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政见CNPolitics 来源：新浪微博
虽然当前中美关系发展正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但对于“核心利益”概念的争议已成为中美达成“新型大国关系”共识的主要障碍。求同存异、搁置争议、尽快打破“新型大国关系”共识僵局，对于两国都是“双赢”局面。全文阅读
来源时间：2015/3/31 发布时间：201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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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中美要共同推动全球贸易】
作者：环球市场播报 来源：新浪微博
李克强：中美要共同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希望美方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解决中资企业赴美投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尽快批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方案，支持把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实时财经新闻直播http://t.cn/RP2dOz8
来源时间：2015/3/31 发布时间：201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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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财长访华为了啥】
作者：新国际 来源：新浪微博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３０日说，美国总统特别代表、财政部长雅各布·卢访华，是为了准备６月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于９月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此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见了雅各布·卢。双方都表示，中美两国都期待对方经济成功，双方合作对全球经济增长意义重大。
来源时间：2015/3/31 发布时间：201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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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默对话福山：中美体制比较】
作者：观察者网 来源：新浪微博
中国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肯定，福山则在新书中细剖美式民主流弊、唏嘘美利坚衰败。2014年11月24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董事、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世默先生在北京对话福山，对中美制度及发展模式展开讨论。全文阅读
来源时间：2015/3/31 发布时间：201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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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将于6月加入亚投行？】
作者：微天下 来源：新浪微博
英国《金融时报》30日报道，据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透露，日本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加入亚投行，他与日本商界领袖相信，日本将在6月加入。报道称，此举将被视为日本与美国分道扬镳，使美国成为唯一一个大例外。（新浪）
来源时间：2015/3/31 发布时间：201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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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长和：美国衰落不是因，中国崛起不是果
作者：邓媛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访谈嘉宾】苏长和，知名国际关系学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访谈动机】
今年年初，中外舆论场悄然掀起了一股讨论“中国世纪”与“美国世纪”的热潮。
这源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施蒂格利茨在美国《名利场》杂志2015年1月号上发表的《中国世纪》一文，施蒂格利茨写道，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14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从2015年开始世界进入“中国世纪”。
“中国世纪”替代“美国世纪”了吗?美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无疑反对施蒂格利茨的看法。“人们很容易忘记美国如今依然是全球巨擘。”约瑟夫·奈说。
日前，这位美国“泰斗”级别的政治学者出版了新书《美国世纪结束了吗》。他在其中表示，虽然与二战结束之初相比，美国的产出占全世界GDP的比例已大幅滑落，但这不过是全球回归正常的表现。别忘了，跨国企业500强的近一半属于美国，全球20个最强品牌中有19个是美国的。
他在评价中国时表示，中国虽然在不断发展，在国际舞台上将取得更大空间，但北京面临的严峻内部挑战(如环境污染、人口老龄化等)可能会干扰它的崛起。更重要的是，中国对移民不具有像美国这样的开放态度。因此，“中国有13亿人的智慧可利用，美国则有全世界70亿人的智慧可利用。”
那么就此话题，中国学者又怎么看呢?日前，国内知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复旦大学苏长和教授接受了《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的专访。
★先驱语录
★“中国世纪”如果真的来了，它也不是建立在“美国世纪”衰落的基础上，是靠亿万中国人民勤劳奋斗来的。同样，“美国世纪”真的黯淡了，也与中国崛起无关。
★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非一无是处，但是它本身确实到了改革的时候，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为国际体系做了许多制度创新，也在倒逼美国对其主导的国际体系作改革，这是好事情。
★美国还没有从心理上适应过来，说白了，美国习惯了“自己出主意，别人出力”的国际关系思维，这次“中国出主意、大家一起来出力”，它没有这个思想准备。
★如果中国像美国用主导思维来发起成立世界银行那样，设计亚投行的治理结构，亚投行就成了世界银行的翻版，这还是一种过时的霸权思维，不会是制度创新。
本报记者 邓媛 发自北京
中国崛起与美国衰落不是因果关系
《国际先驱导报》：您认为，随着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估算)，“中国世纪”到来了吗?这同时意味着“美国世纪”将结束?
苏长和：我觉得人们需要换个思维看世界，所谓“中国世纪到来了就意味着美国世纪结束”这个判断，本质上是你输我赢、“有我无你、有你无我”的对立思维。这种思维不是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思维。美国学者如果换个角度，从中国和平发展为美国带来收益来看中国崛起，可能就不会产生中国崛起意味“美国世纪”终结这样的判断来;再比如，媒体和学术界可以探讨这样的问题，就是如果没有中国的崛起，美国是否衰落的更快?我认为，这样看中美关系，就是一种和谐共生思维，而不是零和思维了。现在人们受到美国教科书中强调权力斗争的现实主义思维影响较深，所以需要共同学会用新型国际关系思维看世界。
“中国世纪”只是一个名而已。历史上东亚长期以来有多个中国世纪，当然那时候我们不用这个西方外来的名。我认为“中国世纪”即使来了，中国人也会以平常心和“来之而不觉”的坦荡心理看待这个问题。所以外媒很奇怪，为什么中国到处解释自己不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是，“美国世纪”对美国来说含义就不一样，美国建国历史短，只经历过一次“美国世纪”，容易产生历史只有上坡没有下坡的认识心理，因而对这个问题很敏感。对中国来说，中国“世纪”是复数，但是对美国来说，美国“世纪”是单数。
从民族精神、价值理念、制度力量、国际意识、制造能力等指标看，中国确实是一个欣欣向上、活力迸发的大国，说“中国世纪”也不为过。但我不同意在中国崛起与美国衰落之间形成因果认识。“中国世纪”真的来了，它也不是建立在“美国世纪”衰落的基础上，是靠亿万中国人民勤劳奋斗来的。同样，“美国世纪”真的黯淡了，也与中国崛起无关。在21世纪，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很可能还有其他巨大经济体的崛起，或者其他经济体的世纪，“非洲世纪”、“印度世纪”都有可能，更多地区的崛起让世界政治更精彩。
不要把中国创新简单解读为挑战美国
Q：那么“中国世纪”与“美国世纪”讨论背后的实质问题是什么?到底是美国的焦虑，还是当前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越来越过时?还是确实到了一个全球权力交接的拐点?
