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FT中文网  来源：新浪微博

FT专栏作家斯蒂芬斯：21世纪的全球秩序将由中美关系中的三大要素，即“合作、竞争和冲突”所决定。迄今中美之间一直是磕磕碰碰的合作与竞争，但在对于亚洲地区主导地位的争夺中，两国距离冲突往往也仅有一步之遥。 http://t.cn/RABt4t6

来源时间：2015/5/4   发布时间：2015/5/4

旧文章ID：3496

作者：  来源：多维新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将宣布人民币估值合理，这将是十多年来的第一次。此举将成为中国经济开放的一个里程碑，并削弱美国对中国汇率政策的批评。

　　综合媒体5月4日报道，IMF执行董事会2015年晚些时候决定是否将人民币纳入组成IMF紧急贷款储备的一篮子货币时，美国在IMF的否决权可能不适用。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中国寻求将人民币纳入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的努力最近获得了多个主要美国盟友的支持。过去几年来，IMF全盘反对资本管制的立场已有所扭转。将人民币纳入SDR一篮子货币，或使得其对资本管制更加包容的观点进一步制度化。

　　美国《华尔街日报》刊文指出，IMF将把对人民币的重估正式写入定于未来几个月发布的报告。很多年来IMF一直指责中国的人民币汇率管理政策。IMF的最新态度将削弱奥巴马政府就人民币问题给中国施加的压力，也可能削弱美国国会将人民币问题纳入悬而未决的贸易法案的努力。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经济学家、前IMF中国区官员普拉萨德(Eswar Prasad)称，对于指责中国汇率政策的美国人来说，这无异于釜底抽薪，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IMF的客观评价。

　　奥巴马政府不同意IMF的看法，坚持认为人民币仍被“严重低估”。总部位于华盛顿的IMF长期以来一直指责中国政府使人民币被低估。IMF的评判使美国的说法更加可信，美国多年来指责中国将人民币的价值保持在低于符合市场基本面的水平，进而给予中资企业不公平的竞争优势。IMF是货币方面的主要权威机构，它的存在从很大程度上是为独立监控188个成员国的汇率。

　　美国议员和过去三届政府都认为，中国的经济扩张以美国的就业岗位、出口和经济增长为代价，令全球经济出现了危险的失真。中国作为一个出口大国飞速增长，近年来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十年里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累计升值超过30%后，眼下，IMF亚洲部副主任罗德劳尔(Markus Rodlauer)称，IMF目前接近认为人民币不再处于被低估的水平。预计IMF将用一贯谨慎的态度和典型的外交辞令来描绘人民币最近的汇率水平。IMF在官方声明中很可能避免使用“估值合理”这样的词汇。

　　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并不意味着人民币将很快能够与美元抗衡。但它可能加快中国长期封闭的金融市场的开放，增大全球央行对人民币的需求。它还是在国际经济中呈现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的重要一步。IMF在决定是否将一种货币纳入SDR货币篮子时会遵循以下两个原则：这种货币是否稳定?该货币是否在国际交易中得到应用?如果IMF想更改这些原则，就必须得到在188个成员国中代表85%投票权的国家同意。作为IMF的最大出资国，美国持有约17%的IMF投票权，因而能够阻止此类调整。

　　但IMF的章程规定，如果一种货币被认为符合上述原则，则只需要占70%投票权的成员国同意，就可以被纳入SDR货币篮子。在多数经济学家看来，中国已基本满足了影响IMF判断某种货币是否符合上述原则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这就是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重要性。目前，还不太清楚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第二个标准，也就是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自由使用的程度。

　　中国一直在提升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的信誉，不仅大幅提高了人民币贸易结算额，而且逐渐对国际投资敞开了大门。用经济术语说，中国已在逐渐开放资本项目。资本项目可完全兑换意味着人民币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与其他外币自由兑换。但是，中国仍维持着对资本和汇率的控制，从而引发了有关人民币是否真正“可自由使用”的质疑。不过，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认为，中国寻求实现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并不再是基于完全或自由兑换这样的传统观念，中国将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采取有管理的可自由兑换的概念。并承诺推出几项政策，加速人民币的国际化。

