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印象 | 跨越太平洋

应看到，鉴于暴恐犯罪的特殊性、及时制止恐怖袭击的急迫性，不少欧美国家基于“取证便利”原则，都允许对相关嫌疑人采取诸多特别措施，甚至包括酷刑。但迄今为止，从美国、英国、以色列等国披露的审讯结果看，酷刑在获取情报方面的作用微乎其微。像美军击毙本拉登的活动中，美国所有情报信息没有一项是通过对在押恐怖分子使用酷刑获得，所有的都是技术侦察侦得的。

有专家就指出，暴力恐怖犯罪行为人通常会受到某些极端思想和理念的控制，肉体痛苦未必能逼迫其在诉讼中与代表国家的侦控机关合作。事实上，有时酷刑之下还会带来虚假供述。法国打击阿尔及利亚恐怖主义犯罪的例子，即为明证。

而酷刑报告也提出，20项反恐胜利行动中没有一项是因为用了这些刑讯手段获得的，或非此手段获取不了的情报。实质上，就连美国前白宫反恐首长克拉克也曾指出，美国使用的酷刑“令人反感之至”，且收效不佳。他指出，美国政府获得的基地组织、伊拉克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间有关联的消息来源，可能就是个被逼供者，而这消息却“导致美国攻打伊拉克”。

还应看到，在美国，根据美国羁押人员审讯备忘录，反恐审讯中的非常规方法被分为两类：第一类其适用一般须经批准；第二类须有充分理由相信被羁押人掌握有关键情报时经批准方可适用。但从酷刑报告看，很多审讯方式已在非人道的范畴内。像报告指出的，该计划启动期间在已知的119个被拘押者中，至少26人是被错误拘押。

收效不佳，还会增加反恐道德成本，源于此酷刑在反恐侦讯的滥用才会备受质疑。日本、英国等国家侦查实践表明，完全可大量采用催眠、根据脑电波进行信息分析，帮助侦讯人员获取藏在恐怖分子头脑中的有益信息。这更为审视美国反恐侦讯用酷刑的价值提供了新切口。

□谢永亮（军事科学院博士）
http://news.ifeng.com/a/20141211/42692897_0.shtml

来源时间：2014/12/29 发布时间：2014/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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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人会否因经济危机怀疑普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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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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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梦夏来源：FT中文网

有时候我也在想，小熊是不是可以不要去抓小猪，平静地吃野果和蜂蜜，但是不要去骚扰小熊。可是做不到，他们总是在企图用锁链拴住它。如果他们取得成功，那么小熊马上就会被拔掉牙齿和爪子，把它变成动物标本，如果发生以上情况，那么也就不再需要这只小熊了。

　　——普京年度发布会(2014年12月18日)

　　2014年12月18日，普京面向俄罗斯和国外媒体举行了年度记者会，这是他作为总统的第10次大型年度记者招待会。俄罗斯年度记者会的传统是由普京创立的，现已成为俄罗斯政治的关注焦点。新闻发布会中普京提到的一个意象，让很多俄罗斯人深有感受，同时也容易在国外引起极大误解。那就是普京把俄罗斯描绘成树林里想要保护自己的可爱小熊，而树林外的恶棍企图用锁链困住它，拔掉牙齿和爪子，最后杀死小熊做成标本。

　　在一些国家文化中，熊似乎感觉是可怕的动物。而在俄罗斯文化中，熊是可爱，受欢迎的动物：，普京用的确切词是“Mishka”，对应的形象是“小熊”或“泰迪熊”，并非凶猛的熊。泰迪熊是俄罗斯小孩最喜欢的玩具之一。熊也一直是俄罗斯举办大型国际文化活动，如两届奥运会(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和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吉祥物。现在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的党徽就有一只熊。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昵称就是“小熊”，虽然在俄罗斯他不一定被认为是成功的政治家，但还是觉得他是比较善良的人。现任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这个姓，在俄语里就是“熊”的意思。

　　文化的差异可能产生两种结果。首先，不同国家的人想法各异。比如俄罗斯人确实喜欢并觉得熊很可爱，即便对其他人可能毫无意义。再比如喷火龙在俄罗斯是典型的负面形象，斯拉夫传说中有三头火龙Zmey Gorynych，被描绘成杀死很多英雄的怪物，但在英国威尔士，红色的喷火龙却是他们的象征。其次，人们习惯于从自己国家文化角度思考，如果仔细考量，就会发现人们往往自我中心主义，容易相信有利于自己的说辞，即便有时候与客观事实不符。

　　俄罗斯人对乌克兰危机的自我认知

　　从西方国家的媒体可以看出，一些人倾向于相信，对俄罗斯经济制裁和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会增加普京的政治压力。这种想法背后的潜在假设是：俄罗斯民众认定是俄罗斯的错误导致乌克兰危机，西方国家认为俄罗斯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秩序，主要是由普京精心策划;同时还认定，俄罗斯民众在生活舒适时可能对此漠不关心，但生活受经济影响后会尽力推翻普京。

　　但在俄罗斯现实情况则正好相反。大多数俄罗斯民众相信，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占据道德优势，俄罗斯是在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克里米亚、东乌克兰人民的权利。即使那些反对收回克里米亚的一些具体措施的俄罗斯政客往往也认同一点，即克里米亚人会选择回归俄罗斯，他们认为早在1991年苏联解体时克里米亚人就会选择回归俄罗斯，只是当时他们没有被征求意见而直接分配给乌克兰。即使那些反对东乌克兰局势的俄罗斯政客也承认，乌克兰试图加入北约会增加俄罗斯西部的安全威胁。

