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阎学通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编者按】“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首次提出。在同年晚些时候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领导人再次明确任务：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抓紧制定战略规划，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加强海上通道互联互通建设，拉紧相互利益纽带。

　　然而，“一带一路”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战略。从国家层面看，通过“一带一路”，相关各国将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战略的外交属性和政治属性可见一斑。

　　自2014年年初以来，“一带一路”被提及于领导人历次出访活动中，中国以此践行全方位外交与周边外交“亲诚惠容”理念，并相应带动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在推进“一带一路”的实践层面，最令外界印象深刻的便是中国加强与世界的互联互通：包括铁路建设、高铁建设、公路建设等。

　　不过，即便从中国出发的铁路已经联通到了欧洲，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现互联互通还有不小的挑战和难点。于是，围绕是政治先行，为“一带一路”战略铺路?还是互联互通继续推进，为“一带一路”发力?在国际关系学界，也引发了不小的讨论。

　　被誉为“道义现实主义”学者的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秉持长期以来坚持的“经济关系决定不了战略关系”的原理，对落实“一带一路”战略中，通过联通交通设施以促周边外交改善的方式提出了疑问和思考。他认为，“一带一路”的核心是战略关系而非交通设施：在理论层面上，阎教授认为，当下需要厘清“一带一路”战略究竟定位于何种层次：到底它是外交战略还是对外经济合作战略?其首要任务到底是改善战略关系还是获取经济利益?以何为主决定了“一带一路”实施的具体方案。阎学通近日为此撰文，授权本报发表，意在抛砖引玉与国际关系学界同仁讨论——“一带一路”的实施步骤应军事合作先行还是基础设施建设先行。

　　阎学通(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2013年中央周边外交工作会议确立了奋发有为的外交战略。该战略有效地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扩大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塑造了更为有利于民族复兴的国际环境。奋发有为外交将我国周边作为首要重点地区，“一带一路”是其具体体现。“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是与周边国家建立起可靠的战略伙伴关系，然而建设交通设施网是否能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研究。

　　联通交通设施与改善周边战略关系无直接相关性

　　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后，联合国宪章中有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规则逐渐发展成为国际社会通行的国际规范。这使得远交近攻的吞并战略变得难以实行，于是睦邻友好的结盟战略就成为大国崛起唯一选择。二战后，美苏争霸时双方都采取结盟战略，分别建立了北约和华约。冷战后，美国采取扩大和强化同盟的方法维持其世界主导国地位。通过与邻国结盟实现崛起并非是二战之后才有的现象，早在春秋时期，齐桓公就曾以葵丘之盟(春秋时期，齐桓公在葵丘、即今河南民权县附近大会诸侯，标志着齐国成为中原霸主——编注)与邻国结好，建立了齐国在华夏地区的主导地位。

　　中国崛起已到了可在一代人之内实现民族复兴的阶段，两个百年的具体战略目标需要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以“一带一路”的概念强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战略关系，这既符合我国对外战略需要也符合民族复兴的需要。然而，将“一带一路”的核心理解为是，通过建立与周边国家相互连接的交通设施来增强战略合作关系，其逻辑原理则值得商榷。

　　较长时间以来，有同志认为，加强双边经济合作就能改善战略关系。然而，美国和日本长期是我国的两个最主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但2012年以来中美战略关系无明显改善，而中日战略关系更是严重恶化。相反，中俄经济合作规模远不如中美和中日，但双边战略合作却不断提高。多领域的经济合作尚不必然增强双边战略关系，连接交通设施能增强双边战略关系的说法就更缺乏说服力。目前，中国与老挝和缅甸都无铁路相通，但中老战略关系好于中缅关系。

　　交通设施联通的政治作用由战略关系决定

　　国家间相连的交通设施对于双边战略关系的影响是由两国战略关系性质决定，而不由交通设施自身决定的。相连的交通设施在不同的战略关系中，具有正反不同的政治作用。当两国战略关系紧密时，相连的交通设施有助于双边战略合作，当双边战略关系紧张时，相连的交通设施则具有加剧战略对抗的作用。例如，在2014年前，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同盟关系，两国相连的交通设施有利于双边战略合作。2014年2月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外逃，反俄势力执政，俄乌关系转变为战略敌对。俄利用两国相连的交通设施为乌东部地区反政府势力提供军事支持，这些设施成了加剧双边战略对抗的因素。在国际政治中，此类现象经常发生。

　　两国相连的交通设施不仅没有加强双边战略关系的必然功能，也没有防止双边战略关系恶化的必然作用。例如，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所有独联体国家相连的交通设施不仅未能防止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之间发生战争，还未能降低多数独联体国家对俄罗斯的战略疑虑。冷战结束后，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加拿大都面临着分离主义的威胁。这些国家的交通设施都在不断地改善但却未能阻止它们国内分离主义势力的发展。交通设施如果在一国内都无阻止分离主义发展的作用，跨国的交通设施就更难具备防止双边战略关系恶化的作用。

　　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基础

　　我国政府已提出的“一带一路”内容，包括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个方面。笔者认为五通之间不是并列关系。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基础，是必要条件，即如果缺少了双边政治的一致性，其他的四通都起不到增强双边战略关系的作用。

　　目前，中国和俄罗斯两国都以美元为外汇储备且与美国有相当的贸易往来，但中美战略摩擦冲突不断，俄美战略关系更是严重对立。我国与越南有铁路相通，与柬埔寨无铁路相通，但是中越战略关系却远不如中柬战略关系。中日两国人员往来远远多于与中国-巴基斯坦之间，然而中巴两国民众民心相通，而中日民间情绪却大都是对立的。

　　建设“一带一路”的初期，双边安全战略关系水平是判断可否着手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标准。历史上，在双边战略关系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其础设施建设项目影响双边战略关系的可能性较大。例如，1925年-1931年和1945年-1946年，中苏两次因东北的远东铁路发生战略冲突。1956年苏联建议在中国境内建立大功率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远程通讯的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两个基础设施，由此引发中苏战略冲突，严重伤害了双边战略关系。近年来的经验是，2011年缅甸搁置中缅两国投资的密松水电站项目，2012年停止了莱比塘铜矿项目;2014年墨西哥取消与中国公司签订的高铁合同，2015年停止中资商城项目“坎昆龙城”;2015年斯里兰卡政府一度叫停中国企业投资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同年希腊新政府暂停我国参资的比雷埃夫斯港的私有化进程。这些事件对双边战略关系都具有负面影响。

