参与遏制中国的“新冷战”,那么两国之间就是旧伤未愈,又添新痛。

第三,要维护秩序。现在一些日方领导人也在大谈所谓的秩序,那我们就要掰扯掰扯,这个秩序到底是什么。今天的国际秩序建立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基础之上,是3500万中国军民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一切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正义的历史修正主义,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明确规定反对霸权主义,条约精神在当下具有现实意义。

第四,要互利共赢。中日优势互补、互有需要。我们应坚持市场原则和自由开放精神,加强合作,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动力和活力。

最后,我要说一件事情。日本政府决定将福岛核污染水排入大海。这不是日本一家的私事,而是关系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大事。我们敦促日方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理好这一问题。

新华社记者:美国声称要“塑造中国周边战略环境”,一个重要抓手就是“印太战略”。不少地区国家因此受到很大压力。有评论称,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加,地区国家“安全上靠美国,经济上靠中国”难以持续。您对此怎么看?

秦刚:美国的“印太战略”标榜自由开放,实际上拉帮结伙,搞各种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号称维护地区安全,实际上挑起对抗,策划“亚太版北约”;宣扬促进地区繁荣,实际上要“脱钩断链”,破坏地区一体化进程。

美国公开声称要“塑造中国周边战略环境”,这恰恰暴露了“印太战略”围堵中国的真实目的,其最终结果只会冲击以东盟为中心开放包容的地区合作架构,损害地区国家的整体和长远利益,注定走不远、行不通。

我注意到最近不少地区国家领导人表示,东盟不能成为任何外部势力的代理人,不能陷入大国博弈的漩涡。亚洲应该成为合作共赢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棋盘。任何冷战绝不容在亚洲重演,乌克兰式的危机绝不容在亚洲复制。

至于说安全上、经济上要靠谁?我的看法是,还是要同舟共济,患难与共,共谋安全,共促发展,共筑更加紧密的周边命运共同体。

有人担心中国经济前景,我认为大可不必。近期,一些国际机构纷纷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我们自己的预期也是在5%左右,这将远远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过去一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增长8%,引资规模居全球前列。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和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即将举行,今年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也将举办,据我了解,前来参会的各国企业家争先恐后。最近,我和多位地区国家的外长交流,大家期待最大的就是发展,谈论最多的就是合作。我相信,中国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新发展格局,必将给各国特别是地区国家提供新的机遇。

澎湃新闻记者:去年底习近平主席出席首届中阿峰会、中海峰会并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今年2月中方接待伊朗总统访华。显然中国对中东地区的重视在上升。未来中国中东政策的重点是什么?

秦刚:中国和中东国家关系悠久,是好朋友、好伙伴。

在去年底召开的首届中阿峰会上,中阿双方一致同意全力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合作。上个月,伊朗总统莱希成功访华,双方一致同意深化发展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

中国支持中东国家战略自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东国家内政。中国将继续主持公道,支持中东国家通过对话协商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中国完全尊重中东国家主人翁地位,不会去填补所谓“真空”,也不搞排他小圈子。我们愿做中东安全稳定的促进者、发展繁荣的合作者、团结自强的推动者。

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有人认为,您被任命为外长是中国抛弃“战狼外交”、采取一种更加柔和的外交方式的体现。中国真的“偏离”了以往被视为强硬的标签吗?

秦刚:你提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记得我刚到美国任大使时,美国的媒体惊呼,“中国战狼”来了。现在我回来当外长,又不给我这个称号了,我还真若有所失。其实,所谓“战狼外交”就是一个话语陷阱,制造这个话语陷阱的人,要么不懂中国和中国外交,要么无视事实,别有用心。

两千多年前,孔夫子就说过,“以德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中国外交有足够的厚道与善意,但当豺狼挡道、恶狼来袭,中国的外交官必须“与狼共舞”,保家卫国。

法新社记者:鉴于过去几个月中美关系紧张,中方是否计划加强与欧盟的政治和商贸关系?

秦刚:中欧是两大文明、两大市场、两大力量。中欧开展交往完全是基于彼此战略利益独立作出的选择。中欧关系不针对、不依附也不受制于第三方。

不管形势如何发展,中方始终视欧盟为全面战略伙伴,支持欧洲一体化。我们希望欧洲经历了乌克兰战火的磨难,痛定思痛,真正实现战略自主、长治久安。

我们愿同欧方一道,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克服各种干扰和困难,不断深化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和正能量。

《中国日报》记者:我们报社开展了“你的关注,外长来答”的征集活动。很多青年人关注中国国际形象和国际话语权问题。您认为应当如何向国际社会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青年人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秦刚:首先感谢《中国日报》开设了这样一个平台,能够拉近民众,特别是青年人与中国外交的距离,也感谢广大青年朋友对外交工作的关注支持。我认为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对中国青年有这样的情怀和眼界感到欣慰。中国人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习近平总书记说过,青年代表希望,青年创造明天,青年要在参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展现青春活力。

当今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比以往更容易“上热搜”、被围观,但我们手中的麦克风还不够多,音量还不够响,舞台上还有不少“麦霸”,关于中国的噪音、杂音还不少。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当代中国青年义不容辞。

青年要自信,中华五千年的文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成就赋予我们自信的底气。希望青年在实践锻造中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平视这个世界,与世界平等地对话,拿出中国青年的视角,发出中国青年的声音,展示中国青年的风采。

青年要进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青年奋勇争先,顽强拼搏。如果说西方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的序曲,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步才是人类现代化的交响,中国青年奋斗逐梦则是这部交响曲中最跳动、最美妙的音符。

青年要开放,要胸怀天下,走出去博采众长,交流互鉴,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世界,用自己的话语解说中国,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文化。

欢迎更多青年朋友投身中国外交,在风云际会的时代谱写壮丽的青春之歌!

秦刚最后表示,明天是国际劳动妇女节,我在这里向参加两会的女代表、女委员、女记者和女同胞们致以节日的问候!祝大家节日快乐,万事顺意!

记者会历时1小时50分钟。

来源时间:2023/3/8   发布时间:20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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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时强调:正确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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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新华社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时强调

正确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参加看望和讨论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6日下午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他强调,党中央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要引导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正确理解党中央方针政策,增强信心、轻装上阵、大胆发展,实现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即将来临之际,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参加全国“两会”的女代表、女委员、女工作人员,向全国各族各界妇女,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女同胞、海外女侨胞,致以节日的祝贺和美好的祝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主席团会议主持人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丁薛祥参加看望和讨论。

联组会上,曾毓群、解冬、刘振东、陈小平、谢茹、孙东生等6位委员,围绕占领全球新能源产业制高点、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更好条件、促进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乡村产业振兴、进一步发挥民营经济优势和活力等作了发言。

习近平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很高兴来看望全国政协民建、工商联界委员,同大家一起讨论交流。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在座的各位委员,并向广大民建、工商联成员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向广大政协委员,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2022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为重要、极为关键的一年。在国际环境风高浪急和国内面临多重超预期因素冲击的情况下,经过全体人民团结奋斗、顽强拼搏,我们办成了几件事关重大、影响长远的大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共产党胜利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我们克服新冠疫情等困难挑战,如期安全顺利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我们动态优化调整防控政策措施,较短时间实现了疫情防控平稳转段,新冠病亡率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取得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我们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全球通胀达到40多年来新高的情况下,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全年经济增长3%,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是很高的。这些成绩的取得,实属不易。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九大以来的5年,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5年。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急剧变化,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显著增多,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同时国内也面临新冠疫情反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等多重困难。我们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迎难而上,沉着应对,不信邪、不怕压、不避难,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2%,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5年来的成就,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也凝聚着广大政协委员的贡献。

习近平强调,面对国际国内环境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必须做到沉着冷静、保持定力,稳中求进、积极作为,团结一致、敢于斗争。沉着冷静、保持定力,就是要冷静观察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动,沉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既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及时优化调整战略策略,又保持战略定力,咬定青山不放松,不为各种风险所惧,朝着既定的战略目标,坚定不移向前进。稳中求进、积极作为,就是大方向要稳,方针政策要稳,战略部署要稳,在守住根基、稳住阵脚的基础上积极进取,不停步、能快则快,争取最好结果。团结一致、敢于斗争。力量源于团结。这些年来,我们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接踵而至,大仗一个接一个,每一仗都是靠全体人民团结奋斗、顽强斗争闯过来的。未来一个时期,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峻。只有全体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同舟共济、众志成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不断夺取新的更大胜利。

习近平指出,民营经济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我们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予支持,在民营企业遇到困惑的时候给予指导。要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制度障碍,依法维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提振市场预期和信心。要积极发挥民营企业在稳就业、促增收中的重要作用,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支持平台企业在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要把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落到实处,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排忧解难,让他们放开手脚,轻装上阵,专心致志搞发展。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引导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正确理解党中央关于“两个毫不动摇”、“两个健康”的方针政策,消除顾虑,放下包袱,大胆发展。

习近平强调,高质量发展对民营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民营企业要践行新发展理念,深刻把握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的不足和面临的挑战,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坚守主业、做强实业,自觉走高质量发展路子。有能力、有条件的民营企业要加强自主创新,在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成果转化中发挥更大作用。要激发民间资本投资活力,鼓励和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项目建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要依法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有效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各类所有制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竞相发展的环境。

