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江永  来源：《日本学刊》2015年03期

1西方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及影响
在欧洲，人们对地理因素如何影响政治所产生的兴趣，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和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而现代西方地缘政治学说，则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理论框架内的产物。西方现实主义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多年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其中称：“雅典人权力的增长引起了斯巴达人的畏惧，这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修昔底德从来不用道德的标准评价国家的行为，而高度重视权力，认为“强者可仰仗权力为所欲为，弱者则只能逆来顺受”。强国必霸的逻辑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

20世纪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始人、芝加哥大学美国对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汉斯·摩根索，提出以权力界定利益：“国际政治像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力的斗争。”在摩根索看来，所谓权力“是指人支配他人的意志和行动的控制力”。西方地缘政治学说，正是探讨如何从地缘角度获取权力、控制世界的国际政治理论。不过，摩根索及其后继者的著作却认为：“地缘政治是一种伪科学。它把地理因素抬高到绝对地位，认为地理决定国家的权力，因而也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尽管如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西方地缘政治学的各种理论对一些国家政治决策仍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一）马汉的“海权论”不具普遍意义

美国海军军官、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1890年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7－1783》－书中，首次提出“海权论”。马汉曾任美国海军学院院长、海军少将，1902年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海权理论曾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重视，并在美国影响至今。

马汉指出，海权的历史就是对国家间竞争和互相敌意，以及频繁地在战争过程中达到顶峰的暴力的一种叙述。对立的双方都试图攫取更大的商业利益，这种利益冲突所产生的愤怒情绪必然会导致一场血战。而无论是什么原因挑起的战火，是否掌握海上霸权都成为一个决定胜负的关键。所以说，海权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军事史。马汉强调，在茫茫的海洋上，真正的强者只有一个，不会有第二个。如果还有第二个，那他们就谁都不是强者。因为一山不容二虎，强者自然是唯一性的。海洋霸权国必须是工业制造强国，从事海洋事业的人口最多，并会为争夺大海而不惜拼死一战。

“海权论”对人们重视海洋和海军建设起到重要的启蒙作用，但由于其目的是为控制海洋霸权服务的，因而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令美国没有想到的是，日本帝国海军曾把马汉的《海权论》一书翻译为日文，并作为军事必修课，结果在偷袭珍珠港事件中对美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证明，海洋国家之间也会爆发战争。又如，俄罗斯在历史上就有夺取出海口向海洋扩张的倾向。

战后70年来，拥有世界超级海权的只有美国。马汉的“海权论”、美国的实力地位和面向两洋的特殊地缘战略位置，使其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海上领导意识。在欧洲，美国通过北约东扩大大压缩了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空间，限制了俄在黑海、地中海的行动自由。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加之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目标的提出，美国开始把中国作为未来的最大挑战者。于是，2010年2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提出“重返亚洲”；2011年9月，奥巴马总统宣称，美国将把更多的军事力量部署在亚洲，推行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从此，美国高调介入东海、南海事务，利用中国与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的岛礁及领海争议，强化美军在东亚的军事基地，加强同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军事合作，计划在2020年之前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和60％的海上军力部署在亚太地区，力图主宰未来的东海、南海局势，并加强对马六甲海峡与印度洋的控制。

毕竟时代不同了，殖民主义时代通过一国建立强大海军控制良港、主宰海上通道的做法已过时。而且，美国的“海权论”本身并不具备普遍性。因为如果每个大国都按照“海权论”行事，必将引起无穷尽的海上争霸战，世界将永无宁日。摩根索认识到，一些国家发展为“特别品牌的军国主义”，是由于受到马汉等人影响而过分强调海军数量和质量对于国家权力的重要性。中国倡导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需要、也不可能通过中国建立包揽天下的大海军来取代美国确保海上安全。美国海上军事力量对中国来说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将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在打击海盗等维护海洋共同安全利益方面，存在中美合作的可能性。

（二）麦金德的“陆权论”不能照搬

英国地理学家、牛津大学牛津地理学院首任院长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1904年提出所谓“陆权论”。麦金德认为：“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能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

同一时期的德国地理学者弗里德利希·拉采尔提出“国家有机体论”，称侵占别国领土是国家“内部生长力的反映，强大国家为了生存必须要有足够的空间”。纳粹德国的地缘政治理论家卡尔·豪斯霍夫，利用麦金德的“陆权论”及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论”，于1937年提出所谓“生存空间论”，鼓吹德国生存空间太小，必须向欧洲大陆和太平洋的“巨大空间”扩张。这被当作德国为国家欲望服务的意识形态工具。

