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多维新闻

　　中国的经济崛起将逐渐削弱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而对于自身的治理模式中国极为自信，并致力于追求一条不同于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对这些中国的战略变化，美国媒体称，中国外交已经转向，不再当游戏参与者。

　　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中国简报》7月18日发表题为《从“游戏参与者”到“游戏设计者”：中国外交新特点》的文章称，外交如今在中国国家战略中的作用可谓空前。中国正从“游戏参与者”日益成为“游戏设计者”，影响地区和国际机构、规范、标准和观念。这种积极主动外交成功的最近一个例子就是亚投行。根据对亚投行成立和近来趋势的分析，中国外交可能呈现如下新特点：

　　首先，中国有意对准和解决现有国际机构和多边框架解决不了的关切和政策缺口。中国提出设立亚投行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平行的机构，以弥补此类机构的不足，重点是基础设施发展。类似的，中国在外交上日益参与中东安全与维和。因为随着奥巴马政府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中东出现权力真空。

　　习近平会见亚投行创始成员 把中国外交战略宣传到底

　　其次，中国精心挑选具有个人魅力的发言人，使更多的利益相关方面向国内外受众，针对性地传播外交政策的战略信息。中国授权智库和研究机构，组织各种研讨会，向外国外交官、国际组织和外国驻京记者介绍亚投行。在此过程中，中国以透明和可接受的方式精心设计和传播信息，依靠值得信赖的发言人和代表，有针对性地向外国受众宣传中国的外交政策。

　　再次，为了吸引更多的利益相关者，中国常常采取最好的做法或利用示范效应，使媒体密集关注以造成溢出效应并建立伙伴关系。英国决定加入亚投行对其他欧洲国家造成连锁效应。而且两国合作的示范效应还包括英国欢迎中国的投资，这些常被官员、学者和记者拿来说明中国政策的优点和好处。

　　最后，中国政府主动利用社交媒体和数字技术来吸引年轻人，并加强对外国受众的公共外交。北京越来越多地以社交媒体为平台，以数字技术为手段，向国内外受众介绍政策信息，而年轻人群体是一大关注重点。为帮助公众更好地了解政策，中国媒体、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通过一系列的微博和微信，用简单的文字、数据和图片进行介绍。

　　另据香港《南华早报》日前发表的题为《破碎的模式》文章中称， 中国正成功地打造出旨在挑战西方，尤其是美国统治地位的全球领袖模式。面对美国的反对声音，由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逐渐走向高潮。这是美国第一次在即将成为全球主要金融机构的组织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

　　文章表示，外界认为中国的经济崛起将逐渐削弱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而来自中国的信息也十分明确：对于自身的治理模式极为自信，并致力于追求一条不同于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

　　(牧笛 综编)

来源时间：2015/7/20   发布时间：2015/7/20

旧文章ID：4821

作者：  来源：多维新闻

　　美国《新闻周刊》网站7月20日刊文称，在美国政府遭遇史上最严重的黑客攻击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却拒绝指责背后的凶手北京。考虑到目前的国际局势和害怕泄露美国情报技术，何时公开指责北京对白宫来说是一个需要谨慎思考的问题。

　　黑客窃取了数百万美国联邦政府雇员的信息，奥巴马政府最高情报和执法官员已经确定北京就是此次黑客攻击事件的元凶。但奥巴马政府到目前为止都拒绝公开指责北京。据知情人士透露，目前美国正进行几场敏感的国际谈判，白宫不愿在此时激怒中国。另外，白宫还担心揭露北京将泄漏美国的情报搜集技术。

　　美国著名网络安全专家刘易斯(James Lewis)说，如果奥巴马政府公开指责北京黑客攻击美联邦政府，那么就会有人要求美国公布证据，这就可能使美国情报来源和搜集情报的方法暴露。

　　白宫几名知情人士表示，何时指责中国黑客攻击美国政府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美国当局7月9日公布了黑客窃取美联邦雇员信息的细节，但如果当时公开指责中国，对于正在举行的伊核问题谈判不利。如今谈判虽然结束，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问华盛顿的日期正在临近，公开指责中国将会对习近平的访问造成阴影。

　　美国多次指责他国黑客

　　奥巴马6月在白宫会见中国高级领导人时提及他对中国网络和海上行为的担忧。但直接将中国和美国人事管理局被黑客攻击事件联系起来将会立即升级两国紧张关系。2014年，奥巴马指责朝鲜黑客攻击索尼影业后，美国立即对朝鲜施加新的制裁。

　　美政府官员曾表示，不排除对黑客攻击美国人事管理局的个人和组织施加制裁。在索尼遭黑客攻击事件后，白宫制定了一套新的方案制裁实施黑客攻击的国家、公司以及个人。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DNI)克拉珀(James Clapper)曾表示，中国是近期针对美国政府人力资源部门的网络入侵的“头号嫌疑人”。这起黑客攻击影响到数百万现任和前任联邦雇员。

