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一南  来源：铁血社区

    2001年，我到美国国防大学讲学，那几年间，凡是赴美访问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几乎无人不厌恶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中国处处长，那是一个典型的小人。不管你提什么要求，他都趾高气扬地推诿。后来，我们看见了他的另一副嘴脸。

　　那次讲学，美方反映不错，临时增加了一项议程：美国国防部部长助理史密斯会见我。这个议程最初报计划时没有，通知到我时已来不及向国内请示了，与我同去的外事处的同志问我怎么办，见还是不见?我说不就见个面嘛，见，有责任我来承担。

　　在与史密斯见面的过程中，令人讨厌的那个中国处处长，趾高气扬的嘴脸一下子变成了满脸的奴才相。我们到五角大楼后，在部长助理办公室外间接待室等待，平时牛哄哄的他见到我们客气得不行，照顾得细致周到，然后蹑手蹑脚走到办公室门前轻轻拉开一条缝，伸头悄悄看一眼又迅速关上，连第二眼都不敢看，退回来告诉我们“部长助理还在打电话”，一副生怕惊扰主人的诚惶诚恐样子。那种谨小慎微与平日里的耀武扬威，简直判若两人。

　　会见时，我与史密斯坐主沙发，他来回一路小跑搬来两把椅子，腰板挺直地坐在我们面前，两手平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像个随时听候召唤的听差。史密斯与我开始谈话后，他又不知从哪里摸出个本子，开始一笔一画地认真记录，从始至终满脸虔诚和谦恭。

　　这个人，按照中国话说就是典型的“两面人”和“马屁精”。上司在与不在，完全两个姿态、两副嘴脸。美军就没有小人吗?一样有。但后来他没有被提拔。2003年，我陪同时任国防大学校长裴怀亮到美国访问，再去五角大楼时发现中国处长换人了，那个小人已经退役了。所以说，任何国家的军队中都有此类小人，关键看你有没有一个机制，能够防止这样的小人得势。

　　例如，美军《军人手册》所规定的美军礼节禁忌：不要当面赞颂领导，“当面直接赞颂长官或者上级是庸俗的，无论你对上级多么钦佩，当面赞颂都有阿谀奉承嫌疑，容易引起误解”。《军人手册》规定，如果你对上级非常佩服，非常尊重，请用以下三种方式表达：第一，对上司施以标准军礼。第二，认真执行上级指示。第三，尽职尽责，提高本单位战斗力。这不是规矩吗?规矩绝不仅仅是不许请客喝酒，不许拉帮结伙。美军把不许当面赞颂领导也立为规矩，就是为了防止阿谀奉承的小人得势。

　　美军中央司令部前司令施瓦茨科普夫，在海湾战争中战绩不俗，很多人预测他将会出任陆军参谋长一职，但海湾战争一结束他就退休了，为什么?

　　1997年我在美国国防大学学习，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主席科林·鲍威尔到国防大学演说，送给我一本他的新著《我的美国之旅》，就是这本书披露了施瓦茨科普夫没有得到提升的原因。因为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切尼讨厌他，认为他人品有问题。

　　书中描述：在飞往沙特首都历时15小时的航班上，乘客们排队上洗手间，切尼看见一位少校替施瓦茨科普夫排队，快到时喊一声“将军!”施瓦茨科普夫才慢慢腾腾地站起来，插到前面进洗手间。同一架飞机上的另一件事也被切尼看到了：一名上校双膝跪在机舱内的地板上，用手把施瓦茨科普夫的制服整理平整。

　　就因为这两件事，切尼认为他人品不行，不能出任陆军参谋长。我们可能觉得上洗手间找人排队和让人代为整理军装这类事不足挂齿，但他们觉得这是涉及个人品质的事情。所以说，任何军队都有朝腐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尤其是位高权重的高级军官，但如何用规矩把这些人管住，是从严治军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1995年，时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尔·布尔达上将胸前佩戴了两枚“V”字形战斗铜质勋带徽章，新闻舆论对他是否有权佩戴这两枚军功章提出质疑。美国海军条令规定，该徽章只授予直接参战并荣立战功的军人，且佩戴权利必须在荣誉证书中明确说明。

　　布尔达参加过越战、海湾战争，但荣誉证书中没有关于佩戴这个徽章的字句。他后来摘下了徽章，但人们仍然不依不饶，认为他除了私戴徽章，肯定还有别的事，开始深挖他在海军服役时的其他问题。1996年5月16日，布尔达上将自杀身亡，留下遗书：我违反了美国军官的荣誉准则，为了海军的荣誉，我今天选择死亡。

　　美国军官荣誉准则规定：第一，我们决不说谎。第二，我们决不欺骗。第三，我们决不偷窃。第四，也决不允许我们当中任何人这样做。当初我在西点军校看到这几条准则时，觉得标准太低了，不欺骗、不说谎、不偷窃就算“荣誉准则”了吗?军人的荣誉应该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啊!后来通过一个个事例才慢慢明白：军人荣誉并非开门就是高山大海，而是需要像这样日积月累、集腋成裘的。美军的军官荣誉准则，就是从最基础的决不说谎、决不欺骗、决不偷窃这些基点开始的。违反了这些基点，就被军队所不容、就被军人所不齿。所以，布尔达最终选择以死亡的方式来挽回荣誉。

　　另一例是担任过驻韩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官的小约瑟夫·菲尔中将。他接受了一位韩国公民赠送的一支价值1500美元的镀金钢笔、一个价值2000美元真皮公文包，菲尔的家人还接受了3000美元现金，这些都没有按规定上报。菲尔中将解释说，送礼者是多年好友，接受这些礼物是为了两国关系，应该合法。调查人员对他的解释不予认可。

　　后来菲尔中将上交了收受的金笔和公文包，并以支票形式退还家人收受的3000美元。菲尔于2012年8月退休，军衔由陆军中将降为陆军少将。从中可以看出，美军通过严格的规矩，对各级军官出错做出防范。

　　不仅高级军官被规矩严格约束，美国总统也是如此。2013年5月1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白宫玫瑰花园举行联合记者会，恰逢下雨，奥巴马要身旁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为他和宾客打伞，此举遭到舆论的强烈批评。

　　因为美军《海军陆战队手册》规定，男性士兵在穿制服时不能带伞和打伞，还规定：未获得海军陆战队司令的批准，任何官员不能向海军陆战队队员发出与手册条款相冲突的指令。总统也不能例外。奥巴马最后被迫承认自己违规，不得不向海军陆战队道歉。连总统都不能赦免，这就是规矩的力量。

　　1997年，我和一个同事在美国国防大学学习，每天晚上美国人用面包车送我们去包林空军基地吃饭。有天晚上下雨，基地里的美军在雨中列队行进。美军《军人手册》规定，军人在自然现象面前不能表现恐惧。美军条令还规定，军人可以穿雨衣，但不能打伞。因为打伞会影响手持武器，影响向长官敬礼。美军的这些规定，令人印象深刻。

　　其实，这类规矩中国自古就有。汉文帝时，匈奴时时袭击北方边塞的百姓，文帝派了几位将军驻扎在边境以备匈奴。其中有位将军周亚夫，驻扎在细柳。一天，文帝到各军中去劳军。到前几位将军军寨中，一切顺利。快到周亚夫的军门时，提前派了先驱通告。不料，军士竟以周亚夫令“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为由不奉诏。待文帝到寨前，仍不开门。最后，文帝派使节正式通报，方开门迎入，而后军士又以周亚夫的军法为由，要求皇帝下马步行。等到见面，周亚夫称身被甲胄不便行君臣之礼，遂行军礼。

　　再回过头来看美军怎么通过各种规矩养护和培育军人血性的。

　　美军的住房和用车

　　我在美国国防大学学习期间，发现他们没有营房部门。校长、院长入住官邸，都是随任职命令搬入，随卸任命令搬出，“铁打的官邸流水的官”。其他军官住房也是自己的事情，可以住国防大学的军官宿舍，但要交钱，还不便宜。很多军官都嫌贵，在附近租住房屋。军人的住房津贴都在工资里了，不需统一建房和统一分房，想拿房子搞腐败也搞不成。

