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畅  来源：共识网

　　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历史性国事访问已经结束，其影响仍在为许多中美关系的观察家所热议。两国在涵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双边务实合作、亚太地区事务、国际与地区问题和全球性挑战的五大领域达成了49点具体共识和成果，相互传递出推进中美合作的强烈信号，并将引领中美关系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发展方向。

　　相较于这些具体的成果，笔者认为，此次习主席访美所传递的最重要的信号，在于“正确判断彼此战略意图”，而这一信号也得到了包括奥巴马总统本人在内的美国领导人的积极响应，就宏观的战略意义而言，这或许是此次访问双方所达成的比这些具体共识更重要的对话成果。

　　9月22日，在习近平主席抵达访美首站西雅图后，他就在此次访美的唯一一篇政策性演讲中明确表示，双方要“正确判断彼此战略意图”，并用顺应西方人语境思维的表达方式说道：“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25日，在会见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领袖时，习主席再次谈及这个术语，称中美关系发展要防止跌入所谓大国冲突对抗的“修昔底德陷阱”，要拓展合作、管控分歧，使两国关系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同一天，在白宫南草坪欢迎仪式上的致辞中，习主席再次强调，两国“要坚持增进战略互信，加深相互了解，尊重彼此利益和关切，以宽广的胸怀对待差异和分歧，坚定两国人民友好合作的信心。”

　　实际上，早在习主席启程访美之前，外交部长王毅在9月16日“蓝厅论坛”上的演讲中就已经谈到，“我们期待双方对各自的发展方向和战略意图进行再确认，对中美日益增长的共同利益进行再确认，对双方维护和平、稳定与发展承担的责任进行再确认。”应该说，中国政府就习主席此次访美，围绕“正确判断彼此战略意图”做了许多准备，使之成为向美国方面传递的最重要的政治信号。

　　对于这样的信号，美方予以积极接收和回应。9月24日晚，在布莱尔国宾馆内同习主席进行的中美元首会晤上，奥巴马总统用极为正面的态度明确表示：“我不认同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必将发生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大国尤其是美中之间更要尽量避免冲突。我相信美中两国有能力管控好分歧，美中之间的竞争应该是建设性的、具有积极意义的。”25日，在欢迎习主席的午餐会上，副总统拜登表示，尽管美方承认美中两国有着十分明显的分歧，且在未来这些分歧仍将继续存在，尽管两国彼此对对方的一些行动有着深刻关切，但双方均达成承诺和共识，将共同致力于从对方的角度来看待和理解这些分歧，并寻求积极的合作管控之道，避免使之上升为中美关系的主要内容。国务卿克里则表示，两国均意识到，尽管存在于两国之间的分歧毫无疑问仍将考验我们的关系，但这些分歧不应也绝不能妨碍到两国在其他领域采取相互合作的行动。

　　笔者认为，“正确判断彼此战略意图”之所以是习主席此访向美方传递出的最重要信号，是因为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明确使用“战略意图”这一表述方式来对中美关系进行表态，这说明中国领导人在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上的认识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并且像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一样，在理念上又一次走在了美国政府的前面。尽管此前中美两国的学术界对“修昔底德陷阱”有过许多理论探讨，两国对中美结构性矛盾的未来走向存在不同主张，尽管中国领导人过去也在不同场合使用过“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术语，“不冲突、不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内涵也蕴含关于两国战略意图的讨论，但此次习主席在其访美期间最关键的政策性演讲中将“正确判断彼此战略意图”列为中美两国“在新起点上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首要必行之事，表明中国领导人十分明确地洞察到了中美关系所发生的变化以及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上的态度转向，因此必须要借此次最高规格的国事访问之机，向美方明确表达中方希望双方都能正确判断彼此战略意图、谨防出现严重的战略误判的重要信号，这已经上升到中美关系议程中最优先的位置。

　　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中美关系开始出现战略性紧张，这在根本上源于中美两国力量对比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双方出现了所谓“结构性”矛盾，大致表现在：①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如果照这样的发展趋势，中国也有可能最快于十年之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世界经济版图将发生根本性变化;②中国在一系列主要国际机制的议程设置、制度安排和规则设计能力的提升，都反映出中美之间在国际机制领域的力量对比变化;③进入2009年以来，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骤然变得对中国严峻起来，中国同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权益纠纷和摩擦逐渐增多且程度有加深之势，这与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战略调整及其对中国所造成的压力(无论这是美国有意为之还是无意的附带效应)都有着直接关系，中美相互间的战略互疑由于地缘、安全、经贸关系竞争等原因而愈发加深，并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关切。

