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维为  来源：观察者网

今天，多数的美国人恐怕都不否认美国的民主制度出了问题。以对美国国会的评价为例，盖洛普公司2012年6月的民调显示，美国公众对国会“非常有信心者”是6％，“较有信心者”是7％，两者相加为13%。两年后的民调（2014年6月）发现，如此低的信任度还在继续，对国会“非常有信心者”是4％，“较有信心者”是3％，两者相加为7％。数据会有波动，但至少说明美国民主确实出了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金钱政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把竞选献金裁决为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一种“言论自由”，于2010年裁定对公司和团体的捐款不设上限；2014年又裁定对个人竞选捐款也不设上限。至此，用“一人一票”来描绘美国民主已不合适，更恰当的应是“一美元一票”，“民主”成了“钱主”，成了富人的游戏。这是美国民主最大的硬伤。

游说政治。这是“金钱政治”的延伸。既得利益集团已经高度组织起来，通过游说团体，影响美国的政治生活。美国民主制度，几乎成了游说团体的天下。如果一个群体并不富裕，也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那么，这一群体的利益就很难在美国民主制度中被代表。《经济学人》杂志惊叹，“金钱获得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影响力。数以千计的说客让立法过程变得更为冗长和复杂，让特殊利益集团更有机会参与其中”。

内斗政治。今天，美国政治内斗的深度和广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从深度看，民主和共和两党之间的对抗从未像今天这样“苦大仇深”、互不相让，结果双方越来越难以达成为国家共同利益做事的共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内斗也几乎从未中断。从广度看，这种内斗几乎遍及各个领域，成了美国政治常态，导致决策的“否决点”非常多，政府的许多承诺也无法兑现。美国总统奥巴马2008年喊着“变革”的口号入主白宫，他曾承诺要削减国债，但国债从原来的10多万亿美元增加到现在的近20万亿美元。

民粹政治。在今天美国的政治制度下，民主几乎等同于竞选。所以，候选人的最大特点是一切为了赢得选票，结果使“民粹政治”泛滥。美国加州政府破产的例子颇能说明这种“民粹政治”。为了赢得更多选票，政客纷纷提出减税，先是减少财产税，后是取消汽车税，最后加州政府因此陷入破产。当加州政府想恢复汽车税时，州议会从中作梗，结果使加州的财政陷入更加糟糕境地。

从历史视角看，在民主问题上，美国当初的缔造者们比今天的政客要谨慎得多。他们大都倾向于采用“共和”与“法治”来防止“民主”可能带来的“民粹”。但如今，美国究竟能否克服自己体制中的这些严重问题？连一场导致美国多数民众资产锐减的金融危机都不能带来美国政治制度的必要改革，说明美国政治制度的纠错能力正在衰弱。这是美国民主制度的悲哀，其背后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

治理结构出现异化。“三权分立”中的三权，本质上都是属于政治领域的权力，而一个现代国家的良性运转需要在政治领域、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之间形成一种良性平衡，也就是这三个领域的力量实现一种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平衡。但目前的美国，相比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占据了优势。资本力量已充分组织起来，在较大程度上左右着政治力量，也在相当程度上完成了对社会力量的渗透，如对主流媒体的控制、对社会议题的设置等。这样看来，美国的“钱主”将继续主导“民主”，“占领华尔街”背后的99％与1％之间的矛盾可能因此而长期化。

美式法治面临困境。美国人长期以来为自己的法治自豪，但如今美式法治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成了保护既得利益、拒绝改革的代名词。牛津大学斯泰恩·林根教授以美国“立法失控”问题为例指出，各种利益集团的游说，使他们所代表的各种既得利益得到特殊照顾，想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修宪；而修宪首先要通过一定严格程序，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法治社会被自己的法治所困，法治和程序正义成了拒绝改革的工具。这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法治发展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内外环境发生改变。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实施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政策，其结果是美国的金融市场缺乏监管，欺诈成风并带来金融泡沫，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不断向金融资本和金融部门倾斜。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使得美国资本力量的利润主要来自金融业，来自世界范围的贪婪吸金。与过去相比，美国的资本力量对美国内部政治体制改革的兴趣大幅降低，现在美国的制度安排对华尔街十分有利，因此就缺少了改革的动力。

