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鹏  来源：《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4期

　　摘要：冷战结束至今，美国选择性干涉行为背后一直受到两大因素驱动：国际政治中的“关系性”决定了美国对外干预的动机和意愿，“结构性”决定了美国对外干预的手段与程度。地区大国是走向超级大国的必经阶段，因此，霸权国不论在意愿还是能力上，都会对崛起中的地区大国进行干涉，而对逐步完成崛起的超级大国的干涉动机和力度会逐渐降低。话语不仅是角色认知的文化表征，同时也对角色认知产生反向的建构效应。如果崛起国愿意并能够有效地运用话语建构的功能，往往可以降低崛起进程中来自霸权国及其联盟体系的结构性压力。

　　关键词：干涉主义;话语建构主义;中美关系;崛起战略

　　国际政治交往中的话语文本常常需要人们通过“两次识读”(doublereading)①的方式来理解原初话语系统中所无法兼容的矛盾事实。通过扫描自威尔逊已降的美国外交政策文件光谱可以发现：在任何一个可以考察的时段内，美国对待国际事务的实际态度与其坚称维护的理想原则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背离。而这种背离更多地表现出基于角色定位与利益认知所产生的话语偏向。角色定位是如何影响话语偏向的?话语文本的选择又如何塑造与强化身份的认知闭合效应?揭示身份与话语的互主性建构关系对研究霸权国选择性干预问题又存在哪些重要的启发?本文正是要对这一客观现象背后起主导作用的因果关系进行探究，以期更好地理解美国外交政策话语背后的政治逻辑。

　　通过对霸权国选择性干涉研究的前期成果梳理发现：当前国内外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种理论范式基础之上，即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攫取权力、护持权力与彰显权力”角度;结构现实主义的“权力制衡”、“权力转移”与“霸权稳定”角度;修正现实主义的“威胁制衡”角度;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大国争霸”与“争夺边缘地带”角度;自由主义关于“人道主义”、“白人的责任”、“打击暴政”与“天赋使命”等角度;帝国主义理论关于“市场之争与利益扩张”等角度;建构主义关于“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等角度。①但上面几种对霸权选择性干预行为所构建出的学说在“逻辑的真实”与“经验的真实”之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解释力缝隙。前期理论中存在的缝隙为我们撕开霸权国选择性干涉理论的创新空间提供了宝贵的机遇，也为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霸权国选择性干涉的政治逻辑提供了难得的契机，进而为我国外交战略转型与积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新的思路。

　　问题在于，传统霸权干涉理论研究对国家“经济人”假定的依赖严重脱离了对文化表征系统中另一重要元素“社会人”假定的关注。通过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范式的梳理可以发现：建立在“关系性”与话语范式基础上的霸权干涉理论比建立在“结构性”与“进程性”范式基础上的霸权干涉理论有着更强的解释效力。

　　一、角色身份与话语文本的互主性建构关系

　　面对现有的霸权干涉理论与国际政治现实经验之间存在的解释缝隙，我们能否在新的假说土壤中培育出一种更具解释力的范式与文化表征系统来重新阐释霸权干涉理论的内在逻辑呢?通过“关系性”范式的引入，以及揭示角色认知与话语选择之间的因果联系能否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霸权干涉理论研究中尚未被观察到的“月球背面”的图示?国际政治是一门典型的人文学科。而人文学科作为一种拟科学，如果放弃了对角色认知与话语建构作用的双向探讨，其本身就是不完整的。人类行为———包括人类对社会本身的理解———不过是由更深层且独立存在的语言逻辑或知识结构衍生出的表层实践。角色的差异性认知不仅需要特定话语的上层建筑来加以塑造和维护，话语结构及其隐含的逻辑也通过建构社会规范与常识而使行为体受到自身角色的影响。因此，从福柯(MichelFoucault)“_______权力造就知识”或“角色支配话语”②的角度来讲，我们就有必要对角色认知与话语偏好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重新理解。本文认为，身份利益与话语文本之间并非遵循线性的因果律逻辑，而是遵循着互为因果的建构律逻辑，即角色身份决定了话语文本的选择，话语文本也会潜移默化地塑造和强化角色身份的动态认知。

　　1.1　身份利益决定话语选择

　　身份利益对话语建构的逻辑链条可以被简单概括为：行为体的角色认知决定着利益的理解方式，进而决定着对相关国家的干涉动机与干涉力度，并表现为对不同话语文本的选择偏好。

　　主权国家———作为一个抽象的政治建筑———本身是无法做出任何政治决定或角色认知的。就像经济学将公司假定为“法人”一样，将主权国家抽象假定为“政治人”的目的是为了便于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尽管国家内部不同利益集团均有将自身利益诉求与行为选择表述成维护国家利益的话语动机，①但是，究竟哪一个集团或哪一种诉求能真正地代表国家利益则不仅取决于某一压力集团的代言，而更取决于带有自我意识的国家行为体所表现出的整体性“社会共识”或“社会公意”。国内利益集团所表述的国家利益就像是拍照：当摄影师把镜头向左的时候你就右了;当摄影师把镜头向右的时候你就左了。而事实上，国家利益———作为一种共识性的客观存在———就在那里，哪也没动。因此，本项研究借鉴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DKrasner)对国家利益的判定方法，认为：“主权国家作为一元整体性的建构实体，其利益应兼具整体性与稳定性两大特征。整体性确保国家利益是社会共识或绝大多数成员的共有认知;稳定性确保国家战略目标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不会轻易发生变化。”②只有将国家看做一个政治实体，才能对基于角色所衍生的国家利益给出客观的判定。

