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伟  来源：凤凰评论独家出品

中国是全世界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共拥有14个陆上邻国和6个海上邻国。但除了韩国和日本外，中国和其它邻国的经济往来不多，远低于大洋彼岸的北美、西欧和澳洲等发达经济体。我经常在课堂上和同学讨论为什么中国能相当有效地实施资本管控，重要的原因在于地理和地缘政治经济现状。试问，在接壤的邻国中，有哪几个能让大家放心地把钱转移过去？

6月29日，亚投行“基本大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将在北京举行签署仪式，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这是亚投行筹建进程中又一重要里程碑，将为今年年底前亚投行正式成立并及早投入运作奠定坚实基础。”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撰文表示，《亚投行协定》是成立亚投行及其投入运营后所遵循的“基本大法”。

20个比邻经济体都是啥样子

在中国的20个比邻经济体中，根据世界银行2013年的划分标准，中低收入和低收入经济体占了14个，仅有俄罗斯、韩国、日本和文莱属于高收入经济体。这其中，文莱和俄罗斯还主要依靠石油出口，经济结构本身就存在一定缺陷。

高收入的国家有俄罗斯、韩国、日本、文莱4个，中高收入的只有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其余全部为中低收入国家。

中国的西南邻国缅甸，内部的纷争已经直接造成中国公民的人身财产损失。西北方向，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不断向新疆自治区渗透，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东北方向，朝鲜半岛擦枪走火时有发生。南海方向，部分领土争议仍未解决，一些国家也曾借此兴起一波波反华浪潮。

在周边普遍经济发展困顿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是否可能长期保持一枝独秀、和平发展？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起飞最开始需要外来投资。吸引投资则依靠两个因素，分别是治理水平和基础设施。治理水平指的是该地的政府是否保护投资者的正当收益，遇有纠纷是否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基础设施则包括当地的交通建设、医疗设施、电力供应、给水排水等方面。基础设施的建设往往需要政府来推动，因为基础设施属于典型的公共品，投资大、周期长、财务回报有限，但溢出效益明显。

改革开放之前也好，改革开放之后也罢，中国经济一以贯之的突出特点就是集中全社会的资金和力量，大力兴建基础设施。“一五计划”的156项重点工程中，电力设施就占了25项。“一五计划”期间中国还建成了包括武汉长江大桥在内的4000公里铁路和10000公里干线公路。东起上海，西至拉萨，途径8个省份的318国道，始建于1950年，1954年建成。中国的高速铁路建设始于2004年。短短十年时间，中国时速达200公里以上的高速铁路新线运营里程已经达到19369.8公里，成为全球高速铁路运营里程最长的国家。

中国所拥有的世界一流设计制造和施工管理经验，恰好能够为中国周边国家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成套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如果再能有一家金融机构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走出去”提供资金，那么既可以解决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之后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下降所带来的产能过剩问题，也可以通过加强周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周边国家经济发展，为中国创造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

一个中国可以贡献更大力量、服务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呼之欲出。

达则兼济天下的重要理念

当前，国际体系及多边组织大多由发达国家主导，代表了发达国家对于如何促进经济发展与全球治理的观点。据报道，2014年2月世界银行搁置对乌干达卫生部门的9千万美元贷款项目，以评估该国政府新近通过反同性恋立法对该项目的影响。2014年1月，出于人权保护等考虑，美国国会通过法案要求其在世界银行内的代表对所有的大型水电项目投反对票。然而，水电站却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既能够提供清洁电力、改善投资环境、开展水利灌溉，又能够减少洪水等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麻省理工学院的Esther Duflo和哈佛大学的Rohini Pande于2007年发表在的《经济学季刊》上的论文利用印度的水坝数据发现，一座水坝可以使下游的单位面积产能上升19%，总产量上升34%。

