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社评  来源：FT中文网

　　过去18个月，中国一直在南中国海争议水域热火朝天地抽沙建造人工岛。根据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的说法，这一时期中国填海造地的面积，超过了其他所有声索国自有争端以来造岛面积的总和。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台湾确实都曾人工造岛，以支持它们的领土主张。然而，与中国政府的行为相比，它们的举动不论在速度上还是规模上都相形见绌。

　　中国政府的这一举动，是在一种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没有人确切知道中国计划做什么，希望达成什么目的。考虑到中国的领土野心，这种缺乏透明度的状况令人紧张。中国声称对紧贴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南海岸线的所谓“九段线”内的所有水域拥有主权，这块水域实质上涵盖了几乎整个南中国海。这一声明基本上没有或者说完全没有国际法依据。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政府想要修建一座简易机场，以便在整个南中国海上空划设一个防空识别区。中国政府应该停止这种没有必要的挑衅行为。

　　周末在新加坡举行地区防务峰会“香格里拉对话”(Shangri-La Dialogue)之前，美国政府就已经对中国这一行为施加了压力。本月美国曾派出一架P-8A海神反潜机(P-8 Poseidon)，载着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的一个电视节目摄制组，飞越中国一个新造岛屿的上空，结果到中国海军严厉警告。美国表示，已经侦测到大炮等军事设施，并保留派遣军舰航行至新造岛屿12海里以内的权利。周末，卡特更明确地表示，美国将“在国际法许可的范围内飞行、航行及执行任务”，并表示中国“将水下礁石变成机场”的行为根本不能使其获得主权。中国海军上将孙建国则回应称，中国政府的举措“合理、合法、合情”，目的是提供“国际公益服务”。对于那些因中国所为而感觉受到威胁的亚洲国家来说，孙建国的说法不会起到什么安慰作用。

　　从短期来看，中美都需要做出缓和紧张局势的动作。各方应考虑卡特关于暂停建设新岛屿的呼吁，包括中国在内。届时气氛将更有利于缔结一项行为准则，以在未来防止突发事件和不必要的挑衅。中国也应阐明九段线声明的含义，并解释中方希望通过岛屿建设达成什么目的。中国还应重申对航行自由原则的承诺。美国则应停止在电视上哗众取宠，对于派军舰驶近中国新建岛屿的事情应三思。美方这类举动可能招致危险，因为北京方面将感到有必要作出回应。

　　从长远来看，这件事关系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中国的行动仅仅是挑战美国在太平洋主导地位的开端。鉴于中国的经济实力，这点不足为奇，也不需要认为是个威胁。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希望，在崛起的中国的雄心与美国存在的安慰感之间能够达到一种平衡。中美两国目前正处于缓慢的、但明显会冲突的路线上。解决之道是将中美两国捆绑到一个更广泛的地区安全架构中，制定海陆空的国际交通规则。这些规则必须得到广泛支持，包括两个最强大的太平洋大国本身。现状可能是无法持续的。然而以“中国治下的和平”(Pax Sinica)简单地取代“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并不符合地区利益。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5/6/1   发布时间：2015/6/1

旧文章ID：3986

作者：  来源：环球网

　　美国专栏作家约翰•格拉泽5月28日在英国《卫报》刊登文章，原题：美国放弃帝国思维中美才能避免一战

　　要想避免同中国爆发军事暴力冲突或另一场冷战对抗，美国应当采取一项简单的措施：放弃它的帝国思维。

　　美国人担忧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会逐渐转变为更强硬且扩张性的外交政策，从而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与美国爆发战争。哈佛大学教授格拉哈姆•阿里逊曾总结称：“在过去500年的历史中，16场崛起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中，12场以战争为结局。”芝加哥大学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则断言：“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

　　但是，近期中美间爆发冲突可能性上升的事态原因并不在中国崛起本身，而是美国坚持在中国邻国维持军事和经济统治地位。尽管美国喜欢将其大规模海外军事存在视为维护持续稳定的良性力量，但北京显然不这么看。

　　中国的地区战略并非怀有恶意或谋求进攻，但是其战略的确与美国在中国所处地区维持统治地位的战略相碰撞，美国的地区支配权思想实际上覆盖了世界所有地区。

　　且不管有关哪个国家应该“排老大”的争论，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让5万名美国士兵长期驻留日本是否服务于美国利益?我们3万名驻韩美军又为美国挣得了什么好处?如果奥巴马政府重新打造美军在菲律宾的存在来抗衡中国的海洋领土诉求，是否能让美国更安全?

