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泳桓  来源：澎湃新闻

    “一带一路”概念的提出已将近两年，对此的讨论甚至争论已经远远溢出中国的边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尤其是沿线国家的政策人士、学者专家也对“一带一路”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关注。

　　对于这种热情和关注的察觉看上去并不难。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在参加过的多个国际会议上观察发现，当其他国家的学者和政策人士在谈论有关中国与世界的话题时，势必会提到“一带一路”，中心焦点大都也只有一个，即“一带一路”究竟对国际社会以及他(她)们的国家意味着什么?

　　这么一种直观的感受在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南亚智库论坛”会议上也再次得到体现。

　　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的参会学者都将“一带一路”作为他们发言的重点内容。在会议间隙和茶歇阶段，多位南亚国家学者在与澎湃新闻记者交流时表示，他(她)们将“一带一路”视为自身国家发展的巨大机遇。

　　但有意思的是，他(她)们也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个疑问，那就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到底是一个旨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合作倡议( Initiative),还是一个涉及到地缘政治利益的战略(Strategy)?

　　国外困惑，国内也困惑

　　以印度学者为例，印度防务与分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普丽扬卡•辛格在与澎湃新闻记者交流时就表示，“中国的很多学者认为印度在参与‘一带一路’合作中显得并不情愿。不是印度不情愿，而是(印度)到现在也不理解中国‘一带一路’的定位和意图。”

　　在“一带一路”对外推进过程中，其他国家对“一带一路”的定位和意图存有困惑和不解应当说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但引人注意的是，国内的学者们也对“一带一路”的定位问题等展开了讨论。

　　就在上周，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和中国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举行了第四届中国周边外交研讨会，主题就是围绕着“一带一路”的定位与基本内涵而展开。正如一位政策分析人士所讲的那样，现在有很多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但对于“‘一带一路’定位是倡议还是战略抑或是其他什么”这一问题却还是不大清楚。

　　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从该文本的表述中看，“一带一路” 坚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秉持的则是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

　　同样，“一带一路”也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

　　如果依照该文本的解读，中国的“一带一路”定位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旨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合作倡议。尽管“倡议”的提法让“一带一路”合作看上去显得松散，但其最大的优势则在于确保了沿线国家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合作中所享有的平等性以及可选择(参加或不参加)的主动权。

　　“战略”能不能提

　　而在一些有关“一带一路”文章论述以及会议表达中，澎湃新闻记者发现，中国的一部分学者则更多是把“一带一路”看作是一个侧重于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层面的战略设计，尤其是把“一带一路”看作是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所作出的的一种战略回应。

　　“战略”这一字眼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总是颇为敏感的。在复旦大学第四届中国周边外交研讨会上，一名从事海洋研究的军事学者在与澎湃新闻记者交流时就提到，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应该慎谈“战略”，因为“战略”是对抗性的，容易引起其他国家的疑虑、警惕和焦虑。

　　但在上海社科院图书馆馆长、上海社科院台湾研究中心秘书长王海良看来，中国的“一带一路”不应回避“战略”两个字，如果回避了，反而会引起人家的猜疑。

　　“为什么就不能有‘一带一路’战略呢?王海良在回答澎湃新闻记者提问时说，“现在只要一提到战略就以为是军事战略，但其实不是的。你的利益在哪里?我的利益在哪里?咱们的利益结合点在哪里?只有讲清楚这个，才能有信任。”

　　与王海良馆长的看法不同，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所长于向东在会议发言中则表示，他把“一带一路”看作是中国的一个合作倡议。在回答澎湃新闻记者提问时，他也进一步表示，现在“一带一路”正处于初始阶段，可能还要更多讲经济层面的合作，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中国要学习“具有话语权”

　　当然，要想厘清“中国‘一带一路’的定位是倡议还是战略”这一问题，一方面是要看中国自己怎么想;另一方面则是要看其他国家是如何认知和看待的。而这其实也突显了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在推进与沿线国家“一带一路”合作过程中，如何更好地构建“一带一路”话语权?

　　“中国现在是一个处于上升期的新兴大国，那在学习如何做一个大国的过程中，很重要的就是学习怎么样具有话语权。”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夏立平在回答澎湃新闻记者提问时说，“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大国和中小国家的看法是非常不同的，大国考虑的是谁当头的问题，而中小国家主要担心会否成为中国(势力范围)的一部分。”

　　例如，像印度、俄罗斯这样的大国担忧中国的“一带一路”会改变地区政治经济格局。就像一位印度政策分析人士在“第三届中国-南亚智库论坛”会议上与澎湃新闻记者所交流的那样，“印度担忧中国借着‘一带一路’经济合作的名义在南亚及印度洋地区与印度争夺地缘政治影响力。”

　　与印度、俄罗斯这样的大国担忧不同，中等国家和小型国家则担忧“一带一路”经济合作会被中国所主导。正如澎湃新闻记者在《沿线国家如何看一带一路》文章中所讲的那样，权利平等(包括地位平等和结果平等)是沿线很多中小国家一个非常关心的问题。