美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拥有最多的投票权，而且都超过了15%。在世行和IMF的重大决策都需要超过85%的同意票，这就意味着美国拥有了事实上的“否决权”。尽管世界银行和IMF都在努力开展决策机制的改革，努力使自身能够更好地增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但改革举步维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就通过了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但美国国会至今仍未批准。要使得这两个国际组织更多地从发展中国家自身的角度考虑问题，恐怕得要等到黄花菜都凉了。

为此，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互相帮助、和衷共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经济体量最大的，必然要担起这份道义和责任。为应对IMF改革缓慢，保证发展中国家货币与金融稳定，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建立了“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回合谈判受阻，中国加紧开展各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洽签。世界银行本身治理结构掌控于发达国家手中，发放发展援助贷款时以发达国家的视角审视问题，常常附加诸多不适应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的条件，中国便适时推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归根结底，中国的一系列举措都是为了建立一个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全体的国际体系。

拒绝简单输血，构建多赢格局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一定程度上来说，得益于加入了当前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中国在刚刚成立的时候曾加入过苏联主导的计划经济世界体系，但很快因为中苏交恶而退出。在美苏冷战期间，中国长期处于被孤立的状态，对外交流相对不足。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1980年5月中国恢复了在世界银行集团的合法席位，并于1981年起开始使用世界银行的贷款。1983年，仅大庆油田一个项目，中国就获得了1.62亿美元的贷款，而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仅有89亿美元，对外贸易更是常年处于逆差。财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6月30日，世界银行对华贷款承诺总额约478亿美元，共支持建设了326个项目，是世行第4大借款国。中国的交通、农业、城建和环境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得到了很多世行的项目贷款。贸易方面，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出口总额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都保持了20%以上的高速增长。各个国际组织和多边机构为中国三十多年来的经济腾飞提供了很大帮助。

但近年来，中国所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持续恶化。一些国际上的言论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钻空子，中国在破坏国际秩序和游戏规则。2010年，中国基于环保理由对稀土的出口进行管理。2014年，世界贸易组织裁定中国的稀土出口违反世贸规则。此外，他们还指责中国对知识产权缺乏保护，大量生产仿冒商品，并经常通过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等手段对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

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回合谈判破裂的大背景下，美国为了自身利益，与多国开展包括《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试图重塑国际自由贸易体系。这两大多边协议都以美国为主导，而且刻意将中国排除在创始国之外。如果中国不主动采取措施改善自身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话，中国未来的长期发展恐怕就要蒙上一层阴影。毕竟，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孤立很难带来经济繁荣。

中国的持续发展有赖于优良的国际环境，这就必须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建立上有所作为。

这其中的一个策略，就是在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之外创造一个平行的国际体系。一方面，中国要积极参加WTO谈判，但当WTO谈判达不到效果的时候，可以考虑邀请双边或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另一方面，投资相比于贸易而言代表着更加深层次的经济关系。中国需要通过投资把周边国家连成像欧盟一样的经济共同体，从而为自身的发展创造优良的周边环境。

大文豪苏洵写过一篇《六国论》来探讨战国时期的六个国家为何纷纷败给秦国的原因。众所周知，齐国也曾是战国时期国力最强的大国之一。他在文中问道，“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意思是齐国人从来没有给秦国割地赔款过，为什么它最终也败给秦国了呢？苏洵自问自答，因为齐国与秦国交好，而不帮助另外五个国家。当另外五个国家灭亡的时候，齐国自然也不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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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

作者系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与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曾在杜克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获得终身教职。

来源时间：2015/7/13   发布时间：2015/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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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鲁宁  来源：北京青年报

亚投行的“基本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昨在北京顺利签署。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国除菲律宾“临阵缺席”外，全部参加了签字仪式。这是亚投行筹建进程中又一里程碑事件，这也意味着亚投行有望在今年年底前如期成立并投入运营。

透过昨日所签署的亚投行协定之主要内容，有以下若干关键看点值得解析一下。

股权结构安排意味深长

亚投行一期总股本安排1000亿美元，截至昨日协定签署前，各国认缴的总股本已超过981亿美元。根据亚投行协定确立的股权结构，中方实占亚投行股权30.34%，为第一大股东。第二至第五大股东依次为印度、俄罗斯、德国和韩国。在前五大股东中，中方股权数量，比第二至第五大股东股权总和（23.4%）还高出6.9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方在亚投行“一股独大”的股东地位，得到了其余意向创始国的一致确认。