　　实证主义研究方式与后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偏重于将“经济人”假定引入对国家行为的探讨之中，而后者偏重于将“社会人”假定引入对国家行为的探讨之中。“经济人”假定倾向用成本—收益的“结构性”或“进程性”视角来解释国家的行为选择，而“社会人”假定倾向用角色认知的“关系性”视角来诠释国家的行为选择。国家运行于国际社会之中，角色定位对于国家主观利益的认知与判定有着重要影响。社会身份的差异性认知会产生不同的行为预期，并进而塑造主权国家的利益偏好。因此，利益———作为一种社会共识———是主观建构的产物，并牢固地内嵌于社会“关系性”的判定之中。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认为：“行为体对利益的判断是依据其身份与角色而界定的。”③在主流建构主义理论中，行为体的话语是由角色与身份决定的。话语传递的文本意涵体现出权力意志和角色区分的功能性需求。关系性权力需要营造特定的语境和意义网络来形塑社会规范，并以此确保其权力的正当性与角色的稳定性。

　　在这种情况下，主权国家会依据其在国际社会中所形成的稳定角色关系来确定战略目标和利益诉求，并且可能随着角色身份的演变而调整利益诉求。在国际政治交往互动中经常可以发现国家间关系随着身份角色———而非权力结构———的调整而对自身的安全利益产生新的理解与判定。例如，在整个19世纪英国奉行“光辉孤立”政策的年代里，英国人普遍认为防止对手俄国人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和君士坦丁堡是英帝国永远不变的核心利益。但当《英俄协约》签订后，俄国人变成了英国人的重要盟友，英国人又力促俄国人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并认为俄国人控制土耳其海峡有助于维护英国海上的安全利益。1934年，墨索里尼认为，希特勒是意大利在中欧地区加强影响力的重要战略对手，因此，阻止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对意大利的安全利益有着重要影响，故而在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遇刺后将四个山地师派往布伦纳山口震慑德国并迫使希特勒退却。而到了1938年，随着意大利同纳粹德国结盟，双方就变成了朋友关系。这时意大利人转而认为德国吞并奥地利有助于法西斯联盟整体实力的扩大和意大利在欧洲和地中海区域战略目标的实现。

　　角色定位决定利益认知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是双方在互动过程中话语文本的选择。国家在朋友式的关系互动中倾向于选择带有善意的话语符号，而同竞争者或有敌对关系的国家互动时倾向于选择带有恶意的话语符号。每当角色系统发生调整时，话语系统也需要相应地进行转换，以便适应新的角色认知。例如，随着“一战”前联盟关系的转换，英国媒体对欧洲国家的称呼也发生了改变。勃兰特·罗素(BertrandRussell)写到：“在我年轻的时候英国人称法国人是‘青蛙佬’，但是到了1905年英法结盟之后，我就再也没听见有人使用这样的蔑称了。”①19世纪，英国人认为德国人文明高效，俄国人野蛮粗鲁。但是到了“一战”前期，英国人却认为德意志人野蛮粗鲁，俄国人则因具有某种斯拉夫品格而更加可靠。

　　1.2　话语文本影响身份定位

　　话语文本影响身份定位的逻辑链条可以被简单概括为：话语文本及其形成的背景知识塑造并强化了国家间角色定位和利益认知，进而决定着对相关国家的干涉动机与干涉力度。最终，在话语所建构的宏观语境或意义表征系统中对国家间身份认知与角色转换产生重要影响。

　　国际关系的“月球背面”是由多种带有本体意义的话语符号系统所构成的。哪一种话语结构能够成为特定时代或特定区域的主导规范取决于角色认知与话语偏向之间的意义共识，即“国际政治与国际道德之间的共识”②。阿诺德·汤因比(ArnoldToynbee)认为：当国际政治与国际道德之间达成话语共识的时候，国际社会系统便呈现出稳定与和平的局面，如维也纳体系或中国的大一统朝代等。当国际政治与国际道德之间难以达成话语共识的时候，即新的话语所孕育的道德开始对占据主导话语规范的道德进行解构的时候，国际社会系统便会呈现出动荡与战争的局面，如三十年宗教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春秋战国或五胡乱华时期的中国等。同时，只有将具体的话语符号嵌入到特定语境所包含的身份表征系统之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其要传递的文本意涵。单个的话语符号如果脱离了主体间性的支撑就可能被曲解、误读或利用。同样，被曲解的话语一旦再度被纳入完整的语境之中，便可以被轻易地解构或还原。因此，对现象背后“已知角色”与“话语文本”的非相合性进行解构，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政治话语中所蕴含的关系性意图与结构性权力之间的政治逻辑。

　　秦亚青认为：“绝大多数的国际政治行为都是在背景知识引导下进行的，背景知识才是行为的主要驱动和基本逻辑。”③背景知识蕴含于话语建构的主导语境之中，并通过特定的语境来影响单元的行为偏好与思维逻辑。当话语文本与身份定位呈现相合性时，话语会对身份认知产生强化与促进作用。带有角色定位的话语文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被反复用于描述某一行为体时，就会与该行为体的身份认知建立起意义关联。这种皮格马利翁效应可以通过对行为体潜意识的影响而逐渐塑造其思维方式与价值偏好。菲尔柯(KarinM.Fierke)认为：“国际政治中的语言话语文本可以对交往互动产生本体性的影响。带有共识性的话语能够建立起社会规范，规范体系会构造出带有价值偏好的整体语境，整体语境通过对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个体思维方式产生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意义关联，意义网络通过关系性认知确立带有集体共识性质的身份角色，并进而决定行为体的利益认知和行为选择。”④珍妮丝·马特恩(JaniB.Mattern)认为，话语可以通过造就叙事结构的方式产生权力。在这一过程中，行为体在特定叙事语境下可以有目的的选择使用话语，这种话语往往带有社会共识的规范压力，并对行为体产生一种基于集体身份和自我认同的强制效力。