　　中美这种“结构性矛盾”在最近两年有所加剧，而这恰好同习主席上任以来在时间上存在吻合，使得美国方面忧虑重重，以至于产生了有关中美关系是否已经达到某种“临界点”的讨论，甚至产生了“弄不清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究竟要往哪里走”的声音。的确，过去两年中国外交积极进取，取得了重大成果，但在美国人看来，这一切却是咄咄逼人的。实际上，中国目前在总体战略态势上是防御性的，不寻求挑战美国地位和颠覆现有国际体系和秩序，只是在战术上，中国越来越积极作为，但这是出于通过战术上一定程度的主动塑造来保障战略上的稳定与安全的目的，并没有根本破坏现有秩序。但美国越来越把中国在战术上的进取看成战略上的修正和颠覆，且似乎越来越易受刺激而暴躁易怒，对任何来自于中国的带有一点“变革”色彩的举动都视作对自己的挑战，这是极其危险的。

　　这种危险的态势很快反映到双方对彼此的战略意图判断上来。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由来已久，但似乎从未向现在这样危及中美关系乃至中美两国各自国家发展的根本前景。美国基于上述认识，出现了认为中国的长远战略意图就是要“颠覆”现行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代之以自己的一套制度体系的论调，并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需要彻底修改美国的对华大战略，变过去“吸纳”和“包容”中国、将之纳入美国和西方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中的战略，为更多“制衡”(counterbalancing)中国的战略，因为过去那种战略的根基正逐步被中国的“修正主义”行为所侵蚀，中国参与到“主流”国际体系中的动力越来越弱，大国冲突的危险性越来越高。

　　“制衡”被许多中国分析家解读为新的对华“遏制”，这种消极的论调反过来又加深了中国人的不安全感和对美国的不信任感，“美国围堵、遏制、颠覆中国”这一长久以来被许多中国人认为是美国对华真实战略意图的想法又得到了巩固，反过来造成了中美思维理念上的恶性竞争与循环。此外，一个新现象是，中国人开始认为美国才是率先“另起炉灶”、寻求改变全球政治经济结构和规则安排现状的国家，这使得未来中美关系的核心矛盾可能呈现以下前景：除了“中国担心美国围堵自己和颠覆其国内政治秩序、美国担心中国挑战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并取代美国”的“两个秩序”的矛盾外，还存在“中美相互担心对方在国际秩序问题上另起炉灶”的矛盾。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之间的战略分歧不断加剧，双方对彼此战略意图的误判呈现出有可能危及中美关系全局的趋势，对于中美这样两个体量如此庞大的大国而言，这样的趋势将是致命的。因此，习主席此访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向美方传递出明确的信号：两国必须首先正确判断彼此的战略意图，在此基础上培育战略互信，减少严重的战略误判，在新的战略环境下，这是比“推进合作共赢”、“有效管控分歧”、“培植人民友谊”等中国领导人在过去一再强调的具体事宜更为重要和突出的因素。

　　结合两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最为关心的共同利益，以及两国领导人反复强调的话语机制而言，中美应着重相互正视以下三方面意图。

　　首先，两国应相互尊重对方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尊重彼此在各自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和国家管理方式上的核心利益诉求。习主席此访多次向美国决策者和民众传递出中国发展的重要信息，例如，中国打击腐败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这其中没有什么“纸牌屋”式的权力斗争;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中国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同时在民主和人权的问题上，坚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本国发展道路的权利;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正在从出口和投资驱动向内需驱动加快转变;等等。对此，美国领导人应有清晰认识，在政治制度方面，不应总是强迫中国接受美国式的民主和人权价值观以及基于此种价值观之上的规则和制度安排，也不应总寄望于中国内部会发生什么“变化”，这都是不切实际的，而且从根本上是不利于美国的，一个动荡的中国将在亚洲产生巨大的负面效应，对美国而言不但不是机遇，反而会是更为严重的威胁。此外，对于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美国既不应“幸灾乐祸”甚至“唱衰”中国，也不应由此抱怨中国的发展模式“挤占”了美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剥夺”了美国百姓的工作机会和“削弱”了美国企业的在华利益，正确的态度应是积极同中国合作解决问题，在加强互补性的基础上做到真正的良性竞争。