股权大小关乎决策权大小，决策权大小则主要体现为投票权大小。按国际上跨国多边银行的组建惯例，中方30.34%的股权可相应获取大体同等的投票权。但为了体现团结共筹之诚意，中方对投票权作了适度削减。根据协定，中方实有投票权26.06%。由于亚投行重特大决策需要3/4以上票数才能获得通过。这就意味着，中方26.06%的实有投票权，其实就是由中方独家行使针对可能出现“重特大错误决策”的否决权。适当度让投票权但确保行使独家否决权，乃中方统领亚投行股权安排的灵活、智慧加务实。

在现有国际性金融机构中，譬如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美国都拥有独家否决权。美国否决权缘自以美元强权加军事霸权所倚仗的美式强权政治。虽极不合理，可迫于美国淫威各国一度敢怒不敢言，但美国“金融霸权”眼下所面临的不可遏制的势微亦是不争事实。中方在亚投行的独家否决权缘自中国经济的实有体量，共同发展的普世价值观，以及由此不断增值的国际威望，是完全可持续的。

在中方倡导下，亚投行筹建从起步就秉持开放包容理念，其股权结构安排向世界各国开放。不过，亚投行金融服务对象肯定得首先满足亚洲域内各国，经中方与各意向创始国反复友好协商，最终所确立的亚投行董事会12名成员，亚洲域内国家占据9席、域外国家占据3席。这在最大程度上确保了亚洲域内国家的整体“融资需求”，亦最大程度地避免了某些亚投行域外成员国，凭借其“老牌金融帝国”的历史地位，对亚投行经营决策可能出现的“倚老卖老”式的不当干预。

“度量中国”的新标尺

亚投行筹建之初，考虑到各种“不确定性”及各国对中方倡议的响应程度，以及美日等个别国家的搅局因素，主动提出愿独立提供亚投行千万注册资本金的一半。除此之外，考虑到当年世界银行、IMF以及由美国当“董事长”、日本当“CEO”的亚开行筹建之初“应者寥寥”之局面，中方将亚投行意向创始国主要锁定为亚洲域内国家，并进行针对性的经济与外交攻势。

去年10月，首批清一色为亚洲域内国家的22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署了《筹建亚投行备忘录》。消息一经发布，不但有更多的亚洲域内国家主动要求成为意向创始国，而且还在其他各洲产生群体式响应的“共鸣潮”。最终，亚投行意向创始国增加为57个。

最具戏剧性也最值得细细玩味的是，G7成员国中的“老欧洲四巨头”——英法德意”乃至澳洲的澳大利亚，都争先恐后背弃美国的一再“好言相劝”，一头扎进了亚投行之怀抱。如此一来，原本虑及美国脸色而暂时持等等看策略的更多国家，“大胆”接受了中方诚意相赠的“红玫瑰”。

围绕亚投行筹建的每一个时间节点所发生的故事、花絮乃至所呈现的感人细节，其实就是我们据实度量乃至丈量国家进步的一根标尺。

发挥关键撬杠作用

阅读亚投行协定，并回眸此前筹建的“宗旨报道”，人们当可较清晰地看到，亚投行既不是多边商业银行，亦不是多边扶贫银行，也不同于多边政策性开发银行。它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亦不能不适度赢利以确保自身的可持续，既然要追求微利，其运营必须按市场规则进行。