　　需要指出的是，并非只要国家间存在着共同的身份利益就会产生友好的角色认知，身份利益必须通过话语的表述才能在主体间产生共识与内化。集体身份的话语建构对国家利益认知有着重要影响。话语文本可以造就一种叙事结构或意义网络系统，角色与身份在话语搭建的语境中被不断地塑造与强化。角色认知———作为一种双向的身份博弈结果———必须在话语文本互动中达成意义共识才能被确认和强化。这种角色系统的稳定性也需要话语的维持与再建构。从这一角度来看，话语能够通过选择性的叙事来建立起足够影响人们思维逻辑的社会共识或常识性认知。而利益作为一种主观性价值判断就蕴含于社会常识性认知的框架之中。在此基础上，话语通过对共同利益的文本阐释来塑造或强化主体间的身份认同。

　　不同语境的根本差异在于它们蕴含的话语符号承载的互动逻辑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话语文本与身份定位呈现出非相合性，话语就会对身份认知与利益共识的形成产生弱化与阻碍作用。当身份利益已经发生或需要发生转变，但是话语叙事及建立在叙事结构上的互动逻辑仍按照旧的身份进行表述，则会产生身份错位与利益混乱。不同的话语符号系统塑造并强化了单元间不同的互动逻辑与身份认知，这种语境影响下的身份选择对于国际政治的互动存在重要的影响。良性的话语互动能够促成友善的身份认知并起到改善国家间关系的作用;敌意的话语互动能够阻碍良性的身份认知并起到迟滞或恶化国家间关系的作用。例如，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朝之间共同的战略利益已经愈发减少。但由于两国官方媒体间持续在话语文本上强调“鲜血凝成的友谊”等良性身份符号，才使得两国之间甚至在重大战略利益背离———朝鲜不顾国际社会反对试验核武器与试射战略运载工具———的条件下仍保持了长期的盟友身份。

　　话语符号系统对身份认知的塑造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语境中所蕴含的巨大影响力如果被有效地加以利用，则可能会促进良性的身份认知或缓解恶性的敌意螺旋。例如，在文革语境中，“黑五类”的身份具有看似不变的继承性，并同“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破坏者”之间建立起意义文化表征系统。而到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整体语境从阶级斗争范式转换到经济发展范式，传统话语中的“黑五类”等符号则不再成为具有重要身份认知的标识。因此，精明的政治家往往能够看出话语对身份认知的塑造潜能，并善于运用话语来积极主动地塑造身份认知的转变，而不是被动地等待身份利益演变后的话语变动。

　　总之，话语及其建构的语境通过弱意识的自然反应对单元行为选择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②对身份定位与利益认知有着巨大的能动作用。一旦将话语文本与具体的国家利益相结合，便能够聚集起道义的旗帜或情感的共鸣，从而为国家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同时，话语也可能会削弱国家的力量，因为它可能会使国家对利益与身份的认知出现混乱，或者可能使国家对政策目标与行动的协调程度抱有过高的期望，并进而导致失望的结果和身份认知的逆向转化。

　　1.3　霸权者的角色认知与话语建构

　　角色身份作为一种判定国际社会成员间相对亲疏远近的基本方式，不仅影响着国际行为体对行为动机与意义的理解，同时也决定着其话语偏好的选择。本项研究拟从霸权者的视角出发，发现霸权国会依据体系成员对霸权话语所构建出的国际规范的认同程度，或对霸权者利益的促进程度来判定其他国家的身份类属。

　　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Modelski)从霸权国视角出发，对国际社会成员进行类属划分并简要归纳出四种基本角色，即霸权的联盟者、霸权的统治者、霸权的挑战者和霸权的摒弃者。在此基础上，霸权国和霸权的联盟者被叙述或建构成国际社会中遵纪守法且具有责任担当的“模范公民”形象;霸权的统治者被叙述或建构成国际社会中被动接受霸权领导且被迫承担国际责任的“可改造公民”形象;霸权的挑战者被叙述或建构成国际社会中现有秩序与规则的“颠覆者”形象;霸权的摒弃者被叙述或建构成国际社会中无所适从的“化外之民”形象。霸权国基于身份类属对上述四种国际社会成员角色进行了划分，并依此制定出体系内的“阶级路线”，即依靠联盟者、团结被领导者、打击挑战者和摒弃失败者。