　　克拉珀由此成为首位公开指责中国侵入美国人事管理局(OPM)的美国政府官员。该局保管着在几乎所有联邦机构工作的雇员的档案。

　　“对于中国人的所作所为，你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表示敬佩，”克拉珀在一次情报会议上称，他指的是这两起网络攻击人事管理局事件的技术含量。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就美方的指控表示：“类似的报道、类似的言论，近期我们看得比较多了，但是它科学吗?网络黑客攻击具有匿名性、跨国性、溯源难的特点，不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总是说‘可能是’、‘莫须有’，这是不科学的，也是不负责任的。”中国驻美大使馆也表示，美方的说法是“假设性指控”。

　　(吴攸 编译)

来源时间：2015/7/20   发布时间：2015/7/20

旧文章ID：4819

作者：威廉.科恩  来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3期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动乱的世界，各个角落都充斥着冲突与战争的威胁，并有向其他地方蔓延的趋势。爱尔兰著名诗人叶芝曾写过一首诗，名为《第二次圣临》(TheSecondComing)。在诗里他这样描述：“在不断扩展的循环中旋转、旋转，猎鹰已听不到驯鹰者的呼唤，万物都已解体，中心难再系，好人都缺乏信念，而坏人都狂热到极点。”读着此诗，看看我们周遭的世界，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埃及，看看这些地方发生着什么，看看ISIS(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或称ISIL，意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在做什么。他们在入侵国家，在争夺领土，在寻找苦难中的人们，在将人关进牢笼并活活烧死。可见坏人已狂热到极点。但世界并不完全像叶芝说的那样，因为好人并没缺乏信念，就像你们正试图为自己的命运、祖国的命运及世界的命运而努力作为。

　　中美关系是国际关系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中美两国理应为世界的稳定与和平做出更多努力。但就目前而言，中美两国的合作十分有限，这体现在信息分享、军事交流、反恐合作等方面。事实上，中美两国在这些领域，甚至更多的领域都存在共同利益。阻碍中美关系向纵深发展的原因涵盖文化、历史、传统、利益以及思维等方面。在这些方面，中美之间有太多不同。必须承认，就某些领域而言，美国依然是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表现都很出色。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也正要步入军事成长期。两国间潜在的竞争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为什么国际社会一直存在关于中美两国谁会成为未来世界决定力量的讨论。但我认为，中国不仅仅是美国有力的竞争对手，在某些领域，中国同样是美国志同道合的伙伴。我们要做的就是致力于外交合作与信息分享，以避免中美之间的竞争变为零和博弈。我们真正的目标就是找到一种方法，让中美两国即使在文化不同、历史不同、传统不同、思维不同的背景下，依然能够实现合作，避免战争，共筑友谊。

　　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化的世界，我们也生活在一个信息的世界。生命中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变化无时不在，也无处不在。在国际关系中，变化意味着活力和希望，而不变意味着呆滞和死寂。正像河水和池塘的区别，河水孕育并滋养生命，而池塘却充满死亡和腐烂。如何在不可避免的变化中保持稳定性与持续性?这是国际社会值得深思的问题，也是中美两国要考虑的事情。在这个社会中，技术改变着我们的行为方式，改变着我们观察事物的方法以及我们对事物的认知。技术使改变成为可能。例如在消除城乡医疗护理差别的过程中，城市居民往往比乡村居民拥有更多接受充足医疗护理的机会。面对难以将乡村医疗水平提升到城市医疗水准的难题，远程医疗技术实现了这一切。对这一技术的运用使乡村医生能够得到同样的医疗信息以医治农村居民。所以说那些曾经令我们感到困惑、无助，抑或是强大、有价值的东西都在改变。当然技术也预示着威胁，因为信息时代意味着每个人都能享有信息，技术本身无关善恶，但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差异会造成不同的影响。

　　我们看到，每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在不断地做出调整和变化，以应对新的环境和发展需求。这种变化是具体的，也是抽象的，是发展模式上的进步，也是文化观念上的更新。美国一直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而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是美国的附庸。事实上，世界不停地变化，新的国际力量层出不穷，国际力量对比随时都会出现不同。美国开始变得关注周遭的世界，关注周边的人和国家，也关注中国的发展与变化。中国有不同于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和哲学思想，不同的规则、不同的秩序、不同的经济体制。这些在中国是行得通的，因为中国人口众多，社会结构复杂，安全与稳定至关重要。而这些在美国行不通，美国强调自由主义，强调变革的自由，强调创造的精神。这些差异是根本的，但不是无法变化的。中美两国应该变得对彼此更加宽容，并能够在这种宽容中互相学习。比如美国应该变得比现在更加有秩序，更加遵守纪律，应该学习中国是如何从历史发展的前车之鉴中寻找到发展之路;而中国应该试着去理解美国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毕竟每个国家都由自己做主。考虑到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价值观，我们应该开放思想、互相理解，在现实的不平衡中找寻平衡。只有在相互了解中，中美两国人民才会发现，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停滞不前的，中国和美国都没有放慢发展和前进的脚步。中国十分善于回应世界发展的新需求和技术发展的新要求，所以中国一直在前进，变得像现在一样充满活力和变化。这其中有改变，也有坚守。中国深深地为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核心价值感到骄傲与自豪。确实，对历史和文化的坚守使中美不会被彼此吞没成一个整体，就像它们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而改变则可增进彼此的理解与宽容。