有了这一基础定位，等于为亚投行植入了现代银行的公司治理理念与结构。它将与丝路基金、金砖银行、中非基金、乃至世界银行、IMF、亚开行、欧洲复兴银行等进行广泛的多边“银团合作”，并在合作中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逐步改变并塑造出新的全球性金融规则和秩序。它其实并非只是一家银行，而是一个超级的国际性融资大平台。以亚投行作为担保母体，对亚洲域内外基础设施及非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它可直接融资、发行债券或提供融资担保，它可牵头成立各类公私募基建基金，可以牵头提供金融租赁服务，也可以直接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参与有利可图的股权投资或各类金融衍生品交易。由于它的第一大股东中国具有良好的国家信用，它是一根能融合各类金融资本跨国界、跨洲际舞动的超级“魔棒”。

鉴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在“带”而非“路”，即沿陆、海两大丝绸之路梯次构建跨国界的工业城市群和产业园区经济带。通过“群”与“带”之建设，输出中方的剩余产能、成套装备、生产线，以及相配套的全套技术标准、工艺工装及终身售后服务。因而，亚投行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性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亦有极具开发潜力的广义金融合作空间。

若把亚投行这根关键撬杠使用好，它必能带动更多的金融撬杠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超乎人们想象的建设资金。数十年后，亚投行将有可能作为中国力主重构世界政经新秩序，谋求共同发展的主要金融工具之一而载入史册。

来源时间：2015/7/13   发布时间：2015/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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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昊  来源：南方都市报

美国霸权被唱衰不是一天两天了，从8 0年代保罗肯尼迪的预言到20 14年福山在新著里认为民主正在衰落，美国霸权看起来总是朝不保夕。但是，直到今天美国仍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所以现在再说这种预言，多少有一种“狼来了”的感觉，何况2015年的美国刚刚度过危机，还在全面走强之际。不过，近几年来从学者到政治家对霸权衰落的预期却与以往不同。

世界性霸权正在经历双重挑战

提出“软权力”概念的小约瑟夫奈在论述美国未来的领导地位时，强调世界性的霸权正在经历双重挑战：一是权力的转移；二是权力的扩散。权力的转移很好理解。就是世界霸权的重心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从欧美向亚洲转移，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权力的扩散则是指权力正在从国家手中逐渐向非国家、亚国家行为体扩散，公司、非政府组织、个人、甚至恐怖主义组织都在执行着某种全球治理的职能。而此前这些职能都是被国家所垄断。目前美国所面临的霸权挑战当然来自东亚和拉美崛起的权力转移，但更大的挑战则是自身权力扩散化的影响。

也是在去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寻求新格局”的普遍心态正是旧霸权秩序逐渐解体的信号。不过，在本届达沃斯280余场研讨会中，气候变化、环境和资源紧缺、经济增长和货币政策、社会融合和金融体系、国际贸易和投资、就业技能和人力资源、地缘政治危机等议题，鲜有达成共识。事实上，上述问题确实是一个自上而下(top-dow n)的霸权体系所无法解决的。

在全球整合接连失败的情况下，各个国际行为体各自为战、或进行局部整合。近期人民币大幅度贬值的直接原因被认为是欧元的Q E。而欧洲的困局在于，高福利体制让经济难以为继，而选举政治又让短视的政治家宁愿选择借债也不愿变革。现在欧元不得不进行大规模量化宽松，意味着全球主要货币之间无法达成妥协，只能各自为战。也同时意味着以经济霸权为基础的美国霸权体系已经无法满足欧元区小伙伴们的要求了。不像二战后美国主导成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前身)的年代，如今美国供给制度的能力大幅度下降。在世界性制度阙如的情况下，许多国家转而谋求建立自身发展、安全和意识形态的小环境，这转过头来又增大了全球整合的难度。

按照约瑟夫奈的理论，作为霸权国，美国先是受到权力转移的冲击———随着金砖国家的崛起，美国经济从占全球经济1/3降至20%，至少如基欧汉所言，是一种“不完全衰落”(Incomplete Decline)。与此同时，其又受到权力扩散的冲击，移民问题、经济离岸化、金融不稳定、气候变化、武器扩散、恐怖主义。这些需要世界警察解决的问题，美国一个也解决不了，必须寻求非政府组织、公司、公民的帮助。如此，权力从国家手中向其他行为体的扩散也是不可避免。实际上，早在2012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就发表了《2030年全球趋势：替代的世界》报告，认为“美国治下的和平”，即始于1945年的美国霸权时期，很快就将结束。各国政府都因全球化而受到了削弱，它们的影响力正在让渡给跨国公司、自由资本以及跨境网络。个人赋权是“大趋势”，这一变化将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组织方式。