　　战略安全关系先行是“一带一路”成功的保障

　　“一带一路”是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进行区域一体化的方案，要使这个方案得到参与国的长期支持且不受政权变更影响，必要前提是我国与它们在安全战略上有深厚的合作。欧元区国家是先与德法进行了长期安全战略合作，而后才敢使用欧元取代本国货币。借鉴这个历史经验，“一带一路”的实施步骤也应先从安全合作项目开始。对与我国安全战略合作水平不高的国家，可考虑从主权相关性差的项目开始，如贸易、文化、能源、旅游、投资、金融、通讯等。交通设施与主权相关性极其紧密，容易导致主权争端。在加强安全合作的基础之后，再开展交通设施建设，这有助于使这些交通设施对双边战略关系形成正面的因素。

　　加强双边军事合作先于交通设施建设，还有助于减小交通设施项目引发社会问题的负面影响。交通设施经济回报率低，后期运营成本很高，亏损可能较大，从而很可能引起社会矛盾。长期军事合作有助于促进民心相通，从而具有防范基础设施建设负面影响升级的作用。

　　在没有“一带一路”方案之前，我国已对海外交通设施进行过投资。这些投资是以经济利益为宗旨的，因此不必以是否有利于加强双边战略关系为判断标准。例如，我国在非洲、南美洲和澳洲的矿业基础设施项目，这些项目应主要以经济利益为标准判断是否值得进行，而不宜用战略关系的标准来判断。如果所有海外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都以是否能促进战略关系为标准，不是使很多项目失去投资的意义，就是使更多的海外基础设施项目有了亏损的理由。

　　“一带一路”的战略方向是与民族复兴伟大目标一致的，但政治方向的正确并不等于其实施方案的内容、路径、次序、步骤、速度、方法等也是适宜的。二战时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意味持久战和速决战两个策略都是正确的。本文抛砖引玉意在与国际关系学界同仁讨论，“一带一路”的实施步骤应军事合作先行还是基础设施建设先行。

来源时间：2015/6/23   发布时间：2015/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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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国琦  来源：《文史哲》2014年第6期

    摘要：中外学术界在研究中美关系史时，一直强调中美两国文化的差异，历史背景的不同。侧重中美之间的冲突、对抗以及分歧。本文旨在提出一个新的研究方法及视野，即强调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共同的历史经历和旅程在中美关系史中的重要意义。用“共享的历史”方法来重新检视中美关系史，可能是学术上的重大突破，让我们得以在研究中美关系方面另辟蹊径，可以读到一部全新的与众不同的和见解独到的中美关系史。

　　中外学术界在研究中美关系史时，一直强调中美两国文化的差异，历史背景的不同。侧重中美之间的冲突、对抗以及分歧。诚然，这些差别和分歧是历史事实，我并不否认其存在。但本文旨在提出一个新的研究方法及视野，即强调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共同的历史经历和旅程在中美关系史中的重要意义。本文将这一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共同的历史经历和旅程笼统称之“共享的历史。”窃以为从中美两国人民“共享的历史”角度，我们不仅可以解读出一种全新的中美关系史，并找到一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的新范式及视野，更重要的是，这一新的认识可能为我们目前和将来创造中美两国和谐外交关系提供有效的历史借鉴。得失与否，尚祈方家教正。

　　(一)我们今天为什么需要一个中美关系史研究的新范式?

　　熟悉中美两国文化及社会、历史思潮研究的人都明白，在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把当代中国研究(modern Chinastudies)引入西方之前，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学术界的中国研究一直汲汲于所谓汉学，实际上缺乏对中国现实关怀的研究传统，无真正意义上的当代或近代中国研究。所存在的是侧重文字、哲学等范畴的汉学。费正清不仅是西方近代中国研究的鼻祖，更是从现实关怀角度研究中美关系史的第一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费正清于1948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与中国》一书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著作。因为该书的旨趣在于解读中美关系的过去、现在及未来。遗憾的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及其后冷战思维在国际政治及学术研究无所不在的影响，导致了中美两国学者在中美关系史研究方面的重大缺失，即一味强调中美两国的分歧及不可调和的矛盾。20世纪90年代之后，虽然广义上的冷战已经结束，但中美关系研究仍存在严重误区。一种新的冷战思维似乎仍方兴未艾。如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 的《文明冲突论》，以及中国学者的《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流传甚广的书籍都大力强调中美之间巨大分歧及不可避免与不可调和的冲突。绝大多数相关历史著作也未能跳出此窠臼。如影响甚大的美国学者孔华润(Warren Cohen) 的《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一书不仅侧重于美国单方面，更是以冲突为主线。国内学者陶文钊近年出版的三卷本《中美关系史》尽管在资料及观点上有不少新意和突破，但还是没有彻底走出纠结于冲突和矛盾的误区。质言之，中美学者在中美关系史研究上奇怪地殊途同归，同样缺乏在研究中美关系方面求同存异，相反大都着眼于求异废同。然而，纵观当前中美关系的方方面面，两国间不仅经常要同舟共济(如在经济、环境、反恐等方面)，即使在面临不可避免的冲突方面也远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零和游戏，亦即在许多竞争中并非此消彼长。甚至在实力竞争方面，中美也许异梦，却经常是躺在同一张床上。换句话说，美国梦与中国梦也许并不兼容，但可能是在同一环境下一起做梦。美国学者Richard Madsen在其极有新意的一本书中曾表示，他希望在21世纪，中美两国人民，而不是政客，会成为主导两国关系的主要动力，并“在错综复杂的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合力创造一个“共同家园”。时代呼唤中美关系研究的新视野，多年未变的传统方法需要新的思维。本文提出着眼于中美共同的历史经历及共享的历史这一新视野，强调在中美关系研究中要“求同存异”，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及背景考虑。