　　这种理解和宽容应该建立在对彼此历史的学习上。温斯顿·丘吉尔曾说过，回望历史，才能看见未来。国家间关系也是这样。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同样，美国也有自己的发展历程和思维传统。中国和美国如果对对方国家的历史一无所知，就很难做到理解对方的国家行为和政策措施。这会影响对彼此的战略判断，即判断该国的国家行为是敌对的，值得争论的，还是友好的。值得我们庆幸的是，中美两国都有历史，历史能够帮助我们互相了解。目前，美国的学生并不能很好地理解中国的历史，这一方面由于语言限制，毕竟中文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并不容易，另一方面也由于用英语教授中国历史在美国存在很多空白，所以很多美国人至今也不明白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概念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可见，我们还有很多的不了解。当然，对于中国而言，了解美国奴隶制的废除，认识美裔非洲人的发展也很有必要。这些都是中美两国增进互信，发展国家间关系的基础性问题。

　　中美合作讨论并推动了很多年，包括能源供应、社会安全、经济贸易、文化产业、医疗制药等。虽然进展缓慢、耗时长久，但这种探索与合作从未停止，并依然在进行。我想这是因为中美两国的不同并不能完全掩盖彼此之间广泛的共同利益。这是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是一个彼此需要的世界，我们有太多的全球性问题需要共同应对。

　　首先，在环保和能源领域。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从未停止在环保领域的探索和投入，美国也同样不吝惜分享自己的技术和经验。目前，中国、印度等一系列发展中国家都遇到了环境污染问题，中美之间在环保技术方面必须开展合作。这种技术的共享还包括医疗和疾病预防。我曾经乘坐过一架载有300人的飞机，当时机上有一人疑似感染了埃博拉病毒，这就使整个机舱乘客的健康受到威胁。试想一下，当这300人离开机舱，又会接触和影响到多少人?这个人数一定会成倍地增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分享技术。

　　还有能源领域。这是个能源的时代，中国的快速发展需要稳定的能源供应，也需要更多来自非污染源头的能源，例如清洁的煤、天然气、核能、太阳能和风能。人口的增加、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国家的持续发展，不断对食品安全和能源供应提出更高要求。向贫困人口提供最低社会保障和生活必需品，建立一个人人可享有医疗福利的体制，消除城乡医疗差距，这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关切。但是基于人口数字上的差异，这些问题对中国尤为重要。中美两国在能源安全、食品安全、医疗救助等方面拥有广泛的利益和广阔的合作空间，值得两国共同去寻找。

　　其次，打击恐怖主义。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困扰世界的严重问题。不仅是中国和美国，很多国家都备受恐怖主义的威胁和挑战，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面对恐怖分子的狂热，美国和中国都有打击恐怖主义的愿望和信念。目前，消灭恐怖主义也许不可能，但与之斗争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在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的过程中，信息的分享至关重要，却又异常艰难。目前中美两国已经进入到信息与情报分享的合作环节，但不得不承认，中美两国缺乏互信。这些军事情报和信息都被视作国家安全的核心机密。美国不愿意和中国分享，因为这会影响美国获取信息的途径。中国也不愿意和美国分享，因为这是中国的国家机密。中美两国有必要或多或少地清除存在于信息与情报合作方面的阻碍，做到相互信任。我知道这个过程一定是缓慢的。1997年的时候我就建议中国军方和美国国防部开通一条热线，但直到2007年这条热线才建立起来，现在这条电话线路已经升级为视频电话。所以我们不应放弃合作的努力，即使它看起来很艰难。不断地去平衡，才能找到更多合作的空间，当然前提是两国都不能将对方定位成充满矛盾和分歧的竞争者。

　　还有在预防地区冲突和战争方面，比如朝韩问题和乌克兰问题等。显然，中国和美国都不希望朝鲜半岛发生战争，如果朝鲜和韩国发生战争，对中美而言都是不利的。如果中美两国能够共同合作，就能有效避免这一悲剧的发生。就现在的乌克兰危机，我必须说总统的做法是十分危险的，这给美国带来了真正的挑战，而下一步就是北约国家。目前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以帮助其重建军事、安全基础设施和防御力量。很多北约国家认为这无疑会导致欧洲的持续动乱。但美国又必须这么做，因为欧盟已经接纳了乌克兰的加入，我们必须保证乌克兰和欧洲能够保护自己。所以如果乌克兰局势持续恶化并陷入战争，你就会发现美国这样做的危险性。所以美国必须明白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并明确自己在乌克兰以及克里米亚问题上的界限。我认为中国在此问题上也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