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时间才不过短短20年，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就已岌岌可危，这在国际关系史上还是相当罕见的；而霸权的衰落并非来自霸权国崩溃或权力转移，而是来自权力扩散———大家渐渐地都不听“霸主”的了，这在国际关系史上更是从未出现过。那么，是什么原因带来权力的扩散和霸权的衰落、乃至解体呢？这涉及到三个重要的长期因素，即国际层面的民主化和全球化，以及国内政治层面的意识形态分化。而这三个长期因素所形成的趋势都是不可遏制和不可逆的。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是权力扩散的最直接因素。随着人民直接登上政治舞台，国家的地位降低了。这是因为制度和技术进步的内涵在于增强个体的力量，而使国家脆弱化———如今一个斯诺登就足以使超级大国狼狈不堪，美国的道德高地丧失殆尽。所以民主化并不仅仅意味着民主体制的建立，而是意味着个人赋权的快速增长。不但如此，民主化还意味着世界统治秩序的改变。因为民主化也形成了美国与其他国家必须共同遵守的国际准则：即使霸权国家也不能为所欲为，不但对主权国家，对普通平民、组织都要严守行动的边界。而中东国家的民主化则意味着更多原教旨主义者上台，美国的反对者快速增长并更难根除。即使在西方内部，民主化实际上也削弱了美国对其小伙伴的软权力：当不存在“自由世界”和敌对世界之间的界限、以及对整个民主国家的外在威胁时，美国借以塑造秩序、维系霸权的理由将不复存在。

全球化经常被认为是以世界经济一体化为主题，并将在未来推动世界政治的一体化，而对于世界政府的想象也给了很多人呼唤更强有力的世界霸权的理由。但现实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全球化正在成为霸权解体的另外一个动力。汉斯摩根索在20世纪50年代的论文“另一场‘大辩论’：美国的国家利益。”中指出，次国家利益和超国家利益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威胁。目前，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各种国际行为体，包括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甚至恐怖主义组织之间都会结成一个又一个复杂行动网络，行使事实上的自治。而即使在最有优势的经济领域，美国经济霸权体系中最重要的世贸组织也在多哈回合后再无建树，在其他领域更是如此。美国甚至不再有能力完成一次新的全球贸易整合，只得自己也去追求T PP这种地区经济小环境。

现代性规则将代替霸权

相比国际政治的长期不利趋势，国内政治的分化才是美国霸权的致命伤。原本美国霸权的力量来源正是其国内民主政治，也就是布鲁姆所说的“真正危险”而又“最成功的专制”。它使美国人对世界事务的认知在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趋于一致，排斥国内外真正的不同意见。如王缉思所言，美国政治精英通过国内民主使国家的“软实力”在国内实现最大化，使美国在国际上形成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意志。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4 .6%的美国，之所以称霸，其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国内民主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情形一如当年的雅典和罗马。而今天美国的问题在于，国内权力的集中受到国内政治分裂的冲击。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国会的党派色彩越来越浓厚，党派歧见使得政府决策效率低下。这一点在过去几年的国会表决中相当显著，有时甚至因为国会的分歧而使联邦政府经费短缺、陷入关门的窘境。国会分歧的背景是族群多元化、共识缺乏、贫富差距拉开、利益集团坐大等，由此美国国内政治的一致性越来越受到削弱。这种情形在美国历史上仅有两个时期堪与其比，一是南北战争前夕美国为奴隶制存废而陷入分裂；二是镀金年代后美国因贫富差距而濒于革命的边缘。