A：“中国世纪”与“美国世纪”话题的讨论，反映了当前国际关系出现了一些具有新的世界历史特点的变化。这次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变动不是疾风骤雨式的，而是和风细雨式的，由一系列看似孤立实际上是一连串重要事件组成的。我不太使用“权力交接”这种带有刺激别人的词语，宁愿用国际关系向更高阶段发展来描述当今世界政治变化。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非一无是处，但是它本身确实到了该改革的时候，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为国际体系做了许多制度创新，也在倒逼美国对其主导的国际体系作改革，这是好事情。
中国不会陷入与美国争夺世界政治主导权的争霸之中，我们外交已经反复强调了这一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标准就是不与别人争霸，但会坚决维护国家权益。媒体不应该学西方媒体那样，把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做的许多创新，都简单解读为是挑战美国、与美国争夺世界政治主导权。比如最近的亚投行，这明明是中国为国际关系所做的制度创新，为国际体系改革做了极大的增量，增益其所不能，但却被部分媒体视为是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难道国际体系进步不应该鼓励像中国这样的制度创新吗?如果不鼓励各国在国际关系中进行制度创新，国际关系怎么能进步?
争霸思维是美国特色外交理论的思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思维是和平发展、和平共处、和谐共生。正因为如此，中国提出中美应该共建新型大国关系，这是真正造福世界和平的事情。美国还没有从心理上适应过来，说白了，美国习惯了“自己出主意，别人出力”的国际关系思维，这次“中国出主意、大家一起来出力”，它没有这个思想准备。
亚投行不是世界银行的翻版
Q：在约瑟夫·奈看来，未来亚投行可能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取得更大空间的表现，但不足以体现中国的主导力。是这样吗?
A：“主导”这个词都是美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流派的惯用词汇，用“主导”这个词是看低了中国智慧。如果中国像美国用主导思维来发起成立世界银行那样，设计亚投行的治理结构，亚投行就成了世界银行的翻版，这还是一种过时的霸权思维，不会是制度创新。而亚投行则是国际体系中的制度创新，中国也不会像有的国家那样出的钱多或者利用关键少数股份一定要去控制它，与其讨论谁来主导亚投行，倒还不如认真讨论亚投行如何对亚非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共同发展发挥作用。所以，志同道合最关键。我认为，亚投行会更多体现中国制度中协商民主的成分，形成协商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真正主导亚投行的不应该是某某国家，而是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和思想，这样亚投行就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道路在此方面有很多好理念。
假设中国来管理这个世界
Q：在您看来，与美国这个世界超级大国相比，中国还有哪些差距?
A：这个问题要辩证地看。中国与美国相比有差距，美国与中国相比也有差距。双方各有比较优势。就中国与美国差距来说，我挑一个人们不太重视的一点，就是语言使用市场规模。英语在世界使用范围广，这为美国带来巨大的知识收益，美国从中可以汲取外部脑力资源。美国互联网企业能够成为世界性的，得益于英文的使用范围，相反，法国、德国、意大利就不可能出现世界性互联网巨头，语言限制摆在那里，同样，中国近年来涌现出很多大型互联网企业，得益于国内近14亿使用中文的语言市场规模，但是，中文互联网走出去就很难，因为外部世界没有像英语那样的中文市场规模。
设想一下，假设中国来管理这个世界，中国很可能用的国际“官文”是英语，即将开业的亚投行，很快就会碰到这个问题，中国届时组织大家来开会，工作“官文”只能是英语。这会非常尴尬。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提高到战略高度来补足的差距。
因此，我认为中国一定要有百年之志，将中文变成国际语言，这是真正的文化软实力战略。此事很艰难，需要多代人接力做，不可因此之难而不为。所以媒体一定要多鼓励孔子学院，不要简单跟着外媒批评和否定孔子学院。
中美两国存在“改革竞赛”
Q：约瑟夫·奈认为，美国将继续占据主导地位的最重要原因是，美国还没有一个切实的对手。中国自身面临内部的严峻考验：比如污染、人口老龄化、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人才流动封闭等等。您对此怎么看?
A：奈不是个中国问题专家，他关于中国的判断可能只是从英语媒体上看到的。例如，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效率低下这个判断就很轻率，说到国有企业就想到效率低下，确实值得商榷，再比如人才流动封闭，中国的人才流动机制相对很活跃，我周围许多优秀的年轻学者都是靠勤奋和努力晋升起来的。当然，他指出的问题确实是中国现阶段面临的一些问题。中美两国都面临着内部考验，美国族群分裂问题、南北矛盾问题、人口结构的变化问题、军工企业尾大不掉问题、军事联盟负担问题，等等。总之，大国都有大国的难处。因此，中美两国存在改革的竞赛，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奥巴马竞选时提出“改变”的口号，其实想做的也是改革。
Q：美国为了延续“美国世纪”，会加大遏制中国的力度吗?
A：要说不遏制那是假的，关键是怎么看这个问题。从美国来看，问题是遏制战略与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哪个更能延续“美国世纪”。如果总是从“中国崛起对美国是个坏事情”出发考虑问题，当然会选择前者，如果从“中国崛起对美国是个好事情”出发考虑问题，就会倾向于后者。美国国内对中国崛起的看法也存在差异和矛盾，矛盾是可以转化的。所以我认为，世界要支持美国国内的和平发展力量。同时，也要逐步通过话语和议程设置，让美国了解与中国共建新型大国关系，会延续“美国世纪”。
“一带一路”对美国有启发
Q：约瑟夫·奈在新书中表示，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仍然领先于世界。中国现在推行“一带一路”战略，如果落实，会不会打破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
A：我们换个思维，不要总是从“挑战”、“打破”看这个问题。无论“美国世纪”还是“中国世纪”，可能都需要依靠“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看，“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最终可能带动整个沿线国家发展的世纪，也就是一个“一带一路”的世纪。这样包容性地看问题，大家就能携手合作起来。过去一百年，少数国家发展富裕了，将来一百年，更大多数国家发展富裕了，所以，“一带一路”意义在这里。
“一带一路”对美国搞好周边外交也有启发。美国两面靠洋，可谓有“两路”，但是一直缺乏与拉美的“一带”。所以，中国参与到拉美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对美国是机会而不是挑战。
Q：所以您强调还是应该以客观、理性的“平常心”来看待“美国世纪”与“中国世纪”这样的话题?