　　必须指出，一些学术巨人以其高瞻远瞩的宏大视野早已意识到学术研究中发掘共性的重要性。哈佛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入江昭(AkiraIriye)教授在其《文化国际主义和世界秩序》一书中即提到，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寻求建立全新的国际秩序时遇到挫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文化国际主义”还是依然应运而生，在一战后的几十年里，“教育人士、学者、艺术家、音乐家，以及许许多多的其他人士跨越国界，促进文化层次的互相理解。这些有识之士期望在一个新的世界里，学生、学者可以交换，学术事业可以合作，艺术展览及时事讨论会的互相交集应该取代军备竞赛及军事同盟并成为国际事务的主导”。甚至早在40多年前，入江昭在其《跨越太平洋：美国-东亚关系秘史》一书中就揭示中国人与美国人是两个“最有历史意识的民族”，由于双方经常对两国关系的极其严重的误判而导致灾难性冲突。他强调中美之间健康关系必须建立在双方真正学术对话层面，通过学术对话来减少彼此的误解并增加理解。费正清在他的《美国与中国》一书的第一版中也写道，研究中美关系真实历史背景“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熟悉中国古籍《孙子兵法》的人都知道，生活在几千年前的中国学者实际上早已提出国际及外交关系中“知己知彼”的重要性。这里的“彼”不仅指敌人或对手，甚至也应包括“朋友”。无论是敌或友，只有相知才能互相理解，才能求同存异，才能避免冲突。如果即使迫不得已时要对抗，要战争，唯有“知己知彼”才能保证“百战百胜”，甚至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来说，本文之所以强调要重视中美两国人民共享的历史和旅程的研究，是因为这一视野有可能提供中美双方在外交及战略层面上做到彼此相知的一个重要学术保证。难怪近来连美国国务院都已意识到研究中美关系中的共同足迹和共享历史的重要性。2008年8月8日是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日子，美国选择在这一天为其在北京的新大使馆大楼正式落成使用的日子。将其称之为“新时代的新使馆” —“a new embassy for a new era”。小布什总统亲自来到北京主持新馆揭幕并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为纪念这一在中美关系中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美国国务院还专门编辑出版了一本中英文版书籍，书名就叫《共同的旅程：中美两百年史》(A Journey Shared: The UnitedStates and China — Two Hundred Years of History)。该书图文并茂，印刷精美。然而遗憾的是，它只有短短64页，更令人失望的是，尽管此书有着充满希望的书名，但书中内容仍旧未能摆脱俗套，未能提供真正探究中美两百年历史的新视野及新思路。美国历史学家John Israel在为此书所写的书评中甚至把这本书贬之为“咖啡桌上的读物。” 不过，无论如何，编辑者能够意识到该题目的重要性就已显示其不凡的眼光及视野了。这一本小书至少标志着重新审视中美关系共享历史及旅程学术价值的一个良好开端。

　　中美两国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交往后，两国关系目前已进入密不可分的时期。不管是“同床异梦”也好，“同舟共济”也罢，还是用“水火不相容”之类来形容两国的关系，至少反映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两国根本无法“分道扬镳”，而是注定要成为所谓“利益共同体”，或者至少是各自为了自身利益必须力求两国关系不致全面崩溃。几年以前，哈佛大学历史学者Niall Ferguson撰写文章，大声疾呼提醒世人关注中美两国密不可分的现状，并提醒世人他创造了一个新的地缘政治名词“Chinmerica”来描述这一新型大国关系。遗憾的是，这位极其保守且有大英帝国主义情怀的学者实际上是不自觉的抄袭了其19世纪同胞的语言，因为早在1869年伦敦《泰晤士报》在其攻击中美之间密切关系的一篇文章时，即用了类似“Chinmerica”一词。有关背景，本文下节将作详细论述。尽管如此，Ferguson的有关新型中美关系的论述还是充分展示了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即中美两国关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已呈现“难舍难分”之势。当然这种“难舍难分”与情人之间的浓情蜜意大不一样，而是受双方共同利益及大环境驱使所致。众所周知，中国是美国当前最大的债权国，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钟爱美国，而是持有美国国债对中国来说属相当安全的投资。几年来中国学生留学美国的浪潮波涛汹涌，在美国的目前每四个外国学生中，至少有一人是中国人。而且增长的势头正一浪高过一浪。从中国人来说，这当然意味着他们对美国教育的认可及热衷，但许多美国学校的积极争取中国学生就读在相当大程度上实为被中国人的钱包所吸引。中美两国学者间的合作更是蒸蒸日上。在2013年8月2日出版的《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一篇文章中写道，就美国高等教育而言，21世纪更可能是太平洋世纪。在2000年到2012年之间，中美两国学者共同合作发表论文的数量增长了700.3%。而在同期，美德学者联合发表的文章数量增加101.2%，美国学者与英国学者合作发表的论文数量增长131.3%。当然我们可以说中美学者合作论文的大幅度增长是因为起点低，但无论如何，这一巨大增长显示了中美两国学者合作势头的突飞猛进。这一点也同中国赴美高校读书的学生人数大幅度增长相得益彰。与2000-2001年度相比，2011-2012年度中国在美攻读学位学生人数增长了223.7%。而同期英国在美学生人数仅增长12.9%。德国在美学生人数甚至呈下降趋势，下降了7.7%。

　　如果说作为世界上头号经济大国的美国，不可避免的要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保持密切往来的话，从地缘政治上来说，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与国力正不断上升的中国，同样要处理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两者无法“分庭抗礼”或“分道扬镳”，因为许多重大国际局势国际问题需要两国的密切合作方能解决。在朝鲜问题上如此，在叙利亚问题上也是如此。甚至在四年一度的奥运比赛盛事上，中美两国之间的较量也是最引人注意的。两国在奥运金牌榜上的名次近年来常常成为政治及国际关系学者甚或平民百姓解读中美国力及世界影响力的座标或参照系。在2008年北京主办的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中国奉献给世人的气势磅礴、美仑美奂的开幕及闭幕式和中国奥运健儿勇夺金牌数量第一的精彩表现，让不少人认为中国已经或者即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新霸权。2008年重创美国的金融危机更为这种新美国衰落论提供了一种肃杀气氛。但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当美国重回金牌第一的宝座，中国再次沦为第二时，一些西方政评人士则将之解读为中美之间的“风水”尚未逆转，美国还是霸主。这一从奥运金牌宝座的竞争看类似中美国际地位的相应讨论可能还要延续相当时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近年来中美两国政府及人民甚至有越来越深的瑜亮情节，经常拿对方做参照系或比较。难怪长期以来一直密切关注并对中美关系走向发生影响的美国人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其近著《论中国》一书中写道，中美两国因“彼此都太大而不会被另一方所控制，太有个性而不会对另一方迁就，彼此太需要对方而无法分道扬镳”之特质意味着中美两国只能互相依存。

　　凡此种种，均说明中美两国关系发展已经达到两国必须经历“共享的旅程”或面临“共同的现实”之新境界了。传统的解读中美关系史的冲突模式似乎已经过时，至少可以说是“不识庐山真面目”。时代呼唤新的思路，新的解释模式。从文化及“共享的历史”这一思路来重新解读中美关系的“昨天”，对于帮助我们全面认识“今天”，甚至指引中美两国人民共创美好和谐的“明天”，都有重大学术及现实意义。本文所指的文化主要指中美两国人民在其长期交往中共享或共同经历的梦想、希望、失望、激动以及沮丧。著名历史学家入江昭教授所提的“文化国际主义”(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更是共享历史方法的一个重要界碑及路标。根据入江教授的定义，文化国际主义主要包括各国通过互派学生、学者，到对方讲学等活动来建立和培养跨越国境的文化理解和合作并分享不同价值等。“文化国际主义”可以用作解读中美关系的一个有效角度，帮助我们读出“庐山真面目”。限于篇幅，本文侧重分析中美共享的历史在中美关系中的影响，至于文化层面在创造中美共享的历史中的作用，当再撰文专门论述。