　　很多评论人士说“是”，罗伯特.卡根就宣称，美国的霸权不仅使我们更安全、更富有，还为所有其他人带去和平与繁荣。按照他的观点来看，没了美国的统治，世界会变得更不自由、更不稳定、更不安全。

　　但是有大量的学术文章质疑这些观点。政治科学学者克里斯多夫•费特魏斯就在他的著作《病态的权力》中批驳称：“有大量的理论和经验主义的原因可以质疑美国的霸权是世界稳定的主因。”他指出，国际体系并非蜷缩在对美国的顺从之下，而是处于不断自我管理的过程中。经济发展与现代军事的毁灭性力量共同解释了为什么越来越多国家将战争视为有损利益的行为。

　　此外，国际关系理论家丹尼尔•德雷兹内还认为，美国的霸权也不会给绝大多数美国民众带来多少切实的收益。他指出，“单独来自军事优势的经济收益至少是被夸大了”，“鲜有证据表明军事优势能够带来可观的地缘经济收益”，因此“对军事霸权的过渡依赖是长期误导的结果”。

　　执意在亚洲维持军事和经济统治权的努力并非真正关乎美国的核心利益，而是关乎保持地位、名声以及过度纠结的美国自画像。为了这些理由而甘冒战争的风险真可谓愚蠢。

　　当然，有很多理由能够说明“中美必有一战”的悲观预测是错误的。也许中国经济会继续减速，但是即使中国经济保持增长，美国的经济和军事优势仍可保持数十年，从而令中国的崛起更加渐进，从而减少了危险性。

　　此外，中美两国都是核大国，曾经主导了冷战中美国和苏联行为特征的互相确保毁灭设想同样将在这场权力转换的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但是，如果保持美国霸权对维持美国的安全和繁荣根本没那么重要，为什么还要冒这个险呢?认识到这一点，至少能够让接受放弃帝国这一想法更容易一些。(聂鲁彬译)

来源时间：2015/6/1   发布时间：2015/5/29

旧文章ID：3984

作者：  来源：中国日报网

　　美国《大西洋月刊》6月号文章，原题：美中关系既有合作，也有竞争

　　美两位前财长亨利·保尔森和罗伯特·鲁宾联合撰文称，美中关系既有合作，也有竞争，但最近后者得到了更多关注。两国间大部分的不信任源于地缘政治紧张，例如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行为，或美国海军在中国海岸以外的监视活动。但经济紧张也起了很大作用。

　　两国间大部分的不信任源于地缘政治紧张，例如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行为，或美国海军在中国海岸以外的监视活动。但经济紧张也起了很大作用。

　　有关美中经济关系的讨论往往从详述每个国家对对方的不满开始。美国的批评通常包括中国对其汇率的管理，让国企获益的补贴，以及对希望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企业的壁垒。另一个突出的批评涉及中国未能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

　　中国则批评美国不负责任的财政赤字，它在政治上反对中国投资美国企业与基础设施的做法，以及它的出口控制法律，尤其那些限制可能具备军事用途的技术出口的法律。

　　我们认为，现在两国应彻底改变这种在经济上相互指责的状态了。美国和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开展了聋子对话，双方都将自己的过失归咎于对方，向对方施压以获取对方的妥协，且往往等待对方首先采取行动。实际上，倾听对方提出的批评符合美中各自的利益。

　　美国对中国未来经济的最大威胁在于美国经济成功可能走向终结这一可能性。中国对美国最大的经济威胁在于中国经济可能不再增长。作为有着同中国打交道的长期经验的美国前财政部长，我们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进行大幅改革。认真考虑对方的批评将是一个好的开始。

　　美国有许多长期优势，包括富有活力的企业家文化，有力的法治，灵活的劳工和资本市场，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相对的人口优势。但中国说改善美国长期的财政状况是可持续增长的前提，这是对的。财政改革现在可以促进美国的增长和就业，也会在未来减少债务负担。

