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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美国把自己架上万米高空,又想“软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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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围绕沸沸扬扬的“气球事件”,这两天美国方面的语调出现了一些明显变化。美国副国务卿舍曼当地时间15日表示,美中双方“从未停止沟通以及试图相互理解”“坚信外交的力量可以防止可能导致冲突的误判”。此前一天,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则称“不会影响美中关系”,“我们寻求竞争,但不是冲突或对抗”。有美媒对此解读称,这是华盛顿为防止“气球事件”进一步发酵所做的“最明确的公开努力之一”。

这真应了那句话: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当美国不顾中国反对,执意击落误入美国领空的中国民用无人飞艇,并接二连三地表演击落所谓不明飞行物时,实际上已把自己架上万米高空,难以“软着陆”了。事实显示,气氛煽动起来很容易,化解起来却十分费劲,华盛顿的行动也不得不受其束缚和桎梏。眼下美国正陷入由它自己一手制造的尴尬境地之中。

时至今日,美国国会一些政客还在借题发挥,继续煽风点火,众议院近日通过所谓“中国在美领土上使用高空气球决议案”,进行恶意炒作,他们是要把这起中美之间偶发、意外事件的最后一滴政治价值给榨取出来。对此,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16日发表声明,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不过,从美方传递出的混乱复杂的信息中,人们也看到了一部分人包括美行政当局希望降温的意思。

可见,在一片喧嚣过后,美国政府内一些人逐渐恢复了冷静,意识到把一个accident(意外)变成一个incident(事件)不太好收场,舆论反思的声音也多了起来。《华盛顿邮报》评论说,对一个气球的窒息感暴露了美国政治而非中国政策的更多问题;由于害怕被认为对中国软弱,拜登政府未能将这次事件变成一个外交机会。《纽约时报》问道,美中关系不断恶化,他们必须这样吗?文章认为,对“气球事件”的反应是夸大“中国威胁”的又一个例子。这些观点更多都是指向美国政府的。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识到,美国政府对“气球事件”的处理方式是有问题的,过度反应小题大做的后果明显对美国不利,外界也能感受到他们对无底线炒作“中国威胁论”的厌倦。在中美严重缺乏互信的情况下,双方都不得不随时面对可能横生出来的枝节干扰,就像这场“气球事件”,而这正是考验双方外交智慧和政治能力的时候。说实话,美国在这场风波中的整体表现,一点都不像一个成熟大国该有的样子,显得既可恶又可笑。

整个事件中,面对美方又是谴责又是制裁的夸张表演,中国始终保持着最大程度的克制和理性。而随着事态的发展,中方外交的专业性,以及稳定中美关系的负责任态度和战略定力,愈发得到证明。反而是华盛顿调子起得太高,这出戏有点唱不下去了,它自讨没趣是必然的。

美国政府高官总是说,要管控好分歧,要为中美关系增加护栏,然而,这起明明可以处理好的意外事件,却在美国政府的推动下,酿成难以收拾的外交风波。如果遇到别的更棘手的事情,美国的应对岂非更糟糕?在美国目前的政治生态下,务实理性向民粹情绪弯腰,经济合作给政治操弄让路,友好屈服于偏见,这让国际社会如何放心得下?

我们希望,能让华盛顿冷静下来的,不仅是“气球事件”这一失败闹剧,它应该反思的太多了。对它的任性胡来,国际社会明眼人都看得很清楚,现在就看华盛顿自己愿不愿醒过来。

来源时间:2023/2/16   发布时间:2023/2/16

旧文章ID:29357

特朗普迎来党内挑战者:“穿高跟鞋的布什”和参议院的“草根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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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 准 刘皓然  来源:环球时报

她被称为“穿高跟鞋的布什”

被英国《泰晤士报》称为“美国的撒切尔夫人”、被美国《国会山报》起名“穿高跟鞋的布什”……出生于1972年,曾任南卡罗来纳州州长、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尼基·黑利于2月14日正式宣布参选美国总统,成为前总统特朗普竞选的首位党内挑战者。2011年,年仅38岁的黑利成功当选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一口气创造3项历史纪录——该州最年轻州长、首位女性州长及少数族裔州长。特朗普执政时期,她又成为首位印度裔内阁官员。

2015年,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非裔教堂枪击案发生后,黑利紧急签署法案彻底禁绝该州带有种族含义的邦联旗。在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期间,黑利曾抹黑中国。2018年10月,黑利疑因与政府就外交政策问题产生分歧辞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一职,卸任后也时常鼓动中美对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当时直言她就是“奔着总统职位去的”。英国广播公司称,黑利很擅长政治选举:她能在路边给邻里街坊送甜食,在酒吧与“飙车族”打成一片,而一些传统选区的选民很吃这一套。英国《卫报》分析称,黑利的整个政治生涯将“身份认同政治”发挥到了极致,特别擅长利用自己少数族裔女性的身份背景赚取政界与公众的支持。例如,她曾在2015年的一场演讲中说:“如果南卡州并非种族宽容州,我也不就当选州长。”《卫报》戏谑道:“她支持特朗普也一定是因为后者是一位‘种族宽容人士’。”就连在最新放出的竞选宣传片中,黑利都毫不掩饰地打起了种族牌,她说:“我是骄傲的印度移民后裔。”

黑利原本坚定支持特朗普,但她在“国会山骚乱”事件后迅速与其划清界限,并公开批评特朗普在这场国家丑闻中的不当之处。尽管她早先曾承诺不会在总统选举中出面挑战“老领导”,但近两个月她又不断放出口风表达参选意愿,呼吁白宫“新老迭代”。据《国会山报》报道,黑利建议“强制让75岁以上的政治家参加心理认知测试”,以此揶揄拜登及特朗普“上了年纪”,尤其是共和党人一再质疑拜登的心理认知水平,称他如今的精神状态不适合当总统,白宫需要注入年轻血液。《国会山报》称,共和党众议员玛乔丽·泰勒·格林抨击黑利为“布什的翻版”,称她在边境问题上非常软弱。

面对党内挑战,特朗普扬言“对手越多越好”。美国福克斯新闻网15日称,特朗普对黑利的参选表示“欢迎”,称她应该“遵从内心意愿”。但在《卫报》看来,特朗普的表态颇有几分轻蔑,可能认为黑利只是“陪跑”,根本没有可能获胜。近期民调显示,黑利的数字确实不容乐观,她在共和党内的支持率为4%,而特朗普却高达43%。

他是参议院的“草根黑马”

南卡罗来纳州另一位“种子选手”——非裔共和党参议员蒂姆·斯科特也在积极筹备竞选总统。与高知家庭出身的黑利不同,斯科特是完全的草根背景。

现年58岁的斯科特出生在该州查尔斯顿市,父母在他7岁那年就已离婚,母亲独自抚养兄弟二人,一天要工作16个小时。

在斯科特年幼时,母子3人要挤在一张床上睡觉。不过,他的早年历程堪称励志:尽管学习成绩不理想,但他十分勤奋,靠着体育奖学金读完了大学。毕业之后,他又从不起眼的保险代理做起,一步步做到金融顾问,并最终拥有了自己的保险公司。因工作繁忙还要照顾母亲,斯科特至今未婚。

美国“政治新闻网”称,斯科特虽然是非裔,但他在以白人为主要群体的查尔斯顿市却颇受欢迎,这与他支持商业发展、擅长建立共识等特点息息相关,甚至被称为“天生搞政治的材料”。上世纪90年代中期,斯科特参与当地县议会的选举,得到了将近80%的赞成票。从政之后,斯科特一路平步青云:他在2008年当选为南卡罗来纳州议会议员,成了该州百余年来首位非裔共和党籍议员。2011年,他代表该州进入美国国会众议院,并在短短两年后当选参议员,是美国历史上首位效力过国会两院的非裔议员。

在老家查尔斯顿市,斯科特经常光顾的一家理发店里挂着两幅肖像画:一幅是美国首位黑人总统奥巴马,另一幅就是他本人。“政治新闻网”称,与黑利截然不同的是,斯科特一直致力于淡化自己的少数族裔标签。他曾调侃道:“上帝好像是故意让我生为黑人的。”

特朗普执政时期,非裔的身份为斯科特带来了麻烦。2017年,斯科特在特朗普政府推动的税务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特朗普签署《减税与就业法案》当日,斯科特受邀上台,其站位紧挨着特朗普与时任众议院议长瑞安。当时有不满特朗普的媒体人讽刺道:“太震惊了……一个黑人竟出现在那个位置,像个提线木偶一样。”斯科特毫不客气地反击道:“这法案是我协助起草的,我的整个国会政治生涯都围绕着税务改革。不过,如果你只知道看肤色下菜碟,那随你的便。”

据《卫报》称,斯科特在去年出版的回忆录《美国:一个救赎的故事》中表露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声称他充分理解两党合作对推动国家前进的重要性,书中一些核心内容已充分表明他的参选意愿。

来源时间:2023/2/16   发布时间:2023/2/16

旧文章ID:29356

美媒:拜登称,“没有迹象表明北美上空三个被击落物体与中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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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索炎琦  来源:环球网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周四(16日)就近来北美上空“被击落物体”在白宫发表讲话,他表示没有迹象表明最近三个“被击落物体”与中国有关,而是很可能属于私营公司。他还宣称,不会为“击落(中国)气球而道歉”,但同时又重申“寻求对华竞争、而非冲突和新冷战”。

“我们还不知道这三个物体究竟是什么,但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们与中国的间谍气球计划有关,(也没有迹象表明)它们是来自任何其他国家的监视飞行器,”拜登声称,“情报界目前的评估是,这三个物体很可能是与私营公司、娱乐(项目)、研究天气或进行其他科学研究的机构有关的气球。”

CNN称,拜登这一讲话,是其首次就上周在美国和加拿大上空的“被击落物体”发表正式评论。他还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近来存在“天空中物体突然增加”的趋势,但声称如果造成威胁,美国政府仍将采取行动。

关于本月初美方宣称击落的“中国气球”,CNN称,拜登声称不会就此道歉,但美国将继续与中国接触,因为最近事件凸显了“在外交官和军事专业人员之间保持开放沟通渠道”的重要性。“我们寻求与中国竞争,而不是冲突。我们不寻求一场新冷战,”他宣称,“我希望我们能查个水落石出,但我不会为击落那个气球而道歉。”

近来,美中关系正因美国击落中国无人飞艇并对中国6家企业施加限制措施而持续紧张。美国媒体本月15日发表对副总统哈里斯的采访,她称不认为“气球事件”会影响中美关系,这被美国媒体解读为白宫控制“气球事件”发酵的努力之一。但另一方面,继美国国会众议院9日通过“中国在美领土上使用高空气球决议案”后,美参议院15日也跟风通过相关议案,进一步炒作所谓“间谍气球”话题。对此,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16日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会相关议案刻意渲染“中国威胁”,纯属恶意炒作和政治操弄。中国全国人大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

本月15日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国民用无人飞艇误入美国领空,完全是一起由不可抗力导致的意外偶发事件,中方已多次向美方说明情况。然而,美方滥用武力、过度反应、升级事态,并以此为借口非法制裁中国企业和机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将依法对损害中国主权、安全的有关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正当权益。

来源时间:2023/2/16   发布时间:2023/2/16

旧文章ID:29355

中国试图将气球争议描绘为美国衰落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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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AVID PIERSON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虽然世界上许多人将中国的间谍气球视为北京越来越好斗的迹象,但中国却试图将这场争议说成是美国不可逆转的衰落的征兆。

中国提出质疑,如果不是因为美国国内存在严重的社会分裂和难以应对的党派斗争等大量问题,迫使拜登总统对中国采取强硬做法的话,一个强大的国家怎么会被一个薄而易破的充气飞艇吓到?