　　综观一部中美两国人民交往史，共同的经历或共享的历史可谓比比皆是，我们对其缺乏了解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充其量只能说我们是视而不见罢了。令人高兴的是，一些学者近来开始注意到某些事件或人物在中美两国人民交往史中可属共同的经历或共享的历史范畴。如中国与美国小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共同合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促成中国成为战后四大强国之一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即是一例。哈佛大学的年轻历史学者Erez Manela开始对这一个例很感兴趣并加以研究。本人有幸读过其目前尚属未定稿也没有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章，深感Manela的该课题研究有无限的潜力。另一个在中美两国历史中具有不凡意义的个例是19世纪中国人在美铺设太平洋铁路及其对美国历史发展的贡献和作用，近来得到国内历史学者黄安年先生的关注，其不久前发表的图文并茂的专著《沉默的道钉》在发掘华工于中美两国人民共享的历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方面，做出了很好的尝试。同样有鉴于本课题在研究共享历史方面的重大价值，美国斯坦福大学目前正式成立跨学科的北美中国铁路工人综合研究项目，该校华人历史学者张少书(Gordon Chang)及英语学者费雪金(Shelley FisherFishkin)等为该项目主要负责人。该项目目前主要致力于收集相关资料，推进中美学者及相关机构在这一课题上的合作研究，特别侧重在华工对美国历史发展作出何种贡献方面的探讨。此外，有关美国企业与近代中国的国际化、赛珍珠(Pearl Buck)、亨利·卢斯(Henry Luce)等传教士之背景或传教士以及燕京大学等个人或单位在中美共同历史创造中的作用也开始日渐得到中美学者的关注，并取得很好的成果。我本人在近年来也一直钟情于中美共同历史及经历的研究，如关注中国人与美国人如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和平会议上在众多问题上利益一致并为建立战后新世界秩序所作出的共同努力，以及探讨中美两国人民长期以来如何利用体育及基督教青年会等国际组织来增进相互了解，实现共同民族追求及外交战略。为深入研究共享的历史在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及影响，我最近还特为哈佛大学出版社撰写了一本专门探讨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的共享之历史的学术著作。限于篇幅，本文无法触及许多重要的个案并一一介绍。但我要强调的是，尽管学术界可能尚未意识到共享的历史这一新视野，但在中外同仁们的共同努力下，并在时代大潮的逼迫下，本人认为“共享的历史”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范式可谓呼之欲出，甚至可用“瓜熟蒂落”来形容。本文将侧重通过分析两个迄今为止尚未引起学术界广泛重视或被严重曲解的个案，力图揭示如何使用“共享的历史”作为研究中美关系史的一个重要的新范式及其主要特征，以便为学术界撰写及解读不落俗套的新中美关系史提供一个全新的方法。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叫“求同存异”，这一新范式的旨趣实在于此。

　　(二)中美两国人民的共享历史的个例解读之一：“使臣”蒲安臣

　　中国近代外交的第一次重大活动是1868年的所谓蒲安臣使团。蒲安臣为美国人Anson Burlingame的中文名字。他还不是一般的美国人，他实际上是1861-1867年美国驻华公使。更有甚者，他在接受满清政府任命为中国外交官时，他事实上还是美国驻华公使。他只是在接受清朝政府任命之后才向美国政府辞职。为什么中国人要任命一个美国人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外交使团的实际负责人?为什么是蒲安臣?回答这两个核心问题必须要触及“中美共享的历史”。

　　要回答第一个为什么任命美国人的问题，我们必须知道大清帝国尽管在鸦片战争后国门大开，被迫进入国际社会，并在洋人的胁迫之下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但一直不愿意同世界维持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正常外交关系。中国直到1901年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外交部。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近代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Nation-state)，直到1912年时，它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宪法，没有真正国旗，甚至没有正式国名。如果中国人在19世纪能自由选择的话，他们可能会选择继续生活在“中央帝国”的美梦中，不与世界进行外交接触。但是鸦片战争后，这一孤立主义外交选项也已被列强拿走。1858年满清政府被迫签订的《天津条约》要求中国在10年之内重新谈判修订条款。也就是说，到1868年时中国必须派使团与列强交涉。可惜泱泱大国，无人愿意或能够堪此重任。走投无路之时，满清政府把目光投在那位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身上。认为也许他会为正在没落的中央帝国解围并做出贡献。

　　蒲安臣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为麻萨诸塞州在美国众议院的明星议员。1861年他竞选众议员连任失败后，林肯政府为奖励其为林肯当选总统所作的巨大努力，阴差阳错的任命他为驻华公使。蒲安臣事实上是美国第一任驻北京公使，但他当时对中国可谓一无所知，甚至说完全缺乏外交常识。但就在驻华公使任上，蒲安臣一跃而成为西方驻华外交使馆以及清政府共同信赖的人。何以至此?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与中国当时有许多共同或类似的经历。美国同中国一样，当时不仅在经济上、军事上属于弱国，更重要的是，美国同中国一样正经历着“内忧外患”的重大考验。其时满清政权正经历太平天国的巨大考验，差点丢掉“天命”，此为内忧。鸦片战争后，列强不断压榨满清王朝令其转让更大政治、经济、外交、商业等利益。1860年甚至兵进紫禁城，一把火烧掉圆明园，最终强迫清政府同意洋人在北京设立使馆，从而置满清政府于洋人严密监视之下，处皇帝卧榻之旁，使清政府不时受到牵制，此为外患。就在中国经历“内忧外患”的同时，美国实际上同样感同身受，正受到美国版的“内忧外患”之考验。内忧者，南北各州多年来形同水火，到1861年美国内战终于爆发。美国自此开始经历迄今为止最残酷、死亡最多、破坏最严重的长达4年的内战。更有甚者，当1865年内战终于以北方胜利结束后，林肯总统惨遭暗杀。美国随即进入持续数年的政治极其不稳的战后重建时期。从相当大的程度上说，美国当时的内忧比中国更大、更严重。因为南北双方势均力敌，双方均立誓要决一死战，来个鱼死网破。外患者，当美国人面临国破家亡，美利坚合众国可能成为明日黄花时，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也是美国宿敌的英国却幸灾乐祸，一心要将美国的分裂变成事实，为此不惜公开支持一心寻求独立的南方，并为南方政府提供军火及各种援助。

