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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称侦察气球“误入”美国，真相恐怕没那么简单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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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2/2023

作者：斯洋来源：美国之音

在美国国防部表示在美国领空发现中国的高空侦察气球之后，中国承认飞行物属于中国，并表示“对飞艇因不可抗力误入美国表示遗憾”。美国专家怀疑“误入”说法，建议美国军方确认飞行物的真实用途。与此同时，高空气球事件让业已紧张的美中关系雪上加霜，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hony Blinken)决定推迟预定的访华计划。

美国人不相信气球“误入”美国

对中国侦察气球进入美国领空事件，2月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承认气球来自中国，但是属于民用性质，并表示，“受西风带影响，且自身控制能力有限，该飞艇严重偏离预定航线。中方对飞艇因不可抗力误入美国表示遗憾。中方将继续同美方保持沟通，妥善处理这次因不可抗力导致的意外情况。”

中国媒体也铺天盖地报道了这个说法，但是美国人并不买账。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空军准将帕特里克·莱德(Patrick Ryder)华盛顿时间星期五(2月3日)中午在记者会上说，“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侦察气球……我们也知道，这侵犯了美国领空并违反了国际法。这是不可接受的。”

他拒绝给出气球的具体位置，但表示，气球已经离开蒙大拿向东移动，位于北美的中间地带。他还说，美国防空系统将继续严密监视气球的去向并调整选项。五角大楼星期四说，由于担心对地面人员造成伤害，五角大楼决定不将其击落。

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马可·鲁比奥(Rep. Marco Rubio, R-FL)星期五针对中方的回应进行批评：

“这看起来好傻。都21世纪了，他们认为自己否认几句就可以逃脱责任。说什么‘好吧，我们并不想让它飞到那里，它只是一个气球。谁知道气球会怎么样的?’这实际上是不准确的。这些东西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操作的。我的意思是，它们不像无人驾驶机、无人飞机或飞机那样精确，但它们是可操纵的。他们通常可以知道他们要去哪里。我的意思是，它没有飞到旅游景点。它飞越了西北，飞越了蒙大拿州，那里有洲际导弹运营基地。”

鲁比奥说，中国不得不承认那是自己的飞行物也是因为北京知道他们瞒不了。他还认为，中国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访北京前让这个气球事件发生并不偶然。他说：“他们总是做这样的事情来羞辱对手，投射力量并发出信息。”

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政治和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魏茨(Richard Weitz)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可能借此告诉美国，自己也有力量在美国本土收集情报。

“(中国的)动机有点不太明确。至少，中国想收集有关敏感地点的信息，而且大概他们不能仅靠卫星来做到这一点;他们认为气球会给他们额外的信息，或者他们希望我们看到它。如你所知，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抱怨美国船只和飞机接近中国领土进行监视，也许这是他们(中国)表明他们可以对(美国)这么做。”

蒙大拿州人口稀少，不仅有马姆斯卓空军基地(Malmstrom Air Force Base)，也有全美仅有的三个核导弹发射井之一。美国军方官员还说，气球出现在美国蒙大拿州比林斯市之前，飞越了阿拉斯加的阿留申群岛和加拿大。

加拿大星期五表示，它正在监测飞进美国领空的侦察气球，加拿大正与美国紧密合作，以“保护加拿大的敏感信息免受外国情报威胁”。

中国不是第一次使用高空间谍气球

美国官员还说，这并不是第一次中国向美国大陆上空派遣了监视气球。专家们相信，美国这次披露也许是新的战略。

哈德逊研究所的魏茨：“也许这是美国披露情报的新战略。我们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就已经看到了。拜登政府当时发布很多情报。我们知道俄罗斯人会这样做。我们知道俄罗斯人会这样做。也许这次的决定和那次一样，让大家注意到中国人的间谍活动。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海战与先进技术高级研究员布伦特·萨德勒(Brent Sadler)认为，政府以前对此保持沉默，可能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现在消息已经出来，政府有责任告诉公众它的行动，“但是也要注意不要过度地泄露技术方面的能力。”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近年来，日本上空也出现了高空气球，包括2020年在日本东北地区也发现了高空气球，其下方悬挂着一个十字形物体。日本防卫大臣当时表示，气球正受到严密监视。

高空气球能用于追踪高超音速武器

间谍卫星、侦察飞行、高空气球都是常见的间谍手段，高空气球的使用更是从二战和冷战时就被使用过。

专家们说，虽然在收集情报上，高空气球相对于间谍卫星算是“次优”选项，但是，它也有其他的好处。它们可以在一个地点“逗留”更多的时间–移动得更慢，可以更长时间地监视特定区域，而且不像难以隐藏的间谍卫星那样可以容易触发美国的反应。除此之外，高空气球的造价也相对低廉。

美国Politico杂志去年报道，美国国防部正悄悄地将能够在6万到9万英尺高空飞行的气球装置添加到广泛的监视网络中，最终可用于跟踪高超音速武器。

几十年来，包括Aerostar在内的美国公司一直在为寻求通信和监视平台的军事和商业用户开发高空气球，特别是在缺乏卫星覆盖的地区。据报道，五角大楼的国防创新部门已与Aerostar签订合同，以探索军事应用。这家总部位于南达科他州苏福尔斯的公司表示，其气球可以在原地停留数周甚至数月，使用太阳能电池板为机载电池充电。

气球引发的后续危机

气球事件之后，美国立即向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和北京提出抗议，反对这样的情报收集手段。星期五，布林肯已经确定推迟访华计划。

白宫发言人卡琳·让-皮埃尔星期五表示，布林肯国务卿推迟访华与气球事件有关。拜登总统和国务卿都认为，此刻访华是不合适的。

“我可以说，这与国务卿布林肯推迟中国行有关。拜登总统同意国务卿不启程访华的决定。大家一致认为在这个时候访华是不合适的。我们知道中国对此表示遗憾，但这个气球出现在我们的领空，这显然侵犯了我们的主权，违反了国际法。这件事的发生是不可接受的。”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星期五说，布林肯国务卿当天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通话，向他转达说，有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高空侦察气球目前位于美国领空，布林肯此时不会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

普赖斯说：“国务卿转达说，他曾计划访问北京，以对拜登总统和习主席11月在巴厘达成的议程展开后续工作。国务卿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遗憾声明，但是他表示，这是一次不负责任的行为，明确违反了美国的主权和国际法，破坏了出访目的。”

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 亚太安全研究主任帕特里克·克罗宁(Patrick M. Cronin) 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派出侦察气球来搜集洲际弹道导弹基地和其他战略基地信息的做法，是“奇怪笨拙的行为”(bizarrely clumsy act)。他呼吁美国政府应分析其背后原因，并准备好做出适当精准的回应。

美国国会共和党人也认为高空气球事件是对“美国主权的侵犯”。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House Speaker Kevin McCarthy, R-CA)星期四晚上发推，要求拜登政府向国会“八人帮”提供简报。“八人帮”是美国国会中有权听取行政部门机密情报简报的议员的俗称，成员包括参众两院及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的领袖。麦卡锡这个星期还警告中国，如果他愿意，中国不能阻止他访问台湾。

麦卡锡说：“中国公然无视美国主权是一种破坏稳定的行为，必须加以解决，拜登总统不能保持沉默。”

美国会参议员鲁比奥说，这件事应该让美国人醒悟和理解中国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地缘政治竞争者和对手。“他们实际上是比苏联更大更强的对手，苏联是一个军事超级大国，但不是工业、技术或经济大国。”

他说，这个世纪接下来的时间将由美中以及两国间的战略竞争来决定，而美国“需要根据这一现实，重新调整我们在这个国家所做的一切。”

(美国之音记者林枫、莫雨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时间：2023/2/4 发布时间：20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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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空侦察气球入侵美国领空“不可接受”，布林肯因此推迟对北京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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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2/2023

作者：松仁来源：美国之音

原定星期五(2月3日)晚启程前往北京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五上午突然决定推迟这次访问，因为一个中国高空侦察气球入侵美国领空这件事情“明显侵犯”了美国主权。

“经过与跨部会伙伴以及国会的磋商，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布林肯国务卿在目前这个时间点前往中国访问并不合适，”美国国务院一位资深官员告诉记者。

“我们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明表达了遗憾，但是这个气球闯入我们的领空明显侵犯了我们的主权及违反了国际法。这种情况的发生是不可接受的，”这位官员说。

“国务卿今天上午稍早向中共的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这次访问需要推迟。但是国务卿表明他计划在条件允许的最早时间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

美国广播公司(ABC)稍早引述一位不具名美国官员的话说，布林肯不愿取消这次访问，从而过分夸大这一事件，但他又不愿意让气球事件主导他与中方官员的会谈。

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承认一艘用于气象等科研的中国“民用”无人飞艇，由于受西风影响，且自身控制能力有限，“严重偏离预定航线”。

“中方对飞艇因不可抗力误入美国表示遗憾。中方将继续同美方保持沟通，妥善处理这次因不可抗力导致的意外情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以答记者问的方式发表的声明说。

但是中国官方发表的声明并未平息气球事件在华盛顿引发的政治风暴。

五角大楼星期四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追踪一个在美国大陆上空飞行的高空侦察气球，该气球“在远高于商业飞行高度的空中飞行，但是对地面上的人不构成军事或身体威胁”。

美国军方领导人曾经考虑将气球击落，但是这一建议遭到拜登总统的否决，他担心被击落气球产生的碎片会对地面造成安全隐患。

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最新通报，这个气球星期五中午已经飞临美国大陆中部地区的上空。

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呼吁布林肯取消对中国的访问，而已经宣布将于明年再次角逐总统大位的前总统特朗普则在社媒上贴文，要求“击落气球”。

布林肯原定对北京的访问是拜登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11月巴厘岛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期间举行双边峰会时确定的。双方希望稳定两国关系的人都对布林肯这次访问寄予厚望，因为这毕竟是美国国务卿2017年来首次访华。

拜登总统星期五上午在致辞谈论经济时，忽略了有关气球的提问。

路透社引述美国前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Daniel Russel)的话说，他完全看不出取消布林肯对中国访问的战略意涵。

“美国与中国人有很多远大于一个侦察气球的难题要解决，失去这样一次高层交往的机会将让为两国关系铺设底线的努力受挫，”拉塞尔说。

来源时间：2023/2/4 发布时间：20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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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埃默里大学博尔顿教授谈美国国会政治现状

采访

《中美印象》转发

03/02/2023

作者：博尔顿-译者：j-zhou
2023-02-03

1月7日凌晨，代表加利福尼亚州第20国会选区的众议员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终于获得50%加1的选票，成为美国众议院第55任议长。这次选举共经过15轮投票，是美国国会众议院164年以来耗时最长的选举。为了获得足够的选票，麦卡锡与共和党内部极端保守的一翼反复谈判，并作出巨大让步。为了更好地了解美国国会的政治生态及其对美中关系的影响，我采访了埃默里大学政治学教授亚历山大·博尔顿（Dr. Alexander Bolton）。

博尔顿是埃默里大学政治学教授，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总统、国会议员和其他政治代理人如何维持官僚控制和影响政策制定，著有Checks in the Balance: Legislative Capacity and the Dynamics of Executive Pow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Gridlock, Bureaucratic Control, and Non-Statutory Policymaking in Congres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22)、“Legislative Constraints, Ideological Conflict, and the Timing of Executive Unilateralism”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2022) 等英文专著。

以下是英文采访的中文翻译：

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后，共和党在众议院拥有222个席位，而民主党拥有213个。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多数优势有多大？这将如何影响民主党在未来两年的立法目标？

博尔顿：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多数优势很小，但在过去几十年中，微弱多数在众议院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作为比较，在2020年的大选中，民主党在众议院也同样获取了222个席位。

这些微弱的多数优势对政党领导人构成了挑战，如果他们想要通过任何立法，就必须在议会中赢得多数席位。这也使少数党在立法方面的合作动力减弱，因为如果他们认为自己有可能在下一次选举中夺回多数席位，他们就会避免让多数党在立法上“获胜”。

共和党对众议院的控制将严重阻碍民主党和拜登政府的立法雄心。任何立法都需要得到参众两院共和党的批准才能通过。在上一届国会，民主党可以利用协调（reconciliation）等程序绕过参议院的共和党，《2022年降低通胀法》就是这样获得通过的。由于共和党目前控制着众议院的议事日程，民主党在未来通过有争议的立法方面不能做同样的事情。

共和党众议员凯文·麦卡锡在经过15轮投票和对极右翼保守派议员做出一系列关键让步后，终于当选众议院议长。您能否谈谈你对麦卡锡当选议长的见解？

博尔顿：已经有一个多世纪没有议长候选人在第一轮投票中无法当选的事情，因此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事件。这次议长竞选反映了共和党核心的内部分歧。一部分议员似乎对麦卡锡个人不信任，可能永远不会投他的票。然而，另一部分议员则利用共和党的微弱多数优势，迫使麦卡锡做出让步，以换取他们的选票，从而推进他们自己的政治和政策。

我们目前还不知道所有的幕后“交易”，但一些谈判已经被媒体上公开报道。例如，由共和党一些最保守的成员组成的“自由党团”，现在将在众议院规则委员会中拥有更多的代表权，在那里他们可以影响在众议院审议的法案和修正案的议程。麦卡锡的另一个关键让步是，允许任何共和党成员提出“罢黜议长的动议”，如果众议院大多数成员同意该动议（这只需要少数共和党人倒戈），就可以有效地罢免麦卡锡。这些让步会在政策进程中增强保守议员的影响，并削弱麦卡锡议长对立法程序的控制。

众议院共和党未能团结一致支持麦卡锡竞选议长，这是否预示着共和党将在执政过程中面临困难? 在您看来，美国民主何去何从? 这是“后特朗普时代”的现象吗?

博尔顿：此次议长选举凸显了新共和党多数派的一些重要特征。首先，党团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意识形态分歧，在众议院应该如何运作的问题上也存在分歧。麦卡锡议长不得不做出重大让步，以获得反对者的选票，但这样做，他把大部分权力从领导层下放给了个别议员。

其次，有一小部分坚定的党团成员已经表明，他们会刻意阻挠立法议程，直到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而领导层已经表现出最终满足这些要求的意愿。我不禁认为，议长的选举向领导层展示了一个小团体在一个拥有微弱多数的共和党内可以拥有的权力，并使政策向他们的方向倾斜。他们很可能在各种大大小小的立法上使用这一权力，这可能会对政府拨款和债务上限等问题产生深远影响。此外，随着麦卡锡议长为赢得这个职位而做出的一系列程序性上的让步，他们的筹码也增加了。

当然，共和党的右翼并不是唯一拥有这种筹码的群体。共和党中较温和的派系是否会利用他们的选票来制定政策，这将是一件有趣的现象。例如，他们可以威胁与民主党合作，提交立法请愿书 (如果有大多数众议员签名，就可以绕过共和党控制的规则委员会，将法案提交给国会全体成员辩论)，或者如果他们认为立法将使政策向过于极端的方向转变，他们可以投票否决审议立法的程序。

综上所述，为了让他的党团以团结一致的方式推进立法，麦卡锡议长将需要管控分歧，以实现平衡。除此之外，他还需要与参议院的民主党和拜登总统进行谈判，以通过他们也能同意的立法，这对任何立法领袖来说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在治理方面，这些因素将导致在任何没有得到两党广泛支持的问题上出现僵局。不幸的是，在新一届国会将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上(例如，提高债务上限和为政府筹集资金)，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不同派系(至少到目前为止)已经表明了大相径庭的立场。这些问题需要加以管控，以避免重大的政策和经济灾难的发生。麦卡锡的议长职位能否经受住这种谈判的考验，还有待观察。

我不认为这纯粹是“后特朗普时代”的现象。类似的情况在奥巴马执政期间也曾出现过，当时共和党中的“茶党”在类似问题上(如：支出和债务上限)一直让众议院共和党议长约翰·博纳(John Boehner)感到不安。纵观历史，国会多数党经常存在深刻的意识形态和治理分歧，必须克服这些分歧才能治理国家。我们在当代所拥有的多数优势较小的政党和意识形态两极化的结合，加剧了这些问题。

在当选议长之后，麦卡锡表达了他适当的制衡才能使政府负责的信念:“我们的系统建立在制衡的基础上，是时候让[众议院]成为一种制衡，为总统的政策提供一些平衡”。与绍斯·特劳尔（Sharece Thrower）合作的《制衡: **立法能力和行政权力的动态》（Checks in the Balance: Legislative Capacity and the Dynamics of Executive Power）一书中，您探讨了“制衡是否足以约束雄心勃勃的行政人员”。一个分裂的国会——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和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对拜登总统的行政议程意味着什么**?