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都必须担负促进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民营企业家要增强家国情怀,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强先富带后富、促进共同富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民营企业要在企业内部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推动构建全体员工利益共同体,让企业发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全体员工。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要筑牢依法合规经营底线,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积极参与和兴办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做到富而有责、富而有义、富而有爱。

石泰峰、何立峰、郝明金、高云龙等参加联组会。

来源时间:2023/3/8   发布时间:2023/3/6

旧文章ID:29462

中美应当推进人工智能合作而非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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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成昊、赵宇琪  来源:中美聚焦

2023年2月15日至16日,由荷兰主办的“军事领域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峰会在海牙举行,包括中美在内的60多个国家支持一项“行动呼吁”,尤其是在“军事领域”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从而达成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领域的宝贵共识。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速,伦理和安全治理问题随之涌现,亟需各国共同推进“负责任”地使用这项技术。中美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参与者,引领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应用,双方的共识与合作至关重要。

然而,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持续深化,不仅升级对华制裁,还出台《芯片与科学法案》,不断挤压中国获取人工智能技术相关资源的空间,扩大中美竞争面,挤压两国合作面。在这一大背景下,中美更应思考如何超越政治分歧,关注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研发和应用,推动“AI向善”,这样才有可能使人工智能技术成为中美关系的合作点而非竞争点。

目前,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快速发展。在顶层设计方面,两国都从国家战略高度规划人工智能发展,并投入大量战略资源。在产业链方面,美国拥有全球最多的人工智能企业和最大的融资体量,企业覆盖产业链各个环节,尤其是基础层和技术层的架构比中国更完整。在成果转化方面,两国的侧重点不同,美国公司注重机器学习、语音识别和合成处理,而中国公司更注重支付、视频图像信息处理和智能搜索。

结合中美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及顶层设计,两国下一阶段可以在伦理与安全治理、监管原则与共同标准、人才培养与交流三个领域探索合作。

在伦理与安全治理方面,中美已经在“军事领域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达成一定共识,迈出重要一步,后续应继续扩大合作基础。人工智能技术的日益普及和自动决策技术的发展可能会放大设计者的固有偏见,导致误解和误判。这种歧视性的算法如不能得到妥善处理,会在求职、庭审和资质审查等应用场景中带来诸多人权和平等问题,如算法歧视、数据隐私泄露和科技贫困。

例如,近期大热的聊天机器人ChatGPT就带来极大争议。ChatGPT是一个生成型预训练变换模型(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GPT),属于技术层的自然语言处理环节(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能够基于输入模仿人类的聊天行为,自动生成回答,为用户“排忧解难”,标志着文本类人工智能进入新阶段。然而,学界和教育界对此争议颇多,包括担心滥用、学生作弊和学术不端问题,目前香港大学已经宣布禁用ChatGPT。从这一点出发,中美应积极引导和管理本国企业规避人工智能应用中出现的伦理问题,并加强沟通,努力促成国际层面的共识。任何一国都不应鼓励本国企业与对方国家企业恶性竞争,滥用和误用人工智能技术。

在监管原则与共同标准方面,中美作为人工智能大国,应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加强国际合作,推广通用监管原则,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应用。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这一技术的未来发展不仅需要突破技术难关,还需要面对法律和制度层面的衍生问题,例如部署安全、开发人员义务和权利、最终用户权利和开发标准。此外,鉴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离不开数据的获取、存储、分析、复制和传播,如果规则与制度建设缺位,则“隐私”问题可能成为一颗“定时炸弹”。

在人才培养与交流方面,中美两国应逐步恢复和扩大合作。随着各国旅行限制的取消,疫情因素不再成为人员往来的壁垒,逐步恢复和扩大人才交流是大势所趋。斯坦福大学发布的《人工智能指数2022》(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ex Report 2022)显示,2010年到2021年,中美在人工智能出版物方面的合作数量增加了5倍,位居全球榜首,两国的合作一直处于上升趋势。

然而,目前美国单方面鼓吹对华战略竞争,在新闻报道中渲染“中国威胁”,而鲜有提及中美在科学和具体学科领域的科研合作,这意味着大国竞争的叙事很可能导致一些合作实例和细节遭到忽视。如果这些合作的苗头被视而不见,那么人工智能作为一项可以改变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技术,将成为双边关系的又一个“角斗场”而非“合作点”。

2022年11月,中国发布《中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立场文件》,指出中国始终致力于在人工智能领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倡导“以人为本”和“智能向善”理念,主张增进各国对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理解,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更好赋能全球可持续发展,增进全人类共同福祉。为此,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应回归技术本身,而不是沦为大国竞争的牺牲品、新战场,否则将无法发挥出造福人类的作用。

仅用竞争状态来定义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关系是片面的,在零售、金融、制造业、自动驾驶和远程医疗等具体应用中,中美可以形成合作和共赢的关系。在一个可供双方制造商共同使用的标准化操作系统下,两国企业可以共享和访问更多数据,并共同开发更大市场,放大比较优势,促进形成循环经济,并最终实现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

来源时间:2023/3/8   发布时间:2023/3/4

旧文章ID:29461

拜登下注产业政策促美国经济转型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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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编者按:

美国总统拜登在执政前两年先后签署了三份大型的产业政策立法:《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Jobs Act),《芯片和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 of 2022),以及《通胀削减法案》(IRA)。这三份法案都体现出拜登政府将美国经济转型、重振本土制造业视为重要任务。2023年2月28日,美国商务部官网发布《芯片法案》的补贴申请程序细则,标志着527亿美元的芯片产业补贴的申请流程即将开始。其中390亿美元将用于激励半导体产业发展,132亿美元将用于研发和发展劳动力,5亿美元用于加强全球供应链韧性。近日,美国对外政策和政治专家布莱恩·卡图利斯(Brian Katulis)在《自由爱国者》(the Liberal Patriot)网站上撰文称,拜登政府芯片投资计划的执行将面临一定障碍,若美国想要切实落实上述计划,就需要颁布更加注重细节的政策,更关注美国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甚至可以通过改革移民政策鼓励更多外国人来美国就业,以缓解美国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近期,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Jill Biden)宣布拜登将在2024年寻求连任,完成其还未完成的工作。同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阵容也在逐步扩大。许多媒体和总统候选人仍在关注文化战争,利用美国民众之间的分歧谋求政治利益。例如,在俄亥俄州的火车脱轨事件中,两党相互指责,而真正受影响的当地居民并没有获得重视,只被当作两党争斗的工具。其实,美国民众仍然最关心自己的经济福利和基本安全,这才是真正与大多数美国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

拜登对美国经济的投资未能引起民众的共鸣

经济安全是美国民众最关切的议题。拜登在执政前两年提出了三项立法,对高科技和清洁能源的领域投资至少达到2万亿美元,意图重新塑造美国的经济。这些大规模的投资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生效。当地时间2月23日,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在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发表演讲,表示美国将在2030年前建立至少两个尖端半导体制造集群,美国商务部将逐步开放企业申请资金的程序。

由于这些投资才刚刚开始,因此预计不会立即产生政治影响。近期,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联合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民众认为拜登没有创造就业机会(尽管拜登在任期前两年里创造了1200万个就业机会),没有改善国家的道路和桥梁(尽管美国在2021年通过了1.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也没有让电动汽车变得更加优惠。

投资建设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政府需要说明这些具体的投资将如何改善美国工薪阶层的生活。明确的表态可能决定拜登是否能获得连任。

投资将面临诸多障碍

2万亿美元的投资计划中有很多机会可以重塑美国的经济,但在实施过程中会伴随着巨大的挑战。

首先,在实施《芯片和科学法案》时,最显著的挑战在于该法案是否以有利于美国工薪阶层的方式执行,而不是让积极游说的大型企业从中获益。美国政治经济的强大,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国对市场经济规则的取舍,但这一体制近几十年来削弱了美国中产阶级工薪阶层。美国可以借鉴其他西方国家的模式,在公共与私营部门之间建立新的平衡。

其次,美国《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同样面临挑战,例如美国在国内的供应链是否有足够的工人和建筑材料,是否能以足够快的速度修建道路和桥梁。据估计,目前美国缺少将近50万名建筑工人,美国可以通过移民政策改革的方式鼓励更多工人来美国就业。此外,该法案中“购买美国货”的条款虽然受到了近四分之三美国人的欢迎,但实际上可能会减缓法案的实施速度;美国提出的“友岸外包”战略也需要实质性的行动。

最后,《通胀削减法案》旨在让美国成为一个绿色能源大国,并且让美国在未来几十年内可能出现的能源转型中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该法案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让不同的司法管辖区重新规划并批准所有项目的许可证。

美国将如何落实这些投资

首先,需要颁布大量注重细节的政策并落到实处,以改善普通美国民众的生活。政策的实施需要与私营部门合作,共同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保证分配的资金得到合理使用。

其次,美国需要建立一个公共传播的策略,确保美国民众相信这些投资的价值,以及这些投资将如何以切实的方式改善他们的生活。

最后,拜登政府应着重关注美国工人阶级。此前,美国工人觉得自己在全球化中被落下了。现在美国可以在全球提出一项富足议程(an abundance agenda),并和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以及那些尊重工人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国家,建立一个共同的安全议程。