　　民调结果也支持上述结论。通常被认为是俄罗斯最独立、甚至有时会被视为反普京立场的非政府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Levada-center)在12月10日公布了11月的调查结果。结果显示，52%的俄罗斯受访者相信克里米亚公投是克里米亚自主行为，没有俄方介入;65%的俄罗斯受访者明确支持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且应当即实现(另16%的俄罗斯受访者支持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但认为应与乌克兰政府进行谈判)。同时，列瓦达中心近期关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政治目的民调结果也显示，最多的选项是“保护俄罗斯的军事战略和地缘政治利益，维持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基地，防止北约扩张(46%)”。79%的俄罗斯受访者反对克里米亚归乌克兰(51%强烈反对、28%相当反对)，只有14%的俄罗斯受访者支持克里米亚归乌克兰(7%完全支持、7%相当支持)。

　　因为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俄罗斯人准备直面经济制裁。英国《金融时报》最近发表了席佳琳(Kathrin Hille)关于卢布危机的报道，曾引用俄罗斯官员亚历山大•特卡乔夫(Alexander Tkachev)的说法：“我们现在收获了国家征服和政治胜利的果实，也明白迟早俄罗斯经济和俄罗斯民众会和总统一起支付代价。”在席佳琳看来，特卡乔夫的说法虽然不是对普京的批评，但至少意味着俄罗斯政治的争论发生了转变(a sign of how financial upheaval is starting to transform Russia’s political debate)。事实上，或许是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从俄文语境和文化看来，特卡乔夫的说法强调的是俄罗斯获得的胜利并在号召俄罗斯民众支持普京，看不出其他特别的含义或任何转变。

　　俄罗斯如何看待西方国家，同时也是西方国家如何看待俄罗斯的镜子。

　　西方国家笃信自我行为正确，所以期待俄罗斯会做出让步;俄罗斯也一样，期待西方国家会理解和做出让步。当西方国家道德谴责俄罗斯时，俄方也在道德谴责西方。俄领导人一再声明，俄并没有封闭经济，经济制裁来自西方国家，并呼吁西方国家解除制裁。西方国家的意图被理解为旨在控制俄罗斯，如同普京比喻的“链锁小熊”，俄方为走出困境就要寻求其他市场和国内政策解决。比如，俄罗斯在加强与中国和印度的合作。目前俄罗斯国内还盛行这样的观点，认为现在的经济制裁可能会帮助俄罗斯经济转型，从依赖石油出口到发展更多元化的经济结构。

　　期待俄罗斯政治短期内发生变化并不现实

　　虽然俄罗斯主流媒体越来越支持普京，但是对普京的批评在俄罗斯国内也很常见。网络和社交媒体均可见很多对普京的建设性批评甚至公开辱骂。但普京之外的俄罗斯反对派依然难以获得民众的真正支持。反对派难以获得支持的理由并不仅仅在于普京政府的排斥，也在于他们的政治主张很难获得俄罗斯民众的支持。

　　俄罗斯人政治态度消极，很多人认为只需要对自己家庭负责。民意调查显示，57%的俄罗斯人认为对国家“完全不需要负责”，认为需要对国家完全负责的只有2%。俄罗斯的政治光谱是倾向于支持保守主义，包括保守主义右派(强调俄罗斯传统文化)、保守主义左派(强调国家对经济的控制)。目前执政的是统一俄罗斯党，自认为是中间党派，但或许更适合被定位为保守主义偏右派。俄罗斯第二影响力的政党是根纳季•久加诺夫(Gennady Zyuganov)领导的俄罗斯共产党，是保守主义偏左派。俄罗斯共产党与统一俄罗斯党最大的不同在于：俄罗斯共产党反对上世纪90年代实行的私有化，统一俄罗斯党以国家稳定为由支持私有化、拒绝进行翻案。除此之外，在俄罗斯寻求强国地位、克里米亚和乌克兰问题等，俄罗斯共产党都支持普京的政策。

　　与此相反，西方国家喜欢的自由主义右派在俄罗斯没有市场。自由主义右派主张更强调个人自由和弱政府权力，鉴于俄罗斯上世纪90年代自由主义右派改革的教训，自由主义右派并不受欢迎：当时弱化的俄罗斯政府给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巨额财富的人提供了机会。事实上，当时在俄罗斯几乎没有利用个人能力创造财富的传奇，却四处充斥着通过内部关系将国家财产、国家资源私有化而一夜暴富的著名寡头们。现在，即使私有化的支持者们也承认如此快速私有化国家财产的结果实际上是非法的。

　　1995年，在普京成为后来的俄罗斯领导人和统一俄罗斯党建立以前，为了应对自由主义右派当时的窘境，当时叶利钦(Viktor Chernomyrdin)支持的俄罗斯总理切尔诺梅尔金(Viktor Chernomyrdin)就组建了“俄罗斯我们的家园党(Our Home – Russia)”，该党声称是中间党派，运行的平台已经和现在的统一俄罗斯党相似，包括也是一样强调俄罗斯的传统，拒绝对叶利钦一手操作的私有化进程进行翻案。从那时起，为了应对俄罗斯共产党的挑战和汹涌的民意，俄罗斯政府不得不调整政策，脱离了自由主义右派的理想方向。