　　反之，中国也应理解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这种多元性不仅来自于其三权分立的政治权力制度设计，更源自于美国社会的多元和包容，这对中国而言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一方面，我们可以利用美国政治制度和国内社会的这种多元性，通过不同渠道与不同方面的政治力量和利益集团推进沟通与交流，从中发掘实现和维护共同利益的多养机制;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提高自身辨别来自美国的不同政治信号的能力，善于区分哪些声音是真正的政策取向，哪些声音是学术界和舆论界的讨论，从而避免我们的对应政策落入无的放矢的窘境，避免“杂音”对中美关系和两国对彼此政策的干扰，从而做到正确判断彼此战略意图。

　　其次，双方对对方在亚太地区的角色和存在应达成更为积极、可靠且可持续的共识。就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而言，一个大国的崛起首先是成为其所在的地区的领导者，然后才能将其影响力和领导力遍及全球。因此，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必然会在其所在的亚太地区与现有的地区领导者美国存在多样、复杂且程度较深的利益、规则和价值观分歧，因此双方对彼此在地区事务和秩序上的战略意图是最为敏感、也最难判断、最易产生严重误判的。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亚太地区是中美利益与矛盾汇集之处，中美的结构性矛盾已经外溢到有关地区领导权的竞争上来，地区内各国“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二元对立格局由来已久，而中国的“一带一路”与“亚投行”倡议与美国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的推动、对其“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经济因素的加重等，又给这种传统的二元对立格局增添了地区经济规制方面的新变量，使得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争更为复杂化。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短期来看，中美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涉及到传统安全的利益上，恐怕很难有非常重大的突破，在这种情况下，“不冲突、不对抗”就越发显示出核心重要性，双方对彼此最重要的战略意图判断就是重申对“中国不寻求将美国排除出亚太地区、美国不寻求在亚太地区遏制和围堵中国”战略再保证和再确认。这也是台湾、朝鲜等涉及到亚太传统安全的问题在习主席此访中没有过多地占用两国领导人会谈比重的原因，同时，“中方尊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传统影响和现实利益，欢迎美方在地区事务中继续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双方“同意在不同层级上深化亚太事务对话，努力构建双方在亚太积极互动、包容合作的关系”，表明双方已经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某种“战略默契”，这有助于双方正确判断彼此战略意图。

　　此外，或许更为关键的，是要正视双方的分歧所在。美国总是一再强调美国战后在亚太的同盟体系是维系地区稳定的基石，其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和亚太网络的努力是中美关系得以和平稳定的保证，但笔者认为，必须让美国人认识到，真正的情况是中国长久以来一直坚持的和平发展战略，以及由这种战略所形成的高度战略克制态度，才是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稳定的关键，这不仅是中国人的理解，也是许多美国学者的观察，因此已经逐渐成为中美两国学术界的新共识。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中国的国力、尤其是军事力量在过去二十年间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总体上看美国仍处于优势地位，且中国在战略意图上并不寻求将其新近获得的强大力量运用于推翻美国的这一优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将其政策转为进攻性的话，将更易于导致崛起国的战略紧张和地区局势动荡，所以，美国有责任确保其自身的地区政策和安全战略调整不激起中国不必要的过度反应，以至于中国最终放弃其长久以来的战略克制、转而采取更具进攻性的强硬政策。

　　最后，双方应正视对方在全球事务和对待国际秩序上的态度。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访美前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时说的，全球治理体系是由全球共建共享的，不可能由哪一个国家独自掌握，中国没有这种想法，也不会这样做。基辛格博士也表达过：“我不认为任何国家可以凭一己之力打造世界秩序，我想中国领导人也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中国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还不具备单独构建一套取代现有体系的机制的能力，同时中国也是现有体系的受益者，修正体制的成本比由此得来的利益高太多。确切地说，中国目前的各种行为实际上都是在现有体系内的“依法抗争”和“维权行动”，是既不挑战和颠覆现有秩序、同时又尝试一些新的改革以维护与自身实力相等的国际利益的行为，在事关国际秩序的问题上，中国仍是融入者、追赶者，虽具备了一些领导者的能力并作出了一些这样的尝试，但主观意愿上并不想通过赶走现有的领导者来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实际上，中美两国应该真正思考的，并不是“融入”与“排斥”、“主动吸收”与“另起炉灶”之间的矛盾的问题，而是如何共同协作，在事关人类发展福祉的一系列国际制度上创新规制安排并合理分配利益的问题。