　　另外，他们也没有车管部门。美国国防大学全校就7辆车，1辆卡车拉设备，4辆面包车应付公务接待，2辆轿车，其中校长用1辆，信息资源管理学院院长用1辆，这辆车还是该学院合并到国防大学时从五角大楼带来的。国家战争学院院长、武装力量工业学院院长两位二星将军，都没有配专车。

　　美军的“军车”也与我们的军车完全不同。我们挂军牌的车辆就叫军车，他们的“军车”基本都是军事用途的迷彩车辆，平时通过城镇时需先与市政部门联系，指定时间、路线通过。给少数高级军官配的车，牌子上有一个大大的“G”(Government第一个字母)，即我们说的公务车，他们叫“政府车”。

　　这类车有严格的使用规定。美国国防大学校长的司机就跟我们说过，他每天行车只有一条固定路线：把校长接来上班，下班再送回去，然后把车开回国防大学。晚上如有计划的公务应酬可以去，但除此之外你想路上绕个弯或去办点私事，那就对不起了，这些私事你得回家开自己的车去。因为规矩使然，校长这位三星将军也觉得配车用起来很不方便，经常下班后把棒球帽往头上一扣，潇洒地开自己的车走了。

　　美军的预算制度

　　我们在美国国防大学学习，美方已作了预算：来时宴请一次，走时宴请一次，中间要请客吃饭则没有预算，只能AA制。

　　我们到昆特克尔的陆战队大学参观，时任研究中心主任克罗夫上校很热情，招待我们在军官俱乐部品尝鹿肉。那片丘陵山地梅花鹿非常多，经常有鹿被汽车撞死。我还真以为对方请客，见他们一桌坐了将近10个人，心想美军陪同吃饭的人也不少啊。哪想吃到最后，坐主人位置的格罗夫掏出个计算器，“叭叭叭”算了一下，然后宣布“每人11.5美元”。我赶紧问同事：“带钱没有?”他说带了，我们立即各自把钱掏出来数好，跟他们一样放在桌上。

　　在此过程中，陪同的美军军官们没有表现出一丁点儿不自然，反倒是我们颇觉不好意思。这就是美式请客，因为没有列入预算。全世界军费开支最大的这支军队，请人吃饭没有钱。

　　当时是1997年，美军的标准化供应——即固定划拨的经费已经占到全部军费的97%以上，机动经费只有2%多一点。钱管得很死，没有多大机动空间。回国后我们了解到，当时我军标准化供应的固定划拨军费还不到60%，这意味着有将近40%多的经费是机动经费，再后来又了解到：我们一个大军区三分之二的经费来自固定划拨，剩下的三分之一完全靠自己协调，这里潜藏着腐败滋生的重大隐患。

　　这几年，军队查处的一些腐败问题都是怎么发生的?一个又一个高级领导干部倒下，他们是如何变质的?当车子、房子、票子、位子、土地资产等问题对我们这支军队产生严重干扰时，还有多少精力去养育军人的血性和灵魂?

　　2008年左右，国防大学曾做过一个调查，了解部队主官主要精力分布。调查发现，消耗部队主官精力最多的是“协调”——协调上下关系、左右关系、军地关系等;其次是“安全”，即保安全、保稳定、不出事;再次是“管理”，保证部队日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然后才是“训练”;最后一位是“作战”。

　　由此可知，这些问题才是我们这支军队长期存在的顽症。现在大家都在讲军事变革，对我军来说，检验军事变革成效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要通过变革，把各级主官的主要精力集中到训练与作战上去。

　　美军的军产管理

　　我们在美国国防大学学习结束时，走前结算单身军官宿舍的房费，发现整个国防大学连开发票的地方都没有。他们专门派一辆面包车，40分钟车程，把我们拉到迈耶尔堡(华盛顿军区所在地)结账。我很奇怪也不满意，问：“为什么非到这里结账?在国防大学结账不行吗?”管财务的文职老太太一头白发，告诉我说：国防大学所在的麦克奈尔堡，地皮、房屋都是华盛顿军区管辖的军产，国防大学没有权力进行任何财务结算。

　　我这才明白：原来华盛顿军区并不担负卫戍首都或防卫周边的任务，它只是管理华盛顿地区美军的全部军产。千万不要小看这一职责，军产归华盛顿军区管辖的军事单位，从五角大楼到各个军事机关和基地，想通过炒作地皮、出租房屋、开宾馆、开饭店、开商店赚钱赢利，根本就不可能。因为房屋地产等固定资产与你完全无关，你没有任何资格、也不具备任何法人权力能够卖地、租屋。

　　2006年8月，我参加中美首次联合军事演习，乘坐北海舰队的军舰靠泊夏威夷，停在珍珠港内。珍珠港港湾巨大，非常漂亮，唯有水上飞机码头锈迹斑斑、破烂不堪，因为水上飞机已经被美军废弃了。即便如此，其太平洋舰队也无权使用码头搞联合开发或军民共建，只能荒废在那里。也就是说，即使这块区域已经不能用于军事用途了，仍然是不可变更的军产。

　　美军绝不仅仅是武器装备先进和信息化程度高，它设立并严格遵守的这些制度更值得我们注意并学习。他们通过对人、财、物管理权限的周密设计，堵塞漏洞，实现制衡。我觉得，不是美国人不知道腐败、不想去腐败，是制度漏洞被堵得很死，腐败空间很小，难找机会，难寻手段。没有或很少有其他领域可以分心的军人们，只有安心本职，研究训练与作战。

　　美军的用人制度

　　一是岗位轮换。美军的岗位轮换非常普遍，在一个岗位任职，两年三年就轮换，顶多四年。1997年，我在美国国防大学学习，2001年又去讲学，仅仅间隔两年多时间，机关人员和教员几乎换光。除去几位资深的文职人员，其他人都不认识了。

　　他们有一个理论：如果一件事情熟悉到人闭着眼睛都能去干，人剩下的就全是惰性、没有创造力了。越对事情不太了解、不很熟悉，工作就越小心戒惧，在这种状态下反而成效更高、更富创造性。在一个岗位一干就是数年甚至小半辈子，在美军看来简直不可想象，制度上也不允许。

　　一次，国防大学防务学院组织外军学员去上海参观见学，上海警备区认真准备，接待周到，外军学员十分感激，特别是上海警备区的外事处长十分干练，协调能力很强，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告别晚宴上，有一位外军军官问这个处长：“你在这里干多少年了?”处长回答：“30年。”周围“轰”的一声，外军军官不由自主地惊呼起来。

　　一个军官可以在一个单位干30年，这对他们来说难以想象。对我们来说这算什么?我们有的同志在一个单位一干数十年，从列兵干到军长甚至大区级领导的不乏先例，外军则绝无可能。

　　美国军官告诉我们，他们军旅生涯的关键词就是“move”(调动)。通过不断的“move”，实现人员的普遍轮换，不但能保持军人的职业新鲜感，保持军人的活力和创造力，还能有效防止惰性和腐败，防止一个军官在一个单位长期经营，上下级之间产生人身依附关系。

　　他们为什么很难出现所谓“塌方式腐败”，军官定期轮换机制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正应了中国的那句老话“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所以说，军官任用轮换制度，是一项防止腐败、保持军人血性的有效机制。

　　二是军官的晋升。1997年，我在美国学习的时候到五角大楼参观，陆军部曾提供过这样一个范例：当年要提升1978年西点军校毕业生，由陆军中校提升陆军上校，首先是计算机筛选，把在海外各总部服役的军官挑选出来，在太平洋总部、大西洋总部、欧洲总部、中央总部、南方总部服役的，计算机自动就把你排在前面了。然后再在第一线服役人员中筛选：有没有进入过危险地带?进入危险地带后有没有接触敌对火力?与对方发生交火行为后有没有受过战伤?