文章摘译自《自由爱国者》通讯网站文章Biden’s Big Bet on Transforming America’s Economy。

来源时间:2023/3/8   发布时间:2023/3/8

旧文章ID:29460

台积电高层泄露的微妙信息, 揭开“美国制造”高歌猛进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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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导读:近期,台积电美国制造的成本问题受到各方关注。根据台积电财务部门的估计,在美国生产芯片的成本可能是台湾工厂的4到5倍,而台积电计划通过加价来对增加的成本进行补偿。作为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标志性项目,台积电接受了美国政府根据《芯片与科学法案》提供的高额补贴,但客观事实可能说明补贴并不足以弥补“美国制造”产生的更高成本。本文简明地阐述了这部分高额成本的来源。

以台积电为例,美国制造导致的增加成本主要有三类:人员、监管和知识技能。人员成本增加是因为美国的薪水、福利政策以及工会制度,导致美国工人薪水高且难管理。监管成本增加是美国多层级政府系统带来的,美国政府在台积电案例上已经给予了诸多方便。知识技能成本则来源于美国制造业多年流出制造的空缺,台积电为了保证建厂后有足够的合格工人,提前招聘600多人前往台湾进行超过1年的培训,并计划从台湾再派遣600多人。而这种技术人员的短缺不是台积电一家的问题,在非“战略性”、低技能、低利润的行业中更加普遍存在。台积电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可以通过加价,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客户厂商,再由其客户转嫁给消费者,其他产业却并没有这样的优势。

作者提出:美国把纳税人的钱优先分配到已有产业的冗余建设而非技术创新上,是否值得?而更长远的问题在于,美国当前以地缘政治建立的“友岸”联盟,必须在经济上现实可行,否则,“友岸外包”同样也可能使“朋友”转化为竞争对手。本文为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新媒体项目“关键产业创投生态”的编译成果,文章原刊于网络杂志Noema,仅代表作者观点。

去全球化的代价

文|Kevin Xu

翻译|述垚、谈行藏

来源|Noema

去年12月,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晶圆厂举行首批机台设备到厂典礼,1987年创建台积电的张忠谋将这一事件称为“开端的结束”(end of the beginning)——它意味着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投资400亿美元建厂的开端阶段告一段落,但也同时暗喻去全球化的开端阶段告一段落。尽管多年来,去全球化、友岸外包、产业回流的浪潮已经越来越强,但台积电进军美国是这一重要转变的标志性时刻。

正如张忠谋所言,“全球化几乎已经死亡。自由贸易几乎已经死亡。而很多人仍然希望它们能回来,但我真的不认为在短期内它们有回归的希望。”

正如克里斯·米勒在《芯片战争》一书中所记录的那样,早在“全球化”成为老生常谈之前,芯片产业就已经是全球化的了。台积电也许比其他任何公司都更能体现全球化的所有力量——从自由贸易和超专业化到建立在假定的地缘政治稳定感之上的国际供应链。全球化顺风顺水时,这些力量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没有太多的摩擦或障碍,推动像台积电这样的公司取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

现在,台积电身处反向趋势的中心,它在亚利桑那州建厂也成为一个案例,说明友岸外包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去全球化到底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这家芯片制造巨头在其2022年第四季度财报中披露了其中一些细节。

头条消息是,台积电美国工厂的成本可能是其台湾同行的四到五倍。

让我们抽丝剥茧,了解这个看似天文数字的新成本从何而来,为什么以及谁将承担这个成本。由此可以推断出台积电的经验,以加深我们对其他战略产业的理解,这些产业将以类似的方式受到去全球化和友岸外包化的影响。

1、美国建厂的高价成本从何而来?

在财报电话会议上,台积电的首席财务官黄仁昭被反复问及亚利桑那州和台湾的成本差异。他的回答是:

我们不能透露台湾地区和美国之间成本差距的具体数字。我们可以透露的是,成本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建筑和设施的建设成本,美国工厂的建设费用可能是台湾地区的4到5倍。高昂的建设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许可证成本、职业安全和健康法规成本、近年来的通货膨胀成本以及人员和学习曲线成本。

黄仁昭还指出,这种成本的增加将持续“好几年”;这绝不是一次性成本或临时问题。进一步解读黄仁昭的说法,这种成本主要分为三类:人员、监管和知识。每一类都有自己的原因和细微差别。

2、人员

人员成本也许是最容易理解的,尽管它也有一些独特的“美式”因素。在亚利桑那州建设和运营工厂将使台积电在工资、福利和劳资关系方面承受更高的劳动力成本。美国软件工程师的工资中位数高出台湾地区3倍,雇主承担的医疗、保险和退休金等社保支出则高出25-30%。尤其在医保方面,台积电将面临令人震惊的现实挑战——台湾地区有着世界上最具成本效益的医疗保健系统之一,而美国肯定不是这样。

关于劳资关系,与大多数制造业不同,半导体制造业历来是反工会的。这也是芯片制造转移到亚洲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在美国设厂的做法有可能重新唤醒工会的幽灵或面临处理集体谈判的需要,这两种情况都会产生额外成本。

劳动关系的相对优势和劣势在每个州都不同。一些州在法律上和文化上对工会更友好,另一些州则不然。亚利桑那州的工会工人比例排名第40位(译注:统计包括美国5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这是一个对工会不那么友好的州。这可能是台积电选择亚利桑那州作为其“美国之家”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俄亥俄州是英特尔计划投资200亿美元的建厂点,排名第13位,这是一个更支持工会的州。有趣的是,英特尔在亚利桑那州已拥有一家庞大的芯片制造厂(Intel’s Fab 42 in Chandler, Arizona),但却决定在俄亥俄州扩张。请记住,大多数这种以半导体为重点的友岸外包都是在一个公开支持工会的美国总统下发生的。一个工厂创造了多少“高薪的工会工作”,可能是英特尔、台积电或其他公司能从390亿美元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中获得多少的制造业奖励以补贴其投资的一个因素。

在美国的政治条件下,一个州对工会的友好程度,加上较高的工资和福利,是摆在赴美建厂的半导体企业面前的一套独特的美国式的昂贵权衡。

3、监管

更复杂的是无数的法律障碍,和众多的政府机构参与“监管”像台积电新工厂这样的大规模绿地项目(greenfield project,译者注:指跨国公司等投资主体在东道国境内设置的部分或全部资产所有权归外国投资者所有的项目,这类投资会直接导致东道国生产能力、产出和就业的增长)。

规模有多大?台积电在凤凰城北部收购了1000多英亩的土地,以容纳其在美国的蓝图。这片土地大到足以建造六座工厂(尽管现在只计划建造两座)。这片土地还有另一重设计意图,即拉近台积电的合作伙伴和供应商这个大联盟的物理空间,同时留出足够的空间来建造台积电认为必要的任何新道路、住房和其他建筑。目标是尽可能地重新建立一个和台湾地区相似的物理上紧密、操作上高效的生态系统,以适应高质量、高产能的芯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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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积电美国厂区规划。图源:互联网

张忠谋在2021年的一次演讲中解释了为何台湾地区半导体制造业的条件得天独厚。在众多优势中,他详细描述了台湾地区的高铁系统如何使成千上万的工人在新竹、台南和台中这三个台积电的制造中心之间灵活地部署。高铁可以在一天之内让大量工人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这使台积电有能力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人的生产力和产出,而不需要担心人才流失或员工减员,因为家庭没有搬迁的麻烦。

对亚利桑那州来说,重新创造这种环境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加州高铁的失败是一个警示故事。成本膨胀和进展放缓主要是由于州、地方和县级官员之间的交易,他们都将该项目视为政治致富的一个机会。

在联邦制系统中,治理被分成多个层次,每个层次都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这种分工产生了人为的低效率、繁文缛节和许多“监管俘获”的机会——监管者的行为是为了促进狭隘的特殊利益的商业或意识形态目标,而不是更广泛的公共利益。在大型开发项目集中执行的地方,如台湾地区和韩国,这种昂贵的官僚程序几乎不是一个大问题——两地成为芯片制造中心绝非巧合。

黄仁昭的回答提到了“许可证”和“职业安全和健康条例”的费用,这只是台积电必须跨越的合规障碍的一些例子,州、县和市政府的官员们都将在其中发挥作用。

明确地说,我并不反对运用监管工具来确保更健康的工作条件和更安全的建筑。为了获得这些保护和保证,承担一些监管成本是值得的交换。联邦制也有治理方面的好处,下级官员被授权做出对当地情况最合理的决定。

然而,驾驭复杂的官僚机构的成本往往是无形且难以量化的,但却可能成为进步的主要障碍。华盛顿方面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抚平这些障碍,无疑将加速台积电的发展势头,并更快地实现友岸外包的承诺。

4、知识

知识成本可以说是三类成本中最隐蔽和最难解决的。人员成本可以通过直接补贴或税收减免来改善,监管成本可以通过良好的游说或自上而下的政府协调来控制,但不存在任何政策捷径可以扭转几十年来的 "人才流失"。

黄仁昭极具外交技巧地将这一成本总结为 "学习曲线成本"。但是,在移机典礼上的讲话中,张忠谋谈这个问题的方式更加直白:“我们一年半前从这里雇用了近600名工程师,把他们送到台湾,让他们在台湾接受了一年到一年半的培训。同时,大约同样数量的台湾工程师也在台湾接受了培训。因此,在看到第一块晶圆之前,已经有一千多人正在接受培训。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说明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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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9年,美国制造企业中等技能岗位人才缺口。行业按顺序为:其他生产与制造;生产与作业一线管理;监管、测试、分类、采样、称重员;生产工人助手;电焊、切割、焊接、钎接;包边灌装作业与标准管理;产业机械工人;机械师。图源:deloitte insight

