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丁立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近日，美国主管东亚和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发表演讲，表示美国不在乎南海岛屿主权归属，但在乎解决争端的方式。他明确表示美国支持菲律宾在国际法框架下对南海问题提出的仲裁，认为中菲皆有义务遵守国际仲裁法庭的有关决定。

　　美国大讲国际法制，令人惊诧。1893年，美国武装入侵夏威夷王国，根本不讲国际法。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虽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却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它所依据的是其《与台湾关系法》，而不是任何国际法。2003年，美国以先发制人之名对主权国家伊拉克开战，也完全没有国际法依据。

　　美国视国际法为工具，而非原则。美国曾加入《京都议定书》与《反弹道导弹条约》，但后来发现它们有碍国家利益，便立即退约。美国正支持菲律宾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国际仲裁法庭对中国起诉，而实际上由于这一公约在海床问题上不符美国利益，美方迄今还未加入公约。

　　上述事例表明：美国为一己之私，或破坏国际法制，或退出国际条约，对待国际法的态度极不严肃。但它在南海问题上却异乎寻常地重视国际法，表示支持菲律宾在国际法框架下对南海问题提出的仲裁。美国若是真讲国际法，就应该追溯《联合国宪章》这一当代国际公法的法源。根据这一根本大法，国家的任何排他性权益来源于主权。就海洋事务，对海上专属经济区的诉求必须基于沿海国的大陆架或者拥有具备特定条件的某些岛屿。

　　长期以来，中国对南海诸多岛礁进行开发利用，并实施行政管理。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对U型线中方一侧的全部岛礁进行诉求，其他环南海国家或予默认、或者公开支持，这种状况长达数十年。此后，某些国家出尔反尔，开始蚕食中国岛礁。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问世，只给沿海国家一定专属经济区域的权利，但不改变在此水域中岛礁的原先主权归属。需要指出，根据同一公约，不仅一些岛礁具有领海，具备特定条件的岛屿还具有专属经济区。相邻国家的专属经济区若有交叠，相关国家应该协商谈判。

　　国际法制是厘定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中国从来都是维护国际法制的积极一方。中国同菲律宾之间的海洋争端有两方面，其一是岛礁主权，其二是由此延伸的海洋权益以及交叠海权的划分。现在，中菲关于南海的最大之争，是菲律宾在长期默认或公开承认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之后采取各种手段对其中部分岛礁予以侵吞，由此引发中国维护海洋开发权益的斗争。

　　美国偏偏对最为关键的岛礁主权问题表示“不在乎”，并在菲律宾侵吞这些岛礁之后要求各方维持现状，美国这是在赤裸裸地为菲律宾站队。不讲岛礁主权，只打海域经济权益的官司，完全是对国际法的本末倒置。美国表示只在乎解决中菲南海争端的仲裁形式，却刻意回避了菲律宾递交状书的国际仲裁法庭根本没有裁决主权的资质，而中菲海洋权争议的前提就是那些岛屿主权的归属。

　　美国尊重国际法为假，换着花样为菲律宾等国站队才是事情的真相。美方如此拙劣地玩弄国际法，是对国际法制精神和原则的亵渎。

来源时间：2015/7/27   发布时间：2015/7/26

旧文章ID：4965

作者：时殷弘  来源：文汇网

【文汇网讯】据环球网报道，《日本经济新闻》7月22日刊登了对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的专访，双方谈及习近平访美的目标和对日战略等议题。时殷弘表示，中方的目的还是希望中美关系不要太紧张。如果就签署经济界期待的投资协议达成协议，或许访美就算取得了成功。而就日中关系而言，习近平主席在采取措施改善对日关系的同时，正加快强化日本最为担忧的军事力量，中国实际上已经警告日本不得因为解禁集体自卫权而在将来卷入南海争端。

中美正就构建国际秩序展开博弈。美国为扩大贸易和投资，力争就跨太平洋经济合作协议(TPP)达成妥协，中国主导设立亚投行(AIIB)，在金融方面显示出进行抗衡的姿态。

记者：中美两国6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了部长级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似乎有很多观点认为成果有限。
   时殷弘：最近1、2年由于网络攻击和中国在南海推进填海造地等战略性重要问题的影响，中美战略关系应该说状况相当严重的紧张，这种严重紧张超过了以往大部分时候。虽然在伊朗核开发和稳定阿富汗局势等国际问题上，双方合作取得了进展，但未能缓和越来越严重的竞争对立和战略互疑。