　　他们的军官提拔顺序，最高一层是在前方受过战伤的，第二层是接触过敌对火力的，第三层是进入过危险地带的，第四层是在前方总部服役的。至于在后方五角大楼或参谋长联席会议服役的，就被排到最后一层了。分层完毕，再在各个不同层次中分别进行“德才表现”考核。对他们来说，军官的经历永远排在第一位，学历、年龄不可能成为首要因素。

　　美军院校学员分配时有这样一种现象：被分配到一线服役的欢欣鼓舞，被分配到五角大楼或参谋长联席会议服役的反而一脸苦相，要求干一段时间后一定要到一线去。所以，美军内部就出现了“西点好战”现象：西点毕业生想去危险地带听枪响，想去打仗。不是说他们就不惜命。他们也惜命，但就是想丰富自己的从军经历。即便是为了尽快提拔、想当将军，也得到前方去。这也是利益驱动。

　　我们的军校毕业生的选择为何大多与他们相反，都想到北京，都想进总部?因为我们的军官，越有总部经历、越在领导身边工作越有提拔机会，这也是利益驱动。关键看一支军队的利益导向。美军的机制告诉你：军人利益最大化之点永远在前方，你的经历可能被主官忘记，但不会被计算机档案忘记，不会被晋升排序忘记。

　　三是多种激励。美军各种补贴名目繁多：海外驻防津贴、危险职务津贴、敌对火力津贴、紧急危险津贴、特别职务津贴、家庭分居津贴、掌握外语津贴等。美军上校服役30年、中校服役28年、少校服役20~22年必须退役，退役金自己计算。如一名上校退役，30年服役期间最高收入的三年平均年薪的75%，就是你的退役金。最初看见这样的条文，我认为是不必要的繁琐，是典型的文牍主义。什么叫“30年服役期间最高收入的三年”?不就是最后那三年吗?资格最老，收入肯定最高。但他们说不是。

　　给我举了一例：某陆军上校退役，退役金按照他以上尉身份在越南战场服役时计算。这位上校当时的军衔虽然是上尉，但那三年他的平均年薪最高。所以他们的军官退役时军衔虽然一样，退役金却五花八门，差别很大。上过战场的军官退役了，拿的退役金也远比一直待在后方的多得多。通过包括晋升选拔和物质激励在内的全套机制，以实现军人职业的普遍公平，以此养护和培育军人的血性。

　　血性是会夭折的，所以需要养护，需要培育。血性也是会沉睡的，所以需要唤醒，需要点燃。

　　最近，韩先楚的儿子写了篇回忆文章，让我提意见，标题是《一个军人之于国家的意义》。文章写的是当年韩先楚率兵打海南岛时所具备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确，如果没有韩先楚这样的军人，我们今天很难谈开发海南国际旅游岛、谈博鳌会议、谈三亚白沙滩、谈亚龙湾基地。

　　军人之于国家到底有何意义?国家养育军人到底为了什么?有人说，军人的最大奉献是牺牲，是血洒疆场。我说不完全对，牺牲是军人最大的付出，但不是军人的最大奉献。军人的最大奉献是胜利。国家养育军人，不是让你到关键时刻一死了之。

　　当年甲午之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水师提督邓世昌自杀、“定远”舰管带刘步蟾自杀、“镇远”舰管带林泰曾自杀，“镇远”舰护理管带杨用霖自杀……确实也表现出军人气节，但国家养育军队是用来维护安全、获取胜利的。签下一纸《马关条约》，任凭多少军人一死了之，也无法向国家和民族交代。对军人来说，胜利永远无可替代。军人生来为战胜。军人用胜利体现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不是用死亡体现这种忠诚。所以习主席讲，军队要能打仗、打胜仗。这就是军人之于国家的全部意义。

来源时间：2015/6/5   发布时间：201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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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陆伯彬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0期

从冷战到中国的崛起：

　　美国对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变化与延续

 　　[美]陆伯彬

　　「内容提要」当中国由一个冷战时期的新兴国家演变为后冷战时期的崛起中大国时，美国的中国外交政策研究领域经历了许多变化。以1989年为分界点，作者考察了该领域在中国国际政治角色变换这一背景下新的研究议程。新的研究议程包括国内因素、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多边外交以及台湾问题等。作者指出，尽管新的研究议程已经出现，但美国的中国外交政策研究领域中仍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延续性。这种内在的延续性表明了对中国国际行为进行比较研究、把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并入到国际政治这个更大学科中去的潜在价值。

　　「关键词」冷战;中国的崛起;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变化;延续

　　「作者简介」陆伯彬(Robert S.Ross)，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自从1949年以来，美国的中国外交政策研究领域已经经历了多次转变。与此同时，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角色也发生了改变。它从一个冷战时期的新兴国家，发展为一个后冷战时期的崛起中大国，并为维护国际现状做出了巨大贡献。相应地，由于学者们尽力与一系列新的智识挑战(这是由变化中的中国所引起的)保持同步，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学术研究也经历了类似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仍保持了以前的智识传统。掌握这种持久研究议程的一个方法是对冷战时期的研究倾向与冷战结束以后的研究倾向进行比较。在进行这种比较时，我们除了能够观察到该领域的研究议程所发生的变化外，还能看到与先前的议程和更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外交政策研究领域相比，有多少变化保留了相当大的延续性。正是这种延续性，构成了对中国外交政策进行研究的基础。

　　一、中国决策的政治学

　　关于中国决策政治学方面的文献覆盖甚广，但无论涉及哪一方面，国内因素在何种程度上决定外交政策始终是学者们关注的中心问题。

　　在冷战时期的决策研究中，一些成果通过论证后认为，中国精英间的政治斗争结果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的战略姿态，因为这些精英阶层的不同成员常常持有不同的外交政策倾向。

　　例如，迈克尔。叶胡达(Michael Yahuda)、梅尔文。格托夫(Melvin Gurtov )、何汉理(Harry Harding )、乌里。拉安南(Uri Raanan)和唐纳德。扎戈里亚(Donald Zagoria)等人关于"国内-国际"联系的早期作品①「Michael Yahuda，"Kremlinology and the ChineseStrategic Debate，1965-1966，"The China Quarterly ，No.49，January/March 1972;Melvin Gurtov and Harry Harding，The Purge of Lo Jui-Ching：The Politics ofChinese Strategic Planning，R-548-PR，Santa Monica ，CA ：The Rand Corporation，1971;Uri Raanan ，"Peking’s Foreign Policy ‘Debate ，’1965-1966，"in TangTsou，ed.，China in Crisis，Vol.2：China’s Policies in Asia and America’s Alternative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Donald S.Zagoria，Vietnam Triangle：Moscow /Peking /Hanoi，NY ：Pegasus，1967.」都发现了中国国内政治有显著改变其战略关系的潜力。具体的研究成果包括托马斯。高特列伯(Thomas Gottlieb )和高龙江(John W.Garver )对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对苏、对美政策的国内根源分析②「John Garver，China’s Decision for Rapprocheme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1968-1971，Boulder，CO：Westview Press ，1982;Thomas M.Gottlieb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actionalismand the Origins of the Strategic Triangle ，R-1902-NA ，Santa Monica ，CA ：TheRand Corporation，1977.」、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和何汉理对中国与超级大国关系的分析③「Kenneth Lieberthal，Sino-Soviet Conflict in the 1970s：Its Evolution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Strategic Triangle ，R-2342-NA ，Santa Monica ，CA ：The Rand Corporation，1978;Kenneth Lieberthal ，"The Foreign Policy Debatein Peking as Seen through Allegorical Articles，1973-1976，"The China Quarterly，No.71，September 1977;Harry Harding，"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China’s GlobalPosture ，1973-1978，"in Thomas Fingar，ed.，China’s Quest for Independence：Policy Evolution in the 1970s，Boulder，CO ：Westview Press ，1980.」以及韩林(Carol Hamrin)对邓小平时代中国安全政策的研究等。④「Carol Hamrin，"Competing’Policy Packages’in Post-Mao China ，"Asian Survey，Vol.XXIV ，No.5，May 1984;Carol Hamrin ，"China Reassesses the Superpowers，"Pacific Affairs ，Vol.56，No.2，Summer 1983.」

　　冷战结束后，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继续体现在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之中，但焦点已转移到民族主义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上来。许多研究集中关注中国领导层在对外交往中如何争取民族主义合法性。⑤「Zhai Suisheng ，A Nation-State by Construction：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Palo Alto，CA ：Stanford UniversityPress ，2004;Allen S.Whiting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afterDeng，"China Quarterly ，No.142，June 1995.」