换句话说,台积电一直很难找到足够高质量的新员工,以至于它采取了折中方式:引进不太合格的工人并派遣他们到台湾接受长时间培训。而且它在台湾雇佣了同样多的工程师,经过同样的培训过程,再派往亚利桑那州,以进一步弥补知识差距。

讽刺的是,由于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工资差异,台积电支付更高工资的对象可能是资质较差的美国人,而不是台湾工人。虽然当市场对某些技能有需求时,更高的工资和更多的福利往往是合理的,但台积电面临问题是:为技能较差的工人支付更多的费用的同时,美国的工人仍然不够多。

张忠谋认为现在出现的这种知识成本是 “一个非常好的迹象”,唯一的原因是它至少纠正了他25年前第一次尝试建设台积电美国工厂时的错误。那时,同样的知识差距就已经存在了。25年后,它仍然存在,而且可能更糟糕。但至少台积电正在尝试预先解决这个问题。

这一成本也并不是半导体行业所独有,它是美国制造业的系统性问题。根据德勤和制造业研究所(Manufacturing Institute)共同完成的一项研究,美国制造业的整体技能差距可能会在2030年之前就导致有210万个岗位无人填补。接受调查的高管们都认为企业在填补非技能性初级职位和许多职能部门的中等技能职位方面存在困难。

至少在《芯片和科学法案》中,有132亿美元的资金专门用于研发和劳动力发展。美国目前迫切需要一个全国性的技能培训计划,以填补知识差距,从与半导体制造最相关的领域开始,并逐步延展。

5、谁来承担费用?

导致当下在美国做生意的成本急剧增加的许多因素是可以预测的。比较难预测的是谁将会承担这些增加的成本。我们先将台积电作为一个独立案例来观察,然后根据它的情况推断其他行业中“友岸外包”候选企业的境遇。

作为一个高度战略化行业的明显领导者,台积电拥有强大的杠杆和定价权。而且,它打算展示它的肌肉。在财报电话会议上,台积电首席执行官魏哲家和首席财务官黄仁昭都表示,公司计划提高价格,以补偿其在美国和日本新增的高昂投资。而即使涨价,台积电的计划中依然将53%的毛利率作为长期目标。台积电将涨价计划称为“地域灵活性的价值”,认为其最大的美国客户(如苹果、英伟达和AMD)可以而且应该承担这部分成本的增加,因为这种产业链的灵活性是他们(或其本国政府)的要求。

苹果、英伟达或AMD是否会通过更昂贵的iPhone、游戏机或电脑的将成本再转嫁给客户,仍有待确定。但这对台积电来说并不重要。在许多方面,台积电愿意承担增加的成本,这就证明了其定价能力:该公司有信心能把钱赚回来。

然而,大多数行业并不像半导体那样具有战略意义。因此,台积电当下的行为方式不应该被过度普遍化。

许多部门可能是“友岸外包”或“在岸外包”的“不错选择”,但去全球化并没有完全推翻单位经济学的所有基本逻辑,特别是对于那些竞争激烈但利润率和所需劳动力技能相对较低的部门。

位于俄勒冈州的前家具制造商Mastercraft Furniture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多年来与亚洲公司竞争的努力以Mastercraft的破产告终。当外国家具制造商需要一个解决方案来规避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时,在新的北美贸易协定下,“近岸”到墨西哥就绰绰有余,经济效益也会更好。其他行业,如汽车轮毂、建筑设备部件和小型电子部件,也有类似的动力条件,它们更像家具制造行业而不是芯片制造行业。

一个战略意义可能类似于半导体的行业是锂离子电池——这一产品也由中国(宁德时代、比亚迪)、韩国(LG、三星)和日本(重要性比前两者略低)公司主导。特斯拉是排行榜上唯一的美国公司,它主要为自己的电动车车队服务,不供应其他汽车制造商。

一些严肃的“友岸外包”规划已经在进行中。LG集团正在计划与本田合伙投资44亿美元在美国建设电池工厂,另一家韩国大型电池生产商SK集团则投入了70亿美元,与福特合作在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建设千亿级工厂。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福特汽车也正在密歇根州利用宁德时代的技术建造一座价值35亿美元的新电池厂。同时,通用汽车正在与Lithium Americas(这是一个有趣的“友岸外包”候选者,与阿根廷有密切关系,其股票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合作,在内华达州开采用于电池生产的锂矿。

随着《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对购买电动车进行补贴和全行业降价,消费者暂时不需要为锂离子电池生产的“友岸外包”付出更多。当然,联邦补贴只是将从纳税人那里征收的税款重新进行优先排序而已,纳税人才是这些成本的最终承担者。唯一的问题是:以国家安全和竞争力的名义将这些钱优先用于建立战略冗余而不是资助新的创新,这种代价是否值得。

6、如何成为“好朋友”?

在可见的未来,去全球化和 “友岸外包”肯定会继续存在,特别是在战略性产业中。然而,对于“战略性”这一概念并没有正式的定义。它的含义完全取决于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关系和国内政治动态。在中美竞争中,“战略性的”似乎就是中国想要但不能拥有的东西,或者是美国想要但中国有很多的东西。

对于什么是“友岸”也没有正式定义。虽然像“QUAD”和“芯片四方联盟”这样宏大的联盟框架初步描述了谁是谁的朋友,但在非全球化时代成为“好朋友”需要的绝不仅仅是定期的峰会和拍照。

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冒险提供了一个路线图,说明了美国应当如何成为“好朋友”:投入资源缩小知识差距;不在支持和反对工会的州之间反复摇摆;通过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紧密配合,最大限度地减少繁文缛节以加快台积电的发展。凭借固有的竞争性联邦制度,美国的工作已经完成。

如果美国不是一个“好朋友”,它就可能被其他国家竞争淘汰。台积电同时在日本进行“友岸外包”,而日本曾在20世纪80年代承接美国出资主导了DRAM半导体制造,并且在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调整方面有更好的记录。在去全球化的时代,“朋友”也可能迅速变成 “友敌”。

台积电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去全球化的真正代价。美国下一个挑战是使地缘政治的“友谊”在经济上也更加合理。

来源时间:2023/3/8   发布时间:2023/3/6

旧文章ID:29459

特朗普最后的战役:公布2024竞选议程,副手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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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冰汝  来源:冰汝看美国

一年一度的美国保守政治行动会议CPAC又召开了,这是新冠疫情三年以来,CPAC首次在华盛顿举行线下会议,几年不见,现场又是一片欢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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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粉们排队进入1:1复制的特朗普椭圆形办公室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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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还有各式各样的MAGA 2024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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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随处可见的特朗普纪念品就不难看出,谁才是CPAC最受欢迎的人!在约2000个CPAC参会者参与的调查中,62%的受访者表示希望特朗普成为2024年共和党候选人,与去年2月的民调的55%支持率相比是上涨了7%。排名第二的是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 ,支持率是20%,和去年的21%相比,基本保持稳定,但和特朗普的支持率一比就相去甚远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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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潜在候选人获得的支持就更少了,商人佩里·约翰逊仅获得5%的支持。特朗普的前部下蓬佩奥的支持率则更为可怜,只有1%。

而关于副总统的人选,20%的受访者选择了卡里·莱克,虽然这位前亚利桑那州的州长候选人继续在谎称自己赢得了选举,但仍旧是选民中的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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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14%的人选择了德桑蒂斯,10% 的人选择了前联合国大使妮基·黑莉。她在上个月宣布了自己将竞选总统,但外界普遍认为这只是在为后期成为副总统候选人铺路。(关于黑莉的野心,请戳历史文章 多位前部下“叛变”参选2024!黑莉出尔反尔,为何特朗普就不喷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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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民调专家吉姆麦克·劳克林在宣布民意调查结果提到黑莉的名字时,支持特朗普的人群发出嘘声。黑莉能否成为特朗普的好搭档,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无论是黑莉还是蓬佩奥,在CPAC的影响力都非常有限。他们发表讲话时,观众都没有坐满。更尴尬的是,当黑莉与参会者合影时,人们却高呼“我们爱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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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领先群雄已经不足为奇了,他不仅是共和党事实上的领袖,而且CPAC已经成为MAGA 忠实信徒的集散地。自周三以来,亲特朗普的共和党人是纷纷走上了舞台,其中就包括特朗普家族成员:小特朗普和他的未婚妻金伯利,特朗普的二儿媳劳拉。其次就是莱克和众议员泰勒格林等极右翼共和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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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特朗普和他的未婚妻金伯利

特朗普2024年最大的潜在竞争者,德桑蒂斯,深知CPAC是特朗普的地盘,于是根本都没有参加此次活动。

除了关注党内竞争,民调也关注了党派之间的竞争。谁会成为民主党候选人中的佼佼者,有39%的人相信会是拜登。其次是23%的人认为加州州长加文·纽瑟姆将成功获得提名。在那之后,14%的受访者表示米歇尔·奥巴马对竞选总统有兴趣,只有6%的人表示将是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