美国霸权受到权力扩散而非权力转移的冲击更大，没有人比美国人自己更清楚这一点。一个明证就是，尽管美国的政治家和学者都清楚权力转移的存在，但过去十几年的时间一直在目睹着这种转移而并未采取任何积极干预的措施，去阻止任何一个新兴大国(包括中国)的崛起，而是将主要精力都用来对付恐怖主义。一方面是因为这些非国家的组织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更大；另一方面恐怖袭击很可能改变美国国内民主的形态，加剧族群和政治的分裂化。毕竟在历史上安全与民主就是美国对外政策上最难解决的悖论。如果恐怖组织成功地将美国的威望和软权力打击到一定水平，并破坏了美国国内的民主根基，那将使美国霸权消失得更快。正是基于这种意识，小布什将精力转到在中东进行反恐战争后，这种以对抗权力扩散为重点、甚至故意忽视权力转移的国家战略就从未改变过。当然，迄今为止，其维持霸权的种种努力，效果并不显著。

至于说霸权衰落或解体之后会如何？答案是并不一定导致动乱、无政府状态或丛林社会。现代社会模式成为各国的主流，这意味着国与国、行为体与行为体之间已经找到了现代性的相处规则。这当然有赖于以往霸权时代的规则和国际机制的建立于推广。世界贸易组织下的经济规则、IM F下的金融法则、红十字会下的人道原则、人权宣言下的相互尊重等，都已经成为牢不可破的国际机制。美国的霸权作为一种制度霸权，过去就非常注重国际机制的创设和维护，因此，这本来就是一个最接近扁平化世界的“软霸权”，并努力使自己成为机制的一部分。

而国际机制一旦建立起来，就成为国际社会中相对独立的变量，可以在霸权国实力支撑之外发挥作用；国际机制客观和主观上加强了霸权国的实力，甚至成为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霸权衰落之后，国际机制甚至可以独立发挥作用。因此，相比以往时代霸权经常使用军事手段或经济手段达成目的，霸权之后的国际秩序会更加依赖于国际法、惯例、软权力、非政府组织治理、公司、盟友体系等半强制或非强制性制度。这正是旧霸权作为机制的创建者留给世界最有价值的东西。而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美国也并不会消失，如一些学者所言，美国不再统治世界，但仍领导世界———只不过是众多重要的领导者之一。

来源时间：2015/7/13   发布时间：2015/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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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咚  来源：Bloomberg Businessweek China

    奥巴马最近有些春风得意。他的多项内外政策议程取得了重要进展。它们包括重启美古关系、最高法院裁定通过其医改法案，以及本文所要着墨的自由贸易协议获得国会支持等，对于在国会选举中失利的“跛脚鸭”总统，能够在任期即将届满前还能如此风光施政，也许证明了他是个“大器晚成”的总统——奥巴马一度被舆论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差总统之一。

在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筹建迈出关键步伐，于29日在北京签署“协定”之际，美国国会两院一致通过的贸易促进授权法案（TPA）也在同一天正式生效。这是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时刻，可以说，前者正是后者闯关成功的最直接动力和推手。

它意味着在2007年TPA失效以后，美国总统重掌贸易谈判权限。根据该法案，自贸协议谈判完成后，可在国会直接进行表决，而不必对内容做任何修改。这就为奥巴马加速签订其长期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扫清了主要障碍。

在TPA顺利过关的同时，作为一项妥协性安排，奥巴马同时签署了一份关于贸易调整援助的法案，为受国际贸易冲击而失业的美国工人提供保护。由于TPA在国会几经生死，以至于外界普遍对它通过表示悲观，因此这对奥巴马来说，是一个难得的胜利，预示着他将有机会在其任期内完成TPP，在其政治遗产中留下重重的一笔。

就在前不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还在一个私下场合抱怨美国国会和总统相持不下，导致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相关法案迟迟不能通过。安倍晋三内阁一改日本政府以往对TPP的犹豫态度，大力支持美国主导的TPP加速谈判进程，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利用这一新的多边协议牵制中国。尽管奥巴马倡议TPP早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及一带一路等中国新的战略举措，但除了其本意就是在亚太创建一个可以促进美国掌握经济主导权、同时对中国进行制衡的多边经济协定外，在中国表现出对亚洲领导权的浓厚兴趣之后，它的重要性明显增强。

