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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美国需要倾听中国 是时候彻底停止相互批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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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大西洋月刊》6月号文章,原题:为何美国需要倾听中国 美中之间的不信任很多源自地缘政治紧张,但经济紧张也是一大因素。讨论两国经贸关系往往一开始就是罗列两国对彼此的种种不满。美方批评通常包括中国对汇率的管理、对国企的补贴、对在华美企的设限。中国则指责美国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对中国投资美国的政治阻挠、出口管制法……

  是时候彻底改变经济上互相批评的做法了。中美基本上是在进行一场聋子间的对话,双方都指责对方造成自己的问题,向对方施压且往往等待对方先行动。事实上,正视互相的批评符合两国的利益。美国对中国经济未来的最大威胁是美国经济成功的终结,中国对美国的最大经济威胁是中国经济不再增长。若两国都能搞好国内的事,经济上取得成功,将降低产生摩擦的经济不安全感,并促进对未来的信心。

  中国投资者如今能助美国加速增长。无论是基础设施、制造业还是农业,吸引中国投资的许多工作需要来自华盛顿以外。美国的州和城市面临选择:继续充当中国偶尔投资的被动接受者,抑或主动争取中国资本以及与之伴随的就业和竞争优势。

  放宽一些出口管制是为美企增加机遇的另一方法——同时解决中国对美经济政策的常见批评。涉及重大国家安全时,美国当然应限制。但对许多军民两用产品,设限是没必要的,这反而损害了本国员工利益。

  美国应对中方批评采取行动,中国也应认真对待美方批评。通过正视彼此的意见,中美提高本国经济的同时也将消除掉刺激两国关系的因素。美中存在种种分歧,但面临类似国内挑战:不断上升的医疗成本、资金不足的社会安全网等。两国还面临共同重大外部挑战。若美中互相配合,而非对着干,在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就容易得多。(作者亨利·保尔森、罗伯特·鲁宾,陈俊安译)

来源时间:2015/5/25   发布时间:2015/5/25

旧文章ID:3853

南海图未穷,匕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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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席亚洲  来源:观察者网

上周,南海上空出现了来自关岛的阴影,美国凭借着自己统治世界媒体的优势,只用几个CNN记者在P-8A巡逻机上的一段录像,就把南海争端“捅”到了国际媒体上。接着,又传出关岛起飞的“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在南海上空遭到中国电子干扰的消息。而中国方面也有罕见动作,国防部赶在日本统合幕僚监部例行哭诉之前,抢先在我军官方网站上公布轰-6K轰炸机首次通过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

看起来东海、南海似乎态势严重,但笔者认为,现在中国周边的海洋主权斗争,还处在“图未穷,匕未现”的阶段,而且这幅长得不像话的地图或许永远也拉不到尽头……

另外,本周在中东,“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两个战场发起攻势,一边,他们刚刚攻下了巴尔米拉古城;另一边占领了伊拉克重镇拉马迪,号称歼灭伊军第八旅。似乎IS的攻势锐不可当,叙利亚和伊拉克同时告急。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中美南海交锋,尚未到摊牌时刻

本周三,美国CNN记者登上一架从日本嘉手纳基地起飞的P-8A反潜巡逻机,到中国南沙群岛正在扩建的岛礁上空兜了一圈。号称已经飞过了中国岛礁上空,同时还附上中国海军反复警告喊话的录音。CNN顺便还表示中国的喊话可能吓到了一架民航飞机。

事发后,美国威胁要采取“下一步行动”,派舰机进入这些岛礁周围12海里范围。而中方针锋相对,称这样的行为可能导致“海空误会”。从外交角度而言,双方的话语都已经带有不少火药味了。

次日,中国国防部网站上发布公告,宣布我国空军的远程轰炸机轰-6K首次通过宫古海峡深入西太平洋进行训练。

周六,美国《华盛顿自由灯塔报》爆料称,美国从关岛基地起飞侦察南沙岛礁的“全球鹰”无人机受到了中国的电子干扰,并称中国可能会试图迫降或捕获这种无人机,以迫使美国停止侦察飞行。

看起来中美双方围绕南海主权领土争端的博弈,似乎进入了“新高潮”,双方你来我往,隔空过招,好不热闹。

有一些头脑发热的网友已经在高呼要击落P-8,这听来很解气,但事情真这么简单吗?

我们首先必须搞明白, 中国在南沙岛礁建设的主权争端的国际法依据。作为《联合国海洋公约》的缔约国,我国对南沙岛礁的领土、领海和领空主张是有依据的。而且这次美军P-8A未敢轻易挑战12海里范围,这也是有原因的。

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我方对南沙岛礁的主权领土问题的解释是,所有明礁,我国都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它们无疑可以拥有12海里领海和领空。在目前正在扩建的岛礁中,有多个是有常年露出水面的明礁的,它们拥有领海领空,是不应该有疑问的。同时,按照《公约》的规定,我国正在扩建的岛礁中另一部分是在低潮时有露出水面的高地,这些不应作为领海的起讫点……但《公约》的条文中又提到,”在低潮高地上筑有永久高于海平面的灯塔或类似设施”的除外,而中国目前扩建的岛礁中恰恰就有这样的设施。再结合我国的国内法,我国也是可以主张这里的领海领空权益的。

但是由于我国的领海基线划线方法是根据我国内法的规定,这就导致领海问题上肯定有一些冲突。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经常有外军舰船和飞机进入我方所主张的领海基线,甚至曾有菲律宾直升机飞到我高脚屋上空几米的地方挑衅。

然而当时,我国在南沙只有几座高脚屋,其防卫能力实在有限,无法采取有效的军事行动。因此长期以来,我国实际上没能一直对南沙我方主张的领海领空进行有效管控。

这也是我们现在在那里扩建岛礁的重要原因——毕竟,国际法上规定我们该有的权益,说到底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去维护的。