　　一种颇有趣味的研究路径则考察了自主性公众舆论，特别是大众民族主义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

　　民主政治在外交政策中的角色是另一个研究重点，其研究路径主要是关注决策过程和外交政策机构。这方面的作品以鲍大可早期所使用的访谈法为基础，考察了各种机构在中国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作用，⑥「David L.Shambaugh，"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Bureaucracy ，"The China Quarterly ，No.110，June 1987;David L.Shambaugh ，Beautiful Imperialist ：China Perceives America，1972-1990，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因为中国外交政策制定机构对外国学者来说变得更易于接近，这方面的研究对包括军队、公共安全机构、大学和思想库在内的机构在中国外交决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观察。⑦「Lu Ning ，"The Central Leadership，Supraministry Coordinating Bodies ，State Council Ministries and Party Departments，"in David M.Lampton ，ed.，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pp.39-60.」《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 )在2002年9月就这个主题出版了一个专刊。以埃利斯。乔菲(Ellis Joffee)的早期作品为基础，张泰明、迈克尔。史文(MichaelSwaine)和沈大伟(David Shambaugh )都著有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作品。①「Tai Ming Cheung ，"The Influence of the Gun：China’sMilitary Commiss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Military，Party ，and State Decision-MakingSystems ，"in David M.Lampton ，ed.，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Policy，2001;Michael Swaine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in NationalSecurity Policymaking ，Santa Monica，CA ：RAND ，1996;David Shambaugh，ModernizingChina’s Military：Progr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s，Berkeley ，CA ：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二、中国政策与战略的一致性

　　与目前赞成政治不稳定、外交政策机构、竞争的国内机构和社会发展在中国外交政策变革中的重要性的议程相反，一个替代性研究议程倾向于将这种重要性降到最小程度。对这些学者来说，国内政治变化不能被忽视，但他们强调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中的延续性。例如，托马斯。芬格(Thomas Fingar )强调，整个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超级大国之间国际环境的稳定性确保了中国在国内发展计划和安全政策方面的基本延续性。②「Thomas Fingar ，"DomesticPolicy and the Quest for Independence ，"in Thomas Fingar，ed.，China’s Questfor Independence：Policy Evolution in the 1970s，1980.」陆伯彬(Robert S.Ross )则认为，国内反对力量影响安全政策的程度是由中国的国际环境所决定的。③「RobertS.Ross ，"From Lin Biao to Deng Xiaoping：Elite Instability and China’s U.S.Policy，"The China Quarterly ，No.188，June 1989.」艾伦。怀廷④「Allen S.Whiting，"Chinese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70s，"Michigan Papers inChinese Studies ，No.36，Ann Arbor，MI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of Michigan ，1979.」和乔纳森。波拉克(Jonathan Pollack)的作品亦可归入这一类型。⑤「Paul Godwin ，"Soldiers and Statesmen in Conflict，"in Samuel Kim ，Chinaand the Worl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Mao Era ，Boulder，CO ：WestviewPress ，1984;Jonathan Pollack ，The Sino-Soviet Rivalry and the Chinese SecurityDebate，Santa Monica ，CA ：The Rand Corporation ，1982.」

　　当学者们提出有关决策研究的新的概念路径并更多地接触中国社会时，关于中国政策制定中的国内因素的研究变得多了起来。但是，国内政治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程度仍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政策仍是政治精英们的保留舞台，他们决策时相对较少受到国内政治的限制。例如，华安澜(Alan Wachman)强调，在中国的台湾政策中，持久的战略因素比中国变化的国内政治条件更加重要。⑥「Alan Wachman，WhyTaiwan?A Geo-Strategic Perspective on the PRC’s Quest for Territorial Integrity，Palo Alto，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forthcoming 2006.」陆伯彬也做出了类似论证，认为中国台湾政策的变化反映的是中国国际环境的变化，而不是民族主义或精英间的政治冲突。⑦「Michael Swaine，"Chinese Decision-Making Regarding Taiwan，1979-2000，"in Lampton，ed.，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2001;Robert S.Ross，"The 1995-1996Taiwan Strait Confront ation ：Coercion，Credibility，and Use of Forc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5，No.2，Fall 2000.」

　　在关于中国对邻邦政策的研究中，也有对战略连贯性的类似强调。艾弗里。格尔斯坦(Avery Goldstein )研究了中国对朝鲜半岛冲突的政策，强调了中国领导人制定政策时主要考虑了对美关系这一战略背景。①「Avery Goldstein ，"Across the Yalu ：China’sInterests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a Changing World，"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and Robert S.Ross，eds.，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2006.」其他学者则将民族主义在中国对日政策中的作用降到最小，他们还认为，与其他东亚国家的精英相反，中国精英能更好地在国家外交政策优先这一背景下制定政策。埃里卡·斯瑞克。唐斯(Erica Strecker Downs)和菲利普。C.桑德斯(Phillip C.Saunders )就持这样的观点。②「Phillip Saunders and Erica Streka-Downs ，"Legitimacy andthe Limits of Nationalism ：China and the Diaoyu Island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3，No.2，Winter 1998/1999.」

　　三、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学

　　当对中国安全政策国内根源的重要性存在争论的时候，在国内政治对中国国际经济战略发展的影响方面则很少有学术上的分歧。以米歇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和史蒂夫。格尔斯坦(Steven Goldstein)1974年一篇重要的文章为起点，③「Michel Oksenbergand Steven Goldstein，"The Chinese Political Spectrum，"Problems of Communism ，No.2，March/April 1974.」学者们开始对中国国际经济政策的政治学进行更细致的研究。

　　在中国领导人对安全政策的讨论方面，可得到的证据有限。与此相反，在20世纪70、80年代，中国的媒体充分展现了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发展战略中国际贸易和资本的角色的不同认识。以此为基础，安。芬威克(Ann Fenwick )证明了存在对中国日渐卷入国际经济的激进批评，并对1976年的"批邓"运动等对中国贸易政策的影响进行了考察。④「Ann Fenwick ，"Chinese Foreign Trade Policy and the Campaign against Deng Xiaoping，"in ThomasFingar，ed.，China’s Quest for Independence ，1980.」

　　与这种路径相关的最近和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涉及了中国开放政策演变的国内政治、经济状况。李侃如考察了中国和先进市场经济体之间日渐增加的贸易对不同国内机构的影响结果，认为存在"全方位现代主义者"和"有选择的现代主义者"之间的斗争。谢淑丽(Susan Shirk)的作品则探讨了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机构联盟的重要性，揭示出作为资金竞争和开放战略发展步伐中的相对"失利者"的行为，重工业部门和相对落后的内陆省份通过竭力干预对外经济计划的完全执行来保护它们的利益;而开放战略的成功执行则有赖于由不同出口行业和沿海省份组成的联盟的影响力，这个联盟在开放政策中有着自己的利害关系。⑤「KennethLieberthal，"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in Harry Harding，ed.，China’s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80s，New Haven，CT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Susan Shirk，"The Domestic Political Dimensions of China’s Foreign EconomicRelations ，"in Samuel Kim ，ed.，China and the World，1984.」

　　当中国从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自力更生转到参与全球经济秩序中来时，研究主要关注传统的利益集团政治对中国政策制定的影响。包瑞嘉(Richard Baum)和傅士卓(Joseph Fewsmith)的作品聚焦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外经济政策改革演变的国内政治学，分析了中国经济体制中"胜利者"和"失败者"的角色。玛格丽特。皮尔森(Margaret Pearson)研究了中国对外贸易部门对贸易政策的影响，指出在推进开放政策的过程中出现了利益集团。①「Margaret M.Pearson ，China’s New Business Elite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of Economic Reform，Berkeley，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崔大伟(David Zweig )的作品则考察了开放政策是怎样为中国创造参与国际交易的动力的，这一过程又促进了致力于推进中国与全球秩序一体化的利益集团的发展。②「David Zweig ，Internationalizing China：Domestic Interests and Global Linkages ，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托马斯。穆尔(Thomas Moore)也进行了类似研究。③「Thomas G.Moore ，China in the World Market：Chinese Industry and InternationalSources of Reform in the Post-Mao Er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政治学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经济政策政治学的窗口。傅士卓的研究关注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方面的国内讨论如何反映了不同工业部门间的竞争利益以及贸易政策上的最终一致意见的形成。④「Joseph Fewsmith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Implications of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The China Quarterly ，No.167，2001.」玛格丽特。皮尔森关于中国在世贸组织中行为的文章则聚焦于竞争的国内经济利益集团与中国更广泛的经济发展利益之间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对中国在世贸组织贸易自由化谈判方面政策的影响。⑤「Margaret Pearson，"China in Geneva ：Lessons from China’sEarly Years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S.Ross ，eds.，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2006.」