来源时间：2015/5/26   发布时间：2015/5/25

旧文章ID：3875

作者：社评  来源：环球时报

资料图

    美国派侦察机于上周飞临中国正在扩建的南沙岛礁上空，遭到中国海军的反复警告。美表示今后可能派出力量进入这些岛礁的12海里范围，从而引起战略界和舆论界对中美可能在南海爆发军事冲突的担心。

　　那么这种军事冲突实际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以及它们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呢？还有，一旦发生，它们的烈度会有多高呢？

　　首先要看到，随着美军从间接支持菲越到直接向中国在建岛礁发出挑衅，中美两军发生冲突的可能性的确比过去大了。两国在战略上无法释怀，美军在战术上逐渐制造两军摩擦的临界点，除非中国无限退让，否则这种趋势的结果将是危险的。

中国不可能无限退让。那么就要看中美将如何设置各自在此轮南海博弈的底线，以及双方是否能够清楚、尊重对方的底线。

　　中国最重要的底线显然是要把岛礁建设继续下去，直到它们完工。如果美国的底线就是中国必须停工，那么中美南海一战将无可避免，而且冲突的烈度会高于人们通常理解的“摩擦”。

此外中国还有一个底线，那就是美国要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美国这方面有一条公开的底线，即美在南海享有“航行自由”。中美的这两条底线对应了各自的原则，但实际操作中双方有一定回旋余地。中美是否会因此而冲突起来，既取决于一些战略考虑，也会受战术上的临时性因素影响。

　　如果美军是想“骚扰”一下中国，向地区展示美国力量在南海的存在，并因不想真打起来而对自己的挑衅行为保持一定克制的话，那么中方的反制也会大体有所克制，双方酿成实际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就不大。

　　一旦美军有“教训”一下中国的狂妄企图，其挑衅行为带有公开的羞辱性，并且为达此目的已经有在南海“打一仗”的腹稿，将意味着冲突很难避免。中国军队将会为尊严而战。

　　可以看出，中国完成岛礁扩建的决心非常清晰、坚定。美方的战略目标是什么相对模糊。南海是保持和平还是发生战斗，责任主要在美国一方。

　　美国需要给和平崛起的中国一些空间，我们也要对美方面对中国崛起重大影响而产生的严重心理不适应予以照顾。只要双方都没有在南海走向摊牌的意愿，尤其是美方保持战略上起码的分寸感，局势的危险度就将是有限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军机或军舰即使发生了摩擦，两国和两军也会将它作为“意外事件”来处理，各种应急机制将会启动，如果美军就是要为南海局势的无底线恶化制造事端，就像美在当年越战全面爆发之前炮制出“北部湾事件”那样，情况将另当别论。

　　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战略定力和坦然。我们不希望与美军事冲突，但如果这一冲突必须要来，我们就应接受它。在保持对美外交稳定性的同时，我们需要对“有可能”突发的中美南海冲突做认真准备。中方的这种准备既不应高调，也不应低调，要防止华盛顿形成中国很可能不惜代价对美避战的误判。

　　南海问题毕竟不是中美关系的全部，中美合作的广阔领域不可避免地会对五角大楼在南海冒进形成牵制。美军在南海看似嚣张，但其背后的政治和社会支持肯定没有中方对其反制时背后的支持强大、持久。想必美军上下对此是清楚的，中国人常说“纸老虎”，其实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来源时间：2015/5/26   发布时间：2015/5/25

旧文章ID：3873

作者：郑永年  来源：联合早报网

郑永年专栏

苏联解体后，美国是主导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唯一霸权。没过多长时间，各种迹象都指向美国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说，正如美国的崛起，美国的衰落也要归诸其国际战略。