　　(聂振宇 综编)

来源时间：2015/5/4   发布时间：2015/5/4

旧文章ID：3494

作者：  来源：参考消息网

　　原标题：希拉里竞选对手吐槽：美国民主只属于亿万富翁

　　参考消息网5月2日报道外媒称，来自佛蒙特州的独立参议员伯尼·桑德斯4月30日表示，美国的政治体制已被富人控制。

　　据拉美社4月30日报道，桑德斯29日宣布有意与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争夺2016年大选的民主党候选人提名。

　　桑德斯表示在竞选期间不会利用“超级PAC”。所谓“超级PAC”是指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是致力于为候选人募集大量捐款的机构。

　　桑德斯说：“我不会有什么超级PAC。我不会跑遍全国去和亿万富翁们谈话。”此举相当于针对希拉里和支持其竞选的机构发起了“蒙面”攻击。

　　桑德斯指出，现行的美国政治体制已经被大资本所控制。他说：“我们的民主是属于一小撮亿万富翁的。”

　　据《国会山》日报报道，桑德斯的竞选日程可能会包括推动免除大学学费、提高富人的税率、让金钱远离政治。

　　但该报指出，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桑德斯只有4%的支持率，在有意竞选的民主党人中排名垫底，远不及领跑排行榜的希拉里。

来源时间：2015/5/4   发布时间：2015/5/2

旧文章ID：3489

作者：Mark Hibbs  来源：新华社瞭望智库

　　中美于1985年签署的核合作协议将于今年12月失效，奥巴马总统新近批准的中美双边核合作协议或将取而代之。而在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不甚明朗之时，该协议将交由国会审核。

　　中美紧张局势主要由于中国与其太平洋邻国相关交涉而升级，但核能也是一大因素：去年5月，美国司法部指控中国军方入侵西屋电气公司电脑，盗取相关核业务数据。

　　中国今天的影响力远超三十年前，新的核合作协议必须反映现实，服务于美国的安全利益。

　　达成协议之前，法律人士可能会表达继续与中国开展核贸易的两大关切：首先，中方可能会利用条约将美国提供的钚用于开发核武器;其次，该协议无法保护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

　　下面是两大关切的具体分析。

　　美国核原料与中国核武器

　　与过去协议明细不同的一点在于，新的协议下，中国将获准对西屋公司在华建造的核反应堆中的燃料进行再处理，并将分离出的钚用于民用核项目。如此放松对于核原料的管控是否会让中国最终转而研发核武器?

　　答案是否定的。1964以来，中国就已经是一个核武器国家，拥有专门的军用核反应堆和再处理工厂。中国违反双边协议而将美国原料用于未来核武器生产的可能性很小。

　　如果中国在新协议下选择再处理美国提供的燃料，那么再处理过程也一定要在符合国际原子能组织安全标准的设备中进行。中国也将保证美国提供的所有原料将循环用于民用核燃料，绝不会用于军事目的。包括提供技术数据，允许美国追踪原料下落，并派出相关人员查访相关中国基地来确保原料受到保护。

　　中美将协商所谓的行政安排来追踪美方提供给中方的核原料。美方的追踪将进一步保证原料的安全稳定。美国对大多数合作国家，例如欧盟、韩国、俄罗斯，都进行原料追踪，但是原本与中国签订的1985年协议中并不包括这一点。

　　中国现有一家小工厂负责对民用核燃料进行再处理，且不在国际原子能组织保障之下。如果将来中国希望在那里进行燃料再处理，或是想要在法国帮助下建成的大工厂中进行再处理，相关设施都需要受到IAEA保护，或者至少要达到相关要求。