气球事件“向世界表明,美国在处理这件事上不成熟、不负责任,其实是歇斯底里”,中共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在最近的一篇社论中写道。

中国试图在宣传中驳倒拜登政府,嘲笑其不知所措、反应过度,想方设法胜过极右派的共和党对手,以证明自己在面对中国时更昂首挺胸。中国政府在回应中丝毫不承认气球事件给自己的信誉造成了损失,以及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中国实在太愿意监视邻国和更远的地方了。

中国反而在周二寻求展示自己已不再提气球事件这个话题。中国的大部分信息传递往往针对的是它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战略利益。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谈到加强与欧盟的关系,以打破美国对欧盟成员国的影响。中国欢迎伊朗强硬派总统莱希访问北京,他将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见面,这表明两国对一个更加多极化的、不受华盛顿支配的世界有共同的愿景。

习近平上周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时强调了这一点,他在讲话中宣称“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进步的新模式,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观念。

习近平的话比中国官媒评论栏目上的反美言论说得更委婉一些。自从中国气球2月4日在南卡罗来纳州海岸被击落以来,官媒上一直充斥着这种言论。中国一直坚称,美国击落气球是反应过度,气球是民用飞艇,被风吹离了航线。美国官员则表示,该飞艇属于一个庞大的监视计划,该计划旨在收集有关世界各国的军事能力信息。

紧张局势已在周末升级。美国击落了北美上空出现的三个不明飞行物,中国宣布准备击落渤海附近上空的一个不明飞行物。这标志着地缘政治走向边缘政策的时刻,中美关系已经在越来越令人担忧地下滑,现在到了几十年来的最低点。

这种不安的要害在于双方领导人应对国内民族主义情绪、设法让两个大国避免冲突的能力问题。

习近平是中国几代人来最具民族主义色彩的领导人,他不能被人视为在美国压力下让步,那会破坏他向中国人民做出的核心承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他已把这个愿景表达为“东升西降”的社会文明走向。

这让习近平在气球事件上除了展现强硬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余地。

“由于近年来的宣传,中国不可能向美国做出让步或道歉。中国人民不能接受来自本国政府的软弱态度,”北京清华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邢悦说。

中国的口吻已在最近几天发生了明显变化。气球在蒙大拿州上空出现后,中国最初曾不同寻常地表示了遗憾,但后来却指责美国发动“信息和舆论战”。中国政府本周称,自去年5月以来,美国的高空气球已飞越中国领空十余次,白宫马上否认了这个说法。

周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变本加厉地断言,五角大楼已在研发高空侦察气球上花了数十亿美元,并且已将这些项目转化为军事应用。他指责美国击落气球是过度使用武力。“提醒美方,小心用力过猛闪了腰,”他说。

中国官媒一直在强调美国国内的党派分歧。官媒暗示,拜登政府决定击落飞艇是为了提高总统的支持率,因为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们批评他没有及早采取行动。

“拜登政府在气球事件上的决定为美国国内政治所裹挟,”《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社评写道。

这个观点不只出现在政府的宣传中,也是中国外交政策界更慎重的人的看法,例如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有影响力的政治学家郑永年,他警告称,美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增长可能会引发中国更多的民族主义情绪。

“当今的全球头号风险是美国国内政治,”郑永年说,他曾担任高级官员的顾问。与中国更强硬的评论员不同,郑永年不赞同美国处于结构性衰退的说法。

“美国仍有强大的治理能力,仍是最富裕的国家,仍拥有最强大的军队,”郑永年说。但他说,当他把目光转向华盛顿时,他看到的是一位尽力保持平衡的总统,他有与中国政府找到共同点的愿望,也有在对抗中国上坚定不移的需要。

美国的两党人士都接受了对华的鹰派观点,在这种政治气候下,议员们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要去展示与北京对抗的决心。例如,共和党人指责拜登政府对中国态度软弱,尽管美国政府已采取了令北京不满的做法,包括禁止向中国出口关键半导体技术,以及加强与日本、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等亚太地区盟友的军事联系。

郑永年表示,中国应该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并寻找可以缓解紧张局势的合作领域,例如应对气候变化、支持全球卫生倡议。

但这样做可能会变得困难,如果新任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把以前的一个暗示付诸行动的话——他曾表示上任后会访问台湾,这有引发中国再次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的风险,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去年访问了自治的台湾后,中国就这么做过。

另一个潜在的爆发点可能在今年春季,预计习近平那时将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中国一直在暗中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

分析人士称,美中仍有稳定关系的余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国最高外交政策官员王毅都将出席本周五在德国举行的年度慕尼黑安全会议。虽然尚未安排两人会面,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说,政府官员“致力于保持(华盛顿与北京之间)沟通渠道的畅通”。

让中国发出这种信号会更难,因为它公开传递的大部分信息都是针对国内受众的。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仍有缓解紧张局势的强烈动机,其中最紧迫的莫过于重振这几年受到严厉的新冠“清零”政策打击的经济。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徐学渊上周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表讲话时表示,她希望气球事件不会阻碍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

根据外交部的一则消息,徐学渊说:“不应让这一事件抵消了双方在维护两国关系稳定方面所作的努力。”

现在的问题是哪个国家会先伸出橄榄枝。任何这种姿态都有让一方在对方眼里显得愿意迁就的风险。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曾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任中国事务主任的何瑞恩(Ryan Hass)表示,中国正在发现,很难在不进一步加剧与美国紧张关系的情况下显得强大。“他们在被迫做出选择时会优先考虑国内受众,而不是外部受众,”他说。

“不过,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中国人急于想换个话题,”他说。“他们想把间谍气球的问题置于脑后,但不想在这个过程中给人做出了任何让步的印象。”


Michael Crowley自华盛顿对本文有报道贡献、Olivia Wang自香港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David Pierson报道中国外交政策和中国与世界的经济与文化交互。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dhpierson。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23/2/16   发布时间:2023/2/15

旧文章ID:29354

2023年美国经济两大主要特征:“慢加息”和“浅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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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彭钢 宋效军 余翔  来源:澎湃新闻

2022年美国经济的关键词是通胀。伴随通胀而来的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调整,美联储在短期内的“亡羊补牢”式加息加大美国经济衰退风险。通胀、加息、经济下行构成了2022年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的主要特征。展望2023年,美国经济走势的主要特征是前低后高,实质是回归长期趋势的“衰退式增长”。其间,中美经贸和投资有望深化,但仍需关注中美利差、科技脱钩,以及美国不断收紧融资渠道给中国带来的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

2022年美国经济全年走势回顾

为更好探究2022年美国经济增长的动能所在,需要进行结构性分析。据美国商务部2022年11月30日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2022年前三个季度,美国经济走势总体呈现“上台阶”形态,增速逐步走高。一季度美国经济环比增速为-1.6%,二季度-0.6%,三季度为3.2%,四季度2.9%,全年增长2.1%。这一增长符合过去10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平均2.2%的趋势性水平。

美国经济全年四个季度的表现通常是一季度增速较慢,二季度开始加速,三季度达到峰值,四季度回落。而2021年四季度美国GDP增速达到了惊人的7%。虽然2021年四季度实现7%增速背后的重要原因是基数效应使然,但仍然透露出美国经济过热的信号。2022年美国经济本应延续美国经济过热的态势,继续高歌猛进,但蹊跷的是2022年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却突然由正转负。

对此,结构性的分析可以提供解释。2022年一季度GDP环比负增长主要受三方面拖累。一是私人投资(尤其是私人库存变化)因基数原因环比大幅回落。二是出口疲弱叠加进口激增,使净出口环比大幅下滑。三是政府支出明显下滑。

至于2022年美国二季度GDP增速为何继续为负,原因主要是受库存、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开支拖累。2022年三季度美国GDP增速止负为正,达到3.2%,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是外需变化。具体来说,贸易逆差收窄是美国三季度GDP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

由此可见,通胀和政府支出减少是2022年上半年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而下半年的主要动能在于出口的贡献。上述动能未来是否会发生变化,将为我们预判2023年美国经济走势给出重要指引。

影响2022年美国经济的主要负面因素有三个:

一是通胀问题显性化。美国整体通胀水平早在2021年4月份就显露出明显的端倪。当月同比增速曾突破4%,为2008年9月份以来首次,但当时美联储的判断是认为这仅为暂时性的现象,未收紧货币政策,继续保持政策的超级宽松。此后美国通胀压力持续走高,2022年6月美国整体通胀增速更是达到惊人的9.1%,为1982年以来最高值。通胀令美国经济和民众生活承压,民怨上升;10月份美国整体CPI和核心CPI同比增速分别放缓至7.7%和6.3%,美国整体通胀压力出现缓解迹象,但核心通胀在随后的两个月中又继续上涨,11月涨至7%,12月又上涨0.1个百分点至7.1%。7.1%的核心CPI表明美国通胀问题依然顽固,美国的通胀从之前的“原材料-商品价格”上涨,演变成“工资-价格”上涨,通胀性质发生了变化。

二是美股表现不佳。美国三大股指2022年普遍下跌。美联储2022年3月开始加息后,美股市值一度蒸发了9万亿美元,相当于蒸发了近三个英国的GDP。全年美股的实际走势重重打脸了年初普遍看好美股的华尔街大行们。

三是他国央行减持美债。美国财政部2022年12月15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持有美国债规模前十的国家和地区中,除了比利时和法国在去年10月有所增持外,其余8个国家和地区全部选择了减持美债。