　　假定霸权国利益具有一元整体性，那么霸权国在体系中最核心的战略利益就是维护全球的霸权地位。因为这种身份确保了霸权国拥有最大的国际权力———超越规范的行动自由。②当一个国家问鼎体系霸权之后，其所有的国家利益都建立在维持与强化这一身份的基础之上。霸权者可以通过其在体系中独一无二的影响力来引导与制定有利于自身的游戏规则，并在这种“结构性权力”③影响下来攫取更大的国家利益。霸权的身份话语正是依赖于其他国家对这一利益的促进程度而建构的。霸权的联盟者因奉行在现有霸权规约机制下的“内向型战略”而追求“联系性权力”;霸权的挑战者因奉行打破现有霸权规约机制下的“外向型战略”而追求“变位性权力”④;霸权统治下的骑墙国家依据成本收益来确定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选择。霸权国会依据不同国家对其领导地位的认可程度与在霸权地位护持问题上的合作程度来决定其话语选择。国家间关系并非是一个均质化的晶体，而是一个存在着不同密度与亲疏远近的交互网络。因此，在形式平等与程序正义的外衣下，霸权国会依据其他国家与自身的角色关系———而非国际准则或国际规范———来确定自身的话语选择。

　　霸权的话语偏好与角色认知的“关系性”之间存在着互主性建构的正反馈回路。一方面，角色定位直接决定了霸权国在国际政治互动中话语文本的选择。具体来讲，霸权国对需要依靠的盟友往往选择支持、欢迎或默许等一系列善意性话语文本;对需要防范与打压的挑战国或潜在的挑战国往往表现出担忧、谴责、警告或宣战等一系列对抗性或侮辱性的话语文本;对国际社会中骑墙国家的政治反应往往依据该国与挑战国之间的关系，以及霸权国与挑战国之间的对抗态势而做出灵活的话语反应;对想要摒弃的失败国家，则倾向于选择沉默、无所作为等一系列推卸责任的话语文本(见表1)。

　　另一方面，话语文本的选择对霸权者的角色认知有着巨大的能动作用。具体来讲，霸权国对某一国家身份角色所选取的话语叙事会开启二者之间身份互动的进程并建构角色共识的微观语境。当霸权国选择特定的话语文本与具__体国家角色进行匹配时，就会产生自我实现和自我强化的身份认知与互动逻辑。同时，在崛起国同霸权国的战略互动中，话语选择常常会塑造霸权国对崛起国的角色认知。明智的话语互动可能帮助崛起国塑造或强化与霸权国之间良性的身份认知并降低崛起压力;敌意性的话语互动可能导致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陷入自我实现的冲突寓言或大国政治的互疑悲剧。话语文本对角色认知的更大影响在于，即便是崛起国怀有取代霸权者的挑战意图，如果能够在战略互动中有效地运用话语加以掩饰，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霸权国敌意身份认知的形成;即便是崛起国没有取代霸权者的挑战意图，但在崛起国的战略话语中却反复强调对霸权国的颠覆，则可能最大程度地激发霸权国敌意身份认知的形成(见表2)。

　　二、影响美国选择性干预的动因分析

　　冷战结束和两极结构的坍塌使美国成为当今国际体系中唯一的超级大国。为了护持其霸权地位，美国对全球政治与军事干预的动机、频率与烈度都出现了明显的增长。①如果要想探寻美国对外干预的政治逻辑，就需要重新发现美国政治话语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实证主义研究方式最大的缺陷可能来自于材料的可信性。当前国内许多分析美国外交政策走向文章的根本缺陷就在于严重依赖于美国官方发布的政治文件，而不是美国实际的政治行为。但问题在于，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官方发布的外交政策文件更显得冠冕堂皇的吗?上面的问题表明：如果要想真正理解美国外交政策背后的政治逻辑，就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在言行之间发现矛盾并建立起真正的规律性认识，即通过对话语文本的二次识读来找出话语内部存在的矛盾，进而发掘话语背后的政治动机和行为规律。

　　冷战结束后，美国始终打着道义的旗号并在冠冕堂皇的形式平等与程序正义背景下进行对外干涉。但事实上美国的干涉却并非遵循一套统一的道义准则与国际规范，而是依据体系成员对其霸权地位护持过程中的促进程度以及美国自身的相对权力地位来进行选择性干预。首先，美国会依据其他国家与美国的亲密程度来决定是否进行干涉。在相同的条件下，对于其盟友暴露出的政治问题往往表现出善意的谅解或选择性失明。美国对盟友的善意与宽容，不仅能够增加盟友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同时也为国际社会中其他成员树立了无形的奖惩结构。其次，美国对外选择性干预很大程度上受既有的话语文本影响。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前面两方面决定着美国对外干涉的动机和意愿，而美国在体系中的相对权力地位决定了其对外干涉的程度与手段。

　　具体而言，首先，美国选择性干涉的根本逻辑在于国际政治的“关系性”②而非“结构性”，即美国首先会依据体系成员与自身的关系来决定__是否对其进行干预以及介入干预的程度。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体系结构决定行为选择。因此，美国选择性干预的原因在于受到国际体系权力“结构性”的影响，即霸权国力图护持现有的权力结构，而挑战者试图重塑现有的权力结构。这种“权力转移”视角下的结构性矛盾造成了国际关系史上周期出现的“修昔底德陷阱”。如果霸权干涉理论仅仅内嵌于现实主义宏观理论所关注的国家间“权力的此消彼长”，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可避免的权力斗争或结构性对抗，那么它就将沦为简单而又粗糙的“国家资产评估学”或精巧量化国家间能力排名的“国际政治福布斯名单”。国际政治中的“关系性”为“结构性”赋予了更大的意义与内涵。这正如一把宝剑，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关键不在于宝剑的锋芒，而在于握剑的手。片面内化结构性话语逻辑的一个重要危险，就在于可能导致自我加证与自我实现的敌意螺旋或陷入到“手中有锤子便无处不是钉子”的冲突思维之中。相对“结构性”而言，“关系性”更加注重对身份角色进行判断，并以此来确定国家间的互动逻辑与话语选择。