　　除此之外，中国人与美国人还有许多其它共同的地方。如中美两国当时都游离于欧洲列强主宰的世界秩序之外。美国人直到19世纪末，一直着力经营自己的内政及其在北美的势力，奉行所谓“门罗主义。”对欧洲列强的瓜分世界图谋充其量只能称为一个旁观者和跟风者。而如前所述，中国人直到19世纪中期才被迫卷进西方帝国主义的洪流，如美国一样对欧洲列强持不信任甚至敌视态度。对当时的国际局势极其恐慌并选择逃避。同时，由于美国的内忧外患，由于美国游离于欧洲列强所主宰的世界秩序之外，1868年时的美国在华的利益很少。中美两国甚至可以说对双方关系互不感兴趣，利益冲突也相对较小。这些都是理解蒲安臣如何最终成为中国使臣这一中美两国人民重要“共同”经历或共享之历史的背景。不从此处着眼，我们会在很大程度上误解蒲安臣中国使团的重大意义。

　　当然蒲安臣当选也有其自身所具备的有利条件使然，他可能是唯一一个可以当此重任的美国人。蒲安臣生长在美国边疆，有强烈的正义感。检读他从少年到就任中国使臣期间的演说，人们会发现他一生对“良心”(Conscience)、“道义”(Moral principle)、“文明”(Civilization)、“正义”(Justice)等词运用的频率很高。1856年南方分裂势力极其嚣张，并在国会殴打来自麻省的联邦参议员CharlesSumner时，蒲安臣拍案而起，在美国国会发表著名的“保卫麻省”(Defense ofMassachusetts)演说。他义正词严的宣称：对南方议员Preston Brooks杖击麻省的Sumner参议员的卑劣行径，“我以麻省的主权名义予以谴责，因为麻省的主权因此杖击受损。我以人道主义的名义予以谴责，我以公平正正的名义予以谴责。”他不仅行于言，也仗于行，公开同意同杖击Sumner的南方众议员PrestonBrooks决斗，并用高超的谋略迫使Brooks不敢接受挑战条件。此举让蒲安臣一夜之间成为北方的英雄。

　　前面提到蒲安臣“阴差阳错”的成为美国驻华公使，原因则在于林肯政府本来任命蒲安臣为驻维也纳公使，但当他准备赴命时，被奥地利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林肯只好改任命其为驻华公使。维也纳之所以反对蒲安臣，也是因为蒲安臣的正义行为所致。在1850年代，一位来自匈牙利的革命者Louis Kossuth来到美国，鼓吹民族独立，反对奥地利对它国的主权控制。蒲安臣对Kossuth予以热情接待，并亲自担任麻省接待Kossuth的委员会主席。维也纳当然对此耿耿于怀，宣布其为“不受欢迎”之人也就可以理解了。除此之外，蒲安臣最终被中国选为使臣还有其他有利因素。一是他的个性。蒲安臣到中国赴任时只有41岁，年富力强，为人极其热情友好。尤其重要的是，他极富口才，能说会道，有极强的社交能力。蒲安臣在北京的家几乎成为英国单身驻华公使Frederick Bruce的第二个立脚点。他每天都在蒲安臣家待很长时间，对蒲安臣非常信任。更重要的是，满清政府对蒲安臣也很信任和依赖。原因很简单，美国在华不像英国那样有众多盘根错节的利益。美国甚至根本没有具体的对华政策，如同中国没有对美国的具体政策一样。这就给蒲安臣作为中国人代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同时蒲安臣热情洋溢，喜欢说好话，并经常表现出为中国打抱不平的姿态，让不善长与欧洲列强打交道的清朝政府感觉此人不错，可资信赖。甚至他的不知为何人所取的中文名字也令中国官员感到受用。“安臣”，无疑让他们听起来很悦耳。蒲安臣的优势同英法俄等列强驻华代表相比更是突出。因为这些国家的驻华公使为保护及扩展本国在华利益，不仅动不动就对中国加以威胁，言辞也极其不友好。甚至蒲安臣缺乏外交经验及对中国缺乏了解也成为其优势。因为他没有任何先入之见，可以因势利导，左右逢源。

　　凡此种种，促成蒲安臣成为当时中外“合作政策”的重要执行者及发起人。让他可以在列强及满清政府之间折冲樽俎。由于蒲安臣这种独特地位，他甚至一手促成中国第一次主动卷入美国内政。前面提到英国积极卷入美国内战，一心促成美国分裂，制造“两个美国”。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英国为美国南方建造舰艇“阿拉巴马号”。此舰给北方一度造成重创。1864年当蒲安臣获悉“阿拉巴马号”可能对美国北方在中国近海的商船实施攻击时，他要求总理衙门向中国沿海各省指示不准“阿拉巴马号”及其它美国南方的船只到中国近海停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出于对蒲安臣的好感，总理衙门居然言听计从，指示中国沿海各省全力阻止“阿拉巴马号”及美国南方其它舰只攻击美国北方的商船及财产，严禁美国南方船只驶入中国港口。对总理衙门的及时友好行为及援助，蒲安臣及美国政府表示衷心感谢。后来成为美国著名作家的马克·吐温当时甚至写道，“中国是第一个对我们提供公正友好援助的外国政府，它向南部[叛乱]政府所有到处劫掠的阿拉巴马号极其同伙们表示中国不支持[美国]南方叛乱，不向它们提供中国港湾。” 蒲安臣得到满清政府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而中国政府就美国内战采取的行动可能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卷入与中国无关的国际事务的一个重要行动。尽管迄今为止很少有历史学家注意到这一段中美关系中的特殊经历。

　　蒲安臣不仅为美国国家利益尽力，他也同时也为中国外交走向世界提供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帮助。美国人惠顿(Henry Wheaton)的《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被引入中国就是蒲安臣一手促成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这是中国官方出版的第一部重要外交著作。早在1863年，当中国政府在同列强打交道捉襟见肘、进退失据之时，它意识到需要对西方外交及国际法有所了解。为此，署理总理衙门事务的军机大臣文祥询问蒲安臣是否可以介绍一两部权威的国际法书籍供中国参考。蒲安臣立即推荐了惠顿的书，并安排美国人丁韪良(W. A. P. Martin)着手翻译事宜。该书最终由中国政府官方出资翻译出版。并由署理总理衙门事务的另一位重要官员曾官至户部尚书的董恂为中文版写序及推荐。1865年此书出版后甚至被正式进献中国皇帝。为表示感谢，译者丁韪良还慎重的将此书题献给蒲安臣。该书成为中国了解西方国际法及外交的第一部入门书。后来这本书还被引入日本，对日本近代外交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蒲安臣也是把中国学者官员徐继畬所撰的《瀛环志略》一书介绍给美国的人。徐在此书中称华盛顿为一代伟人。为表彰徐在中国传播美国之功，通过蒲安臣的安排，美国国务院特赠华盛顿正式肖像给徐继畬。如果中国人访问位于美国首都的华盛顿纪念碑，应该去读一下刻在此石碑之上的徐继畬所撰《华盛顿颂》。美国人把一个19世纪中国官员的文字刻在其国父纪念碑，同华盛顿英名一样万古长存，应该说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共享历史的一段佳话。美国著名诗人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的《人生颂》(A PSALM OF LIFE)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其中也有蒲安臣的影响。朗费罗曾任哈佛大学教授。其《人生颂》曾风行一时，充分展示美国人乐观好胜的民族性。蒲安臣曾写信给朗费罗，告诉他其《人生颂》先由英国外交官兼汉学家威妥玛(Thomas Wade)翻译成中文，然后总理衙门的高级官员董恂将其进一步润色，并写在一幅扇子上。董恂在1865年请蒲安臣将作为他友好象征的扇幅交给朗费罗。朗费罗收到礼物后非常感激，特请蒲安臣代他向中国官员致意。蒲安臣后来写信给朗费罗，详细描述董恂收到朗费罗友好信息后的高兴情景。《人生颂》可能是第一篇被翻译成中文的美国文学作品，美国外交官蒲安臣并以此为契机将中国官员与美国作者联系起来。其文化交流意义极其重要。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很少有人意识到蒲安臣牵线搭桥之功。更无人把《人生颂》的传入中国同中美之间的“共享的历史”联系在一起。