除了上述三个负面因素外,影响2022年美国经济也有五个正面因素。

一是通胀虽然顽固,但出现了放缓迹象。面对“失控的”通胀,美联储在货币政策立场上发生了180度的急转,接连推出加息和缩表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到2022年11月,美国CPI同比涨幅降至7.1%,12月又降至6.5%。通胀回落趋势基本确定。

二是就业形势继续保持向好趋势。虽然工资和物价面临较大上涨压力,但就业市场全年表现出较强韧性。2022年迄今,雇主每月增加的就业岗位超过30万个,失业率维持在4%以下。2022年12月份美国失业率从11月的3.7%进一步降至3.5%,为50年来的最低水平。虽然从2022年11月开始,出现了科技公司的大幅裁员,但实际上科技公司裁员的影响或有限。历史经验也表明,信息行业裁员人数波动很大,跟整体非农就业以及衰退周期相关性并不高。对货币政策来说,美联储更看重的是整体就业形势而非某个行业的好与坏。科技公司裁员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也较为有限。

三是财政赤字有明显缩减。2020、2021财年赤字为美国历史上赤字非常严重的两年,分别占GDP的15.2%、12.4%。但即便如此,在疫情形势仍然不稳定,仍需保持财政刺激的背景下,2022年美国联邦政府却能克制住继续实施大规模赤字财政的冲动,大幅缩减了赤字,实属不易。

四是私人资本对美国有价证券的持有量在上升。2022年11月16日,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所有海外的美国长期、短期证券和银行流水的净收入总额为309亿美元,其中海外私人资本净流入为485亿美元。同时,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长期证券增加了938亿美元。这反映出在不确定时代,美国市场对私人投资者的强大吸引力依然没有改变。

五是公司利润继续保持增长态势。根据FactSet最新公布的数据,美股2022年每股收益将为221美元,2022年公司利润总额预计将超过3万亿美元,高于此前三年。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一季度美国非金融企业的税后利润占总增加值(GVA)比重为14%,二季度进一步升至15.5%,创1950年以来的最高值。

应重点关注的宏观经济问题

美国经济表现通常有趋势和规律等典型性特征。但2022年的美国经济则表现出诸多非典型性。在美企业盈利向好的大背景下,美股从年初开始持续下跌;年中通胀飙升,随后创下几十年未见新高;在上年经济亮丽的基础上,一二季度经济却接连负增长,陷入技术性衰退;即便如此,美联储仍坚持“亡羊补牢”式加息,同时,财政赤字也在大幅缩减。每一种表现都是非典型性的,其既可能是美国经济向疫情前的趋势水平回归过程中的短暂异常,也可能预示着美国经济正发生某种结构性质变。上述非典型性变化,值得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对于其中一些重点问题,我们尝试对其前景进行预判。

(一)通胀短期仍难快速回落。这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现在美国通胀已从之前的“原材料-商品价格”上涨,演变成“工资-价格”上涨,通胀性质发生了变化,这种性质上的变化令通胀短期内难以被迅速压降。

除客观上做不到的原因外,主观上不愿意完全压降通胀也是美国通胀短期内不可能快速回落的重要原因。美联储嘴上说要压通胀到2%,但现实决策时却行动迟缓。这是因为美元拥有世界货币的地位,美国政府若保持一定的通胀率,等于帮自己降低债务水平,通胀事实上帮助美国实现了“隐性赖账”。

除此之外,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始终希望兼顾两大目标:“促就业”和“控通胀”,但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冲突。通胀降下来,失业率就会升上去。2024年美国总统即将换届,出于选举政治考虑,拜登总统增加就业的诉求将变得更强烈,决不会希望美联储过快压降通胀而增加失业。

因此,2023年美联储在控通胀方面,会在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之间来回摇摆,最终演化成类似于上世纪70年代的情况。在这个过程中,美国通胀的目标中枢可能上移到3-4%。

(二)需特别关注美国经济中一些质的变化。美国福利制度在西方发达经济体中处于中游水平,这让美国民众保持较强工作动力,企业家的拼搏和创新精神为发达经济体中最强。

新冠疫情虽然给美国企业带来巨大冲击,但疫情也给美国经济提供了一次破旧立新的机会,相当数量已不具备竞争力的企业被淘汰掉,同时不断有新企业在疫情中被创建,其中不少是技术创新类企业。此外,疫情还加速了美国经济的数字化水平,将这一水平往前提前了6-10年。这对美国经济产生的促进作用将会在未来持续显现出来。美国自动化协会的数据显示,2022年一季度,美国工作场所的机器人订单同比激增40%,而2021年增幅仅有21%。机器人和人工智能(AI)时代的“复兴”,已经逐渐成为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必要基础,这也将进一步影响全球制造业的未来格局。从下图1可以看出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在新冠疫情暴发前是在持续上升的,这是衡量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的综合性指标。在后疫情时代,美国全要素生产率有望继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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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全要素生产率(数据来源:Wind)

此外,分别于2022年8月和2023年1月生效的《芯片和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是拜登政府对全世界开出的诱人的招商政策,加上美国相对廉价的能源、低储蓄率与高消费力的市场特点,将不断吸引制造业巨头们在美新设工厂或扩大生产规模。

(三)加密资产价格暴跌推动美认真考虑推出数字美元等问题。加密资产与金融科技进步高度相关,甚至成为投资者博取金融科技进步红利的重要手段。但2022年,各种加密货币价格一泻千里,爆雷事件层出不穷。加密资产价格暴跌推动美国监管机构对加密资产的态度发生变化:从“打压”到“招安”,再到现在的“融合”。2022年,美国监管层明显加快了数字货币方面的立法。整个2022年,国会、白宫、美联储、商务部、财政部等几乎所有重要的美国政府机构都开展了数字资产相关的研究,有关部门还发布了行动指南。拜登政府2022年9月发布了比特币、加密货币监管框架,进一步明晰了美国在“数字资产”方面的路线图。

显然,美国政府已意识到数字社会的资产形态必然会发生变化。当然数字资产、数字货币最终会以何种形态呈现,演化中还存在不确定性,但方向是明确的,即美国希望保持自己在金融、货币、信用领域的领导地位,甚至更进一步维持霸权。

2023年美国经济前景展望

(一)从前述经济增长动能的分析看,2023年美国经济走势取决于消费、投资和出口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消费是美国经济的大头,但消费增长动能存在“失速”可能。虽然去年11月美国零售销售额环比上涨1.3%,看似强劲,但旺盛的消费是通过“吃老本”以及扩大负债的方式进行的,这种状态难以持续。2022年10月,美国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速仅2.8%,当月储蓄率降至2.3%,后者已低于2008年次贷危机前水平。另据美联储2022年11月15日的数据,2022年三季度美国家庭债务增速为2008年以来最快,信用卡欠款余额同比飙升15%。由于信用卡使用量和抵押贷款余额大幅增加,2022年第三季度美国家庭债务跳涨3510亿美元,为2007年以来最大增幅。

以上数据说明美国消费者家庭债务情况有较为明显的恶化,圣诞节消费季之后或将明显转弱。此外,受美联储加息影响,投资增速放缓。美联储如果继续加息,必然会损害美国国内消费、打击国内投资者投资意愿。美国内需已经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随着美联储凌厉的加息政策开始传导至实体经济,内需还将进一步收缩,这意味着美国2022年三季度增速或只是暂时性反弹。出口方面,2022年,由于俄乌冲突爆发,俄罗斯石油出口欧洲受阻,美国能源对欧出口大增,但这一特殊因素对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存疑。

(二)2023年美国经济走势的最大决定性因素在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而美联储究竟会采取何种货币政策,其关键是如何在控通胀和经济衰退之间进行抉择。按照去年12月CPI 6.5%的通胀水平,美联储2023年仍需要持续加息。但如果加息到6%,美国经济面临的衰退压力会更大。2022年12月美联储议息会议决定降低加息幅度,从加息75个基点降至50个基点,背后的重要政策考虑是美国经济放缓的速度超过预期,由此表明在“压通胀”和“防衰退”两者之间,美联储更偏向于后者。基于美联储公布的利率点阵图预计,2023美联储可能还会加息2-3次,主要集中在上半年。随着加息结束,美国经济衰退的政策性风险也将减弱。

(三)“慢加息”和“浅衰退”或将成为全年美国经济的两大主要特征。如果说“高通胀”和“快加息”是2022年美国经济两大最鲜明特征,“慢加息”和“浅衰退”可能是2023年全年美国经济的主要特征。2022年美国经济已经处于技术性衰退,技术性衰退也是衰退,只是衰退的特征表现并不明显。2023年美国经济衰退的症状会更充分表露,然而是否会出现深度衰退,还有待观察。

现在都说2023年全球经济会陷入衰退,由此对美国经济造成拖累,并由此预测2023年美国经济会陷入严重衰退。但这存在一个严重的逻辑问题,那就是将美国与全球经济对立起来。实际上,之所以预测全球经济会在2023年陷入衰退,是预测美国经济会陷入衰退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无力。但中国的防疫政策已在2022年末发生根本性调整,2023年中国经济出现反弹将是大概率事件,而美国经济随着美联储加息步伐放缓,也有可能走出目前的技术性衰退,届时全球经济增速即使降低,可能也只是小幅的浅衰退。

随着美联储加息进程放缓,以及2023年上半年全球新冠疫情形势变化,对美国经济较为乐观的估计是美国经济的衰退或将在2023年年中结束。此外,据报道,在过去几个月,虽然金融市场上有关2023年美国经济将陷入衰退的担忧正日益升温,但向来被誉为“聪明钱”的专业投资资金正选择“逆势而为”:他们开始押注美国经济深度衰退是可以避免的。

全球资产配置建议及风险提示

全年看,2023年上半年是美国资本市场的波动期,下半年随着美国经济走势更加明确,市场波动性有望逐渐降低。全年美国经济走势或呈现“前低后高,前慢后快”的节奏。2023年上半年可能是经济金融风险最大的时期。

(一)投资策略上,因为2023年衰退和通胀会是美国经济的高频词,因此投资交易可围绕“衰退”“通胀”展开。

(二)关注2023年美股、美债走势。目前看,对美股、美债压制最大的是美联储货币政策。随着美联储加息进程放缓。美股、美债2023年可能会获得阶段性支撑,出现反弹行情。而美股的反弹将吸引国际资本向美集聚。

(三)美元走势或整体性趋弱。美联储的持续加息是2022年美元走强背后的重要支撑力。美联储一旦停止加息,美元将失去重要支撑。事实上,随着市场对美联储将放缓加息步伐的预期日益升温,以及中国经济持续回暖,美元从强转弱的过程已经开始。2022年12月5日美元回吐了2022年以来一半以上的涨幅。数据显示,美元现货指数目前涨幅已收窄至7%左右,该指数此前一度涨约16%。美元走弱将刺激美国对外出口。