　　从“关系性”视角出发，能够很好地解释引言部分所举出的传统“结构性”理论所无法完全解释的现象。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所推演出的霸权选择性干涉理论建立在“权力结构决定行为选择”这一假说基础之上。该观点虽然可以解释冷战期间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中的“中美关系的战略接近”问题，但却不能有效地解释下面的问题：为什么在苏联核武仍然呈现净增长且两极权力结构没有发生变化的1989年①———而不是在苏联解体后军备极大萎缩的1991年底———提前出现了美苏战略缓和和中美战略关系的解体?无可否认，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所掌握的权力资源要远远高于中国。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在两极权力结构尚未出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美国通过加大对昔日盟友中国内政的干涉力度来实现战略隔离与抛弃?单纯关注权力结构性变量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核武器数量相对更多的戈尔巴乔夫时代美苏对彼此在国际事务中行为的干涉与对抗呈现出大幅降低的态势?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末萨达姆对库尔德人使用化学武器屠杀时，不仅没有受到宣扬“人权外交”的美国的制裁，反而得到了来自美国的经济援助与制造生化武器的技术原料。②而到了2003年，在萨达姆没有能力使用化学武器对周边安全构成威胁的时候却成了美国重点干涉与改造的对象?为什么在两极结构下，1972年文革时期中美之间在人权领域反倒没有问题，而到了1989年中国人权状况明显大幅提高的时候却出现了美国极力干涉中国人权的问题?因此，对于当今国际体系霸权者美国来讲，“关系性”真正地决定着其对外选择性干涉的动机和意愿。

　　能够说明美国对外干涉动机中“关系性”因素优先于“结构性”的一个很好的例证，便是美国国务院对中国内政西藏问题选择性干预的外交政策变动图谱。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中美之间经历了“二战”时期的并肩作战，中国是美国在远东地区的重要战略盟友。在这种朋友式的语境下，白宫和国务院在公开场合均明确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权利。而随着新中国政府“一边倒”向苏联阵营并连续卷入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中国逐渐成为美国霸权在远东地区的有力挑战者。在这种敌对式的语境下，美国外交政策中关于西藏问题的话语表述也逐步变成了“宗主权”。③随着中美关系在七八十年代的缓和，中美逐渐结成了“一条线”的反苏准军事盟友关系，这时美国开始有意降低对西藏问题的政治关__注———就像反法西斯联盟建立后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一样———并在70年代中期低调地解散了“紧急救助西藏难民委员会”。但是，随着1989年美苏关系重构———此时冷战尚未结束，但两极结构仍然存在———戈尔巴乔夫政府逐渐从“秩序破坏者”变成了“可改造公民”。苏联的角色转变使得尚未对政治改革方向表态的中国逐渐从“可改造公民”变成了“潜在的挑战者”。至今，美国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权利，但是却打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在同藏独势力的关系上表现出与台湾问题类似的暧昧立场。

　　其次，从话语文本对身份认知的反向建构角度来看，积极的话语互动能够促进良性的国家身份认同，消极的话语互动能够产生敌对的身份认知。当话语作为一种共识被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内化后，就会形成体系互动的主导逻辑。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句话更确切的表述应该是，每个社会人都是成长在特定语境之中并且被特定语境所建构的角色与意义认知的政治动物。话语建构了常识与特定时空内行为体互动的主导逻辑。例如，在1840—1949年之间，同样是面对被外国列强欺凌的局面，为什么“五四运动”会在1919年爆发?因为在这之前，国际政治话语所建构的是“丛林语境”以及“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在这种语境之中，对于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认知使得我们只能依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法来维系民族生存。而1919年，随着威尔逊“主权独立与民族自决”等新的话语逻辑的产生，我们开始重新思考角色与身份的问题，所以才会有“五四运动”的爆发。同样，如果没有特定语境建构下的角色认知的支撑而去探讨霸权的干涉行为，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在门罗主义时代美国热衷于对拉美地区的军事干涉，①而到了今天却对一个在身边反美的蕞尔小国古巴或委内瑞拉保持了极大的战略忍耐?

　　让·皮亚杰(JeanPiaget)认为：“话语系统中的结构内蕴许多转换机制，每一种观念性的话语结构都包含着三大要素，即系统性、可转换性与规范的自我实现性。”②作为一种开放的系统，如果话语可以在历史进程的链条中被无限地解构与再建构，那么能否通过对主导话语体系中所蕴含的逻辑混乱的揭示来使政治权威所蕴含的道义超验性变得式微与溃散?如果“概念的话语文本依附于特定的权力关系”③，那么在这种“权力性造就知识”的单向逻辑链条背后，是否还存在着话语对角色认知与互动语境的反向建构与塑造?

