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6月11日文章，原题：军事外交：中国寻求军事伙伴

　　对于中国新版国防白皮书，外界主要聚焦其海军军力投射。讲述北京深化安全合作的最后一章，显然未太受关注。其实，从中可看出中国的雄心和局限性。

　　该文件概述了解放军志在深化与各国的军事关系，希望与外国伙伴的演习和训练，从非传统安全领域(如人道主义救援)，扩大到以更为传统的安全领域为主。这些不只是雄心抱负。过去10年来，中国全方位深化安全伙伴关系。解放军已与150多个国家的军队交流，训练了数以千计的外国人员。2002年前，解放军从未进行过联合演习，此后与20多个国家进行演习，其中有美国盟友、甚至美国。

　　然而，对话和军事交流是一回事;海外基地、情报分享协议及共同防御条约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在这方面，中美的鲜明对比具有启发性。

　　美国有数十个盟友，并享有与其几十年的密切政治和军事关系。中国只有一个条约盟友朝鲜，且北京与平壤是否真的互相防卫也成问题。美国有数百海外基地和设施，分布于全球40多个国家;而中国仍在试图建立首个境外基地。

　　此外，中国的日益咄咄逼人也制约其发展重要安全伙伴关系的能力。这促使亚洲国家军队互相抱团并与美国联合，其抱团的动力远大于与解放军协作的兴趣。

　　与北京合作将继续吸引各国。有些国家想要与解放军密切合作带来的无附加条件军事援助，也有的想利用军事交流加大对中国意图的了解。但是，对北京当前行动的不安及对未来意图的猜疑，仍将令中国难以取得一系列全面的安全伙伴关系。

　　这给美国及伙伴带来机会。几十年来，随着中国实力增强，华盛顿一直在谋求影响北京的选择。如今，美国可更容易地加强印太地区安全关系网，以确保中国在一个其他国家够强大并互相联合的地区崛起。(作者理查德·方丹，乔恒译)

来源时间：2015/6/12   发布时间：2015/6/12

旧文章ID：4165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从美国媒体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中美关系出现困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美国《国家利益》网站9日称，还记得10年前美国恳请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吗?2005年9月，时任副国务卿佐利克主张北京在为中国带来许多好处的体系中承担更多责任。恭喜华盛顿，现在梦想成真，中国确实在为许多战略和经济大事负责。不过，现实却并非佐利克当初所设想的那样。华盛顿设想让中国彻底加入美国所创建的体系。与其在美国牛排晚宴上共坐，北京更希望用筷子就餐，或者是自助餐。中国从现有体系中选择它所希望的，并推出不同的改进药方。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研究学教授休·怀特9日在澳《时代报》网站撰文说，美国决策者认为，南海争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反华战略契机。他们认为，可以利用领土争端把北京塑造成一个横行霸道、咄咄逼人的崛起大国，而把自己打扮成不可或缺的地区秩序和国际法卫士。他们认为，他们越多谈论此事，中国的邻国就会更多地站在华盛顿一边，反对北京对美国在亚洲领导地位越来越多的挑战。虽然中国竭力主张主权，但没有明确迹象显示其行为在任何方面是非法的。北京的确对该地区的岛屿提出主权要求，但它有权开发其控制下的岛礁，也有权部署武装力量来保卫它们，就像其他声索国所做的那样。

　　美国《外交政策》8日刊发对怀特的采访说，美国现在应当考虑适应中国，就像某些有影响力的声音敦促的那样。美国现在需要对中国平等相待，尽管美国此前从未对其他国家平等相待，但美国此前从未遇到像中国这样强大的国家。美国《赫芬顿邮报》网站9日刊发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的文章说，并非中国和其他国家在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自身应该跳出这一思维。超级大国应当考虑建立基辛格所倡议的建立在分享责任基础上的世界秩序。这种秩序应当弥补现有秩序中所缺乏的包容性。

　　【环球时报驻美国、韩国、德国特约记者 李勇 李大明 青木 郭媛丹 魏辉 柳玉鹏】

来源时间：2015/6/11   发布时间：2015/6/11

旧文章ID：4164

作者：马利德  来源：FT中文网

　　在中国与美国及其亚洲盟友之间的对抗气氛下，人们往往会忘记，在亚洲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中，中国和西方很多国家都曾是盟友，打击他们共同的敌人——日本。