　　蒲安臣的所做所为无疑给当时在外交及政治上十分保守的中国官场留下了深刻印象。董恂明显很喜欢和欣赏蒲安臣，曾多次为蒲安臣写诗，称其为中国的朋友，希望他为中国出谋划策及服务。由此可见，1867年11月12日当蒲安臣准备辞职并开始向总理衙门辞行时，总理衙门看上去似乎一时心血来潮，突然任命他为中国使臣，而且蒲安臣立即接受就不难理解了。实际上，总理衙门任命蒲安臣为中国使臣并非贸然之举，而是精心策划和设计的结果。英国驻华公使就向伦敦报告总理衙门为此安排所做的多次试探。1868年初，蒲安臣尽管对来自中国皇帝任命书的每一个字都不认识，他带领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外交使团开始了为中国走向近代世界的不凡之旅。学术界对此后的故事似乎已很熟悉，这里毋庸赘述。但作为使臣的蒲安臣对中美两国关系的重要贡献及影响迄今为止，并未得到中外学术界的充分理解，本文特此予以强调。其一，在当时国门未开的岁月，蒲安臣是中国可能找到的最好代言人。蒲安臣作为受人尊敬的美国政客，他所带领的中国使团在美国受到极高礼遇。如美国参众两院联合接见使团，总统会见，白宫宴请。使团从西海岸到东海岸，所到之处，政界、学界、商界争相邀请，从而使中国的声音、中国的诉求，通过蒲安臣广泛传达到美国各界。美国一些主流媒体也大量正面报道。马克·吐温甚至几次撰稿，介绍使团及中国的理念。其二，尽管直到今天仍有争议，但蒲安臣通过《蒲安臣条约》为中国争取到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须知当时对中国不友好的排华声浪在美国朝野普遍泛滥。但细读《蒲安臣条约》，我们可以看到它以条约形式规定中美两国人民可以自由往来、经商、学习，两国人民在中美两国均享受平等待遇。此一条约在相当大程度上推迟了美国通过排华法案十几年。同时也正是《蒲安臣条约》，为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留学潮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没有蒲安臣及其在美国的巨大人脉及影响，我们很难想象中国使团能够取得这一巨大外交成果。使团的中方官员志刚和孙家谷直接参与了《蒲安臣条约》的谈判，并不时翻阅他们随身所带的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公法》作为谈判参考。志刚和孙家谷不算一代外交家，可谓谨小慎微，缺乏世界眼光，但他们一致告诉清政府，《蒲安臣条约》里的所有条款对中国都是有利的，并认为该约应成为中国以后需签条约的范例。第三，蒲安臣为了中国得到西方公正的对待，可谓不遗余力，呕心沥血、禅精竭虑，并最终在49岁英年死在中国使臣任上。换句话说，他是为了中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1870年2月当使团到达俄国圣彼得堡时，蒲安臣因劳累过度，病得越来越厉害。志刚写道，即使在临终之际，蒲安臣仍一心惦记着与俄国的谈判，担心他有辱中国使命。1870年2月23日，蒲安臣作为中国使臣，逝世于俄国圣彼得堡。获悉蒲安臣逝世后，清政府封其为正一品大臣，并给抚恤金一万两，丧葬费六千两。蒲安臣及其生平因而成为中美两国共享的历史之重要一章。

　　由蒲安臣引起的中美两国这一段特殊的共同经历，对欧洲列强形成强大冲力。一方面美国人通过《蒲安臣条约》向中国人及世人展示了美国对华友好及新外交的一面，同时也给欧洲列强造成道义上处于劣势的不利压力。显然，他们不想对中国平等相待，不想放弃其在中国的巨大利益。在中国拥有巨大利益的英国对《蒲安臣条约》及中美由此形成的共同经历如鲠在喉，极其恼怒。他们甚至公开抱怨为什么是美国人蒲安臣而不是英国人成为中国的使臣。英国《泰晤士报》在一篇文章中谴责蒲安臣使团及条约体现的中美友好一面，系中美利益共同体(原文为“Americo-Chinese”)的具体体现。换句话说，当2007年在哈佛任教的英国保守历史学家Niall Ferguson自称发明了“Chinmerica”来描述中美相互依存的关系时，其可能不知道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英国人即已创造了这一名词了。当然，我们不否认美国政府利用蒲安臣及《蒲安臣条约》作为武器向欧洲老牌列强为代表的国际体系发起旁敲侧击式的外交战，但同时我们不应该就此否定中国人明显是美国这一政策的巨大受益者这一事实。

　　清政府尽管对蒲安臣使团及其条约的重要意义及影响缺乏深刻认识，但它毕竟对使团表示满意，称“劳使臣所以柔远人也。” 诚然，蒲安臣毕竟是一个美国人，他代表的核心利益是美国利益，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当时的美国利益与中国利益在相当程度上是重叠的。因而给了蒲安臣为两国利益服务的一个历史契机。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即可以更好地理解此一观点。20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在蒲安臣使团出使大约一个世纪后，力挽狂澜，展开中美之间破冰之旅，利用乒乓外交政策改善中美关系，从而以小球转动大球，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为之一变。毛泽东和尼克松明显代表各自利益，但他们的杰出外交在中美关系中举足轻重。如果说今天的中国人因为尼克松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而称其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话，那么蒲安臣则完全可以称之为中国人民的真正的老朋友!