　　如今，中国投资者可以帮助美国加速增长，同时不加剧中国利用人为的低汇率补贴出口造成的长期紧张。但汇率改革显然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领导层懂得这一点，并已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实际的进步。

　　最后，中国的长期成功，甚至它的很多短期成功——如它的领导人所说——要取决于创新。创新要求保护知识产权。过去中国多次承诺保护知识产权，但往往又会忽视这个问题。到头来，这对小米或阿里巴巴等企业的伤害要多过对苹果或亚马逊的伤害。一个保护知识产权免受商业黑客袭击的全球体系将让中美都受益。

　　通过倾听对方的批评，中美将一起改善自身的经济，消除造成摩擦的因素，并培养互信。这么做不会让地缘政治紧张消失，但会让这类紧张系于共同利益的框架内。

来源时间：2015/6/1   发布时间：2015/6/1

旧文章ID：3983

作者：宋安平  来源：《人民日报》

    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市政府等有关各方的支持下，上海衍生品市场论坛经过11年的发展和积淀，已经成为国际、国内，现货、期货，政府、市场之间交流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从顶层设计迈入实质推进阶段，在推动沿线国家经济要素的有序自由流动、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市场的深度融合方面，期货市场应当有所作为，发挥自身独特的功能作用，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更多服务，这正是本次论坛的主题。

　　国内4家期货交易所携手搭建这一共商平台，希望能够和各位有识之士共同寻找中国期货市场发展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契合点，为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汇聚力量，凝聚智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面临相似的发展阶段和发展任务，在资源需求等方面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同时沿线国家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作的潜力和空间很大，因此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沿线国家的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

　　为推动资源的优化配置，推进贸易合作的便利性，按照“市场运作”的共建原则，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国际大宗商品贸易中，由于期货价格具有公开、透明、连续、权威性等特点，已经形成了以期货价格为定价基准的定价模式。随着贸易往来的日益频繁，为化解潜在风险，各行各业的生产、贸易、消费企业也迫切需要一个专业的风险管理市场来解决发展的后顾之忧，充分发挥主体作用。期货市场天然的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功能恰好满足了“一带一路”深入推进的需要，能够发挥所长，有所作为。

　　经过20多年的探索实践，我国期货市场与实体经济发展的联系日益紧密，在推动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关键阶段，还将继续在提供定价服务、推动产业转型、护航企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我国期货市场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期货市场，具有丰富的交易、结算、交割、监管等经验。以上海期货交易所为例，经过多年的发展，上市品种覆盖了有色金属、黑色金属、贵金属、能源化工等多个大宗商品领域，有色金属期货价格已经成为国内产业链的定价基准或重要定价参考。一些成熟品种的国际影响力和辐射力也逐步增强。近年来上期所推出了境外品牌注册，设置保税交割仓库、开展连续交易等措施，允许境外产业客户和境外机构投资者通过在境内注册的法人机构参与境内交易，上海价格已经部分涵盖了境外市场的供求信息，与境外相关品种的关联性、引导性逐步增强。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禀赋和上期所上市品种有很高的契合度，上期所将加大面向“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力度，不断拓展服务空间，提升服务能力，服务好“一带一路”战略。

　　为形成具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特征的价格基准，满足64个沿线国家不同类型投资者的风险管理需求，上期所提出以下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的一些初步想法和对接点，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引出更多真知灼见： 

　　一是可参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者要利用上海期货市场，必须要打通直接参与通道。以原油期货的上市为突破口，将带动相关政策的突破，打通境外投资者和境外经纪机构参与境内交易的通道，可以考虑尽快将相关政策推广至金属和其他能源化工品种，便利区域投资者平等自由地参与上海期货交易，使得区域供求关系能够在同一个平台充分体现，形成区域价格基准。

　　二是可交割。

　　要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宗商品贸易，就必须拓宽期货商品自由流通的渠道，满足投资者交割的意愿。可以根据沿线国家的资源特征，通过引入境外注册品牌等方式，拓展周边国家优质的可交割资源。并根据沿线国家生产和消费的特征，探索在沿线国家设置保税交割仓库，便利实物交割。