(四)警惕新兴市场风险。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一共判定美国经济有7次衰退,其中3次为深度衰退(1974年、2008年、2020年),4次为轻微衰退(1980年、1981年、1990年、2001年)。以史为鉴,美国经济深度衰退往往伴有全球性金融危机,而轻微衰退,则有金融市场的动荡,但也有平稳过渡的情形。我们要警惕这一过程中,新兴市场可能出现的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

上述形势的变化将对我国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产生影响,应予密切关注。

(彭钢,中国建设银行研究院副院长;宋效军,中国建设银行研究院副秘书长;余翔,中国建设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文章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立场。)

来源时间:2023/2/16   发布时间:202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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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球事件可能升级为中美危机?朱锋:两方面需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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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凤凰大参考

核心提要:

1. 持续数日的飞艇事件突然升温,朱锋认为原因有三:一是一份美国媒体爆料,二是美国政坛人物的操作,三是美国国内的“中国威胁论”舆情的大肆炒作。至于此事是否会升级为危机,将取决于美方在搜集和鉴定后的判断和结论。如果进一步放大“中国威胁”,将是酿成中美新对抗的危险前兆。对此,我们一方面要坚决斗争,另一方面中美关系不能被美国政客的私利和情绪化行动牵着鼻子走。

2. 飞艇事件凸显出中美建好“护栏”的重要性。尤其是近期美军将领宣称中美2025年战争,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军方急于备战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一种认知心态的扭曲。但中美“护栏”的规划不能单方面地由美国说了算。拜登政府多次要求中国承诺绝不用武力改变“台海现状”,但事实是,美中关系的“护栏”更应该包括美国继续坚持中美三项联合公报中的基本承诺、停止同情和支持台独势力、停止干涉两岸关系。

3. 中美关系国内政治化是当前中美关系最大的脆弱点之一。美国政客试图将中国夸大和歪曲为重大“战略威胁”,由此试图塑造国内凝聚力,加强美国的战略竞争力。如果美国再度声称飞艇事件是中国的“军事间谍行动”,无疑进一步在美国朝野放大“中国威胁”,引发对华进一步的打压和遏制,其在台湾问题上的挑衅将更“有恃无恐”。

4. 中国如何应对美国多层次、多领域、多维度的限制和打压?第一,坚持不脱钩、不分裂、不冷战,用行动和事实正告美方,霸权主义做法是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第二,继续全面参与世界、融入世界,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参与和引领进程中,打破美国的“科技战”;第三,我们自身走稳、走实和走好我们自己的治理与发展道路。

朱锋:飞艇事件带来重大警示,对美国这一问题不能放任不顾

《凤凰大参考》:复盘此次飞艇事件,其实美方在一周前就知道飞艇存在,周三中美也进行过积极沟通。为什么此事会在周五突然升温,并干扰到中美关系?有观点称是布林肯借题发挥想在谈判中获得筹码,也有观点称是美国反华狂热舆论导致,您怎么看?

朱锋:此次中国民用飞艇因为不可抗拒风力影响而飘入美国,1月下旬美方已经发现。之所以在2月3日突然升温,一是一份美国媒体的爆料,二是美国政坛人物的操作,三是美国国内的“中国威胁论”舆情的大肆炒作。

布林肯国务卿借题发挥,推迟原定的访华行程,更是拜登政府自上任以来,始终将对华强硬作为执政亮点的执政形象塑造与对华战略打压的政策需要。

当前中美关系的对抗态势不仅是拜登政府“中国竞争战略”的结果,更是美国反华舆论狂热的现实需要。这次中国民用飞艇被大肆炒作,美国军方不顾中方再次通报是民用飞艇的事实予以击落,这种不顾两国关系稳定的基本事实、刻意采取蛮横行动的做法,更是美国当前情绪化的反华舆论所烘托的偏执舆情的延伸。

这一事件对当前的中美关系具有重大的警示作用。那就是不管两国政府如何想要务实地加强接触、对话和沟通,但国内好战、好斗的舆情如果放任不顾,中美关系的务实努力不仅难以奏效,两国之间的冲突更可能因为敌对的舆情、政情而进一步走向对抗。

飞艇事件或成危机前兆?朱锋:需对美后续动作保持警惕

《凤凰大参考》 : 周六美军宣称击落了中国飞艇,外交部抗议其过度反应。 (其实他国飞艇误入美国并不少见,中国此前报道有4次——编者注) 《纽约时报》评论称:“击落气球结束了这一外交危机”。 您怎么评估这次飞艇事件,是危机还是意外?有报道称美方搜索飞艇零部件将开启新一轮制裁,您认为事件后续会如何发展?

朱锋:这次飞艇事件既是意外的对抗,又是危机的前兆。

他国飞艇进入美国和中国领空的事件都多次发生过。美国政府和军方不顾中国多次公开和私下坦诚沟通的诚意,从一开始就大肆炒作这是中国的军事间谍气球,随后发射三枚导弹予以摧毁,这不仅是拜登政府的过度反应,更是企图再度夸大和渲染“中国威胁论”的生动案例。

如果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在搜集和鉴定飞艇设施之后再度声称这是中国的“军事间谍行动”,无疑会进一步在美国朝野放大“中国威胁”。拜登政府和美国国会也将势必进一步采取对华打压和遏制行动,在台湾问题上危险的“拱火”行为势必也将继续乘势而上。这些都将是这次“飞艇事件”可能酿成中美新的对抗危机的危险前兆。

《纽约时报》的评论指出击落中国飞艇“结束了这一危机”,反映了相对理性的声音。面对美中关系的脆弱和严峻的态势,像《纽约时报》这样的非美国极端保守势力的媒体,当然会担心飞艇事件继续恶化和升级,忧虑无法管控的美中对抗将对美国人民和社会的利益带来重大伤害。

但事实是,美方在搜集和鉴定中国民用飞艇设施后究竟将会做出什么样的判断和结论,将决定这次飞艇事件是会真正告一段落,抑或是将继续发酵和升级为美中关系中的重大安全危机。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美军将领宣称中美2025开战?如何建立护栏?朱锋回应

《凤凰大参考》:此次飞艇事件也凸显出中美管控分歧、建好“护栏”的重要性,双方在这一领域的商谈是否会有实质性的进展?有美军将领宣称中美2025年将开战,您怎样看待这种观点?

朱锋: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大的两大经济体的关系,是当代军费开支和常规军事装备与作战能力最为领先的两大国之间的关系,更是双边经贸往来占全球贸易总量14%、对世界经济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两大市场的关系。中美关系当然需要“护栏”,需要可管控、总体稳定的双边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两国发展,更是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所乐见的。

令人不安的是,近期美国国内有关美中即将陷入直接军事对抗的声音十分刺耳。美国一位空中军事力量司令近期甚至恫言:2025年,而不是原来美军曾预测的2027年,中国将对台动武,美军将会直接介入干预,中美2年后将陷入直接军事冲突。

这种危言耸听的言论,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军方在了解拜登政府转变以往涉台“战略模糊”政策之后急于备战的需要,另一方面则像不断呼喊“狼来了、狼来了”的寓言故事所揭示的那样,是一种自身认知心态的扭曲。

为了维持两岸关系的稳定和台海和平的延续,美国需要首先从自身查找原因。正如美国智库CSIS发表的2位中国问题专家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美国越是想要按照自身的利益和目标为两岸关系设定方案,越是容易引发中美之间的对抗。美国最好的台海两岸和平方案是“不预设美国版的方案”。

但如何定义和规划中美关系中的“护栏”?首先,“护栏”不能单方面地由美国说了算。例如,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针没有变,但面对美台勾连、试图改变台海关系现状的各种伎俩,中国必须建设和保持强大的军事威慑力,阻止岛内、岛外台独势力的任何图谋。

拜登政府多次要求中国承诺绝不用武力改变“台海现状”,并把这一点也算作美中关系之间的“护栏”。但事实是,美中关系的“护栏”更应该包括美国继续坚持中美三项联合公报中的基本承诺,停止同情和支持台独势力,停止干涉两岸关系。

朱锋:将美中关系国内政治化,是当前中美关系最大的脆弱点之一

《凤凰大参考》 :这似乎是美国中期选举后首次重大中美事件,共和党渲染夸大中国的“间谍威胁”,也给执政当局施加压力。有观点称这更像是一次美国内政危机的外溢,而非中美外交的问题。您怎么看?结合麦卡锡计划窜访台湾的消息,您如何评估美国内政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朱锋:飞艇事件发生后,美国共和党近10位众议员在公开讲话、推特中渲染飞艇对美国构成的“安全威胁”,将这一事件渲染为是“中国威胁”的新领域,并随即调转枪口,指责拜登政府在应对“中国威胁”上“毫无作为”。将美中关系国内政治化,这是当前中美关系最大的脆弱点之一。

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的持续分裂,民主和共和两党在内政相关的立法议案通过与否的问题上长期恶斗。 而明年将是美国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年,两党的主要政治人物都在欲欲跃试,美国国内权力竞争又即将到关键时刻。

美国目前的现实是:国内政治、社会分裂和对抗越是严峻,美国的政治精英越是要做大、做实“中国威胁”;要把一个和平崛起的中国夸大和歪曲为美国正在遭遇的重大“战略威胁”。通过这种手段,美国试图塑造美国国内的凝聚力,更试图用这种夸大和扭曲的“中国威胁”来激发美国人的危机意识,全力加强美国的战略竞争力,让美国这个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和利益可以坐稳、坐长。

今天,美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的分裂、内斗和内乱所激发的这种急需外敌的疯狂、扭曲的政治心理和战略效应,是过去几年到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中美关系进展、严峻的最大推手。

飞艇事件是否会继续升级、恶化为“飞艇危机”? 这个问题尚无定论。 总体而言,飞艇事件引发的美国对内进一步上升的“反华、仇华、嫌华、疑华”效应将进一步发酵。 麦卡锡窜访台湾的挑衅举动只会继续“有恃无恐”。对此,我们一方面要坚决斗争,但另一方面,中国和中美关系都不能被美国政客的私利和情绪化的行动牵着鼻子走。

中国如何应对美国全面打压?朱锋:有三条策略

《凤凰大参考》: 布林肯访华之际,美军正在菲律宾加强军事存在意图干涉台海,同时建立美日荷半导体同盟进一步遏制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如何应对美国的新一轮动作?