目前,P-8飞机并未进入我国主张的领海领空,对它采取比喊话更严重的行动是没有国际法依据的,所以美国人一直强调自己在国际空域飞行。

但这只是事情的第一重“外壳”,剥开“国际法”层面,南海问题下面还有另一层。

这一层,我们姑且称之为“国家意志”层面,也就是说,一国贯彻自己的国家意志,为了保障自己的国家安全,运用军事实力划设一个排他性的区域。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的航空母舰,理论上说,军舰虽然叫做“浮动的国土”,却不具备延伸领海领空的权利,因此别国舰艇飞机自然应该可以随意接近。可是,一般情况下,很少有人这么干。当你的飞机距离美国航母数百公里时, 就可能有舰载战斗机来与你“伴飞”,甚至挤压、驱赶,在局势紧张的情况下,还可能发生更严重的事件。

冷战时代以来,大国间尽量避免直接对抗的传统做法,双方多少会留些面子,这种挑衅和驱赶的行动更多的是一种姿态。这和俄罗斯每年都用战略轰炸机“拜访”美国是一样的道理。

但在有些时候,这种“留面子”的传统也会失效,这时如果不想开战,那么往往被“驳面子”的一方就要在宣传上吃些亏。例如最近几年俄罗斯苏-24攻击机曾多次低空飞越美国航母,其实大家都知道,一旦处于战争状态,苏-24这种老旧飞机凌空轰炸航母基本是做梦。但只要美国没有下定决心和俄罗斯开战,它就只好“吃亏”。

当然,偶尔也有一些更加激烈的摩擦,例如当年的“巴伦支海手术刀”和“我舰奉命撞击你舰”事件。

但中美两国现在并不是冷战时期的美苏,也不是因乌克兰问题而严重紧张的美俄。中美在最近一轮对抗中并未“摊牌”。尤其是美方,他们的几步行为与其说是做给中国看,不如说更大程度上是做给自己国内看——奥巴马通过这样的行为宣示自己不是个“软脚蟹”。

中国国防部抢在日本统合幕僚监部之前发表我飞机赴西太平洋训练一事,与其说是威胁关岛——轰-6K所飞抵的位置距离攻击关岛的阵位还远着呢——不如说是有节制地表示姿态,而又不至于让对方过于紧张。

对P-8A飞机,我们只是客气地喊话,但“全球鹰”无人机就没有“人权”了,中方干扰一下也无可厚非。从事件的经过来看,与其说中国是试图把无人机“捕获”,更像是中方设法切断了“全球鹰”的卫星通讯,迫使它不得不按照事先制定的程序,提前返航,也不算“撕破脸”。

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是要结合的,中美双方早在朝鲜用机关枪和大炮辩论过,现在只不过是换成了新的辩论工具罢了,而辩论的方式也已经不再是直接对轰。

本周的事情看起来似乎是美国处于主动地位,他们的飞机过来飞一圈,好像很有效地“挑战”了中国。但事实却相反,中国在南沙问题上处于非常主动的地位,在这里新建的岛礁一旦完工,就可以为南海提供全天候、不间断的人道主义救援服务和海空安全保障。这种情况下,我国就可以对南沙我方主张领海领空实现有效管控,同时根据我方需要,在南海上空再划设一个空中或者海上“军事警戒区”也是完全有理的。那么,主权领土争端自然也就得到了建设性的解决。

我国划设的“九段线”实际上也是这个层面的事情。按照我国的说法,“九段线”是对国际海洋法公约的有益补充,两者不互相矛盾。其实,这就是大国运用强制性手段执行自己的意志,划定排他性区域,在现有国际法框架下,严格来说这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

现在,美国不可能动用“物理性”手段来干涉中国在岛礁上的建设工作,国际法也没规定不可以在礁石上修建附属建筑。

美国人来看几眼,无损于岛礁的实际功能,更无法拖延中国的施工速度。美国将来有兴趣的话,还可以派外交官作为游客来岛上旅游——现在那里的大酒店都已经封顶了,这一天大概不会太远——只要别偷窥军事禁区,三沙市人民也会欢迎他们的。

将来,美国如果尊重我国在南沙的“军事警戒区”,那自然很好。如果他们不自重,冲进来,那么免不了就要冒“引起误会”的风险。而这样的“误会”,中美两国间早就不是第一次了,当年美国可是连中国海南岛的12海里领海都不承认的,最后怎么承认的?如果有人记不清的话,可以去翻翻历史。

“伊斯兰国”的“春季攻势”

最近,占据了伊拉克和叙利亚半壁江山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几乎同时展开了对叙利亚和伊拉克政府的大规模进攻,其声势之大出人意料,让人联想到当年越战中的“春季攻势”。

上周,美联社的报道称,IS组织发起进攻,经过数日激战,他们在上周日抵达距离帕尔米拉古城仅1公里的地方,但攻击受阻。政府军的伤亡数字几乎和IS相当,双方都在4天的战斗中阵亡一百余人。

然而这一平衡本周突然被打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称,叙利亚政府军似乎一夜之间放弃了帕尔米拉古城,让IS占据了这里的油田,后者可能已开始毁灭这里的文物古迹。美媒声称,政府军和IS武装似乎都在积蓄力量准备进行最后的决战,在此之前,他们必须首先消灭不肯俯首称臣的第三方武装,例如近期占领了伊德利卜省、与“基地组织”有关的一支武装。NBC直接称叙利亚军队放弃古城的原因是“帕尔米拉是国家的宝藏,但它不是政权命运的关键”,称叙利亚放弃此地是为了让IS控制区和伊德利卜省直接接触,借刀杀人。