　　三是可覆盖。

　　“一带一路”横跨亚欧非多个时区，目前上期所的连续交易时段已经可以满足部分沿线国家的需求，但由于时差问题，仍会有部分国家投资者的避险需求无法及时满足，因此上期所将进一步优化交易时间，并根据国际投资者的特征，打造更加开放、包容的平台。

　　四是可拓展。

　　沿线国家的资源具有区域特色，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也具有阶段性特征，可研究量身定制一些特色品种，并进一步完善现有相关品种，为沿线国家的投资者提供更具针对性、更深层次的服务。

　　五是可合作。

　　按照各尽所能，互利共赢的原则，上期所愿意与沿线国家开展全方位合作，我们希望能够为沿线国家提供交易、结算、信息、技术和培训等方面的服务，并加强跨境监管合作，共同维护沿线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上述想法的实施还需要相关各方统筹协调，给予配套政策支持,并加强统一部署，推动沿线国家政策的协调推进、充分对接。

　　“一带一路”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是中国的倡议，更是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共同愿望。

　　为推动“一带一路”的战略思想尽快生根发芽，结出累累硕果，本次大会还设有分论坛，希望大家能够深入交流、增进理解、相向而行，共同谱写“一带一路”的新篇章。

　　（作者为上海期货交易所理事长）

来源时间：2015/6/1   发布时间：2015/6/1

旧文章ID：3980

作者：  来源：《人民日报》

    南海问题不是也不应成为中美之间的问题。华盛顿亟须强化这个意识，谨言慎行

　　美国方面近来对南海问题做出过度反应，言行失当。先是派出搭载媒体记者的军用侦察机抵近中方南沙有关岛礁海域，颇显挑动和加剧紧张局势企图；继而在第十四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暨亚洲安全会议上发表不当言论，无视历史、法理与事实，对中国在南海早已形成的主权和权益说三道四，挑拨离间。显而易见，美方这些做法丝毫没有促进地区稳定之实，倒是给其自身的国际公信力打了折扣。

　　长期以来，南海局势总体上和平、稳定，南海航行自由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相关权利主张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建设行为合法、合理、合情，不影响也不针对任何国家。中方在南海的诉求没有变化，中方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有关争议的立场没有变化，中方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目标没有变化。中方具体建设活动的规模、速度，与中国在南海承担的海上搜救、防灾减灾、气象观测、生态环境保护、航行安全、渔业生产服务等方面的国际责任与义务相称，也是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中国的立场坚定明确：不是中国的，一分不要；该是中国的，寸土必保。新中国60多年成长发展的历史不断向世界证明，中国历来不怕鬼、不信邪，服理不服霸、信理不信邪，任何人绝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美国不是南海问题当事国，干扰地区国家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努力，只会消耗自己在该地区的受欢迎度。当前，中国和东盟国家已经明确了处理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也已取得积极进展，中国与东盟国家就“准则”磋商“早期收获”达成一致。正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言时所指出的，尽管有南海问题存在，但是东盟国家发展同中国良好关系的意愿是一致的，也没有哪个亚洲国家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

　　一些国际舆论指出，美方有违常规的做法，反映出一种强烈的“焦躁情绪”。英国《卫报》发表的文章认为，“争夺亚洲的军事和经济主导地位”是美国“关于保持地位、保留特权以及维持美国对自身形象神经过敏的看法”。显然，如果任由这种“焦躁情绪”扩散至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发展的地步，则不仅与亚太地区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利益相背离，而且对美国自身也毫无利益可言。

　　当前，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发展，但这种稳定是容不得生事、添乱的。尤其重要的是，双方要妥善管控和处理好分歧，避免两国关系大方向受到干扰。南海问题不是也不应成为中美之间的问题。华盛顿亟须加强这个意识，谨言慎行，停止任何有损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的言行。

来源时间：2015/6/1   发布时间：2015/6/1

旧文章ID：3979

作者：人文经济学会  来源：人文经济学会

    张维迎：和我奶奶那时候相比，中国人的生活已经有了很大很大的变化。我大学的时候不会用拨号的电话机，现在智能手机早已普及；小时候很羡慕拖拉机，现在人人开车；大学的时候很少打电话，现在随时通电话；当时回家要3天时间，如今几个小时就能实现。再过几十年，让我们的孙子辈和我们比较生活的变化，我是很难想象的。