1943年，麦金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修改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心脏地带的重要性已经不及边缘地带，而英国、俄罗斯以及美国之前形成的陆权一海权合作将控制欧洲沿海地带，并进一步掌握全球关键的权力关系。”“就目前形势而论，我们可以足够准确地说，苏联的领土就相当于心脏地带。”他还提出：“边缘地带的重要性是压倒一切的，英国一俄罗斯一美国非常有必要联合起来防止德国势力在这一地区崛起。”这一“海陆战争合作论”，反映了当时美英苏反法西斯联盟的政策。

二战后，麦金德的“陆权论”则被美苏争霸欧洲所利用。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未必提到麦金德，但他们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防止一个敌对的国家控制欧亚大陆。20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对外政策表现得尤其突出。例如，加强同中国的联系，从而避免欧亚大陆出现两个最大的陆上强国和解；欧洲成为美苏争霸的战略重点。防止任何敌对的国家或国家集团控制欧亚大陆，一直被美国视为最重要的地缘安全利益。然而，美国面临的悖论是：美国主宰欧亚大陆的企图反而可能给自己制造潜在敌手。冷战后，美国继续采用麦金德式的地缘战略观念，在东欧、中亚等地扩展势力范围，必然会与俄罗斯发生地缘战略利益冲突。

中国高度重视构建中美新兴大国关系，巩固和发展同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国对外战略是结伴而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不与任何一方争夺欧亚大陆的霸权。麦金德的“陆权论”不仅无助于中国倡导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反而会带来一些国家的疑惑，不利于“一带一路”愿景的实现。

（三）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不可沿用

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者、美国耶鲁大学国际关系与国际研究学院创始人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继麦金德之后提出了“边缘地带论”。他指出：“陆上强权与海上强权之间不是天然的敌对双方。”这是因为，当时美英海上强权正与陆上强权苏联结成反法西斯联盟，“海陆对抗论”不符合历史事实与当时美国对外战略需要。“边缘地带论”的核心观点是：“谁支配着边缘地带，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他指出，美国两次卷入世界大战，“都是因为其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将有可能被一个单一强权所统治，从而对我们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他当时强调：“如果不征服日本，那么战争结束后它将有可能全权控制亚洲边缘地带。”

斯皮克曼认为，美国“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它的主要政治目标都是避免旧大陆的各权力中心被一个与它有利益冲突的联盟统一起来”，“为了自身的利益，美国不能允许欧洲和远东出现一个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强权”。值得注意的是，斯皮克曼所说的“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与“一带一路”所及地理范围基本一致。

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最初对于美英苏中联合战胜德意日法西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其遗著于二战即将结束的1944年出版，则为战后美苏争夺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遏制战略提供了重要的地缘政治理论依据。根据“边缘地带”地缘战略逻辑，二战后美国一直把控制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作为重要的安全战略目标。从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到现在对东北亚到大中东的战略弧形地带的控制，都与这一地缘战略思维有关。欧亚大陆边缘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是各种力量争夺的对象。这里遍布石油资源、海上要冲，地区热点、民族宗教冲突频发，经常处于动荡之中。21世纪以来，这一弧形地带再度成为世界各种力量竞相角逐的舞台。

2001年9月，布什政府公布了“9·11事件”之后的第一个《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该报告指出，从日本海到澳大利亚直至孟加拉湾是一条“东亚沿海弧形地带”，中东、西南亚是“关键地区”，防止这一地区落入敌国之手是美国重要的国家利益。2002年美国《国防报告》又强调：从东北亚到中东是一条“不稳定的弧形地带”，该地区恐怖组织网络密布；朝鲜、伊朗、伊拉克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今后有可能出现拥有丰富资源基础的军事竞争对手。可以认为，美国借反恐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直插欧亚大陆腹地；驻军南亚，挤进中亚和外高加索；借反恐重返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加强对马六甲海峡的联合巡逻与控制。这种观点一直影响着美国的全球战略，奥巴马政府也不例外

2传统地缘政治思想对日本国家战略的影响”
日本历来十分重视地缘政治利益，并把它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密切结合。然而，有利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地缘战略思想，目前在日本并未形成主流。相反，西方和日本传统的地缘政治思想相互作用，似乎仍在左右着日本的高层战略决策。

（一）日本传统地缘政治思想必然导致对外扩张并可能改头换面重新抬头

日本传统的地缘政治思想，曾经是日本侵略亚洲邻国的主要思想源流之一。例如，早在明治维新前，继承了丰臣秀吉对外侵略扩张思想的佐藤信渊（1769－1850），便曾在1823年《宇内混同密策》一文中提出：“皇国欲开拓他邦，必先吞并支那国”；“支那划归吾版图，余等西域、暹罗、印度等国则将逐慕吾之德，惧吾之威，不得不叩首匍匐，跪地称臣”；“以此神州之武威，征服蠢儿夷蛮，混同世界，统一万国，何难之有哉？”其战略路线图是占领朝鲜、再占领中国的“满洲”，然后从中国东北突破山海关，占领全中国。