博尔顿：可能面临的立法僵局肯定会使拜登总统把注意力转移到利用行政部门打造政策上的胜利，这样他在竞选连任时就可以以此为基础进行竞选。行政命令或新的监管政策可以顶替依法治国的路径吗？我的研究表明，这种方法所能达到的政策效果是有限的。

一般来说，当总统和行政机构在国会面临反对时，他们不愿拓展其权力范围。尽管众议院的共和党不能单方面通过立法推翻他们所反对的行政行动，但新的行政措施往往需要资金来实施，在这种情况下，众议院的共和党将拥有重要的影响力。此外，如果拜登总统或其他行政人员在与共和党相反的方向上走得太远，他们手中有大量的工具可以迫使拜登政府付出政治代价。例如，即将上任的共和党在国会各个委员会的主席可以进行激进的监督，从而降低总统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并将行政机构和官员束缚在传票、书面证词和公开作证之中。他们也可以拒绝对拜登总统的政治议程至关重要的政策的立法。在极端情况下，他们甚至可以弹劾行政部门的官员。很多共和党议员已经要求弹劾国土安全部部长亚历杭德罗·马约尔卡斯（Alejandro Mayorkas）。出于这些原因，即使总统和行政机构有很多办法去“绕过”国会，在国会多数人反对的情况下推行单边政策制定，但他们在实践中往往谨小慎微，因为这样的作法和可能“阻挠”他们未来与国会必须的合作。

除了国会阻挠之外，拜登总统和行政机构还需要考虑他们的行动是否会在联邦法院站得住脚，毕竟在特朗普政府之后，联邦法院有明显的保守主义倾向。来自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一直在宣布拜登政府的行动非法，并对当代政治中行政权力的宪法范围提出质疑。因此，法院对单边政策的司法限制也是可能的。

目前，两极分化的国会似乎可以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一致：中国。自2021年初以来，美国政策制定者已提出约400项涉及中国的法案或决议。在您看来，目前两党在中国问题上的共识有多深？我们应该对新一届国会的中国政策有何预期？

博尔顿：我认为你引用的数据表明，两党的国会议员都对中国以及美国的对华政策感到担忧。这表现在众多的政策领域，包括贸易政策、情报、国防、经济安全、人权、技术政策等等。从本届国会的言论和行动可以清楚地看出，两党议员都将与中国的竞争视为美国未来面临的关键战略挑战。

上届国会多项涉华法案均以较大优势获得通过。例如，The 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P.L. 117-78）在众议院和参议院没有反对意见的情况下获得通过。此外，《2022年SBIR和STTR延长法案》（P.L. 117-183）有与中国有关的重要条款，它以415票通过了众议院，并获得参议院的一致通过。这清楚地表明，在国会中至少有一些领域存在两党对中国的共识。

在当选众议院议长后的首次演讲中，麦卡锡将“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列为美国面临的两大关键挑战之一（另一个是债务问题）。鉴于此，可以肯定地说，美中关系将是第118届国会关注的一个重要的话题。国会的议员担忧将如何转化为立法和官方政策仍有待观察。

可能出现的具体问题包括：在供应链的关键环节减少对中国生产的依赖；在美国运营有中国母公司的应用程序，如抖音；human rights，特别是在 Xinjiang 和 Tibet；美国公司为了在中国经营而愿意遵守中国的要求；COVID-19大流行病的起源和出现；贸易惯例；台湾政策；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影响；等等。

1月10日，美国众议院以365票赞成、65票反对组建了“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这是共和党控制众议院以来首次表决。关于这个委员会有哪些重要的信息需要了解？此外，麦卡锡议长在支持该决议时强调，“我向诸位保证和承诺，这不是一个具有党派性质的委员会。这将是一个具有两党性质的委员会”。情况真的会是这样吗？

博尔顿：这次投票显示出两党对中国政策的深切关注和担忧。该委员会将由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担任主席。尽管他非常保守，在中国问题上被称为“鹰派”，但他没有表现出计划将该委员会引向特别偏向党派的方向。该委员会没有“立法权”（ legislative jurisdiction ）；相反，其作用是调查问题并向众议院提供立法建议。这些建议的可信度，以及它们最终能否转化为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和拜登总统能够签署的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该委员会是否会以一种能让共和党和民主党达成某种共识的方式进行调查和审议。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投票支持该委员会的民主党众议员对其发展方向持保留态度。在关于设立该委员会的决议的辩论中，众议员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说，“我们很多人担心这个委员会会变成一个宣扬共和党阴谋论和党派谈话要点的委员会。我们不希望它成为一个长期仇视亚裔的地方。我们不能也不会容忍这种情况”。

我认为所有这些都表明，这个委员会在一些问题问题上有机会实现两党合作，但不能保证这种情况肯定发生。该委员会能否利用这一机会创造有意义的政策变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众议员加拉格尔的领导能力，以及他决定如何为该委员会制定议程。

美中关系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国会对台湾的立场。麦卡锡曾支持佩洛西访问台湾，并说他希望作为众议院议长也这么做。您认为麦卡锡访问台湾的可能性有多大?

博尔顿：此时此刻，麦卡锡议长访问台湾几乎已成定局。他去年支持佩洛西议长的访问，更何况所有报道都表明，他打算在不久的将来亲自前往。

Emory University’s Dr. Alex Bolton on the Current State of American Congressional Politics

On January 7th, Congressman Kevin McCarthy (R-Calif.) was elected as the nation’s 55th House speaker in a historic post-midnight vote. McCarthy ascended to victory after a 5-day revolt from ultraconservative legislators and a bitter 15-ballot floor fight, which resulted in McCarthy making concessions. To make sense of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U.S. congressional politic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U.S.-China relations, I spoke with Dr. Alexander D. Bolton,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Emory University.

Dr. Bolton studies Americ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with interests in how presidents, congresspeople, and other political agents maintain bureaucratic control and influence policymaking. His recent works include Checks in the Balance: Legislative Capacity and the Dynamics of Executive Pow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 “Gridlock, Bureaucratic Control, and Non-Statutory Policymaking in Congres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22), and “Legislative Constraints, Ideological Conflict, and the Timing of Executive Unilateralism”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2022). He received his PhD in political science from Princeton University.

After the 2022 U.S. midterm elections, the Republicans have 222 seats in the House while the Democrats have 213. How narrow is the Republican House majority? How will this impact the Democratic Party’s legislative goals over the next two years?

Dr. Bolton: The Republican House majority is narrow, but narrow majorities in the House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common over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By way of comparison, in the 2020 elections, Democrats also won 222 seats.

These slim majorities pose challenges for party leaders, who must rely on commanding the floor with a majority if they want to pass their agendas. It also gives minority parties less incentives to cooperate on legislation, because if they believe they might be able to reclaim the majority in the next elections, they want to avoid giving legislative “wins” to the majority party.

This change in partisan control of the House will seriously stymie the legislative ambitions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and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ny legislation will now need approval from Republicans in the House and the Senate to pass. In the last Congress, Democrats could use procedures like reconciliation to bypass Republicans in the Senate in order to enact bills like the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This option is off the table for passing party-line legislation now that Republicans control the agenda 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Republican Senator Kevin McCarthy secured his House speakership after 15 rounds of voting and a string of key concessions to far-right conservative lawmakers. Could you provide some insights into what went on behind the scenes in McCarthy’s speaker election?

Dr. Bolton: It has been a century since a candidate for Speaker has been unable to command a majority on the first ballot, so this was quite a remarkable event. The dynamics of this Speaker race reflected several fractures in the Republican caucus. Some members appeared to personally distrust Speaker McCarthy and were likely never to vote for him. Others, however, took advantage of the narrow Republican majority to extract concessions—that would advance their own political and policy causes—in exchange for their votes.

We don’t have a full public accounting yet of all the “deals” that were made behind closed doors for votes, but some have been publicly reported. The House Freedom Caucus, which is comprised of some of the most conservative members of the caucus, will now have greater representation on the House Rules Committee, where they can impact what bills and amendments are considered on the floor. Another key concession to the holdouts was to allow any Republican member to introduce a “motion to vacate the chair,” which could effectively depose Speaker McCarthy if a majority of the House agrees to the motion (which could occur with just a handful of Republican defections). Together, these types of concessions have the effect of empowering the holdout votes in the policy process moving forward and weakening Speaker McCarthy’s procedural control over the chamber.

Does the failure of House Republicans to unite around Kevin McCarthy for House Speaker foreshadow any specific difficulties Republicans will face in governing? What does this portend, in your view, about American democracy? Is this a post-Trump phenomenon?

Dr. Bolton: The election for Speaker highlighted some important features of the new Republican majority. First, the caucus is fractured, to some degree on ideological lines but also on how the House should be run. Speaker McCarthy had to made significant concessions to secure the holdouts’ votes, but in doing so he devolved a significant degree of power from the leadership to individual members.

Second, there is a small, but resolved, portion of the caucus that has demonstrated their willingness to obstruct until their demands are met. And the leadership has demonstrated the willingness to eventually meet those demands. I cannot help but think the speakership election demonstrated to those members the real power that a small group in a very narrow majority can have to bend policy in their direction. They will be tempted to use this power on all sorts of legislation, small and large, with potentially profound effects on issues like government funding and the debt ceiling. Moreover, their leverage has only increased with the set of procedural concessions made by Speaker McCarthy to win the position.

Of course, the right wing of the caucus is not the only set of members with this leverage. It will be interesting to see whether more moderate factions of the Republican caucus will use their votes to shape policies. They, for instance, can credibly threaten to team up with Democrats to use discharge petitions (which can bypass the Republican-run Rules Committee and bring bills to the floor if a majority of House members sign them) or vote down procedures for considering legislation if they feel it will shift policy in too extreme a direction.

Together this suggests that Speaker McCarthy will face a precarious balancing act in getting his caucus to advance legislation in a united way. On top of this, do not forget that he also needs to negotiate with Democrats in the Senate and President Biden to pass legislation that they can also agree to. This is a tall order for any legislative leader.

In terms of governance, all of this adds up to a recipe for gridlock on any issue that does not command wide bipartisan support. Unfortunately, on some of the major issues that the new Congress will confront (most notably, raising the debt ceiling and funding the government), the different factions of the Republican caucus and Democrats have staked out (at least as of now) wildly divergent positions. These will need to be reconciled to avert major policy and economic catastrophes. Whether McCarthy’s speakership can survive that negotiation remains to be seen.

I do not think this is a purely post-Trump phenomenon. Very recently, similar dynamics existed during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when the Tea Party Republicans were a constant source of agita for Speaker John Boehner on similar issues (most notably spending and the debt ceiling). Throughout history, congressional majorities have often had deep ideological and governing divisions that had to be overcome to govern. However, adding on top of this, the combination of marginal majorities and cross-party ideological polarization that we have in the contemporary moment exacerbates these issues.

After securing his speakership, McCarthy conveyed his belief in proper checks and balances to hold the government accountable: “it’s time for [the House] to be a check and provide some balance to the president’s policies.” In your book Checks in the Balance: Legislative Capacity and the Dynamics of Executive Power with Sharece Thrower, you explored whether “checks and balances [are] enough to constrain ambitious executives.” What does a divided Congress—with a Republican House and a Democratic Senate—mean for President Biden’s executive agenda?

Dr. Bolton: The legislative gridlock he is likely to face will certainly make it tempting for President Biden to shift his focus toward using the executive branch to create policy wins that he can campaign on if he runs for reelection. This might take the form of executive orders or new regulatory policies. However, my research and others suggest that there are limits to how much can be achieved with such an approach.

In general, presidents and agencies are reluctant to push the bounds of their authority when they face opposition in Congress. Even though Republicans in the House cannot unilaterally pass legislation to overturn executive actions they oppose, new executive actions often require funding to implement, and in that context House Republicans will have significant leverage. Moreover, if President Biden or other executive actors go too far in the view of the new Republican majority, they possess a wide arsenal of tools to impose political costs on the administration. For instance, incoming Republican committee chairs can pursue aggressive and contentious oversight that can diminish the president’s standing in the eyes of the public and tie up agencies and officials in subpoenas, depositions, and public testimony. They can refuse to take up legislation that is important to President Biden’s agenda. In the extreme, they can impeach officials in the executive branch. Substantial numbers of Republicans have already called for the impeachment of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Secretary Mayorkas. For these reasons, even though presidents and agencies have a lot of incentives to “go around” Congress and pursue unilateral policymaking when congressional majorities oppose them, they often in practice exercise considerable caution to avoid these types of sanction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poisoning the well” for future cooperation with Congress they will need.

On top of congressional sanctions, President Biden and executive agencies will also need to consider whether their actions will stand up in the federal courts, which—aft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have a distinctly conservative bent. Federal judges from the Supreme Court have not been reticent to nullify actions b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nd question the constitutional scope of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s. Thus, judicially-imposed limits on an aggressive unilateral policy also cannot be discounted.

At the moment, it appears that the polarized Congress can coalesce on one matter: China. Since early 2021, around 400 bills or resolutions concerning China have been put forward by American policymakers. In your view, how deep is the current bipartisan consensus on China? What should we expect from the new Congress on China policy?

Dr. Bolton: I think the statistics you cite suggest that members of Congress in both parties have concerns about China and US policy toward China. That manifests in a multitude of policy domains, including trade policy, intelligence, defense, economic security, human rights, technology policy, and more. It is clear from both the rhetoric and actions of the current Congress that members in both parties see competition with China as a key strategic challenge for the United States moving forward.

In the last Congress, several bills related to China passed by large margins. For example, the 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 (P.L. 117-78) passed without opposition in the House or the Senate. The 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 and Small Business Technology Transfer Act of 2022 (P.L. 117-183), which has important provisions related to China, passed the House with 415 votes and unanimously in the Senate. This makes it clear that there are at least some areas of bipartisan consensus on China in the Congress.

In his first speech after being elected Speaker, Kevin McCarthy identified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s one of the two critical challenges facing the United States (along with the debt). Given this, it is safe to say that US-China relations will be a frequent topic of deliberation in the 118th Congress. How these concerns will translate into legislation and official policy changes remains to be seen.

Specific issues that are likely to emerge include: lessening the reliance on Chinese production for vital aspects of the supply chain; the operation of apps with Chinese parent companies, such as TikTok, in the United States; human rights, particularly in the Xinjiang province and Tibet; US corporations’ willingness to comply with Chinese demands in order to operate in China; the origins and emergence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trade practices; Taiwan policy; Chinese influen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more.

On January 10th,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voted 365 to 65 in favor of creating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arking one of the first votes since the Republicans took control of the House. What is important to know about this committee on U.S.-China competition? Furthermore, Speaker McCarthy said in support of the resolution: “You have my word and my commitment. This is not a partisan committee. This will be a bipartisan committee.” Will this be the case?

Dr. Bolton: This vote is suggestive of the deep concerns across party lines about China policy. The committee will be chaired by Representative Mike Gallagher who, while very conservative and known for being a “hawk” on China issues, has not indicated that he intends to lead the panel in a particularly partisan direction. The committee does not have “legislative jurisdiction”; instead, its role is to investigate issues and report recommendations to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he credibility of those recommendations and whether they are ultimately translated into policy changes that the Democratic-controlled Senate and President Biden can sign onto will depend in part on whether the committee does investigate and deliberate in a manner that brings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to some consensus.

Notably, some Democrats voting in favor of the committee did so with some reservations about the direction it will go. During the debate on the resolution to create it, Rep. McGovern said, “many of us have concerns about this turning into a committee that focuses on pushing Republican conspiracy theories and partisan talking points. We certainly don’t want it to turn into a place that perpetuates anti-Asian hate. We cannot and will not tolerate that.”

To me, all this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an opportunity for bipartisanship on issues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mmittee but there’s no guarantee that it will emerge. Whether the committee can leverage these opportunities to create meaningful policy changes will depend in no small part on the leadership of Rep. Gallagher and how he decides to set the agenda for the panel.

One central issue in U.S.-China relations is the congressional position on Taiwan. McCarthy supported Pelosi’s visit to Taiwan and voiced his desire to do the same as Speaker of the House. In your estimation, what is the likelihood of McCarthy paying a visit to Taiwan?

Dr. Bolton: At this point, it is almost certain that Speaker McCarthy will visit Taiwan. He supported Speaker Pelosi’s trip last year, and all reporting suggests he intends to go himself in the relatively near future.