　　不局限在上述领域，中美两国的互信与合作还能帮助解决更多的全球和地区性问题。全球力量和地区发展水平十分不均衡，美国的一贯立场就是帮助和援助世界其他地区的进步和发展。比如当我还在国防部任职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启动一项非洲责任计划。帮助非洲地区国家培训必要的军事力量，使他们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国内问题并帮助其他地区的人们。这和美国在欧洲的存在是一致的，我们不希望任何一个大陆变得混乱，因为动乱和战争会阻碍人类进步的进程。今后这种培训还会更多，我们希望和更多地区的人们进行合作，致力于维持世界稳定。对待中国，美国一直采取开放态度，当中国的领导人来到美国，我们盛情款待，带他们参观国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规则的透明度方面还存在不足，这是美国最为关心的，所以对亚投行发展的关注点应集中在如何处理好透明度问题上。这是合作的基础。我们希望中国能够更多地融入世界性的组织和机构，并发挥自己的作用。

　　基辛格博士最近有一本书叫《世界秩序》，我认为书名是一种有意造成的歧义。因为众所周知，我们生活在一个无序的世界。我们想要在这个无序的世界中建立起国家间(如中美之间)的稳定关系，就必须寻求合作。这也是基辛格的观点之一。我们从信息中得到知识，我们也可能在信息中丧失智慧。我们现在接触的信息量之大前所未有，但这些信息不一定都会转化为知识和智慧。通过搜索引擎，我们获取大量信息，但我们并不一定能理解信息的全部内涵，更无法确保这些信息能被理性地加以运用。如何运用知识和智慧来处理信息，加深彼此的了解，这是每个年轻人必须应对的挑战，因为年轻人在世界发展中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们都知道ISIS善于利用社交媒体传播自己的影像资料。这些录像和照片传播到世界很多地方，影响着美中和其他国家的青年人。ISIS从任意国家中挑选和培训成员，尤其是西方国家。当然这些青年绝大部分有穆斯林倾向。我们所看到的ISIS在网上传播的信息、影像和图片如此卑劣和残忍，充满了暴力和不幸，但很多年轻人看了会觉得很刺激。我很担心这些年轻人会受到影响，这是极其危险的，也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一个月前我在哥本哈根就曾说过，丹麦已有148人加入到反对叙利亚的战斗中。丹麦的人口总数并不多，这种发展势头是可怕的。所以我们应尽可能地劝导人们，尤其是青年人不要参加这样的暴力活动。在这样一个信息时代，我认为首要是加强青少年教育，其次是要让他们参与经济活动，因为任何有经济利益的人都不愿看到消极的未来。约翰·威廉·加德纳曾说过，领导们总是夹在从不批评的爱护者和从不爱护的批评者之间。从不批评的爱护者是说那些想要切实保护社会与生命，却从不做出任何改变的人。而那些从不爱护的批评者却总是想要颠覆，并建立毫无秩序的机构。当我们讨论从不爱护的批评者时，想想我提到的李肇星外长的话，要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和平。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做出改变，年轻人应该培养自己塑造未来政治环境的能力。经济给人们提供在未来生存的基础，而社会的进步需要人们发出变革的声音。ISIS要塑造的社会环境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它想让人们失去权力，归顺于权威，不然就会被杀头。这是反人类、反进步和反文明的。我们要让年轻人明白，让那些在现实中感到困惑的年轻人明白，不满在任何社会都存在，暴力和杀戮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国也是这样，中国是一个缓慢而柔和的国家。我认为大多数中国人都希望活得有意义、有价值，希望生活中没有恐惧和纷争。所以我们更应该为这样的生活，或为拥有这样的生活付诸努力。我们应该在信息社会持有更多理性和智慧，去说服年轻人远离ISIS，去共同面对未来世界的责任和义务。