今年,CPAC参会者终于相信希拉里·克林顿已经退出政坛,只有 3%的人表示她会成为民主党候选人。在去年,还有高达22%的人认为希拉里将取代拜登成为2024年民主党候选人。

特朗普公布竞选议程

特朗普这次出席排面可谓是拉满啊,除了遍地的纪念品和超高的支持率,在4号晚上台发表压轴讲话时,对特朗普的介绍语句是“下一任美国总统”。上台后,特朗普用一场一小时四十五分钟的讲话来回馈支持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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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一个任期,特朗普觉得那是加分项,现在的他经验丰富,已经了解了华盛顿。他还细数自己的成就,比如在任内迫使北约国家为美国的国防支付更多费用,并且几乎完成边境墙建设,激进左翼分子甚至还会不断打来电话称赞他对经济的处理。

而关于2020年大选,特朗普坚称那是被“偷走”的选举,是选举制度存在问题,而他想要结束邮寄选票并进行单日投票。

不仅如此,特朗普还表示他愿意用通常只针对民主党人的那种攻击来针对他的党内对手。演讲不仅针对拜登,还针对特朗普所说的“由怪胎、新保守主义者、全球主义者和傻瓜统治”的老共和党。他将前众议院议长,现任 Fox Network 董事会成员保罗·瑞安,前佛州州长杰布·布什,和小布什时期的白宫高级顾问卡尔·罗夫列为敌人。特朗普认为人们厌倦了这些“名义上的共和党人”和全球主义者,大家更想看到的是美国优先。

此外,对于与共和党竞争对手可能存在的一些政策分歧。特朗普抨击右翼想要削减医疗保险或提高社会保障的年龄。“我们永远不要支持那些想要破坏我们伟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人……甚至是我们党内的一些人,我想知道那可能是谁。”

对于拜登强力支持的乌克兰,特朗普和以往一样,依旧站在对立面,还表示自己很快就能解决俄乌争端。并且反复谈到要防止美国进一步干预战争,声称自己“可以很容易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一些事情不快点发生的话,你将会面临第三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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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他面临的那些麻烦,特朗普也毫不避讳。现在他涉及的调查包括海湖庄园被带走的机密文件,1月6日美国国会暴露。还有来自纽约总检察长莱蒂夏·詹姆斯的民事诉讼。詹姆斯指控特朗普及其企业通过操纵他的财产价值为自己谋利而实施欺诈。因为曾经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中在佐治亚州的失利,特朗普也在该州面临调查。

“每次民意调查越来越高,检察官变得越来越疯狂。”

对于2024大选,特朗普形容这是“最后一战”。“要么他们赢,要么我们赢。如果他们赢了,我们就不再拥有一个国家。”

2024会更丑陋

从特朗普将这场竞选定性为类似战争的措辞就不难看出,虽然共和党的初选阵营仍在发展中,但这次的CPAC凸显了共和党内部的分歧,暗示了未来的大选将会是一场丑陋的厮杀。

尽管德桑蒂斯很明显被宣传为特朗普的替代者,但CPAC表明特朗普仍然对共和党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这就导致初选可能会出现党内的动荡。

与此同时,特朗普在谈到他2020年的竞争对手、现任白宫主人拜登时,一如既往的强硬,并没有退缩。在演讲中对拜登和民主党人都进行了无数次攻击,还不忘取笑拜登走路摔跤。

“当他从楼梯上摔下来时,我们都会微笑。这很可爱。”当拜登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时,特朗普还讽刺地说,自己很惊讶拍照的记者没有一把抓住他。

四个月前宣布开始竞选以来,CPAC是特朗普出席的第四次公开活动。但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他现在正在加快公开行程,计划在本月举行2024年大选的首次大型集会和两次政策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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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预计将参选但尚未官宣的德桑蒂斯虽然没来CPAC,但开启多州巡回活动宣传他的新书,内容是关于他在佛罗里达州作为国家典范的领导力。周日,德桑蒂斯就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罗纳德·里根总统图书馆发表了演讲,阐述对共和党的愿景。两人都计划在接下来的两周内前往爱荷华州的达文波特,这是美国初选的重镇。

再次角逐总统之位的特朗普,与四年前不同,他需要面对2024的一个新现实:虽然特朗普仍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领跑者,但他不再是党内的唯一领导者。

来源时间:2023/3/8   发布时间:2023/3/5

旧文章ID:29458

大战略还是“捐助”战略?基金会、战略研究与美国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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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法意观天下

法 意 导 言 

自二十世纪以来,美国的战略研究关注并影响着其政策导向与资源分配。然而,战略研究领域与美国学术界的关系并不稳定,若无法获得外部资助,便很难在大学里存续下去。因此,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对该领域的发展至关重要。那么基金会如何塑造了战略研究领域的发展?而基金会又会对战略研究领域的未来可能产生何种影响?杰弗里·迈克尔斯(Jeffrey Michaels)博士是巴塞罗那国际研究学院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际安全领域的高级研究员,曾在伦敦国王学院担任国防研究高级讲师,并任职于北约和美国国防部,与劳伦斯·弗里德曼爵士共同撰写了第四版《核战略的演变》(The Evolution of Nuclear Strategy)。马修·福特(Matthew  Ford)博士是瑞典国防大学的战争研究副教授,著有《选择的武器:小型武器和军事创新文化》(Weapon of Choice: Small Arms and the Culture of Military Innovation),与他人合著了《激进战争:21世纪的数据、注意力和控制》(Radical War: Data, Attention and Contro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本文中,二人总结了基金会对战略研究学术领域的影响,追溯了从上世纪初到冷战结束期间基金会资助对战略研究的作用,研究了冷战后基金会支持的动态变化,反思了基金会近期的支持趋势。作者指出,近20年里,战略研究领域与政治右倾的基金会之间的财政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导致政治利益趋向倾斜,可能影响该领域未来几年所产生的学术研究的数量、类型和政治平衡。

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代表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失误,近年来,这些失误被归咎于“无知的外交政策集团”和被误导的大战略。这一看法促使一些政治上偏右翼的基金会对美国各大学的各种战略研究项目开展投资活动,希望以此纠正所谓的联邦政府的战略教育赤字。在这种情况下,鉴于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担任的高级外交政策职位很少,慈善基金会在大战略项目上的投资是否能得到多少回报并不清楚。但是,无论这些教育投资对美国外交政策有何影响,它都极大推动了美国学术界的战略教学和研究。早在冷战时期,卡内基、洛克菲勒、福特、麦克阿瑟和史密斯·理查森等基金会便塑造了该领域;“911”事件后,科赫基金会、布雷迪·约翰逊基金会和赫托格基金会加大了对该领域的投资。近期的这些投资象征着慈善基金会、美国大学和战略研究领域之间长期关系的延续。基金会资金对该领域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学术界一直对战略研究并不热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战略研究领域的多次兴衰主要源于基金会议程的变化,这些议程对该领域的内容也有重大影响。因此,通过探索基金会对美国学术界战略研究的赞助,有助于理解该领域的发展方式,并为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线索。

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基金会如何影响学术领域的发展,从战略研究领域的内部视角说明了慈善事业对该领域的影响,强调了战略研究相对于其他类似领域更依赖基金会支持的原因。其次,本文追溯了从二战初期该领域的诞生到冷战结束期间基金会资助的作用,以及研究了冷战后基金会支持的动态变化。最后,本文反思了基金会近期的支持趋势与其可能的影响以及对未来的启示。

一、基金会的影响

大量的学术研究关注到了基金会在美国高等教育中的作用,尤其是它能够促进意义重大的研究重点转移,并支持对新兴学术领域发展。国际关系学科形成时,就极大地依赖于基金会。对于某些领域来说,资金的缺乏意味着没有研究基金、奖学金,以及组织会议和专业协会的资金,并且难以建立研究中心。基金会的影响力就是来源于此,它们可以支持那些缺乏资金的领域的研究,对学术界的专业进步产生影响。通过推动某些主题而放弃其他主题,基金会可以塑造一些研究领域。1978年,约瑟夫·奈(Joseph Nye)和肖恩·M.林-琼斯(Sean M. Lynn-Jones)就曾指出过资金与研究领域的研究类型的关系。他们认为,基础理论工作的缺失,部分归因于该领域对短期政策问题分析的重视。基金会的资助模式和当时的政策潮流会激励研究人员专注于当前的政策重点,从而导致该领域产生了许多保质期很短的文章,而少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主要理论书籍。可以说,基金会是能够促进学术领域繁荣的非官方“守门人”,也有能力将研究本身政治化,例如自由主义立场的基金会偏向“思想市场”中的某些主题,而保守主义立场的基金会倾向于其他主题。

在高等教育系统内,特定学科的资助者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学科本身的兴衰,无论资助者是政府还是私人。区域研究是一个典型。区域研究先是基金会的主要资助对象,后来成为政府资金的主要接受者。基金会的支持很大程度上用于在主要大学建立研究中心。但随着冷战的结束,该领域迅速衰落,政府和基金会都大幅减少了资助。1991年后,区域研究不得不转型,部分原因在于基金会对跨区域和全球研究更感兴趣。恐怖主义研究领域发生了更大的转变,随着大量资金注入,在“911”事件之后的十年里,这一领域研究量增加了七倍。此外,迈克尔·克雷庞(Michael Krepon,华盛顿州智库史汀生中心联合创始人)在谈及基金会与军备的关系时,也强调慈善事业对于军备控制的成功至关重要,基金会在核军备控制领域居于核心地位。