　　此外，学者们还对中国对外双边经济政策的国内政治学进行了研究。

　　四、中国和大国：国际的视角

　　与对国内政治和机构的关注相反，关于中国安全政策的许多成果强调中国外交政策的国际根源。这方面的文献认为中国外交政策旨在一种不利的环境中实现安全，在该环境中，中国的选择严重受限于它难以控制的国际条件。从这种战略视角出发，有的作品指出，中国安全政策源于其安全环境，而其安全环境的变化又源于超级大国间均势的转移。⑥「Robert Sutter，Chinese Foreign Policy：Developments after Mao ，NY ：Praeger Publishers ，1986.也可参见萨特采用这种视角写成的关于中美关系的作品，Robert Sutter，China Watch：Toward Sino-American Reconciliation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

　　迈克尔·厄-奎恩(Michael Ng-Quinn)的作品着重描述了两极对中国的影响。他强调中国不是一个超级大国，在中国和超级大国之间不存在三角关系;他还认为，1949年以来的中国行为体现出巨大的延续性，这反映了超级大国所构成的两极的稳定性。①「Michael Ng-Quinn，"The Analytic Stud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27，No.2，June 1983;Michael Ng-Quinn ，"International Systemic Constraintso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Samuel Kim ，ed.，China and the World，1984.」

　　包括罗德明(Lowell Dittmer)、班宁·加雷特(Banning Garrett )、葛莱仪(BonnieGlaser)、乔纳森·波拉克、陆伯彬和弗朗兹·舒曼(Franz Schurmann )在内的其他作者则认为，中国的潜在超级大国地位和其当前的地区权威、幅员以及军事力量赋予它在世界二等大国中以独特地位。变化中的美苏之间、美苏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中国领导人赖以评估其安全形势的环境。②「Lowell Dittmer，"The Strategic Triangle：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Analysis，"World Politics，Vol.XXXIII，No.4July 1981;Banning Garrett and BonnieGlaser，War and Peace：The Views for Moscow and Beijing ，Berkeley ，Ca ：Institute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4;Jonathan Pollack ，The Lessons of Coalition Politics ：Sino-American Security Relations ，R-3133-AF，Santa Monica，CA ：The Rand Corporation ，1984;Robert S.Ross ，"International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Conflict in U.S.-China Relations since 1972，"World Politics，Vol.XXXVIII，No.2，January 1986;Robert S.Ross ，"ChinaLearns to Compromise：Change in U.S.-China Relations ，1982-1984，"China Quarterly，No.128，December 1991;Franz Schurmann，The Logic of World Power ，NY ：PantheonBooks ，1974.」

　　另一类文献探究了中国对外双边关系中的动力问题。苏驰的作品分析了苏联和中国态度的互动，李基京对中日关系进行了类似研究，陆伯彬则通过考察中国和美国谈判政策的根源及互动，分析了20世纪70、80年代美中协商的动力问题。③「Su Chi，"China and the SovietUnion ：’Principled，Salutary ，and Tempered’Management of Conflict ，"in SamuelKim ，ed.，China and the World，1984;Chae Jin-Lee ，Japan Faces China：Politicaland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Postwar Era ，Baltimore，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Press ，1976;Chae Jin-Lee ，China and Japan：New Economic Diplomacy ，PaloAlto，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Robert S.Ross ，Managing U.S.-ChinaCooperation ：Negotiation and Compromise during the Cold War ，forthcoming.」

　　在后冷战时代，研究议程从对中国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摆动的研究转向对中国应对美国主导下的"单极"战略和中国如何管理自己崛起的研究。贝兹。吉尔(Bates Gill)、艾弗里。格尔斯坦和邓勇的研究强调，中国意识到广泛存在的、对其日渐增长能力的疑虑能够破坏其安全，它开展了相应的外交努力来缓和这种疑虑。④「Bates Gill，Rising Star：China’sNew Security Diplomacy and It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forthcoming;Avery Goldstein，Risingto the Challenge：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Palo Alto，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Yong Deng，"Reputation and the SecurityDilemma ：China Reacts to the China Threat Theory，"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and Robert S.Ross，eds.，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2006.」

　　另有学者注意到，把和平的国际环境作为经济发展先决条件是中国的利益，这种利益鼓励中国对美国采取一种安抚性政策。⑤「Robert Sutter ，"Bush Administration Policytoward Beijing and Taipei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2，No.36，August2003.」埃文。马德里奥(Evan Maderio)则考察了中国在限制自身核武器技术和弹道导弹系统出口方面增加与美国合作的根源。⑥「Evan Medeiros ，Shaping Chinese Foreign Policy：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Policies on WMD Nonproliferation and the Role of U.S.Policy，1980-2004，Palo Alto，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还有一些研究同样强调，中国一直在为避免同美国的紧张关系升级而努力。①「Avery Goldstein ，"Across the Yalu：China’s Interests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a Changing World，"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 ，eds.，New Directions in the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2006.」

　　此外，学者们考虑了中国崛起导致美中在安全问题上关系紧张的可能性以及可能发生的战争。江忆恩考察了中国在全球和地区机构与制度方面的高级别参与，强调中国是一个相对的"现状国家"，认为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应该会减少世界不稳定的可能性。②「Alastair IainJohnston，"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4，Spring 2003.」包括艾弗里。格尔斯坦、陆伯彬和贝兹。吉尔在内的其他学者则关注中国的长期军事能力。他们认为，对中国挑战美国军事优势的能力的长期限制，将使中国崛起给世界秩序带来的不稳定降到最小。③「Bates Gill and Michael E.O’Hanlon，"China’s HollowMilitary，"The National Interest ，No.56，Summer 1999;Avery Goldstein，"GreatExpectations：Interpreting China’s Arrival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2，No.3，Winter 1997/1998;Robert S.Ross，"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Great PowerStability in Twenty-First Century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3，No.4，Spring 1999.」

　　五、作为地区大国的中国

　　冷战时期，中国在维护地区稳定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该时期有关文献强调国家利益在决定中国地区政策中的重要性。这方面最有影响的是范乃思(Peter Van Ness)关于中国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早期作品。④「Peter Van Ness，Revolution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Peking’s Support for Wars of National Liberation ，Berkeley，CA ：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 ，1970.」关注中国的亚洲邻居的学者还强调威胁认知在中国政策形成中的角色。陶涵(Jay Taylor)、戴维。莫金戈(David Mozingo )、托马斯。罗宾逊(Thomas Robinson )等人关于中国1973年之前的越南政策的作品，梅尔文。格托夫关于20世纪60年代中国对缅甸、泰国和柬埔寨政策的作品都属此类。⑤「Melvin Gurtov ，Chinaand Southeast Asia-The Politics of Survival，Baltimore，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Press ，1971;David Mozingo and Thomas Robinson，Lin Biao on People’s War ：China Takes a Second Look at Vietnam，RM-4814-PR ，Santa Monica ，CA ：The RandCorporation ，1965;Jay Taylor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Peking’s Relationswith Revolutionary Movements，NY ：Praeger Publishers ，1976.」类似的观点还出现在李基京关于中国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对日政策的研究中。⑥「Chae-Jin Lee，Japan Faces Chin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Postwar Era，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Chae-Jin Lee ，China and Japan：NewEconomic Diplomacy，Palo Alto，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84.」

　　中国的国内政治在毛泽东逝世后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同超级大国的关系也改变了，中国对其邻居的态度也相应发生了改变。史蒂夫·雷迈(Steven Levine )指出，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将全球视角置于地区问题之上，使"反苏"成为它亚洲政策的基础。