中国曾希望通过对话，防止民主、共和两党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对中国采取严厉的政策和态度。为此签署了超过100项协议，但在南海等战略性问题上，意见没能达成一致。虽然与美军向南海派出P-8反潜巡逻机的5月下旬相比，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但在短期内，很难想象这些问题会取得重要进展。

记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访美。中方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时殷弘：中方的目的当然是从习近平个人作为世界领导人形象和威望之外，恐怕还是希望中美关系不要太紧张。如果就签署经济界期待的投资协议达成协议，或许访美就算取得了成功。

不过，要签署投资协议，就必须向认为中国在本国市场优待国有企业、且抱有不满的美国做出让步。从采取对外强硬态度的习近平主席的政治风格来看，现阶段似乎很难做出让步。

记者：您如何预测2016年总统选举以后的美国动向?

时殷弘：民主、共和两党对中国都不会温和。民主党以前国务卿希拉里作为最有潜力候选人，但中国政府和民众并不喜欢她。与奥巴马总统的态度相比，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期间，无论是中东问题还是中国问题，都非常直接地进行处理。

共和党人一般来说是比较倾向自由贸易的，可能在经贸问题上和中国关系会比现在好一点。不过，如果共和党当选，奥巴马最近数年来一直推进的军事预算的削减速度将减慢。在就任总统后至少2年里，或将对中国采取严厉态度。

记者：中国不顾美国的反对，在南海推进填海造地的理由是什么?

时殷弘：理由有3个。第一是创造一些条件最终逐渐地使美国无法进行抵近侦察;第二，把菲律宾和越南从在中国声称主权的南沙群岛赶出去;第三，中国要在南海通过各种措施最终能够保证中国经过南海的能源供应线。

记者：中国与日本和东南亚各国摩擦不断。对此您怎么看?

时殷弘：是强调「和平」还是「崛起」，因领导人不同而不同。中国在东海上空划设了防空识别圈，但日美两国并不承认。习近平主席或许认为，时而采取强硬态度更有助于中国崛起。

记者：有观点认为中国正在挑战美国世界老大的地位。

时殷弘：如果海外媒体向中国政府提出这个问题，中国会说「我们不想当」。而从政府的行动和习近平主席的对外战略来看，中国在坚持逐渐地在不引起中美重大冲突的情况下，中国要在西太平洋西部取得一个至少边际优势。

记者：从现在来看，日中关系正走向改善，例如首脑会谈的举行。

时殷弘：正在明显改善。但另一方面，习近平主席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都是双轨战略。习近平主席在采取措施改善对日关系的同时，正加快强化日本最为担忧的军事力量，中国实际上已经警告日本不得因为解禁集体自卫权而在将来卷入南海争端。

安倍一方面缓解同中国对抗，局部恢复和中国的对话，另一方面马不停蹄地要解禁集体自卫权。

所以中日关系在我们可以预见的将来，只会有显著的，但仍然是局部的缓解，对抗仍然存在。心理的对抗、战略态势的对抗。只不过对抗的烈度不一定像以前那样经常有明显的时间让全世界担忧有可能引发中日军事冲突。

来源时间：2015/7/27   发布时间：2015/7/26

旧文章ID：4964

作者：张锋  来源：天下会

    西方学术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占有霸权地位，这是事实，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一直试图打破这个格局，我们因此提出要创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或者“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中国学派”。

    但与此同时，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还是源源不绝地流入我们的学术话语之中，有些甚至还进入了官方语汇。只要这些西式概念和理论能在中国情境中站住脚，并带来解释中国的新视角，我们就应该欢迎它们。毕竟，中西思想碰撞，能激发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灵感。

    但是，并不是所有西式概念都能在中国情境中生存，有些不仅对中国没有解释力，甚至对中国的学术和政策讨论弊大于利。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即是当下一个重要的例子。

    我们是在提及中美关系应该避免掉入“修昔底德陷阱”之中时使用这个词的，但是，随着美国政界和思想界对美中关系的看法越来越负面，随着中国国内对中美关系的悲观情绪的上升，不少人认为中美关系已经掉入了“修昔底德陷阱”之中。

    但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修昔底德陷阱”这样一个概念来思考中美关系？修昔底德是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和军事家，我们需要这样一位时空间隔离我们如此之远的古希腊人帮助我们理解中美关系吗？