虽然说二战、冷战和“911”事件等国家危机是发展新学术领域的重要背景条件,但大学也在寻找吸引研究资金和学生的方法。尽管新的跨学科领域在既有学科中学术地位不高,但还是产生了很多新学科。这一过程中资助者所提供的种子资金对于启动新项目是至关重要的。新项目的成功可以通过是否建立了一个正规的系,该学科是否被纳入了课程,是否在硕士和博士阶段进行了教学,是否设置了教席等等来评判。但是,如果一个学科缺乏学术信誉,便无法融入学术系统,只能被迫继续依赖外部资金。这一点对于1960年代早期到中期从事国家安全问题研究的人来说,尤为真实。这一时期国家安全项目尚未成为大学的常规部分,没有学术预算,也不属于任何一个部门或学科的职权范围,其存续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因此基金会的支持对它们在学术界的地位至关重要。

随后的几十年里,情况也未改善。理查德·贝茨(Richard K. Betts)在其开创性的《战略研究应该生存吗?》(Should Strategic Studies Survive?)一文中,提到了该领域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艺复兴”。他指出,尽管“战略学者在大学和智库中有了一席之地,但许多知识分子认为这一学科属于工具性科学,比不上更高级的理论工作,所以专业性不足;或者因为其应用于管理暴力,所以缺少道德性。爱德华·库罗德兹(Edward Kolodziej)也声称,“如果没有基金会的慷慨支持,安全研究不可能取得进展。这些支持扩大和加深了美国和国外许多学院和大学的跨学科基础。另一方面,库罗德兹强调了高校未能适当地将国家安全项目制度化,并指出,这一领域的蓬勃发展,取决于能否“被纳入学术界各个学科单位的专业关注和规范中”。

二、从世界大战间期到冷战结束

由于战略研究在解释上的自由度,所以很难确定这一领域在美国学术界的确切起源。根据对学术期刊的搜索,可以发现美国学者在战间期(一战结束到二战爆发的这一时期)之前就有许多关于战略的作品。不过,大多数关于该领域的叙述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冷战初期则是更实质的战略研究出现的时期。之所以如此划分,是为了将个人学术研究与集体性的研究成果区别开来。因此,一般来说,战略研究的起源与耶鲁大学的“国际研究”、普林斯顿大学的“军事研究”有关。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提供的财政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种发展。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政治和社会科学家并没有对国防和战略问题进行专门关注,学术界整体对战略事务缺乏兴趣,大学和美国政府也都没有表现出支持这类研究的兴趣。在此背景下,为了获得必要的支持,爱德华·厄尔(Edward Mead Earle)不得不寻找基金会的赞助人,特别是纽约的卡内基公司。直到1939年11月二战开始后,他的新资金申请才被批准。厄尔努力的结果显化为普林斯顿军事研究研讨会和1943年出版的《现代战略的缔造者》(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基金会的支持一直持续到1954年厄尔去世,资金停止后研讨会也瓦解了。

20世纪30年代中期,耶鲁大学开始了类似的项目,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成立了“国际研究所”。在二战开始前,它的许多出版物涉及外交政策的军事问题。该研究所的显著成就包括战后立即开展的关于原子武器安全影响的工作,特别是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编辑的《绝对武器:原子力量和世界秩序》(The Absolute Weapon: Atomic Power and World Order)一书,以及《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杂志的建立。该研究所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其基金会的拨款数次续期,期望大学最终能够承担起财务责任。然而,1951年,耶鲁大学的一位新校长不赞成他们的跨学科和政策性工作,于是将其关闭。

冷战开始后,对战略研究的怀疑态度仍然存在,直到冷战中期才有所改变。尽管大学不愿意将这一学科永久地纳入课程,更不愿意设立任何专门的部门,但如果能够获得外部资助,战略研究可以附属于大学的研究中心。

这一时期最突出的是哈佛大学的国防研究项目。该项目产生于1954年的国防政策研讨会,从1955年开始由福特基金会资助,涵盖了战略和政策制定等主题。其核心主题是在军事科学和世界政治的技术加速和革命性发展的时代,武力和外交政策的关系。最初三年里,该项目的重点是组织基本材料、制定教学计划,以及举办国防政策研讨会。从1958年开始,该项目被纳入文理学院,以便吸引更多的研究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福特基金会拒绝继续资助,该项目存续几年后,由卡内基公司继续资助。然而,到了1960年代中期,卡内基公司停止资助,该项目最终解散。外部资金消失后,哈佛大学也不愿继续维持该项目。

到20世纪50年代末,其他地方也形成了类似的项目。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几年里,美国许多高校建立了大量与国家或国防政策有关的研讨会、中心和研究所。这些中心的建立代表了基金会对战略研究的第一波支持。1963年对该领域的一项调查指出,大部分“对国家安全研究的财政支持来自三个主要的基金会:卡内基、福特和洛克菲勒,并直接提供给各机构或通过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这样的机构提供”。整体而言,福特基金会是大学项目的最大赞助商,其他基金会倾向于支持具体项目。卡内基公司支持多个大学的项目,并赞助了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SRC)。SSRC在存续期间赞助了一些大型的学术会议,向安全研究领域发放研究基金。为了迎合卡内基公司对军事问题的兴趣,芝加哥大学的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于1957年在其名称中加入了“军事政策”。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联合举办的军备控制研讨会,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相关研究。其他基金会也很活跃,如二十世纪基金会(Twentieth Century Fund)赞助了美国人文与科学院(AAAS)关于军备控制的夏季研究。在军备控制研究的历史上,美国人文与科学院1960年的会议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会议的论文发表在《代达罗斯》(Daedalus)特刊上,后来经唐纳德·布伦南(Donald Brennan)编辑的《军备控制、裁军和国家安全》(Arms Control, Disarmament, and National Security)一书校订。另一个重要的出版物是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和莫顿·霍尔珀林(Morton Halperin)的《战略与军备控制》(Strategy and Arms Control)。此外,尽管大部分资金来自于政治中间派的基金会,但宾夕法尼亚大学比较特殊,该校的外交政策研究所由偏右翼的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资助。另一个右派基金会(Scaife)为乔治敦的战略研究中心(后来的CSIS)提供了主要财政支持。也有一些机构并不依赖大型基金会的资助,如俄亥俄州立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杜克大学国家安全政策研讨会等。

大量的资金供应保证了战略研究领域的扩展。这一时期,政府也加大了资金的投入,而与此同时,基金会也并未撤回投入。基金会之所以继续资助,一是为了保持独立和批判的研究成果,二是由于政府资助的研究往往仅限于解决短期问题,而不是从事基础研究,三是为了支持一些并不受政府欢迎的项目的研究。

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随着世界对越战的关注有所上升,核问题的重要性下降,早期对战略研究的热情也随之消散,导致许多项目被废弃。虽然其时正在进行战略军备控制谈判,且美国要与更多国家进行核武器竞争,但军备控制与裁军方面的研究停滞不前。对此,有人认为这一研究的衰怠期是由于已经完成了基本的概念工作,而且之前的研究也没有为后继者的出现奠定基础。

为应对这一问题,1973年福特基金会计划赞助全国一些大学的研究中心,以鼓励新的概念工作,并增加在该领域工作的学者数量。这些中心将各自开发跨学科的军备控制课程,举办教师研讨会,并提供研究金。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哈佛大学于1973年创建了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后来改名为贝尔弗中心),负责科学与国际事务项目。几年后,它推出了国际安全项目以及《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期刊。1978年,福特基金会支持建立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作为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一部分,并为其他几个著名高校提供了资金与支持。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将福特基金会赞助的活动描述为“安全研究的复兴”,认为基金会对发展“学术基础设施”的支持是“复苏该领域的关键”。迈克尔·德什(Michael C. Desch)指出,第一代学术战略家和这一时期的新一代战略家之间存在重要区别。前者的研究关注“核战略、反叛乱和国家建设”,而新一代人则专注于“进一步完善理性威慑理论、常规威慑和通用部队以及大战略”。最重要的是,新一代战略研究者能够更好地将其工作融入大学体系,因为他们更致力于“理论创造、理论测试和理论应用”。然而,在福特基金会赞助的该领域的复兴的十年内,人们将再次呼吁进行进一步的重大投资。

20世纪80年代初,超级大国关系的恶化导致了基金会加强对国际安全研究的支持。这种日益危险的国际形势吸引了基金会董事会的注意,且该领域缺乏主流学术部门的支持,因而基金会决定释放资源,以支持国际安全研究的新一轮重大发展,同时强调对跨学科研究的支持。

与前十年福特基金会对该领域的慈善支持占主导地位相比,在80年代,其他几个基金会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包括卡内基公司、麦克阿瑟基金会(MacArthur Foundation)、约翰·奥林基金会(John M. Olin Foundation)、威廉与佛洛拉·休利特基金会(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Pew Charitable Trusts)、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Smith Richardson Foundation)和“犁头”基金会(Ploughshares Fund)。