然而事实上,政府军在这里投入的空炮火力、装甲部队都不少,在激战中,政府军主力受到了相当的损失,而叙利亚政府军目前面临的困难正在增加,尤其是俄罗斯经济前一阶段不景气导致援助力度有所降低。另一边,据以色列的网站报道,在叙利亚西部,最近也有反政府武装主动进攻黎巴嫩真主党,双方的战斗非常激烈,这可能多少也减少了真主党对叙利亚政府作战的支持力度。

换言之,IS通过消耗战,逼退了叙利亚政府军。

据悉,叙利亚政府军退却后正在重新整补,肃清后方,积极准备与IS武装再战。而IS这边,由于并未消灭叙利亚政府军的主力部队,因此也不敢对大马士革发动一场决定性的攻势。双方的作战,还要继续拖下去。黎巴嫩真主党的精神领袖最近在公开讲话中也表示,叙利亚战争是一场残酷的持久战,现在还看不到它的结束。

另一边,伊拉克军队在失去伊朗和美国的直接支援后,作战能力显然是有目共睹的糟糕。当拉马迪陷落时,IS组织宣称已经消灭了政府军的第8旅。

笔者一度好奇想要搞清楚现在伊拉克军队的部署情况,却发现之前的番号和将领现在已经完全和实际情况对不上号了,显然去年那次大崩溃实在太彻底,让伊军几乎等于是重新再组织起一支军队来。在此过程中,许多什叶派游击队、IS进城后逃散的军警纷纷回来,由此伊拉克军队必须重新组建,而美国人的培训速度又太慢,结果就使伊拉克军队变成了一锅大杂烩,正在前线作战的第八旅就是一支混合了各种成分的杂牌部队。

上周日,伊拉克第八旅在指挥部和炮兵阵地遭到IS渗透攻击后,放弃拉马迪向东撤退,丢下大量重武器。IS随即宣称已经歼灭第8旅,不过事情显然并非如此,第8旅本周三来了个回马枪。他们的反击炸断了幼发拉底河上的一座大桥——查询地图可知叫“日本大桥”,据悉这次行动是在伊拉克空军的掩护下完成的。炸断大桥后,伊拉克政府军成功将已经登岸和尚未渡河的IS分子一切为二……当然,这也仅是伊拉克国防部的一面之词,究竟几天后我们看到的真相是什么样,值得期待。

来源时间:2015/5/25   发布时间:2015/5/25

旧文章ID:3852

美国能找回改革的动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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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维为  来源:观察者网

今天,多数的美国人恐怕都不否认美国的民主制度出了问题。以对美国国会的评价为例,盖洛普公司2012年6月的民调显示,美国公众对国会“非常有信心者”是6%,“较有信心者”是7%,两者相加为13%。两年后的民调(2014年6月)发现,如此低的信任度还在继续,对国会“非常有信心者”是4%,“较有信心者”是3%,两者相加为7%。数据会有波动,但至少说明美国民主确实出了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金钱政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把竞选献金裁决为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一种“言论自由”,于2010年裁定对公司和团体的捐款不设上限;2014年又裁定对个人竞选捐款也不设上限。至此,用“一人一票”来描绘美国民主已不合适,更恰当的应是“一美元一票”,“民主”成了“钱主”,成了富人的游戏。这是美国民主最大的硬伤。

游说政治。这是“金钱政治”的延伸。既得利益集团已经高度组织起来,通过游说团体,影响美国的政治生活。美国民主制度,几乎成了游说团体的天下。如果一个群体并不富裕,也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那么,这一群体的利益就很难在美国民主制度中被代表。《经济学人》杂志惊叹,“金钱获得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影响力。数以千计的说客让立法过程变得更为冗长和复杂,让特殊利益集团更有机会参与其中”。

内斗政治。今天,美国政治内斗的深度和广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从深度看,民主和共和两党之间的对抗从未像今天这样“苦大仇深”、互不相让,结果双方越来越难以达成为国家共同利益做事的共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内斗也几乎从未中断。从广度看,这种内斗几乎遍及各个领域,成了美国政治常态,导致决策的“否决点”非常多,政府的许多承诺也无法兑现。美国总统奥巴马2008年喊着“变革”的口号入主白宫,他曾承诺要削减国债,但国债从原来的10多万亿美元增加到现在的近20万亿美元。

民粹政治。在今天美国的政治制度下,民主几乎等同于竞选。所以,候选人的最大特点是一切为了赢得选票,结果使“民粹政治”泛滥。美国加州政府破产的例子颇能说明这种“民粹政治”。为了赢得更多选票,政客纷纷提出减税,先是减少财产税,后是取消汽车税,最后加州政府因此陷入破产。当加州政府想恢复汽车税时,州议会从中作梗,结果使加州的财政陷入更加糟糕境地。

从历史视角看,在民主问题上,美国当初的缔造者们比今天的政客要谨慎得多。他们大都倾向于采用“共和”与“法治”来防止“民主”可能带来的“民粹”。但如今,美国究竟能否克服自己体制中的这些严重问题?连一场导致美国多数民众资产锐减的金融危机都不能带来美国政治制度的必要改革,说明美国政治制度的纠错能力正在衰弱。这是美国民主制度的悲哀,其背后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

治理结构出现异化。“三权分立”中的三权,本质上都是属于政治领域的权力,而一个现代国家的良性运转需要在政治领域、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之间形成一种良性平衡,也就是这三个领域的力量实现一种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平衡。但目前的美国,相比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占据了优势。资本力量已充分组织起来,在较大程度上左右着政治力量,也在相当程度上完成了对社会力量的渗透,如对主流媒体的控制、对社会议题的设置等。这样看来,美国的“钱主”将继续主导“民主”,“占领华尔街”背后的99%与1%之间的矛盾可能因此而长期化。