　　不同于传统线性思维推演出的因果律，这种互为因果的建构律逻辑强调的是一种在话语文本和角色定位之间的互构关系，并可能在“话语—身份—利益—话语”的互动中产生自我强化的认知正反馈回路。角色并非是一种对现实的客观表述，而是在互动中被不断地阐释、强化、解构与再造的动态过程。话语文本为角色认知提供了观念上的支撑，并通过对身份认知的阐释而获得新的意义。例如，亲以势力对美国国会和媒体有着重大的话语影响力。美国国会议员沃伦·拉德曼(WarrenLaderman)说：“他们总是有很符合美国人口味的产品来兜售。他们用民主国家的话语让所有美国人都一再明确这样一种信念———支持以色列是美国总体利益中的重要部分。”④同理，在2001年，由于布什政府将朝鲜公开列为“恐怖轴心国”，这一话语文本的选择深度激化了美朝之间的敌意螺旋，使得没有退路的朝鲜转而更加确信美国的敌人角色与拥核自保对政权安全的必要性。

　　第三，身份与话语因素决定着美国对外干涉的动机和意愿，而体系中的相对权力地位决定了美国对外干涉的程度与手段。霸权国选择性干预的目的是为了护持作为其核心利益的霸权地位。如果对外干预可能导致霸权地位受到相对削弱———也就是当战略手段与护持核心利益的战略目标背道而驰———美国就有可能选择更为灵活的干涉方式。①从这一角度，推论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在两极格局下，霸权国对地区大国倾向于采用支持区域次强国的“离岸制衡”手段进行干涉，对中等敌对国家———而不是另一个霸权者———更倾向于采用直接武装干涉的手段。这样既可以树立霸权者的威信，同时也能在不触及另一极核心利益的情况下间接削弱另一个权力核心的声望;在单极格局中，霸权国选择性干预更倾向于采用“离岸制衡”的手段，通过与地区强国的对手结盟来实现对潜在挑战者的压制，而尽量避免与独占一块地缘政治板块的区域大国发生直接冲突。②“离岸制衡”手段是霸权国对“推卸责任”的地缘结构与“均势战略”的权力结构的综合运用，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护持霸权者在全球的影响力与可信度。例如，在冷战的两极格局背景下，美苏“核恐怖均衡”能够相互确保摧毁。在“不与汝皆亡”的理性认知下，美苏两大霸权国均极力避免发生直接军事对抗与政治干预，而选择通过权宜结盟或支持代理人战争的方式来削弱与威慑对方。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仅仅是一个地区大国，由于彼时中国实行“美苏并反”的战略———在两极格局极为牢固的情势下坚持要成为体系内的第三极———而成为美苏共同的“挑战者”。同时，由于直接同中国冲突必然会像朝鲜战争或越南战争一样消耗霸权者的权力资源，此时“离岸制衡”就成了美苏两国打压中国的重要战略手段。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20世纪60年代会出现美苏两个相互敌视的超级大国竞相为印度提供各种援助的奇怪现象了。冷战结束后，美国一超独霸的政治地位使美国新干涉主义势力明显抬头，依据身份划界的新保守主义在小布什任期内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伸张”。美国希望通过对中等国家的四次战争逐步塑造单极治下的美国权威与国际规范。但随着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金融危机的持续消耗，美国权力与道义的相对优势逐渐流失。因此，奥巴马执政下美国的对外干涉政策再一次从“无所不在的美利坚帝国”③退回到了艾森豪威尔或尼克松时期的局部退出与离岸制衡的“收缩”阶段。

　　综上所述，美国选择性干预遵循着身份话语和相对权力两个基本条件。身份话语决定了美国选择性干预的意愿和动机，相对权力位差影响着选择性干预的手段和力度。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认为：为了护持霸权地位这一核心战略利益，美国对具有挑战意图的中等国家干涉动机最强;对具有挑战意图的地区大国———这种地区大国可能具备成为潜在超级大国的可能性———的干涉动机次之;对于两极格局下的另一超级大国虽有干涉欲望，但为了避免陷入“相互摧毁”的困境往往选择有限战争的代理人冲突并避免直接卷入对抗(见表3)。

　　三、结论与启示

　　自建国以来，美国人一直沉迷于上帝王国的话语，谋取的却是凯撒王国的利益。例如，在“一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上，被称为理想主义之父的威尔逊总统一方面主张“民族自决”与“主权平等”，另一方面又公开支持将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事实上，这位在“十四点原则”中坚决反对“秘密外交”的理想主义之父，早在1917年就派他的国务卿与日本达成了有关划分中国势力范围的附有秘密外交备忘录的《兰辛—石井协定》。以至于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在会上调侃到：“每当威尔逊总统讲起话来我都觉得他像是基督降世，但每当他做起事来却像另一个劳合·乔治。”

　　探寻美国选择性对外干涉的政治逻辑这一问题，需要我们发现在美国浩繁的道义外交卷帙掩藏下的由各种精妙语言组织起来的话语背后存在的矛盾。例如，人们普遍认为19世纪孤立主义的美国人专心致力于国内发展，而对国际事务很少表现出征服与扩张欲望。但这样的观点只有在将美国对外扩张定义为卷入西半球之外的地区时———尤其是欧洲地区———才能成立。事实上，自美国立国后，它就最大限度地通过在美洲地区的征服与扩张建立自己的霸权。亨利·洛奇(HenryRocky)认为：“看似孤立主义的美国在整个19世纪里的对外征服与扩张是世界上任何民族都难以望其项背的。”②同理，当今天美国试图对中国及其他国家分裂势力进行干涉时也不应忘记下面事实：当19世纪60年代美国南方各州通过公投宣布独立后联邦政府所采取的反制措施。面对南方分裂国家的举动，北方将领威廉·谢尔曼(WilliamSherman)采取了造成数十万南方民众死亡的“焦土战略”。当人们问他是否觉得这一手段过于残忍时，他说：“我就是要让整个佐治亚州变成地狱!我就是要让这些支持独立的男女老少们感受到刻骨铭心的痛苦……我就是要让他们的子子孙孙都记住分裂这个国家的代价。”③今天，谢尔曼成了美国人民心中的英雄，“二战”时美军的主战坦克就被冠以“谢尔曼”之名。同时，每当今天的美国人高举“自决权”对其他国家内部分裂势力表示理解与支持时，都不应忘记当19世纪全球霸主英帝国试图对美国南方各州表示支持以削弱美国国家实力，彼时的美国人又是怎样一种心态。