　　尤金·劳森(Eugene Lawson )也发现，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就担心苏联插手中越关系。陆伯彬考察了中国在1975年西贡被攻陷后的越南政策，认为中国尽力使用各种政策工具来降低越南同苏联合作的动机。当苏越安全关系拓展以后，中国对越南的敌意增加了。①「Eugene Lawson ，The Sino-Vietnamese Conflict ，NY ：Praeger Publishers ，1984;Steven I.Levine ，"China in Asia ：The PRC as a Regional Power，"in HarryHarding ，ed.，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80s ，1984;Robert S.Ross，The Indochina Tangle ，China’s Vietnam Policy ，1975-1979，NY ：Columbia UniversityPress ，1988.」关于中国对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政策的研究成果也认同这种观点。②「DavidMozingo ，Chinese Policy toward Indonesia，1949-1967，Ithaca ，NY ：CornellUniversity Press，1976.关于中印关系，参见John W.Garver ，"The Indian Factor inRecent Sino-Soviet Relations，"The China Quarterly ，No.125，March 1991.韦茨伯格是中巴关系方面最有见识的学者。例如，可参见：Yaacov Vertzberger，"The PoliticalEconomy of Sino-Pakistani Relations ：Trade and Aid，1963-1982，"Asian Survey，Vol.XXIII ，No.5，May 1983.」

　　冷战之后，在一个中国崛起的时代，学者们关注的是一个更加强大和自信的中国怎样对待它的邻居以及它的邻居对中国在东亚政治中影响的扩大做出何种反应。在安全领域，随着苏联的崩溃和它从中南半岛的撤退，中国早在1989年就开始成为"崛起中大国".迈克尔。利弗(Michael Leifer)考察了这种转变以及中国在中南半岛日渐增长的存在对中越关系的影响。③「Michael Leifer，"Vietnam’s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Soviet Era ：Copingwith Vulnerability，"in Robert S.Ross ，ed.，East Asia in Transition：Towarda New Regional Order，Armonk ，NY ：M.S.Sharpe，1995.」钱明健(Michael Chambers)

　　关于泰国的作品和维克托·查(Victor Cha)关于韩国的作品考察了中国崛起是如何迫使这些国家在美中均势转换这一背景下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的。④「Michael R.Chambers ，"The Chinese and the Thais are Brothers ：The Evolution of the Sino-Thai Friendship，"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4，No.45，November 2005;Victor Cha ，"Engaging China ：The View from Korea，"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eds.，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New York：Routledge，1999.」

　　沈大伟强调，中国的崛起受到了东亚国家的欢迎，作为对中国机敏外交的反应，这些国家渴望扩展同中国的合作。⑤「David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Reshaping theRegional Orde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 l.29，No.3，Winter 2004/2005.」戴维。康(David Kang)也做出了类似的论证，他认为中国的崛起有利于当地国家向中国倾斜，因为亚洲文化倾心于等级式秩序。⑥「David Kang，"Hierarchy ，Balancing，and EmpiricalPuzzles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8，No.3，Winter 2004.」

　　中国崛起的地区政治经济状况需要引起更多注意。到21世纪第一年的时候，中国就已取代了美国作为所有东亚国家的"增长引擎"的地位，并成为包括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在内的地区主要经济体的首要出口市场。但是，关于这些趋势对中国地区政治角色的意义一直少有研究。例如，中国是否一直在使用其经济影响促进其政治目标?中国是否在尽力使用其增长的市场权力来迫使其经济伙伴做出贸易让步?除了郑在浩(Jae Ho Chung)的文章是一个例外之外，对中国在诸如与韩国的"大蒜战"、与日本的"蘑菇战"这样的贸易争端中的行为，一直极少有人注意。⑦「Jae Ho Chung，"From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o a Normal Partnership?Interpreting the ‘Garlic Battle’in Sino-South Korean Relations ，"PacificAffairs ，Vol.74，No.3，Fall 2001.」

　　六、中国和多边机构

　　整个冷战时期，中国的孤立和意识形态的共同作用使得中国对美国主导下的制度化全球秩序的参与降到最小程度。金淳基(Samuel Kim)论述中国对世界秩序原则的态度和20世纪70年代中国在联合国外交的重要作品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在多边机构中的角色的理解。①「SamuelS.Kim，China，the United Nations ，and World Order，Princeton，NJ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79.」但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起，中国成为了一个众多全球和地区多边组织的积极参与者。

　　伴随着这种发展，研究界更广泛地考察了中国在不同多边政府间组织中的行为。②「一部重要的早期作品评估了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对国际组织不断扩展的参与、中国与过去行为之间的对比及延续性，参见Samuel S.Kim ，"China’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al Behaviour，"in Thomas W.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eds.，Chinese Foreign Policy ，1997.」

　　后冷战时期的研究一开始主要关注中国刚刚在世界银行取得的成员资格和可能在世界贸易组织取得的成员资格。这方面的重要成果是汉劳德。雅各布森(Harold Jacobson )和米歇尔。奥克森伯格所进行的研究。③「Harold Jacobson and Michel Oksenberg，China andthe IMF ，the World Bank and the GATT，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0;Elizabeth Economy，Michel Oksenberg，eds.，China Joins the World ：Progressand Prospect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自那时起，研究范围扩展到对中国在多边机构中的行为分析。玛格丽特。皮尔森考察了中国对各种国际组织的参与。在安全领域，中国对多边机构的参与也是被考察的对象。贝兹。吉尔、埃文。马德里奥和江忆恩都考察了中国对国际军控体制的接触及其在多边军控机构中的参与。④「Bates Gill，"Two Steps Forward ，One Step Back：The Dynamics of ChineseNonproliferation and Arms Control ，"in David M.Lampton ，ed.，The Making of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2001;Evan Medeiros，Shaping Chinese ForeignPolicy，2006;Alastair Iain Johnston ，"Learning Versus Adaptation：ExplainingChange in Chinese Arms Control Policy ，"The China Journal ，No.35，January 1996.」

　　一个相关的研究议程考察了中国对国际合作的日渐卷入是如何塑造它对形成中的全球规则的政策的，易明(Elizabeth Economy )的作品就是一例。⑤「Elizabeth Economy ，"TheImpact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on Chinese Foreign Policy-Making：Broadening Perspectivesand Policies?But Only to a Point ，"in David M.Lampton ，ed.，The Making of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2001.」江忆恩提出，中国在多边机构内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 )"使得中国更有责任忍受多边体制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⑥「AlastairIain Johnston ，"The Myth of the ASEAN Way ：Explain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ARF，"in Helga Haftendorn ，et al.，Imperfect Unions ：Security Institutions overTime and Space，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艾伦·卡尔森(Allen Carlson)和贝兹·吉尔认为，后冷战时期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参与已经影响了中国对主权限制和人道主义干预合法性的理解。金淳基则探究了中国参与全球化对中国国内社会和国内政治稳定的意义。⑦「Allen Carlson ，Unifying China ，Integrating with the World ：TheChinese Approach to Sovereignty during the Reform Era ，Palo Alto，CA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2005;Allen Carlson，"More Than Just Saying No：China’s EvolvingApproach to Sovereignty and Intervention since Tiananmen，"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and Robert S.Ross，eds.，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2006;Samuel Kim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aces Globalization Challenges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eds.，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2006.」