　　对小国的研究还不够

　　也正因此，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宣介“一带一路”时特别应加强国别的研究，在说好中国“一带一路”故事上能对不同层次国家的疑虑重点进行针对性的阐释和说明。这其中，尤其是应加强对中小国家的研究。

　　孟加拉国政策对话中心资深研究助理基肖尔•库马尔•巴萨克在“第三届中国-南亚智库论坛”会议上就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十几年前他对于中国的了解只限于“领土面积很大、人口很多”这些粗浅的认识。尽管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孟加拉国最大贸易伙伴。但中孟两国之间对彼此依然知之甚少。

　　这番话或从另一侧面反映出，中国对小国的认识和研究远远没有跟上时代和形势变化的脚步。要知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都是中小国家，如果不能加深对这些国家的了解、帮助他们塑造对中国的良好认知的话，那么共建“一带一路”将会面临多种多样的挑战。

　　当然，最后需要指的是的，提出“‘一带一路’的定位是倡议还是战略”的问题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一定是对立矛盾的。正如复旦大学全球投资与贸易研究中心主任袁堂军在回答澎湃新闻记者提问时所说的，“要想获取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认同需要有经济基础，在此基础上延伸到政治和外交领域那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毕竟，如果中国不能在经济合作和获取战略利益(政治影响力)方面做好平衡，那么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计划也必会面临更大的风险。

来源时间：2015/6/28   发布时间：2015/6/26

旧文章ID：4469

作者：祝振强  来源：共识网

    日前，笔者读到了这样两则内容相关、观点龃龉的有关中国“崛起”、中国“世界一流”以及中美两国关系的消息。

　　一则是，《调查称近七成受访中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一流大国》。这则来自参考消息网的消息称，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6月24日报道，中国已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实践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希望发挥更大的文化和经济影响力—比如成立孔子学院和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从全球角度而言，这一设想似乎很具说服力。除日本、越南、菲律宾和巴西外，其他受访国家的多数民众认为，中国将最终或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这一观点在中国尤为突出，67%的受访者表示相信，中国已成为世界一流大国，或有朝一日将是。

　　另一则是在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前夕，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接受《洛杉矶时报》北京分社采访的报道。

　　王毅谈到：“我们听到的被扭曲的一个观点是，中国要和美国平起平坐。这并不正确。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双方依然存在巨大的差距。我们的目标是，在建国100周年，也就是2049年时，中国可以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即便到了那时，中美之间的差距也还是很大。还有一些观点认为，中国正在努力保持低调，以避免跟美国起冲突，以便有一天中国可以取代美国的地位。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初衷非常简单。那就是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在以往的大国关系中，新崛起的国家一定会跟老牌大国发生冲突”。

　　两相比照，我们发现了一些矛盾的、对立的、且饶有兴味、可资探讨的内容。

　　按照前述调查的结果，中国将最终或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观点，竟有近七成的中国人认同，并不乏天真地认为，中国已成为世界一流大国。而王毅外长清醒的判断及观点，则无异于对此兜头泼了一盆冷水：有一天中国可以取代美国的地位，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当下，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双方依然存在巨大的差距。即便到2049年，中国实现了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中美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

　　品味这样截然相反的报道内容，以及喧嚣的声音行市、有市场，权威的声音却式微、不为人知，笔者实在为民间认知与官方权威指向的全然脱节，捏了一把汗。

　　造成官方与民间、正式的国家发展方略、国家意图与非正式的坊间热议、执论天壤悬殊、甚或南辕北辙的原因，不外乎如下几点。

　　其一，当下，我们的舆论导向、舆论宣传，总是在浮夸地、非实事求是地、有意无意地明示、暗示中国的“崛起”、中国的“世界一流”。久之，自然而然地在民众中、民间形成了这样大而无当、虚幻膨胀的认知。甚或说，两者是相辅相成、因果必然的。没有前者的引流在先，不会有后者的水到渠成;没有前者的穿针引线，不会有后者的天真乐观。

　　我们的确需要正面引导，需要积极向上，需要高奏凯歌、大唱赞歌，但是，这不能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大原则，不能由此就可以遮丑遮羞，说大话、说假话。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我们还有两亿贫困人口。我们的政治文化、政治架构、社会组织及能力尚有待完善。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还排在世界百位开外——要知道，世界上不过也就200个左右国家。而严重的是，我们的东西部差距、城乡差距巨大。我们的贫富差距巨大、两极分化极其严重。我们的全民素养、全民道德水平与知识、文化层次尚非常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当今，腐败已然渗透进社会的各个角落。

　　我们各方面的问题，可谓多如牛毛——环境保护、空气质量、水土资源、食品安全、能源、粮食，就业、保障、医疗、教育，金融、国企、消费、市场，老龄化、失独老人、留守儿童……凡此种种，怎么说、怎么看，我们距离“世界一流”的大国，还都差了十万八千里;怎么说、怎么看，我们都应感到如芒在背而非坐在火山口上唱高调。