美式法治面临困境。美国人长期以来为自己的法治自豪,但如今美式法治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成了保护既得利益、拒绝改革的代名词。牛津大学斯泰恩·林根教授以美国“立法失控”问题为例指出,各种利益集团的游说,使他们所代表的各种既得利益得到特殊照顾,想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修宪;而修宪首先要通过一定严格程序,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法治社会被自己的法治所困,法治和程序正义成了拒绝改革的工具。这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法治发展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内外环境发生改变。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实施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政策,其结果是美国的金融市场缺乏监管,欺诈成风并带来金融泡沫,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不断向金融资本和金融部门倾斜。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使得美国资本力量的利润主要来自金融业,来自世界范围的贪婪吸金。与过去相比,美国的资本力量对美国内部政治体制改革的兴趣大幅降低,现在美国的制度安排对华尔街十分有利,因此就缺少了改革的动力。

来源时间:2015/5/25   发布时间:2015/5/25

旧文章ID:3851

宋英慧:从“斯诺登”事件看当代世界网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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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英慧  来源:共识网

    2013年6月,爱德华·斯诺登向国际媒体披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对全球电话和互联网进行监控的情况。根据他泄露的秘密文件,美国的监控对象不仅包括其战略敌手,很多西方盟友也在其中。美国国家安全局文件显示,“棱镜”项目始于2007年。微软、谷歌等大型科技公司都加入了此项目。[1]在此项目中,美国情报机构对其合作服务商的客户的实时通信和全部个人存储信息进行监视,同时对国家政要也进行监听,对政府机构、大型企业等关键信息基础网络实施有组织、有目的的信息窃取。[2]在斯诺登提供的信息中,有不少事关美国对他国进行的网络监控和攻击行为,这使得各国之间的信任危机加重。

  同时伴随近几年非传统安全的兴起,这也令网络安全问题的诸多不稳定因素逐步浮出水面,这引起了全球学界和政界对于网络信息安全的恐慌及重视,基于此基础上的全球网络安全防范及应对机制等议题也被广泛热议。

  什么是网络安全?首先,信息安全是信息时代国家安全中最突出、最核心的问题。广义的理解是指维持国家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系统不受内外环境威胁、干扰、破坏而正常运行的状态。而网络安全,是信息安全的一种,是狭义上的信息安全。国际标准化组织(IS0)引用ISO74982文献中对安全的定义是这样的,网络安全就是最大程度地减少数据和资源被攻击的可能性。[3]Internet的最大特点就是开放性,对于安全来说,这又是它致命的弱点。网络安全是一个关系国家安全和主权、社会的稳定、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的重要问题。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网络安全就是对非法的、有害的或涉及国家机密的信息进行过滤和防堵,避免机要信息泄露,避免对社会产生危害,对国家造成巨大损失。

  在因特网时代,国家安全的疆界已从物理疆界扩展到虚拟疆界,这种疆界不是以传统的地缘、领土、领空、领海来划分,而是以带有政治影响力的信息辐射空间来划分。伴随着非传统安全得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重视,日益增多的网络安全事件,给各国军事信息系统的安全保密带来了巨大威胁。

  网络安全为何迅速成为重要议题?首先,科技时代已经到来。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尤其是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无国界数字化空间”的全面扩展,国家安全的概念与内涵正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网络的基本特点是开放性的广泛接触,这既为信息资源的共享创造了条件,也为敌对国家的信息入侵提供了几乎不设防的“边境”。信息化、网络化正在消除空间和速度对人类的束缚,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扩张创造出了一个无时无处不在的信息空间,这就把国家安全的视野从单纯的物理疆域扩展至数字化空间。国家安全的范畴相对传统的领域有了更深广的扩展,除了传统意义上的领土安全和社会稳定依然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柱以外,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主权,特别是网络安全等越来越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次,网络空间具有特有的脆弱性。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和全球互联性使其极易遭受攻击。信息的公开与共享就为有意破坏者提供了机会和攻破的漏洞。互联网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共享与互通,因此其开放性和公开性是不可避免也不可改变的。虽然基于信息保护已有一些初步的权限设置,但其必然不会过于严密,否则会影响信息共享,从而弱化甚至违背互联网的初衷。同时,网络空间的覆盖面大,受众多,攻击方式便捷且威力大。互联网用户的数量正在以飞快的速度递增,不管是病毒攻击还是舆论影响,都会在相当快的时间波及广大民众。网站的质量并没有受到很好的监控,这为恶意用户窃取信息、篡改信息提供了便利。最后,当今世界各行为体基于对和平的诉求,军备竞赛或者战争攻击已不再是全球博弈的首选。网络领域不似经济领域那样具有密切相关性,但网络领域在国内又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质,因此网络战越来越热,网络安全问题也就因此日渐突出。