　　保护知识产权

　　新协议并未解决中国对于美国企业网络系统的入侵问题，也无法防止这样的事情。网络犯罪应当在中美得到相应的处理。但是之前人们担心美国企业为中方和平核项目提供的技术会被用于军事目的的问题已经在新协议中得到了处理。

　　美方向外国核项目提供的技术转移往往不包含在双边合作协议之中，而是体现在联邦法规第八十一部分。法规要求走一个审批流程，包括对中国的意向接收方进行调查。美国非常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也害怕未经授权便对技术进行再转移，这些都要在新协议有所体现。也就是一旦出现知识滥用，那就是违反协议。协议将激励中国采取合规行为，对特定几家透明的中国实体提供预先授权。协议也将提供培训，帮助中美企业保护知识产权。

　　上世纪下半叶，美国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希望能够重新谈判核合作协议，争取有利条件。因为相关核贸易条款正向其它国家倾斜。美国核能杠杆的衰落反映了美国核工业和技术权利的缩小。这一趋势还将持续，所以美国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视核合作的利益与风险。

　　在中美合作上，中国涉足全球核协议与核标准较晚，但未来在核能行业的影响力十分可观。而且，中国一直是美国核产业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国外市场。而美国的利益在于为这样的核贸易提供法律框架。风险则在于，中国是美国的潜在敌对国，相关机制较大多数美国核合作伙伴而言较不透明，但现在还是向中国转移了核相关设备。考虑到这些风险之后，新协议已经制定了许多具体条款。

　　原文链接：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5/04/21/addressing-risk-in-chinese-nuclear-cooperation/i7no

　　(本文摘编自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网站报告“Addressing Risk in Chinese Nuclear Cooperation”，若未注明为瞭望智库研究员原创稿件，则摘编内容不代表新华社瞭望智库观点)

来源时间：2015/5/4   发布时间：2015/5/4

旧文章ID：3488

作者：Richard M. Skinner  来源：新华社瞭望智库

　　共和党并不缺少有志竞选总统的人：杰布·布什(Jeb Bush)，斯科特·沃克(Scott Walke)， 马克·卢比奥(Marco Rubio)，兰德·保罗(Rand Paul)以及泰德·科鲁兹(Ted Cruz)，这份名单还在加长。尽管人数众多，但是他们的政策取向并没有太大差异。尤其在外交政策上，共和党人相当团结一致。可能只在谁更“鹰派”这个问题上，各个候选人还有一较高下的空间。有关以色列的议题，这些候选人想做的就是表现出自己才是内塔尼亚胡最狂热的支持者。

　　马克·卢比奥一直试图以最关注外交事务的姿态示人，但是他的观点并没有偏离共和党党内的主流。和他的许多同事一样，卢比奥抨击奥巴马的伊朗核武协议以及美古关系正常化，从而将自己打造成一个资深鹰派的形象。尽管外界普遍认为伊拉克战争是布什家族的政治包袱，但杰布·布什仍然表示从美国从伊拉克撤军是错误的。斯科特·沃克正在恶补他的外交知识，他更像是一个传统鹰派。其它候选人则选择在伊朗和伊斯兰国问题上“语不惊人死不休”。

　　从杰布·布什的竞选活动中的两个细节中，外界可以一窥新保守主义鹰派在共和党外交精英当中的统治力。詹姆斯·贝克尔是杰布·布什的外交政策顾问之一，他曾经对内塔尼亚胡不够支持“两国方案”表示遗憾。因为这一表态，他立刻遭到了共和党内的批判。杰布·布什为了表示与这番言论划清界限，刻意疏远了贝克尔。尽管如此，共和党内的批评声音仍对他不依不饶，其中不乏共和党的主要捐助者。埃尔布里奇·科尔比是美国新安全中心的研究员，同时也一直被外界视作杰布·布什的外交政策首席顾问。但是，科尔比对伊朗动武所持的怀疑态度让他失去了这一地位。