　　今年9月，中国计划举行大规模阅兵式，以提醒西方以及全球其他国家铭记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战败70周年。与所有纪念活动一样，预计这也将是令人尴尬的一次。

　　当然，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计划出席阅兵式，这是为了答谢习近平在今年早些时候出席俄罗斯为纪念盟军战胜纳粹而举行的纪念活动。鉴于普京与习近平在地缘政治方面的亲密关系，普京的出席不会令人意外。

　　但中国希望把场面做大。中国最高外交官已明确表示，希望看到西方领导人与普京等人一同站在检阅台上，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在最近的一次宴会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用很长时间与欧洲驻京大使交谈，敦促他们让本国领导人参加此次阅兵式。

　　与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一样，其他西方国家不仅是受到了邀请，中国外交官员还建议他们派遣现役军人参加阅兵。

　　然而，这些国家几乎都不可能派出领导人参加，更别提让现役军人参加了。级别较低的官员可能会代表他们参加。

　　问题不在于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毕竟，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在纪念二战反法西斯胜利。为什么遭受日本最惨痛蹂躏、并在十多年抗战中有成百上千万平民和军人丧生的中国不可以纪念呢?

　　西方外交人士坚称，问题也并非简单的地缘政治，或者是因为日本现在像在一战时那样再一次稳稳踏入西方阵营。

　　然而，中国正在游说的国家对中国纪念活动的规模和强度提出异议，他们认为这些活动是更广泛计划的一部分，用一位中国学者的话来说，这个计划就是要确保日本仍然是“历史罪人”。

　　长期以来，在这个政治言论被严密管制的国家，日本一直是人们(包括作家和电影制作人)为数不多的可以毫无顾忌地发泄怒气的主题之一。然而即便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也担心对日本的鞭笞有些过火。

　　中国当地媒体表示，共产党宣传部门最近叫停抗日电视剧《一起打鬼子》的播放，因为里面充斥着性暗示。

　　《中国日报》(China Daily)专栏作家吴义学写道：“我们看到‘中国士兵手撕鬼子’以及‘一位中国营长朝空中扔出一颗手榴弹击落一架日本飞机’，这些只能用荒谬来形容。”

　　“更有甚者有台词说‘我爷爷9岁就被日本人杀害了’，这些夸张表演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功绩与牺牲。”

　　研究日本的中国学者表示，多数纪念活动不包含这些有复仇心理的抗战电视剧的夸张论调。无论如何，不管如何宣传此次阅兵，中国与日俱增的实力以及影响力将确保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活动。

　　关于抗日战争有一点不太可能播出，那就是围绕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作用的历史争议。换句话说，共产党是否在纪念一场不是由他们取得的战争胜利?

　　斯坦福大学(Stanford)学者安德鲁•瓦尔德(Andrew Walder)在最近一部著作《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China Under Mao)中估计，抗日战争中伤亡的大约只有十分之一是共产党，进行大部分战斗的是共产党在内战时期的对手——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

　　认为是毛泽东“人民战争”理论赢得了这场胜利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瓦尔德表示：“人民战争几乎没有用在抗日战争上。”

　　在中国举行阅兵式之前，日本将在8月初举行一年一度的仪式，纪念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将在8月15日发表演讲——1945年的同一天，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发表讲话，结束了日本对进攻日本的盟军的反抗。

　　中国选择9月3日、日本在密苏里号(USS Missouri)正式投降之后一天作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注：本文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前驻北京和华盛顿记者站站长，现在担任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威尔逊中心(Wilson Center)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Kissinger Institute o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研究员。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5/6/11   发布时间：2015/6/11

旧文章ID：4163

作者：苗中泉，时殷弘  来源：观察者网

近来，中国南海争端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在香格里拉会议上，南海争端议题已然成为主导议题之一。为了遏制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建岛行动，美国除了直接派出战机监视以外，更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后直接宣布对越南这一反对中国建岛至为坚定的国家增加18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以帮助越南购买美国的巡逻艇。

另外一则较早的消息则宣称，在南海地区，菲律宾与越南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将会联合抗衡中国的建岛行动。考虑到更早时期美国与日本在东海问题上的联合声明，似乎在狭长的西太平洋地区，北起日本海，南到马六甲，已经隐隐呈现出列国联合围堵中国的局势，而其中最关键的力量，显然就是美国。