围绕该议案的争议和最终妥协达成成果，再次证明了美国民主制度能将原则性和灵活性都做到极致，从而保证决策既符合国家利益，又体现公民意愿。令不少中国人难以理解的是，反对奥巴马TPA议案最力者是本党议员。按照中国的政治话语来说，这些党员也太不讲政治了。但反过来也正说明他们坚持自身政治理念以及与此相应的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而不盲从于本党“领袖”，难能可贵。同样可贵的是，共和党议员在此议案表决中，不宥于党派偏见和政党私利，以国家利益和本党所代表的部分公民意愿为重，成为促成法案的关键支持者。

奥巴马没料到的是，中国“成就”了他的伟大，使他有机会留下显赫的政治遗产，从因“跛脚”很可能无所作为，一跃而成一个成功的总统。

奥巴马在其两届任期里政绩乏善可陈，特别是外交政策广受诟病，人们认为他的政策导致了美国领导力的衰落。事实也对奥巴马不利：在欧洲，俄罗斯挑战二战后秩序，武力改变领土边界现状，吞并克里米亚，并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制造事端，但美国积极主张的对俄制裁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俄西呈现出战略相持态势，奥巴马如何收场尚是疑问；在亚太，奥巴马的软弱政策，正在使区域局势复杂化，也面临更多的冲突，诸强林立，彼此恶性竞争，而美国对此缺乏有效应对，亚太有失序，并诱发战争的危险。而在美国传统的外交重镇中东，奥巴马没有促进该地区的和解，反而造成更多的矛盾纠葛。

但中国因素在亚太的迅速崛起，为他提供了展现政治作为的舞台。原本小打小闹而总体保持平衡的东海、南海等相关海域，由于中国的高调“维权”，因此令其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也使得本区域相关国家借机扩大事态，将斗争焦点对准中国。中国庞大的身躯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新地位，在区域海洋权益和领土主权争端中反而变成不利因素。就连日本也在新一轮博弈中成为弱势的值得同情的一方。由此，中国在特定领域成为东亚区域各国的共同对手，也是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主要对象。

美国国会为TPA法案以及TPP法案开绿灯，从主要方面来说，是因为中国凭借AIIP的快速推进已在亚洲经济权力版图中占得先机，先胜一局。如若美国继续滞后，将会导致美国在亚太失去立锥之地。多达57个国家对AIIB给予支持，其中包括美国的在欧洲、亚太的长期盟友在此问题上选择了“背叛”，强化了美国的危机感，促进了美国政界的团结，民主、共和两党议员中的多数暂时捐弃前嫌，与总统保持一致，就是因为他们认识到TPA在当下的世界转型中所具有的战略意义。以此为契机，奥巴马可以重整旗鼓，对美国的亚太政策进行战略规划和布局，更好地发挥美国的领导力，更好地履行其对国际盟友的责任，也更好地塑造亚太新秩序，遏制中国成为亚洲新霸权的趋势。

美国国会刚就TPA达成一致，安倍政府就迫不及待表示欢迎，并即刻协调重启日美双边工作磋商，力争在7月底前达成妥协，并在9月与各国完成TPP协议谈判。安倍政府摩拳擦掌，要和美国一起依靠TPP平台大干一场，凸显了在日美的亚太外交政策议程中，TPP所具有的特别意涵。这一切无疑都是源于中国因素的存在。

另一方面，若TPP最终达成协议，将会使中国在去年APEC峰会上力推的亚太自贸区，成为幻影，在亚太区域，将形成以中国为一方，美日为另一方，展开经济主导权竞争和地缘博弈的格局。

     撰文/丁咚（政治评论员，独立智库丁咚外交与战略研究室负责人）,本文最初刊于7月1日彭博商业周刊专栏

来源时间：2015/7/13   发布时间：20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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