　　(三)重新解读中美共享历史的个案之二：清季留学浪潮及留美幼童

　　前面提到，蒲安臣在中美共同经历和共享的历史中的贡献还在于他在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浪潮中起到的重要作用。1872-1881年期间的120位中国幼童来到美国学习成为中美两国人民在共享的历史中的另一个重要篇章。中国近代官派留学的最早一位重要推动者为容闳。容闳本人实为美国教育的产物。他是中国最早毕业于美国名牌大学的第一人。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他一直有志于让更多的中国人能够步其后尘到美国学习。但他这一想法直到1871年才为洋务运动首领曾国藩及李鸿章所接受。曾、李二人当时意识到中国如要振兴，必须要向洋人学习。如前所述，19世纪的美国并非先进大国，论国力不如英国，论高等教育更远远落后欧洲及英国的大学。但最终为什么中国的第一个官方留学生团是派往美国呢?第一，当然是当时已入美国籍后来并娶美国人为妻的容闳的作用，没有他的努力及大力推动美国留学，此事恐怕一时难以成行。第二，更重要的就是《蒲安臣条约》。该条约的第7款明文写道中美两国之民可以享受彼此教育的自由。换句话说，该约以法律形式保障中国学子到美国学习的权利。第三，也如前面所提到的，中美两国历史上一度相互信任及一些共同的经历也是促成中国近代第一个到国外留学的官方团体得以到美国而非欧洲国家留学的重要原因。的确，同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当时对美国更具好感，美国政府及驻华使节也一再大力促成此事。

　　自1872年到1875年间，共有120位中国幼童来到美国。展开中国人从那时起迄今方兴未艾的留学之旅。到1881年幼童被提前召回国时，尽管有些人甚至尚未从美国高中毕业，但他们的人生从此奠定。更有甚者，他们的人生历程从此更与中国的命运密切相连。换言之，他们的留学史，就是一部中美两国共同经历的历史。美国人用他们的教育、文明理念影响了他们。他们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及各种观念影响了中国。最初那些全部出身平民百姓之家的幼童出国时穿着马褂，留着中国男子当时特有的长辫，大多英语仅仅入门。但短短几年，他们用自己的智慧，优异的表现，及聪明好学的品质，在美国人面前展现出一个崭新的中国人形象。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在各方面崭露头角。如蔡廷干到美国不到一年即以漂亮的英文书法在比赛中击败美国同学。梁敦彦在1878年以其关于俄国侵略行径的题目发表高中毕业演讲，赢得极高荣誉，被美国媒体描述为辩论“雄狮”。另一位幼童黄开甲也以其出色的英文辩才在美国同学中备受称赞。他的一位美国同学称，“此人可以在熟睡中被摇醒后不加准备立刻发表一篇很好的演说”(“He could make a fine speech when shaken from a sound slumber withouta moment’s notice”)。幼童们甚至在极短的时间内学会美国棒球，并组织自己的棒球队，且取得很好的战绩。前面提到的以演说闻名的梁敦彦也是优秀的棒球手及美式橄榄球手。当时自行车刚刚发明，中国学生吴仰曾是美国康州Hartford中学最先拥有自行车的人。当许多美国人对自行车尚感到非常陌生时，吴仰曾已骑着他心爱的自行车到处跑。钟文耀生于1860年，个头极小。当他被耶鲁大学录取时，只有5英尺2英寸高。但在耶鲁，他是响当当的名人，深受耶鲁人爱戴。原因是他不仅成绩好，更重要的是他是耶鲁帆船队的号令员(coxswain)。作为一个号令员，他必须激励队员全力以赴比赛。为了鼓励队员奋力拚搏，号令员必须经常用脏话骂人。但钟文耀不习惯用脏话。尽管如此，在他的带领下，耶鲁帆船队在1880年破天荒击败了老对手哈佛大学队。此前两队比赛通常是哈佛取胜的。钟文耀的取胜之道在于他对水流及航路极其熟悉，适时因势利导，激励有加，因而能够带领队友取得胜利。

　　除了运动天赋外，幼童在学习成绩方面大都取得骄人的成绩，以致在1876年在美国费城举行的国际博览会上，中国幼童被主办单位邀请与会，以便向博览会展示其出众的才华，并且得到美国总统格兰特(Ulysses S. Grant)的接见。幼童无疑成为博览会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幼童的作文、书法及其出众才华都一一展示出来。一位美国学者最近写道，由于幼童的出现，迫使一些美国人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其前途还是有希望的。幼童本身成为中国人在博览会的最好代表及代言人。当时的幼童同学，后来成为耶鲁大学著名英语学者的William Lyon Phelps在其自传中回忆道，中国的同学举止优雅，才华出众，甚至在舞会上也胜美国男同学一筹，成为女同学的邀请对象。到1881年幼童留学美国的事业主要因为国内保守势力的反对，加上美国日益扩大的排华浪潮而被腰斩时，43位幼童已进入美国大学。但其中只有詹天佑、欧阳庚、曾朴来得及毕业。43位进入大学读书的幼童中，20位进入容闳的母校耶鲁大学，其他则进入哈佛、麻省理工学院或哥伦比亚等名校。如不被提前召回的话，大概所有幼童都可以考上美国的优秀大学。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当时能够上大学的美国人可谓凤毛麟角。

　　当获悉中国政府提前召回幼童时，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著名作家马克·吐温、耶鲁大学校长等众多美国政界及教育界人士深表惋惜。他们致函李鸿章，希望不要召回幼童。他们指出幼童已取得了重大进步，假以时日，他们的学业会更精进，将来对中国的贡献会更大。《纽约时报》就幼童提前被召回发表文章说，幼童在美国所取得的进步“应该足以成为全中国的骄傲”。他们的留美事业，尽管被缩短，仍是“非常成功”。如果说幼童在美国的表现让美国人啧啧称赞的话，他们回国后的表现更是让世人惊奇。120位送到美国的幼童中，至少有两位因病死在美国，大概有7人因健康及其他原因被提前送回国。约有6位最终留在美国。这些留在美国的幼童中有李恩富，他曾在美国出版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这是中国人在美国发表的较早有影响的英文著作。在这部书中，李向美国人介绍中国的风土人情、文化、食品、教育及宗教等。另一幼童荣揆后来也留在美国，最终同美国人结婚，并服务于中国在美国的外交机构。还有一位留在美国的幼童张康仁成为美国第一位华人执业律师。不过他后来最终还是回到祖国。这些选择留在美国的幼童当然成为中美共同经历的历史之重要一部分。他们或用笔，或用专业知识，或为外交服务等方方面面去促进中美间相互了解，成为最早一批开拓者。