　　兰德·保罗并没有像他父亲一样那么孤立，但“合群”程度似乎仍显不够。日前，美国安全和繁荣基金会通过广告的方式攻击保罗在伊朗问题上的“软弱”。在2013年，还有许多共和党人在推特上表态支持保罗对无人机和国家安全局的批评。如今，共和党已经彻底回归08年到12年时的立场——当时，荣恩·保罗深陷共和党鹰派的包围。任何不能见容于党内主流政见的候选人，都很难在党内初选中胜出。

　　在以色列政策上，共和党的鹰派立场最为坚决。现在的共和党已经成为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党内政客和以色列政治人士的沟通交流也日益紧密。在过去，里根和老布什政府都与以色列有过些许嫌隙。与此相比，共和党对内塔尼亚胡的支持可谓万众一心。而自由派人士则几乎一边倒地对他的胜选表示遗憾。

　　和以色列的盟友关系已经在共和党内上升到了核心意识形态的地位。冷战期间，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主要源于建立对抗苏联的统一战线。尼克松也认可以色列的战略盟友地位，尽管他本人在情感上并没有和以色列有过多的联系。911事件后，对中东地区问题的担忧客观上刺激了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加之共同的宗教世界观，美以盟友关系已经成为了共和党核心价值观之所在。共和党内对以色列的支持力度甚至已经超越了美国国内的犹太人，他们尤其倾向于赞同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内塔尼亚胡的利库德集团对外交手段的悲观情绪和对武力的依赖都与共和党人不谋而合。

　　詹姆斯·贝克尔在自己的党内遭到孤立，清晰地反映了共和党内对外政策取向的变化。贝克尔是共和党内的资深外交政策专家，曾在四任共和党政府内任职。但是现在却落得无人为自己发声的地步。作为杰布·布什竞选团队的顾问，这种局面无疑对他相当不利。对以色列信口开河的批评是贝克尔的一贯风格，但是这一次他为此付出的代价说明了共和党内发生的转变是多么的剧烈。

　　在美国国内，对以政策从来的都是有着党派性的。但是，共和民主两党之间的分歧从未如今天这么严重，而这主要源于近十余年间共和党内对以色列的支持大幅增长，而民主党内的情况基本没有变化。不过，年轻一代和少数族裔民主党人对以色列的怀疑态度日增。

　　目前，美国国内的政治分歧日趋两极化。自由派民主党总统和利库德集团的关系由于“启示性言论”而紧张，但是国会共和党却因奥巴马的伊朗核协议而选择与以色列站在了一起。虽然掌控国会，但共和党人依然在野，所以可以肆无忌惮地发表攻击，却不需要为制定政策头疼。

　　随着美国的经济渐渐复苏，伊拉克战争的记忆远去，共和党人如此高调地在总统大选中强调外交政策，不得不说政治的考量居多，毕竟时移政易。但是，考虑到共和党的党内精英和支持者对以色列的投入如此巨大，未来的共和党总统在以色列政策上的取向恐怕会更加保守。

　　原文链接：http://www.brookings.edu/blogs/fixgov/posts/2015/04/24-gop-presidential-candidates-hawkish-foreign-policy-skinner

　　(本文摘编自布鲁金斯学会网站报告“On foreign policy, Republican candidates are a cast of hawks”，若未注明为瞭望智库研究员原创稿件，则摘编内容不代表新华社瞭望智库观点)

来源时间：2015/5/4   发布时间：2015/5/3

旧文章ID：3487

作者：  来源：环球网

　　美国战略之页网站4月29日报道称，美国海军部情报局认为，中国正在大举加强海军力量。2014年，中国开建、下水或列编舰船至少有60艘，2015年和2016年将继续保持这个节奏。这其中大批新船将替换冷战时期的苏式设计老船，很多船基于西方设计，可离开中国远航作业。海军空中力量也通过新添直升机、现代歼击机、导弹轰炸机和无人机得到增强。中国还正建造更多柴电混合动力潜艇并不断完善其核动力潜艇。