在此格局下，中国据理力争的声明，连同力所能及的实际行动，看起来当然无可厚非。毕竟，早在很多年前，中国舆论界就有一种大受欢迎的所谓“C”型包围圈的类阴谋论说法。美国与日越菲诸国越来越明显的联合，在很多国人看来，不过是这种包围圈日益收紧的证据罢了。那么，为了打破这个包围圈，中国在已经大大增长了的国力基础上营建一些必要的前沿基地，不仅政治上极为正确，而且逻辑上极为正当。就此而言，美国人对中国在南海地区行动的反应，委实是“过度”之极。

美国人为何要在南海地区反应如此过度？有人归咎于希拉里任国务卿时期提出的“重返亚太战略”，认为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美国将战略中心从911之后的中东移到了东亚，将主要的战略敌手从基地组织转向了中国。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不过仔细分析，这恐怕有“自我证实”的逻辑问题。

“重返亚太”确实是奥巴马政府希望强化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霸权存在的战略举措之一，但是就美国自身而言，希拉里卸任之后，该战略已经被冷冻，奥巴马政府与其说更加关注亚太，不如说更加关注美国国内，关注美国的经济复兴和社会重建。

实际上，梳理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我们大致能够看到一个极其明显的收缩轮廓。近五年来，美国在全球政治中的影响已经在绝对的下降，美国所谓插手他国事务、实施霸权政治的记录，实际上也较小布什时期绝对地下降。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也是我们分析中国南海争端的重要背景。

那么何以美国在全球战略收缩的同时偏偏要强化南海地区的存在呢？这恐怕要从中国找理由，恐怕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和崛起。

在世界政治中，“崛起”并非一个纯粹可爱的词语。在西方理解中，它意味着如同1860年以后德国突然成长为欧洲超级大国一般、完全改变老欧洲既定政治版图的“撕裂式”的政治突变，意味着肯定会颠覆现有国际秩序的“可怖”前景，因而也必然会伴随着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即霸权战争。所以当最初中国官方引用学者的话，以“和平崛起”描述本国国力升腾的现实和未来外交战略时，西方世界根本无法理解；后来转而使用“和平发展”一词，希望以此昭示给世界一个温和的、国力平缓上升的大国形象，似乎起到了一定的释疑作用。

然而，其他国家更多观察的是中国硬实力尤其是战略力量的提升速度。这也就是长久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指责中国军事不透明的理由所在。既然他们无法获知（当然，主要是根本不相信）中国的战略意图，那么他们只能靠衡量中国的战略能力来评估中国的可能动向。

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中国集中精力大搞国内建设，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本世纪初，可算作超高速经济建设时期；近年来，中国的各项改革猛然发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陡然加速，在国际事务中有所作为的吁求也不断高涨。上世纪末受美国悍然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刺激所引发的中国国防装备更新换代热潮，也在十年磨剑之后呈井喷之势。于是国际社会屡见中国从2010年之后大批高精尖武器装备研发、列装。

国防现代化本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补课之举”,然而如此超乎国际社会心理预期的发展速度，加上中国展现出明显不同于以往的政治强势和越来越主动的外交举措，所有这些合在一起，就极容易造成这样一种全球观感，那就是当美国因为战略决策而深陷反恐战争的泥潭、西方世界深陷经济危机的泥潭而无法自拔、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哀鸿遍野之际，中国既保持了一定量的经济增长，又在大规模地进行国防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升级，并且越来越强调战略投放能力，越来越强调中国的世界利益，东风压倒西风的局面似乎正在形成。

当此之际，中国周边的某些国家基于各种考量，在曾经与中国存在“争议”的地区贸然采取政治或军事行动，打破了原来中国与相关国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默契和平，也打破了中国试图努力营建起来的“和平发展”的温和局面。就像是巨龙缓缓出水时突然有一个淘气的孩童投下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本不该那么紧张的局势一下子就足以令天地变色。

同样的，在与周边国家的海洋争端中，中国的行为无论多么合理合法，都极容易让其他诸国将这些行动与历史上谋求改变秩序的崛起国联系起来，从而营造出一幅新兴国家蛮横挑衅现实的虚幻图景，进而加深列国对中国作为现存秩序挑战者的恐惧。于是，美国作为老牌世界霸主，无论多么不相信霸权战争理论，多么不相信修昔底德陷阱，都无力反驳现实。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没有足够实力保持直接存在，就只能通过扶植盟友，增强盟友的能力来包围、制衡中国。这就是当前在西太平洋地区美国对中国战略遏制的根本逻辑。