禁用TikTok会给美国带来更大的问题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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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2/2023

作者：GLENN S. GERSTELL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如果真在全美禁用TikTok，这款广受欢迎的中国视频应用所引发的国家安全担忧将立即得到解决。但这样的禁令最终可能导致我们的国家安全面临更大风险。而且，此举也回避了一个更宽泛的问题，即我国总体上并未解决民众对于数字生活中大量个人数据被收集的担忧，特别是这些数据还可能被外国竞争对手利用。

从谷歌到Twitter再到这份报纸，都在中国被禁。与其将这种不对等视为不公，我们更应认识到其中的象征意义：当美国能向世界展示自己是个开放民主国家的时候，美国就赢了。毫不奇怪，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禁用TikTok，在其他国家看来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我保护的行为并无太大区别。联邦政府是否可以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直接封杀一个重要的通讯平台，或者是否能对网络内容进行管控以清理虚假信息，也是不确定的事情。另一个政治问题则在于，TikTok在美国的约1亿粉丝是否允许该应用就这样被夺走。

反对TikTok的理由并不难找。联邦调查局和情报机构负责人担心，中国政府会迫使TikTok所有者字节跳动交出美国用户在该应用的海量个人信息，或者要求它传播虚假信息。

事实上，中国在2017年颁布的《国家情报法》要求中国企业必须提供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一切用户信息。TikTok收集用户信息的规模堪称惊人，比其他一些热门社交媒体应用还要多。没有证据表明字节跳动曾向中国政府提供过这些信息。但字节跳动自己在去年12月承认，已解雇了部分中国和美国员工，原因是他们通过TikTok不当获取了美国用户的私人数据，包括记者信息。此事预示了政府未来予以干预的可能性。

虽然尚未成为现实，但中国将如何利用这款影响力强大的应用来干涉选举或操纵舆论，在危机时刻发挥尤其有害的作用，是不难想象的。三分之二的美国青少年都用过TikTok，因此对易受影响的受众来说，该应用上的虚假信息可能特别有效。TikTok在中国国内被禁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政府为何对它的害处感到担忧。不仅如此，中国政府还允许字节跳动推出内容受限的国内版，但必须接受政府审查。

如果中国政府拿到美国用户的个人数据，或者如果该应用散布中国的虚假信息，造成的危害几乎将是不可挽回的。因此，在国会就相关风险举行听证会后，联邦政府在政府手机和电脑上禁用了TikTok，许多州政府也采取同样做法，实属意料之中。很难说这能彻底解决问题，因为TikTok并没有在个人设备上被禁。然而，国会正在审议的立法正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这一点。另外，若真要收集美国人信息，中国可以绕过禁令，从储存我们在线活动信息的数据代理商那里合法购买到几乎无限量的信息，只不过要多费一点力。

如果有全面的法律法规来限制美国用户在线个人数据的收集和滥用(包括被传输至中国的可能)，那对中国当局利用该程序进行监视和数据收集的担忧将得到极大缓解。不被约束的数据代理业务也将受到束缚，因为所有数据都不再唾手可得。在多年的辩论之后，国会去年差点就通过了针对数据隐私的基础立法。同时，多个州也在推进各自的隐私法案——这很难算得上解决这个全国以及跨国问题的有效办法。似乎是为了印证这一点，印第安纳州最近起诉了TikTok，声称它违反了州消费者保护法。没有人想得出要如何运营一款可以满足每个州不同规则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

无论是通过新的隐私法案，还是实施一项经宪法审查的全国性全面禁令，国会都必须采取行动。管理外资的联邦法案历来都关注诸如国防工业承包商所有权等国家安全问题，而不是数字时代的标识物，如社交媒体应用。特朗普总统的确曾试图依据1977年颁布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禁用TikTok，但TikTok以法案管辖范围不包含该平台为由，成功在法庭上进行了申辩。

近来针对TikTok效力有限的禁令主要是政客表达对华强硬立场的一种有效方式。众议院刚刚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中国对美国经济——尤其是科技产业——构成的战略挑战。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已成为切实威胁，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危险在于，政治风向会促使我们在不考虑长期后果的情况下对TikTok采取鲁莽的行动。

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团队一直在与TikTok协商将美国用户数据保存在美国服务器上的办法，并接受三人监督委员会的监管，确保数据不会被转移到中国，防止中国审查或操纵平台上的信息。尚不清楚这些由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负责的复杂而漫长的谈判是否能成功，但TikTok近来表示愿意公开内容算法，此举可能会为协商清除一定障碍。

但如果美国与TikTok的谈判不成功，同时本来就没有数据隐私法来防止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在美国全面禁止TikTok?由于Tiktok的内容高度可见，实质性禁令的后果远比象征性禁令更重要。禁止TikTok将使两个最有能力影响世界秩序的国家走上越来越不同的道路。当然，人们一直在争论美国和中国经济脱钩是否明智，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和西方技术体系的分别兴起及对立。对美国来说，脱钩包括遏制中国的监控技术——例如限制华为电信设备和大疆无人机。在无法减轻或控制风险的情况下，禁止是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这样做可以说不无道理。

但我们还没有采取措施驱赶中国社交媒体。鉴于约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口使用该应用，以及它关联着日常政治和个人观点的表达，与取缔包含监控功能芯片的商业硬件相比，为实现脱钩而取缔TikTok将是一个过于重大的举措，并可能招致报复。

让中国企业继续投资美国经济及其技术会抑制中国对抗美国的意愿，以此带来间接但强大的地缘政治红利。习近平主席肯定会在采取行动时三思而后行，因为这可能危及占中国贸易17%的美国贸易，或中国持有的近万亿美元美国政府债券(比中国持有更多的只有日本)。在评估中国技术递增的风险时，我们需要仔细考虑累积的长期影响，因为每一步都可能既促使中国胆大妄为，同时进一步使其孤立，从而以更深远的方式危害我们的国家安全。

这样的考量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减少对中国监视和虚假信息的安全担忧。我们仍有一些回旋余地，来保护自己免受潜在危险应用程序的侵害，同时加强长期的国家安全。最佳的出路是国会颁布一项法律来管理网上个人和商业数据的收集和滥用，该法律不仅适用于TikTok等现有应用程序，还适用于未来构成安全问题或隐私问题的数字应用程序(无论是否为外国拥有)。

如果没有这样的国会行动，次佳结果将是字节跳动认识到现状难以为继，将该应用出售给一家美国公司。字节跳动已经拒绝了这个方式，因此更有可能的解决方案是由外国投资委员会批准的一项安排来监督该应用，由美国高管控制内容和用户数据。如果两者都不可能，那么我们才应该诉诸彻底的TikTok禁令，在此之前，我们要认识到，为一个国家安全问题而选择简单的权宜之计，可能会导致一个更复杂、更持久的问题。

Glenn S. Gerstell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于2015年至2020年担任国家安全局和中央安全局的总顾问。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23/2/3 发布时间：20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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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个世纪的交往：中美依然彼此陌生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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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2/2023

作者：王英良来源：FT中文网

中美在1979年1月正式建交。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交往，两国关系是否已走向成熟?很多人以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中美间存在广泛的交往和人员往来定论中美关系已经走向成熟。其实大国关系的成熟并不在于普通的经济要素，而是核心产业和产业链要素是否存在无阻碍的互联互通，并形成较高度的相互依赖与涉安全利益的军工贸易网络协作，以及深度的政治信任。从这一点看，中美关系仍然处于相识阶段，还远未到相知、相信的地步。

1989年夏的事件成为中美建交后爆发第一次激烈冲突的导火索。这带来了美国对中国实施首次长期制裁，主要面向武器禁运。此后近40年时期里，美国把制裁工具箱的大部分项目均指向中国。这些制裁包含：对教育机构、商业和行政机构制裁、武器禁运、航天合作限制等;涉及中俄军购、预防中国同行业威胁到美国企业利益、制裁参与解放军军需物资采购及军事研究的个体等。制裁理由涉及违反美国对委内瑞拉单边制裁，违反美国对朝鲜、伊朗、叙利亚的单边制裁，违反美国通信安全国家紧急状态，参与中国核电技术及核电站建设。议题辐射新疆问题、香港问题、人权问题、南海问题、“中国-柬埔寨”经济合作项目。制裁涉及“中国制造2025”规划、导弹技术扩散活动、违反出口管制限制、销售芬太尼、非法捕鱼、中俄军事联盟等。美国持续压制中国获取先进军民两用技术及产品，制裁中国特定跨国公司、抵制中国优势项目等。在近50年的交往中，美国起初认为赋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PNTR)可能推动中国塑造庞大中产阶级，进而遵循西方社会进化逻辑，推动中国向“民主”过渡，但中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回应了这一切。

尽管中国从没有明确表态要挑战美国领导地位，从来都定性自身是寻求和平发展，不与美国展开霸权竞争，但美国脱胎于长达百年的欧陆战争所构成的国际关系(尽管第一批政治精英明确厌恶欧陆纷争血腥和虚伪)，是秉持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国家。在和平替代完英国霸权，推动苏联走向垮台后，美国对自身模式表现出空前自信，对一切潜在挑战者均实施预防性打击和制裁。这不仅包含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俄罗斯等由强人主导的国家，也包含中国这一拥有最可能接近美国实力但处于“将起未起”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将历史上霸权国对赶超国所有的压制手段(除战争外)基本都施加给中国。中国在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此前的外交大部分是国内统战政策的外延，所以在中国与苏联因珍宝岛事件翻脸后，中美开始走近，但台湾问题依然是梗。在应对苏联这一共同敌人上，中国与美国维持了近十年的最佳互动期，其中包含了中国国内提倡反对腐败和选举民主、美国支援和出售中国先进武器，并在新疆部署雷达等军用设备监视监听俄国军队行动、美国出售给中国先进的制式武器，直到1989年两国关系第一次出现分水岭。这一波制裁不久，中美就开启了经济规模性对接。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经贸体系，并成为美国企业外包的主要目的地，中美构建了以“外包—出口”为主要模式的经济依存网络。随后中美关系克服南斯拉夫炸馆、南海撞机事件的消极影响，在9•11事件后加强反恐合作，由此中美在经贸方面出现了长达十年左右的合作黄金期，这是中国实现繁荣的重要外部因素，中国由此更加坚定了对“和平发展战略机遇期”的认可。

自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美国加强对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限制。随后，特朗普主动挑起关税战，并严格制裁中兴和华为，实施中美在产业和技术、人员领域的脱钩，开启全政府模式，力图执行所谓的反中国“工业间谍”。拜登政府延续了关税战。但新冠疫情下，中美交往自然弱化。中美保持部分经贸流通，但彼此均加强国内产业建设，夯实本国工业产业基础，弱化经济相互依赖，为可能到来的矛盾激化和经贸脱钩甚至战争做准备。实际中，中美两国相处的现实主义特征明显。世事如棋局局新，中美冲突可大体归类为政治、安全、地缘、经济、军事等。政治冲突的核心是两国政党执政哲学的问题;地缘冲突核心是台湾问题;经济冲突的核心是军民两用技术的保密以及中国是否遵守美国制定的经贸规范问题。中美相持近半个世纪，但依然没有找到适合两国相处的模式。一旦发生冲突，往往是“救急”和“救火”，疲于应付，冲突与和解螺旋式爆发，相互夹杂，无人能定义哪一件事是纯合作或纯冲突。

目前的国际关系理论来源于冲突理论，即现实主义。在以商业自由主义为中心的全球化受到大国安全博弈的阻碍后，现实主义成为各国主流话语。美国如此，中国也是如此。只不过美国多处于攻势，中国处于守势。中美关系由于政治不信任以及意识形态差异，很难像美欧关系那样，由共同意识形态、宗教、政治制度规范所影响。中美关系随军工产业以及重要原料的权重走势而出现波动。客观讲，美国没有经验应对中国，中国也没有经验应对美国。无论多少智库与专家学者出谋划策，双方关系依然面向冲突，而在冲突发生之际，缺少干预的机制和渠道，无人能够准确预测中美关系何去何从，因为历史上的竞争大国确实存在如“修昔底德陷阱”之类的魔咒，进而把双方国力耗尽，由新的大国收场。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前主任倪世雄在2019年提出，冷战结束后,美国在“新帝国论”、“文明冲突论”、“权力转移论”等理论的指导下逐步将中国视为其主要战略对手，但同时又不得不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与中国合作;中国则在“韬光养晦”原则指导下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与美国的经贸额不断扩大，导致美国在对华关系上不得不顺应“新自由主义”等理论的召唤，不少美国人看到中国不断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后甚至开始幻想中国在融入国际社会后将逐步实现“和平演变”。但是，当中国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并借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后，越来越多的美国政治人物看到中国无望根据美国的意图融入国际社会，因而开始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重新回到美国的对华政策轨道中来，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就是典型。未来，中美关系将更加趋向复杂曲折，“中国梦”与“美国梦”之间差异方面的对立和博弈也将更加激烈。

全球化扩大了中美竞争领域和范畴，中美合作与冲突遍及全球，中美在全球事务领导权、规范主导权、特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上产生了激烈冲突。在系列冲突发生后，双方或急于灭火，或急于对接，但就是难建政治信任。美国不认可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中国也不认同美式的价值观和民主理论，并持续抨击美国无权做“人权教师爷”、“世界警察”。实际上，经济相互依赖并不能自然地带来竞争大国关系紧密和政治信任，中美关系事实上是若即若离、扑朔迷离的。在经济要素互动以及气候、环境等议题带来的有限合作下，中美依然生疏，依然没有找到一条双方都认可的大国相处之道。

中美在任何事务上均可能出现合作与冲突，或者冲突与合作复合共进。美国奉行的世界观是对潜在的可能挑战美国地位的国家和明显与美国意识形态存在差异的国家实施干预甚至打击。针对中国，美国一方面释放友好信号，一方面制造冲突，在近十年中，愈发突出安全部门在政府核心决策中的分量，众多政策并没有可以公开和社会参与讨论的空间。在地缘政治上，美国已经在海权和陆权上实施围堵和联盟，预备战争可能是选项，但并非是必然实施的选择。

所以，一旦发生激烈冲突，双方均希望获得对话渠道传递信号。中方的行为包括“商”请著名政商咨询家、权力掮客基辛格作为中间人;美方倾向于隔着太平洋喊话并同盟友进行串联或军事演习。如果爆发激烈冲突或对立，一方往往会把沟通渠道削减或完全封闭，作为下一波对话的筹码。如此，近半个世界交往中，中美关系异常反复，甚至在诸多领域只是原地打转，没有任何进步可言。

中美存在经济、政治与安全的复合竞争。在全球化裹挟下，中美需要处理的国内国际关系异常复杂，无论是直接投资还是涉台海议题、网络安全议题，均不会完全按照国际法、联合国规范行事，双方都有选择地利用，并力图将对方的利益弱化和非法化。中美之间存在长达半世纪的政治隔阂，经济相互依赖并没有塑造两国的和平友好和信任，反而在各自国家发展起了强大的反美主义和反华主义。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就是指客观因素可能超越主观因素。现实是，中美关系是主客观复杂要素共同推动塑造的。总体看，彼此对对方均无经验，都在强调自身的利益与制度，对于如何处理中美关系没有定论，没有固定可参考的行为模式，双方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前途深浅，两国都基于实用主义，都担心关系失控，都有一种无力感和无方向感。如果定义中美关系，我看是交往了50年的两个世界级精明商人更妥。

来源时间：2023/2/3 发布时间：20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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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白人优先通行证”看亚裔的困境：如何才能避免“双重歧视”？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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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2/2023

作者：坚妮来源：美国华人杂谈

刚看到一则有意思的新闻，一位菲律宾裔的美国女士在她的脸书上介绍她如何使用她的“白人优先卡”而避免了交通警察给她罚单。

该亚裔女士的“白人优先卡”上端一行字是“白人优先卡通行无阻” (也可以翻译为百无禁忌 – White Privilege Card Trumps Everything – 在英文中，Trump有“胜出” “打败”“捏造” “诬陷”等多个语义，个个都跟川普的名字对的上)。她是从加州飞到阿拉斯加州去参加一个川普号召的支持当地共和党选举的活动，半夜三点多下飞机后租车上路，因为行进中摇摆不定，被警察拦截下来，当她找不到自己的驾驶执照之时，拿出“白人优先卡”为交警是否可以抵算，两位交警看过之后大笑给她放行，她还得意地把自己当时录下的视频放上推特大大炫耀了一番。

“白人优先卡”是一种恶搞礼物，用于嘲讽白人特权。图源：Ebay

亚裔移民的代际差异

我欣赏警察的幽默，不上纲上线，言论自由，你个黄种人愿意舔，是你的事;我也理解这位亚裔的心理，作为势弱群体，白人是“主流”，投靠总不会吃亏。这种简单以白人为标准的公民政治站队，尤其以第一代亚裔移民为最：

他们很多人会听信宗教极端主义人士说美国的制度是由欧洲基督教徒建立，认为是非白人破坏了美国的“传统”，需要回归，“让美国再次强大”;

他们听信说贩毒和同性恋都是因为年轻人不信教的结果;

他们听人家说有人要在美国推行社会主义，吃大锅饭，让那些好吃懒做的人剥夺你的福利，立马联想到自己生活过的那个大锅饭社会，觉得自己最有发言权反对吃大锅饭;

他们听人家说保证你少交税，房子车子和人身安全得到保障，当然就投票给开保票减税增加警察经费的人。

亚裔为自己来美国空手打拼，吃苦耐劳而获得车子房子供养孩子跻身中产阶级的骄傲，因此而歧视非裔，简单人性使然，别无它解。何况这些第一代移民通常没有阅读英文历史书和主流媒体的时间和兴趣，社交媒体平台上找到跟自己观念接近的说法，如同发现原来很多人同意自己的高见，互相印证，自信心大增。

有趣的是，亚裔群体的美国土生一代，因为从小能用英文阅读历史书，能够直接从英文主流和媒体了解情况，尤其是家庭多半重视教育，学识和认知都超越了新移民父母的水平：

他们从社会学经济学课上知道，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西方国家的福利社会和你生活过的大锅饭社会，有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和方式也就必须不同;

他们知道现代白人保守派声称的所谓基督教传统下面，埋藏着欧洲白人毁灭印第安人种族与文化和贩卖奴役非裔的血腥历史和宗教虚伪;

他们能看穿将美国国父们建立的民主政治制度解释成为只有白人懂得如何再强大的专利，纯粹是选举忽悠;

他们对父母身上亚洲文化的实用功利主义有一种反感，对税收责任和维护社会治安有不同的价值观和解决问题的立场，知道解决经济和社会治安问题不是政客们拉票说的那么回事，所以他们会有被父母们推崇的保守派所攻击的“政治正确”观念，会从更高的角度看穿政客的游戏而不作出简单的判断。这些孩子们中间还有不少是LGBTQ，更不乏产生出一些十分激进的左派，在美国现代的文化战争中，两代人南辕北辙，是亚裔族群的一种独特现象。