朱锋:美国的对华关系已经发生“质变”,拜登政府已经锁定中国作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全面打压、弱化和遏制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中国政策的“新常态”。对此,我们已经不应再抱有任何幻想。这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崛起的历史进程中正在遭遇的最为严峻、复杂和尖锐的战略挑战和战略压力。

拜登政府今天的中国政策,就是既要竞争,又要冲突,还要合作。其目标就是要按照美国的目标和战略步骤,既要“限制中国、削弱中国、打痛中国”,又不想完全与中国分手和分裂。

今天美国的中国政策是在多层次、多领域、多维度上限制、削弱和打击中国。不仅是在南海、台海问题上,更是在其印太战略实施今天正在全力推进的“一体化威慑”部署、“小多边”集团建设和对华高科技封控等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等诸多方面。

中国到底应该怎么应对?这是一个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战略难题。

我的看法是:首先,中国需要继续坚持习近平外交思想中有关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新型大国关系等基本原则,坚持不脱钩、不分裂、不冷战,用行动和事实正告美方,华盛顿这种自私、狭隘、偏执的霸凌主义和霸权主义做法,是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中国应该坚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其次,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思想不动摇,继续全面参与世界、融入世界,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参与和引领进程中,打破美国的“科技战”。

第三,中国大国崛起的历史进程不能出现塌方式的沦陷。面对美西方的打压,我们的发展进程缓一缓、调一调是正常的;但中国大国崛起的历史进程需要在我们自身走稳、走实和走好我们自己的治理与发展道路的进程中,继续保持延续和上升。

大航海和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谁能真正引领世界科技创新和工业化进程,谁才能在大国竞争的战略博弈中笑到最后。

来源时间:2023/2/16   发布时间:20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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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在里根112周年诞辰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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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henry-kissinger

2023-02-15

【编者注】本周一(2月6日)是罗纳德·里根总统诞辰112周年。位于加州西米谷的罗纳德·里根总统图书馆举行了庆祝活动,以纪念这一属于美国第 40 任总统的重要时刻。前美国国务卿、99岁高龄的亨利·基辛格博士在活动中发表讲话。本文特转发演讲中英文全文以飧读者。

罗纳德·里根是一位凶猛而冷酷的战士,同时也是一位狂热而坚持不懈的和平缔造者。对他来说,美国的国际实力不是虚荣心,其本身也不是目的。

罗纳德·里根是非凡的,是一个成功的美国总统。众所周知,罗纳德·里根是一个讲真话的人。为此,他获得了“伟大的沟通者”的称号。但他拒绝了这个头衔,说“我不是一个伟大的沟通者,但我沟通了伟大的事情”。前半句太谦虚了,但后半句是对的。里根凝结了使这个国家变得伟大的大部分因素,同样重要的是,使这个国家变得美好的大部分因素。

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是一位凶猛而冷酷的战士,同时也是一位狂热而坚持不懈的和平缔造者。对他来说,美国的国际实力不是虚荣心,其本身也不是目的。相反,它是保持国家活力和使对手妥协的必要工具。他的远见在道德和战略上很清晰,也并不认为领导人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他坚信,没有什么比实力更让对手钦佩的了,今天没有什么比军事弱点更不值得尊敬的。

他讲过一个美国人和俄罗斯人辩论的故事,美国人说:“在我的国家,我可以走进总统办公室,挥起拳头然后说,里根总统,我不喜欢你管理这个国家的方式。”对方回答:“我可以做同样的事情。我可以走进克里姆林宫,去总统办公室说,我不喜欢里根总统管理国家的方式。”意思是,你总是可以区分共产主义者和反共者。共产主义者会读马克思和列宁,反共者会理解他们。

里根在反共信念的灌输下担任总统。在任期间,行动从未动摇,但他避免灾难性战争的巨大责任感,使这些行动有所缓和。我有幸与他进行了大约70次对话,并在许多其他场合看到他在担任主席期间分组行动,他有3个信念从未动摇:

第一,里根认为,如果美国成为塑造稳定世界的领导者,那么美国才是最安全和繁荣的。

第二,他认为这个稳定的世界不能以美国孤立主义为基础。美国需要在实质上强大,并在保护思想上强大,如有必要,将强行进行。但他从不赞美力量。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通过力量,和平到最后。里根在总统任期初期,就下令扩大我们的核能力。他用一个在第一次提出时被嘲笑的计划来补充它,现在这是我们军械库的标准部分。我意识到,这就是导弹防御计划。它现在是关键要素之一。他总是为这些努力辩护,其最终目的是和平。他决心不发生核战争,他想消灭灾难性的武器。

但他知道,除非美国拥有足够的实力来克服任何军事挑战,否则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由于这些努力,1987 年,一整类核武器被移除了。但是,当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并不总是信守承诺的对手。因此,里根的这一部分努力虽然是实质性的,但尚未实现。但他是我所见过的任何美国总统中最强大的。

第三,在对国防的承诺的同时,他也对和平进行承诺,他愿意面对挑战并且以人性化地进行谈判。在一次会议上,他给戈尔巴乔夫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个700英镑的男人节食并让自己下降到400磅,现在可以从他的卧室走到他的客厅。一位戈尔巴乔夫的下属告诉我,他们疯狂地试图弄清楚他想告诉他们什么,以及让他以礼貌的方式说出什么线索。最后,他们一个聪明人发现这是里根在去开会的路上在《人物》杂志上读到的一个故事。以一种有趣的方式,他们发现这是一次令人放心的谈话,也是令人敬畏的总统。

当里根从暗杀未遂中恢复过来时,他给布莱奇尼夫写了一封信,布莱奇尼夫当时是苏联领导人。他在信中指出,美国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从未利用其权力将其偏好强加于他人。相反,我们利用我们的权力和财富重建了饱受战争蹂躏的世界经济,包括曾经是我们敌人的国家。他说,苏联也存在同样的选择。作为美国总统,他将致力于实现和平。

即使在他大力推动军备和军队时,也甚至提出让他们分享我们的战略防御能力。如果我们能与我们的敌人取得和平的结果,那么战争就不会发生。这种态度可以从他关于柏林墙的演讲中得到最好的体现。1987年,他就柏林墙发表了演讲,他说,戈尔巴乔夫先生,拆除这堵墙。5个月后,他又发表了一次演讲,他说他正在设想他和戈尔巴乔夫在柏林会面的那一天,把它一砖一瓦地卸下来,他们将共同努力为世界带来和平。

这甚至导致了他和戈尔巴乔夫的联合声明,他们在声明中表示,核战争不可能获胜,也绝不能打。当然,戈尔巴乔夫并没有留任以实现这些愿景。美国领导人,常被批评在建立防御时非常好战,但里根超越了这个鸿沟。在他卸任的10个月后,如他所愿,柏林墙倒塌了,虽然不是通过俄罗斯的合作,而是通过美国坚持其原则的积累。

里根总统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内部动荡和国际危机后就职,他用智慧和内心的宁静克服了重重挑战,集中体现了我在最近的一本书中写到的一句话,伟大的领导者通过他们的远见和想象力,将他们的社会从他们所在的地方带到他们从未去过的地方。

今天,我们再次遭受国内分裂和国际混乱,关于我们是谁,我们的立场是什么。我们感到很难凝聚必要的国内凝聚力,来应对我们面前的挑战。

在中东,一个神圣的神权政权在发展世界上最具毁灭性的武器;在亚洲,中国成为“中央王国”的“野心”不断“挑战”世界秩序;最近,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野蛮入侵没有减弱的迹象;同时,人工智能在进化,它正在改变人类意识本身。这些紧迫的事态发展中的每一件,都需要武力与和平相结合来化解。

在最近的一本书中,罗纳德·里根被描述为和平缔造者。作为总统,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如何整合武力与和平。正如他在挑战演讲中所说,未来不属于胆小的人,它属于勇敢者。我们需要他的公民信仰,我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他提醒我们把自己限制在小梦想上,我们需要他的远见。

在另一次讲话中,他描述,正如他总是说的关于我们的国家,作为一只小猎犬,作为一座灯塔,一块磁铁,吸引着所有必须拥有自由的人,吸引着所有来自迷失之地的朝圣者。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感到非常荣幸有机会为一位杰出的总统说这些话。在这个时点,我们最需要的是另一个罗纳德·里根。谢谢你们的邀请。

以下是演讲的英文原文:

Henry Kissinger: What We Need Most on President Reagan’s 112th Birthday

Ronald Reagan was an extraordinary human being and a hugely successful American president. As we all know Ronald Reagan was a truthteller and for this, he received the appellation of being a great communicator but he rejected that title saying, “I wasn’t a great communicator but I communicated great things. And [they] didn’t spring fully from my brow. They came from the heart of a great nation.”

He was too modest about the first part, but he was right about the second.

Reagan crystallized much of what makes this nation great. And just as importantly, much of what makes this nation good. His core decency was irrepressible. His personality was so compelling that a deep trait of his character — compassion — went sometimes unnoticed.

On the day of the attempted assassination on him, the grievously wounded Ronald Reagan recalled the parable of the lost sheep that he, and I quote, “began to pray for the mixed up young man who had shot me and to hope that he will find his way back to the fold.”

Ronald Reagan was a fierce cold warrior and an avid and insistent peacemaker at the same time. For him, America’s international strength was not a national vanity nor an end in itself; rather it was a necessary instrument to produce flexibility and compromise by America’s adversary.

His abiding vision had a moral and strategic clarity; he refused to accept the proposition that leaders had to choose between the two. He was convinced that there is nothing which adversaries admired so much as strength and there is nothing for which they have less respect than military weakness. But he also knew that a country that demands moral perfection in its foreign policy will achieve neither perfection nor security.

President Reagan was an inveterate jestor. It was his way of making it clear that he wasn’t taking himself too seriously and to keep his adversaries off balance. One story he loved involved an American debating with a Russian in which the American says, “In my country, I can walk into the Oval Office. I can hit the desk with my fist and say, ‘President Reagan, I don’t like the way you’re running this country.”‘ The Russian replied, “I can do the same thing. I can walk into the Kremlin. Go into [the] president’s office, pound the table, and say, ‘I don’t like the way President Reagan is running his country.’”

Another story he used to tell was [how] you can always tell the Communists from the anti-Communists. The Communists read Marx and Lenin. The anti-Communists understand it.”

During the Nixon presidency, I was the liaison of President Nixon to Governor Reagan. I had many occasions to exchange ideas. There was one occasion in which I told him in the 1973 war that we wanted to send planes to Israel and we were looking for a formula to do it without bringing on an even more united Arab attack. Reagan said maybe the way to do it is to say we will replace all the planes that the Egyptians and Syrians have said that they had shot down. This was an awe-inspiring number and met every requirement that we had for replacement — and it also wasn’t exactly accurate.