　　美国选择性干涉政治逻辑的背后是角色定位、利益认知和话语建构相互强化产物。这一研究结论对于未来中国崛起进程中减少来自美国干涉的压力有着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讲，只有理解了美国选择性干涉背后的政治逻辑，才能够在这一逻辑体系中有效地重塑美国所认同的话语和身份，进而降低美国的干涉动机。正如莫里斯·阿米塔伊(MauriceAmitai)解释到：“除非你总是能将自己的诉求转化成美国利益的话语，否则你就失败了。”④例如，2005年中国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其英文翻译为AntisessionLaw，这便较好地占据了道义制高点，因为“反分裂”这个词汇是美国南北战争的话语。

　　更重要的是，国际政治中的战略机遇期也是可以通过话语选择进行积极培育和塑造的。正如好的战略家不甘于被动地等待有利于自身战略环境的出现，而是像好的水手一样，不论在何种风向条件下都能够最大程度地运用风帆来使航船保持前行的航向。如果正在崛起的中国能够长期保持向美国发出善意的身份信号，就可能形成良性的话语互动，或最大限度地减少基于现实主义“最坏假定”推演出的权力“挑战者”的身份。这就要求我们强化运用现有国际机制参与者而不是颠覆者的身份话语来塑造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在把握“内线推动，外线拓展，内__外互补，以外促内”①的原则下，逐步获得体系霸权者及其联盟成员的接纳与认可。毕竟，一旦陷入自我实现的敌意螺旋，崛起国可能面临的压力不仅仅来自于霸权国，而是整个霸权的联盟体系。②因此，只要我们能够有效地运用话语文本对角色认知的建构功能，就可能超越权力的“结构性”困境而在“关系性”基础上重塑霸权国对崛起国的威胁认知，进而再造崛起国与霸权国的身份认知，最终避免在崛起进程中过早地同霸权国陷入自证强化的敌意螺旋之中。

来源时间：2015/5/24   发布时间：2015/5/24

旧文章ID：3835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资料图：美国海军装备的全球鹰无人机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俄罗斯《观点报》称，中国军舰对美国飞机在南海发出警告及美官员对中国发表挑衅性好战言论，让中美两个大国到了武装冲突的边缘。但发生军事冲突对双方来说都将引发灾难性后果。另据美国《华盛顿自由灯塔》22日报道，抵近中国南海岛礁的美国“全球鹰”无人机曾遭中国电子干扰。

　　美国财经网站21日称，投资大鳄索罗斯日前在世界银行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担忧地说，如果中国经济的健康状况不佳，如果中国将出口驱动的经济转变为内需驱动的经济的努力失败，中国很可能会制造一个外部冲突。“如果中国与美国的军事盟友，比如日本，发生军事冲突，我们就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临界点。”为避免爆发大战，索罗斯呼吁美国作出“重大让步”，如允许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

　　【环球时报驻美、德、日、韩特约记者 萧达 青木 蓝雅歌 李大朋 环球时报记者 邢晓婧 玉鹏】

来源时间：2015/5/24   发布时间：2015/5/23

旧文章ID：3834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继21日通过媒体主动透露美军最先进的P-8A侦察机侦察南海遭中方8次警告后，美国国防部当天放出狠话。五角大楼发言人斯蒂芬·沃伦在记者会上称，尽管美国不承认中国对这些南海人造建筑的主权主张，美军侦察机和舰艇并未进入这些人工岛屿周围12海里以内的范围，但“这可能是下一步”。当记者问到美军是否会进入敏感区域时，沃伦表示，“我们对下一步动作没有任何宣布。我们将持续执行例行飞行任务。”此前，美国防长卡特被爆曾表态称，考虑派遣舰艇和侦察机进入南海中国扩建的岛屿外围12海里之内。

　　类似的强硬表态当天还来自一名白宫高官。据英国路透社22日报道，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在一场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在南海的侦察行动是“完全恰当”的活动，美国海空军将继续在全球的国际空域行使有关权利，也将继续维护所有国家以适当方式行使航行自由和飞行自由的权利。这名主管东亚事务的美国高官声称，“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试图阻止美国海军的行动，这样做胜算不大。”拉塞尔还怂恿道，光是美国军机能飞越国际海域还不够，“每个国家和所有民间的行动者都应该不受限制地进入国际海域与空域”。英国《金融时报》21日还援引美参议院资深民主党议员卡丁的话说，这样做是阻止中国的挑衅行为，“如果美国在南海升起国旗，中国会不那么具有挑衅性”。

　　“中方要求美方严格遵守国际法和相关国际规则，不要采取任何冒险和挑衅行动。”2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将继续严密监视有关海空情况，并视情采取适当和必要措施，防止发生危害中国岛礁安全的情况和海空意外事件。洪磊确认，美军P-8A反潜侦察机20日抵近中方南沙有关岛礁海域进行侦察活动，中方守礁部队依照规定对其进行无线电喊话驱离。美军机抵近侦察的举动，对中方岛礁的安全构成潜在威胁，极易引发误判，进而导致海空意外事件，是十分不负责任，也是十分危险的，有损地区和平稳定。