美国从1890年代之前的区域性大国，发展到冷战结束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全方位大国，有其诸多国内国际前提条件，也经历了几个主要的阶段。这个过程，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国内的发展和制度建设。美国在1890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此前，美国基本上实行孤立政策，不愿卷入国际性事务。当然，所谓的“孤立主义”只是相对的。美国的形成从根本上说也是扩张的结果。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实力的增强，美国的扩张主义也在形成。1823年的“门罗主义”，和欧洲列强争夺地缘政治利益，美洲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不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充其量只是个地区性大国。

第二，美国是被邀请扮演世界领导角色的。这与其他大国截然不同。美国之前的所有大国，大都是自己打拼出来的。美国被邀请是因为欧洲的一战和二战，这段时期是美国成为世界大国的关键时期。当时，战争对欧洲各国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不仅自身很难恢复，更不用说是领导世界了。欧洲列强就邀请美国扮演世界领导角色。欧洲和美国基本上同属一种文化，美国人大多是欧洲移民的后代。美国和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相似，即民主政治。美国是欧洲地缘政治之外的大国，没有和任何欧洲国家构成地缘政治竞争，容易被欧洲国家所接受。

第三，可持续的内部发展和有效的外部策略。这两方面都和美国式的市场资本主义有关。资本主义为美国内部发展提供了无穷的动力。不过，政府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规制资本主义的活动，使得资本主义可以持续发展。政府的作用在危机期间尤其明显，例如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时代。外部崛起的有效策略是先成为地区性大国，然后成为世界性大国。二战之后，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领导者。但在冷战期间，美国充其量也只是领导半个世界，对苏联集团没有任何影响。

在冷战期间，美国的外部有效策略主要表现在其和苏联的竞争。而美国的策略和所实行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有关。苏联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为了和美国进行军事竞争，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很快把整个国民经济军事化。而美国所实行的市场经济，在和苏联竞争中，政府也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不过是投向私营部门。美国很快在和苏联的竞争中赢得了胜利。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领导的西方很快把其地缘政治秩序扩展到前苏联的领域。苏联东欧共产主义一解体，美国各方面都没有了竞争对手。整个世界似乎都在美国的掌控之下。这是人类地缘政治历史上的奇迹。

相对的衰落

但是，为什么在冷战结束之后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美国衰落了呢？

在讨论美国的衰落之前，首先应当指出几点。第一，美国的衰落是相对的。较之其他所有国家，美国还是最强大的。第二，美国的衰落不是全方位的，在军事上仍然是世界最强。美国军事力量的强大在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不会有真正的竞争者。但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表现为相对的衰落。第三，美国的衰落要经过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在衰落的过程中，如果美国能够做有效的政策调整，仍然有复兴的机会。

从国际战略层面看，美国相对衰落可以从如下五个因素来理解。

第一，冷战结束后，美国开始外交上尤其是军事上的单边主义。“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后，在反恐的方式问题上，因为得不到其主要欧洲盟国例如德国和法国的支持，美国开始走上单边主义路线。尽管这里的因素也很复杂，但主要是美国对其力量的错误估计和判断。作为独一无二的大国，美国相信本身能够应付恐怖主义。这场单边主义主导下的反恐战争，直接促成了美国开始走向衰落。

直到今天，美国的单边主义以各种形式仍然继续。近年的所谓“重返亚洲”就有这种味道。尽管“重返亚洲”强调其和亚洲盟国的关系，但在对自身能力的估计上，美国仍然是“单边主义”。因为单边主义最致命的地方，就是对自身能力的高估，脱离了美国一贯的现实主义路线。如果得不到纠正，仍然会促成美国的继续衰落。

第二是美国的“世界警察的包袱”。当“世界警察”是有巨大成本的。美国强大的时候，能够支撑其“世界警察”的角色。并且美国也的确是“税收国家”，通过各种形式向其他国家“收税”，来支付美国所提供的“警察”服务。但现在的情况很不相同了。美国国内经济不如从前，不仅其经济对外影响力减小，而且很多时候是负面的影响，例如2008年从美国开始的世界性金融危机。