A：外媒讨论“中国世纪”，有赞许的，也有高捧的。关键是中国人自己要有谦虚和自知之明，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做好自己的事情。中国有自己的智慧对待这个问题。
来源时间：2015/3/30 发布时间：2015/3/29
旧文章ID：2893
陈如为：美国智库影响力为何那么大？
作者：陈如为 来源：《秘书工作》2015年01期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研究项目发布的《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显示，2013年全球共有智库6826个，其中美国智库最多，为1828个，中国智库数量居第二位，为426个。
从综合影响力看，目前，全球前十名顶级智库中，有六个是美国智库。综合影响力主要看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提出了多少原创思想和新的政策建议;二是为政府输送了多少专家型官员;三是举办了多少高级别的研讨会;四是在教育公民看世界方面作出了哪些贡献;五是在帮助政府官员调解和处理冲突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一、战略思想和政策选择主要来自智库
二战以来，美国历任总统提出的各种战略和政策，其原创差不多都来自美国智库。
例如，美国第一个私营研究机构——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16年成立的政治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Government Research)。它先后建议美国政府参加两次世界大战。二战结束后，它立即提出对外施行“马歇尔计划”“制裁流氓国家计划”，对内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创建联邦预算规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建议。
又如，二战刚爆发，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搞了一个大规模的“战争与和平研究项目”，先后向美国国务院提供682份研究成果备忘录，其中“占领德国”“创建联合国”“遏制苏联”等政策建议，均来自上述备忘录。
再如，冷战结束出乎美国预料，老布什政府不知如何应对。对苏联研究极深的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和兰德研究院(RAND)很快提出“扩大北约”“退出反导条约”“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等冷战后美国的主要战略构想。大学里的知名学者也不甘寂寞，最著名的是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他于1993年提出“文明冲突”理论，成为2001年“9•11”事件后反恐对策研究的基础。
二、智库为政府源源不断输送专家型官员
随着智库对美国战略思想和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智库内知名专家越来越多应邀进入政府担任要职。同时，越来越多的下野官员回到智库继续从事研究。这种所谓“旋转门”的良性循环，对美国智库的发展、对政府尽可能正确地决策都起到积极作用。
一方面，进入政府的专家学者不再空怀壮志、纸上谈兵，而是一展抱负、实现理想，而且他们从政后比其他官僚更愿意听取智库的意见。
另一方面，回到智库的前政府官员，由于在职期间积累了丰富经验，再研究问题时，其思路和提出对策的针对性更强，更易被决策者采纳。
据统计，频繁出入“旋转门”的专家学者，大多数来自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协会、传统基金会、美国企业政策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等智库。
他们当中担任过国务卿的，有大名鼎鼎的亨利•基辛格、乔治•舒尔茨、詹姆斯•贝克、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担任过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有亨利•基辛格、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康多莉扎•赖斯等。至于担任其他部长、副部长、助理部长、局长职务的专家学者，则不胜枚举。统计数据显示，仅在里根总统任职的八年中，应邀走出美国智库进入政府的专家学者，竟多达150余人。
最新的一个例子是，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威廉•约瑟夫•伯恩斯2014年11月3日辞职，到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Peace)接任总裁。
三、美国智库影响力超群的主要原因
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智库影响力之所以巨大，是因为美国智库敢于进行创造性思维，且美国社会为创造性思维提供了优越条件。
(一)美国智库赢在教育起跑线上
1998年4月，我作为新华社洛杉矶分社记者，采访加利福尼亚州哈岗拉朋特联合学区教育委员会委员诺曼•徐、教育总监约翰•克拉马，以及副总监加里•马楚莫托。我问他们：在世界中学生数理化竞赛中，美国学生成绩往往是倒数，而美国的科技发明却领先世界，原因何在?