　　俄罗斯自由主义右派的再次复兴是在2012年普京第三次竞选总统期间。2011年底到2012年间，笔者曾作为观察者对这段“反对派黄金时期”的自由主义右派在“FT中文网”撰写过一些文章。在对这些反对派的政治诉求和当时参加者的采访进行研究后，不难看出他们带有的精英主义的优越感，难以获得俄罗斯大众的支持。相比之下，在集体公寓长大、注意亲民形象的普京当然比自由主义精英反对派们更受欢迎。

　　在这种情况下，受西方国家青睐的俄罗斯自由主义右派政治家在俄罗斯并不是现实选择。顺便说一句，为避免他们在俄罗斯的选民基础被彻底破坏，在反对派中相当受欢迎的政治家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和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最近被记者提问乌克兰危机时也都宣称，不支持克里米亚应归乌克兰。

　　开放和知识才能带来俄罗斯政治光谱的改变

　　最近的经济危机已经是我在人生中第三次经历。说实话，俄罗斯人厌倦了这样的牺牲。我记得1992年1月1日俄罗斯价格自由化以后，有一天母亲带我去店里买体育课需要的滑雪板——尽管苏联时代商品不多，但物价并不贵。可是到了店里我们忽然发现滑雪板价格居然上涨到了难以承受的80卢布。后据报道得知，1992年俄罗斯的物价居然提高了整整26倍!我还记得1998年8月17日，当时我刚到法国巴黎，就在香榭丽舍大街俄罗斯航空公司办公室门口拍照留念——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充满着爱国主义热情。然后路过的一对法国年长夫妇告诉我，卢布暴跌4倍，从1美元6卢布跌到了1美元24卢布……

　　有人可能会认为，国家不断陷入经济危机或许代表着政府爱国，但仍然难说是很称职的。俄罗斯民众更易陷入这种境地的深层根源在于，俄罗斯的管理方式比西方落后。

　　这里的管理方式，指的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理论和实践如何影响政府的政治和经济决策过程。比如，一些俄罗斯评论员认为俄罗斯经济可能从经济制裁受益，因为可以从依赖石油出口到发展更多元化的经济结构。但并没有案例表明封闭的经济体会发展得比开放的经济体好。如果俄罗斯在受到经济制裁之前不能顺利实现经济转型，那么没理由表明受经济制裁后可以发展得更好。

　　不管西方国家是否愿意，最有可能的是，2018年或2024年接替普京成为俄罗斯下一位总统的人选将仍可能是普京选出来的或受普京影响，局外人入围的可能性很小。

　　在此背景下确实需要认真思考，为什么俄罗斯仍然选择目前这些政治家，而不是选择外交更加务实，更懂经济和反腐的人。民众的偏好是真实的，不只在俄罗斯，这是转型国家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西方国家有时遵循思维定式，认为这样的选择并未真正反应民意，而是政府的宣传、洗脑或缺乏民主的结果。但民众的偏好事实上还是反映了大多数人的想法，代表了一个特定的转型社会中的真实民意。西方国家不应根据自己的喜好回避，而应务实地考虑这种民意会如何影响俄罗斯的政治发展方向。

　　俄罗斯政治发展的正确方向应该是淡化民族主义元素，消除激进的国内政治光谱，增强经济竞争力和重视政治实用主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俄罗斯今天真正需要的是更多的开放性和更多的知识。俄罗斯需要向西方国家开放和学习更多的分析方法和理论。俄罗斯人需要加强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训练。这将有助于更细致入微地政治分析，实现更好的经济发展，弥合政权精英和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减少民族主义元素。

　　这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西方国家也需要对俄罗斯人保持更加开放的态度。同时，比起完全无视俄罗斯人的感受，一再支持在俄罗斯大多数人并不认可的政治人物可能会加强“链锁小熊”映射而引发对立情绪，用开放和知识吸引俄罗斯未来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也许更明智些。

　　近日，美国与古巴的恢复外交关系的新闻报道后，《经济学人》称早在1960年就发表的制裁对古巴政府的影响的文章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制裁必然造成两个直接的和有害的结果。这会得罪很多拉美人，虽然他们未必支持卡斯特罗，但是他们更不喜欢因为政治目的而被施加经济压力……根本无助于刚发展的(卡斯特罗)反对者，美国的制裁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卡斯特罗博士的支持者们已经战意高涨，(制裁)只能让这种氛围变得更强硬。”

　　这不会是历史上第一次被证明可能会适得其反的经济制裁。当前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危机是可以解决的，但未必是通过制裁。普京一直强调不拒绝跟西方国家对话。普通俄罗斯人也支持与西方的对话。根据列瓦达中心11月的调查结果，“进一步扩大与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与西方国家和解”仍然是俄罗斯大多数民众(57%)最喜欢的政策选项。但只有彼此尊重和务实的选择才能使各方进一步走出目前的危机。

　　(苏梦夏，Larisa Smirnova，是居住在中国的俄罗斯人，是厦门大学外籍教师，法国国家行政学院ENA、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双硕士）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economics/dongjian/20141225118078_all.html

来源时间：2014/12/29 发布时间：2014/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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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热津斯基：美国能否继续独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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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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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来源：第一智库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是美国最为睿智和多产的对外政策专家之一，这一点无人质疑。这位杰米·卡特总统任内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撰写或与人合著了共18本书，这其中包括他最新出版的《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秩序危机》，该书对美国在这个快速变革世界中遭遇的挑战进行了探索性的分析。布热津斯基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顾问和董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高等研究院资深研究教授。

　　《国家利益》就他的新书和当前的世界状况对布热津斯基进行了访谈。这次访谈是由《国家利益》杂志编辑罗伯特·梅里进行的。

　　梅：你在书中谈论了苏联崩溃之后“西方全球优势新纪元”之下大西洋西方的重大机遇。然而，这种机遇并未来临。你认为这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人祸造成的，多大程度上是由大西洋西方及其领导人无法控制的力量导致的?