亚裔困境：“两边都不靠”

但是在这些分歧中间，有一样是上下两代人需要达成共识，齐心协力一齐面对的，那就是关于对亚裔就学的歧视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也是很多亚裔投票的选择依据。

加州的亚裔恐怕都很熟悉不久前发生的三藩市公立高中——洛威尔高中(Lowell High)招生被取消考试制度，尔后又重新恢复考试制度的事件。洛威尔高中作为三藩市最好的公立学校，有色人种学生占百分之八十，而且亚裔学生占相当高比例。加州本来就是亚裔居民人数比例最高的州，公立学校里面的亚裔学生，父母多半是第一代移民，洛威尔高中给这些父母供不起私立学校的低收入亚裔后代提供了一个靠努力学习而上升的机会。

但是三藩市的几位教委在疫情期间的多项举措非常不得人心，比如把时间精力花在讨论修改44所公立学校的校名，理由是命名对象跟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与其他不公现象有关，同时却忽略家长和孩子的真正需求，让学校在长达17个月里无法正常上课。再加上洛威尔高中更是以多数票通过取消招生考试制度，改为抽签录取。这背后当然是学校的进步派们为了照顾被甩在传统择优录取制度后面的非裔和拉丁裔学生的一个“平衡之举”，但该举动也引发了亚裔家长的不满。其中一位有非裔血统的教委高勵思(Alison Collins)2016年还在推特上讨论关于亚裔社区的反黑问题时发布过涉嫌歧视亚裔的言论，更是在华裔社区引发巨大愤怒。所幸三藩市是个亚裔人口和政治势力都不弱的城市，亚裔选民们积极动员组织起来，参与罢免了几位教委。

我们弗吉尼亚州同一类型的一间公立高中，全美最有名的高中之一(Thomas Jefferson High School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JHSST )，简称TJ高中就没有这样的“强大亚裔”力量，在2020年席卷全美的BLM(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把TJ高中再一次推到了风口浪尖。TJ多年来坚守的择优录取的招生政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很多一代亚裔哪怕投靠了州共和党政客，也没有获得教委和白人家长们的支持，弗吉尼亚州高中这场仗，虽然我们也有一些进步的亚裔理解，并想要支持和照顾非裔学生，但现实确实是大部分一代亚裔家长担忧的声音没有被听到和重视。这一东一西两间高中同时期发生的事件和不同的结果，说明亚裔作为少数族裔中的少数族裔，被双重歧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情，问题是亚裔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加州的亚裔起来抗争，赢了，弗吉尼亚州的亚裔组织起来抗争，输了，这里面不仅是人数多寡的问题，还有亚裔本身参与政治的目的和动机问题。加州的亚裔自19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一直和非裔一起争取平等正义，参与州和地方政治的历史已经可以跨越三代人，在当地有相当的政治博弈经验和基础;弗吉尼亚州的亚裔参政，据我个人的了解，一部分是因为本文开头所述原因，一部分是为孩子的权益，还有一些是因为当地共和党比民主党更需要少数族裔装点，让亚裔有比在民主党更受重视的感觉。综合起来看，弗吉尼亚州就是既没有对美国民主制度根本利益的关照，也没有亚裔族群根本立场的考虑，基本上是个人根据自我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选择。当然，民主政治就是个人自由选择，但是当你遇到两头不靠，两边被忽略乃至歧视的时候，是否应该反省一下，这样的参与政治，能否真正解决你需要解决的孩子上学问题?白人通行证轮不到你，少数族裔通行证也将你排除在外，两头不靠，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记得当年小布什当选，加州一位华裔政治领袖家族的第二代来首都运作内阁提名，我在某个场合碰到他，问他胜数多大，他说不乐观。我说你的履历比其他人都要硬，还有家族政治背景，为什么不乐观?他说这里不是加州，何况我们华裔参与全国性政治的历史太短，没有影响力。

那是二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华裔亚裔在美国政坛的影响力有所增加吗?北弗吉尼亚州是最靠近美国政治中心的地方，也是过去二十年弗吉尼亚州红变蓝最明显的地区，因为大量少数族裔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进入这个地区，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连连失去了这块地区的选票，但是地方选举共和党势力依然很强。按理说，亚裔应该从变蓝受益，地位提高才是，而北弗吉尼亚州TJ高中事件，恰恰说明亚裔不仅失去了非裔和拉丁裔的支持，也没有从白人那里拿到什么好处，两头不靠，这跟亚裔对自己的政治定位没有清楚明确的认识不无关系。

华裔需支持和团结非裔，避免“黑白”之争的陷阱

美国民权运动给亚裔族群带来的最大受惠，就是提高了亚裔在美国的社会地位。亚裔的孩子们虽然在学校和工作环境中依然还会碰到种族歧视，但是他们后面有法律和“政治正确”的舆论给他们撑腰壮胆，让他们不会有父母一代的自卑，也就对种族歧视有不同的看法。

我记得在首都政府机构工作的时候，我部门里来了一位在加州生长读书的亚裔年轻人。他在头半年非常不适应，私底下跟我说，他在加州出生成长，从来没有感觉过自己不是美国人。但是一到东部，经常会被人问他来自什么国家，为什么英文说得那么棒，而且这些人还不乏政府机构里面的公务员和官员，他认为美国东部人的种族歧视比加州厉害。我这个第一代移民面对这位亚裔年轻人，觉得他的愤愤不平很有意思，因为他日常对我们这些英文说得没有他好的第一代移民采取的就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而且他不是我第一个碰到的用英文做武器打压对手的亚裔二代。换句话说，“ABC”这一代会以那个菲律宾女士用“白人通行卡”给自己当保护伞为耻，但是他们也会不自觉带有对其他非本土长大的，英文不够好的移民的歧视。

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缺乏共识，对各自的agenda(议题)不以为然，恐怕也是亚裔从政各种缺陷里面的一个短板。我来美国这些年，无论是在唐人街的华文报馆做记者，还是在首都媒体工作，都要跟第一代移民团体和第二代精英团体接触，这两个部落群体基本是互不往来，一边依然用从母国带来的政治和文化习惯运作，另一边忙于在美国主流制造声势突破瓶颈。可以说他们每次的议题和每次的抗议或者行动都是打着维护华人的权益的旗号，但是万花筒似的来回轮转，效果不见，见到的是历史不断重演，我有时甚至可以把几十年前的口号原封不动地搬回出来。大陆来的移民人数在过去几十年大幅度的增加，改变了过去第一代唐人街老华侨运作的模式，却不见得做得更好。

这两年不少英文媒体也注意到了美国华人捧川的现象，不理解华人怎么会跟川普有共同利益。美国华裔是一个复杂的群体，捧川的也只是一部分，只因为这一部分人在中文媒体上声浪高，攻势猛，不仅传谣还添油添醋，有声有色，又喜欢到公共场合举牌，所以也难怪不了解内情的非裔会把华人当成了对立面。川普上台后为白人种族优越主义者摇旗呐喊，白人种族主义出现半个多世纪以来最犀利的抬头反扑，激起了美国非裔的反弹，游行抗议之外出现下层非裔的抢劫活动也是任何群众运动的副产品，非裔抢商店，白裔抢国会，那一边更厉害?谁在动摇美国的国本?且不说华人不知是不懂，还是忽视川普破坏美国民主的行为，作为亚裔，此时看不到(无视)黑白对立后面沉重的历史原因和非裔的困境，反而站在川普一边，责怪非裔不努力改变命运，这能不引起非裔的反感吗?

美国华人今天能够享受的诸多权益，都是沾了五、六十年代非裔带头的民权运动的光，在享受人家成果的时候却看不起人家，也不愿意跟人家一起来改变现状，你有困难的时候，你能指望人家帮你吗?你站到非裔的对立面，难道歧视非裔和移民的人就不会歧视你吗?

所以说，华人要想不陷入黑白之争的陷阱，避免双重歧视的困境，首先要搞清楚自己的定位，摆脱从母国带来的一头牛半亩地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意识，学习美国历史和制度，才能知道政客们谁在事实面前说谎，谁在忽悠你，谁在破坏你的后代将安身立命的美国制度，才能为你的家庭和后代做出最好的最长远的选择。

来源时间：2023/2/3 发布时间：202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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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支撑中美关系的战略文化 —— 基于近年来美国《外交事务》与《澎湃国际》“40年40人”中美关系大讨论的比较话语分析

达巍

03/02/2023

作者：贾文山，卢芳珠来源：中国传媒报告

[摘要]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国和美国对世界格局的稳定与和平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风雨历程,双方既合作又竞争。但是特朗普政府的鹰派执政理念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以中美两国为主导的全球两极化趋势。本文以美国《外交事务》和中国《澎湃国际》“40年40人”中美关系大讨论专栏为研究文本,进行比较话语分析。研究发现美方的《外交事务》杂志的中美关系大讨论更多地包涵中美脱钩、中美冲突等议题,中方的《澎湃新闻》中对中美关系的分析更强调两国相互合作、相互依赖、保持良性竞争的措施,这正是中美两种不同战略文化的体现。

[关键词]中美关系;战略文化;比较话语分析;外交事务;澎湃国际

一、中美就双边关系的大讨论及其时代背景

自2008年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以来,随着美式全球化的式微,中式全球化的兴起,和欧美逆全球化的抬头,中美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的程度却越来越高,国家整体综合实力也越来越接近。但是,自2016年特朗普任美国总统以来,中美两国相互猜疑、博弈和竞争的势头慢慢压过了过去三十年建立起来的互信、交流与合作的历史趋势。近几年来,中美关系在当今世界不仅变得最重要,而且最为复杂。如果这对双边关系管理的不好,就可能会沦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中美两国的中美关系学界过去两年分别开展了中美关系的大讨论。2018年元月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重磅文章,反思中美过去40年接触为何没能够改变中国,反而失去了中国。2018年后半年,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和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联合澎湃新闻推出了“40人看40年–纪念中美建交40周年系列访谈”。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起的中美关系大辩论仅主要由美国外交精英参与。作者通过比较发现,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起的大讨论更多地包涵中美脱钩和中美冲突等议题和中美竞争的悲观伤害性基调。而中国《澎湃新闻》选取了20名资深美国中美关系专家和20名中国中美关系专家就中美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度采访。这40名专家几乎每人都承认了中美相互依赖的现实,阐明了相互合作已有和应有的基础和如何规避恶性竞争以及如何保持良性竞争。本文作者认为,这两种不同的基调其实质是两种不同战略文化的具体反映。

二、研究方法、分析框架和主要论点

本文所采用的主要方法是比较话语分析法。话语分析法最早于20世纪30年代应用在语言学领域,在20世纪80年代由梵·迪克将新闻报道和话语分析结合在一起,成为新闻话语分析的奠基人;此外,米歇尔·福柯提出了话语即权力的观点,把话语分析应用在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考察当中,因此话语分析已成为新闻传播领域中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回顾话语分析发展的五十年,朱永生发现话语分析有着高度跨学科的特征,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学科汲取相关的方法和理论,其中梵·迪克对宏观和微观话语分析理论的论述,韩礼德创立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和对文学语篇的分析,和认知语言学对话语分析的发展等是话语分析发展中突出的贡献。[1]施旭把话语分析定义为“话语分析者一般认为,话语者受社会状况的影响,通过语言符号的使用直接或间接地表达自己的关注点、价值观、视角、对某事物的认识、看法、立场、目的、与他人的社会关系,排除、排斥或诋毁其他人不同的话语,并获得一定的社会效果等等”(p133)。[2]他认为话语分析主要分为“社群话语”、“行业话语”和“问题话语”三大类别。本研究采用施旭提出的话语分析定义。

本文采用的核心概念是战略文化。战略文化代表人物之一江忆恩(A.IainJohnston)认为,战略环境的秩序性和更具操作性的大战略偏好是组成战略文化的重要因素,具体包括了战争在现实生活中的角色,敌方和威胁的本质,以及使用武力的效力[3]。国内首次定义战略文化的李际均指出,“战略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并以这种思想和理论指导战略行为和影响社会文化与思潮。它具有观念形态、历史继承性、国体与区域特征等属性”[4]。通过梳理战略文化的概念,赵景芳总结出战略文化的四大显著特征,即历史性与时代性、国家性与阶级性、主体性与多元性、区域性与全球性[5]。参考以上论述,本文作者将中美关系的战略文化定位为“中美在充分认识到和充分尊重与开发中美自身的全球性角色,自身的显性和隐性责任与利益以及全人类的利益前提下就彼此关系的性质,内容,原则,方略,和具体的双边外交行动和交流做出使彼此利益最大化和人类利益最大化的一系列协同式思想,理论,战略,方针政策,和行为规则的综合体。”

本研究通过话语分析探究所选择新闻报道中的若干主题,作者基于《外交事务》和澎湃新闻“40年40人”的相关新闻报道进行主题提取,寻找二者之间存在的共识和价值差异,并跳出话语框架本身,从而对事实层面的基本情况进行详述和深度分析。基于以上的战略文化定义和对以上提到的2018年中美两国对中美关系大讨论的比较话语分析,本文总结出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中美关系准则:第一,因为中美两国军事武器的快速发展,共同毁灭原则(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或MAD)已经不能再起到有效制衡彼此的能力,双方目前的军事力量所产生的潜在危害是具有彻底毁灭性的,应该代之以共赢机制(Mutualy Asured Gains或MAG)以互助达到自救形成共同安全[6]。第二,中美两国在经济金融、互联网,教育等领域已经形成对彼此的高度依赖。这使得两国只有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复兴,脱钩只会导致中美双输。第三,对于国际社会而言,应对全球性挑战,例如目前人类成功抗击新冠疫情等也需要高度依赖于中美的合作。中美和而世界和,中美交恶则世界乱。因此,出于对中美两国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双方相互合作,进行良性竞争或合竞混合(copetition)是最佳选择。中美之间的战略文化是需要建立在基本共识基础之上的。中美两国需要加深对彼此文化的全面理解,打造基本共识。如果用英文的ABCDE来表示,那么A代表联合(aliance),B代表商业(busines),C代表交流(communication),D代表发展(development),E代表杰出(excellence),连在一起就意味着中美两国应该建立联盟关系通过经济全球化、全球治理和文化交流促进相互的发展、推动两国的共同发展[7],实现中美共同复兴的宏伟目标。今日的中美关系是过去40多年中美两国跨文化交流与合作的结果。中美应该通过类似这样的战略沟通与合作共同型塑中美关系未来40年的新型战略文化。

本文首先对近年来以《外交事务》杂志组织的中美关系大讨论和“40年40人”的中美两国的中美关系专家们就当前中美关系议题接受采访时发表的主要观点进行话语分析。基于话语分析结果,作者就在未来几年里如何管控中美关系分歧和发展中美关系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三、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中美两国战略学界对中美关系的分析观点综述

(一)《外交事务》上的中美关系大讨论:透视中美———地缘政治博弈与新两极化

自2018年以来,国际形势风起云涌。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稳中有变,中美贸易战尚未熄火,科技市场再掀波澜。2019年3月7日上午,中国华为正式宣布起诉美国政府,针对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889条的合宪性向美国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定这一针对华为的销售限制条款违宪,并判令永久禁止该限制条款的实施。华为诉讼案暴露出中美两国在通讯科技及网络安全领域的博弈与冲突。

作者对《外交事务》(ForeignAffairs)杂志2018年1月以来有关中美关系的24篇文章进行话语分析后发现,基于地缘政治解读中美关系是这些文章主要分析框架,其中亚太和中东地区是影响中美关系的敏感地带,尤其是南海、台湾和朝鲜半岛问题,时刻牵动两国神经。此外,“贸易冲突”和“信息安全”成为近年中美关系的关键词,美国意欲打破和解构自由贸易秩序,率先向中国开战。而在当前所处的后冷战时代,大国博弈的主战场正在转向对高科技产业高地的争夺和占领。具体讲,这24篇文章聚焦以下五个存在内在争议的议题:1)地缘政治:争夺亚太,对话中东和拉美;2)贸易冲突:贸易战是错误的药方;3)科技竞争:聚焦通讯技术与信息安全;4)合作与共识:能源开发与药物管控;5)国际格局:新两极化趋势出现。

(1)地缘政治:争夺亚太,对话中东和拉美

中美两国在地缘政治方面的竞争较为激烈,尤其是体现在南海问题、朝鲜问题、中东问题上。具体体现为两国都在争夺亚太地区的话语权,积极对话中东和拉美等地。对于美国而言,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一直将“美国第一”作为其固守的原则。尽管特朗普仍旧要保证美国在经济、军事以及安全仲裁方面占据世界的绝对优势地位,但是美国目前在国际舞台上使用的大战略是“非自由霸权”,即特朗普已经不再一味追求将美国的民主价值观推广到其它国家,对于多边贸易政策也持保守态度[8]。在当下战略竞争激烈、多中心国际格局的时代,美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既不是实力强大的竞争对手之间的对抗,也不是高级武器的广泛使用,其面临的真正风险是其自身威慑力的下降,特别是中国的核武器、传送系统、弹道导弹潜水艇等发展令人担忧[9]。