　　关于美国和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角色和地位，这一话题在美国引起了广泛而激烈的讨论。我想这不仅仅关乎两国的自身选择和定位，也会影响中美关系的未来。在美国，共和党人专注于有限政府理论，他们基于美国外交传统，希望国家从世界事务中脱离出来，也就是美国早期孤立主义外交思想所倡导的不干涉其他国家，也不卷入其他国家的纷争。但事实上，美国无法脱离世界事务，美国不能脱离亚洲，不能脱离中东等世界其他地区。所以问题是美国该如何参与并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一开始，许多人认为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花费上万亿元，却收效平平。对干涉和参与的厌倦使得这些人试图将国内社会归还给上述国家的人们，并给予这些国家完全的民主。而美国应该建设自己的家园，将这些钱用于修建道路和高速公路，投资技术与研究。另一方面，民主党人则认为应该拿这些钱来参与世界事务，因为美国的离开会造成世界力量的真空。一个强国离开，就会有另一个强国出现，但那个强国可能并不像离开的这个国家一样那么有建设性，或者有同样的目标、理念和需求。因此，未来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角色也许就取决于哪个政党来执掌美国。美国在做出艰难的决定，中国也面临着许多重要问题。中国是经济强国，也是日益强大的军事大国。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并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着重要影响。中国需要仔细考虑未来几年的自我定位，以及是否将成为亚洲的主导强国，能否以和平方式实现这一目标，日本是否会退居一旁，印度会不会放弃自己的地位等一系列问题。与此同时，中国还要考虑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责任，包括是否参与在非洲、中东或其他地方的维和行动，是否与美日采取联合行动，是否参与环境保护立法进程。这些都是未来中国必须考虑和决断的问题。显然，习近平主席正努力处理一些重大事务，以尽力团结整个国家，其中一项就是整治政府腐败。消除腐败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中国注定成为国际社会重要的一员，就必须要有相应的法律和准则。只有在法律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商业准则，别人来到中国时才会意识到遵从法律的必要。目前，中国决定降低自己的GDP增长率，我们知道中国的GDP在历史上是创下记录的，从11%、12%下降到10%、9%，直到一年前的8%和现在的7%。我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意识到了经济泡沫的潜在可能与威胁，才将GDP降到一个更可持续的发展水平，节省创造足够经济总量以促进就业的时间。中国人口众多，对就业需求的增加可能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中国领导人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并着力解决。此外，透明度问题也十分重要。透明度意味着公开，也就是每个人都能在同等条件下展开竞争。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参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才愿意投资，并建立起对中国未来的信心。所以，习主席审视并专注于消除腐败，并使其他国家建立起在华投资的信心，这是十分正确的。而且我认为，他将会做到这一点。这样说来，不同并不意味着不好。不仅仅是国家间关系，这种思维对两国青少年的发展也有指导意义。我和高西庆教授有深厚的友谊。他现在在清华大学担任教授职务。他曾在一次给毕业生的演讲中说过，不同的人、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意识形态，这些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它教会人们在生活中懂得宽容，学会倾听那些持不同观点、不同理念，拥有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的想法，这至少能开拓你的视野。他的第二个观点是，艰苦不一定是个坏事情，艰苦使人达观，使人更懂得奋斗和提升自己，艰苦让人变得坚韧，所以即使你出身贫寒，也应该大胆奋斗。第三点他提到，一片树林里分出了两条路，我们选择人迹更少的一条，并从此决定了自己一生的道路。人迹稀少的道路充满美好的东西，也意味着一种有趣和富有意义的生活。他最后一个观点是，将物质标准设定得太高并不好，因为这可能会破坏你的耐心。所以，对物质的东西不要赋予过高的价值。物质是重要的，每个人都想享受生活，每个人都想充满自信，每个人都想拥有先进的技术。但是不要被物质的表象所迷惑，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核心的东西，是个人本身、标准、态度和价值观，这将最终决定一个人的一生，无论是优秀还是平庸。最后，他还引用了美国诗人马克思·厄尔曼的话，大致是这样的，要温柔地对待自己，你同树木繁星一样，也是宇宙之子，你有权力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是否明白，宇宙总是运行在自己的轨道上。尽管世界上存在种种虚伪、劳累和破灭，但它依然美丽。

　　在座的年轻朋友们，你们应该利用好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你们拥有最好的年华，你们现在没有负担，将来会肩负重任。抓住这个关键时期，努力使自己见多识广、知识渊博、智慧高超。因为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你们更有发言权!