同时，美国不像从前那样容易向其他国家“收税”了。在冷战期间，因为存在着共同的敌人“苏联集团”，很多国家愿意向美国“纳税”以求得保护。但今天已经不存在像“苏联”那样的敌人。尽管美国和一些国家也想把中国视为是新的“敌人”，但中国毕竟不是苏联。也就是说，美国国内国际的“税基”都在缩小。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世界警察”的角色难以为继。一旦做不了“世界警察”，美国所建立起来的世界地缘政治秩序就很难维持。

推翻自己建立的秩序

第三是美国的“民主包袱”。美国坚定地相信，民主是其软力量的核心，要维持美国的霸权，就要把民主的核心价值推广到世界各地。但美国不切实际的做法，使得这种软力量实际上已经变成沉重负担，反而在加速美国自己所建立起来的地缘政治秩序的解体，导致其地缘政治利益的收缩。在中东，西方和美国可以说是在推翻自己参与建立起来的政权。

近代以来，中东主权国家的形成和政府的确立，同西方有密切的关联。但现在西方和美国的认知变化了。从前西方信仰主权高于一切，但现在信仰的是人权高于主权。而如何实现和保护西方所认为的人权呢？西方的回答很简单，那就是政权更换（regime change）、多党政治和选举，也就是西方式民主。但在现存主权国家和政府被推翻后，所出现的往往不是西方所希望的民主政权，更多的国家演变成为西方所说的“失败国家”。在现存国家失败之后，更导致了极端政治力量的崛起，例如“伊斯兰国组织”（ISIS）。

第四是“联盟包袱”。联盟政治一直是西方和美国国际关系的重要一环。冷战的结束表明一个历史性的转型，世界从“一分为二”转型为“一个世界”，美国成为唯一霸权。“一个世界”局面的形成，本来就不再需要冷战时代所形成的联盟了。但美国的战略失误，使其失去了调整联盟政策的宝贵机会。美国不仅没有调整，反而强化其联盟政策。但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结盟有巨大的成本。对美国来说，结盟似乎强化了自己的力量。在明显存在着敌人时的确如此。但如果不存在明显敌人，同盟便会产生两种成本。

第一，有可能把被视为是“竞争对手”的国家，转型为真正的敌人。例如美国把中国视为是潜在的敌人。如果中国也把美国作为直接的敌人，中国很有可能成为美国的真正敌人。第二，美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结盟的要求，来增进它们各自的利益；并在一定情况下，甚至被同盟所绑架。美国和同盟尽管有共同利益，但两者的利益不能等同起来。在很多时候，同盟国为了增进自身的利益，把美国卷入在内，给美国造成巨大困境。

现在的日本和菲律宾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局面。它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利用和美国的同盟关系，分别在东海和南中国海不断挑战中国。美国如果不能满足它们的要求，在它们和中国发生冲突时不提供帮助，就会失去“盟主”的信用，导致同盟解体。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现在陷入了“我的盟友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的联盟逻辑的原因。如果美国满足联盟的要求，就要牺牲和中国的关系，尽管中国本身并不是美国的敌人。

第五，美国的大国衰落“恐惧症”。任何霸权的最高政策议程就是维持霸权地位，这是权力的本质，无可非议。但是，霸权对自己的地位要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调整。例如，大英帝国在衰落时能够“光荣体面地退出”就是最好的例子。美国相对衰落了，但还是想充当世界领袖“一百年”（诚如总统奥巴马所强调的）。这个雄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美国的实力已经不容许。

在中美关系上，中国力图和美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就是承认美国是老大且不会挑战老大的地位，但是美国必须能够照顾中国有限的“核心利益”。中国和往日的大国不同，无论是大英帝国，还是后来的德国和日本或者苏联，都有称霸的国家计划，但中国没有任何挑战美国的国家战略。中美两国之间现在面临的问题，并不在崛起的中国来挑战美国，而在于衰落中的美国恐惧于中国。这种恐惧感使得美国很难“借力”中国来维持其霸权地位。一旦美国失去中国，可能回到美苏冷战时代。如果那样，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必然受到巨大的损害，届时至多领导半个世界。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来源时间：2015/5/26   发布时间：2015/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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