  经调查发现,当代世界网络安全环境面临以下几大问题。1、以美国为代表的网络霸权。美国作为世界超级网络强国,充分而又深刻地认识到网络空间是国家发展的必争资源,应提升至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予以重视。美国掌控着全球互联网的主动脉,将互联网作为其推行政治、经济、文化战略的武器和重要平台。通过网络灌输其文化和政治制度,进行意识形态渗透; 通过各种社交网站发布信息,制造舆论,企图颠覆他国政权; 依靠强大的网络核心技术优势和网络监控系统,使世界各国都处于美国监控之中,时刻威胁着世界各国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2、区域安全合作困境。目前,各种层面的网络安全国际合作虽已展开,其重要性也日益为各国所认知。但总体而言,各种合作仍浮于表面,其背后则竞争与博弈暗流涌动,成为事实上的主流,网络安全国际合作陷入典型的“安全困境”。到目前为止,网络安全的国际合作虚多实少,无论是合作的广度还是深度,都非常不足。国际社会围绕网络主导权的博弈日趋激烈,总体看,目前围绕该问题的国际斗争主要格局是“一超多强,两大阵营”。[4]“一超”指美国,“两个阵营”是指在网络安全上意见相左的两个国家集团,第一个阵营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集团,第二个是以俄罗斯等新兴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阵营。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的不同使得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合作难以基于平等对话的形式展开。3、网络恐怖主义。网络恐怖主义是指某一行为主体为了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运用信息网络技术对另一特定的目标发动的信息网络攻击,并以此造成社会恐慌的智力行为。[5]恐怖组织以互联网为工具,散布其价值理念,宣传极端宗教思想,招募、培训恐怖组织成员,筹集资金,筹划恐怖攻击活动等。同时,恐怖分子还可能直接对各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发动网络袭击,瘫痪国家经济体系,影响社会稳定。

  基于此分析,笔者认为,网络安全问题的解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尝试。

  (一)国家间网络安全合作。当前,国际格局正经历深刻调整。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关乎时代和平与发展大局。在网络安全领域,首先要求世界主要大国秉持求同存异的精神,相互尊重与理解,逐步减少分歧,缩小差距,形成互助合作的战略基础。其次是确立务实的战略目标,培养尊重各国网络主权安全和平等的观念,建立有序的全球网络安全秩序,在确保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努力解决网络犯罪问题。再次是力促渐进治理模式,网络安全问题不可能一次性彻底解决,而应从底层做起,借助新兴大国的发展,逐步积累合作成果,最终形成全球治理框架。

  (二)国际组织带动多元网络治理。国家作为网络安全的主体既可以是问题解决者也可以是问题制造者,因此利益至上的行为主体的作用发挥有其局限性。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国际网络技术组织和政府间组织的作用都应得到进一步发挥。国际网络技术组织在规范设定方面的能力和政府间组织的执行力应相互结合,弥合网络发达国家与网络发展中国家在网络治理主体方面的分歧。

  (三)网络安全战略模式推广。从实现网络安全目标的主要途径来区分,可以分为以实力保安全和以治理谋安全两种不同的战略选择。[6]“以实力保安全”强调国家的综合实力,倾向于将单一或者少数国家的网络安全标准扩展为全球网络安全的共同标准。“以治理谋安全”则是将网络空间的安全与稳定看作一个整体,借助维系整体的安全来保障不同实力的国家都能比较均等地免受来自网络空间的安全威胁。当今世界的各行为体都应根据自身发展状况和安全需求来选择总体安全战略模式,并基于此进一步拟定自身的网络安全战略。

  “斯诺登”事件为当今世界网络安全领域敲响了警钟。网络安全议题是“新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际行为主体在国际层面拓展并深化合作,增强互信与理解,各国发展自身防范能力与实力、积极参与国际网络安全治理都应尽快落实。同时,中国也应发挥发展中大国的地位和优势,积极介入,从低级别、浅层次、技术性议题入手,积极承担责任,推动全球性网络安全合作规则和制度的建立。

  [1] Glenn Greenwald and Ewen MacAskill:《NSA Prism Program Taps in to user data of apple, Google and others》, The Guardian, June 6, 2013, http://w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3/jun/06/ue-tech-giants-nsa-data

  2 吴学安:《中国网络安全保障刻不容缓》,载于《法制日报》,2014-06-03(010)

  [3]《什么是网络安全》,太平洋电脑网,http://www.pconline.com.cn/pcjob/suijijob/10311/243774.html.

  [4] 唐岚、李艳:“网络空间外交斗争热度持续”,《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2012/2013》,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时事出版社,2013 年2月,第111-128页

  [5] 朱宏胜:《浅析网络恐怖主义》,载于《蚌埠学院学报》,2015年2月第4卷第1期

  [6] 沈逸;《以实力保安全,还是以治理谋安全?》,载于《外交评论》,第140页,2013年第3期

来源时间:2015/5/25   发布时间:2015/5/22

旧文章ID:3850

亚投行中国持股或超40%:非新马歇尔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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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艾琳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周艾琳

  说到万众焦点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迟迟不见露面的各国持股比例吊足了各界胃口。在各个版本中,“中国或持股超40%”的说法似乎接近了官方答案。

  “中国在亚投行的股权虽然超过40%,但是我们无意要有所谓否决权的地位。”外经贸部原副部长、WTO[微博]首席谈判专家龙永图在出席“2015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时提到。尽管中国财政部尚未公布,但40%的持股可能已经接近真相。

  “在新加坡举行的筹建亚投行第五次谈判代表会议结束关于《亚投行章程》文本的谈判之后,境外媒体报道中国将持有25%~30%的亚投行股份,而龙永图则称中国持股将超40%。不论中国在亚投行中占有的份额具体为何,这一点已不甚重要,最重要的是这都体现了中国将在亚投行中确保扮演主导性引领的角色。”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磊博士在复旦大学主办的“上海论坛2015”期间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亚投行更应关注的是正式运营后的具体运作如何,做得好就会吸引更多国家和地区加入,当然之后加入的成员的持股份额主要会从中国的份额中让渡。因此,经营得好,中国的份额肯定会下降,做得不好份额再多意义也不是很大。”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告诉本报记者。