1983年,卡内基公司资助了一项持续八年的关于“避免核战争”的重要计划,向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际安全项目提供了资助。而对该领域的内容产生重大影响的,是麦克阿瑟基金会促进国际安全研究的项目。从1985年至1988年,这个新项目资助了超过350名研究生和140名教员;到1992年,它为和平与安全的研究拨款6500万美元。该项目之所以具有巨大影响力,是因为除了资助与核有关的传统课题外,它还强调对安全问题进行非军事方面的研究,包括环境恶化、自然资源的耗竭、社会变革、民族主义和种族冲突。此外,它还强调了对该领域后续一代学者的培训。凯瑟琳·M·凯勒赫(Catherine M. Kelleher)将麦克阿瑟基金会的资助称为“变革的驱动力”,在继续推动与核有关的研究的同时,也使该领域摆脱了对核武器的传统关注。它是核历史项目和国家安全档案的主要财政支持,这两个项目为新一代的核问题研究学者提供了重要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该领域变得高度政治化,许多资助者都有明确的政策倾向。例如,持保守立场的奥林基金会,在20世纪80年代末赞助在哈佛建立了由塞缪尔·亨廷顿领导的奥林战略研究所。这标志着哈佛大学与早期对卡内基和福特等政治中间派基金会的依赖有了很大的不同。同样,1988年,耶鲁大学设立了一个由保罗·肯尼迪领导、由奥林和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赞助的国际安全研究项目。

三、冷战之后

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的主要安全挑战消失了,其国防开支因而大幅下降,国防安全的优先事项也被重新定位。同时,西方国家的武装力量预算下降,基金会对战略研究的投资也在大幅下降。直到“911”事件发生后,这种下降趋势才慢慢扭转过来。在“全球反恐战争”初期,恐怖主义研究和反叛乱研究是获得研究投资的主体,不过该领域内的一些传统议题也重新得到了支持。例如,2002年,麦克阿瑟基金会为核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助。然而,从2000年代后期开始,中东问题逐渐在美国安全政策议程上占据主导地位,越来越多的基金会开始资助战略研究。如前所述,美国的战略失败与战略领域精英教育的缺失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

标志着基金会对资助态度转变的核心项目,是耶鲁大学的“大战略”项目(Grand Strategy Program)。该项目最初由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等基金会支持,2006年布雷迪-约翰逊基金会(Brady-Johnson Foundation)为该项目提供了1750万美元的15年赠款,这是该项目取得突破的时刻。早在2006年之前,该项目虽然充满争议,但也赢得了声誉。一方面,“大战略”项目在美国外交政策界具有影响力,这主要是由于加迪斯在伊拉克战争的准备阶段与布什政府的联系。另一方面,该项目有意恢复主流学术课程中对于外交和军事历史等科目的研究,关注宏观思想并培养通才,而不是像大学那样专注于培养专业人才。作为课程的一部分,许多学生被介绍给军事和外交政策的从业人员,后来转而在华盛顿特区从事政策制定工作。

耶鲁大学“大战略”项目的成功激励了其他基金会的参与。赫托格基金会希望扩大学术大战略项目的数量,而科赫兄弟领导的基金会的目标更加宏伟,希望利用投资来塑造学术工作,使其作为影响社会变革的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查尔斯·科赫慈善基金会的前主席里奇·芬克在《社会变革的结构》这篇文章中,概述了塑造政策理念的三步程序,第一步便是资助大学项目,并将其与智囊团和活动团体的投资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整合,以便将“想法转化为行动”。通过将哈耶克的生产模式应用于知识的创造方式,这些行为如同“…编剧提供剧本的主题和文字一般,试图影响政策思想渗透的领域。”2015至2019年间,科赫基金会为美国多所高校的战略研究项目提供了启动资金,其中的主要受益者是主张美国外交政策“克制”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

战略研究领域的发展发生于激进的社会变革中,这些变革已经在美国学术界留下了痕迹。美国的大学,尤其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越来越多地将与社会运动、性别、性取向、种族关系和气候变化相关的话题和方法纳入课程。战略研究在冷战期间,特别是在越南战争期间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然而,在过去十年中,学术界中支持和反对战略研究的人,以及希望对战略研究进行改革的学者之间的分界线变得尤为明显。贝弗利·盖奇(Beverley Gage)通过耶鲁大学“大战略”项目,发现像布雷迪-约翰逊这样的慈善基金会本身也在这些争议中站队。盖奇辞去了Brady-Johnson大战略项目主任的职务,部分原因在于,她希望扩大课程范围,使其不仅着眼于世界秩序的战略,而且着眼于如何改变世界战略。与此相反,基金会的领导层则希望该项目能集中在其最初的国际关系领域。可见,慈善基金会和学术界之间存在潜在的分界线,前者在他们的项目资助中有特定的目标,后者则希望挑战这个领域的传统研究方法。

在美国校园建立大战略项目的同时,学术界的一些学者也在质疑“911”事件后越发明显的大学生活军事化。2008年,一项针对教授安全研究的学者的调查发现,批判性理论虽然地位越来越突出,但在安全研究的课程中却没有发挥突出的作用。可见,布雷迪-约翰逊基金会、赫托格基金会和科赫基金会的投资进一步分裂了受资助学者与其他挑战美国外交政策的价值体系的学者,因此,右翼资助者为研究项目提供资金方面的优势,会造成左翼知识分子反对的政治议程的出现。

这些学术分歧反映出人们对美国过去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行为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的未来方向越来越感到不安。近年来,自由国际主义的共识受到了由基金会支持的学者们的严重攻击,后者提倡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保持“克制”。具有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倾向的基金会继续扩大对美国大学大战略项目的赞助,但更多中间派基金会却较少参与。无论最近一轮的基金会投资对美国外交政策有何影响,它所带来的美国校园战略研究的快速增长,几乎可以肯定会对该领域未来几年所产生的学术研究的数量、类型和政治平衡产生深远影响。

四、结语

如果要更好地了解塑造战略研究领域的力量,就需要更好地了解慈善基金会所发挥的作用。基金会的资金促进这门学科的诞生,并在没有其他支持者的时候保证了这门学科的维持和振兴;同时,它也对该学科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对于威慑、核战略、军备控制以及最近的大战略研究方面。虽然以前的研究提到了基金会的重要性,但参考资料主要限于在该领域工作的学者的轶事,但缺乏更详细的调查研究;尤其是近年来这个领域与政治右倾的基金会之间存在着的财政联系,使得作为这门学科本身的地位进一步下降。

这篇文章首先揭示了战略研究在学术界一直不受欢迎,因为它要么过于跨学科,要么缺乏理论基础。因此,学术界一直抵制将该领域在大学内制度化。结果是,该领域不得不从慈善基金中寻求资金支持。虽然我们并不是说个别研究人员会为了迎合基金会赞助人的喜好而歪曲自己的研究,但我们观察到,对某一问题持有某个特定观点或支持某种特定研究方法的基金会,更倾向于赞助与其观点相似的研究人员。这就导致研究成果毫不奇怪地反映并扩大了这些观念偏好。在冷战期间及其后,政治利益的相对平衡是存在的,然而现在这种平衡正在消失。这一点在过去的十年中尤其明显,政治中立派与左倾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已经变得不那么突出。

要实现战略研究领域未来的健康发展,我们必须关注当下的不平衡对当前和下一代学者的影响。长期以来,战略研究不断受到慈善家的支持,这一趋势也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美国大学也仅在这一领域研究获得资金支持的时候容许其一席之地,导致战略研究缺乏稳定的支持,而学术界的敌对反应又使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们陷入了艰难的选择。

文章来源

Jeffrey H. Michaels & Matthew C. Ford (2023) Grand strategy or grant strategy? Philanthropic foundations, strategic studies and the American academy,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DOI: 10.1080/01402390.2023.2174107

网络链接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1402390.2023.2174107

译者介绍

董璐瑶,上海师范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研究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3/3/8   发布时间:2023/3/2

旧文章ID:29457

盖洛普: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降至历史最低,中国超俄国成美国头号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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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松仁  来源:美国之音

美国著名民调公司盖洛普(Gallup)所做的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直线下滑,而视中国为敌人、甚至头号敌人的美国人在直线增加。与此同时,对台湾持好感的美国人所占比例却大幅上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盖洛普星期二(3月7日)公布的这项民调表明,在接受调查的美国人中,只有15%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有好感,这一比例在一年中减少了五个百分点。
盖洛普研究顾问梅根·布里南(Megan Brenan)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近年来大幅滑落,自2018年以来跌幅共38个百分点。每十个美国成人中,就有超过八个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其中45%的人看法极为负面,39%的人看法基本负面。
盖洛普的调查还发现,尽管目前俄罗斯正在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而且美国及其西方盟国也在尽力向乌克兰提供几十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抗击俄军,美国目前有50%的人视中国为美国“最大的敌人”,认为俄罗斯是美国最大敌人的受访者只占32%。