    “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的问题并不在于修昔底德本身：修昔底德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的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世界历史不朽的经典，对国际关系研究有重大的借鉴意义。问题在于，当下的国际关系学者拿“修昔底德陷阱”来表达对中美关系的担忧，但他们理解的“修昔底德陷阱”却不一定符合修昔底德本人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初衷。

    如果他们理解的“修昔底德陷阱”有误或者根本不存在，他们的观点就会误导我们对中美关系的讨论。因此，对于这种能对政策讨论产生影响的西方概念，我们应予以充分的澄清和必要的批判。

    当前“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之所以流行，主要是由于哈佛大学教授格莱汉·埃里森（Graham T. Allison）的研究和发挥。在2013年6月发表于《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中，埃里森提出了美中能不能逃离“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他指出，1500年以来，在15个崛起国实力逼近现有霸权国的历史案例中，有11例以战争结束。他认为，2000多年前的修昔底德已经找到了此类崛起国与霸权国战争的根源：雅典实力的崛起以及由此引发的斯巴达的恐惧，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就是埃里森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崛起国实力的迅速上升、霸权守成国的恐惧以及它们各自联盟体系的缠结将很有可能导致战争的爆发。

    如果埃里森认为的“修昔底德陷阱”是真实存在的，那么中美关系真是岌岌可危了。幸运的是，这样的“修昔底德陷阱”也许根本就不存在，它也许只是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误读而已。

    早在埃里森把“修昔底德陷阱”应用到中美关系之前，国际关系大师级的学者勒博（Richard Ned Lebow）就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对修昔底德做过至今无人超越的研究。勒博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根本就不是不可避免的，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相对实力的变化，最多只不过是这场战争的间接原因或者前提条件。斯巴达之所以向雅典宣战，并不是因为它对雅典实力本身的恐惧，而是因为它想维持自己在古希腊世界中的荣誉和地位。

    在斯巴达人看来，真正的威胁并不是雅典物质实力的上升，而是因为雅典的海权文明代表了一种新的、与斯巴达的陆权文明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雅典文明的持续发展和扩张，将威胁到斯巴达文明在希腊各城邦中的领导地位。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根源并不是雅典实力的崛起，而是斯巴达对自身的身份、地位与价值观的担忧。

    当然，勒博的观点也只能说是一家之言。但这极有影响力的一家之言，已经足以使人对埃里森的“修昔底德陷阱”产生足够的怀疑。如果崛起国实力的上升是与霸权国爆发战争的根本诱因，那么中国就会被锁定在中美关系恶化的“被告席”上，因为美国永远都能辩解说自己冲突性的对华政策只是源于对中国崛起的正常安全忧虑。如此，改善中美关系的责任将被推到中国身上，美国倒可以孑然一身，因为从“修昔底德陷阱”的角度来看，中国崛起本身就是个问题。由此可见，“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对中国处理对美关系是多么的不利！如果我们用这个概念来描述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我们将永远处于被动位置。难怪美国人喜欢这个概念，因为它能帮助美国占据历史和道义的高地！“修昔底德陷阱”对现状守成国是个好概念，对崛起国则真是一个有点阴险的话语与外交陷阱。

    更重要的是，“修昔底德陷阱”与中国对美关系的核心概念——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直接矛盾。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目的，就是要走出西方崛起国与守成国冲突的老路。这种表述是中性的：冲突的根源既可能是崛起国也可能是守成国。但如果我们使用“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这样的表述，这就在无意中承认了“修昔底德陷阱”的存在，甚至承认了中国崛起本身是个问题。此类外交话语的陷阱倒确实是存在的，而且不得不防。修昔底德不见得预见了中美冲突的陷阱，但“修昔底德陷阱”这个21世纪美国概念却真是为中美关系下了个套。

    与其使用“修昔底德陷阱”这样对中美关系有诸多不利的洋概念，还不如从中国自己深厚的历史与文化资源中提炼出几个既能概括中美关系本质、又能表达出创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愿景的概念和理论。

    比如，我们不妨研究一下“荀子突破”这个概念。英国著名哲学家霍布斯曾提出，在他所谓的“自然状态”之下，每个人都是每个人的敌人，战争是常态。这一假设深刻影响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也是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无政府状态”这一核心概念的根源。但荀子认为，虽然原始状态下人们的私欲能导致纷争，人们却能制定出礼义来限制纷争并促成合作。荀子的这一深刻洞见，也许能为中美超越冲突、走向持久合作指明一条道路。

    （此文得益于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达巍博士的交流，在此特表感谢）

来源时间：2015/7/27   发布时间：2015/7/25

旧文章ID：4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