他们的回答是：美国的教育制度更注重鼓励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美国整个社会都忌讳因循守旧，崇尚标新立异。美国的老师欢迎学生怀疑、反驳、否定前人的理论和既定的做法，向老师甚至向专家提出挑战，但必须有合乎逻辑的理由。美国老师给学生打分和评级的依据是：答案有没有道理，是否合乎逻辑。因而美国学生勤于动脑筋和善于动脑筋，富于创造精神，虽然他们参加现行的考试不一定得高分，但是就业后适应能力强，发明、专利多。
(二)美国智库得到民间资助和支持
美国文化崇尚“强”，认为“强”即是“美”，瞧不起“弱”，认为“弱”即是“恶”。所以，强者应当更强。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美国民间基金会慷慨支持各领域的前沿研究。
例如，美国第一个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就是当时的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于1910年捐资建立的。此后美国铁路大王亨廷顿、报业大王赫斯特、汽车大王福特、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等，都曾捐巨资帮助各行各业的智库。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随着信息网络工业在美国西海岸异军突起，微软、惠普、英特尔等公司的老板们在暴富之后成立的“盖茨夫妇基金会”“戴露普家庭基金会”“穆尔夫妇基金会”等，依然是美国各类智库的资金重要来源。
戴露普家庭基金会(David and Lucile PackardFoundation)捐款五原则中最重要的两条是：一，支持和奖励各行各业已作出最杰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特别是支持和奖励最杰出的思想和努力;二，要有长远的眼光，发现和支持那些在提高效率方面最有可能作出独特贡献，或最有可能作出战略性贡献的个人、组织、项目等。
以兰德研究院为例，目前的研究经费为2.63亿美元，其中包括34个基金会的捐款和35个企业的资助。有些企业的资助是以合作的形式进行的。民间的资助为美国智库的生存、发展以及探索独立见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美国智库植根于相对包容的体制
智库的创造性思维和独立见解如果不能传播开来，其影响力就会非常有限。美国在言论和新闻方面的环境比较宽松，为提升美国智库影响力发挥着重要作用。
现代社会，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舆论影响，而舆论则主要受媒体影响;不言而喻，智库要影响到决策层，首先要影响媒体。所以，美国智库千方百计通过媒体兜售自己的新发现、新思想、新对策。早期美国专家学者主要在报章杂志的言论版上发表新见解，随着传播手段的革新，现在主要在电视台、因特网直播节目里接受访谈。为了更及时准确地发声，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甚至自建电视台和电台，由有关专家学者及其领导的课题组以举行最新研究成果发布会的形式，直接向大众传播最新研究成果。
相对包容的环境对美国智库创造性思维和独立见解的最重要贡献是，宽容它们提出的“标新立异”的想法乃至“异端邪说”。在美国境内举行的各种研讨会上，主办者往往刻意聘请意见对立的专家学者做主旨发言，通过激烈辩论判断谁是谁非。
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前的候选人辩论演说，可说是美国智库集中展示各自研究成果的“集市”或“庙会”，促使美国智库的影响力一次次达到高峰。因为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其候选人都到智库里物色与自己执政理念相同的新思想、新对策，武装自己的头脑。
美国选民通过候选人的激烈辩论，可以看出哪些新思想、新政策对自己有利，从而决定把自己手中的选票投给谁。有经验的国际政治观察家可以通过候选人的激烈辩论，洞察美国思想界的激烈交锋。他们观察研究美国总统大选，重点不是看谁胜谁负，而是看哪些新思想占上风，会演变成什么样的新政策，将对美国和世界带来哪些新的影响。
(四)美国智库善用外脑和异见
不少人认为，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少于中国对美国的了解。笔者对此不敢苟同，至少在智库领域，美国智库对中国的了解，可能要多于中国智库对美国的了解。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智库大量吸收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世界各国学者参与研究相关课题。
以兰德研究院为例，它现有1700名员工，其中约800名为专业研究人员，约600名为特约顾问和特约研究员。他们来自47个国家，使用65种语言。改革开放后，大批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到美国留学进修后，部分人留在美国工作，也有不少进入美国智库。现在美国智库里研究亚太和中国的项目中，有不少华裔面孔。他们的加入，对于美国智库了解亚洲和中国帮助非常大。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智库欣赏挑战和批评，大批外脑特别是华裔学者加入后，不断帮助美国智库纠正以往的研究盲区和认识盲点，使得美国智库的相关研究更有针对性，更全面、深入。我们不妨来看看下面的例子。
“美国人对我(华裔学者杨恒钧)另眼相看的原因，就是我费尽心机，找出被他们忽视的弊端和弱点，对他们提出批评和攻击。(他们请)我参与各项研究项目的主要工作就是找到项目的漏洞，也就是找到美国各项政策和策略中的弱点和缺点……
记得1998年底，在美国国防部、情报部门、大西洋理事会和华盛顿大学联合举办的一场模拟战争中，我当时分配的角色是韩国情报部的首长。由于对这种理论推演游戏并不熟悉，我一开始比较被动，但很快就进入角色。进入角色后，我马上就发现设计这场模拟战争的美国人对中国很多方面存在认识误区，不客气地打断他们，指出他们犯下的两个致命错误，将直接导致他们在整个模拟战争中向错误方向发展。我的美国朋友听得目瞪口呆，后来还派专家专门过来向我请教……
就在美国人目瞪口呆的同时，我也突然清醒过来，我这个愤青在干啥呢?在骨子里，我对美国是不满的。批评美国，是我到美国后找到的为中国辩护的最好办法。可是，我现在心里慢慢明白，我这样批评美国并不是在为中国辩护，而是在帮助美国，为美国效劳呀……”(摘自《我为什么不再批评美国》，作者杨恒钧)
四、美国智库的基因缺陷
智库是文明和文化的高级载体。西方文明和美国文化的基因缺陷，也体现在智库身上。西方文明和美国文化过分崇拜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这导致美国智库在研究国内问题时，出发点和着眼点往往是个人利益以及由此延伸出的集团利益和局部利益，在研究国际问题时，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往往是极端自私的“美国利益至上主义”，甚至不惜从“美国例外论”的角度思考问题和对策，导致很多本来有可能解决或缓解的国际国内问题，长期找不到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智库曾就如何防止美国卷入危机有一场大辩论。东部智库的主流意见是，美国政府应当把重点放在加强跨大西洋经贸关系上;西部智库的主流意见是，美国政府应当把重点放在跨太平洋经贸关系上。我曾就此询问过几家美国大企业的老板：美国智库都说自己的研究是独立的、客观的，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东西部智库的专家学者给出的答案如此泾渭分明?他们的回答一针见血：你得看看他们的研究经费是从哪里来的。