　　七、中国对武力的使用

　　1989年之前，中国在冷战期间对武力的使用吸引了学者们的极大注意，学者们致力于解释中国在危机期间的行为和中国的参战动机。通过诸如梅尔文·格托夫、黄秉沫(Byong-MooHuang )、托马斯·罗宾逊、托马斯·斯托普尔(Thomas Stolper)、艾伦·怀廷等学者的作品，关于中国行为大家形成了一致的看法。①「Melvin Gurtov and Byong-Moo Hwang ，China under Threat：The Politics of Strategy and Diplomac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0;Thomas Robinson，"The Sino-Soviet BorderDispute ：Background，Development，and the March 1969Clashes ，"American PoliticalScience Review，Vol.66，1972，pp.1175-1202;Thomas Stolper ，China，Taiwan，and the Offshore Islands，Armonk ，NY ：M.E.Sharpe ，1985;Allen S.Whiting，The Chinese Calculus of Deterrence：India and Indochina，Ann Arbor，MI ：Universityof Michigan Press ，1975.」我们认识到，危机期间中国致力于避免战争，向它的对手发出信号，表明它使用武力的意图。中国通过这样一种军事使用方式，以达到避免危机快速升级、迅速去掉危机"引信"的目的。除了朝鲜战争以外，这种方式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中国对使用武力的兴趣持续到后冷战时代。因此，当关于中国后冷战时期对美外交态势的研究强调中国的安抚性合作外交时，关于中国武力使用的研究则关注中国演进的安全政策是如何应对美国军事优势和为战争做准备的。艾弗里·格尔斯坦、贝兹。吉尔和菲利普。C.桑德斯的作品强调，尽管冷战和核军备竞赛都已结束，但中国保留了发展核能力和新一代洲际弹道导弹系统(ICBMs )的兴趣，以保护其第二次核打击能力来应对美国这个强权。②「Avery Goldstein ，Deterrence and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China，Britain，France and the Enduring Legacy of the Nuclear Revolution，Standford：StanfordUniversity Press，2000;Bates Gill and James Mulvenon，"The Chinese StrategicRocket Forces ：Transition to Credible Deterrence，"in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China and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D.C.：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2000.」江忆恩的研究表明，中国寻求更有限的核能力，其目的是能够在局势升级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保持威慑。③「Alastair Iain Johnston，"China’s New ‘Old Thinking’：The Concept of Limited Deterrence，"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0，No.3，Winter 1995/1996，pp.5-42.」在常规武器层面，学者考虑了中国的技术和资金限制如何抑制了它对美国在中国近海的海上优势做出反应以及如何抑制了它在水下能力方面发展的能力。④「Bernard D.Cole ，The Great Wall at Sea：China’s Navy Enters the Twenty-First Century，Annapolis：Naval Institute Press，2001;Lyle Goldstein ，"Undersea Dragons：China’s Maturing Submarine For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8，No.4，Spring 2004.」其他研究则主要关注中国对那些能够大大抵消美国更先进能力的"不对称战争"、低端技术和便宜技术的兴趣。⑤「Thomas Christensen，"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 ：China’s Rise andChallenges for U.S.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5，No.4，Spring 2000.」

　　台湾海峡的冲突促进了对中国使用武力进行研究。在这方面，兴趣一直集中在中国如何发展和配置其军事力量以及它如何使用武力来支持其强制外交和遏制。艾伦。怀廷指出，中国有意愿采取主动实现其政治目标，他还考察了中国采取遏制、强制外交、承担风险和风险管理的几种模式，并评估了未来中国使用武力反对"台独"的风险。①「Allen S.Whiting，"China’s Use of Force ，1950-1996，and Taiw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6，No.2，Fall 2001.」柯庆生则得出结论说，中国当在其领导人认为扭转不利趋势的机会正在消失的时候就会使用武力。他认为，台湾地区不断发展的"独立"运动或许会导致那样一种形势，从而增加了中国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的可能性。②「Thomas J.Christensen ，"Windowsand War ：Trend Analysis and China’s Use of Force，"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and Robert S.Ross，eds.，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2006.」

　　陆伯彬和赵穗生强调了中国不放弃使用武力来反对台湾当局，以迫使它们从推动台湾"独立"的立场上撤退。其他学者关注中国在遏制理论方面的研究及其对中国使用武力反对"台独"的意义。③「Robert S.Ross，"The 1995-1996Taiwan Strait Confrontation ：Coercion，Credibility，and Use of For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5，No.2，Fall 2000;Zhao Suisheng，"Changing Leadership Perceptions ，"1999.」

　　陆伯彬强调，中国对有效的核遏制及常规遏制的根源的理解，鼓励中国在面对美国"升级优势(escalation dominance)"及其对"台独"分子从事分裂活动时发出警告。柯庆生关于中国在台湾海峡遏制方面的研究则认为，中国挑战对手的决心和对其不对称能力的关注，也许会导致中国在遏制美国对台湾当局的支持方面过于乐观，从而形成台湾海峡的不稳定。④「Robert S.Ross，"The 1995-1996Taiwan Strait Confrontation ：Coercion ，Credibility ，and Use of Force，"2000;Robert S.Ross，"Comparative Deterrence：The Taiwan Strait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Robert S.Ross，eds.，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2006;Thomas J.Christensen，"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China’s Rise andChallenges for U.S.Security Policy ，"2000.」

　　冷战后美中竞争的发展、2001年美国E-P3侦察机与中国战机在南中国海上空相撞后两国紧张关系的升级以及美中在台湾海峡敌对可能性的增加等因素综合在一起，促进了对中国危机管理方面的研究。理解中国危机行为的最初努力是艾伦。怀廷1975年关于"中国外交政策中的理性"的探讨。⑤「Allen S.Whiting，The Chinese Calculus of Deterrence ，pp.226-233.」后冷战时期，研究重点是中国在危机中的决策，包括特定国内机构在信息传递方面的角色以及精英决策的背景。保罗。戈德温(Paul Godwin )和史文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早期工作。⑥「Michael D.Swaine ，"Chinese Crisis Management ：Framework for Analysis，Tentative Observations，and Questions for the Future ，"and Paul H.B.Godwin ，"Decision-making under Stress ：The Unintentional Bombing of China’s Belgrade Embassyand the EP-3Collision，"in Andrew Scobell and Larry M.Wortzel，eds.，Chinese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making under Stress，Carlisle ，PA ：Strategic StudiesInstitute ，U.S.Army War College，2005.」

　　一个新的安全研究领域则与中国不断增加的能源进口有关。埃里卡·S.唐斯和伯纳德·科尔(Bernard Cole)考察了中国增加石油进口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强调国内机构的角色以及这些机构在中国对外能源政策方面和中国努力保护获取国外石油方面存在的相互竞争的利益。出于对中国崛起和美中冲突的关切，人们对中国确保国际石油来源战略及其对美中冲突的意义的研究兴趣增加了。①「Erica S.Downs."The Chinese EnergySecurity Debate ，"China Quarterly ，No.177，2004;Bernard D.Cole，Oil forthe Lamps of China -Beijing’s Search for 21st-Century Search for Energy，Washington ，D.C.：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2003;David Zweig and Bi Jianhai ，"China’s Global Hunt for Energy，"Foreign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5.」

　　八、再看冷战：对21世纪中国研究的机遇②「本部分吸收了如下内容：Thomas J.Christensen，Alastair Iain Johnston，and Robert S.Ross ，"Conclus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Ross ，eds.，New Directions in the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2006.」

　　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在外交政策和社会方面的变化，不但使得学者们能对当代中国外交政策开展更加复杂的研究，也为重新考察冷战时期的中国外交提供了机会。这种机会体现为中国社会两个方面的变化：对中国文件接触的增加和中美学者之间合作研究的机会增多。

　　原始研究材料的增多使得对冷战时期的中国外交政策开展复杂研究成为可能。重要的材料包括大事记和年谱。政治和军事历史方面的大事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人民解放军六十年大事记(1927～1987)》都能提供重要会议和领导声明方面的关键事实信息。领导人年谱，如《周恩来年谱(1949～1976)》和《邓小平年谱(1975～1997)》也能提供重要的信息来源。另一个重要的来源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回忆录和传记以及有关中国的外交史。例如，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吴冷西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等为我们了解中国领导人在关键外交政策问题上的会议提供了洞见。像钱其琛、王炳南、伍修权、杨公素、刘晓、师哲和熊向晖等高级决策者以及彭德怀、雷英夫以及刘华清在内的中国军事领导人都写下了他们的回忆录。中国外交部出版了由前中国外交官撰写的多卷本系列回忆录，如《新中国外交风云》。