　　2013年中期，中国还组建了如今已成为“第二海军”的机构——新的规模更大、装备更强的中国海警正式成立。这是把中国五个海上执法机构中的四个合并为一个机构，即中国海警局，实际上是过去的中国海监接管了边防海警、渔政和海上缉私警察的力量。这一过程历时数月，因为数以百计的船只需要重新涂装。有些船只还配备了更重型的武器，因为中国海警是准军事部队而以前的机构性质属于远洋警察。

　　报道称，这种整合反映了中国的惯用战术：避免出动军舰来维护它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水域控制权的声索。它可以派出这些“警用”船只驱逐在本国领海的水域活动的外国船只。

　　报道称，作为这一政策的组成部分，中国在新的海警部队成立后马上开始实施新规则，即让中国海警舰只把外国船只护送或驱逐出南中国海大部分水域。海警船被认为不像军舰那么有威胁性。中国还召集民用船阻挡那些海警想要赶走的外国船只。

　　中国海监成立于1998年，是中国上述海上执法机构中最年轻的一个。它隶属于中国国家海洋局，负责测绘中国对其有经济控制权的非领海水域(即专属经济区)和在沿海水域执行环保法规。早在并入新的中国海警之前，中国海监就已经拥有1万名职工、300艘船只和10架飞机。

　　中国海监和其他沿海执法力量共有数百艘大型舰船(排水量超过1000吨，有几艘的排水量超过3000吨)和数以千计的小巡逻艇。新的中国海警正在新建几十艘远洋军舰。应当强调的是，很多巡逻船只被设计成在战时可装备导弹和鱼雷等重型武器，有些现在就已经配备这种武器了——当它们被重新涂装为海警船时。

　　报道称，过去两百年里，由于外国海军占据力量优势，中国无法在近海行使其“传统权利”。现在，中国日益强烈地试图重申它对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中央王国”组成部分的区域的控制权。

来源时间：2015/5/4   发布时间：2015/5/4

旧文章ID：3486

作者：  来源：环球网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4月10日发表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军官罗伯特·哈迪克的一篇文章，题为《美国军队陈旧了，这是危险的》，全文编译如下：

　　2月18日在芝加哥全球事务学会发表演讲时，可能参选总统的杰布·布什说：“下一位总统应当对我们的军事战略进行战略审查，使我们能够用21世纪的防御能力来应对21世纪的挑战。接下来，我们应当为这一战略提供资金。”

　　可以预见，所有即将站出来的美国总统候选人，都会发表类似的言论。几乎可以肯定，2017年1月上台的五角大楼新领导班子希望在国防战略中贯彻这些观点。

　　选举结束后，一切重新开始，这会增加解决华盛顿预算之争的希望，布什在演讲中也是这样呼吁的。

　　布什呼吁“21世纪的防御能力”，这意味着他认为，美国目前不具备这样的能力。目前的军力结构印证了他的主张。尽管技术和地缘战略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美国的军力结构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几乎纹丝未动。

　　2014年《4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列出了“目标军力”，即为2019年设计的作战力量。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军队结构与2001年起就存在的军力结构是多么相似。现役地面作战部队实际上没有变化：2001年和2019年，都是10个陆军作战师加3个海军陆战师和飞行联队。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海军方面也几乎没有什么变动：2019年，航母的数量减少1艘;51艘攻击潜艇，比2001年少5艘;92艘巡洋舰和驱逐舰，比2001年多2艘。海军最主要的变化是两栖舰的大幅减少，从2001年的41艘减少到2019年的31艘。现役空军战斗机飞行中队的数量，从2001年的46个减少到2009年的26个，而可投入战斗的轰炸机的数量，则从112架减少到96架。

　　在这18年的跨度里，五角大楼将增加导弹防御和特种作战能力，并成立一些网络作战单元。这是一些重要的改变，但仅占五角大楼总预算的一小部分。除了这些调整和空军战术战斗机飞行中队与海军陆战队两栖舰的大幅裁减，与冷战结束到“9·11”之前这段时间相比，2019年的军力结构在18年里几乎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