  根据亚投行筹建工作计划,各方将在今年6月底章程签署后履行国内批准程序,待合法数量的国家批准生效后,年底前正式成立亚投行。

  中国股权或超40%

  非新马歇尔计划

  龙永图表示,中国希望把亚投行变为一个更加民主的机构。“中国的亚投行的股权虽然超过40%,但是我们无意要有所谓否决权的地位,而美国虽然在世界银行[微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IMF[微博])股权不超过20%,但是仍然具有最后的决定权,我们能做的就是创造一种新的经济体系,创造一种新的制度,使得那些要接受贷款的国家不再接受任何非金融的条件。”

  针对“一带一路”或亚投行是新版马歇尔计划的观点,龙永图回应称,“也许有相似之处,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人实施马歇尔计划是意识形态划线,援助西欧国家,尽管马歇尔计划在经济上取得了一些重大的成功,但是却造成二战以后长期的冷战局面。”

  龙永图进一步表示:“‘一带一路’战略是国家重要战略,特别是包括亚投行等新型金融机构,是向全世界开放的。我们不仅愿意与现成的国际金融机构合作,我们愿意对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国家开放,这就是与马歇尔计划的不同,目的是与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建立命运共同体,从而带来全球的繁荣和合作。”

  二战结束后,欧洲经济凋敝、百废待兴,迫切需要外界援助。美国提出并实施“欧洲复兴计划”,也称为“马歇尔计划”,帮助西欧国家恢复重建、发展经济,并确立自己的全球经济霸主地位。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的本意是,通过援助欧洲恢复经济,使欧洲成为抗衡苏联的重要力量。这一计划对冷战的激化和两极格局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副司长刘劲松也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二者不具可比性。

  刘劲松此前表示:“‘一带一路’比马歇尔计划古老得多,又年轻得多,二者不可同日而语。说古老,是因为‘一带一路’传承着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丝绸之路精神。我们要把这条各国人民友好交往、互通有无的路走下去,并且让它焕发新的时代光芒。说年轻,是因为‘一带一路’诞生于全球化时代,它是开放合作的产物,不是地缘政治的工具,更不能用过时的冷战思维去看待。”

  中印或为最大股东

  当前,根据国内生产总值(GDP)和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和印度很可能分别位列第一、第二大股东。

  刘劲松告诉本报记者:“中印存在一些分歧,但邻国之间有些磕磕绊绊并不奇怪,没必要夸大,其实双方都在努力管控分歧,加强互动与合作。”他表示,印度的发展规划和国际合作计划,与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存在对接合作的空间,中印可以用各尽所能、相互协调的方式,务实推进整个亚洲的互联互通。

  马赛KEDGE商学院资深供应链管理专家张峰也对本报记者坦言,尽管中印领导人有所顾虑,但印度基建缺口巨大,印度民间对两国合作充满期待。“之前在印度看到世界银行贷款修建的马路中间断贷停工几年,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西方机构条条框框较多、进度较慢、标准高,因此印度可能很难满足发达国家的要求,亚投行应该不会出现类似问题。”

  张峰坦言,亚投行其实将为两国带来进一步合作的机会。印度在IT系统和快递管理方面的经验丰富;对于中国企业而言,高速公路建设、车辆、港口设备等许多行业有潜在机遇,但这仍然取决于两国关系的发展。

  5月初,根据印度报业托拉斯报道,由于亚投行投票权的分配可能50%基于GDP、50%基于PPP,因此印度可能获得第二大股东地位,甚至有希望争取副行长的职位;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此前的研究结果显示,如果亚洲国家占75%股份,且股份分配按照60%GDP和40%PPP来计算权重,届时亚投行最大股东应该是中国(30.85%),以下依次为印度(10.4%)、印尼(3.99%)、德国(3.96%)和韩国(3.93%)。

  当前,亚投行创始成员国为57个,横跨亚洲、大洋洲、欧洲、拉美、非洲等五大洲。官方消息明确,亚投行的股权分配将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基础,其中亚洲成员的股权占比可能在70%到75%之间,亚洲以外国家分配剩余的25%到30%股权。

  中国重在走好“运营”这步棋

  不论最终财政部公布的股权比例如何,其实对于亚投行而言,唯一的重任便是“运营”,因为股权占比是会随着后续成员国的加入而变动的。

  刘英告诉本报记者,如果亚投行运营顺畅,便会吸引更多国家和地区加入,当然有可能这些后加入的成员持股份额主要会从中国的份额中让渡。但如果做得不好,中国的份额再多意义也不是很大。

  究竟怎样的运营、治理和投资模式才能使亚投行扬帆远航?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郭田勇[微博]教授在“2015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的几点谏言或许值得借鉴。
    从业务发展战略上着眼,亚投行应该做到微观和宏观相结合。“亚投行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成立的,‘一带一路’的核心是要加强相关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实现互联互通,因此在这种背景下,未来亚投行从业务方向上,可能不应当局限于一个国家内部的一些小项目投资,而应该把目光着眼于投向跟‘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相关的这些重大相关领域。”郭田勇认为,口岸建设、全球通信类的基础设施以及能源基础设施都符合投资定位。
    而在内部管理上,如何提高亚投行的决策效率则是重中之重。郭田勇称:“亚投行从本质上讲是一家银行,所以我们希望它可以从公司治理角度出发,参照一些商业银行,包括国内的一些开发性金融,它的这种治理标准更为高效。”

    近期,境外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亚投行正考虑在贷款审批上给予高级员工更多的权力,以便加快决定过程,因此可能不设实地执行董事会(on-siteexecutiveboard)。此前,各界都呼吁亚投行应该摈弃国际老牌多边机构的拖沓和官僚作风。

  谈到人才战略,郭田勇认为,亚投行未来在人才上能够做到兼收并蓄,要注重员工的本土化,因为亚投行作为一个公司治理水平非常高的国际金融机构,员工大量的本土化是有帮助的,也能够以反向推动国内金融机构的人才标准,同时也需要吸引全球人才。