来源时间：2015/7/20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4816

作者：兰普顿  来源：中美印象

      早上好！
　　非常感谢卡特中心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在眼下的关键时期召开世界中国学论坛美国分论坛这次重要会议。同时，我也要感谢彼得斯大使的发言，她在其中提到了自己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SAIS)的渊源，以及卡特中心所奉行的"缔造和平"的使命。
　　同时，我非常荣幸能和老友–原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同台，我注意到他确实为我们提供了"精神食粮"。最后，我也非常高兴能和至交好友黄仁伟教授共同出席这项活动。我还记得我们俩和汪道涵市长在一起的许多时光。汪市长为上海、中国的现代化，以及中国与世界的融合作出了许多贡献。黄仁伟教授提到亚特兰大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我想这体现出地方对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地方不必受困于那些有时会束缚两国首都的棘手议题。地方是经济与文化关系的中心，而经济与文化关系是两国交往的核心–所以地方与地方间的联系应该得到滋养。
　　我们聚集在这里，应当铭记37年前卡特总统和邓小平副总理如何不畏疑云、不惧风险，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这展现了两位领导人的眼界、胆识和领导力。
　　今天，"五四"纪念日刚刚过去，我们又将迎来庆祝二战结束70周年的纪念日，在此背景下，我们不禁要问，时移事迁，今天的美国和中国能否再次寻获那种眼界和领导力？我接下来的发言非常直率，但目的不是冒犯或者让大家泄气，而是激励我们将两国关系向更好和更加互惠的方向发展。我的中心思想与李部长刚才的讲话是一致的，就是要"扩大我们的共同点。"
　　过去的八届美国政府和五届中国政府，始终遵循一项政策–概括地说，即建设性的接触政策。尽管两国关系出现阶段性的不稳定、问题甚至危机，这个基本政策始终没变。一些事态的发展需要时间、灵活处理和智慧来化解，有时会给两国留下伤疤。但是，这些挑战未曾改变我们对两国关系的整体评估，即双方需要为根本的和共同的利益而合作，而冲突的代价将远高于合作所可能带来的收益。
　　过去4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美两国对彼此实力的评估从未引起两国社会对中美关系基本政策的反思。就像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国学者所说的那样，中国似乎习惯了"与霸权共存"。美国也稳坐霸主之位，忙于处理世界其他地区的冲突。9·11事件后，中国被看作无威胁性国家，而且也愿意为"反恐战争"动用自己的一些资源。在9·11后美国自我反思的那段时间里，美国驻华大使雷德（Sandy Randt）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演讲时称，"我们已经看到了敌人，但那个敌人不是中国。"
　　在经济领域，我们各自社会的内部对经济增长的期望塑造了我们共同的利益，使我们把许多根本性的摩擦，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人权上的，摆到次要位置。在"希望"和"忧惧"之间维持积极的平衡，使两国表现出克制和耐心。然而不幸的是，自2010年以来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打破平衡的临界点越来越迫近。我们各自的忧惧比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于压倒我们对双边关系寄予的"希望"的临界点。
　　我们正目睹对一个总体上积极的美中关系来说至关重要的某些支撑力受到侵蚀。虽然中美关系的根基还没有坍塌，但是今天美国政策精英中的重要成员越来越倾向于把中国看作对美国"主导权"（primacy）的威胁。而在中国，一部分精英和民众将美国视作中国取得正当国际地位的阻碍，并且无助于中国维持国内稳定，持这种观点人数正在增长。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在转述某份中共文件（可能是最新发表的《国家安全蓝皮书》）的表述时概括得好："在北京看来，美国坚决反对中国崛起……北京认为美国的对华策略有五大目标：孤立中国、遏制中国、削弱中国、分裂中国，并且破坏它的政治领导力。"而据陆克文的描述，美方对北京的表述也不怎么积极："北京的长期政策旨在将美国彻底逐出亚洲，以便在这一地区建立中国的势力范围。"
　　大约自2008年以来，一系列地区和全球的形势发展和突发事件为这类消极论调在两国社会的滋长提供了肥沃土壤，包括2008年金融危机、香港事件、中国东海和南海的形势发展、美国无力迅速自拔于中东中亚的泥潭，以及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中国国内外政策走向的疑惑。 当前中国围绕西方（普世）价值、颠覆论和"幕后黑手"说的争论，令大部分中国以外的观察家，不仅仅是美国人，感到不安。
　　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照这个情形发展下去，双方将日渐缺乏安全感，并为此付出更高的代价；蓄意的、偶发的或者引起连锁反应的暴力事件会越来越多；整个世界将看到，需要中美共同努力的跨国问题中的合作越来越少；并且两国社会的经济福利也将被削减。对此，我们能做些什么？
　　从根本上来说，美国必须重新思考对"主导权"的定位，中国也有必要重新自量其力，并量力而行。中国期望在国际事务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机构中更多地发声，美国必须以恰当的方式满足中国的这一合理诉求；另一方面，中国应改善与邻国的关系–使它们安心。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通融"（accommodation）和"妥协"（compromise）这两个词语都不应被赋予贬义。中美两国务必要以更加现实的眼光看待自身的实力–是什么构成了他们自己的实力？在一个以相互依存为本的国际社会中如何才能发挥自身实力？我们必须系统地强化中美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同时，必须建立安全和经济的连带机制。亚洲的均势和稳定应该是我们的目标，而不是由中美任何一方主导。