　　布：我认为，两种因素都有。然而，西方已经异常疲乏，毫无疑问，欧洲已经丧失了全球义务意识，视野变得更为狭隘。这部分地是跟构建欧洲共同体有关，而且这种关联是不可避免的。欧共体后来成了欧盟，这两个名称其实应当用另外一种顺序来排列，因为欧共体比欧洲有更强的内在连续性。美国开始有点自得其乐了，它的行为方式让人觉得似乎它真得觉得历史已经终结了。世界上出现了许多新状况，而我们并未对此有足够认识。这就是我要在《战略远见》一书中讨论的。

　　梅：这些力量是非常实质性的，然而，在多大程度上你认为那个时候的领导人所作的决策导致了这一后果，例如伊拉克战争?

　　布：你是知道我在伊拉克战争问题持什么观点的。我认为这是一场灾难。这场灾难损害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合法性，损害了小布什总统以及白宫的名声。美国承担了高昂的代价：大量美国人牺牲，还有大量的美国人致残，这些损失绝非无关紧要。此外，美国还付出了高昂的经济代价，这些都加剧了中东地区的动荡。尽管萨达姆·侯赛因令人厌恶，然而，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他，他都是伊朗中东野心强有力的遏制对手。如今，一个分裂的、不稳定的、易渗透的伊拉克非常容易受到伊朗的影响，也容易被它颠覆。

　　梅：如果我们没有打伊拉克，你认为今天的世界会有什么不同吗?

　　布：中东可能要稍微稳定一点。我并不反对我们在阿富汗作战，我曾敦促高级决策者进行阿富汗战争，打掉塔利班，如果我们可以的话，同时摧毁基地组织，然后就撤军。然而，我们不应该在阿富汗呆10年之久，试图在一个中世纪一般的、分裂的社会中创造一个现代民主国家。进行阿富汗战争(不攻打伊拉克)虽然不是那么有利，但这样的话我们也只有一场战争而已。然而，我们进行了两场战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却没什么特别的益处。

　　梅：你最近写到了随之而来的全球权力中心以及经济推动力的转移，用你的话来说，是从大西洋转向了太平洋。你还认为，西方可以在这样一个新世界中保持一个强有力的地位。然而，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无论我们做什么，这样的转移都会将西方和美国抛在身后?

　　布：完全有可能，但是如果这种事情发生了，那也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因为这本可以不发生。我并不是否认亚洲、远东的重要性，但是我非常清楚亚洲和远东的主要大国都存在内部困难，他们之间也存在着非常危险的潜在冲突。在这个方面，我们有很大的操作空间。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他们的金融和社会生活总体状况，以及生活水平都不会优于我们。当然，如果我们整天折腾，止步不前，身陷囹圄，他们是可能超过我们的。

　　我非常担心一件事，美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具有投机性而不是生产性，在这种体系中，个人贪心而不是社会增长成了博弈者的主要动机。我们的税收体系有利于富人，这是非常不公正的，在经济上是无效的，因为它造成了更大的贫富差距。从长远来看，这种贫富差距是非常有害的，它会在人们中间制造分裂，激起阶级冲突。在我们的政治体系中，特权已经和机会主义融为一体。国会成了一个自我更生的实体，充斥着相对富裕和拥有特权的人，这些人只会通过有利于这个群体的法案和协议。结果，想要睿智地处理内外问题已经越来越困难。

　　这次选举令人沮丧。在所有我参与过的选举中，这次选举最为糟糕。之前的选举都包含有宏大和全面的议题，无论好坏，这些议题的结果基本上都是可以预测的。例如，2000年的时候就是这样，戈德沃特对阵约翰逊，后来的麦戈文对阵尼克松，尽管他们之间的分歧也是非常大的。现在呢，全是乱七八糟的口号、困扰以及令人痛苦的社会焦虑。

　　梅：你在书中谈到，今天世界各地的大学生们相当于–用你的话来说–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他们就像工业化早期的那些焦躁不安的、心怀不满的工人，容易受到意识形态风潮和革命动员的影响。”你认为，这是世界不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你认为，在未来的20年内，这种会造成动荡的力量能够被遏止或控制住吗?

　　布：我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力量所处的历史环境。这些力量在中欧确实被遏止住了，但我们需要记住，中欧在100多年前，也就是1848年的时候已经经历了一连串的革命。中欧有着名副其实的民主传统，这对波兰的瓦文萨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瓦茨拉夫·哈维尔这样的杰出领导人非常有利。他们领导的运动本身就是民主的，因此能够产生民主政体。我认为在今天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这其中自然包括中东，你面对着颇为类似的现象，但这和中欧的情况是有所差异的。这些地区中东地区的运动是民粹主义的(populist)。当然，中欧的运动也是民粹主义的。但是，中东地区的运动并不带有民主价值观，这意味着他们在宪政主义和法律体系方面也没有广泛的共识。

　　因此，这些运动很有可能是一边倒的，也可能是偏狭和狂热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被狭隘的宗教情感所驱使。所以，我并不认为每一个反对独裁政权的所谓民粹主义的暴动都会导致民主政权的产生。这些运动产生的政权可能会反对腐败和独裁，但随后则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

　　梅：在书中，你认为美国在世界上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是非常重要的，这有助于美国影响其他国家和民族。在多大程度你认为美国冷战以后做的事情有利于这个目的，在多大程度上你认为伊拉克战争以及其他一些事情损害了美国的形象?