来源时间:2015/5/25   发布时间:2015/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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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行中国持股或超40%:非新马歇尔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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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浪财经  来源:新浪微博

“中国在亚投行的股权虽然超过40%,但是我们无意要有所谓否决权的地位。”外经贸部原副部长、WTO 首席谈判专家龙永图在出席“2015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时提到。尽管中国财政部尚未公布,但40%的持股可能已经接近真相。http://t.cn/R2qeDaH

来源时间:2015/5/25   发布时间:2015/5/25

旧文章ID:3848

【经济间谍指控或进一步损害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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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来源:新浪微博

美国指控包括三名天津大学教授在内的六名中国公民窃取商业机密的举措可能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冲击。专家称,上述指控表明,美国政府在经济间谍活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日趋强硬。http://t.cn/R2Up0hV

来源时间:2015/5/25   发布时间:2015/5/24

旧文章ID:3847

【南海问题中美有分歧不要紧但不能误解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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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浪军事  来源:新浪微博

前不久美国国务卿访华,中国外长向其阐明,关于南沙岛礁建设,这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事情。两国在南海问题上有分歧,也有共识。我们都致力于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主张对话和平解决争端。双方有分歧不要紧,但不能有误解,更不能误判。http://t.cn/R2qAR7O

来源时间:2015/5/25   发布时间:2015/5/24

旧文章ID:3846

【美CIA前副局长声称中美或有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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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香港文匯網  来源:新浪微博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副局长莫雷尔21日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称,中国海军这次对美国军机发出警告,显示中美两国爆发战争的风险“绝对”存在,尽管这不符合两国的利益。莫雷尔称,中国若继续此趋势,中美就有开战可能。http://t.cn/R2qQipp

来源时间:2015/5/25   发布时间:2015/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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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两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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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州机关事务管理  来源:新浪微博

美国应认识到,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在中美关系今年的日程中,交流和合作是重要内容,美国不能让负面因素过分发酵,干扰了两国关系大局,执意搅乱南海,不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利于世界发展与繁荣,最终也将贻害美国自己,正所谓“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来源时间:2015/5/25   发布时间:2015/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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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中国在南海差点俘获了美军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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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华网军事频道  来源:新浪微博

除了嘴上争论,中美之间在南海上空的直接交锋也越来越激烈。继几天前美国P-8A反潜巡逻机对中国南沙岛礁进行挑衅活动后,《华盛顿自由灯塔报》称,美方无人机在中国南沙群岛上空执行侦察任务时,遭到中国地面发射的无线电干扰。http://t.cn/R257KP1

来源时间:2015/5/25   发布时间:2015/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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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茫然 中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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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齐之丰  来源:美国之音

  在依然是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美国,政界和外交界眼下正在为一种不知所措的茫然所困扰。

  “美国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国家’吗?”这个问题能够成为一个真问题,并且成为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外交和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威尔逊中心举行的一场研讨会的话题,可谓这种茫然的反映或证明。

  美国前首席外交官马德琳·奥尔布莱特应邀在威尔逊中心阐述她对美国是否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国家”这样的问题的看法并回答与会学者和听众的踊跃提问,则似乎是显示了这种茫然在美国的普及。

  一代人之间形势陡变

  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这种说法诞生于1990年代,最先是1992年当选美国总统的克林顿提出,后来担任克林顿政府国务卿的奥尔布莱特给予多次阐述和发挥。于是,“不可或缺的国家”这种说法就被许多人与奥尔布莱的联系起来。

  1990年代,冷战刚刚结束。一度不可一世、核武库之大超过美国的苏联共产党政权倒台,美国成为世界上毫无争议的唯一的超级大国。随着苏联的解体、中共对要求民主的示威者的血腥镇压,当年一度跟自由民主、自由资本主义理念竞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名声扫地。

  那是一个被普遍认为是美国充满自信的时期。美国国务院前官员弗兰西斯·福山在那时发表论文,出版书籍,提出所谓的“历史的终结”的说法,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制的胜利可能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

  美国一些所谓新保守主义人士则表示,世界又进入当年罗马帝国全盛时期的那种境界,华盛顿就是当年的罗马,美国的实力和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感召力无可匹敌,美国可以更为大胆、更为自信地重新安排世界秩序格局。

  然而,在接下来的20来年的时间里,也就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世界形势又发生巨变。美国在冷战结束时的那种欣喜、乐观、自信的情绪如今已经基本上烟消云散。历史没有终结,而是掀开了新的、令人惊奇甚至令人困惑和不知所措的一页。美国是否是不可或缺的国家于是成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在威尔逊中心举行的研讨会上,奥尔布莱特首先就美国是“不可或缺的国家”的说法提出了辩解和说明。

  显然是由于时代的变迁和“不可或缺的国家”这种说法的特殊来历,奥尔布赖特感到有必要对这种说法作出说明和解释。她表示,在克林顿总统当政时,美国一直强调所谓的“不可或缺的国家”意味着与盟国的伙伴关系,意味着保持参与,跟其他国家合作,而不是说美国可以在世界舞台上单枪匹马自行其是。

  然后,奥尔布赖特话锋一转道:

  “我认为,现在的问题是,找到合作伙伴,弄清你在跟什么人打交道,这变得更为复杂起来。但我毫不怀疑,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在很多场合,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场合说过,除非美国保持参与,否则就会一事无成。我认为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可以在什么地方切入。”

  如何应对中国的茫然

  作为美国前首席外交官,奥尔布赖特在这里说的这番话可说是高度概括,也是高度外交辞令。她的话引发与会的一位从事美国外交政策研究的教授发出感概:现在从事外交不容易,因为朋友不像朋友,敌手却想做朋友,原先的盟友/敌手的概念是否已经过时,需要抛弃。