　　近五十年的和平已经让那些忘记或未曾体验过冷战代价的人失去了居安思危的意识。
　　"青萍之末"
　　与以上这幅黯淡画面形成反差的是，近期美中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某些重要而积极的进展，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再三强调的要建立避免冲突、加强合作、寻求双赢的结果–即形成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其他领域的进展还包括：双方共同致力于达成双边投资协定（BIT）；中日关系、中越关系的一些进展；气候变迁领域内的进展；军事交流的相对改进；还有近期和即将再次举行的习奥峰会。贸易、金融和其他领域的经济交往正在进一步发展，美中学生间和文化间交流也呈现一派欣荣景象–美国三分之一的外国留学生来自中国。
　　尽管如此，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一些言辞和行动却并非我们所乐见。在已经公开的奥巴马总统2月18日对白宫人员的指示中这样说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确保是美国而不是像中国那样的国家为本世纪的世界经济制定规则。"这样的言论（及其在此后美国国内政策中或强硬或软化的反映）是不切实际的，并且会造成适得其反的后果，不仅使那些已经对美国起疑的国家，也会使我们的盟友疏远美国。这种态度致使美国在一开始抵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而最终的结果是57个国家（其中包括众多美国的朋友和盟友）不顾美国最初的偏好而同意成为AIIB的创始成员国。某位美国官员公开指责英国"不断迁就"中国，声称这种做法"不是同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打交道的最佳方式。" 类似这样的举动，削弱了美国对朋友和竞争对手的影响。
　　同样地，中国高层领导人也发出警告，声称："让亚洲人来处理亚洲事务，解决亚洲问题，维护亚洲安全。" 早前，另一位中国高层官员在2010年毫不讳言："中国是一个大国，其他国家是小国，这是一个事实。"也曾令舆论哗然。这样的言论，无论出自华盛顿还是北京，都是无济于事的。
　　当北京和华盛顿都在文雅的公开讨论中使用"竞争对手"的修辞时，两国的战略思考家越来越将行动建立在中美互为安全领域的"敌手"的假想上。如果人们像我一样认为，潜在的安全威胁在根本上胜过了经济和文化利益，那么这就意味着，两国共有的无可争辩的巨大经济和文化利益，或许无法压制不同的安全顾虑。
　　一个国家要引起另一个国家的安全焦虑的途径不止一个：一是找出自身安全所感受到的挑战，并提出以诉诸武力的方式应对。这类声音如今在美国甚嚣尘上，尽管还未落实为政策。这类观点的言外之意是：过去数十年与中国的接触性努力给华盛顿制造了一个国家安全的挑战者，而不是合作伙伴；美国需要制定新的对华战略，以维持美国的主导权；对付中国需要有更严格的出口控制和更坚强的盟友阵线；要在相关地区增加国防开支和军备部署，同时在导弹防御上进一步加强与盟国的合作； 此外，必需有所作为，让北京为网络入侵付出代价。
　　另一种挑衅的方式，如在中国的例子中所表现出来的，是声称：美国在亚洲有效行动的能力正在逐步降低；该地区"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已经消失；美国已为日本 "松绑"，让后者在亚洲地区横向霸道；应该忽视美日同盟的安全利益，转而关注这一同盟存在的所谓不稳定性。 更令人忧虑的是，很多美国的有识之士认为北京正在施行一项战略，逐步单方面地改变中国东海和南海的现状，填海造岛和扩岛只是这一战略动向最近的一种表现。
　　在过去的15年里，中美两国国内话语的论调都是从接触论，转向轻微阻碍论，进一步变为严重阻碍论，最终越来越偏向威慑论的方向发展。威慑论的语汇导致了对威胁、意图、军力、反击能力和可信度等问题的讨论。这些语汇与我们在过去四十年里通常使用的大相径庭。让我最担心的是，两国精英和大众讨论的重心正在渐渐转向更加极端的、且相互唱和的分析模式和政策建议。以往的政策并没有崩溃，但正在逐步式微。
　　这种政策趋势的深层原因
　　那么，这些现象的深层原因有哪些呢？
　　第一，1978年以来，美国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虽然并未得到普遍认同），中国在社会发展与治理方式、经济政策和公民国际意识（international citizenship）等方面正"朝向积极的方向"迈进，但现在这种对华认知在美国，特别是美国的政策精英中，出现了明显退化。美国人曾经坚信，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对外开放及其与世界融合进程的推进，假以时日，中美之间的价值与／或利益趋同将日益加深，但这种信心正受到当前中国国内政治收紧和对外强硬政策的挑战。在安全领域，尽管近期两国在军方交流以及其他重要问题上有了进展，但对中国正"朝向积极的方向"迈进的信心日趋低落，这意味着经济上相互依存会逐渐带来安全合作的观点越来越遭受质疑。近年来，美国对中国内政外交走向的评估已经不知不觉地来到来一个临界点。应该说，中国的某些国内经济举措看上去颇为积极。
　　第二个认识上的临界点是国家实力。直到新千年之初，美国仍然觉得自己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世界唯一经济军事超级大国的地位。但是在"9·11"事件、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国内党派僵局以及2010年以来中国在东北亚、东亚、东南亚活动及其引起的反应等综合影响下，这种安全感正在逐步丧失。与此同时，中国却享受着加入WTO之后的高速增长，平稳地渡过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而且成为了几乎所有亚洲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我看来，中国的领导人和公民都希望，自己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能在国际体系中带来更高的国际地位和更大的影响力，使北京在核心问题上有更多的筹码来获得更有利的结果，同时，让北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治理机构中得到"更大的话语权"。当其他国家，如日本、越南、菲律宾，被认为采取了损害中国正当诉求的行动时，北京力争一个新的、更有利的状况。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再平衡）"策略让北京更加相信，一个实力正在下降的美国试图将日本和其他国家变成其代理人，联合起来围堵中国。