　　中国领导人向美国决策者传递“正确判断彼此战略意图”的信号，考验的是美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胆量，同时也是考验中国自己的战略耐力。笔者认为，为了在以上三个层面正视彼此战略意图，中美两国应着力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修补各自思维上的缺陷，并帮助对方医治思维创伤。一个根本的战略性问题需要我们思考，即中美关系是否真的已经到了所谓的“临界点”?应该说，中美关系基于相互合作的基本面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也没有质的改变，实际情况完全没有到美国需要彻底放弃其对华接触战略的地步，也完全没有到中国认为可以抛弃现有的国际秩序、另建一套国际制度的地步。在讨论中美彼此的战略意图时，我们应该思考，当前中美关系中出现的一些新变化是战略性的质变还是战术性的量变，以及这种变化的趋势是否为双方均可控的。

　　就美国而言，其需要修补的思维缺陷是一种叫做“霸权患失症”的心理疾病，它是美国历来秉承的塑造“假想敌”的思维习惯同它在面临当前的困难形势所表现出来的复杂心理的杂交，这些心理包括自卑、怀疑、孤独、恐惧，还包括与这些形成另一个极端的自大、盲目、刚愎、暴躁等。同一个失去信心的霸主更难打交道。这个霸主对现有国际体系和秩序仍具有较强掌控力(虽然部分方面有所下降)，而它又似乎变得正越来越忧郁、焦躁乃至暴戾，它自身维护霸权的需求越来越同这个世界关于权力内涵重塑、秩序转型的需求相违背。这对地区的未来而言是非常危险的，全亚洲都有可能被拖入中美大国博弈的“战场”里，而这个“战场”并非中国为了挑战美国地位而有意为之，而是美国出于其病态的遏制中国崛起的“预防性战争”的心理需要而构筑起来的。

　　就中国而言，我们不能将所有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责任都一股脑地推到美国身上，这当然很容易，但是不负责任也不具建设性的。由于中国不断的发展，中国社会也日趋多元化，社会思想也越来越复杂，其中不乏许多干扰中国外交政策和对美关系的负面杂音，极端民族主义、极端政治意识形态、阴谋论、强烈的受害者心态等，都是这种不健康的思维和心智的表现，这使得很多中国人在面对美国和中美关系时，往往会走向两个极端，要么极度自信以至于根本不将美国放在眼里，要么极度自卑以至于觉得美国的任何行为都是针对自己，造成了极度的不安全感。习主席访美期间国内有关“教皇方济各在访美时间与行程上恰与习主席有重合是否就是美国人的阴谋”的讨论，正是这种不健康心态的最新表现。我们必须避免这样的不健康心态成为社会主流、甚至上升到“绑架”对美决策的高度，要用平和、自信、稳重的心态看待中美关系的发展起伏。

　　总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美两国要构建起一种面对新环境的“大共识”，需要帮助对方建立信心，两国都不用担心对方成为本方失败的理由，这也意味着中美要有效合作，不仅实现两国互利，而且需要为体系的维持及改革共同发挥领导作用。

　　第二，加强各层级的对话机制，并由此推进“以议题为导向”的务实合作。两国可以在多个方面改善和创造合作机制。例如，可以尝试对现有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制度进行改革，依据现有的制度设计，多设立具体问题领域内的工作组，着重加强对会议所达成的共识、形成的文件和谈判成果的效果评估和检测，建立完整的评测机制;设立相应的奖惩机制，对个别议题可设立行动时间表;在各自国内的立法机关(中国全国人大和美国国会)设立相应的办公室、委员会，以便向这两个机关提交一些两国经由S&ED在一些关键议题上达成的重大决定和协议，交由立法机关审议并进行相应的立法，将这些在对话机制上形成的重要决定上升为国家法律法规。又如，在继续发挥“危机管理机制”(crisis management)在处理中美关系中的作用的同时，寻求跳出消极的“危机管控”意识，构建超越其上的“机遇管理”(opportunity management)意识和相应的“机遇管理机制”。“危机管理”强调问题的解决，而“机遇管理”则强调两国在合作的过程中创造积极的成果，它要求中美要将视野超越传统的双边关系障碍，去抓住由新技术、新能源、新的研究成果甚至是危机所带来的各种新机遇。“机遇管理”更能扩展两国的共同利益，使得中美之间的合作基础更为牢靠。