　　事实证明，盲目浮夸的“世界一流”认知，是与事实不相符的。并且，与国策、与对外方针以及总体发展方略，是背道而驰的。这是不应该的，也是很危险的。

　　其二，我们的舆论导向、舆论宣传，有意无意地就要引导民众及社会朝向着民族主义的方向与路途大步迈进，所谓“民族自豪感”总是“油然而生”，所谓耻辱、国耻总是导向畸形的“为国争光”。对历史观念的有选择的、狭隘的认知，对现实本真的不能直视，令国人的思维、情感与行为方式，总是在民族主义的小圈子里打转转。

　　稍加总结，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对于历史，还是现实，无论是对于本国，还是他国，我们皆缺少客观的、统一的、能够自圆其说的理论支撑与理论标准。这造成了，我们在评说历史与现实、本国与他国时，总难脱狭隘与主观，总难有大度与客观。与其说这是一种民族失败文化的积淀与集体无意识，不如说是日复一日的灌输而形成的下意识观念的主导——我们融入世界文化、世界文明的前提，是思维、心灵、情感、观念与行为方式的改变，是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大体上的一致。“特色”不能成为标签，更不能成为别有用心的借口。

　　当民族主义与实事求是不在龃龉，当“民族自豪感”与作为一个人、一个公民的真实体验不再冲突，则标志着我们在朝向现代文明国家的征程中，迈进了一大步。

　　其三，我们的舆论导向、舆论宣传，总是喜欢为自己国家、为自己民族树立假想敌——这个假想敌一般很强大，有时又很渺小。一时一地、一事一争或为现实所需，就要设立假想敌的做法，非常不足取。

　　在国际事务与对外交往中，在对国际事务与对外交往的舆论宣传上，我们的心态、做派应保持平和，不能嫌贫爱富、恨人有笑人无，不能眼红嫉妒、永远争做口头上的“世界一流”。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应保持足够的自信，对别人的怠慢要有定力、要宽容，对别人更应礼貌、尊重，一言不合动辄就要谩骂丑化、一定要画你个大花脸的做法，呈一时口舌之快，非常不成熟。

　　客观而言，要让民众、民间舆论、认知回到实事求是的轨道上，回到王毅外长所言的国家方略、国家意图上，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积习日久，尾大难掉。但是，我们必须一点一滴这样做起来。否则，任由虚幻浮夸与盲目自大的麻痹，我们的视听会更加闭塞，我们的判断会更加牵强，我们融入世界文化、世界文明的努力，将更加勉为其难。

来源时间：2015/6/28   发布时间：2015/6/26

旧文章ID：4468

作者：李小云  来源：环球时报

据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25日透露，《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系列活动将于6月29日在北京举行。此外，有消息称，在各方履行国内批准程序后，今年年底前正式成立亚投行。而关于亚投行的细节内容开始浮现，其中包括备受关注的出资比例问题，有关中国将出资30%或者40%左右的猜测屡屡见诸报端。

全球十大经济体中，只有美日表态暂不加入亚投行。事实上，西方国家纷纷加入亚投行，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经济功利主义的考量，但不可否认，这预示着长期主导国际发展格局的西方金融体系架构正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严格意义上来说，围绕着亚投行的争论，背后是两种发展范式的竞争。中国在这场竞争中赢得初步胜利，但是亚投行能否有效运转将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亚投行需要吸取已有的多边金融发展机构的经验，继承这些机构实行的行之有效的理论和方法，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现有的多边发展体系的主导理论是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的结合。西方发展理论是在西方特定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政治体系下，形成的理论和实践框架，有效推动了西方国家的发展。但用西方的有关理论框架指导发展中国家的转型，却遇到重大挑战。国际发展领域长期以来质疑西方主导的理论，倡导替代性的新型发展框架。中国过去30年的成功经验一直被作为这一新型发展方式的可能代表。因此，亚投行未来的真正价值在于其代表的新的发展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亚投行首先应该是一个由新的发展理论指导的银行。

第二，现有的国际多边金融发展机构的管理系统，是在西方技术官僚框架下逐渐形成的，是按照所谓去政治化的行政技术程序建立的。例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等。这一系统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透明和廉洁，但是其管理成本高昂，程序复杂，运行的程序与发展中国家的行政技术能力不相适应，事实上存在相当程度的资金浪费，为此这些国际多边金融发展机构备受国际社会的诟病。因此，亚投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西方主导下的多边金融发展机构在管理上存在着问题，不能全盘照搬现有国际多边金融发展机构的管理模式，应按照公平、透明、高效的原则，基于新型发展经验、理论框架，培育新的管理系统和执行工具。

第三，应该认识到现有致力于发展的国际金融机构，其战略和政策都是基于一套系统的发展认识和理论运行的。中国和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在本国的发展实践中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其发展战略和政策都具有很大的替代发展的特点，但是长期以来缺乏系统的关于发展的知识创新与生产，其成就无法在理论上与西方相比。因此，亚投行应学习西方在发展上的知识创新和生产机制，从而支持自主性的创新。▲（作者是中国国际发展研究网络主席、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原院长）

来源时间：2015/6/28   发布时间：2015/6/26

旧文章ID：44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