其后，无论是日本历史上固有的地缘政治思想，还是吸收的西方传统地缘政治学说，对日本决策产生的影响总体上都是消极的。从甲午战争之前福泽谕吉提出的“脱亚论”、山县有朋设定的“利益线”，再到1927年田中义一内阁提出的“大陆政策”、1940年时任日本外相松冈洋右鼓吹“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等，概莫能外。日本学者认为，日本的地缘政治学研究，始于1933年阿部市五郎撰写的《地缘政治学入门》。该书也受到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论”影响。

战后七十年，日本自由派国际政治学者一直在认真研究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一体化进程。近年来，他们结合欧盟的形成和发展，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主张。然而，日本受到美欧传统地缘政治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这些进步学者的主张目前未能形成主流。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主张在日中韩合作基础上建立“东亚共同体”的短暂尝试，也在日本国内传统地缘政治思想和美国的巨大压力下而遭受重挫。正如日本学者羽场久美子所指出的：“敲打鸠山政府的‘东亚共同体’及露骨地敲打鸠山本人，就是警告只要脱离美国的亚洲外交战略，日本无论谁执政都待不长。”

代之而来的是“安倍一麻生路线”。安倍内阁从地缘战略出发“脱亚入美”，选择了参与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而抛弃了鸠山内阁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构想。更加危险的是，安倍内阁2014年决定以灵活解释宪法的方式解禁“集体自卫权”，2015年又在国会审议修改相关法案。安倍内阁关于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对象，包括“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并企图通过修改宪法，再度以所谓“保卫日本国民的生命和自由”作为在海外使用武力的借口。

其实，早在1890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施政演说中就曾宣称：“要维护一国独立，仅仅守卫主权线是不够的，非保护利益线不可”，“何为利益线？与我主权线之安危有密切关系之区域也”。朝鲜半岛、中国台湾等，都被视为当时日本的“利益线”。由此可见，2014年安倍内阁的所作所为，与当年的山县有朋内阁确有相似之处。发展下去，日本有再度以“自卫”为借口使军事行动“正当化”的可能性。

（二）日本推崇“陆权论”必然结盟纳粹德国侵略中国并发动太平洋战争

“陆权论”创始人麦金德认为，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的地缘战略利益不同，人类历史主要是陆上势力与海上势力的斗争史。这些发端于欧美的地缘争霸理论，一经传播到日本，便产生十分危险的地缘战略思想，成为20世纪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地缘战略理论。

不过，与麦金德相比，在历史上对日本影响最大的是纳粹德国的地缘政治研究所所长豪斯霍夫。他与当年日本统治集团关系密切，为促成德日结盟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提供了地缘政治理论。豪斯霍夫是“日本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08年至1910年曾任德国驻日武官。这一时期，时任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认为：“作为日俄战争的结果，日本的地位为之一变，成为拥有欧亚大陆土地的大陆国家。”豪斯霍夫认为，这意味着日本宣布了向大陆拓展“生存空间”的国家战略。1913年，豪斯霍夫发表博士论文《大日本》，1919年发表论文《日本帝国的地理发展》，1921年发表《日本及日本人》等，鼓励日本继续扩大所谓“生存空间”。他提出，日本是个具有地缘政治本能的典型国家，日本人意识到时刻存在着威胁日本民族生存的因素，日本人具有强烈的空间意识或帝国成长的地缘政治认识。他提出日本统治下的“泛亚洲地区”，与后来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基本一致。他主张德国统治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德日结盟，支持日本实施南进政策，挑战英美对海洋的主宰地位，最终确立德日共同主宰的世界新秩序。这些主张无疑对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战期间，豪斯霍夫在日本与高层政客、军人、学者联系密切，回国后保持了与历任日本驻纳粹德国大使及武官的频繁接触。豪斯霍夫的论著大多涉及日本，并被翻译为日文版，在日本风靡一时。1924年豪斯霍夫的《太平洋地缘政治学》一书出版后，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曾亲自促成日文版的翻译出版。豪斯霍夫还通过与近卫文磨首相、松冈洋右外相的智囊等密切交往，对日本战略决策施加了重要影响。松冈洋右推进与纳粹德国结盟，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等，实际上都采纳了豪斯霍夫的地缘战略主张。

日本早在1904年通过与英国结盟取得日俄战争胜利后，曾企图针对英国建立日德军事联盟。1911年春，时任日本首相桂太郎曾与到访的孙中山密谈称：日本战胜俄国后“在太平洋上，日英两国，完全立于敌对地位。此后日本唯一之生路……唯有极力遮断英俄联盟，而且尽力联德，以日德同盟继日英同盟之后，以对英作战继对俄作战之后，必须打倒英国的霸权……”这一战略设想因桂太郎去世而未能如期实现，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则得到充分体现。