盖洛普自1996年以来,至少每年就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做一次调查。而在1979年至1994年间也曾就此做过六次民调。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1989年最高,达到72%;但是那年爆发天安门惨案之后,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立即暴跌至34%。
布里南在报告中指出,从那时起至2017年,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在33%至50%之间徘徊。2018年的民调显示,对中国抱持好感的美国人第三次超过半数,达到53%。但是在那以后,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又持续下滑,2019年为41%,2020年为33%,2021和2022年因为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响连续维持在20%。在今年最新15%的对中国好感度民调出炉前,20%为史上最低纪录。
盖洛普最新这次民调于今年2月1日至23日进行,是年度世界事务民调的一部分。在民调进行期间,美中关系因为中国高空侦察气球入侵美国领空遭击落并导致国务卿布林肯推迟对中国的访问而进一步恶化。美国政府官员一再警告北京可能考虑对俄罗斯提供军援也进一步加剧了两国关系的紧张。
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敌人”的受访者比例近年来上升也很快。2020年进行的民调显示,有22%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敌人”,这一比例2021年升至45%,而今年则跳到50%。
受访美国人认为俄罗斯是美国“最大敌人”的比例2020年为23%,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上升到32%,今年仍然维持在32%。
盖洛普所做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主党人更倾向于将俄罗斯视为“最大敌人”,认为俄罗斯是“最大敌人”的民主党人高达53%,而仅有30%的民主党人视中国为“最大敌人”;而共和党人正相反,他们中只有12%的人认为俄罗斯是美国“最大敌人”,而视中国为“最大敌人”的共和党人比例则高达72%。

盖洛普的民调还发现,在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直线下跌之际,他们对台湾的好感度则直线上升。最新民调显示,超过四分之三的受访者对台湾抱持好感,比例高达77%。这也是自1996年以来所做八次民调的最高比例,比2021年所做民调还高出五个百分点。
调查发现,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或是无党派人士都对台湾抱持好感,具体的比例分别为78%、81%和75%。
此外,有47%的受访美国人认为,未来十年如果台海爆发冲突,那将是对美国关键利益的严重威胁。另有42%的受访者认为如果两岸爆发冲突,此事很重要,但不构成对美国严重威胁。只有10%的受访者认为此事并不重要。而分别在2004年和2021年进行的民调中,分别有23%和30%的受访者认为两岸冲突是对美国严重威胁,另有稍稍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此事很重要,但不构成严重威胁。
在今年的民调中,有59%的共和党人、42%的民主党人以及44%的无党派人士认为两岸冲突对美国构成了严重威胁。
盖洛普的这次民调抽样调查了1008名美国成年人,误差的范围则在正负四个百分点之内。

来源时间:2023/3/8   发布时间:20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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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会遏制印度崛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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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鲍盛刚

2023-03-07

目前,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饱和以及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中国经济面临下滑的趋势。与此同时,随着产业的转移,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以及印度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变化与发展的焦点。那么,谁将是下一个中国呢?这种变化如果持续下去,又将如何影响中美关系呢?

随着全球化中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的转移,世界先是见证了日本的崛起,然后是亚洲“四小龙”的辉煌。而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奇迹让世人见证了,中国不仅是下一个超级日本,而且是一条巨龙。显而易见,中国崛起及其世界影响力的基础在于经济全球化。一是因为改革开放政策,融入世界经济秩序,中国抓住了全球化的机遇,由此在不经意间顺势而起。二是中国不仅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机遇,而且顺势而为,正在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那么,中国之后,全球化的下一站又将是谁呢?越南会是下一个中国吗?或者说越南会是新一代的世界工厂吗?这是目前人们在谈论的一个时髦话题。显然从体量上来看,越南不足以成为下一个中国,或者成为下一个缩小版的中国,同时也不足以成为新一代的世界工厂。但是,越南成为亚洲新“四小龙”之首则绰绰有余。与当今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与悲观相对照,越南与东盟国家的经济起飞显然是一道亮眼的风景线。再加上缅甸、柬埔寨、老挝的廉价劳动力,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成本优势,以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成熟制造商,交织成一张庞大完整的制造业大网,正在推动东盟成为亚洲仅次于中国和印度的第三个增长极。

相比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印度无疑最具可能成为下一个中国,而且将是一头巨象。随着人口迈过14亿大关,印度有望在2023年内超越中国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这将是自1950年代联合国开始跟踪全球人口数据以来的首次“人口冠军”换位。另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22年印度GDP已超过其前宗主国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预计,2023年印度经济将以7.2%的惊人速度增长,这一增速在亚太地区46个国家中名列第一。显然,由中美竞争加剧以及新冠疫情引起的全球供应链多元化趋势,是近年来的印度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受印国内巨大潜在市场的吸引,苹果公司已开始在印组装最新的iPhone 14,并试图将中国和其他地区的部分生产线转移至印度。中国台湾鸿海精密工业,即富士康(Foxconn),已经开始与印度自然资源集团韦丹塔(Vedanta)合作在印制造半导体。在日本国际合作银行(Japan Bank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2022财年调查之中,印度在日本企业海外扩张可能目的地名单中名列首位,这是印三年来首次夺回该榜单桂冠。印度的GDP预计将在2025年超过德国,在2027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全球第三大经济体。莫迪承诺,到2047年印度独立100周年之时,印度将成为发达国家。

那么,随着地缘经济的这一变化,特别是印度的崛起,又将如何影响中美关系呢?令人感兴趣的是,到时美国是否会选择联中抗印呢?就如同目前美国选择联印抗中一样。当然最好的选择是挑起中印矛盾与冲突,让中印相互争斗,相互牵制,相互消耗,这样就既能够遏制中国,又能够打乱印度的崛起进程,由此一举两得。对此美国地缘政治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曾经分析到:干预还是孤立是从美国地理位置衍生出来的关于更高层次战略原则的讨论,它是美国外交政策最古老的问题。正是干预与孤立的相互交替使美国外交政策似乎进入一系列长周期,其中单调地重复着孤立,联盟,战争。然后换同伴,孤立,联盟,战争,如此循环往复。放弃之前的盟友是因为它现在变强了,支持之前的敌人是因为它现在变弱了。因此,在这样令美国满意的平衡状态下,它会回归辉煌的孤立状态。但是,平衡会逐渐打破,新一轮周期又将开始。一个分裂但平衡的欧亚大陆是美国霸权存在的先决条件,它既是一个地缘政治框架,也是一个地缘经济框架。在历史上,大英帝国就是如此,在这种循环往复中历经了三百年。而美国如同英国一样,也想以最小代价达到自己的目标,尽管规模不同,单位更大,距离也更远。那么,由此往复,美国就能够领导世界100年,或者更长呢?

刚刚!海关总署数据出炉!今年前2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6.18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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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琪  来源:证券日报之声

今年前两个月进出口成绩出炉。据海关统计,今年前2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6.1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同)微降0.8%。其中,出口3.5万亿元,增长0.9%;进口2.68万亿元,下降2.9%;贸易顺差8103.2亿元,扩大16.2%。

按美元计价,今年前2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8957.2亿美元,下降8.3%。其中,出口5063亿美元,下降6.8%;进口3894.2亿美元,下降10.2%;贸易顺差1168.8亿美元,扩大6.8%。

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提升

前2个月,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4.01万亿元,增长1.2%,占我外贸总值的64.9%,比去年同期提升1.3个百分点。其中,出口2.24万亿元,增长3.1%;进口1.77万亿元,下降1.2%。同期,加工贸易进出口1.16万亿元,下降10.6%,占18.8%。其中,出口7681.6亿元,下降6%;进口3958.7亿元,下降18.3%。

此外,我国以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7785.5亿元,增长6.1%。其中,出口3024.9亿元,增长6.8%;进口4760.6亿元,增长5.6%。

对东盟进出口增长

前2个月,东盟为我第一大贸易伙伴,我与东盟贸易总值为9519.3亿元,增长9.6%,占我外贸总值的15.4%。其中,对东盟出口5700亿元,增长17.9%;自东盟进口3819.3亿元,下降0.9%;对东盟贸易顺差1880.7亿元,扩大91.6%。

欧盟为我第二大贸易伙伴,我与欧盟贸易总值为8510.9亿元,下降2.6%,占13.8%。其中,对欧盟出口5528.3亿元,下降5%;自欧盟进口2982.6亿元,增长2.1%;对欧盟贸易顺差2545.7亿元,收窄12.1%。

美国为我第三大贸易伙伴,我与美国贸易总值为7029.8亿元,下降10.6%,占11.4%。其中,对美国出口4941.1亿元,下降15.2%;自美国进口2088.7亿元,增长2.8%;对美贸易顺差2852.4亿元,收窄24.9%。

日本为我第四大贸易伙伴,我与日本贸易总值为3449.2亿元,下降5.7%,占5.6%。其中,对日本出口1835.6亿元,增长6.7%;自日本进口1613.6亿元,下降16.8%;对日贸易顺差222亿元,去年同期为贸易逆差218.4亿元。

同期,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2.12万亿元,增长10.1%。其中,出口1.25万亿元,增长15.2%;进口8693.9亿元,增长3.6%。

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超五成

前2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3.16万亿元,增长5.3%,占我外贸总值的51.2%,比去年同期提升3个百分点。其中,出口2.14万亿元,增长6.5%;进口1.02万亿元,增长2.9%。

国有企业进出口1.05万亿元,增长5.3%,占我外贸总值的17%。其中,出口2889.3亿元,增长11.1%;进口7596.1亿元,增长3.3%。

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95万亿元,下降12.2%,占我外贸总值的31.6%。其中,出口1.05万亿元,下降11.1%;进口8962.1亿元,下降13.4%。

此外,数据显示,机电产品出口增长,劳密产品下降。前2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2.03万亿元,增长0.4%,占出口总值的58%。同期,出口劳密产品5733.2亿元,下降7.4%,占16.4%。

来源时间:2023/3/7   发布时间:20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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