类似的情况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也屡见不鲜。比如，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智库纷纷开展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的研究，连美国国会研究局(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也拿出一系列研究课题和研究经费，在其网站上招募世界各国研究人员帮助它寻找遏制乃至消灭国际恐怖主义的解决方案。
有人建议我所在的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申报其中的一个研究课题。我浏览这批课题后，决定不申报。因为美国国会研究局对有关研究有个要求：不要从美国方面寻找导致恐怖主义的原因，也不要在这个基础上寻找解决方案。这个要求与我的长期观察和研究结论恰恰相反。
我此前在中东地区做过四年常驻记者，后又在美国做过四年常驻记者。我的结论是：国际恐怖主义的成因固然很多，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半个多世纪来，美国一味支持以色列，在安理会多次否决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的决议，导致中东伊斯兰极端主义者铤而走险。因此，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重要一环，显然是美国应改变其极其不公的中东政策。不让研究这个主要原因，怎能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我想，这可能也是美国智库迄今未找到解决国际恐怖主义有效方案的主要原因。
由于美国文化中极端自私的基因，在研究世界问题时，美国智库还自觉不自觉地给美国政府出了不少馊主意甚至坏主意。
美国政府至今不签署152个国家批准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2001年带头退出183个国家批准的应对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冷战结束后出尔反尔，单方面退出同苏联签署的《反导条约》，研究部署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和战区导弹系统。美国甚至用“多重标准”对待189个国家批准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对朝鲜、伊朗制裁、封锁、武力威胁，但同非条约签字国(印度)开展核合作，对非条约签字国(以色列)拥有核武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这些遭到世界多数国家嗤之以鼻的对外政策背后，都可以看到美国智库的影子。
来源时间：2015/3/30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2892
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从美国经验得到的启示
作者：David A. Lake 来源：国关前沿通讯
戴维·莱克(David A. Lake)教授复旦大学讲座：《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从美国经验得到的启示》
2015年3月24日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主持人：唐世平教授等
戴维·莱克(David A. Lake)，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政治学教授，1984年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目前主要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他最著名的著作是《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出版于2009年。他曾经当选InternationalStudies Association主席(2010年—2011年)，也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本讲座将围绕国际等级制体系展开，分为三个部分进行阐述：一是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体系和等级制体系的区分;二是解释一些与等级制相关的理论内容;三是以美国为例，讨论如何建立并管理与其他国家的等级制体系。
莱克首先解释了一个基本名词——权力。政治学者、国际关系学者们对这个词都不陌生，简单来说，A让B做某件他并不愿意做的事，这种能改变他人行为的能力就是权力。权力分为两种形式：强制和权威。强制形式的权力就像你路上遇到一个抢劫犯，他直接掏出枪指着你，问你要钱还是要命。通过武力威胁，让你知道，如果不遵守他的要求，你的下场就会很惨，这就是典型的强制手段。权力的另一种形式是权威，主导方提出合理的规定与法律，附属方觉得有义务遵守。例如：政府可以制定法律，公民有权遵守法律。同样是向公民收钱，政府规定公民交税与抢劫犯抢钱，肯定是不一样的。
然而，以上解释并不能明显区别强制与权威。因为有权威的政府也可以在公民不遵守法律时，采取罚款、监禁等强制手段，但如果公民觉得这样的惩罚方式比较合理，那也许就不算强制。
相较之下，强制手段代价很大，而且根本无法在国家范围内实施，因为政府不能用枪指着每个公民让他们妥协;最好的方法就是政府制定合理的法律法规，人们自动就会遵守，通过公民的自我约束来管理国家。国家之间也是如此，每个国家都想主导其他国家，这种想法很正常，但采取的方法不同，有些情况会强制，有些情况建立权威，但一般来讲，还是后者更有效。权威是一种合法性的权力。
目前的国际社会中，一共存在两种国家关系，一种是无政府关系，也就是两个国家没有任何联系。比如美国与俄罗斯、中国、东南亚国家、南非等都不存在从属关系，因为这些国家独立能力很强，也不需要其他国家来援助其国防。另一种就是等级关系，也就是上述的权威建立。很多国家都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多重角色，比如美国与拉丁美洲、欧洲、东北亚、日本、韩国存在等级关系，但与某些国家没有从属关系，反过来美国也可能成为其他国家的附属国。不存在某个国家高于所有国家的情况。我想再深化一下“权威”这一概念，就是附属国意识到主导国有权提出某些要求，这些要求必须合理合法，那么附属国就有义务服从。在古代，等级制是以帝国的形式存在的，而在今天等级制则是以势力范围或保护国的形式存在的。
在莱克教授看来，等级制体系其实是主导国与附属国之间的一种交易，主导国向附属国保证其社会秩序优良稳定，附属国就会服从主导国的要求。这个交易有两个前提：一是主导国所提出的交换条件要足够诱人，它能保证的社会秩序必须是附属国想要实现的;二是主导国必须承诺不会滥用权力，且其要求必须合理，附属国才会遵守。
国际等级制体系下，主导国可能从两方面控制附属国——外交与经济。外交控制，就是将附属国的外交政策逐渐交由主导国管理，附属国在外交方面没有太多的自主权;经济控制，就是控制附属国的经济政策，更有甚者通过要求该国使用主导国的货币，以此控制其经济命脉。例如：厄瓜多尔厄瓜多尔是南美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近四年来一直在实行经济美元化。等级制体系除了赋予主导国更多权力，也给附属国带来了一定的好处：附属国可以减少国防支出，而且主导国会承诺，一旦附属国遭遇军事危机，那么主导国会进行援助。
基本的理论是，首先，附属国与主导国共同利益越多，越容易形成并维持等级关系。刚才提到了两国之间进行交易。事实上，这个交易并不公平，因为主导国才是制定规则的一方，它所制定的规则，一定是倾向于维护自己的利益的。但是如果附属国与主导国有许多共同利益，那么这些规则能让两国皆受益，就更容易被接受。这样，两国之间能较快达成共识，实现并维持等级制关系。其次，等级制体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根据不同的时期，两国之间可以进行谈判。第三点，等级制体系维持下去的最大阻碍就是经济排外。如果主导国要求附属国只对自己经济开放，对其他国家不允许有贸易往来，那么附属国就会反抗，激化矛盾，关系就无法维系。最后，如果一个国家有多个主导国，那么这几个主导国之间要划清界限和势力范围，否则关系容易动摇。中美之间就是如此，中国目前也在寻求与别国建立等级制体系，中美之间必须了解和尊重对方的势力范围。