　　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利用这些材料调查了中国冷战时期政策制定的主要方面。高龙江关于中印关系的作品提供了中国政策制定方面的新视角。柯庆生、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及陈坚利用近期可用的材料对中苏同盟外交、朝鲜战争的根源和中国参战的决定做出了新的解释。③「John Garver ，The Protracted Contest ，Indian-Chinese Rivalry inthe Twentieth Century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JohnGarver，"China’s Decision for War with India in 1962，"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and Robert S.Ross，eds.，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2006;Sergei N.Goncharov ，John W.Lewis，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Palo Alto，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Thomas J.Christensen，Useful Adversaries ，1996.」张曙光利用这些材料对中苏关系从合作到冲突的发展做出了有价值的说明。①「Shu Guang Zhang ，Economic Cold War：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9-1963，PaloAlto，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翟强对中国冷战时越南政策的研究为我们了解中国改变对越南统一战争的支持的根源提供了一扇窗口。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时外交中的国内政治因素，也有重要的作品。②「Barbara Barnouin and Yu Changgen，Chinese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Kegan Paul ，2002;Ma Jisen，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Foreign Ministry of China ，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4.」

　　还有一些重要的合作研究计划吸收了中国和西方学者参加。这些计划使得西方学者能够利用那些能够接触中国档案资料的中国学者的英文作品。而且，这些计划还经常有诸如俄罗斯、中国台湾地区在内的第三方学者的参与，从而提供了关于中国外交的多边视角。这些计划中的一些研究考虑了意识形态和国内政治在中国政策制定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所发挥的作用。③「这方面的最初努力是：Harry Harding and Yuan Ming ，eds.，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5-1955：A Joint Reassessment of a Critical Decade，Wilmington，Delaware ：Scholarly Resources，1989.更多的新近研究包括：Odd ArneWestad，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5-1963，Washington，D.C.：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1998;Michael Hunt and Niu Jun，eds.，Toward a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Relations，1920s-1960s：Personalities and Interpretative Approaches，Washington ，D.C.：Woodrow WilsonCenter，1995;Robert S.Ross and Jiang Changbin，Re-Examining the Cold War：U.S.-China Diplomacy，1954-1973，Cambridge，MA ：Asia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 ，2001;William Kirby，Robert S.Ross ，and Gong Li ，eds.，Normalization ofU.S.-China Relations：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Cambridge，MA ：Asia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2005.」

　　九、结论

　　冷战的结束改变了中国的战略环境。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这些国际、国内变化必然会改变中国的外交政策，也相应地改变了中国外交政策研究领域的研究议程。不过，中国研究议程的演变发生在一个更大和持久的概念框架之中，自从该领域的最早作品出现时起，这个框架就界定了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因而在该领域形成了一种变化与延续并存的局面。比如说，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外交政策专家仍然关注安全与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根源。但是，他们主要关心民族主义、文化等观念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而不关注作为中国政策意识形态来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地区政策方面，专家们曾经关注革命因素，但他们现在则倾心于多边外交。总体观之，尽管新的研究议程的出现和对第一手资料有了更多的接触，在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中仍有一种内在的延续性，因为内在的议程(underlying agenda )与对任何国家外交政策进行研究的议程在特征上是一样的。这种延续性暗示，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源与任何其他国家外交政策的根源没有什么不同。对于来自不同地区、拥有不同政治体制和文化、具备不同经济和军事能力的国家的外交政策研究而言，研究主题都包括国内政治、观念、国际环境、与大国和毗邻国家的关系、对武力和多边外交的使用等等。这种内在的一致性表明了下列做法的潜在价值：对中国国际行为进行比较研究，把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并入到国际政治这个更大的学科中去。正如江忆恩所指出的那样，这个方面正在取得迅速发展，从而有助于形成一个更加广泛和丰富的研究议程。

　　[收稿日期：2006-2-06]

来源时间：2015/6/5   发布时间：20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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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咔嚓酥  来源：凤凰网

    5月28日，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就南海局势接受《华尔街日报》外事主编霍瓦特专访。访问过程中，崔天凯大使有理有据地对美国近期在南海的军事行动及美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相关表态进行了批驳和纠正。甚至在某些观点的表达上较为强硬。尤其是针对美国不断的派遣侦察机和舰艇抵近监视我南海目标时，说道：（美国）是希望重蹈亚洲冷战的覆辙吗？这句问话可谓非常有分量。

    熟悉冷战历史的朋友都知道，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在与苏联的全球竞争中处于劣势。一方面重兵布防欧洲，对抗同样重兵陈列的苏联军队；另一方面，深陷“永无结束之日”的越南战争无法自拔。巨大的军费开支和极其不稳定的西方经济金融体系使得美国严重透支其国力，国内经济陷入滞涨。同时，中国的战略环境也不容乐观。中苏决裂之后，虽然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内就国际事务还能通力合作，但中国始终面临苏军“百万军队入蒙古”的现实威胁。而实质上很大程度上已经脱离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系的中国经济，一直难以在国际市场上寻求大的作为。国内经济环境虽然在逐步好转，但也是举步维艰。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72年，尼克松总统到访了尚未同美国建交的红色中国。几乎是一瞬间，世界战略格局倏然改变。这位日后美国最终在冷战中击败苏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关于那段历史，这里有一段小小的记录：

    尼克松直率地说：“主席阁下，我们这次来华的目的，想跟您探讨一下美中两国咱们共同抗衡苏联。”毛主席一笑，用手指一指身边的周恩来：“这些小事你去同他谈，我只同你谈哲学问题”。哲学是大学问，尼克松听不懂，他在传记中写道：“我云山雾罩般地听毛跟我谈了一小时十五分钟的哲学，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毛的风采，毛的睿智已经征服了我，站在他的面前，我不敢说半句假话，像犯了错误的小学生站在严厉的先生面前那样，因为毛智慧的双眼仿佛把我看透”。

    请看完的同志跟我一起呵呵一下。

    可以说，中国人一直非常善于把握自己在战略天平上的位置，顺势而为，以我为主，壮大自己。相信美国的政客们也不是瞎子，还是能够有足够认识的。就现实来讲，美国最大的敌人也绝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制约美国的因素究竟是什么，美国的最大敌人到底在哪里？真的与中国搞冷战？别特么开玩笑了。退一万步说，即便遏制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即便美国的全球战略要求美国这样做，但美国确实已经失去了自由支使其全球战略力量的能力。更别说在金融资本也试图抽离美国市场的当下。

    崔天凯大使有段话讲的非常到位：使我们感到担忧的不是我们可能被包围或遏制，我也不认为世界上哪个国家有能力包围或遏制中国。我们真正感到担忧的是那些可能对地区以及全球安全造成影响的行动……出现（冷战）这种局面对谁有利呢？中国，美国还是亚洲人民？我认为对谁都不利，因为如果亚洲地区的稳定受到干扰、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被削弱、区域经济合作被抑制，各方利益都将受损。这是非常严重的后果。我不知道华盛顿是否认真思考过这些后果。

    尽管西方国家有着这样那样的目的，但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核心的国际货币、金融、贸易一体化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全球一体化”运动。英美倡导的“去工业化”运动，由于有诸如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作表率付诸实施，在全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诸如拉丁美洲、埃及、南非等发展中国家也崇尚发展金融、旅游等服务行业而忽视了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建设。直至今天，成规模的制造产业和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甚至成为了一种奢侈品。这就使得中国这种制造业大国在世界产业链中的话语权日益吃重。

    时至今日，西方发达国家尽管还控制着部分高端产业，但中低端产业几乎完全被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市场国家所占据，而高端产业也日益受到中国制造企业的蚕食。当美国提出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工业生产新模式时，中国同德国也分别提出了以工业生产为核心，以信息技术为有效辅助手段的“工业2025”及“工业化4.0”。这说明，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工业生产仍旧是一切生产的核心，仍旧是生产的主导力量。中国与德国这种制造业大国，必将越来越吃重。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断推进，这一作用将表现的越来越明显。直至发生质变。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如果真正同中国决裂，被抛弃的只能是美国人自己。

    6月1日，在崔天凯大使接受访问的第三天，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认中国对于南海“某些地方”拥有主权，但不能“以大欺小”。呵呵……

    最后，仍旧以崔天凯大使的话作结：人们不应把中国视作威胁。我们(军力的发展)是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愿意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这为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机遇。世界上还有那么多问题需要解决，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立应对。中国不行，美国也不行，我们必须合作。   （来源：凤凰网  作者：咔嚓酥）

来源时间：2015/6/5   发布时间：201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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