　　布：我认为我们已经减弱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合法性，这是非常不幸的。这导致了世界上一些地方流行着实质上是与美国敌对的情绪。我们忽略了这些，我们的行事方式就像我们有着某种天赋使命。乔治·W·布什曾说过：“美国是上帝所选，成为世界楷模乃是美国的历史使命。”然而，这也牵扯到其他的问题，所以也不能什么事都责怪美国。我认为，已有迹象表明，本世纪将会与上一个世纪迥然不同。在全球权力方面，二十世纪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那就是主要强国之间为了支配地位和霸权的斗争，三个重大事件塑造了二十世纪：一战，二战与冷战。我们崛起为首强，但行为方式十分笨拙。

　　但是，这也不全是我们的错。我们可能无法成为我们想要成为的那样–世界楷模，因为世界已经变得更为多元化了。全球政治觉醒让这个世界变得更为复杂和动荡，我们面临着新的全球威胁。我们不得不开始理解，我们必须以不同的方式行事。我们不得不重新建立联盟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写到了一个正在复兴的、更为庞大的欧洲，这个欧洲正吸引着俄罗斯和土耳其。这就是为什么我写到了美国在亚洲的卷入：并非卷入大陆，不介入大陆的任何战争，只是从外部制衡，有点像大不列颠19世纪对欧洲大陆做的那样。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这一点，我们就仍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力量，然而，现在我们不得不理解这些。我们必须有能够理解这些的领导人，他们必须理解正在发生的重大历史变革，在这一变革中目前的世纪与前一个世纪迥然有别。然而，更为重要的，或者至少同样重要的是，美国公众需要对外交事务有着基本的理解。

　　真正令我担心的是，美国公众并不理解这个世界。他们甚至不了解这个世界。你们的杂志很重要，但你看看，它的发行量并不行。

　　梅：发行量非常小。

　　布：是啊。大多数人根本不了解世界，除了主要的三四家报纸，其余的报纸上都没有这些内容。公众们对世界非常无知，且易受煽动。这阻碍了美国领导人发挥领导力，即便他们很明智。当然，如果领导人并不明智，依靠一些简单的口号领导，那么情况会更糟。

　　梅：布热津斯基博士，你认为这种问题近年来加剧了吗?美国在上个世纪更了解世界吗?

　　布：如你所言，问题加剧了。我们没有上个世纪那么理解世界，原因简单：世界更为复杂了。以前，美国人并非比现在更了解全球史，美国人现在仍然非常了解全球史。美国人以前并不怎么了解全球地理，美国人现在也还是如此，这让人难堪。但是，他们知道希特勒威胁着全球安全。他们知道共产主义是个威胁。他们知道苏联威胁着我们的安全：苏联人想要埋葬我们(赫鲁晓夫语–译注)，他们有核武器。在这个意义上，公众的情绪反映了现实的一些基本的实质性问题。如今，现实远为复杂，更难理解。在我看来，奥巴马总统开头干得不错，他让美国公众了解了这一变化。但他并没有系统地采取行动。

　　我认为，我们今天面临着一个真正的问题：公众教育。此外，我们总统必须持续地与公众对话，向他们介绍全球事务、解释我所说的一些问题。奥巴马开始确实干得不错。我跟他谈过。他意识到了新的现实，这令人印象深刻。他在开罗、伊斯坦布尔以及勃兰登堡的演说确实不错。但他就此止步了。当然，他还面临着国内问题：金融危机。他有很多理由这么做。然而，事实却是，我们确实面临着现实的问题。今天，如果你注意一下公众对国际事务的讨论，再比较一下你们在《国家利益》上发表的或者其它类似机构发表的文章，你就会发现，二者的差距明显。

　　梅：我想稍微讨论一下我们将要面对的债务问题。你把这看成是我们最为危险的负担之一。难道这些问题现在已经无法解决了吗?这个问题就像悬在我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如果美国想要控制债务问题，需要怎么做?

　　布：好吧，首先，我不是专业的经济学家，我也不想装成那样。然而，我认为，在如今这个更为复杂的世界上，美国人需要在如何界定一个体面和负责任的生活方面达成一些共识。我想，我们还没有达成这些共识。我们到处宣传如何成功、如何“创造工作岗位”、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令人满意的物质生活。我们所界定的好生活是物质富足外加丰富的娱乐活动。

　　这些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美国的社会曾经吸引着全世界，那时，人们在美国梦上拥有广泛的共识，如今，这些共识不再存在。因此，我们现在需要认真考虑一下如何重建这样一个健康的美国社会。

　　梅：你认为，在创造这种共识以推动总统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上，我们是否会面临更大的危机?

　　布：恐怕你说的是正确的，我希望情况不是这样，但我认为情况可能如此。

　　梅：在你的新书中以及其他一些地方，你反复强调，找到解决巴以僵局的办法是推动美国在中东地区政策的重要前提条件。多大程度上，你认为两国方案(two-state solution)是停滞不前的，以色列极富进攻性地发展定居点难道没有减少建立巴勒斯坦国所需的土地吗?