所以根本不存在一个明确规划好了的所谓“C”型包围圈。美国人并没有那么深谋远虑，那么高瞻远瞩。目前中美在南海，乃至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对峙，都可谓情势性发展的结果。而情势性发展的意思就是，双方都不希望局势持续恶化，都不希望最终走向武装对抗。也就是说，是可以解局的。

首先，美国及其盟友连同其潜在盟国必须深刻认识到也已经认识到当前中国在捍卫自己领土问题上的坚定立场。中国在南海地区不惜耗费大量物力财力进行岛屿建设，本质上与中国是否营建前沿军事基地无关。实际上，这些人工岛屿距离真正的后勤补给基地太远，太缺乏战略屏障，而距离潜在敌人又太近，恐怕在真正战争时期也难以发挥决定性作用。营造它们，展示的是中国政府维护本国尊严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中国绝不肆意欺凌任何国家，但也绝不纵容群小犯我。

中国一贯主张相关区域的争端只能由两国政府通过富有耐心的外交磋商心平气和地予以解决，实际上过去几十年中相关各国尤其是中国正是本着这样的默契共同维系了该地区的和平。而在世界整体经济形势下滑刺激列国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不断上升的背景下，有关国家徒恃在中国韬光养晦时期擅自改变现状所占得的若干利益，不仅反对中国行使对该区域享有的早已达成共识的“共同开发”的权利，而且贸然引入域外大国，试图以此制衡中国，进而谋求过去已经被其擅自改变的南海局势永久化和合法化。这除了刺激矛盾之外，毫无益于争端的解决。中国人素不信邪，更非欺软怕硬。在遥远的大洋之中营建岛礁，宣示的正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这种精神伟力。

其次，美国必须清楚，当下全球政治的稳定，根本地维系于中美两国关系。只有通过对话和谈判，中美两国才能在若干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正如俾斯麦告诫的那样，政治是一门追求次好的艺术。南海位于中国的家门口，正如同墨西哥湾之于美国一般，美国怎么可能允许苏联在墨西哥湾保持存在？所以美国必须清楚，适当放弃乃至逐步撤出美国人在西太平洋地区本不大受欢迎的霸权势力，才是该地区保持和平的根本所在。

如果美国不能将其国内惯行的政治妥协灵活运用到对待中国问题上来，如果不能接受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话语权的必然增加，恐怕中美之间的直接对抗终将形成。

最后，在处理南海纠纷过程中，我们应当高度警惕可料想的不断上升的国内民族主义情绪，警惕本应当根据中国和平发展大战略的基本要求稳妥、慎重处理的南海争端在不那么冷静甚或因为中国已经滋生出来的庞大物质资源而极可能越加自大傲慢的社会公共舆论和民族大众情绪的胁迫下走向极端，失去应有的战略灵活，切忌因为我方的误判而促成、强化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一致行动。

正如毛主席不断告诫的那样，高明的政治应是最大程度地削弱敌人，增强自己。在南海问题上，能否掌握分寸，适可而止，绝不因为战术缘故而扰乱整个和平发展的战略布局，将极大地考验中国政府的战略素养。在此，有必要重温毛主席的“战略天才”：

“……我们的方针，第一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退避三舍’。……我们讲退避三舍，就是你来了，我们让一下的意思。第三条，就是‘礼尚往来’，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出自《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必须注意几个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在接着的一个时期中，双方实行休战。这时，我们应该主动地又同顽固派讲团结，在对方同意之下，和他们订立和平协定。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这三个原则，换一句话来讲，就是“有理”，“有利”，“有节”。……”（出自《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领导人民对敌斗争的策略，必须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公开合法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从有理、有利、有节的观点出发，一步一步地和稳扎稳打地去进行，决不是大唤大叫和横冲直撞的办法所能成功的。”（出自《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来源时间：2015/6/11   发布时间：2015/6/8