  确实,在当今世界,各方各国利益错综交织,难分难解。就具体就美国而言,伊朗在很多问题上挑战美国的利益,但在应对残暴的伊斯兰国的问题上似乎又跟美国立场相似。俄罗斯在乌克兰挑战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所主导的欧洲和世界秩序,但在应对北极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又跟美国合作。

  在讨论美国是否依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的问题时,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则更是让许多美国人感到茫然。美中两国经济现在已经紧密相连。但在许多人看来,崛起的中国借助其庞大的经济力量和迅速增长的军事力量,似乎是在从多方面挑战美国在世界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并试图跟美国分庭抗礼,建立另一套世界秩序。

  在讨论美国是否依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的问题时,究竟应该如何看中国?对一位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目前依然在华盛顿的乔治敦大学教授本科和研究生课程的奥尔布赖特给出了一个意味深长、意蕴丰富的教授式回答:

  “美国跟中国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关系。我们有许多共同点,有许多希望合作的事情。但双方也有竞争。现在的实情是,在美国和中国政界都有人谋求军事预算上升,并以此获益。我想,确实是有人感到威胁。 …中国确实是在许多方面,通过许多方式咄咄逼人。问题是,美国要如何做出反应?”

  奥尔布莱进一步解释说:

  “我们需要小心而灵巧处理的是弄清在什么问题上我们可以合作,在什么问题上我们要竞争。但我国还是要说,我认为我们需要反省,需要明白我们彼此需要。我还是要说,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并不是说要单枪匹马自行其是。当今世界体系非常复杂,大国需要合作。我认为美中两国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双方需要一起解决问题,同时要认清彼此的政治问题。”

  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

  如何应对中国,显然是美国政界、外交界、以及研究政策和外交问题的美国学者穷于应对的一个大问题。

  美国政界和外交界眼下相当普遍的共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使美国以及全世界其他国家获益甚多;然而,美国如今在维护这一世界秩序方面遭遇诸多的挑战,如来自无视国界的恐怖分子的挑战,来自伊斯兰国的挑战,来自伊朗的挑战,来自俄罗斯的挑战,来自中国的挑战,等等。

  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随时可能超过美国或已经超过美国。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军力发展迅速,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对现有的国际秩序以及航行自由的权利构成挑战。因此,来自中国的挑战让许多美国人更为在意,更为重视。近一段时间以来,如何应对中国的辩论在美国变得越来越激烈,声音越来越大。

  长期研究国际秩序问题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艾肯贝里对美国眼下正在展开的这种辩论了然于胸,并提出了如下的概括总结:

  “一种看法是强硬派、保守派的,认为我们应当重新考虑美国跟中国接触的政策,重新考虑我们欢迎中国进入国际体系的政策。因为中国不仅仅是搭免费车的问题,而是利用国际体系来获得好处,发展自己,并…采纳这种体系的做法来超越美国。保守派认为应当遏制中国。他们在考虑的问题是,我们是应当帮助中国崛起?还是应当设法拔掉插头,不再向中国转让技术或提供援助?我不知道强硬派是否会提出把中国请出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主张。但强硬派的观点是,我们绝对要设法遏制中国。

  “另一派的观点认为,中国跟世界体系接触,正在以它自己所没有预料到的一些方式改变自己,从而倒逼了中国改革。现在中国试图将人民币变成国际市场上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将来成为储备货币。但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就需要发展金融市场,建设配套制度规章,以及法治。中国要成为一个金融大国,就必须进行一些基础的建设,创建更多的法治。中国就这样发生改变。”

  艾肯贝里教授认为,这种辩论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非常重要,而且也有可能成为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的一个话题。

  那么,对相互对立的上述两派观点,他认为哪一派的观点更有道理呢?艾肯贝里教授就此提出了一种幽默的回答:

  “我持第二种观点。强硬派的观点是,把中国迎入全球体系等于是把白蚁放入现有的世界秩序中。我的观点正相反,我认为我们是把白蚁放入他们的秩序当中。现在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是找到那些白蚁在哪里。”

  茫然依然是茫然

  通过将中国引入国际体系,从而促成中国的变革,使中国逐步摆脱一党专制独裁,变成一个更为正常的国家,这是1990年代克林顿政府力主接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所提出的观点。

  然而,20年过后,中国以及美国许多批评者抱怨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获得重大经济好处;中国在无视甚至压制政治改革、法治、人权的条件下获得的经济大发展,使坚持一党独裁的北京政权财大气粗,变得更为骄横;与20年前相比,中国在自由度和法治状况方面更差。因此,在这些人看来,美国当初期望将北京迎入世界体系从促成中国走向更大程度的民主和自由完全是一厢情愿,甚至是适得其反。

  对批评者的这种意见,艾肯贝里教授又有什么话要说呢?

  他说:“我明白这一点。中国的情况是很糟糕。但归根结底,外部世界能做的是有限的。但我确实是认为,有一个蓬勃健康的、自由的国际秩序,立足于这些全球性的原则,如透明性,法治,问责制,同行审议,这些都是在思考中国问题时的全球性的尺度。

  “到时候,中国会感觉有必要走向更为开放、更为对公众负责的方向。但中国还没有进入那种境界。确实,中国当局依然在奉行镇压,对中国国内那些大胆敢言的人构成威胁。但归根结底,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我们必须决定我们到底是想在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社会中,如何使国际社会尽可能地健康,充满活力。而到时候中国也要决定,到底是加入还是不加入这样的国际社会。”

  显然,艾肯贝里教授在这里的弦外之音是,至少就他而言,他现在还不知该如何应对中国。

来源时间:2015/5/24   发布时间:2015/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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