　　【环球时报驻美、德、日、韩特约记者 萧达 青木 蓝雅歌 李大朋 环球时报记者 邢晓婧 玉鹏】

来源时间：2015/5/24   发布时间：2015/5/23

旧文章ID：3833

作者：Sui-Lee Wee  来源：路透社

　　中国周五称，对美国军机抵近中国南沙有关岛礁海域进行侦察活动“强烈不满”，要求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和挑衅行动。

　　CNN报导称，美军一架P-8A反潜侦察机周三抵近南沙岛礁，中国海军八次通过无线电警告其离开。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中方守礁部队依照规定对其进行无线电喊话驱离，并称美军机抵近侦察的举动对中方岛礁的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极易引发误判，进而导致海空意外事件，是十分不负责任，也是十分危险的，有损地区和平稳定。”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我们要求美方严格遵守国际法和相关国际规则，不要采取任何冒险和挑衅行动。”洪磊在例行记者会上说道。

　　“中方将继续严密监视有关海空情况，并视情采取适当和必要措施，防止发生危害中国岛礁安全的情况和海空意外事件。”

来源时间：2015/5/24   发布时间：2015/5/22

旧文章ID：3832

作者：胡若愚  来源：《北京青年报》

    美国天普大学物理系主任、世界知名超导专家郗小星遭逮捕，21日出庭，美司法部指控他向中国提供美国企业的超导技术“秘密”，以换取“名利双收的职位”。美联社说，一旦所涉罪名成立，郗小星面临至多80年监禁和100万美元罚款。

    据了解，郗小星案早早“备案起诉”，调查人员援引私人邮件获得“证据”，把原本是郗教授与那家美国企业的民事纠纷变成了美国政府起诉的刑事案件，而“泄密受益者”的矛头指向中国。

    事关超导技术

    郗小星21日在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费城东区联邦法院出庭聆讯，受到“通信欺诈”、“协助和教唆犯罪”等多项罪名指控，稍后以10万美元保释。美联社记者22日致电郗小星位于费城郊区的家，接电话的人表示无法置评。

    郗小星长期从事氧化物和镚化物薄膜的材料物理研究，是二镚化镁超导薄膜技术领域的领军人物。旅美多年后，他加入美国国籍。

    美司法部起诉书显示，2002年至2003年前后，郗小星利用学术休假，与一家美国企业合作时，得以接触到一种给二镚化镁超导薄膜制备领域带来革命性发展的设备；2004年，他利用美国国防部提供的研究资助，寻求向那家美国企业购买一台这种设备，对方起初没有同意，但在2006年1月前后同意郗小星使用，为期12个月，郗小星则签署协议书，承诺仅用于测试目的，不会向第三方复制、出售、转让或以其他方式散布这台设备，也不会对这台设备施以“逆向工程”。

    协议书强调，那家企业向郗小星提供这台设备，并不构成它的“商业化”，而只是用于“测试目的”。起诉书和宾州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没有提及这种设备到底叫什么。

    2002年9月，郗小星和同事在《自然材料》杂志上发表研究报告，宣布在世界上首次制成大电流二镚化镁超导薄膜材料。先前，研究人员发现二镚化镁在超高温条件下具有超导性，而郗小星和同事成功用二镚化镁制成高质量薄膜材料，不仅表面平坦，还可以载送每平方厘米1000万安培的大电流。当时还是副教授的郗小星告诉媒体记者，这一新材料工艺有望投入实际运用，比如用于制造新型微波器件。

    暂不清楚起诉书所说设备是否就是用于制造大电流二镚化镁超导薄膜材料，也不清楚郗小星与那家起诉书没有提及名称的美国企业在这方面到底是什么合作关系。

    被指“协助中国”

    不过，美司法部起诉书的重点不是与超导技术相关设备，而是郗小星“多次复制、出售、转让、散布或以其他方式分享这台设备及其技术”或“未遂”，由他本人直接进行或得到“他指导的、来自中国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协助，受益者则是“位于中国的第三方、包括一些政府实体”，目的是帮助这些中方实体在超导技术领先世界。

    起诉书指称，郗小星大约在2002年加入中国政府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2004年至2012年前后，郗小星策划并实施从那家美国企业骗取技术的“阴谋”，向中方实体提供技术并协助它们进一步发掘和使用这种技术，为他本人和中方实体牟取“经济利益”。

    美方检察官援引他们截获的电子邮件指称，郗小星还提出帮助中方实体建造一座世界水平的超导薄膜实验室。

    起诉书称，作为交换，郗小星反复寻求在中国获得一些“名利双收的职位”。

    宾州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米歇尔·穆采林说，她无法就郗小星寻求哪些职位、是否获得置评。

    记者查询互联网发现，郗小星曾受聘上海交通大学理学院物理系兼职教授、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客座教授，2006年2月出现在教育部发布2005年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人选公示名单中。

    郗小星1987年在北大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995年加入宾州州立大学物理系，后获任终身教授，2007年成为美国物理学会会员，2009年进入天普大学科技学院物理系任教。

    天普大学发言人雷·本茨内尔在一份声明说，鉴于郗小星需要集中精力应对诉讼，校方已经任命一名物理系代理主任，但郗小星作为天普大学教师的身份没有变化。文/胡若愚（新华社特稿）

来源时间：2015/5/24   发布时间：2015/5/24

旧文章ID：3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