（三）日本沿袭“海权论”必然结盟海洋国家钳制中国

马汉提出，为防止俄罗斯向海上扩张威胁西方的海上贸易通道，海洋国家美国和英国可以结盟，从欧亚两翼及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对俄形成遏制。二战后初期，日本首相吉田茂提出“轻武装、优先发展经济、坚持日美同盟”的所谓“吉田茂主义”。截至20世纪80年代初，它一直是日本政府的主流政策。“吉田茂主义”地缘政治思想是，加入海洋国家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制，享受自由贸易，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战后日本保守主义政治主流派的基本理念，就是要彻底摆脱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地缘政治思想的影响，与超级海洋大国美国结盟；与此同时，在美国冷战政策影响下，对大陆国家苏联、中国等进行遏制。

20世纪80年代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吉田茂主义”遭到否定。日本一些人大谈日本作为“海洋国家”（海权国家），必然与中、苏（俄）等大陆国家发生对抗。他们错误地总结历史教训，认为海洋国家依靠海上贸易通道，有共同的利益，受到大陆国家的威胁，日本的成功在于同海洋国家结盟，而失败在于和陆地国家结盟。例如，与英国、美国结盟时，日本或取得日俄战争胜利，或赢得冷战，而同德国结盟或向大陆扩张，则归于失败。其结论是，日本今后只能跟着美国走。甚至连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也认为，可以依照各国对伊拉克战争的不同态度，把现在国际政治结构分为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两个对立的系统，这种对立是由历史和传统的国家战略的差异造成的，特别是由于战略视野的不同而产生的。这种观点等于从地缘战略的角度，把世界格局划分为海陆两极，从中得出日本作为海洋国家与美国、英国结为联盟，并与中国、俄罗斯、法国、德国等欧亚大陆国家对垒的必然性。这种“海陆对抗论”，也是日本当局结盟美国、澳大利亚等海洋国家共同对抗中国的所谓地缘战略“依据”。

如果日本一直囿于“海陆对抗论”，在亚洲区域合作中将很难发挥积极作用。其实，无论与谁结盟，日本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外侵略扩张，即便在对外战争中能勉强获得一时的胜利，但终将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而战后的成功则是由于走和平发展之路。然而，如何理解和处理海洋国家同大陆国家的关系，对日本来说迄今仍是一个尚未处理好的战略问题。

日本有人主张建立“海洋联邦”遏制中国。胜平太郎对中国海陆兼备的地理特点加以歪曲，宣扬中国分为“大陆中国”和“海洋中国”，甚至称台湾正在成为“一个独立的台湾”，但只有在网络里的相互依存中才能独立。21世纪，日本的目标应是“在促使’海洋亚洲‘和西太平洋小国组成松散的海洋联邦，从而在牵制大陆中国的同时，成为太平洋统一体的领导者”。也就是通过建立东亚海上联盟，支持“台独”，分化、弱化中国，以建立日本的亚洲霸权。

日本还有人提出，作为海洋国家，日本应在结盟美国的基础上，推行包括中东、中亚在内的所谓“大亚洲”战略，在更大范围调动国际力量牵制中国。宫家邦彦主张日本“最好的战略应该是：（1）继续维持亚洲大陆内部的‘实力均衡’；（2）绝不能深入大陆腹地；（3）维持海上交通线，靠自由贸易保持繁荣。而要实施这些措施，最为奏效的手段就是寻求拥有共同战略利益的海洋国家同盟和军事同盟”。日本应“建立包括中东和中亚的‘大亚洲’概念，在这个概念内考虑维持‘实力均衡’，构筑崭新的对华外交才是当前最为妥当和紧迫的任务”。这种地缘战略说很可能对国家战略造成误导。如果把海洋国家日本和大陆国家中国视为势不两立的竞争对手，随着中国影响范围的扩大，日本必然会在亚洲乃至世界扩大制约中国的战略。这将是一条严重破坏中日关系的反华地缘战略歧途。

2007年12月，以樱井良子为理事长的“国家基本问题研究所”一成立，就派团出访印度，与印度的“世界问题评议会”共同主办了研讨会。2011年组织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访印；2012年举行“日本与印度结合在一起的民主主义对中国’战略联手‘建议研讨会”。樱井良子强调，欧亚大陆“所有摩擦的原因都是由于中国力量的增大和其价值观的异质性”。她称，日本与印度生活在“历史性价值观斗争的时代”，日印拥有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等共同价值观，并有可能形成“共有的历史观”，具有开展“价值观外交”的巨大潜力。这完全是执行安倍、麻生的“指令”。