　　第三个认识上的重要临界点是在技术上日益明显的不断相互作用，在这一环境下，一方取得技术突破和新的军事能力，会促使另一方采取自认为是防卫性的技术手段来保存自己的实力。这一过程所导致的军力层层升级，使各方在军费增加的同时，安全感往往越来越低。这种情况在中美围绕海、空军事力量、空间技术，特别是网络的互动中是显而易见的。甚至美国陆军也跃跃欲试，想在应对一个强大起来的中国的行动中获得更多表现机会。 美国试图使更多的信息流入中国，在北京看来，这一举措就是为中国国内的政治不稳定推波助澜，因此，中国不仅用 "长城防火墙"加以抵抗，也用新研发的进攻性机能（"大炮"）来摧毁外部网络威胁。当然，斯诺登的揭露使美国的行动被摆上了台面，北京当然会对此产生警觉。实际上，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在军事、外交和政治领域都已出现–美国扩大了与日本的军事合作，而中俄联合军事行动也变得更加频繁。
　　最后，我们要考虑两国国内政治的问题，在中国领导层换届和权力巩固的同时，美国大选也正如火如荼，使得这一问题显得愈加重要。美国大选的主角是一班全新的总统候选人。在美国大选中十分重要的是锁定那些对选民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并且为财政紧缩时扩大军费开支提供理由的安全议题。不仅如此，美国公众普遍认为当前的中美经贸竞争对美国并不公平，而近期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激增很有可能会增强人们的这种感觉，并催生某些要求采取应对措施的呼声。有人声称，美国经济空心化，部分是明里暗里对中国的技术转让造成的，因此经济和安全问题正在合二为一。在中国，很明显，强化党执政的正当性和巩固新一届政府的权力的需要，并非外交政策考量中无关紧要的因素，而且，在中国自然也有利益集团。
　　政策启示
　　那么，应该怎么办？让我们从阐明两个基本原理开始：第一，国际上相对权力的分配随着新兴市场的崛起而变化，其中最突出的当属中国。在美国占全球GDP35%时为人们自然接受的战后世界秩序，在这一占比低于20%时便难以为继了。这一事态发展并不意味着美国的绝对福利和绝对力量的下降，但是这确实意味着，在其他国家崛起的情况下，以美国绝对主导权为前提的机构设置和行为模式需要调整。"适应"这些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获得更大发言权的合理愿望并不是衰弱或绥靖主义的表现，这对国际秩序的稳定与美国影响力的维系来说是绝对必要的。抵制新兴机构与拒绝承认影响力的再分配，只会不断将美国推向孤立和疲于应对的境地。美国需要的是一场在媒体、政府官员、学者和公众之间广泛而明辨事理的讨论。
　　第二，如果中国继续在邻国中制造焦虑、攻击西方价值观并拿境外势力颠覆中国这一套说事儿，就会促使周边国家不断增强自己的硬实力，并向本地区以外的国家，特别是美国，寻求保护。任何容许地区性大国获得不均衡影响力的、能让人联想到所谓势力范围的主张，都不是稳定的良方，也不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所能接受的规则。北京能做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改善和主要邻国的关系，搁置一些海上争端。多年前，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对越南的问题上做到了这一点。后来，邓小平在对日问题上也是这么做的。
　　更具体地说，美国和中国可以做什么？
　　首先，我们必须开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的进程，中美两国与其他国家一道，在这一进程中建立包容性的地区经济和安全机制，并调整二战后建立的全球和地区机制，使其适应世界和亚太地区新的权力分布。IMF投票权配额的问题应当是其中容易解决的一条。尽管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来达成，但如果不这样做，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都会寻求单方面增强自身的安全力量，建立平行的经济和安全机构，那么，我们将会看到，美国和中国越来越滑向更加敌对的状态。
　　北京和华盛顿需要某种类似"第四个联合公报"这样的文件来规划这样一种远见。我们不需要五十点主张，但确实需要一两个主要观点。第一点要阐明的是，世界已经改变、权力分布已经改变，均势和稳定是我们共同的目标，而让任何一个国家来主导都不足以达到均势的稳定。第二点应该阐明的是，两国会通力合作，并与别国合作，共同建立和调整当前的经济和安全机制，以反映新的现状。简单来说，我们要建立的是基辛格博士提出的"太平洋共同体"。
　　其次，这样一个声明应当遵循和强化相互依存的关系。美国和中国应当在世界各地的发展和基础设施项目上合作。美国对亚投行最初的反应是错误的。举例来说，华盛顿和北京（可能加上两国的非政府组织）本来可以在阿富汗的项目中进行合作。在中美两国相互依存的关系方面，正确的方向是鼓励双方向为对方创造就业的企业进行投资，推动双边投资条约（BIT）的尽快达成。美国必须进一步表明在满足TPP原则的条件下欢迎中国加入。
　　除了书面宣言以外，中国需要再一次向外界保证要继续进行对内对外的改革，就如1990年代初邓小平用自己的"南巡"壮举所设法做到的那样。
　　总而言之，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有责任公开反对偏激的民族主义言论，提醒他们的人民，两国双边关系存续的战略理由十分简单且不容动摇：不管是世界还是我们两个国家，都承受不起中美互相为敌所要付出的代价。
　　（本文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国研究系主任、海曼讲席教授蓝普顿在2015年5月6日亚特兰大卡特中心举行的世界中国学论坛首届美国分论坛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中文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潘玮琳、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研究生米诗雅翻译。）

来源时间：2015/7/20   发布时间：2015/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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