在亚太地区,美国海军平均每年要进行160次的双边和多边军事演习,尤其在中国的南海问题上,美国以“航行自由”为由增强其海军在中国南海地区的巡逻;在中东地区,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地区也加强了军事行动,如加快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地区的ISIS行动[8]。美国需要在亚洲地区实施谨慎的实力均衡策略,尤其要确保中国不会在亚洲地区成为主导者。因此,美国及其在亚太地区的盟友为了巩固自身的利益需要掌控南海地区的局势。中国在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的角色也颇受中美两国关系的影响。在经济发展落后或与美国不和的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中国会大量购买当地原材料,为当地提供工业制成品,进行大量投资和基础设施的建造从而获取经济利益。这对美国在这些地区的地位构成了一种挑战[10]。在中东地区,中国缺乏在中东地区进行石油贸易的军事自保能力,因此需要依赖美国的帮助维持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从而将原油运回中国[10]。中美两国之间紧张的经济关系会对全球经贸体系、全球经济发展以及对拉丁美洲和中东的发展有负面影响,但是携手合作可以让两国共同解决地区问题。

(2)贸易冲突:贸易战是错误的药方

中美贸易争端自2018年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特朗普政府于2017年8月启动的对华301调查旨在调查中国是否在技术转移、知识产权保护、美国商业等方面存在不合理的做法;2018年特朗普签署了总统备忘录,认为中国盗窃了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美国方面认为中国的这种行为会“导致美国企业损失了千百亿美元的收入,并导致数千人失业”,因此每年将对中国货物征收约600亿美元税额[11]。此后,中美两国的双边贸易战不断升级,双方经过多次会议谈判和多轮加税,并于2020年1月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基于对《外交事务》中美关系讨论的文章话语分析,我们发现贸易战是解决贸易冲突错误的药方。

美国购买中国出口的产品数量是世界上最多的,同时中国又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以及美国货物出口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中美经贸关系牵动着各方的利益。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已高达3750亿美元,特朗普政府认为中国对美在华企业施行了不平等的政策待遇,因此特朗普政府要使用贸易外交手段给中国不断施加压力,限制中国在美国敏感高科技企业芯片、5G技术等领域的投资,从而达到让中国妥协的目的[12]。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国一直想用贸易政策迫使中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作出让步,但是这样的贸易威胁于事无补。中美都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而加入世贸组织的初衷便是防止双方将贸易政策作为政治手段来打压彼此;中国目前占据全球经济贸易份额的15%,而美国对于中国的经济依赖在过去25年持续增加,现在美国的一系列做法威胁到了国际贸易规则,因此许多国家和跨国公司都采取谨慎态度和美国交往[13]。同样地,中国也不愿意看到当下的全球体系发生剧烈变化,他们一方面想向其他国家证明开放的经济发展和当下中国的政治体系并不冲突,另一方面中国也在积极构建能够替代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组织机构,如亚投行、“一带一路”建设等,以此能够削弱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势力[14]。

(3)科技竞争:聚焦通讯技术与信息安全

目前,中美之间的贸易竞争已经延伸到科技竞争领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称中国“不能总是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来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更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我们没有别的选择,非走自主创新道路不可”[15]。中国领导人利用“举国体制”发展科技实力,因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掌握最多5G技术专利的华为、“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的研发、人类探测器“嫦娥四号”等均给美国领先的高科技地位造成了挑战。

有学者指出,中国政府正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在网络上监控人们的一举一动,并通过网络水军或社交媒体机器人对异议信息进行筛查;一些大型互联网公司在未取得用户同意的情况下搜集用户的私人数据,并利用算法技术向用户进行自动内容推荐、新闻推送、搜索结果等[16]。除了网络上搭建“防火墙”,中国政府还创建了“社会信用体系”用来搜集公民个人信息,从而可以获取他们关于求职、教育、买房、旅游等的数据信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认为,创新对于维护社会控制和增强国家实力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技术会是中美关系紧张的核心问题,中国在技术领域一直采取“追赶并超越”的策略[17]。面对中国在高科技和数据领域取得的竞争优势,美国则需要在科学技术和金融领域方面加大创新力度和投资以和中国进行博弈,同时还要和盟友在贸易规则制定和机构建立方面继续携手合作[18]。此外,为了应对中国系统性的知识产权盗窃和强制性技术投资,美国政府开启了针对外国投资人的审查,同时也加强了反间谍调查力度。

(4)合作与共识:能源开发与药物管控

在中美关系日趋紧张的当下,寻找到两国能够加深合作与共识的领域至关重要,能源开发和药物控制位列其中。在能源开发领域,水力压裂技术多被使用到原油和天然气领域,其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影响不容忽视。有学者发现,虽然该技术对于俄罗斯和石油生产国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但是给中国、欧洲和美国带来了收益[19]。利用该技术对充足能源进行开采和挖掘可以缓解中美之间紧张的关系,因此两国可以在能源开发领域携手合作,为全球创造新的机遇。两国在公共卫生领域也展开了积极的合作,尤其是在药物管控方面。中国于2017年3月出台了禁止四种芬太尼的生产要求,这是中国政府对奥巴马政府所提出倡议的良好回应,但是特朗普政府并未和中国在该方面进一步扩大对话[20]。目前中国和俄罗斯的不少人对于植物种植的毒品存在严重依赖性,因此为了做好国际毒品流动的管控,特朗普政府需要和中国一道努力来限制包括芬太尼在内的毒品非法输入美国。

(5)国际格局:新两极化趋势出现

大国政治会对国际形势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一国对人力资本、国家治理、外交事务等方面的处理能力往往会决定其能否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因此,中美两国关系的恶性竞争会推动新两极化趋势的出现[21]。尽管中国的政治制度并非是民主制度,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整个国家不断向前发展。美国目前允许中国不断发展和崛起,但同时也推动美国的盟友如欧洲、日本、印度、巴西等经济增长;美国将中国看作“战略竞争者”和威胁到美国利益的“修正主义国家”。因此,两国在商贸、教育和其他协议签署方面会存在一些或多或少的矛盾,因而中美关系两极化的关键在于中国是否会发展出以自己为主导的全球格局,还是会和美国共享全球领导者的角色[21][22]。

两国应该意识到双方的竞争是处在整个全球秩序之下的,全球范围内失序才是当下地缘政治分裂的主要原因[22]。中美之间的外交和商业互动往来并没有推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进一步开放,美国的军事力量和地区均衡策略也未让北京放弃取代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意图[23]。美国在自己所设置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制裁方面有所收益,所以在贸易摩擦方面作出了十分有限的让步。不过,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发展也走到了瓶颈期,2017年有八成的美国在华企业感觉到发展瓶颈越来越强,特朗普政府发起的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也并未让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12][23]。

虽然两国之间战略竞争和经济摩擦不断加剧,但是在可再生能源技术等方面两国有较大的合作空间以应对环境挑战。有学者也指出,中国在未来几年并不会像一些人所想的会取代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国未来数十年的外交政策会聚焦于自身的经济发展,并且避免和美国产生直接且公开的冲突[12]。中美两国的竞争主要在经济和科技领域,一方面两国都在发展自身的军队,另一方面双方也持有谨慎小心的态度处理纷争和摩擦。

以上是本文作者对2018年至2019年初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旗帜性杂志《外交事务》上发表24篇以中美关系为主题的文章话语分析。

(二)对中国组织的中美战略学界“40人看40年”中美关系大讨论的综述

根据《澎湃国际》主办的“40人看40年”中美关系大讨论话语分析,作者认为这些讨论主要聚焦于八个议题:1)中美建交40年的发展–合作大于竞争;2)中美经贸关系的挑战与机会–互利大于互害;3)中美关系之间的紧张态势是否会引起新冷战?4)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恶性竞争已开始大于良性竞争;5)中美两国的外交策略–应该把饼做大;6)中美军事外交和博弈—急需化危为机,化险为夷;7)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二元对立迈向二(多)元一体;8)如何处理好中美关系?–通,变,化。

(1)中美建交40年的发展–合作大于竞争

美国尼克松总统1972年的访华之旅打破了中美两国相互隔绝的局面,两国于1979年正式建交。到目前为止中美关系40多年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且当下阶段是美国对中国负面情绪最多的一个阶段[24][25]。第一阶段是1972年到1989年中美关系战略合作阶段,第二阶段是1989年到2001年两国关系的动荡阶段,第三阶段是2001年到2009年中美关系的相对稳定阶段,第四阶段是2009年到2017年中美关系从竞争合作转向全面竞争的过渡期,第五阶段是2017年至今中美在多个领域呈现出的全面竞争时代。美国已经看到中美之间的实力发生了变化,一个越来越强大的中国在战略方面对美国造成了挑战,因此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具体体现在“两个定位”和“一个判断”上:“两个定位”即美国把中国视作“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一个判断”是指美国两党精英认为过去四十年曾经采取的对华“接触政策”失败了。

尽管当下中美关系存在种种摩擦,作者认为确保中美两国将40多年的合作局面延续下去至关重要。美国胡佛研究所的《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报告指出,面对两国现有的挑战,应提倡“公开透明”、“独立完整”、促进“互惠互利”,为了促使两国达到互利互惠的目标,在某些领域美国需要对中国采取针锋相对的反击和施压措施[26]。为了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合作,重建战略互信是中美两国的当务之急。一方面,中美关系既有合作的存量优势,也有增量优势,这不仅体现在经贸领域,也会体现在两国的民间交往中,因此两国要尽量避免产生更大范围的对抗;另一方面,两国需要通过有效的沟通和对话来缓解分歧,用理性的态度对待中美关系,寻找共同利益和合作点,让双边关系处在稳定和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共同塑造更具包容性的亚太安全秩序[25][27][28]。

(2)中美经贸关系的挑战与机会–互利大于互害

在特朗普政府负责经贸领域的核心官员是全面鹰派的情况下,美国对华贸易摩擦在投资限制、技术封锁、人才交流签证受限等方面全面升级,贸易战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重性[29]。随着中国愈发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中美两国都需要一个调适期来谨慎相处,在未来几年,美国在华企业所面临的关税、贸易战等问题会更加突出[30]。

通常学者们会从两个方面分析中美经贸关系的摩擦,一是从经济利益、市场分配的角度出发,即美国一些地区,特别是“铁锈地带”的经济利益确实受到一定的损害;二是从大国政治博弈、权力转移的角度来进行分析,朗普政府内部的一些官员缺乏对于国际贸易相关的运作原理的了解[31][32]。尽管两国之间有种种冲突,且特朗普时期两国缺少在朝核问题、气候问题、全球治理等方面的第三方合作,经贸作为“压舱石”应当起到稳定两国关系的重要力量。不过,近期中美两国互相征收惩罚性和报复性关税,对于两国的消费者和企业都是严重的打击,通货膨胀压力的增大会让贸易争端的双方都成为输家,因此我们需要继续推动中美两个大国发挥“稳定期”的角色,确保中国改革开放能够持续发挥积极、利好的影响[33]。也有学者对于中美贸易摩擦改善的前景持有乐观态度,认为中美两国经贸关系虽因特朗普政府追求的政治与个人利益短期遇冷,但是美国白宫内部尚未形成对华全面遏制的统一长期思路,美国的经济也并不会一直向好发展,此外中美两国在其他领域也有许多合作空间,因此长期看来两国合作潜力不容小觑[34]。

中美双边的贸易额非常大,难免会有摩擦。因此在如何解决中美经贸摩擦问题方面,国内外中美关系学者都认为两国应通过平等协商、携手合作的方式来解决中美双边贸易投资的争端。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指世界是应该由大家共同管理,共同应对挑战,所有国家都应该平等相待,实现共同利益。中美之间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也能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正如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所言,“对中美两国而言,比较合理、成熟的做法是:双方在一个相互尊重、相互了解的基础上,寻求合作共赢,而不是互相争斗,不是搞零和博弈,不是我赢你输,更不是走向冲突对抗。要本着建设性的态度处理问题,因为我们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相互需求大于冲突”[35]。目前两国经贸竞争尤为激烈,双方都需要采取大战略大思维,进行适当的妥协,寻找新的粘合剂、新的合作点,避免诱发中美军事冲突,不再只局限于将经贸关系视为“压舱石”[32][35]。中国要将“治标”的综合对策和“治本”的战略决心相结合,即要把坚决有力的贸易报复威胁和谈判妥协相结合,又要让全球化具有真正的可持续性,中国要借鉴“战略保守主义”思想,集中致力于自身的稳定、繁荣和进步[36]。中美可以在全球议题政治色彩不太浓的领域加强合作,比如推动全球卫生健康、应对气候变化、打击国际犯罪等,两国的经济互补和友好合作对于维系强大稳定的双边关系有着重要意义[37]。

(3)中美关系之间的紧张态势是否会引起新冷战?

中美两国关系自1949年以来应该从冷战时期的“共同毁灭”军事战略思想(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或MAD)转变为促进双边共同发展的“共同获益”(Mutualy Asured Gains或MAG)模式[6]。中美关系之间紧张态势是否会引起新冷战,重新退回到“共同毁灭”(MAD)的历史漩涡。多数中美关系问题专家认为中美所谓的“冷战”是可以避免的,甚或可称为“伪命题”。从世界格局来讲,当今时代并不具备新冷战的一般条件,美国并没有能力单独发动一场对华全面冷战,因此不对抗、不冲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的唯一正确选择道路;另外当下的中美关系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还要考虑到欧盟、东盟、日本、印度、非洲等国家的作用,调整双方海上战略关系以免竞争范围扩大化[38][39]。

中美关系对中国未来改革可能性的影响重大,与美国维持稳定的外交关系对中国至关重要,因此双方要采用平衡的政策避免冲突和对立,一个稳定和繁荣的中国才会更利于美国,一个不稳定的中国会伤害全球的利益;在社会和国家政权稳定的基础上,中美可以通过贸易共同受益[40]。从软实力的角度而言,软实力是权力的一部分,软实力是通过彼此吸引而获取的,中美两国对彼此都没有实质性的威胁,因而确实可以避免战争[41]。中国目前的软实力总体为美国的三分之一左右,主要差距源于中国盟友数量较少、政治制度和民族文化的国际普遍度低于美国[42]。但是在过去40年里,中美两国在很多领域里取得了双赢的成果,中美在国际事务上的合作可以增强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加强双方的实力。

(4)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恶性竞争已开始大于良性竞争

2008年是中美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如何管控中美两国之间更具竞争性的关系,如何防止竞争导致的全面敌对冲突成为当前重要的挑战之一。自从2016年特朗普上台后,全面鹰派的美国政府对华采取了更加负面的态度,双边关系错综复杂,因此中美在处理各种风险冲突时需要格外谨慎。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当成“战略竞争”对手初显于奥巴马政府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43]。他们认为,中国正在挑战美国的权力和利益,对美国的安全和繁荣造成了威胁,于是启动对华“战略竞争”策略以防止地区霸权国家的崛起、保持亚太稳定、控制亚洲的变化节奏。两国在安全领域和战略领域的竞争尤为激烈,20世纪90年代的台海危机表明中美双方的军事冲突风险是确实存在的,近年的台湾问题和南海争端更凸显了该领域的军事竞争[44][45]。

美国曾经对华采取的“接触战略”旨在将中国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当中而获取自身所需要的战略利益,一方面可以在冷战期间联手制衡苏联,另一方面可以让中国延续美国的路径,达到塑造中国的目的;但是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利用进攻现实主义来到达遏制中国为目的,中美竞争在特朗普眼中成为了零和博弈[46]。此外,美国国会在处理两国关系时起到的负面作用尤其值得警惕和关注。1979年美国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后,美国的国会在舆论环境上给两国关系带来了持续的负面作用;在有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美国国会发挥了对华施压的作用,在“台独”、“藏独”、“疆独”等中国内政问题上不断干涉,使得两国关系雪上加霜[47]。在中美两国之间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当下,中美关系的恶化已经不单单是双边关系的问题,亚太地区的其他因素,如日本、台湾、朝鲜半岛等地的危机和冲突很有可能会严重影响中美之间的关系,因此中美两国要谨慎管控危机以确保互信的建立[48]。

(5)中美两国的外交策略–应该把饼做大

在外交策略实施方面,中美两国能在20世纪70年代实现关系正常化、建立外交关系是因为两国同时采取了实用主义的外交策略[49]。美国需要正确看待两国彼此力量的改变、接受中国和平崛起的事实,找到中美两国能够实现共同利益的合作路径。有学者指出中美关系不稳定的真正原因在于两国采取的假朋友策略,即中美两国总是用虚假的美好词汇来描述双边关系的方式会导致中美关系起伏频繁[50]。因此两国不应将双边合作仅仅聚焦于寻找共同利益上,而需投入更多的精力发展教育合作、明确双方合作领域的具体利益类型。未来40年,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问题是处理好各自的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问题,在处理中美权力转移的时候,两国都能够谨慎克制,把冲突和军备竞赛降到最小。如果两国能学会互相妥协、采取实用主义策略,不受民族主义和舆论民意的影响,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会更顺利[49]。