在会议期间，日本前驻印度大使平林博表示，中国与巴基斯坦合作，建设瓜达尔港，并与缅甸、孟加拉、斯里兰卡合作建港口，进入印度洋，是印度非常担心的；在钓鱼岛和东海则令日本担心；在南海对东南亚国家采取“军事威吓行动”。所以，从东海经南海到印度洋，再到苏伊士运河和波斯湾，确保海上通道，对日本、印度及东南亚国家来说，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因此，平林博主张从全球地缘战略角度促进日印合作。印度前驻日本大使阿尔逊·阿斯拉尼表示，期待日本在亚洲“阻止中国的霸权主义倾向”；修改宪法第九条，拥有国防军；加强日美同盟；在国际舞台和地区问题上占据无愧日本的地位；与对中国有同样担忧的印度、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建立相互信赖的友好关系。这些主张与安倍晋三的相关政策几乎完全一致，但未必能如愿以偿地得以全面实现。

（四）日本接受“边缘地带论”必然构建针对中国的“自由与繁荣之弧”西方传统地缘政治思想对战后出生的日本政治家影响较大。2010年6月，时任日本民主党政府防卫大臣政务官长岛昭久在演讲中称，“美国的地缘政治学者斯皮克曼所著《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是座右铭”，如果欧亚大陆出现有巨大影响力的国家，支撑我们繁荣的海上通道，即我们的海上安全就会受到威胁。七十年前斯皮克曼便告诫美国国务院里的亲华派：“加强现代化军事力量的中国将在亚洲的地中海（南中国海）对西方各国构成威胁；拥有空中作战能力的中国，与其大陆国家的相重合，将控制亚洲的地中海”；“美国外交只能是与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国家共同遏制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势力向外扩大”。这些判断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日本的对外战略及对华政策走向。

实际上，小泉纯一郎内阁2001年便曾借口配合美国的反恐战争，在战后首次把陆上自卫队派驻海外，并开始加强同澳大利亚、印度及部分东盟国家的军事交往与合作。2006年安倍晋三执政前便提出建立“日美澳印四国同盟”战略构想。同年末，安倍内阁外相麻生太郎提出，日本要同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东、中东欧到波罗的海各国，形成以普遍价值为基础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围绕欧亚大陆边缘地带，“日本要与拥有共同价值观及战略利益的盟国美国以及拥有共同价值观的澳大利亚、印度，八国集团、欧盟、北约密切合作”。其实质是安倍、麻生针对中国谋划的地缘制衡战略。

很明显，在当前的“一带一路”及亚投行问题上，安倍内阁把认定的地缘战略利益、意识形态因素置于经贸、金融合作利益之上。据此，就不难理解日本拒绝加入亚投行的真正原因了。不仅如此，安倍首相还宣布，未来五年，日本将向亚洲开发银行投入1100亿美元，与中国发起成立的亚投行较量。今后，日本很可能如影随形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合作方面展开竞争，甚至不排除是一种恶性竞争。可见，“自由与繁荣之弧”与“一带一路”完全是背道而驰。

2015年4月27日，安倍首相访美期间，日美联合发表了新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首次提出美军支援日本保卫和夺回岛礁的联合作战，以及日美两国针对日本以外国家受到武力攻击时共同参与海上作战等。日美军事合作将不设所谓“周边事态”的地域限制，而是覆盖全球，即从东海扩展到南海、印度洋及中东地区。这将导致未来日本直接参与“暴力多边主义”，在国际上配合美军，协助所谓“关系密切国”，联合作战。这意味着，把从朝鲜半岛经东海、南海、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及地中海的广阔区域，即麻生提出的“自由与繁荣之弧”，纳入日美军事控制之下。

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还针对中国在钓鱼岛等所谓“灰色领域”的行动，实现日美两国从平时到战时“无缝衔接”的军事合作。日本安全保障问题专家认为，“这是日美同盟对干扰日本海上保安厅巡视活动发出的警告”，“是一个划时代的修订”。奥巴马总统2015年4月28日重申了在日本行政管辖下的领土适用《美日安全条约》第五条，其中包括钓鱼岛。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再度严重干涉，中国政府立即通过外交部发言人表明中方坚决反对的严正立场。

日本政府这次修订防卫合作指针的目的之一，是在钓鱼岛问题上把美国卷入其中。在日本的强烈要求下，这次《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规定使用武力的具体事态明确包括“离岛防卫”，以日本为主、以美国支援自卫队为辅进行作战分工。其中包括“使用打击力量”，也包括“离岛被非法占领”时的平时“灰色领域”的警戒监视、联合训练及驱离行动。

安倍访美后，日本国会就要根据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在国会通过《自卫队法》、《周边事态法》、《武力攻击事态法》、《联合国和平合作法》、《船舶检查法》等的修订案，并新设立所谓《国际和平支援法》，旨在为战争中的美国及多国部队提供后方支援，行使所谓“集体自卫权”。其实质，是以“支援和平”为名，使日本直接参与“暴力多边主义”行动的“支援战争法”。安倍的下一个最大政治目标，就是在2016年7月参议院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然后在任内实现修改《日本国宪法》。这预示着二战后七十年日本这只东亚的“和平鸽”，似乎正在变成一只破壳而出的“雏鹰”。