　　布：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问题，这妨碍了两国方案。但我认为，两国方案比只承认一国建国权利对双方而言更能长久解决双方过去几十年来面临的困难。只承认一国建国的权利导致了众多的差异、冲突和痛苦的记忆，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任何一国会成为一个民众的国家。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一些人位居人上，身处底层的人则费尽心思往上爬，然后再压制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所以，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法。

　　然而，恐怕两国方案想要成功为时已晚，因为这需要双方达成名副其实的和解。现在的情况是，其中一方比另一方远为强大，它根本没有作出让步的动力。同时，另一方非常弱小，它害怕作出让步。与此同时，也不存在认真推动和平进程的外部势力，这主要是因为这样做会让美国总统面临许多国内问题。然而，我们是唯一有能力推动和平进程的力量。

　　我们已经陷入困境，我为那些卷入进来的人感到同情。我同情以色列。我经历过二战，我知道犹太人经历了什么。我也同情巴勒斯坦人。情况很糟，中东不断加剧的混乱使得在双方之间达成妥协越来越难，任何一方都感到受到了侵犯或者威胁，都怒不可遏。

　　梅：在我们上一期的封面报道中，以色列著名记者阿齐瓦·艾尔达谈到了以色列的人口变化，这种变化对达成两国方案或者更宽松的环境不利。你认为以色列的人口变化多大程度上阻碍了和平进程?

　　布：可能会吧，但我并不是社会动力学(social dynamics)专家。我首先倾向于把这看成是对美国不利的国际问题。从长远看来，这对以色列也极度不利。达成戴维营协议的时候我已经七十多岁了，当年我作为总统特使前往沙特和约旦斡旋，劝说它们支持巴以双方达成妥协。一些沙特人和约旦人认为十字军在耶路撒冷还存在，并且存在了90年之久，这令人震惊。然而，现在根本不存在这种事情。所以他们对时间的观念是和我们不同的。如果我们被赶出中东，我觉得这越来越有可能，那么以色列的未来会怎么样?

　　梅：下面这个问题有点类似电视上那些评论员常常被问到的问题。你认为美国攻击伊朗以延缓或阻止其核武项目的概率是多少，以及以色列这么做的概率是多少?

　　布：我想以色列这么做的可能性更大一点。我并不认为我们会这么做，因为不管我们多么关注这个问题，事实就是，这很容易导致战争，而想要结束它却很难。如果我们与伊朗开战，那我们如何结束这场战争呢?它会持续多久?谁将会协助我们?从更长远来看，这会导致什么样的国内问题?然而，以色列人的逻辑可能跟我们不太一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巴拉克让人感觉，即便他们没那么急切地想攻打伊朗，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也开始不耐烦了。

　　梅：如果战争爆发，你认为这将对中东地区的稳定局势以及全世界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布：我曾经公开说过这个问题。首先，我认为，伊朗人对以色列的报复将不会那么有效。他们会试图报复，但只是断断续续的，不会造成太大伤害，也不会是决定性的。伊朗人绝对会认为这是得到了我们的纵容的。他们会攻击我们，那他们的目标会是什么?他们可能无法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他们一定会尝试这么做的。我们会确保该海峡是开放的，但这样做会不可避免地消耗巨量能源。保险率将上升，可能还有些其他的损害。这对全球经济也不利。

　　然而，更为糟糕的是，我们会把欧洲人赶入俄罗斯人的怀中，他们一直在摩拳擦掌。目前的能源价格在90美元和120美元之间浮动，俄国人一直担心这种能源价格还不足以满足他们预期的预算。然而，一旦原油上升到200美元一桶，他们就安枕无忧了，而欧洲人则完全处于依附性的地位了。中国和日本将遭到损害，这也不利于全球经济。其次，他们会攻击附近的美国军事设施，他们可以立刻在伊拉克挑起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冲突，从而导致伊拉克局势动荡。他们也可以在阿富汗西部给我们找麻烦，这就意味着我们从阿富汗脱身将会是代价高昂或者十分困难的。然而，那时还会有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许多其他可能性，这意味着美国和该地区将纠缠在一起，战争造成的动荡将持续很久。

　　梅：这将导致整个中东地区陷入战火?

　　布：正解。你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现在的问题还不是无解的。我们是有选择的。我们可以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劝以色列人也不要这么做。这并不是珍珠港，我们并没有遭到攻击，因此没必要反击。最后但很重要的是，我并没有排除未来进行和谈的可能性，只要是真正的和谈。

　　梅：目前为止哪一次和谈并不是真正和谈?

　　布：伊朗是《核不扩散条约》(NPT)的签署国，他们有权进行铀浓缩活动，但这应该在一个很低的水平，这些和谈应该以此为基础。我认为，照此行事会产生效果，但是，如果这种协议必须包含有对伊朗来说羞辱性的安排，让它得不到其他签署方所享有的权利，他们是一定不会接受的。

　　最后但很重要的是，我认为，我们是有条件甚至是道德义务去为中东人民，尤其是以色列人做那些我们曾经为欧洲人、日本人和韩国人做的事。这就是，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个真正的定心丸，承诺美国的核威慑将保护他们，我们应该公开表明：“任何针对以色列的威胁，或者针对中东地区任何人的直接行动都将被视为针对美国的直接行动，后果自负。”我们成功地保护了欧洲人并威慑了苏联人，我们也成功地保护了日本人和韩国人，我们也一定能保护中东。

　　梅：最后一个问题，就对外政策而言，你能给我们的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打一个总分吗?