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需要继续深入合作发展,进行有节制地竞争,管控好分歧,推动更加平等的双边关系。我们需要站在战略层面来看待中美关系,时刻审时度势,在不同的时期做出调试和适应,不断地寻找新的增长点,抓住共同利益[51]。实际上,中美关系本质上是互利双赢的,只要两国关系稳定了就会有发展,中美关系要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到2050年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候,中美关系发展就会达到“新型大国关系”目标[52]。对于中国而言,“新型大国关系”不仅仅局限于中美两国,还涵盖了美国、欧洲、日本等传统大国及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对于美国而言,新型大国关系主要指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和美国为代表的守成大国,并且是以两军关系、经济关系,和网络安全三大问题导向为主[53]。不同于中日关系中存在的深重历史积怨,中美民间始终有一种相互学习,彼此欣赏对方国家文化的情结;中美两国需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眼光来做好危机管控,不要让个别危机事件冲击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主旋律;此外,还应注重元首外交的作用以及做好民间交流[54]。

(6)中美军事外交和博弈—急需化危为机,化险为夷

20世纪90年代中美军事关系经历了许多危急时刻,军事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中非常重要的途径之一,要想妥善管控好中美两国军方的危机,两国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防止误读误判,中美两国军人之间需要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阐释外交政策、相互尊重对方[55][56]。在政府层面,中美军方要建立各层级的对话机制、加强战略层面的相互沟通、循序渐进地发展军事关系,让中美两军的交流合作走走实深;在民间层面,“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中美关系的良好发展离不开坚实的民意基础和活跃的民间交流;在国际环境层面而言,中美两国在军事机构和政治机构对彼此有着很深的不信任感,加入多边主义的第三方因素会有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57]。

过去40年,美国是影响中国发展的最大国际因素,两国之间一直存在竞争与合作的关系,面对这样的情况,中国需要更新思路,具备新的战略高度,对自身未来的利益目标作出整体性规划[58]。从美国对中国的定义从“利益攸关者”到“战略竞争者”和“修正主义国家”的转变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在观念和战略上的看法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在处理危机的时候,两国需要保持冷静,建立及时有效的沟通机制,预先设立“二轨”对话或军事交流合作渠道。中美两国受到核武器的约束不会直接爆发战争,如果两国意识形态分歧被搁置,那么经济制裁和军备竞赛会成为两国战略竞争的主要方式;如果两国意识形态之争加剧,那么就会对国际体系和全球格局造成影响,迫使其他国家站队[59]。

(7)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二元对立迈向二(多)元一体

“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两个概念是理念和实践的关系。中国全球治理的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一带一路”是中国进行全球治理的平台,全球治理是以区域治理为基础的,“一带一路”、上合组织及其成员国之间的紧密联系与合作,就是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典范[60]。目前的“一带一路”主要是中国同周边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但是未来“一带一路”的发展会让各国在经济治理、社会治理、安全治理等领域成为多边合作。中国积极开展大国外交,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于亚太以及整个世界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积极开展大国外交、始终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保持国内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又促进经济快速发展。中美两国的处事方式不同根源在于文化传统的不同,中国奉行“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美国则主张非此即彼、两元对立的逻辑[61]。因而,中美既要尊重各自的核心利益,也要尊重对方的文明、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

(8)如何处理好中美关系?–通,变,化

中国要处理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和美国的关系,对自身特殊的地缘政治因素有清醒的认识,要通过“通”、“变”、“化”三种主要方式改善两国关系。中国不需要在崛起过程中实行联盟政策,这既能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又对其他国家不构成威胁[62]。中国需发展自身的软实力,保有理性民族主义、建立普世文化价值;实现大国大外交就要进行经济、军事崛起和外交的协调,从而建立一个大外交的权力结构。

多位中美关系专家表示,在中美关系问题的处理上,了解他人和理解他人是最为重要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对于中美关系向好发展发挥了突出作用,邓小平对于两国关系发展的准确把握使得中美关系即使在遭遇困难时也能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63][64]。对于中方而言,中国需要积极落实加入WTO、以及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时作出的进一步改革开放承诺,使自己的体制和现行的基于市场原则的国际秩序相符[65]。在应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时,中国拥有应对“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空间,中美交往过程中的合作总是多于冲突的,政府和民间的互惠合作应是两国关系不变的主旋律,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会为自身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66][67]。对于美方而言,中美关系一直处于波折前行的状态。曾任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的芮效俭认为美国需要长期采取对华“接触政策”,以提升双方的信任,美国若采取攻击性的敌意措施和中国相处,便会加强两国对抗的风险,带来破坏性的影响;美国采取“对华接触政策”也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相契合,这也是美国接受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因之一,因此两国只有相互合作才能找到共同点、深化相互了解[33][68]。

中美两国的合作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一方面,面对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如亚投行的建设、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获取等,美国需要积极调整策略来应对中国的变化;另一方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也需要意识到,自己已不再是2001年入世时取得各种优待的发展中国家了,妥善处理好中美之间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至关重要[69]。中美两国学者需要加强与民众的对话和沟通,中美两国可以通过在全球建立更多的经济合作和生态合作、加强相互依赖来避免冲突[70]。美国现任驻华大使泰里·布兰斯塔德(TerryBranstad)表示目前中美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朝核问题、贸易争端、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和阿片类止痛药的治理等,中美两国需要设立清晰的目标,制定清晰的未来发展远景,从而为中美两国关系下一个40年奠定重要基础[71]。

四、比较话语分析结果

从以上中美各自组织的中美关系大讨论专家观点汇集来看,本文作者发现,二者存在异同,不同之处多于相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从美方组织的中美关系大讨论一共五个议题和中方组织的中美关系大讨论一共八个议题来看,这两个大讨论都承认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期,正在从合作走向竞争。中美的中美关系学界都在试图解读中美关系现状,为未来中美关系重新定位出谋划策。双方都承认中美关系既有竞争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同时,双方都认为,中美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导致世界新两极化苗头的出现。在融合两国大讨论的多个议题基础上,作者提炼出中美关系存在的四个基本方面,即,1)中美关系的性质;2)中美关系冲突;3)中美关系解决方案,4)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研究发现二者存在着较多的相似之处(如表一)。例如,双方都认为加深合作和相互理解是未来两国发展的主旋律。但是,前者侧重强调当今中美之间存在的冲突,后者侧重强调过去四十年的中美关系合作大于竞争的成功经验能够给当今中美两个政府和人民提供足够的信心,并由此着重探讨了中美两国如何才能发挥想象力创造性地化解中美间的冲突,迈向新的共赢。

然而二者不同之处非常明显。首先,《外交事务》杂志组织的中美关系大讨论一共有24位中美关系专家参与,但是只有两位来自中国,即王缉思和阎学通,显然不够均衡和对等。而《澎湃国际》组织的“40年40人”中美关系大讨论由40人参加,20人来自美国,20位来自中国。《外交事务》通过书面发言的方式参入讨论,更显得“自发和自主”,更加正式,论述更加严密,重复较少。然而,美方组织的大讨论倾向内容否定中美关系过去四十年的成就,聚焦或放大中美之间的冲突,提供中美冲突解决方法的视野似乎过窄或过于聚焦眼前,过于近视。相反,《澎湃国际》受访者都是应邀参与,人数中美均衡,背景较为多元,对当前中美之间的冲突认识更加辩证,对中美冲突如何解决视野更加宏大和长远。但是美方应邀参与者都采用口头表达,论述不显得严谨,但是议题却显得更加多元。这40人主张中美合作者居多。当然,估计限于记者的问题框架,他们的回答不仅突显共识,而且也有重叠或重复过多之嫌。这也许是《外交事务》杂志的学术性和智库政策性特点和《澎湃国际》的媒体宣传侧重的不同造成的。但是,整体看,前者的讨论似乎大多建立在对过去40年中美关系合作模式的批判和否定基础上的,集中论述了中国威胁论,研判中美战略竞争走向,并就如何管理中美竞争提出政策建议。后者主要回顾,反思,和肯定了过去40年中美关系合作模式的价值,以及探讨了如何克服当今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继续创造性地延续,扩展,和提升中美关系合作模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前者似乎认为中美冲突大于合作,后者似乎强调了中美合作大于冲突。再者,后者对中美两国如何把饼做大,共同解决全球治理问题,抑制冲突和两极化,推动多极化着笔明显多于前者。

最后,前者似乎更多地反映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而后者反映了中庸和谐的哲学理念,建构主义的理论视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胸怀。前者以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视角为主,后者更加亲近建构主义角度。以上比较分析得出的研究结果印证了中美两大文明里外交哲学思维的根本差异所在。构建中美关系的战略文化必须从理解和创造性地弥合中美之间的根本哲学思维差异开始。其实,接受《澎湃国际》采访的二十位来自美国的中美关系专家或顾问大多亲历和参入了过去40年中美关系的战略设计和政策制定。想必他们的思维模式已经跨越了中美之间的哲学思维方法的鸿沟。这些美国专家和中国的中美关系专家在成功运筹帷幄过去40年的中美关系的实践中习得的跨文化思维能力正是当前中美关系冲突最终能够得到化解的基本定力。

五、研究结论

综合以上中美战略界对中美关系的认知和判断,参照过去中美关系发展的经验教训,当前中美关系从媒体上看似乎挑战大于机会。但是,只要事在人为,机会总是可以大于挑战。研究发现澎湃新闻的访谈展现了较为积极的论调,而《外交事务》杂志的中美关系大讨论以悲观主义论调为主。这是因为:1)过去四十年中美关系在从零到一到生生不息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2)中美过去内部改良和完善,尤其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美彼此比四十年前更加彼此了解和适应对方。3)中美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提高促使中美双方任何一方都不再玩得起零和游戏,最后不得不相互合作,共生共荣。4)中美双边关系以外的世界越来越需要中美之间合作或良性竞争;中美越来越有责任维护世界的稳定与和平。5)中美在竞合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将饼做大,使中美共同演进的同时,共同发展,共同复兴,和共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因此,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文化应该是以良性竞争为特征的,而不应该是恶性竞争为特征的。良性竞争可以使双方彼此在制度,文化经济和社会等方面不断得到优化,不断提升各自制度,科技,和沟通方式等方面的创新能力,促使中美共同复兴,共同带动人类文明的进步。而这种良性的竞争需要两国决策精英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对中美关系高瞻远瞩,保持高度理性,守住道义底线,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中国和美国目前处在一种竞争与合作交织的复杂关系状态,一方面两国都极力促使自己变得更强大;而两国的发展和彼此的竞争也只有在维护世界未来的确定性、稳定性和对未来的基本信心基础上才能成功实施。另一方面,21世纪的中美两国也面临着一系列共同的挑战,包括安全领域的核武器问题、卫生健康挑战,经济危机、恐怖主义、气候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相互交织的,很难脱离彼此。因此,这需要作为全球性大国的中美双方充分欣赏和积极发挥彼此的相互依赖现状所蕴含的正能量,在促进中美共同复兴的同时,共同携手打造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构建面向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各自应有的力量。

如果过去四十年中美贸易逆差的说法成立的话,造成这一贸易逆差的主因则恰恰是另一种逆差–中美之间理解的逆差。可以说,过去40年是中国虚心学习和有限复制美国模式的40年,也是美国耐心将美国经验与中国有限分享的40年。但是,在此过程中,中国已有25%人口,即三亿人口掌握英语和熟悉美国文化,而美国过去40年很少主动学习中国。掌握汉语和熟悉中国文化的美国人,除在美华人和美籍华人外,估计最多三十万人口,占其总人口的1%。这种逆差再加上美国人老大的俯视心态直接导致美国社会,尤其美国精英对中国的俯视和误读。对中国的误读导致他们对中国产生深度偏见和不信任,进而导致美国决策精英过去40年对中国出口的美国产品技术含量低下,客观上明显减少了美国产品向中国出口总量。

因此,未来几年,两国精英,尤其决策精英,需要加紧加深对彼此文明的理解,尤其彼此战略文化的理解,力争促使两国战略文化趋同,最终构建积极理性高瞻远瞩的中美关系的战略文化。如果用英文的ABCDE来表示,那么A代表联合(alliance),B代表包括全球化,全球治理和文明互鉴交流等内容的事业(business),C代表交流(communication),D代表发展(development),E代表卓越(excellence),连在一起就意味着中美两国应该通过沟通协商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全球治理和文明交流互鉴事业的发展,最终促成两国的共同进步和共同走向卓越[7]。中美之间应该就彼此的战略文化进行广泛而又深入的沟通与交流,尤其围绕美方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2025工业4.0计划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议题与中方对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印太联盟战略,非洲发展战略,美国的国防工业振兴计划以及特朗普意欲打造的全球新秩序计划等进行战略对话,战略调适,乃至战略对接,尽量避免战略对冲。在此过程中,中国应就美方给中国草率单边的“修正主义大国”的定位及其所提出和实行的打压中国所谓“锐实力”的举措做出必要的回应,辩解和批评,就美国决策精英对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产生的焦虑予以必要安抚和关切,最终摘掉这顶“修正主义大国”的帽子。

如果过去40年中美关系的发展发生了从零到一,到生生不息的变化,彰显了中美精英的智慧,那么将高度相互依赖和生生不息的中美关系退化到零的企图是多么的蚍蜉撼树。通过对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和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联合澎湃新闻推出的“40人看40年–纪念中美建交40周年系列访谈”内容和《外交事务》中美关系大讨论内容的比较话语分析,本文作者发现,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新型崛起大国和世界第一守成大国,都在不同层面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最高智慧。只要中美两国充分理解与弥合中美外交哲学思维差异,融合各自的智慧和经验,发挥足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中美必将能够开垦出通向中美和平共处2.0的道路[72]。在此过程中中美互动形成的良性竞合(copetition)模式必将促使彼此的共同复兴[73]。

最后,通过以上对中美两国各自组织的中美关系大讨论的比较分析,作者发现,二者存在的差异使二者在认知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对比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的作者和《澎湃国际》采访的40年40人,我们可以发现除北大学者王缉思外,二者不再有相同的采访对象。王缉思在接受两国媒体采访时均表示中美都需要对自身进行反思,冷静处理双边关系以避免冲突进一步加剧。在中美关系大讨论中,我们并未在《外交事务》中看到与美国国际关系专家学者数量相当的中国学者参与其中。这样的中美关系大讨论未免太自说自话了。《外交事务》主要采取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视角,通过进行议程设置相当程度上迎合了美国特朗普政府在中美关系上所采取的零和游戏这一战略意图。因此,运用地缘政治视角来处理中美关系并非是合适的策略;而《澎湃国际》采取更多的是建构主义视角,邀请20位中国专家学者和20位美国专家学者对中美关系的现状作出评判,汇聚中美智慧,对中美之间现存的问题提出具体对策,对中美关系的分析更显客观,更为前瞻,和更为互惠。《澎湃国际》这种对等平衡的采访策略正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特征:中美关系的交谊舞需要双方的平等配合才能顺利和成功。

为了更好地研判中美关系,提出更为科学的政策建言,当代中美关系学者必须从熟悉以上这两大讨论的内容和实质开始。任何只熟悉一个大讨论,忽视另一个大讨论,只关注本国中美关系专家思想言论,忽视对方国家的中美关系专家思想言论的研究行为或政策制定过程都是孤陋寡闻的,不职业化的,和偷工减料的。遗憾的是,目前这两场大讨论仅用了各自的语言发表或出版。因此,为了弥合这一认知鸿沟,笔者建议有关方面将各自的大讨论翻译成中文或英文正式出版。待这篇文章中文发表后,作者打算尽快发表英文版本,以便两国中美关系学界都知晓近两年期间的中美关系大讨论的内容。本文为了弥合两国中美关系学界存在的这一鸿沟做了以上的努力,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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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王缉思、袁鹏、赵明昊、朱锋、黄仁伟、胡波:超越分歧走向双赢:中美智库研究报告(中方),澎湃外交学人,2017年5月25/27日,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93539;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94487[WangJisi,YuanPeng,ZhaoMinghao,ZhuFeng,HuangRenwei,HuBo:Transcenddiferencestoreachawin-winsituation:U.S.-ChinaThinkTankReport(Chinaside),ThePaper,May25/27,2017,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93539;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94487]

[28]叶君:40年40人|周文重:求同存异磨合前行是中美唯一明智选择,澎湃国际,2018年12月4日,检索于https://m.thepaper.cn/wap/v3/jsp/newsDetail_forward_2670467。[YeJun:40years40people|ZhouWenzhong:Sekingcommonpointswhilereservingdiference,ThePaper,December4,2018,retrieved from https://m.thepaper.cn/wap/v3/jsp/newsDetail_forward_2670467.]

[29]任泽平、罗志恒、贺晨、华炎雪:美国两党及内阁成员对华思想全景图――美国是如何走向对华强硬的?,恒大研究院,2018年12月9日,检索于http://www.etf.group/lib/article/340227.html。[RenZeping,LuoZhiheng,HeChen,HuaYanxue:PanoramaofU.S.twopartiesandcabinetmembers’thoughttowardsChina,EvergrandeResearchInstitute,December9,2018,retrieved from http://www.etf.group/lib/article/340227.html]

[30]叶君:40年40人|季瑞达:美国企业仍然看好中国市场的长远机会,澎湃国际,2018年12月19日,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494。[YeJun:40years40people|JiRuida:U.S.firmsarestilloptimistictowardsChinesemarketsfromalong-termperspective,ThePaper,December19,2018,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494.]