日本右翼反华地缘政治学者、筑波大学名誉教授中川八洋还公然鼓吹：“斯皮克曼的地缘政治学是21世纪日本外交的不朽指南，麦金德地缘政治学是21世纪日本国防生死攸关的海图。”他认为，“日本只是在两个陆地大国威胁下发抖的‘近海小岛国家’……日本海与东支那海是大规模军事力量一瞬间就可横扫日本的‘高速道路’。从开始登陆时阻止北方和西方侵略的白蛮（俄罗斯人）和黄蛮（支那人）的可能性连万分之一都没有。”因此，中川主张：“日本如果要对付这两个蛮族，享有自由、独立和主权，就决不能脱离麦金德地缘政治学和斯皮克曼地缘政治学的原理原则。”

根据这些地缘战略理论，中川认为：“台湾的命运与日本的安全是不可分割的纽带关系”；“台湾是；保卫冲绳的不沉航母；，台湾不独立冲绳无安全”。他指出：“阻止台湾被’赤色支那‘吞并的唯一方法是，在台湾东北部部署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届时，台湾才能仰仗背后不屈服于支那本土的军事力量，即使日本暂时不是台湾公开的同盟国，也无须害怕中共的恫吓，可以昂然地对北京展开外交。”他主张：“台湾防务不能只在军事上交给美国，在对美信任的基础上，还要使日本外交的重心转向我们日本必要时也要有出汗流血精神准备的高尚伦理之上。”中川建议：“日本把临近台湾的岛屿全部变为坚固的要塞，平时最起码也要部署500辆以上中型战车部队（地面部队五万人规模），此外至少还要部署两艘可搭载24架垂直起降海上战机的航母、四艘核动力潜艇以应对紧急事态”；“冲绳全县应该继续作为美国在亚洲展开军力的主要基地。冲绳固定为’美军要塞‘，就可保卫台湾，保卫冲绳”。中川还宣称：“日本不应疏忽的是中共面向东南亚铺设的高速公路网和高铁建设。因为这些才是中共大部队进攻越南、老挝、柬埔寨的地面兵站运输线。”这些思想似乎仍然停留在日本发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当代一些人对中国台湾的野心昭然若揭，值得警惕。

如果说，中川八洋只不过是一个右翼学者，他的想法未必有代表性，但日本自卫队高官的下述主张则不能不令人更为警惕。2012年时任日本海上自卫队舰队司令的五味睦佳撰文宣称：“对我国的海上防线来说，台湾具有生死存亡的重要意义”，“台湾就是我国的生命线，台湾与日本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他认为：“如果中国统一了台湾并把台湾作为潜艇基地，那么潜艇一出海就可以进入深水区，从而可以获得更大的行动自由……必将给日本和美国带来重大威胁。”美国积极军事介入南海问题，也是基于同样的地缘战略认知。

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就推行过类似的对华遏制战略，但最后以失败告终。为打开对华关系大门，美国跳过日本对华进行“越顶外交”。21世纪的今天，日本若开历史的倒车，再挑头扛旗制约中国的和平崛起，最终只能加深中日矛盾，使日本重蹈美国的覆辙，在国际上自我孤立。

作为海陆兼备的大国，中国对外贸易的90%经过海上通道。因而，中国同样需要维持海上通道的安全与航行自由，根本不存在与海洋国家对抗的必然性。针对日本以海洋国家自居的远交近攻、海陆对抗态势，中国要反其道而行之，谋求“远交近和”、“海陆和合”，扶正祛邪，同时要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如果认为，只要中国向西部发展而不向太平洋方向挺近，中美两国就可以相安无事，那可能就过于乐观了。只要了解到上述传统地缘政治思想对美日两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后，或许就会意识到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3“地缘政治新概念”——“海陆和合论”
当今时代，已经不是靠武力或金钱就能决定一切的。理念、道义、正当性的认同等越来越重要。其实，对于上述西方传统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在欧美学界已经出现反思，并与时俱进地跟上21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结构、国际关系样态的新变化、新因素。例如，“后现代主义地缘政治学”、“地缘政治经济学”等主张，重视经济全球化、国际金融网络、互联网及全球性媒体、跨国公司与跨国风险、跨国犯罪等。这些对地缘政治的最新思考，与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渐行渐远。这是因为，某些非传统安全的因素，在摩根索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思维框架内似乎是无解的。从这个意义上讲，21世纪的地缘政治学的确需要重新建构。