Reagan came to the presidency infused by his anti-Communist convictions. While in office, these never waivered but they were tempered by his enormou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for avoiding catastrophic war.

I had the privilege of some seventy conversations with him and many other occasions to see him in action in groups during his presidency. There were three convictions that never waivered:  first, Reagan believed that America was most secure and prosperous if it was the leader in shaping a stable world; second, he believed that this stable world could not be based on American isolationism.

Reagan knew that America needed to be powerful in substance and in mind to protect world order — by force, if necessary. He never glorified strength in its own name. Rather, he sought it as a means to peace.

Thus, his favorite phrase was ‘peace through strength.’

To this end, Reagan ordered an expansion of our nuclear capacity in the very early days of his presidency. He supplemented it with a program that was ridiculed when it was first put forward and which is now a standard part of our armory and that of our allies which was the Missile Defense Program. It is now one of the key elements. He always justified these efforts on the ground that [they] would lead to peace.

He was determined not to have a nuclear war.

He wanted to remove catastrophic weapons from the armories but he knew that it could never happen unless the United States possessed enough strength that it could overcome any military challenge. As a result of these efforts, in 1987, an entire category of nuclear weapons [was] removed from the armories. We, of course, were dealing with an adversary who was not always maintaining its commitments and so, this part of Reagan’s efforts, while substantial, has yet to be fulfilled.

He was in the strongest position of any American president that I have seen in action in his combination of commitment to defense and…to peace.

His willingness to face down challenges and his readiness to conduct negotiations on a human basis. At his first meeting with Gorbachev, he told Gorbachev a story about a 700 lb man who went on a diet and dieted himself down to 400 lbs. He could now walk from his bedroom to his living room. One of Gorbachev’s associates told me that the Russians went crazy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he was trying to tell them — what threat he was uttering in a polite manner. Finally, one of their intelligence people found that this was a story that Reagan had read in People magazine on the way to the meeting.

In a funny way, they found it very reassuring that in this conversation with this formidable American president was also talking to them on a human level.

On a more substantial side, when Reagan was recovering from the assassination attempt on him, he wrote a letter to Brezhnev who was then [the] Russian-Soviet leader in which he pointed ou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uniquely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was ready, had never used its power to impose its preferences on others; to the contrary, we used our power and wealth to rebuild the war-ravaged economies of the world — including the nations which had been our enemies. He said the same option existed for the Soviet Union.

As the American president, he would dedicate himself to bringing peace even while he was pushing the major rearmament of our military forces. He felt so strongly about it that he even offered to share our strategic defense capabilities if we could achieve a peaceful outcome with our enemies so that this kind of war could never happen. This attitude can be best demonstrated by his speeches about the Berlin Wall. In 1987, he made a speech at the Berlin Wall — I must say over the violent opposition of the State Department — in which he said, “Mr. Gorbachev, tear down this wall.”

Five months later he made another speech in which he said he was envisioning the day when he and Gorbachev would meet in Berlin [to] start taking down the wall brick by brick and that they would chair an effort to bring peace to the world. This even led to a joint statement by him and Gorbachev in which they said nuclear war cannot be won and must never be fought.

Of course, Gorbachev did not stay in office to be able to carry out these visions. We have to remember who brought us to the point where we could have them and where we could be strong enough to implement them.

American leaders are often criticized as belligerent when they build defenses and weak when they practice conciliation. Reagan transcended this divide. Within ten months after he left office, the wall in Berlin came down much the same way as he had hoped — not with Russian cooperation — but through an accumulation of American willingness to stand for its principles.

President Reagan assumed office after a period of internal turmoil and international withdrawal; after years of protest over the Vietnam War; after the period of hostages in Iran; and [after] a period of domestic assassinations. He overcame these challenges with wisdom and serenity. He epitomized something that I wrote in a recent book that great leaders take their societies from where they are to where they have never been by their vision and imagination.

Today we again suffer domestic division and international disorder about arguments about who we are and what we stand for. We find it difficult to muster the domestic cohesion necessary to face the challenges ahead of us.

In the Middle East, a hollowed theocracy is on the brink of developing the world’s most devastating weapons. In Asia, Chinese ambitions as the Middle Kingdom constitute a challenge to world order. Most recently, Russia’s brutal invasion of Ukraine shows no signs of abat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evolu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transforming human consciousness itself.

Each of these pressing developments requires a combination of strength and conciliation.

In a recent book, Ronald Reagan was described as the peacemaker. As president, he understood better than anyone how to integrate the elements of power and the elements of conciliation. As he said in his Challenger speech, ‘the future doesn’t belong to the fainthearted. It belongs to the brave.’

We need his civic face. ‘We are too great a nation,’ he reminded us, ‘to limit ourselves to small dreams.’

We need his vision. In his farewell address, he described ‘the city on the hill’ as he always said of our country as ‘a beacon — a magnet — for all who must have freedom; for all the pilgrims from all the lost places who are hurtling through the darkness toward home.’

It is in this spirit that I feel so honored to say these words about a remarkable president. To say at this point, what we most need is another Ronald Reagan.

超越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精英知识网络与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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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国政学人

作者:霍淑红,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对外援助、非政府组织;Inderjeet Parmar,伦敦城市大学国际政治教授、国际政治系主任。社会科学院院士,曾任英国国际研究协会主席。

来源:Shuhong Huo, Inderjeet Parmar,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Gramsci, Kautsky and the Role of Ford Foundation’s Transformational Elite Knowledge Networks in Chin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27, No. 2, 2019, pp. 234-257.

导读

中美关系长期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对区域和世界秩序稳定至关重要,对中美关系的讨论也一直是学界的热点:自由国际主义认为中美间由于互惠的经济利益而趋向合作;现实主义者认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霸权构成根本挑战,中美间的战争不可避免。本文运用葛兰西的霸权(hegemony)概念和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ultra-imperialism)概念来探讨美国霸权在中国政策转型中的作用,认为美国的基金会(尤其是福特基金会)通过资助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和中国的现代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建立了中美两国精英间的知识网络。

中美精英间的联系形成了跨国的精英知识网络(elite knowledge network),使得中美精英对世界政治经济局势有着相差不算过大的认知,构建了中美间的“新型大国关系”。这种关系超越了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使得中美两国关系维持了总体稳定。这种联系虽然强大,但并非完全牢固,中美关系并非绝对稳定。

引言

最初的档案研究表明,中国的精英从1978年开始逐渐融入美国主导的秩序,其中福特基金会建立的精英知识网络发挥了特殊作用,特别是在中国经济政策改革、自由市场思维的传播,以及经济学作为技术官僚、政策导向的学术学科的发展和教学方面。

在中国融入自由国际秩序的过程中,以美国企业基金会(corporate foundations)为中心的精英知识网络被学界忽视,本文认为,这阻碍了对霸权如何运作的充分理解。由基金会资助的精英知识网络是新葛兰西-考茨基主义(neo-Gramscian-Kautskyian)理解崛起中的中国的核心。

福特与其它更重要的行为体,特别是中国和世界银行合作,但它是中国一系列经济转变的主要力量之一,特别是通过其学术、学生交流和培训计划,建立了强大的精英网络。新葛兰西-考茨基主义的观点比用现实主义或自由国际主义的方法更好地解释了中美关系的特点。自由国际主义认为,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原则上对所有国家开放,只要它们遵守其规则并吸收其价值观;相反,现实主义者几乎都认为霸权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本文提出了一个新葛兰西-考茨基主义的方法,以档案研究为基础,对福特基金会建立的一个特定的精英知识网络进行案例研究。本文追溯了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福特在中美精英知识网络中的角色,考察了福特基金会与美国和中国的三边关系。需要指出,这里没有认为福特的影响力是改造中国经济的单一或决定性因素。文章想要论证的的观点是,福特在战略性目标和及时资助研究、培训和智力工作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福特的主要优势是其正式的非国家角色,这使其能够比美国国家机构更自由地进入政治敏感的空间和政治上的话题。

美国和中国的赠款接受者形成了超越国界的网络,并在很大程度上为思想、价值观的多向转移和交流提供了机会。这种跨国知识网络是美国霸权的重要形式之一。中美关系可能更多地表现为精英之间在共同议程上的合作,而不是现实主义认为的军事冲突;此外,自由主义者声称合作使得中美形成互惠,忽视了决定经济和财政回报分配的两国内部的权力不平等。

新葛兰西主义者和美国企业基金会

新葛兰西主义者提出,霸权既依赖于物质力量又依赖于同意,即“整体状态”(integral state),体现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有机联系。市民社会在霸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与国家精英一起跨越国界,参与更广泛的精英知识网络建设。

企业基金会在霸权项目上投入大量资金,以建设他们认为更美好的世界,打击社会问题的“根源”,正如他们在19世纪末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所做的那样,当时他们运用社会科学知识使美国现代化,并在很大程度上使左翼战略边缘化。在国家层面,他们在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建立了新的关系,形成了一个新的“历史集团”(historic bloc)——由有组织的劳工、公司、宗教和大学组织以及国家机构组成。美国基金会在一系列领域和学科中建立了一个令人瞩目的网络,培养了一个价值观、方法和研究机构的亲美环境。

在考茨基看来,超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阶级结成国际联盟共同开发世界资源的倾向——导致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而不是冲突。通过在考茨基的国家间和企业关系中加入美国和中国的市民社会联系,并考虑到我们正在讨论的市民社会组织与两国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通过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概念与葛兰西的(跨国)历史集团结合起来,加深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概念。

但是,尽管存在共同利益,特别是在一个权力转移的体系内,紧张局势将给国际制度带来巨大压力。

网络权力

本文的葛兰西-考茨基主义方法将精英知识网络视为国家和跨国精英权力战略的基础。因此,葛兰西霸权的核心是一种权力技术(power technology),它在建立霸权和管理或防止激进变革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精英知识网络是空间中的流动系统(人、金钱、思想),在其中有关键的思想家和活动家;空间反映了知识生产和应用的复杂过程中的分工;由看到知识动员机会的企业群体提供资金。福特、洛克菲勒(Rockefeller)和卡内基(Carnegie)等主要的“自由主义”基金会为建立和维持知识网络提供战略资金。在国内,这个架构包括一个密集的网络,包括大学的国际关系研究、地区研究和社会科学计划,这一网络与政策实践者相互联系。他们与美国政府一道帮助建立了1945年后的自由国际秩序。自由国际秩序内的制度与私人和国家的制度共同建立了美国主导的霸权知识网络,与北约、欧洲统一运动和英美特殊关系共生,为“核心国家”提供了国际保护伞和深入的国内联系。