莱克教授以美国为案例进行了分析。美国是如何与其附属国之间建立合法性的权力的呢?美国如何保证其他国家与自己合作?这些问题具有政策意义，因为美国应该努力保持其在中东地区的合法性权力。莱克目前研究的是美国如何保证其合法性，并且如何对附属国实施其权威，以及附属国国内政治如何使得美国的权威得以实现。
当附属国从等级制能够获得很多收益时，或者当附属国的社会内部的政治偏好与美国相似时，等级制更有可能拥有合法性和稳定性。反之，当附属国从等级制体系中不能获取太多收益时，附属国只有统治阶层能够获取收益时，或者当附属国社会内部的政治偏好与美国差得很远时，等级制难以拥有合法性和稳定性。如果美国是主导国的话，那么在前一种情况中，附属国一般是民主国家;在后一种情况中，附属国一般是威权或独裁国家，并且往往是反美国家。
前一种情况，以美国、加勒比和中美洲的关系最为典型。目前，中东的情况接近于后一种。中东国家从以美国主导的等级制中，很难有什么收益，而且中东民众的政治偏好与美国差得很远。美国表面上说自己支持民主制度，但实际上美国说一套做一套，不断地为威权国家提供援助，最终加剧了这些国家的反美浪潮。
莱克认为，等级制的合法性与政体这两个变量，并非因果关系。在某些条件下，等级制可以导致威权统治;同样，威权政府在某些条件下也会选择支持等级制体系。因此，世界就是各种力量之间的平衡。我们无法确定谁是原因，谁是结果，因为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往往是互为因果的。但总之，当一国从美国主导的等级制中获益较小时，或者民众的政治偏好与美国相差较远时，等级制一般缺乏合法性。并且，等级制不利于民主国家的生存，而是利于威权国家的生存。
如果一个民主国家从美国主导的等级制中所获得的收益，能够比较公平合理地分配到其社会中，那么附属国的国内社会就会倾向于支持和维持该等级制的存在。甚至民众会支持附属国的政府制定有利于主导国(美国)利益的外交政策。如果附属国的经济部门依赖于美国的市场，或者附属国选民从美国提供的安全体系中享受到了利益，并且附属国的民众对主导国安全保护所支付的税款并不高，那么等级制也会得以维持。
反之，如果附属国从主导国获得的收益少，并且仅仅分配给了上层阶级，或者用来镇压下层的反对者，那么附属国的统治者与主导国的关系可能也会更加密切，但不会导致权威。原因很简单，附属国的统治者需要依赖主导国的力量来镇压民众。这样，附属国的民众就会认为，要想摆脱政治压迫，就必须先打破这个等级制的国际体系，否则他们自己将没有出路。这将导致附属国爆发反美主义浪潮。要想使得美国的等级制变得具有合法性，不仅要合理地向附属国分配收益，还要使得附属国内部均匀地将从等级制体系中获得的收益分配给不同的阶层。
尽管莱克是用美国的对外关系作为案例，但他的理论是一个广义的理论，也可以解释俄罗斯、中国。作者也希望做一些比较研究。
来源时间：2015/3/30 发布时间：2015/3/30
旧文章ID：2891
习近平勾勒亚洲安全和经济新秩序
作者：Charles Hutzler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勾勒了有关亚洲安全和经济新秩序的构想，提出要把中国的繁荣与合作惠及整个亚洲地区。
习近平上周六在博鳌论坛上发表演讲，称中国是一个合作伙伴，愿意“共同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有利的地区秩序”。他重点提到了由中国牵头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等多项举措，这些举措旨在向铁路、港口等开发项目提供数千亿美元融资，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
在长达30分钟的演讲中，习近平强调中国的这一构想虽然以亚洲为中心，但也欢迎全球各国的参与。他很小心地没有把中国放在新秩序的中心地位，尽管一些亚洲政治家和安全专家此前警告说中国可能这么做。
不过习近平表示，鉴于中国的体量，中国自然会发挥更大作用。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作为大国，意味着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更大责任，而不是对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更大垄断。博鳌亚洲论坛由中国主办，每年一度在中国海滨小镇博鳌举行。
习近平在博鳌的演讲再次清楚地表明，中国政府计划利用中国的崛起重塑亚洲地区经济和安全格局。而这将改变最近几十年中国政府基本上是在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内行事的状况。
中国重塑亚洲计划的重点是中国牵头的亚投行和一带一路计划。一带一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这些计划受到亚洲地区许多国家和企业的欢迎，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亚洲需要数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尽管美国政府担心亚投行的运营方式，但美国的亲密同盟以及其他多国政府已经申请加入亚投行。
中国官员称，亚投行将于今年开始运营，预计将拥有大约40个创始成员国。
俄罗斯副总理舒瓦洛夫(Igor Shuvalov)周六在博鳌宣布俄罗斯将加入亚投行。中国财政部周六在其网站公布，荷兰、巴西和格鲁吉亚也已经申请加入亚投行。澳大利亚官员周六证实，该国将作为意向创始国参加成立亚投行的相关磋商。
聆听习近平演讲的贵宾包括印尼、斯里兰卡、赞比亚、亚美尼亚和奥地利等15国政府领导人，中国上述计划所涉及范围之广可见一斑，但坐席中并无高级别的美国代表。
博鳌论坛被视为亚洲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一般关注商业和经济事务。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的演讲涉及了安全问题，尽管他并未谈到中国与日本和菲律宾的领土争端。
习近平并未直接提及美国，不过他暗示了对那些加强华盛顿在亚太地区角色的安全同盟的反对意见。习近平称，没有一个国家能实现脱离世界安全的自身安全，也没有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基础上的安全。他表示，要摒弃冷战思维，创新安全理念，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
习近平对中国自身经济发展(尽管在放缓)将给亚太地区带来机遇寄予希望。他表示，未来5年，中国进口商品将超过10万亿美元，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
北京更广阔的经济计划也引发这样一种担忧，即中国可能寻求通过慷慨解囊来达到政治和其他目的。印尼前贸易部长冯慧兰(Mari Pangestu)在博鳌论坛上周五一个讨论会上称，目前担忧主要围绕中国的支配地位，这是应引起注意的一点。中方表示亚投行是开放的，她认为需要确信情况确实如此。
然而官员们和企业高管们称，为了实现其愿景，中国将需要私营企业和其他贷款机构的协助，比如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中国拟议的亚投行资本规模将达1,000亿美元。春华资本集团(Primavera Capital Group)创始人之一胡祖六(Fred Hu)称，如果得到适当的利用，亚投行可以提供1.3万亿美元的融资，但这仍低于数万亿美元的预估基建融资需求。
习近平在讲话中称，已经有60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表达了积极态度。