旧文章ID：4160

作者：戴鹏飞  来源：广西师大出版社新民说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这个民族是人类的希望。它可能会成为典范。它应当用事实向世界表明：人是能够既自由而又和平的，可以把各种各样的暴君和恶棍借口公共利益而擅加在他们身上的锁链解除掉。美国人应成为政治、宗教、商业和工业等方面的自由的一个榜样。他们向每个国家的被压迫者所提供的避难所，他们所开发的逃亡之路，将迫使各国政府变得公正而开明;世上所有的人在适当的时机，将会识破那些据以制定政策的空洞幻象。”早在1778年，杜尔哥(Anne RobertJacques Turgot，1727-1781)就曾先知般地这样写道。这位著名的法国财政大臣期待刚刚独立的美国能够建立起自由的体制，成为被压迫者的避难所。在他看来，欧洲旧大陆充满暴政与压迫，而美洲新大陆则应例外于欧洲，成为政治、宗教、商业和工业等方面自由的榜样。这可算是对“美国例外论”最早的预言。诚如杜尔哥所言，历史充满了“暴君与恶棍”，而美洲人民要做的就是通过政治技艺变得“自由而又和平”，成为一个自由的民族，使美洲独立于过去的历史与旧大陆。这一新与旧、自由与暴政之间的对立形象，成为“美国例外论”的典型形象，并且，日渐成为美国人自我形象的核心，变成美国政治家和民众思想中的普遍信念。这种例外论的思想对美国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几乎贯穿于美国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之中，从《独立宣言》到美洲立宪，再到华盛顿的“告别演说”、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甚至直至今日，人们依然能够从里根“山巅闪耀之城”的演说，以及乔治·布什“911”后的一系列演说中看到这种例外论思想的一丝踪迹。正视与理解如此重要的一个概念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清教根源

　　学术上通常认为“美国例外论”最早由托克维尔在1835年的《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in America)一书中提出，指的是美国在其独特起源、民族信念(national credo)、历史进化(historical evolution)和独特的政治制度、宗教体制方面截然不同于其他国家。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写道：“因此，美国人的际遇完全是一个例外，我相信今后不会再有一个民主的民族能逢这样的际遇。”事实上，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整卷书无不都在详细地论述美国特例的具体表征，在他看来，“美国例外论”问题必须从三个方面，即独特的地理环境、自由法治、宗教民情，加以考察。

　　在宗教、法制和地理这三个方面中，宗教渊源即美洲新英格兰殖民地的清教精神无疑是最深刻、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托克维尔认为，每个民族都留有他们起源的痕迹，因此美国的与众不同之处便首先体现在这个国家的开端上。美国开始于英格兰移民建立的殖民地，但决定与影响美洲殖民地未来走向的是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清教徒建立新英格兰，本身就是一件独特的事情。“新英格兰的建立，呈现出一片新的景象。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是独特无双的。其余的殖民地，都是由未携家眷的冒险家们建立的;而定居于新英格兰的移民，则带着良好的秩序和道德因素，同妻子儿女一起来到荒凉的土地。”美国的开端便是由来到美洲殖民地的清教徒奠定，他们带来了自由的政治秩序和清教的道德因素。

　　19世纪美国著名作家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作品则更加生动形象地体现了托克维尔提及的清教精神。在《白鲸》中，他写道：“我们美国人是上帝独一无二的选民，我们是现时代的以色列人，我们驾乘着世界自由的方舟。70年前我们从奴役中逃脱出来，我们怀抱着一整个大洲，这是我们第一项与生俱来的权利，除此之外上帝还将政治统治宽广领地上的异教徒的任务交给我们，作为将来的遗产。我们将他们荫蔽在我们的方舟之下，而无需双手沾满鲜血。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怀疑我们自己，怀疑政治上的弥赛亚是否真的已经到来。如果我们宣布他到来的话，实际上他已经来了，那就是我们美国。让我们永远记住，由于我们的出现，在地球的历史上几乎第一次，国家自私的目的成为不可限量的慈善事业，因为我们不仅在对美洲行善，而且要解救整个世界。”

　　梅尔维尔的作品充满了清教精神，最深刻地反映出以新英格兰地区为代表的美国精神。梅尔维尔对美国特质的论述是200多年前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在前往美洲途中的船上所作的“山巅之城”布道词的回响。1630年，“阿尔贝拉”号载着马萨诸塞州未来的领导人从英国起航前往美洲。在途中，船上人们的领袖温思罗普向同船的人们布道，吁求这些上帝的选民严格遵守与上帝立的约法，使新英格兰成为一座山巅之城，他说：“我们将发现，以色列的上帝就在我们中间，那时我们十个人即可抵挡一千个敌人;那时他将使我们获得赞美与荣耀，对于往后的垦殖，人们会说：‘耶和华使之像新英格兰的垦殖。’我们必须这么想，我们将成为一座山巅之城。”