（一）“海陆和合论”是“一带一路”可持续安全的地缘政治理念

笔者提出的“海陆和合论”与传统地缘战略理论不同，具有普遍性、互利性、包容性、开放性。进入21世纪，世界处于不同社会制度并存、多种国家模式竞争的时代，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时代的主要课题。世界各种力量之间既有矛盾又有共同利益，既相互竞争又有合作需求，既相互制约又要避免直接冲突。尽管冷战时期美苏地缘战略对抗的后遗症仍然存在，但国际反恐不同程度地成为各种力量的共同需要，非传统安全问题前所未有地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即便美国视中国为未来“最大挑战者”，但受到多种因素牵制，不仅难以集中力量对付中国，而且在反恐、防扩散、气候变化等领域还需同中国合作。所谓强国必霸的“修昔底德陷阱”，在当今时代已不复存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中国既是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拥有广泛的海洋战略利益。我们要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陆海统筹，坚持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方式，扎实推进海洋强国建设。而“海陆和合论”的实质，正是以和平方式管理和利用好国家间的地缘关系，以促进本国、本地区和全球的持久和平、安全、发展与繁荣。它是“一带一路”参与国彻底摆脱彼此之间可能产生的地缘安全困境的新理念。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既不是要争夺海上霸权，也不是要建立陆上霸权，而是要促进“海陆和合”、互利共赢。“海陆和合论”与“海权论”、“陆权论”的大国霸权理论不同，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以及地理位置，都可以尝试奉行并从中获益。伴随“一带一路”合作的深入发展，所有参与其中的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的共同利益将不断增加、彼此交融，谋求“海陆和合”必将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新潮流。

从一定意义上讲，如果说共建“一带一路”中也有竞争，那就是“交友之争”、“合作之赛”、“市场竞争”。在这一进程中，谁在国际上交友越多，“朋友圈”越大，合作范围越广，谁便越可能是最成功的国家；谁能做到“海陆和合”、“陆陆和合”、“海海和合”，谁就能获得更多可持续发展的机遇与实现可持续安全的保障。那种放着合作共赢的正路不走，而热衷于唯利是图、单边获益、控制别国、唯我独尊的做法，将越来越不受欢迎；那种囿于传统地缘战略思维，坚持“海陆对抗”政策的国家，则只能自我孤立，被边缘化。

（二）共建“一带一路”是“海陆和合论”的具体实践

首先，“一带一路”与传统的地缘战略观念完全不同，它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必然选择；是中国与相关国家双边关系与多边地区合作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和平发展，作为世界工厂、世界市场规模与能力的必然体现；是中国与有关各国共同分享经济增长及合作共赢成果的必然过程；也是中国与有关各国相互借鉴、增加认同、寻求经济可持续发展动力的必然结合。

“一带一路”横跨欧亚非三大洲、三大洋，涉及65个国家、44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63％。其中既有中国、印度这样海陆兼备的大国，也有俄罗斯那样横贯欧亚的大陆国家、尼泊尔那样的内陆小国、韩国和沙特那样的半岛国家、印尼和菲律宾那样的海岛国家、埃及那样拥有苏伊士运河的海峡国家、英国和澳大利亚那样的海洋国家。它们分别是地处欧亚大陆、从东海到地中海的沿岸国家，以及所谓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所有国家。这些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本身就是上述不同地理属性的国家之间的和平合作，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贯通欧亚非三大洲和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三大洋的和平发展大厦、合作共赢大厦、开放包容大厦。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周边睦邻外交的延伸和发展。

中国是陆海兼备的亚洲大国，可以在“海陆和合”方面发挥桥梁作用。无论对海洋国家还是陆地国家，中国都应一视同仁地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携邻共富、睦邻同安，在外交姿态上，以诚待人、以利惠人、以理服人、以德和人。从根本上讲，这是21世纪中国国家的总战略一和平发展战略所决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发挥各自地缘经济优势，开展平等的互利合作；通过互联互通与彼此开放，为对方的发展和彼此合作提供地缘便利条件；不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划线树敌结盟，而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目标，互为伙伴。

为此，中国政府提出以下共建原则：（1）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2）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3）坚持开放合作。“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让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4）坚持和谐包容。倡导文明宽容，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5）坚持市场运作。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同时发挥好政府的作用。（6）坚持互利共赢。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体现各方智慧和创意，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把各方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中国的上述构想得到有关国家积极响应。例如，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2015年5月8日同到访的习近平主席会谈时表示，积极支持中方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重要合作伙伴将做好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经济发展战略的对接，加强哈中经贸、能源、科技合作。