他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将给地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来源时间：2015/3/30 发布时间：2015/3/30
旧文章ID：2890
美媒：中美合作反腐进入“快车道” 追逃升级
作者： 来源：中国新闻网
美国《侨报》26日社论，原题：中美合作反腐进入“快车道” 追逃升级
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徐进辉日前表示，中美两国将在追逃、追赃领域加强合作，而且中方已向美方提供了一份中国逃美贪官的“优先名单”。对此，美国国务院做了正面回应，积极配合中国追逃等。美国《侨报》26日社论称，美方的表态明显比过去积极。专家认为，在反腐合作方面，美国已经从“半推半就”，发展到积极合作的“快车道”。
文章摘编如下：
最近发生的乔建军案，为美中合作反贪做了最好的注脚。美国司法部电子邮件公告显示，中国潜逃官员乔建军(原中储粮周口直属仓库主任)的前妻赵世兰2015年3月17日在华盛顿州被捕且不得保释，两人被控通过欺诈获得美国投资移民签证及通过洗钱在华盛顿州购买房产。
美方的指控书称，两人用于洗钱的资金与在中国周口侵吞的公款有关。《华尔街日报》称，这是美国在中国宣布“猎狐”行动后，首次起诉中国外逃贪官，此举被外媒视作两国反贪合作升级的显眼标志。
这次起诉案发生的背景，正是美中当局都承诺要在打击跨境犯罪方面更紧密合作。中国要让外逃贪官面对法律制裁，并追回他们非法侵吞的财产，而美国政府则“无意为这样的人提供逃命天堂”。尽管美中之间尚未签订引渡条约，但在反腐败、反洗钱方面的立场却相当一致。美国司法界人士介绍说，在美中之间尚无引渡条约的情况下，“欺诈性移民”罪由就足以将赵世兰驱逐出境。
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境外缉捕外逃贪腐官员逐年加速加力。自中国公安部2013年成立“猎狐”行动机构后，加大了威慑力度，提升缉捕效率，这一经侦局与国际合作局首次尝试以专项行动的方式展开境外缉捕行动，取得了显著成果——当年便抓获潜逃到境外的各类经济犯罪嫌疑人151人。潜逃在全球各个角落苟且偷生或者沉迷于纸醉金迷中的“狐狸”们，日子已然愈来愈不安稳。
与此同时，美方也开始形成协助中国追讨外逃贪官的氛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3月刊发的文章直言，美国不再是“贪官避风港”。自习近平和奥巴马去年一系列会晤以来，美中关系处于上升期。2015年1月，中国执法机构人员与美国国税局、司法部达成合作谅解，美中执法合作上了新台阶，美中合作反贪腐在行动、在路上，开始追得潜逃贪官们寝食难安了。
事实上，自2014年秋北京APEC会议(亚太经合组织)通过《北京反腐败宣言》，由中国主导的反腐败国际追讨赃款平台拔地而起。在APEC框架下推进的反贪腐国际合作，涵盖了通常为贪官外逃“跳板国”的东南亚各国，并且连接他们最终抵达的“藏匿国”如美国、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等未与中国签署引渡条约的西方国家。
就在APEC构建反腐败平台，加紧斩断“跳板”之际，包括美国在内的20国集团(G20)也核准了未来两年反腐败行动计划，即加强建设反腐败合作网和司法互助，返还贪腐资产，拒绝为各国外逃贪官提供“避风港”。向来跨境缉拿贪官追讨赃款的难题，在国际反贪腐大气候及中国反腐败高压态势的交集中，势必会在美中合作磋商行动中一个个迎刃而解。
中国境外反贪腐缉拿“猎狐”行动在升级，美中合作反贪腐正启动大幕，“猎狐”好戏必将渐次上演。
来源时间：2015/3/30 发布时间：2015/3/30
旧文章ID：2889
基辛格：习近平解决南海问题须学邓小平
作者： 来源：多维新闻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28日表示，美国和中国应该借鉴邓小平的智慧解决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争端。澳大利亚一名国际关系专家认为，基辛格引用邓小平的话是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间接批评。
美国彭博社3月29日报道，现年91岁的基辛格(Henry Kissinger)28日在新加坡告诉记者说，中美应该搁置紧急的争论。他说：“邓小平在处理一些问题时说过，不是每个问题都必须是现在这一代人解决的，我们或许可以将一些问题留给下一代，但我们不要把问题变的更糟糕。”
澳大利亚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越南问题专家泰勒(Carlyle Thayer)指出，邓小平的建议意思是等到争议热度下降，我们下一代的谈判和决定将会更容易。泰勒说：“邓小平是对的，并不是每个问题都能够解决，各方不应该将局势恶化。”
![""]("http://pic7.dwnews.net/20150320/55e33d4cbc0f64510f19039d22f31280_w.jpg")
中国在南海填海建岛
美国已向其亚洲盟友承诺，如果中国在南海制造紧张局势，美国将会支持他们。中国已经在南海问题上对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南亚国家施压。
泰勒称：“如果基辛格的建议被采纳，邓小平的智慧将挽救中国的颜面。如果南海相关各方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将缓和中美之间的冲突。”
澳大利亚邦德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德里奥斯(Rosita Dellios)指出，基辛格引用邓小平的话是对习近平的间接批评。但他还表示，习近平提倡的海上丝绸之路一旦建成，南海争端相比之下就会不重要了。
报道称，自从在2012年底掌权以来，习近平制定了更为强硬的外交政策，他希望寻求和美国平等的超级大国地位，并挑战美军在亚太的统治地位。
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薄智跃说，习近平大力增强军事实力的原因是他认为解放军因为腐败问题已经不能打赢一场战争。薄智跃还说：“表面上，人们都认为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强硬，特别是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但事实上习近平在2014年6月就开始改变外交政策，他开始强调共同利益和共赢。”
(吴攸 编译)
来源时间：2015/3/30 发布时间：2015/3/29
旧文章ID：2888
李世默对话福山：中美体制比较
作者： 来源：观察者网
【中国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肯定。福山则在新书中细剖美式民主流弊、唏嘘美利坚衰败。2014年11月24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董事、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世默先生在北京对话福山，对中国历史、制度及发展模式展开讨论。】
![""]("http://i.guancha.cn/news/2015/03/30/20150330101417872.jpg")
2014年11月24日，李世默先生在北京对话福山。
李世默：早上好，弗兰克。欢迎做客观察者网。你关于政治秩序的第二部著作问世——《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可喜可贺。第一部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梳理了从古到今政治体系的历史——从达尔文演化史的起点到法国大革命;第二部著作则从大革命一直写到了全球化。我必须交代，第一本书好长啊，让我读得很受罪，所以当时我决定不读第二本了，但最后还是无法克制自已，仍然读了它。总之，祝贺你!