福特基金会与中国经济改革

经济学教育是精英知识网络传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帮助催化和动员了促成经济改革的网络,传播新的思想,以形成有利于改革的舆论氛围。转型计划同时在各条战线上推进:福特资助经济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经济学家的几次访问,在大学进行“现代化”经济学教学,并帮助形成了包括国务院支持的智库、大学和与世界银行有知识和金融联系。

福特项目遵循了一种经过良好实践的模式:首先,在美国精英大学开展基于美国的经济研究,以“了解中国”;第二,通过西方博士项目向中国精英大学介绍现代经济学。

科恩(Cohn)总结道,福特是在中国的三关键的外国势力之一,很容易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单一基金会,特别是在经济学领域。

福特基金会与美国的中国经济研究(1951-1978)

福特基金会曾经投入大量资金资助哥伦比亚大学(42万美元)、哈佛大学(27万美元)和密歇根大学(90万美元)等学校进行中国学研究。

需要注意的是,与国家支出相比,基金会资助相对较少。但其重要性不应被忽视。基金会资助是一种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承担了国家机构和政治领导人不敢承担的政治和财务风险。

根据格维茨(Gewirtz)的说法,“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思想会晤必须被理解为1976-1993年期间的一个核心要素”。

1978年后福特基金会在中国经济领域

福特甚至在毛泽东去世之前就与中国领导人建立了直接关系,到1978年,它们接受了邓小平的呼吁——即更多的中国人从外部学习,建立了许多教育交流和经济课程发展计划。从1978年到2008年,有130万中国人出国留学,其中37 %在美国;约37万人回到中国,在改革派研究所担任领导职务。

中国领导层也曾寻求直接的对外援助:1979年,福特代表会见了新的外国投资委员会负责人汪道涵,并资助了100万美元用于发展培训项目。福特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和7所顶尖大学合作,开始了一项直接支持中美学术和专业交流的计划。

福特公司最重要的活动是全年的研究生经济学培训计划,通常被称为“福特班”,福特投资近500万美元。

1.中国经济学家社会(Chinese economists’ society)

福特使没有回国的中国经济学家和他们的国内同行之间建立了强大的知识网络。中国经济学家社会从1990年开始每年举办“中国的经济学教学”短期项目,支持海外成员在中国高校教授经济学课程。

2.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与中国经济学家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在新的市场经济中改善政策制定和管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为政府官员和公司高管提供培训,包括中国电信、平安保险和诺华,还向各个政府机构提交机密报告。

3.中国经济改革和中国的智库

邓小平的市场改革强调经济发展和现代化,需要大量的国际援助,其中大部分来自世界银行。世界银行还通过联合研究和会议使其专家与中国同行就经济改革保持联系。上世纪80年代,福特主要通过资助国家附属智库来支持中国改革。

4.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唯一一个继续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机构。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福特公司获得了40万美元的初始资金,用于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为期两年的联合项目,在该项目下,五名中国高级经济学家在美国大学从事高级研究,一名美国经济学家在北京工作。

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了一次关于中国经济增长(2000年1月15日至16日,北京)的国际会议,汇集了一个由福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世界银行资助的国际经济学家小组。

6.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是国务院的智囊团,与当时的总理赵紫阳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并主要致力于经济政策的制定。

结论

需要指出,精英知识网络是中国政策机构积极寻求有关美国实践的信息和建议的“被邀请的影响”(invited influence)。因此,中国精英保持了对议程的实质性控制,并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来自外部的想法。跨国精英知识网络是一种强大但并非没有问题(not trouble-free)的联系。

译者:陈暄杰,国政学人学术编译员,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硕士,研究兴趣为跨国精英知识网络。

来源时间:2023/2/15   发布时间:2023/2/13

旧文章ID:29351

对强制的约束?合法性及其在美国1975—2000年贸易政策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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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国政学人

作者:Krzysztof J. Pelc,麦吉尔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研究兴趣为政治经济学、国际贸易、世贸组织、国际经济法。

来源:Krzysztof J. Pelc, “Constraining Coercion? Legitimacy and Its Role in U.S. Trade Policy, 1975–2000”,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4, No. 4, 2010, pp. 65-96.

导读

人们通常认为缺乏合法性的国家行为不仅会损害国家声誉,还会对国家利益产生更为切实的负面影响。但是,支撑这种观点的实证依据仍不多见。本文从国际贸易领域入手,通过比较各国对美国以不同方式进行的贸易制裁的让步情况,发现以下结论:对于美国来说,采取合法性更强的施压举措有更高概率获得成功;对于受制裁的国家而言,反抗美国缺乏合法性的单边举措会使国家在后续贸易冲突中较少面临类似的单边威胁。不过,本文同时承认这一结论的局限性,抵制单边制裁并不代表对象国不会以其他方式做出让步,一些国家甚至会提前让步,从而避免美国发起制裁,这些情况无法通过统计分析进行研究,因此有待后续定性研究进行探索。

国家领导人经常不遗余力地将自己的行为描绘成基于合法性而非相对权力优势而做出的举动。因为正如韦伯以来的社会科学家所认为的那样,仅仅通过强制来维护秩序,比通过自愿遵守来获得秩序的成本更高,且更不稳定。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合法性与国家权力的有效行使有关,但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两者之间有任何联系,对合法性的运作机制清晰的理论解释也并不存在。传统观点和实际证据之间的差距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研究问题:在国际贸易领域,被认为(不)合法的国家强制行为是更可能成功还是更不可能成功?

本文认为,国家以多边的方式进行威胁是合法的,在多边方式存在的情况下的单边威胁则不是。这反映了一类文献的普遍观点,即通过多边组织输送权力是过去半个世纪国家获得合法性的主要手段。

本研究没有采用常见的方法来考虑第三方国家施加的非法性成本,而是研究了威胁的合法性对目标国反应的影响。本文认为,目标国对威胁让步所传递的信号因威胁合法性的不同而变化。承认非法胁迫的国家会招致声誉损失。总而言之,寻求对自身发出信号的战略性控制,会使国家对合法的威胁让步,并抵制非法的威胁。

本文通过比较1975年至2000年美国试图影响外国贸易行为的两种工具的成功程度来进行观点检验:第一种工具是国内立法措施,即301条款,该条款允许美国对任何违反现有协议或以其他方式妨碍其利益的外国措施采取一系列报复性行动。301条款普遍被各国谴责为破坏国际贸易规则的“侵略性单边主义”。第二种工具是世界贸易组织(WTO)及其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是一项长期的多边协定,其合法性源于其在国际层面(被成员国)共同遵守的原则。

统计分析的结果有力证实了本文的主张,表明当美国施加的贸易压力被认为不合法时,它导致让步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国家抵制美国的单边威胁,那么它在未来5年遭遇类似单边威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25%。本文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启示在于,重视合法性并不意味着放弃理性主义的政治观点。反对单边主义的规范绝不是脱离国家利益的。

国家间的合法性与权力

学者们研究了在外交政策、人道主义干预、武力使用和环境改革的成功案例中非法性的影响。虽然普遍认为合法性在推动他人以某种方式行事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很少有定量证据支持这种效用,对合法性影响权力行使的机制的理解也很少见。行为经济学在这方面通过实验提供了一些支持,这些实验表明,当个体察觉到自己受到不公平对待时,公平准则有时会压倒成本效益计算,为了“惩罚”不公平,个体甚至不惜牺牲自己。

理论

国家发出的威胁的合法性是否影响威胁的结果,又如何产生影响?答案在于人们对威胁的合法性感知与对威胁让步所传达的信号之间的联系。如果世界其他国家对合法威胁的让步与对非法威胁的让步有不同的解释,那么一个理性的目标应该会对两者做出不同的反应。与其他问题领域一样,在贸易领域,让步的后果并不限于威胁发生的时期,它们也影响做出让步的国家的未来。

美国影响外贸实践的两种手段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遵从它们的动力来源。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主要依赖于分散执行:它通过建立一个争端解决机制来规范国家行为,在这个机制中,成员可以对其他成员的违规行为提出投诉。对违反行为的裁决委托给一个小组,如果已经确定的违反行为继续存在,小组可以授权对被告进行反击。重要的是,同样的程序还允许被告推翻原告的无效主张。关贸总协定的建立不是基于威胁和强制执行,而是基于协议和外交。相比之下,在关贸总协定之外发出的第301条款完全依赖于经典的现实主义变量,比如相对经济实力,以及迫使国家以某种方式行事的决心。由于其国土面积和经济实力,美国有独特的能力提供一种法外单边执法的工具。这种单边性也是301条款遭到广泛谴责的主要原因。

现实主义者通常认为,“侵略者会不成比例地挑战那些他们认为会让步的人。”而这种期望源自对目标过去行为的观察。因此,声誉十分重要。目标国将抵制单方面威胁,作为减少未来再次被威胁方或其他国家单方面攻击的可能性的一种手段。这一逻辑可以从威胁方的角度重新阐述:当美国遇到目标国的抵制时,它会降低对其未来让步的期望,更有可能在未来对该目标采用更合理、不那么咄咄逼人和更受制度限制的关贸总协定选项。

上述推理为本研究的主要理论主张提供了逻辑:当威胁被认为是合法时,威胁更有可能引起目标国的让步,即使支撑威胁的物质力量保持不变,反之亦然。这种观点并不陌生,类似的机制解释了很多看似非理性的行为。比如,国家领导人发誓,无论眼前的代价如何,他们都不会与恐怖分子谈判,以阻止未来发生类似事件。当一个国家抵制来自其他国家的非法胁迫压力时,即使自己立即付出代价,他们也会着眼未来。将这一主张应用于美国所使用的两种施压手段,可以得出一对非常可验证的假设,它们分别对应目标国和威胁国的预期行为:

假设一:与诉诸多边的关贸总协定(GATT)的案例相比,单方面诉诸301条款的案例更不可能导致目标方让步。

假设二:如果国家为抵制单边威胁而不做出让步,那么在不久的将来,与通过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的合法压力相比,它们遇到单边压力的可能性更小。

一种替代解释

对于威胁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的联系,主要的替代解释是威胁可信度的作用。有学者认为,通过国际机构实施的经济制裁更有可能引起让步,因为通过在机构论坛内实施制裁,发送方提高了放弃拟议制裁的受众成本,这种承诺看起来更可信,而其他国家也更有可能通过对目标实施平行制裁来加入它,增加了制裁成功的可能性。在这种解释中,合法性与可信度相关,是因为它恰好与增加受众成本的平台类型相关,但它本身不具备因果效应。