　　那些回国服务的幼童们的巨大贡献尤其令人瞩目。在1884年中法战争中，参与作战的中国6艘舰艇的指挥官均为留美幼童出身。还有更多幼童成为炮手。如“扬武号”舰上就有5名留美幼童出身的炮手。在甲午战争中，更多被召回的留美幼童参加战斗，其中5名战死。留美回国的詹天佑则成为中国著名铁路工程师和京张铁路的设计者。此外不少幼童成为中国采矿业、电报业，以及教育界、外交界甚至政界的要人及先驱。如民国第一位总理唐绍仪即为当年的留美幼童。留美幼童中后来有两位担任外交部长，两位成为中国驻外资深外交官。蔡廷干成为海军上将，后来更在民国政治中呼风唤雨，发挥很大影响。他还致力于古诗英译及道德经研究。他翻译的中国古诗于1932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可能是中国人自己翻译并在美国优秀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中国古诗集。留美幼童梁诚后来成为驻美公使，在任期间成功说服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以用于教育中国学生。清华大学就是利用庚款兴建的。一代学人如胡适、杨振宁、钱学森等都是受惠于庚款的留学生。留美幼童中的唐国安、蔡绍基后成为中国大学校长。唐为清华学校校长，蔡为北洋大学校长，周寿臣则成为香港华人领袖。梁诚及周寿臣因在香港贡献卓著，被英国政府封为爵士。丁崇吉，那位在哈佛大学只念了一年书即被召回的学生，后来成为中国海关的副关长，成为升到此高位的第一位中国人。这些留美幼童回国后不仅在各自的岗位上继续用自己从美国学来的知识及人生阅历为中国服务，参与谱写中美两国人民共同经历的历史，其中许多人终生同美国的寄宿家庭、美国朋友保持密切联系。

　　幼童们的独特经历及巨大成就得到学术界的不少关注，研究成果丰硕。如美国学者EdwardRhoads在其新著中称中国政府送幼童出国为“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Step forth into theworld”)。另一本美国人撰写的新书称幼童为“中国的幸运儿”(“China’s fortunate sons”)。中国学者近年来也出版了不少佳作。但所有著作中几乎无人注意到留美幼童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们是中美两国人民共享历史的重要部分。并因此成为迄今方兴未艾的中国出国潮的先驱和杰出代表。研究他们在中美共同经历的背景不仅有重大学术价值，更对未来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一百多年前，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Edmund James 在其1906写给美国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的备忘录中指出，“能够成功教育中国这一代年轻人的国家必将会通过自己付出的努力会在中国收获到道义上、学术上和商业影响诸方面的极大回报。”显然，美国人一直希望美国就是这个国家并长期把中国人在美留学事业纳入其扩大在华影响的重要举措来考量。但中国人同样也可以利用在美留学来了解和影响美国和美国人的有效手段。无疑，中国人的留学事业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必然更是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的共同参与和经历的旅程。而留美幼童则是其中代表精彩和成功一章的响亮开篇。

　　(四) 简短的结论

　　纵观一部中美交往史，中美两国人民共享的经历及历史内容不少。除前述蒲安臣及幼童之外，1879年成为美国哈佛大学中文教师的中国人戈鲲化在美国的传奇人生，1913年经哈佛大学前校长Charles W. Eliot的努力，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推荐，哥伦比亚大学的支持，古德诺(Frank Goodnow)得以成为刚刚走向共和的中国政府制定一部现代宪法的顾问的经历等，都属中美共享历史的精彩章节。美国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在中国的五四运动期间从1919年五月初到1921年七月，在中国逗留两年多，亲身力行和直接参与及影响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在此期间，他通过在中国的大量演讲，并经常为美国主流媒体及报刊撰写文章，向美国读者介绍中国人的声音及诉求，成为五四时代在中国的“科学”和“民主”两大“先生”的具体化身及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使者。杜威的经历无疑也是中美两国共享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两国为同一阵营的盟友，对国际格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分享着共同利益及追求。凡此种种，当然更是中美两国人民共享历史中的不凡经历。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分析更多案例。希望通过上述一个人案例 (美国人蒲安臣)和一团体个例(120个留美幼童)的分析和研究可足以展示中美关系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及方法，并能够说明“共享的历史”及“共同的旅程”在中美两国人民交往中的重要意义。“分享的历史”(shared history)研究方法主要有下述几个特点：其一，该范式的核心是“分享”，及着眼于两国人民共同的历程及追求。其二，侧重文化范畴。本文所分析的两个案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此一特质。蒲安臣所强调并代表的中美两种文明因素及留美幼童的人生经历均属广义上的文化领域。其三，强调个人及非政府机构的作用。换句话说，“共享的历史”方法同近年来在美国得到广泛注意的国际史方法(transnational/international history)可谓相得益彰， 甚至可以说是由国际史方法的进一步发展而来。正如本人在别处指出，国际史是一种全新的史学方法。其追求及旨趣就是要跨学科、踏国别、兼容并包、融会贯通。国际史研究方法既可以运用于国别史如中国史、美国史或世界史，也可以用于微观研究。国际史虽然仍在起步及不断完善及发展中，但它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彻底打破现今历史研究中的“民族-国家”约束。国际史以整个国际体系甚至文化背景为参照系。第二，强调非政治，非“民族-国家”因素之作用及影响。如非政府机构(NGO)，竞技体育，瘟疫等在人类进步及历史进程的作用。第三，强调多国档案研究。全球视野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多国档案及多种资料的应用。所以多国档案、多国多种不同资料的运用是国际史的一个重要特质。第四，国际史强调“自下而上”(bottom-up)的方法，而非如传统的外交史，政治史着重大人物、政府层面的决策。“文化”因素，“弱势群体”，人类共同的追求等常成为国际史研究的突破口。“共享的历史”方法可以说是国际史方法的的进一步提升和在中美关系史研究领域的具体实践。

　　用“共享的历史”方法来重新检视中美关系史，不仅是学术上的重大突破，让我们得以在研究中美关系方面另辟蹊径，可以读到一部全新的与众不同的和见解独到的中美关系史，更重要的是，这一方法及视野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过去，并提供中美两国人民共同谱写和谐未来关系的重要历史借鉴。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继往开来”。“共同的历史”方法可能可以帮助我们实现“继往开来”的目标。哈佛大学著名历史学家Ernest R. May 曾经写道，一段中美关系史一度是中美两国“相互滥用”(“mutualexploitation”)的历史。现在应该是由冲突过渡到合作的时候了。他预测中美之间的合作会逐渐成为两国关系的主旋律。May指出，“我们对[中美之间]的冲突史知之甚多，但对两国之间的过去合作以及未来合作前景知之甚少。” May显然寄望于新一代学者能找出一个新的解释模式，帮助我们了解中美之间的过去合作及探讨未来继续合作的可能。本文提倡的共享的历史方法有可能将已在2009年不幸辞世的May教授的期望变成事实。因为“共享的历史”方法着眼求同存异，强调合作而非冲突的历史。

来源时间：2015/6/23   发布时间：2015/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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