　　布：好吧，也有人问过这个问题。我不确定你是否想要这么做，因为我曾经的回答已经出现在媒体上了。我当时说的是A-，B+。

　　梅：为什么是这个分数，你能给出三个理由来吗?

　　布：我认为他在尝试稳定中美关系，合作是必要的，但我们还要保持警惕而不是制衡。我认为在和俄国人打交道的时候他很耐心，有时候有点过头了，但这种耐心是明智的。就欧洲人而言，他们知道我们依旧十分关注欧洲。我认为中东是最大的问题，但这也不全是他的错误。

　　梅：非常感谢。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zlwj/20141228118197_all.html

来源时间：2014/12/29 发布时间：2014/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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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政治独裁和经济自由都信奉“休克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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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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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帆来源：FT中文网

1973年9月11日，坦克开上了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大街，一边朝前冲一边开炮，战斗机呼啸而过，轰炸政府大楼。智利总统阿连德和他的支持者们被围困在总统府里。楼里只有36名总统的支持者，叛军向总统府发射了24枚导弹。阿连德自杀身亡。政变的发动者是皮诺切特将军。有着160多年民主历史的智利一夜之间变成了独裁国家。

　　根据已经解密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资料，美国在背地里支持了这场血腥的军事政变。美国将政治上左翼的阿连德视为眼中钉。当阿连德竞选获胜之后，尼克松总统就跟CIA的头子Richard Helms说，得想办法让智利经济“惨叫”。美国最担心的是阿连德会将智利的外国企业国有化。美国当时的对外投资约有20%流向拉美国家。美国的跨国公司，比如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担心自己在智利的投资会被收归国有，迫不及待地要求政府出面干预，扳倒阿连德。

　　正当皮诺切特的坦克炮轰总统府的时候，几个年轻的智利经济学家聚集在一家右翼报纸的印刷厂里，催促着工人赶紧印刷军政府的经济计划书。9月12日中午，散发着油墨香味的经济计划书已经摆在了军事司令部的办公桌上。

　　这些年轻的智利经济学家被称为“芝加哥小子”，因为他们都是在芝加哥大学接受的经济学训练。他们之所以能够到芝加哥大学，是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赞助。1953年，美国驻智利国际合作办公室的主任帕特森(Albion Patterson)和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一起访问智利，他们对当时以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为首的拉美经济学家深感厌恶。在这两个美国人看来，拉美经济学家都是“粉红色”的，他们离社会主义思想太近了。两人商量，何不设立一个项目，专门由芝加哥大学来训练一批年轻的，思想正确、作风过硬的智利经济学家?这个建议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但当福特基金会找到智利最好的大学智利大学的时候，被校长冷冷地拒之门外。智利大学的校长说，如果没有办法自己决定派学生到哪一所美国大学接受教育，我们宁可不接受这一恩惠。无奈之下，福特基金会找到了另一所名气稍差、但更加保守的大学，即智利天主教大学。智利天主教大学当时连经济系都没有。听到这么好的条件，他们立马就和福特基金会达成了协议。

　　从1956年起，一批批智利留学生源源不断地到芝加哥大学深造。每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都会有大约40-50名来自拉美的留学生，占其研究生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在哈佛或MIT，拉美留学生一般只有四五人而已。智利经济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人们在教室里、饭桌上，热烈地讨论左翼经济学家的政策到底错在哪里。

　　当这批学生学成归国之后，他们中有一批人回到智利天主教大学任教。1963年，智利天主教大学经济系的13名教师中，12名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他们被称为“芝加哥小子”。芝加哥大学希望这批学生回到智利，能够称霸学术界，进而影响决策的方向，但“芝加哥小子”们回国之后，一直被边缘化，没有人在意他们的奇谈怪论。

　　直到皮诺切特的部队在大街小巷搜捕左翼人士的时候，“芝加哥小子”们才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他们的老师，著名经济学家弥尔顿•弗里德曼后来说，皮诺切特一开始是自己蛮干，到收拾不了局面的时候才求助于“芝加哥小子”。这是撒谎。皮诺切特还没有上台之前，“芝加哥小子”们就已经参与了密谋。他们为皮诺切特制定的经济计划书就是证据。这份计划书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越写越长，最后被称为El Ladrillo，意思是像砖头一样厚的书。“芝加哥小子”们提出的建议和他们的老师弗里德曼的主张如出一辙：私有化、放松管制、削减公共支出。

　　乍看起来，政治独裁和经济自由似乎是一对奇怪的组合，事实上，它们的实质是一样的。它们都信奉“休克疗法”。

　　美国军方曾经将“震骇”(shock and awe)战术定义为，通过制造超过人们想象的恐惧和破坏打击对手。皮诺切特正是这样做的。他刚上台几天，就逮捕了上万人。一卡车一卡车的人被押送到圣地亚哥的两个足球场，士兵带着蒙住自己面目的告密分子，一个一个地指认谁是“颠覆分子”。士兵们把被指认出来的人拖到更衣室审讯拷打，很多人被就地枪决。