[31]辛波恩、李奕昕:40年40人|宋国友:经贸关系依然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澎湃国际,2019年1月2日,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516[XinBoen,LiXinyi:40years40people|SongGuoyou:EconomicsandtraderelationsarestiltheanchorofU.S.-Chinarelationship,ThePaper,January2,2019,retrieved from 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516]

[32]叶君:40年40人|包道格:美国新国际格局中必须给中国一席之地,澎湃国际,2018年12月17日,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492。[YeJun:40years40people|DouglasPaal:U.S.theremustbeaseatfornewinternationalconfigurationledbytheU.S.,ThePaper,December17,2018,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492]

[33]吴挺:40年40人|荣大聂:建立信任是中美应对棘手问题的解药,澎湃国际,2018年12月31日,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513。[WuTing:40years40people|DanielH.Rosen:TrustbuildingistherightwaytosolveU.S.-Chinaproblems,ThePaper,December31,2018,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513]

[34]赵舒婷、叶君:40年40人|陈东晓:除了建构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别无他路,澎湃新闻,2018年12月28日,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508。[ZhaoShuting,YeJun:40years40people|ChenDongxiao:Constructingnewtypeofmajor-powerrelationshipistheonlywayforU.SandChina,ThePaper,December28,2018,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508]

[35]吴挺:40年40人|崔天凯:中国智慧能给中美未来指出一条新路,澎湃国际,2018年11月26日,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57149。[Wuting:40years40people|CuiTiankai:TheWisdomofChinaprovideanewwayforU.S.Chinarelationship,ThePaper,November26,2018,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57149]

[36]时殷弘:中国的周边战略与对美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6期,第3-5页。[ShiYinhong:China’sneighboringstrategyandrelationshipwiththeU.S.,ContemporaryInternationalRelations,No.62018,pp.3-5.]

[37]乐然:专访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成:特习会,协议有戏?,德国之声,2018年11月28日,检索于https://www.dw.com/zh/专访特习会协议有戏/a-46483138。[YueRan:InterviewwithdirectorofBrookingsInstituteChinaCenterLiCheng:Trump-XiConference,isthereawayforanagrement?,VoiceofGermany,November28,2018,retrieved from https://www.dw.com/zh/专访特习会协议有戏/a-46483138]

[38]杨洁勉:不会有新冷战,因为美国没那能力,观察者,2018年11月26日,检索于https://www.guancha.cn/yangjiemian/2018_11_26_481051.shtml?spm=smpc.content.content.1.1546041600111pKu4FZc[YangJiemian:TherewilbenonewcoldwarduetothelackofpowerfromtheU.S.,Guanchazhe,November26,2018,retrieved from https://www.guancha.cn/yangjiemian/2018_11_26_481051.shtml?spm=smpc.content.content.1.1546041600111pKu4FZc]

[39]胡波:深度|中美关系的三种未来,参考消息,2018年11月25日,检索于https://news.sina.cn/gn/2018-11-26/detail-ihmutuec3583296.d.html。[HuBo:Indepth|ThreekindsoffutureforU.S.-Chinarelationship,Cankaoxiaoxi,November25,2018,retrieved from https://news.sina.cn/gn/2018-11-26/detail-ihmutuec3583296.d.html]

[40]黎安友,荣剑:黎安友对话荣剑:特朗普、中美关系与中国改革前景,FT中文网,2018年11月28日,检索于https://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0426?archive。[AndrewNathan,RongJian:AndrewNathan’sTalkwithRongJian:Trump,U.S.-ChinarelationshipandChina’srevolutionaryfuture,FTChinese,November28,2018,retrieved from https://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0426?archive]

[41]薛雍乐,吴挺:40年40人|约瑟夫·奈:中美并不给对方构成实质性威胁,澎湃国际,2018年12月1日,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58642。[XueYongle,WuTing:40years40people|JosephNye:ChinaandtheU.S.wouldnotimposesubstantivethreatuponeachother,ThePaper,December1,2018,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58642.]

[42]阎学通,徐进:中美软实力比较,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期,第24-29页。[YanXuetong,XuJin:ComparisonbetwenU.S.-Chinasoftpower,ContemporaryInternationalRelations,No.1(2008),pp.24-29]

[43]腾建群: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分析,当代世界,2018年第12期,第25-29页。[TengJianqun:U.S.“strategiccompetition”analysistowardsChina,ContemporaryWorld,No.12(2018),pp.25-29.]

[44]叶君:40年40人|何汉理:中美政治制度之争也能成为良性竞争,澎湃新闻,2018年12月13日,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488。[YeJun:40years40people|HeHanli:CompetitionofU.S.-Chinapoliticalinstitutionalcompetitioncanbeagoodone,ThePaper,December13,2018,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488.]

[45]李成,黛安娜·梁:美国正在寻求中美关系的新范式,中美聚焦,2018年11月22日,检索于http://cn.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20181122/34606.html。[LiCheng,DiannaLiang:U.S.isseekingnewparadigmofU.S.-Chinarelationship,U.S.Chinafocus,November22,2018,retrieved from http://cn.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20181122/34606.html.]

[46]赵舒婷、叶君:达巍:中美关系稳定符合两国各自发展的大战略,澎湃国际,2018年12月30日,检索于http://www.uscnpm.com/model_item.html?action=view&table=article&id=17734。[ZhaoShuting,YeJun:DaWei:StableU.S.-Chinarelationshipsuitstheirdevelopmentstrategieswel,ThePaper,December30,2018,retrieved from http://www.uscnpm.com/model_item.html?action=view&table=article&id=17734]

[47]陈佳骏:40年40人|刁大明:主动形塑美国的“另一半”对华共识,澎湃国际,2019年1月4日,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525。[ChenJiajun:40years40people|DiaoDaming:ActivelyguideU.S.“anotherside”perceptiontowardsChina,ThePaper,January4,2019,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525]

[48]辛恩波、薛雍乐:葛小伟:“人性化“的中美关系有助于跨越分歧,澎湃国际,2019年1月3日,检索于https://www.sohu.com/a/286154190_260616。[XinEnbo,XueYongle:PeterHaysGries:HumanizedU.S.-Chinarelationshipcanhelptwocountriestoaddresdivergence,ThePaper,January3,2019,retrieved from https://www.sohu.com/a/286154190_260616]

[49]薛雍乐,叶君:陆伯彬:实用主义外交能让中美再上合作之路,澎湃国际,2018年12月21日,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496。[XueYongle,YeJun:RobertS.Ros,PragmaticdiplomacycanpromoteU.S.-Chinacooperation,ThePaper,December21,2018,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496]

[50]阎学通:对中美关系不稳定性的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2期,第4-30页。[YanXuetong:AnalysisuponSino-U.S.relationshipinstability,WorldEconomicsandPolitics,No.12(2010),pp.4-30.]

[51]孙双语、叶君、余樱:40年40人|吴心伯:中美磨合后将迎更平等双边关系新形态,澎湃国际,2018年12月24日,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500。[SunShuangyu,YeJun,YuYing:40years40people|WuXinbo:ChinaandtheU.S.wilfacenewmutualrelationshipafterrun-in,ThePaper,December24,2018,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500].

[52]张琪:40年40人|陶文钊:中美之间积累了丰富的危机管控经验,澎湃国际,2018年12月2日,检索于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69144_1。[ZhangQi:40years40people|TaoWenzhao:ChinaandtheU.S.haveacumulatedrichrisk-controlexperience,ThePaper,December2,2018,retrieved from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69144_1].

[53]杨洁勉:新型大国关系:理论、战略和政策建构,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3期,第3-19页。[YangJiemian:Newrelationshipbetwenmajorpowers:Theory,strategyandpolicyconstruction,ChinaInternationalStudies,No.3(2013),pp.3-19].

[54]赵舒婷,张骐:40年40人|袁鹏:利益深度捆绑是中美关系的一大成功经验,澎湃国际,2018年12月26日,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504。[ZhaoShuting,ZhangQi:40years40people|YuanPeng:TheinterdependenceofinterestbetwenChinaandtheU.S.issucesfulexperienceforthemutualrelationship,ThePaper,December26,2018,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504]

[55]赵舒婷,叶君,龙菲:40年40人|姚云竹:中美这两个伟大的国家不应相互为敌,澎湃国际,2018年12月14日,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489。[ZhaoShuting,YeJun,LongFei:40years40people|YaoYunzhu:Astwogreatcountries,ChinaandtheU.S.shouldnotberivals,ThePaper,December14,2018,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489].

[56]杨一帆,龙菲:40年40人|杨毅:莫让军事交流成为中美关系的“抵押品”,澎湃国际,2018年12月10日,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483。[YangYifan,LongFei:40years40people|YangYi:DonotletmilitarycommunicationmakeSino-U.S.relationship’smortgage,ThePaper,December10,2018,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483].

[57]辛恩波、吴挺:40年40人|戴博:中美需将新兴科技转化为未来合作的推力,澎湃国际,2018年12月27日,检索于http://m.thepaper.cn/renmin_prom.jsp?contid=2670507&from=renmin。[XinEnbo,WuTing:40years40people|RobertDaly:ChinaandtheU.S.needtotransformnewlyemergingtechnologyintopowertopromotefuturecooperation,ThePaper,December27,2018,retrieved from http://m.thepaper.cn/renmin_prom.jsp?contid=2670507&from=renmin]

[58]辛恩波,龙菲,王天禅:40年40人|朱锋:要客观清醒认识中国发展中的美国因素,澎湃国际,2018年12月22日,检索于https://m.thepaper.cn/yidian_promDetail.jsp?contid=2670497&from=yidian。[XinEnbo,LongFei,WangTianchan:40years40people|ZhuFeng:ObjectivelyunderstandtheU.S.factorsinChina’s development,ThePaper,December22,2018,retrieved from https://m.thepaper.cn/yidian_promDetail.jsp?contid=2670497&from=yidian]

[59]阎学通:《中美两极化趋势的思考》,《现代国企研究》,2018年第17期,第84-86页。[YanXuetong:ThoughtuponpolarizationofChinaandtheU.S.,ModernSOEResearch,No.17(2018),pp.84-86]

[60]黄仁伟:西方对“一带一路”的偏见,多数是源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的无知,上观新闻,2018年12月1日,检索于https://www.guancha.cn/HuangRenWei/2019_10_17_521720.shtml。[HuangRenwei:Westernprejudicetowards“BeltandRoad”resultsfromtheinnocenceofcommunitywithasharedfutureformankind,ShangguanNews,December1,2018,retrieved from https://www.guancha.cn/HuangRenWei/2019_10_17_521720.shtml.]

[61]陈佳骏:40年40人|何亚非:中美需要大国胸襟来推动关系向前发展,澎湃新闻,2018年12月18日,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493。[ChenJiajun:40years40people|HeYafei:ChinaandtheU.S.needtoembracegreatmindtopromotemutualrelationship,ThePaper,December18,2018,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493]

[62]郑永年: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所必须面临的国际关系问题,时政国关分析,2018年11月24日,检索于http://aoc.ouc.edu.cn/7f/98/c9821a229272/page.psp。[ZhengYongnian:InternationalrelationsproblemsChinaneedstofacewhilerisingup,ShizhengGuoguanFenxi,November24,2018,retrieved from http://aoc.ouc.edu.cn/7f/98/c9821a229272/page.psp]

[63]辛恩波,薛雍乐:40年40人|傅高义:中美需要更多有“人情味”的学者,澎湃国际,2018年11月29日,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58426。[XinEnbo,XueYongle:40years40people|EzraFeivelVogel:ChinandtheU.S.nedmore“humane”scholars,ThePaper,November29,2018,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58426]

[64]薛雍乐:40年40人|李侃如:中美应谨防两国关系走向总体对立,澎湃国际,2018年12月3日,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462。[XueYongle:40years〛40people|KennethLieberthal:ChinaandtheU.S.needtopreventbothcountriesfromstandingagainsteachother,ThePaper,December3,2018,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462].

[65]文贯中:我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看法,大国策智库,2018年11月29日,检索于http://daguoce.org/article/12/415.html。[WenGuanzhong:MyOpinionuponSino-U.S.futurerelationship,DaguoceThinkTank,November29,2018,retrieved from http://daguoce.org/article/12/415.html].

[66]金灿荣、刘宣佑、黄达:“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东北亚论坛,2013年第5期,第3-12页。[JinCanrong,LiuXuanyou,HuangDa:“theimpactofU.S.rebalancingstrategyinAsiaPacificareauponU.S.-Chinarelationship”,NortheastAsiaForum,No.5(2013),pp.3-12].

[67]倪建平:汲取“共享历史”智慧,促进中美民间友好,美国学与国际研究,2018年12月21日。[NiJianping:Absorbingthewisdomof“sharedhistory”,andpromoteSino-U.S.friendshipamongpeople,U.S.Study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Research,December21,2018,retrieved from https://mp.weixin.qq.com/s/MxHVxfrYy0duxPn6TQqktQ].

[68]薛雍乐:40年40人|芮效俭:美国能和更强大繁荣的中国友好相处,澎湃国际,2019年1月1日,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490。[XueYongle:40years40people|J.StapletonRoy:U.S.cangetalongwelwithaprosperousChina,ThePaper,January1,2019,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490].

[69]薛雍乐、龙菲:40年40人|韩磊:中美加强国际议题合作惠及及人,澎湃新闻,2018年12月29日,检索于http://m.thepaper.cn/wifiKey_detail.jsp?contid=2670509&from=wifiKey。[XueYongle,LongFei:40years40people|PaulHaenle:Sino-U.S.internationalcooperationisbeneficialtoeveryone,ThePaper,December29,2018,retrieved from http://m.thepaper.cn/wifiKey_detail.jsp?contid=2670509&from=wifiKey]

[70]辛恩波:40年40人|兰普顿:中美加强相互依赖能够克服修昔底德陷阱,澎湃国际,2018年12月9日,检索于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482。[XinEnbo:40years40people|DavidM.Lampton:ThestrengtheninginterdependencebetweenChinaandtheU.S.canhelpbothcountriesovercomeThucydidesTrap,ThePaper,December9,2018,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0482].

[71]叶君:40年40人|布兰斯塔德:良好领导人关系引领中美美好未来,澎湃国际,2018年12月15日,检索于http://m.thepaper.cn/yidian_promDetail.jsp?contid=2670515&from=yidian[YeJun:40years40people|TeryBranstad:goodleadershipcanletU.S.andChinahaveabeterfuture,ThePaper,December15,2018,retrieved from http://m.thepaper.cn/yidian_promDetail.jsp?contid=2670515&from=yidian]

[72]JiaWenshan:TowardEngagement2.0,notColdWar2.0,CGTN,July26th,2020,retrieved from https://news.cgtn.com/news/2020-07-26/Toward-Engagement-2-0-not-Cold-War-2-0-Sr4WQoxZiU/index.html

[73]FuYing:Opinion|CooperativeCompetitionisPossibleBetweenChinaandtheU.S.,VietnamandEastAsiaBlog,November24,2020,retrieved from https://thetaysonrebelion.com/2020/11/24/opinion-cooperative-competition-is-posible-betwen-china-and-the-u-s-by-fu-ying-the-new-york-times/.