（三）“海陆和合”地缘战略与有关各国的可持续安全相辅相成

“一带一路”参与国国内社会政治是否稳定，将直接关系到与之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的别国劳务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然而，除了国际合作打击海盗，应联合国之邀参与联合反恐、维和行动，以及在突发紧急事态的危难时刻派遣本国军舰、军机前往救援撤侨人员以外，任何国家都难以依靠本国军事力量保障“一带一路”大范围的境外本国公民与设施的安全。事实反复证明，企图依靠一国绝对优势的军事实力“包揽天下”，主宰海陆安全的地缘战略，是一种高成本、低安全的过时做法，甚至还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然而，如果“一带一路”沿线沿岸国没有树立可持续安全观，不仅难以确保本国长治久安，还可能由于本国安全局势的恶化而损害参与本国建设的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相反，“一带一路”沿线沿海国如果能够共商、共谋、共建可持续安全网络，这一进程将有利于相关各国共同实现和保持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相辅相成的可持续安全状态。

“海陆和合”是“一带一路”的必然选择，而“一带一路”是“海陆和合”的具体实践。共建“一带一路”并不是排斥美国和日本的封闭体系或势力范围，而是开放体系。实际上，“一带一路”的振兴也将为美国、日本带来莫大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就业机会，同时可以大大降低各自的安全成本，避免可能付出的巨大安全代价。就中美关系而言，“一带一路”对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有内在的需求。战后迄今美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沿岸国建立了许多军事基地，美国海空力量控制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海上通道与海洋要冲，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有利于中美两国实现可持续安全。

若中美对抗，“一带一路”就难得安宁，两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威胁也可能同时增大；中美若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军事存在不仅不会对“一带一路”构成威胁，反而可能在客观上提供国际公共安全产品。这有利于实现中美关系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良性循环。中日两国对海上航线的依赖使两国对海洋安全的需求逐步趋同。在打击亚丁湾海盗方面，无论主观上是否合作，客观上的共同安全收益是不容否认的。因此，无论美国是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合作大门对美国应该是敞开的。但是，如果美国、日本误判形势，曲解中方意图，美日同中国的矛盾也可能波及“一带一路”沿线参与国，到头来对任何一方都不利。

（四）“海陆和合论”不是乌托邦而是实实在在的合作利益第一，这是“一带一路”国家地缘经济关系决定的。相关各国山水相连或隔海相望。它们之间完全可以利用彼此相邻的地缘优势，通过海运、空运和铁路及高速公路网相连接，形成若干次区域经济圈彼此相通的亚洲广域经济圈。在深化农业、信息产业、人力资源开发、相互投资和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的基础上，可以开辟交通、能源、文化、旅游和公共卫生等新的合作领域。在互联互通交通建设基础上，还可建设信息高速公路。

第二，这是“一带一路”国家共同利益与互补性所决定的。相关各国既有中、日、韩等油气资源进口国，也有中东、中亚、非洲、俄罗斯等诸多产油国、产气国，可以通过海运和铺设管道运送能源，建立比较稳定和互利的能源供求网络。维护海上石油通道的安全，也是不分海陆的有关国家的共同任务与责任。历史上传统地缘战略鼓吹防止大陆国家控制海上通道而制服海洋国家的假说，业已过时。因为陆地国家的海外贸易、资源能源运输同样需要一个安全、自由、便利的海上航线，海陆各国具有共同的海上安全利益需求。如果在21世纪还企图通过所谓海洋大国军事集团控制海上要道，制约大陆国家，必定会威胁大陆国家的海上通道安全，导致海陆对抗及海上不安全因素的上升，最后可能是两败俱伤的“双输”结果。过时的战略思维，必然带来愚蠢的政策选择和损人害己的结果。

第三，这是“一带一路”避免“海陆对立”的“零和局”战略利益决定的。伴随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海洋霸主很难再通过侵略内陆国家来建立殖民地统治，内陆国家、海陆兼备国家也难以通过损害邻国的方式谋求本国利益。只有和平、合作才对各方都有利，而人为制造“威胁”与“对立”，到头来只能对本国不利。谋求“海陆和合”、“海海和合”、“陆陆和合”，符合各国的根本利益。海洋安全不能靠“你赢我输”、“你主我从”的“零和局”地缘战略旧观念维护，而需通过共享、共建、共维海上通道安全，实现低成本的海洋可持续安全。

第四，这是“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共同需要决定的。如今，国家安全已超出传统安全的概念，许多非传统安全因素需要跨国合作才能得到解决。例如，恐怖主义、走私贩毒、跨国犯罪、生态环境恶化、恶性传染病、重大自然灾害等，无论是海洋国家还是大陆国家，都难以单独应付，依靠传统的结盟政策不仅无济于事，反而可能由于推行“暴力多边主义”激起更强烈的“暴力极端主义”的反弹，导致更为严重的安全危机。因此，非传统安全合作与人道主义援助等，需要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共同应对。通过“海陆和合”实践，共建“一带一路”，将有利于实现所有参与国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这些将为构建未来“新型中美日三边关系”创造必要的条件。

来源时间：2015/8/8   发布时间：201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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