　　这种明目张胆的屠杀激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抗议，于是，皮诺切特和他的人变得更加“谨慎”。人们不再是被处决，他们只是“失踪”了。士兵和警察依然肆无忌惮地逮捕人，从家里抓人，在大街上抓人，坐在公共汽车上的妇女被揪住头发拖下车，一对在教堂举行婚礼的年轻夫妇，在亲友的众目睽睽之下被带走。他们被带走之后，就被关押、枪决，尸体被扔在荒凉的乱坟岗上，或是用直升飞机运到海上，抛进海里。为了防止尸体浮起来，秘密警察会先用刀把尸体的肚子剖开。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人被皮诺切特拷打或杀害，据估计，至少有10万到15万人被捕，上万人被害。

　　皮诺切特说，这些人都是极端的恐怖分子，他这么做是为了防止智利被赤化。事实上，被害的大部分人都是普通的工人、农民、企业家和学者。他们之所以被害，不是因为他们手中有凶器，而是因为心中有信仰。著名的民谣歌手Victor Jara就是其中一员。凶手们先把他的双手剁下，这样他就不能再弹吉他了，然后，他们朝他射出了44发子弹。智利大学经济系有很多师生不同意“芝加哥小子”们的主张。一天，在经济系的大门口，六位学生被当众枪杀，为的就是要“震骇”。Orlando Letelier原来是阿连德总统的驻美大使，后来被皮诺切特关进了牢房，发配到苦役集中营。1976年，他终于被解救出来，到了美国华盛顿，在一家进步主义的智库做研究。他写了一篇抨击皮诺切特和“芝加哥小子”的檄文。一个月之后，当他开车上班，穿过雍容华贵的使馆区的时候，一颗遥控炸弹爆炸了，汽车被炸得飞上了天，Letelire的双腿也飞上了天。他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就死去了。

　　政治上的“震骇”为经济上的“休克疗法”铺平了道路。皮诺切特听从了“芝加哥小子”们的建议：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放松管制，尤其是对金融投机的管制;降低进口关税;削减10%的政府开支—当然，军事支出大幅度提高了。

　　经济奇迹出现了吗?

　　阿连德总统执政期间，智利经济并非没有问题，通货膨胀率曾达到150%。皮诺切特执政之后，通货膨胀率继续攀升，到了1974年达到375%，这是当时世界各国最高的通货膨胀率。这是怎么一回事?1975年，弗里德曼和他的同事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飞到圣地亚哥，受到了摇滚明星一般的热烈欢迎。皮诺切特犹豫地问大师，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大师斩钉截铁地说，你唯一做错的地方是改得不够快，不够彻底!

　　1975年，“芝加哥小子”们将公共支出进一步削减27%，到1980年，智利的公共支出已经降至只有阿连德总统时代的一半。被砍掉的主要是公共教育和医疗卫生，医疗保险和公共养老金都被私有化。弗里德曼的休克疗法实行的头一年，智利的国民经济总值下降了15%，失业率从阿连德时代的3%飙升至20%。

　　可是，举世闻名的“智利经济奇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皮诺切特一共在位17年，多次变换政策方向。最重要的一次是在1982年，当时，智利经济仍然处于高通胀、高失业的困境，而且，由于放松金融管制，智利积累了巨额外债。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皮诺切特用了当年阿连德的招数：他将很多银行、企业收归国有!智利经济之所以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没有崩溃，是因为皮诺切特留了一手，尽管他将很多企业都私有化了，但却留下了Codelco，智利的国有铜业公司。这一家公司就贡献了智利出口收入的85%。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智利经济逐渐稳定，并出现了快速增长。但“芝加哥小子”留下的后遗症还在。这是一种极其不平等的增长。1988年，智利45%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外国产品潮水般涌来，大批国内企业破产倒闭，工人失业。低收入家庭受到物价腾跃的冲击更大。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原来是弗里德曼的学生，他在芝加哥大学老是听人讲智利的左翼政策多么多么地失败，最后他感到很好奇，一定要跑到智利亲眼看看。当他到了智利之后，马上喜欢上了这个国家，留下来在智利大学教书。弗兰克目睹“芝加哥小子”给智利经济带来的痛苦，写了一封致弗里德曼和哈伯格的公开信，里面就写到：在阿连德时代，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用其17%的收入就足够支付食物和交通费，但在皮诺切特时代，普通工薪阶层用其收入的74%，只够购买面包一项支出。家里买不起牛奶，孩子们饿着肚子到学校，学校里也没有牛奶，因为这项公共福利被砍掉了，很多孩子晕倒在学校，还有很多孩子索性退学了。

　　弗里德曼从来也没有承认智利的“休克疗法”存在缺陷，也从来没有为自己和皮诺切特的合作表示过自责。他至死坚信“休克疗法”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2005年，就在他去世前一年，卡特里娜飓风侵袭了美国的路易斯安娜州，新奥尔良成了重灾区。90%的建筑物遭到破坏，数十万人流离失所。新奥尔良成了人间地狱，到处充斥着抢劫、强奸、纵火等罪恶。留在市中心的除了遍地死尸，还有缺粮缺水、无依无靠的老弱病残。

　　弗里德曼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他一生中最后一篇文章。他说，“这当然是一场悲剧，但又是一次机会。”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休克疗法”的绝佳机会，彻底地改革当地的教育体制，废除公立学校，实行教育券制度，一切交给私人企业家!

　　【作者注】本文取材于Naomi Klein, 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Penguin Books, 2008.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qqgc/20141227118186_all.html

来源时间：2014/12/29 发布时间：2014/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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