来源时间：2023/2/3 发布时间：202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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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政策将致“两败俱伤”：广泛脱钩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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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2/2023

作者：作者-henry-m-paulson-jr-编译-xin

2023-02-02

1月26日，前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Henry M. Paulson, Jr.）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发表题为“美国对华政策难见成效：广泛脱钩的危险”（“American’s China Policy Is Not Working: The Dangers of a Broad Decoupling”）的文章。文章回顾了美中两国近十五年来的关系，指出美国当前“围追堵截”式的对华政策对其自身的消极作用，并对这种策略将如何影响世界局势作出了中肯的评价。

文章称，当前人们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全球时代，这一时代与2008年惊人相似，但亦有明显不同之处。在2008年，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美国与伊朗、朝鲜持续存在紧张关系。同时，世界面临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彼时，文章作者作为美财政部长与中国领导人合作以促成宏观经济恢复稳定。但如今，这种合作却难以达成。与十五年前的经济危机不同，新冠疫情并未弥合美中关系，双方非但难成合作，反而致使敌对情绪加剧。中国和美国就防疫措施相互指责，并一味攻讦对方是造成全球经济低迷、难以恢复常态的祸首。

文章指出，造成双方态度和关系发生变化的原因主要是美中双方对外政策的转变。在中国方面，其拥有与十几年前完全不同且更具自信的领导层。中国的经济规模相比2008年超过两倍，这令其拥有更强的执行对抗性政策的能力。同时，中国向西方资本所开放的经济并未达到他们所期待的程度。北京将美国旨在保护本国技术的出口管制视为对中国发展的威胁。在美国方面，其试图联合盟国，特别是亚欧地区民主国家，制衡和打压中国。美国认为中国科技发展、人才投资、技术创新等将令其快速崛起并壮大其军事力量。华盛顿对中国的态度转向负面，从时而竞争时而合作的关系极速下降至几乎全面性的对抗关系。诚然，这种紧张局势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中国崛起，但美中之间不稳定的关系将限制美国企业发展前景和商业创新能力，令它们失去第三国市场份额，并使世界陷入动荡不安和经济衰退。

文章称，尽管许多国家与华盛顿一样对中国的政策和行动表示反感，但其他国家并未像美国一样使用相同的策略在经济或其他领域试图广泛地遏制或瓦解中国。美国主要的合作伙伴加强了对敏感技术的出口管制，频繁审查和封锁中国的投资，并呼吁对北京采取强制性经济政策和施加军事压力。但这些国家在华盛顿所寻求的对华强硬措施前亦有所保留。例如，许多国家并未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而是深化对华贸易。它们通过业务多元化、在第三国建立新的供应链、减少高敏感领域的信息敞口来对冲来自中国的潜在压力。2020年，尽管美国多次发出警告，中国还是超过美国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2022年，欧盟对中国的进出口也有所增长。

美国“驱逐”中国科技巨头的策略仅在欧洲和印度有所成效，在其他地方则“表现不佳”。例如，沙特阿拉伯的最大贸易伙伴是中国，其2030年的改革计划中包括与阿里巴巴、华为等中国科技公司合作，合作领域包括人工智能和云服务等敏感领域。印度尼西亚作为亚洲民主国家一直是华盛顿拉拢以抗衡中国影响力度的主要对象，但是雅加达已将华为作为其网络安全方案的首选合作伙伴，政府系统亦包含在该方案之内。华盛顿“减少中国”的策略在非洲地区境况更糟。在2021年，中非贸易创历史新高，较2021年增长35%。

文章指出，中国的重新开放让美国“围追堵截”的压制更加难以实现。此外，北京正在推行一种“减少美国”战略以与美国的“减少中国”战略相抗衡。北京放开了其严格的新冠清零政策，寻求外国资本和投资以重振经济。例如，中国在贸易领域加大参与力度。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六年后，华盛顿显然无意重新加入。然而，北京已申请加入该协定，该协定现在被称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此外，中国还批准了亚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与厄瓜多尔、新西兰等国升级或启动新的自贸协定。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贸易国，与全球近三分之二的国家有贸易往来，远超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水平。

文章称，美国将中国“拒之门外的努力”势必会伤害中国，但亦会为美国带来消极作用。美国政府通过限制对中国消费品的进口关税抬高其价格，这一举措虽然打压了中国经济，但亦对美国消费者和企业造成伤害，特别是依赖中国供应商的普通企业，在通货膨胀和高额能源费用的重压下不堪重负。

美国与中国在技术开发和人才吸引上展开竞赛，这一竞赛将推动经济发展。然而，竞赛的过程要求美国制定全球标准，而非将竞争下的优势环境拱手让给中国，并切断美国工人的发展机会。虽然北京在许多领域奉行不利于美国利益的政策，并在一段时间内难以作出调整，但其应处理好强硬态度与公平和开放的对话和行动的关系。过去的事实证明，与中国进行符合自身利益的协调是有意义的。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至暗时刻，中国作为房地美和房利美证券的巨大持有者，曾与华盛顿协调不出售美国证券，这一决定对避免另一场大萧条至关重要。中国在2008年首届G20峰会后出台的刺激计划也有效消解了经济危机影响，推动全球经济复苏。

文章评论，美中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有必要进行沟通与协调以预测和预防随时可能发生的经济混乱和金融危机。此外，美中之间的主要和次要经济和金融联系密切且深入，与其去寻求难以实现的“斩断”，不如两国就宏观经济风险达成共识，以对双方经济政策和面临的挑战有更好了解。

作者对美国对华政策提出三点建议：1）两国决策者应加强协调，更加频繁地会面和交谈。友谊不是协调的先决条件，但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分歧也不应成为阻止双方开展符合自身利益的合作的绊脚石。这些合作包括但不限于宏观经济稳定、流行病预防、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例如，作者认为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将与中国国务委员王毅会面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作者还建议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与其同事和中国方面进行定期对话，讨论和检测全球和国内宏观经济和金融风险；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也应会见中国最高央行行长。2）美国需巩固拜登政府在双方关系像自由落体一样下滑时支起的地板。因为美国列出的向中国施加压力的盟友和伙伴，也希望在可能的情况下寻求与中国的合作。这就是拜登去年11月在印度尼西亚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时寻求为双方不断加剧的紧张关系建立护栏的原因之一。3）美国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脱钩，但大规模的脱钩是无意义的。华盛顿有必要对中国对全球科技公司的投资和并购进行更严格的审查，控制武器相关技术和军民两用技术，但无需在与国家安全或国家竞争力关联不大的领域与中国脱钩。

文章指出，强劲的政治风势令国会中一些人不惜牺牲美国利益来惩罚中国，这种对抗情绪并非空穴来风，特别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华盛顿担忧北京将对台湾施加胁迫。然而，广泛脱钩或许并非最优解决策略。一方面，华盛顿有必要加强威慑，另一方面，也有必要从其盟友和伙伴拒绝与中国脱钩的行为中找到答案——中国将成为未来几十年全球金融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华盛顿应寻求与中国在不影响互利贸易前提下脱钩的方式（“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should have serious discussions with Chinese leadership about how to manage the decoupling in a way that allows for mutually beneficial trade.”）。眼下双方陷入“口舌之争”，无益于扩大互利贸易机会，也无益于美国自身发展。

为在美国生存而战，TikTok公布“得克萨斯计划”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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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2/2023

作者：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编者按：

去年6月，美国媒体Buzzfeed报道称，字节跳动的中国员工可以访问美国的TikTok用户数据，顿时刺激了美国家安全鹰派的敏感神经。一周后，9名共和党参议员联名致信TikTok首席执行官周受资，质疑其数据访问政策。为回应上述担忧，周受资于三天后回信参议员，信中称TikTok正在开展一项加强美国用户数据安全的“得克萨斯计划”(Project Texas)。不过，这并未打消美国的疑虑，此后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十几个州政府宣布应用禁令，几所公立大学则禁止TikTok进入其Wifi网络;国会则于去年12月底投票决定禁止联邦政府设备使用TikTok应用，新法律将于今年2月27日起实施，但执行机制尚不明确;近日，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Josh Hawley)和共和党众议员肯·巴克(Ken Buck)又分别在两院提出“美国设备禁用TikTok法案”(No TikTok on the United States Devices Act)，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计划于本月就该法案进行投票。可以说，TikTok的美国业务正面临比2020年时任总统特朗普试图禁止该应用更严重的威胁。

对此，TikTok正在华盛顿发起新一轮公关游说攻势。除了备受瞩目的TikTok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将于3月23日出席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之外，其于近日为部分记者和学者举行了一场关于“得克萨斯计划”的简报会。受TikTok资助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技术政策中心主任马特·佩罗特(Matt Perault)和“小院高墙”策略的提出者、“新美国”智库网络安全政策研究员萨姆·萨克斯(Samm Sacks)参加了这场简报会，并在法律事务(Lawfare)网站撰文，分享了简报会透露的关于“得克萨斯计划”的细节，文章摘要如下：

“得克萨斯计划”的目的是什么?

根据《国防生产法》(Defense Production Act)第721条，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负责审查和监控在美国的外国投资，以防止美国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当CFIUS确定某项交易可能会对美国家安全构成风险后，它可以和该实体签订缓和协议，并继续监控以确保该实体遵守美国法律规定。拜登政府在2022年9月颁布第14083号行政令，列举了CFIUS在审查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例如，对美国企业的外国投资是否会访问或存储美国人的敏感数据，包括健康数据。同年10月，CFIUS发布首份执法和处罚指南，具体说明了对企业不合规行为的处罚程序。

TikTok和CFIUS之间的谈判，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具体风险上。第一，中国政府未经授权访问TikTok持有的数据，尤其是美国公民的数据。第二，中国政府对TikTok的内容产生影响。第三，TikTok没有合适的安全系统，软件存在漏洞且不值得信任。

TikTok将如何执行“得克萨斯计划”?

执行“得克萨斯计划”的基础是TikTok于2022年7月成立的美国数据安全管理部门(USDS)。该部门负责TikTok业务中容易引起国家安全问题的部分，如访问美国公民数据和内容审核。USDS将由前美国特勤局特工安迪·波尼洛(Andy Bonillo)和威尔·法瑞尔(Will Farrell)领导。该部门将由一个独立的董事会管理，董事会成员由TikTok提名，并由CFIUS审查。而且，该董事会将直接向CFIUS而不是字节跳动汇报工作。甲骨文公司也将监督USDS的数据安全，确保不会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同时，CFIUS也将规定USDS的招聘要求，雇员必须为美国公民或持有美国绿卡。美国政府也有资格对任何潜在雇员进行额外的背景调查，并且有权否决USDS的招聘决定。

除了访问TikTok的代码和后端系统之外，USDS还建立了独立的人力资源团队，负责招聘和管理美国员工。与TikTok全球业务的核心功能一样，USDS的团队也将包括软件工程、用户和产品运营、隐私保护、法律咨询、威胁检测，以及安全风险与合规等领域的人员。不涉及美国用户数据的职能，如公共政策和营销，将不会被引入USDS。目前，TikTok约一半的美国员工已经转入USDS。

甲骨文公司在监管USDS方面将扮演什么角色?

甲骨文公司将负责监督流入和流出USDS的数据，确保所有美国用户的数据都将转移至甲骨文公司的云服务器。由于TikTok在全球运营，为使美国TikTok用户可以和其他国家的用户进行互动，部分美国数据势必会离开美国。TikTok已经向CFIUS反映了这一问题，TikTok表示公共数据、互操作性数据和数据安全工具都经过了CFIUS的审查。因此，美国用户依然可以与国外用户互动。

甲骨文公司将使用自动化流程和人工审核来保证数据安全，主导安全审查流程，与获得CFIUS批准的第三方检查人员一起对所有TikTok代码进行评估。一旦代码通过检查，甲骨文公司就会进行数字签名，允许软件运行。审查过程将在“透明中心”(transparency centers)内部进行，甲骨文公司可以直接审查TikTok的源代码。自2022年8月起，甲骨文公司已经启动了对TikTok源代码的初步审查。如果发现恶意代码、安全漏洞等问题，将在一天内通知USDS、CFIUS和第三方监管机构。

甲骨文公司还将监督审核系统、视频推荐机制以及推广的内容。如果发现潜在风险，它将向美国政府标记该问题，方便政府之后进行详细的检查。

USDS将在内容审核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USDS将负责TikTok在美国的内容审核。目前，TikTok有三种审核内容的方式，分别是执行社区准则，根据用户行为推荐视频，以及根据编辑政策推广视频。对于美国用户来说，以上方式将由USDS负责审核监督。

谁将负责监督“得克萨斯计划”?

如果TikTok和CFIUS就降低安全风险达成协议，那么CFIUS将继续督促TikTok遵守协议。目前，CFIUS监督着数十项缓和协议，并定期向国会报告。

根据TikTok披露，除CFIUS以外，另有六个实体共同监督“得克萨斯计划”，分别是：甲骨文公司、由甲骨文公司提名并由CFIUS批准的源代码检查员、数据删除审计员(负责核实在USDS成立之前存储在TikTok位于新加坡和弗吉尼亚州服务器上的所有美国个人数据成功删除)、网络安全审计员、确保合规的第三方监督员、第三方审计员(负责每年进行合规评估)。

USDS会让TikTok付出怎样的代价?

TikTok预计建立的USDS将耗资15亿美元，每年的运营成本将在7亿至10亿美元之间。目前，TikTok并未说明“得克萨斯计划”将对应用程序有何影响，也不清楚该计划是否可以缓解美国的担忧。但至少USDS的建立将对TikTok向美国境外传输数据的能力产生法律和政策影响。

首先，TikTok需要修改其隐私政策。新政策将明确指出，在哪些特定、限制的情况下，将允许数据流出USDS。其次，由于TikTok的隐私政策将限制USDS和字节跳动共享数据，如果TikTok违反政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将根据《联邦贸易委员会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第五条对其采取行动。最后，美国《存储通信法案》(Stored Communications Act)禁止科技公司向外国政府披露账户内容，如果中国政府要求USDS提供数据，美国将依法起诉TikTok。

文章摘译自Lawfare网站文章Project Texas: The Details of TikTok’s Plan to Remain Operational in the United States。

来源时间：2023/2/2 发布时间：20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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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补与权衡：美式“多边主义”的四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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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2/2023

作者：来源：民智国际研究院

导语：

在2021年当选后，拜登迫不及待地宣布特朗普式“美国优先”的外交时代已结束，美国将“重返”世界舞台。然而，地缘政治竞争的复苏、新冠疫情等全球挑战的加剧，以及国内愈加激烈的两党斗争，让拜登的计划陷入停滞。随着拜登政府进入第三个年头，美国不少政界人士认为，采取更具战略性和针对性的新型国际合作方式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本文中，作者探讨了美国目前提出的四种主流的多边主义外交模式，并分析其各自的优缺点，以期为追求国家利益和集体行动之间进行有效权衡。作者认为，美国未来的实际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应将四种多边主义模式相融合，并制定一套判断标准寻求模式之间的互补。

本文编译自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官方网站的政策报告。原标题为《美国的四种多边主义方案》(Four Contending U.S. Approaches to Multilateralism)，作者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全球秩序与机构项目主任斯图亚特. 帕特里克(Stewart. Patrick)。文章略有删改，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思考，与公众号立场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在特朗普任期中，美国充斥着单边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对外方针的弊端暴露无遗。尽管这一外交方案仍得到了部分共和党人的支持，但多边主义回归无疑已成为政界所呼吁的主流。不过，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是，目前哪种形式的多边主义战略最符合美国的国际利益，并能促进国际体系的稳定呢?

正如拜登政府在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中所描述的那样，在当下所面临的历史性时刻中，国际体系正被两种相克的趋势所影响。一个是大量的跨国挑战，如气候变化和流行病的出现，需要各国的集体行动来应对;另一个则是地缘政治竞争的复苏，这阻碍了全球合作。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Antonio Guterres) 哀叹道：“世界陷入了巨大的全球性功能失调。”虽然拜登已不再提起特朗普所谓“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但对于“美国优先”的最优替代方法的辩论才刚刚开始。目前在美国的外交政策机构中，主流的多边合作模式有四种，简称“4C” 。第一种是章程模式(charter)，即类似于联合国的普遍成员模式。第二种是俱乐部模式(club)，它试图将成熟民主国家的联盟作为世界秩序的基础。第三种是协调模式(concept)，寻求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妥协和联合行动。第四种是联盟模式(coalition)，即为每一个全球突发事件量身定做特别框架。所谓的“4C”中的每一个模式都声称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分别是合法性、团结性、行动能力和灵活性。

随着拜登政府进入第三个年头，美国采取更具战略性和针对性的国际合作方式的时机已经成熟。“4C”中的每一个都基于特定的假设，提出不同的因果和规范主张，并为追求美国利益和有效集体行动进行权衡。为了能够在特定情况下权衡它们的相对优点，政策制定者需要更好地理解它们的概念基础和实际影响。

首先，在多边合作的章程模式下，联合国和其他基于主权平等原则的条约型组织占据了优先地位。尽管存在种种缺陷，但联合国凭借其普遍的会员资格、具有约束力的宪章以及在安全理事会主持下授权使用武力的唯一权力，将继续享有最高的全球合法性。正如时任副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2016年解释的那样，“联合国所做的工作、它带来的合法性以及其影响力，仍然是无可替代的。”

第二种模式，即俱乐部模式，旨在复兴和巩固西方先进民主国家共同体占据核心，并制定国际规则的开放体系。与自由国际主义原则一致，该模式首先侧重于加强现有的多边机构，并旨在团结所谓的“自由世界”。俱乐部模式最近重新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兴趣，在这些国家看来，崛起的中国想要挑战现有的国家行为准则和国际规则，而俄罗斯则意图推翻欧洲在冷战后所建立的地区秩序。

第三种协调模式，旨在将世界秩序的维护交给一个全球版的19世纪“欧洲协调会”(译者注：指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列强以会议方式协商处理欧洲重大问题的外交机制)。这个机构的成员将包括自由主义和非自由主义大国。在这个方案下，他们将缓和意识形态的竞争，容忍彼此的政治分歧，以便共同管理全球和区域危机，并就气候变化、大流行病、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等共同威胁进行合作。

最后，联盟模式设想了一种灵活的、自选式的合作方式。与前三种多边主义模式不同的是，在联盟模式下的集体行动中，没有固定的国家占据中心位置。相反，在特定情况下，多边谈判桌上各方的身份和数量取决于所面临挑战的性质，潜在参与者的关注程度，以及每个行为者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可以发挥的相关能力。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类别代表了某些理想类型，但在实践中可能并不会有如此明显的区分。例如，联合国的组织特点同时体现了宪章模式(联合国大会)和协调模式(安全理事会)的要素。尽管如此，在拜登政府迄今为止的外交政策中，包括其对俄乌冲突的回应，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四个模式的运用。

与过去一样，在21世纪余下的时间里，美国实际的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很可能涉及以上提到的四种模式的融合。这种融合与美国目前所追求的多样化政策目标是一致的：它同时关心在联合国体系内促进多边主义，也注重加强其最亲密民主盟友之间的团结，维持与其他大国的谈判、共存，并根据情况需要利用灵活的暂时联盟。对于美国来说，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诀窍是制定一套标准，以判断在某个时刻选择哪类模式是合理的，并在充分了解这些模式的历史遗产、利害关系和实际影响的基础上，寻求这些模式之间的互补。

编译：蒲星妤

来源时间：2023/2/2 发布时间：20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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