所谓“低垂的果实”，就是人类总是想用最省力的办法谋求生活之道，那么就会首先采摘最低的果实。世界上有三种人，有一部分人采完低垂的果实后，明年继续采新长出的低垂的果实；另一类人在采完低垂的果实后，会砍树吃高的果实，这样第二年就没有的吃；还有一部分人在采完之后不断种树，就可以不断吃。这恰好对应了三种制度，最好的就是最后一种制度，即不断有人载果树，也就不断有果子可以吃。而载果树的人就是企业家。

无论是美国200年的增长，还是中国近30年的增长，都是企业家不断栽培果树的成果，我们才能享受到如今所有的产品。中国如何能够维持高速增长，我认为取决于中国的企业家精神能不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而美国还能不能有新的果实出来，也同样依赖美国的企业家精神。

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生产模式的转变，过去赚钱的是套利型企业家，例如个体户、乡镇企业家、90年代房地产企业家等，他们依靠市场不均衡发财致富，因为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导致资源没有得到很好配置，所有的产品都处于缺少状态，以及农村过剩劳动力也促进了套利型企业家事业成功，并成为对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企业家。

然而如今，套利机会越来越少，劳动力成本上升，模仿西方高科技空间越来越少，产能过剩等等问题陆续出现，还想继续保持成功，就需要转向创新型企业家，创造一种别人没有的东西，因为套利型企业家是看见别人有，直接拿过来的成功。这是中国目前很大的挑战，因为两种企业家对于制度的敏感性不一样，套利型企业家总是第一单赚大钱，以后越来越难；创新性企业家一开始总是亏损的，也许几年都不能赚钱，所以需要天使投资人等的支持。

斯密的观点认为，技术进步+劳动生产力提高=经济进步，其中劳动生产力提高包括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更加细分，这也直接产生了市场。500年前的大航海时代，分工就出现了，此后分工不断深化，市场也不断细化，但这些都依赖于企业家。因为市场是企业家创造的。比如软件产业是比尔盖茨创造的，微信市场是腾讯创造的等等。

中国今天出现普遍产能过剩现象，是因为中国的企业家没有很好地利用新的市场，还在重复过去的生产。当然这是有原因的。第一，中国企业家本身的问题，我们已经习惯“低垂的果实”，就是生产其他国家已有的产品，久而久之不会创造新的东西；第二，社会制度的影响，中国企业家更愿意套利，因为创新面临不确定的世界，大部分人都不会认可。

如果每个人的权利得不到保证，创新成果没有确定回报的时候，企业家是不愿意去创新的。所以，创新型企业家对制度更为敏感，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很好的法治的时候，仍然有很多套利型企业家，但创新型企业家就没有办法花时间进行创新，因为创新需要很长时间，需要权利的确切保护。

创新需要长时间的不断尝试，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吉利刮胡刀。100年前吉利是一个小商贩，走街串巷的时候发现当时的刮胡刀很不方便使用，但男人都有刮胡的需求，他就在想能不能生产出安全便宜的刮胡刀？但很多技术专家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最后他花了6年时间终于研制成功一次性刮胡刀，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几乎所有的创新产品都面临类似吉利刮胡刀的问题，那就是很多次的失败。

要是中国真正从靠资源配置改进的增长转向以创新推动的增长，就必须依赖企业家从套利型企业家转为创新型企业家，而这又需要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根本变革，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法治的社会，使政府权力受到限制，企业家才会投入持续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可能面临多次失败的创新。包括教育体制的改革。

我不相信一个国家的国民在没有自由的心（free mind）的时候，能够有真正的创新。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中国的未来发展才能真正维持比较高的增长。我在这点上也很乐观，我认为美国体制仍然能不断创造出创新型企业家，不断栽树，我也希望中国的企业家在摘果子的时候能更多种树，甚至让美国人也能吃到我们摘的果子，到了那个时候，世界将会变得更好。

谢谢大家！

来源时间：2015/6/1   发布时间：2015/6/1

旧文章ID：3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