　　第三，加强地方和人文交流。中美关系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其体量已经如此之巨、联系端口已如此之多，以至于两国的最高领导人并不一定能无时不刻地完全掌握双边关系中的每一个细节。因此，地方和人文交流就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高层交往所不一定覆盖得到的互信缝隙。虽然有学者指出，中美关系离开高层投入就有可能陷入“漂流”状态，但高层互动和首脑外交绝非中美关系的全部，加强地方和人文交流的重要性就在于能够在高层投入相对减少的情况下，依旧保证中美关系这座庞大的列车能在正确的轨道上稳定行驶。

　　在此，笔者想特别强调在美国培养“知华”人才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界一个很明显的缺陷就在于缺乏真正了解中国、具有战略远见和洞察力的杰出对华外交家。笔者曾与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主席斯蒂夫·欧伦斯(Steve Orlins)先生进行过交流，他说自己有一次在哈佛大学演讲时称，美国当前的外交领域内对华外交人才的稀缺现象十分严重，你甚至找不出曾在中国长期居住和工作过、对中国有所了解或者会说中国的外交事务高级官员。“不要说我们的总统、副总统、国务卿不会说中文，甚至在副国务卿、助理国务卿中都很难找到会说中文的人，”欧伦斯先生如是告诉我，“就我所知，国务院现在只有一个副助理国务卿(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会说中文，这是十分让人担心的。”中国具有大批优质的英语人才，这是我们外交工作的一大优势。就笔者所知，美国国务院内还是有数量可观的会使用中文的中低级官员和雇员的，但高级官员中会说中文的的确几乎没有，在中国居住和工作过、与中国有常年打交道的经验的高级官员则更是近乎为零，这不得不说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致命缺陷，这是与美国对其同中国的关系的定位严重不符的。

　　好消息是，形势正朝有利的方向逐渐变化。9月25日，在与习主席召开的联合记者会上，奥巴马总统宣布准备启动“百万强”计划，目的是争取到2020年实现100万名美国学生学习中文。在笔者最近参与的外交学院“美国知华派”评估课题研究中，深刻感受到这些“知华”人士对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向美国社会介绍中国和对华政策的重要性。老一辈的“知华派”专家不仅会说中文，而且大多有在中国长时间学习和生活的亲身经历，对中国具有较深感情和直观认知，他们对中国社会、中美关系的把握往往非常敏锐;新生代的“知华派”专家则多从对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政策的研究入手，转而进入中国研究的领域，他们大多理论功底十分扎实，但似乎缺少了老一辈“知华派”专家那种对中国的深刻感情。由于美国政界和学界之间所存在的“旋转门”现象，许多从事中国研究的新生代学者在将来都很有可能踏足政界，成为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一线人物，因此，在现阶段加强两国学界之间的多样性交流，让美国研究中国的年轻学者更深入、更真实地了解中国、热爱中国，将有助于未来中美关系得到良好把握。

　　总而言之，“正确判断彼此战略意图”，是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所传递的最重要信号，也将是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最重要成果。从此次两国元首峰会所达成的共识来看，中美关系的本质仍未发生根本变化，我们要认清，美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决定中国和平发展与崛起的最重要外部因素，也将是决定中国在内政和外交上的改革能否成功的最重要外部变量。就中美相互之间在双边关系中的角色和位置而言，中国仍然是追随者、适应者，其对中美关系议程的主动设置能力虽有所提升，但美国仍是战略上的主动方，这种角色定位和相互关系在今后较长时期内仍将持续。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彼此正确判断战略意图尤为重要。就“新型大国关系”而言，美国的态度一直存在模糊表态，虽然习主席访美期间多次谈到这一理念，但奥巴马总统在口头上似乎始终未做正面回应，不过在“成果清单”中，双方以书面形式“同意继续努力构建基于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但不管怎么样，即使美国领导人在概念上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表述一直遮遮掩掩，两国在这个理念框架指导下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实际构建早已迈出坚实步伐并取得许多成果。这实际上正是双方“正确判断彼此战略意图”的收获，也是未来努力的重点方向。只有双方的战略意图能够得到有效对接，两国的实际行动才能向着共同的目标不断迈进，真正实现“共同进化”。

　　刘畅：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来源时间：2015/10/4   发布时间：2015/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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