　　我们可以回顾上世纪美国军队的历史，很难找到军力结构在20年跨度里都不曾发生变化的例子。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新的军事技术和挑战者的不断出现与消亡改变了战略前景，使国防资源的创新、改造和重新配置成为一种必要。

　　从2001到2019年，并不缺少重大的战略变化。对美国军队的设计及其长期行动理念来说，最重要的挑战是作为远程精确打击力量的反舰和对陆攻击导弹，以及控制它们的传感器和指挥网络的迅速扩散。

　　对这一发展趋势利用最充分的是中国，但其他潜在的对手也同样在利用它，这一趋势正在削弱美国远征军的基本设计及其用人计划的核心假设。数十年来，美国的决策者和指挥官们设想，他们可以进入欧亚大陆外围的基地，而这些基地和海军作战部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由投射力量。这个时代的大幕正在落下，一个分水岭似的变化尚未在五角大楼的军力结构或计划中得以体现。

　　在这一时期，装备良好的有组织的非国家参与者迅速崛起，这其中既包括有政治目标的组织(如“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也包括商业组织(但这些组织是暴力跨国犯罪集团，它们的颠覆能力甚至超过了国家参与者)。最近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打击这些入侵者，美国常规军队并非最合适的选择。

　　俄罗斯在东欧发动“混合战争”，这也让决策者和军事策划者手足无措，这是美国常规军队和理念的设计问题与作战局限性被聪明的对手利用的又一例证。

　　越来越难让人相信，美国军力结构在迅速变化的20年里维持不变是一种明智的“全天候”能力设计——既适用于2001年的挑战也适用于2019年的挑战。相反，对手做出的调整削弱了美国军力结构很大一部分价值。

　　军力结构维持不变，导致很多资产被浪费，让那些使用非常规作战方式或精确导弹的潜在对手有可能打击、减少或排除这些资产的战场效力及威慑价值。与此同时，其他军力结构组成的数量，如潜艇、远程空中能力、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危机响应部队等，将远远不能满足地区指挥官的需求，尤其是在同时出现多个意外情况的时候。五角大楼维持军力结构不变，既是一种浪费，更是一种吝啬，既削弱了威慑力，又增加了战略风险。

　　国防部长办公室和联合参谋部曾对军力结构的规划过程作出详细说明。然而，尽管有这些精明而老道的战略家，但改革所面临的无数制度障碍，使资源调整举步维艰。

　　一些国防分析人士希望，五角大楼的预算危机能像二战前的20年里那样带来创造性和创新。在那个紧缩时期，美国陆军把大量资源从常规地面部队转向空中力量，特别是战略轰炸机。当时，战略轰炸机还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海军则得到了原本将拨给战舰“枪支俱乐部”的资金，把这笔资金用在了发展航母、飞机、潜艇和海军陆战队两栖实验上。当美国加入二战后，它在宗旨、训练和作战理念上，都已经做好了统治每一个新出现领域的准备。

　　鉴于缺乏积极适应能力的现状，最近，国防部前部长查克·哈格尔和副部长罗伯特·沃克提出了国防创新计划，旨在为五角大楼的适应性技术、演习和人员政策注入新的活力。

　　然而，我们过去常常看到的那些重大改革和资源重新配置，依然没有出现。打破改革的制度障碍，需要下一位总统亲自出面解决这个问题，并且与国会领导人和五角大楼高级官员一同推动改革。总统还必须找到那些以向指挥官们提供最合适军队为己任的军事领导者。有效的改革还需要严格的国防战略程序，对过去那些未经审查的设想提出质疑，并坚持适用于未来而非过去的作战理念。只有这样，决策者才能真正理解，他们在21世纪需要获得什么样的防御能力。五角大楼过去曾经顺势而为，现在，他们也同样可以做到。

来源时间：2015/5/4   发布时间：2015/5/4

旧文章ID：3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