然而,合法性和可信度之间的联系不太可能在应对美国单边和多边威胁时发挥重要作用。实际上,历史记录表明,与多边贸易机构相比,单边贸易措施(如不受多边规则约束的301条款)引发的报复更经常发生。报复的可信度并不是301条款的弱点。莱因哈特(Reinhardt)甚至认为,将争议诉诸关贸总协定是投诉者缺乏决心的信号。最后,本文的两个假设是自我强化的。第二个假设表明,抵抗单边威胁将显著降低未来成为单方面目标的可能性,也将破坏基于威胁可信度的替代解释。如果抵制单边主义可以获得回报,那么美国单方面威胁的成功和失败主要是由于可信度的差异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将合法性可操作化

许多关于合法性的文献对这一概念的定义都不甚明确。有两种方法来把合法性可操作化,第一种认为国家行为的合法性取决于其内容及最终结果,而另一种则认为国家行为的合法性反映在其进行的过程和手段上。在本文的实证讨论中,合法性的概念是在其程序意义上使用的:它指的是国家为实现其目标所使用的手段。对合法性认知进行编码始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最近公布的关贸总协定会议的解密记录在这方面有极大的帮助,并提供了世界各国对301条款与关贸总协定的看法的明确描述。

数据与分析

本文使用的数据涵盖了从1975年到2000年美国发出的所有189项贸易威胁,可以被视为三类案例。第一种是根据301条款调查的案例,这些案例没有被送到争端解决机构;第二类包括从301条款调查开始,然后提交给关贸总协定的案例;第三个是直接送到关贸总协定的案例。第一类包含所有单边案例;后两类包含所有多边案例。

第一个有关变量是让步,即目标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服从美国的压力。让步以完整的{1,2,3}刻度进行编码,1表示没有让步,3表示完全让步。主要的解释变量是多边,即案例最终是否进入关贸总协定。如果美国将案件提交多边争端解决机制,则编码为1,反之为0。两个主要的控制变量为市场力量和出口依赖,代表美国和目标之间的力量差异。为了表示从关贸总协定到WTO的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争端解决方式的变化,本文还编写了一个变量,即1995年后,其中1995年之后的所有案例都被编码为1,反之为0。

数据分析结果证实了两个假设。在控制相对经济变量的情况下,诉诸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的案件更有可能得到目标国的让步。对这些系数进行解释以获得实质性结果表明,加入关贸总协定,而不是仅仅依赖301条款,在其他变量保持平均值的条件下,将获得让步的概率从56.7%提高到91.0%。关贸总协定增加的合法性使让步的可能性增加了34.3%。抵制单方面威胁会大大降低一个国家在接下来的五年内受到单方面威胁的可能性。具体来说,其他变量保持不变,有抵制史的国家遭遇单边威胁的可能性会降低25%(从59.7%降至34.9%)。

“咄咄逼人的单边主义”:美国的净损失?

然而,单边主义受到大量抵制的证据不应被解读为301条款导致了美国的净损失。事实上,着眼于未来的国家可能会以两种(并非相互排斥的)方式对非法胁迫做出反应:抵制单边威胁,或在多边协议上增加好处。虽然本文已经展示了前者的证据,但坊间证据表明后者也曾发生过。此外,该分析没有考虑301条款的威慑作用。由于担心提高贸易壁垒会使自己成为美国单边主义的目标,各国可能会比原本更强烈地抵制国内保护主义压力。

结论

仅靠权力往往不足以推动其他国家行为体以特定的方式行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权力很少能不加修饰地表现出来:国家领导人非常注重给自己的行动披上合法性的外衣,因为世界其他国家感知他们威胁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威胁的效力。

正如这项研究所表明的那样,统计方法可能特别适合处理某些行为者有充分理由不透露他们的偏好的情况,因为这使得收集定性证据变得更加困难。在301条款遭到抵制时,美国贸易官员可能不会提供许多可观察到的线索,表明美国倾向于转向多边主义,以免为抵制单边主义的目标国提供激励。统计分析可以让人们通过观察总体结果来发现这种行为。

但统计方法也有局限性,因为它不允许人们以深入案例研究等方式追踪因果关系。案例研究可能比统计方法更适合通过追踪因果机制来衡量其他假设的可能性,并为本研究结果提供有价值的补充。

这些发现所能提供的启示在于,国家在决定自己的行为时,有时确实会考虑其他国家过去的行为。最后,这项研究引出了对关贸总协定的一种不同寻常的看法:与关贸总协定经常被描绘成的缺乏“利齿”的软弱外交协议不同,它是对国家行为的有效约束,其中包括对其最强大成员国的行为的约束。

译者:魏康桥,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与经济学院硕士生,研究兴趣为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政策分析。

来源时间:2023/2/15   发布时间:2023/2/14

旧文章ID:29350

美国继续“演” 什么变化最值得被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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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陆一  来源:香港01

不到10天,美国空军用导弹打气球,已经打了四次。第一次,2月4日,在大西洋上空,击落中国的民用飞艇;第二次,2月10日,在阿拉斯加上空,击落一不明飞行物;第三次,2月11日,在加拿大上空,击落一不明飞行物;第四次,2月12日,在五大湖上空,击落一不明飞行物。第一次,确实是中国的民用飞艇,后面几次,都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但相信如果与中国相关,美国早就应昭告天下。

气球事件,说实话,本不应是话题。正如,2月13日,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所说的那样,美方的“气球”非法进入别国的领空,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仅去年以来,美方的高空气球未经中国相关部门批准,就10余次非法飞越中国的领空。不仅是美国,其实各国发生类似事件都不在少数,但基本上都会“息事宁人”,沟通低调处理。

如今,中美在气球事件上针锋相对,很显然是美国对华的一次舆论战行动,非常符合美国的对华舆论战套路。什么套路呢?首先是利用美国强大的议题设置能力,对中国做得好的的一律不报,不好的加倍放大报道;二是煽动中国威胁论,无论什么议题,最后都能给引导到中国威胁论上,这也就是俗称的“带节奏”;三是先入为主,无论什么议题,都先定性,中国永远都是邪恶的一方,中国的发展永远都是有代价的。

此次在气球事件中,就是美国对华舆论战的经典套路。美国先给它定性,说这个东西是个间谍气球,各种“spy balloon”之类的词汇满天飞,先入为主。尔后第二步,是设置议题,营造出对抗的氛围,从上到下大肆宣扬,说这是中国的“入侵”,国务卿布林肯也不失时机地蹦出来,说是中方推迟对华访问的时机,火上添了一把油。最后一步则是出动战斗机击落气球,顺带渲染了一把中国威胁论,昭示了一把美国军力的强大,正义又战胜了邪恶。美国人民最爱看的就是这个戏码。做戏做一套,秀给国民看。

有些评论认为,中美气球事件,是一次“斯普特尼克时刻”(Sputnik Crisis)!还记得,2021年10月,中国有一次例行的航天器试验,就曾被美国大肆炒作为“可携带核弹头的高超音速导弹测试”。美国参联会主席米利(Mark Milley)当时就说,这是中美的“斯普特尼克时刻”。

什么是“斯普特尼克时刻”?1957年,前苏联斯普特尼克一号人造卫星率先上天,美国上下震惊到了恐慌的地步。因为这意味中,美国在太空探索领域被苏联反超了,或者说,美国自二战后赖以争霸的科技优势,被苏联反超了。所谓的“斯普特尼克时刻”,就是美国作为霸主的优越感和安全感被挑战了。

这几年,美国媒体上频繁出现了各种“斯普特尼克时刻”——中国试射“高超音速导弹”,“斯普特尼克时刻”来了!中国创新数据超越美国,“斯普特尼克时刻”来了!中国的制造业供应链更有优势,“斯普特尼克时刻”来了!……

这次“中国气球事件”,又是一次“斯普特尼克时刻”。怎么就被定性为改变历史的“时刻”呢?这是因为,中国气球公然“入侵”了美国本土,而这“彻底改变了美国人的安全感”。

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Marco Rubio)说,这次的气球事件是中国精心策划的,因为拜登要发表国情咨文演讲,中国就是算着日子,故意要给拜登一个难堪……美国不仅是政坛上下,媒体、舆论界,甚至国民都大谈这个“气球”。从美国的角度来说,面对一个被认为更主动“侵犯”美国的中国,一个被认为在五大洲都布有“气球舰队”的中国,一个被认为有“称霸全球计划”的中国,美国人“绝对安全”的观念已经不复存在了。是很荒诞,如何美国的“安全感”会被一个气球如此被轻易打散?要不然就是“演戏”,大家都“装一装”,达到某种政治诉求,不然这背后反映的,就是美国对中国的那种无所不在的焦虑,顺着这种焦虑展开想象,中国当然就是“邪恶且无所不能”的。

还有人评论认为,中美气球事件,可能是中美关系演变过程的重要里程碑,或者说转折点。这显然也是说重了。这个事情的分量也没有那么重。能具体影响到中美关系的什么呢?其实都不能。可见的,不过是影响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的对华访问。

但中国外交部说了,“中美双方都没有宣布过什么访问,美方发布有关消息是美方自己的事情,我们予以尊重。”话里话外就七个字:你作吧,我不在乎!

从去年中美元首G20期间在峇厘岛会晤后,“布林肯访华”就一直是美媒热炒的话题,但中方一直是冷处理。中国外交部的这个表态,至少释放了两层意思——

其一,布林肯访华,更像是一场美国主动寻求的访问,中国是无所谓的态度。你来,我们欢迎。不来,也就不来。其二,一个“气球”的摩擦,中美双方现有的沟通渠道居然都解决不了,直接导致了这样一场国家级规格的访问被“无限期推迟”。这说明在当前的中美关系下,布林肯的对华访问,并没有承载什么大的使命、没有什么亟待对话的问题,或者说没有非来不可的意义,形式大于内容,不然也不会一言不合就变卦了。

联手日荷发起对华半导体设备禁运、拉拢印度在供应链上对华脱钩、在菲律宾增加4个军事基地、前印太司令要访问台湾……这种情况下,对布林肯访华,北京还能有什么期待?所以反过来,又证实了第一点的说法:布林肯是否对华访问,北京是无所谓的。既然北京认为无所谓,之前热炒布林肯访华也好,而后借着“气球事件”单方面取消访华也好,不就是美国的一厢情愿么?又如何有有中美关系里程碑之重呢?

整个中美气球事件,美方一直在“演”,“演”给想看戏的人看,也是一套标准舆论攻势,也没有新意,但就是符合看戏的人的胃口。虽然,中方面对老套的舆论战,本应可以应对的更好,但显然没有抓住机会。不过,中美“过招”已经越来越驾轻就熟,美国还想故技重施,也是想多了。

来源时间:2023/2/15   发布时间:202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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