　　布道词成为殖民地清教精神的代表，其中体现的上帝选民的强烈使命感对后世美洲殖民地的发展影响至深。在《美国人》一书中，布尔斯廷认为，“温思罗普在向同船各人讲道时，便已敲定了美国历史的基调”。而罗伯特·卡根在《危险的国家》一书中认为“山巅之城”布道中体现出的清教精神已“被誉为美国的自身形象，被广泛看做美国外交政策中具有主导性的孤立主义和‘例外主义’趋势的一种生动象征”。在美国从殖民地逐渐成长为初具帝国雏形的200多年间，尽管原初严格的清教主义已经被美洲大陆广袤的土地消融，但上帝选民的强烈使命感却从未消失，一直扶住着美洲的发展与壮大。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精神锻造了“美国例外论”最深刻、最坚实的基础。

　　清教徒洁身自好、革除弊政的精神首先源自宗教，要求革除教会体制内在精神与制度上压迫人的诸多规定，尤其要求彻底废除罗马天主教教会体制。革命本身便是一场基督教《圣经》的复古运动，要求回归《旧约》，尊崇成文约法，重建圣殿，实现弥赛亚。英国清教徒不满于英国国教不彻底的宗教改革，希望把新教改革合乎逻辑地进行到底，废除登记森严的主教制度，建立各独立教区的自由联合;在政治上，他们厌弃英国社会浮华奢侈的风俗，厌弃英国农村粗野、异教式的娱乐，尤其厌弃英国的君主制，认为君主制都是偶像崇拜。在他们看来，良好的政治社会应该是平等清教徒间的自由联合;清教徒反对君主制、遵循约法传统的精神是托克维尔所谓的“乡镇自治”的真实基础，而非其从卢梭处继承的“人民主权”的体现。由于清教徒不便全体出席“议会”，便创立了一种代表制，后来代表们又和总督主力分开，形成两院制。选举权最初只限于加入教会的人，形成一种神权政治;但后来神权政治的特点被清除了，唯独将平等以及代议选举的精神传承下来，推及于所有殖民地民众。最终自治、平等、民主的精神从乡镇走向州县，走向联邦。英国清教徒所具有的革命精神也最终注定了北美英属殖民地脱离不列颠帝国，走向独立，走向立宪建国。

　　清教徒的革命精神源于犹太思想传统中的上帝选民意识。在反对罗马教廷以及反对英国国王的斗争中，犹太思想传统成为有力的政治文化修辞。犹太思想传统中选民意识有两种体现形式：一种是出于黄金时代自强的选民意识，包含创世与约法两大观念;另一种是其处于毁灭状态的自虐式的选民意识和传统，包含受难与末世论两大观念。前者体现为成文约法的传统，后者则体现为不成文、口传的卡巴拉(Kabbalah)传统。美国所继承的上帝选民意识传统主要包含创世与约法观念。上帝创世的思想要求信徒破除一切偶像崇拜，只信奉上帝，反对一切君主制、帝国，这为美国实行共和联邦制提供了基础;约法传统要求严格遵守与上帝所立的约法。这种约法首先体现在“建国神话”的宗教教义中。在“山巅之城”的布道中，温思罗普告诫船上众人，“遵行上帝的道，谨守上帝的诫命、典章、律例，并我们与上帝所立之约的各条款”。这种约法传统的伟大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宗教教义，更是一种政治教义，这点更加鲜明地体现在较“山巅之城”布道更早的“五月花号公约”之中。在对美国秩序的考古中，托克维尔认为，“清教教义既是宗教学说，又是政治理论”，紧接着他便几乎照抄了“五月花号公约”的完整内容。正是这两大因素构成了“良好秩序和道德因素”的内核，形成了美利坚特殊的内质;同时，它们将自身普世与永恒的气质赋予了那最初由十三块殖民地组成的联邦秩序。

　　本文节选自“大观”系列，《海权沉浮》一书

来源时间：2015/6/11   发布时间：2015/6/11

旧文章ID：4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