弗朗西斯·福山：谢谢，非常感谢。
李：我想，为了让我们的读者和观众有个基本感知，你最好能首先介绍一下美国民主的现状。虽然这不是本次访谈的中心议题，但我们还是希望听听你对美国政治体制现状的分析，美国面临着哪些风险和挑战?你在书中有过详细的论述。
福山：好的，非常感谢，世默。我认为美国目前处于一段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历史时期，民主党和共和党造成美国政治体制两极分化。这是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两党之间宿怨已深，导致美国政治陷入僵局。因为党派政治的巨大分歧，美国在很多方面很难做决策——包括最近备受关注的移民政策，甚至包括政府预算、医疗改革等基本决策。过去，美国体制曾周期性地暴露出这个问题。未来最关键的问题在于，美国民主能不能自我纠错。随着金钱和特殊利益进一步左右了美国政治，原本能通过普通百姓清理流氓政客的民主体制，近期失灵了。在我看来，这正是美国政治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
李：这一点很有意思，我不但在你的书里读到，过去几十年也在不少政治学家如曼瑟尔·奥尔森的著作里读过对于利益集团的论述。奥尔森将它们称为“分利联盟”，你创造了“否决政治”这个名称，也就是说利益集团长期积累权力，成为分利联盟，它们俘获并绑架了政治体制。所以，要做任何事情，这个分利联盟下面的每一个小团体都必须得到满足，而每个小团体都狭隘地按自身利益行事，罔顾集体利益。这是当前美国体制的弊病。你能稍微详细点展开谈谈吗?
福山：正如你所说，当组织良好的利益集团俘获了政治体制时，就出现了这个较为宽泛的现象，我称之为政治衰败。我认为任何政治体制都可能出现这个现象。比如，在你觉得冗长艰涩的第一部书里，我花了很长一章专门写古代中国。东汉末年，中国政治体制中也出现了政治衰败的现象，门阀世族盘踞政治制度长达300年，一直持续到三国两晋之后。后来的朝代恢复了较少受个人影响的政治体制，所以各国都会经历这种循环。我认为美国的问题在不断恶化，因为利益集团的资金十分充裕。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定是，政治献金是言论自由的一种形式，是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我认为这样解读宪法是错误的，但法院就是这么裁定的。所以，如果某个利益集团，比方说华尔街，有高度集中的金钱资源，便可以阻止政府通过不利于它的决定。如今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李：而这将产生否决政治。
福山：由于制衡机制的存在，政治体制的某一个部分能相对轻易地阻挠其他部分。我认为这是“否决政治”的核心所在，暨整个体制受制于否决权。
李：好的。你在书中还阐述了另一个概念，也是我第一次研究这个概念，叫做政治治理司法化，也就是说每个法官都扮演了政治家的角色。这个概念对我们的读者和观众还比较新，请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福山：这是个美国特有的问题，许多欧洲民主国家并不存在这个问题。美国从英国继承了深厚的普通法传统。所以法律是首先被建立起来的制度，美国建立法律制度时，还没有获得独立，也不是民主国家。这意味着美国体制中的法官实际有很大的政策制定权。比如，堕胎合法化这件事，在其他民主国家是立法部门的事，但在美国是法院的决定。在日常执法方面，普通美国人有权通过起诉政府来确保执法，或阻止政府执法，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不存在。我认为这种现象反映出美国法院越俎代庖，执行了某些更适合行政机构执行的功能。
李：譬如加利福尼亚州的高铁项目就出现了这个状况。布朗州长宣称这个项目接到了超过200起诉讼。这是民众起诉政府的例子。
福山：正是。正因为个人有起诉政府的权利，所以许多基础设施项目一拖再拖，成本一提再提。
李：你知道，根据曼瑟尔·奥尔森的理论，一旦政治体制被分利联盟俘获，基本上无药可救。除了革命或某种外部震荡，很难摆脱其控制。那么，政治体制如何解套?革命和外部震荡在哪里都不受欢迎，那么如果政治体制的确被分利联盟俘获，并以这种方式固化下来，怎么才能脱离出来?美国需要怎样的政治改革才能突破当前的死局?
福山：经济危机有时候也是震荡的一种形式，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便是例子：先是1929年股市崩溃，接着银行系统遭遇了大危机，失业率高达20%，经济遭到了重创。这个外部震荡促生出罗斯福的新政，在1930年以后使美国福利国家基本成型。这才是民主制度本来的运行方式：当普通百姓受到特殊利益压迫时，他们能够影响最高领导层改变政策。2007年和2008年，我们遭遇了巨大的经济危机，但政策制定者较快地干预救市，使失业率维持在10%以下，现在已下降到5%左右。我认为问题在于，虽然我们没有进入萧条，但这次震荡没能迫使政要们对现行政策进行大规模反思。我不知道什么条件才能促使他们进行反思，预计目前这种政治僵局还将持续下去。
李：是的，不久前的中期选举还会使政治僵局更加严重。
福山：是的，有这个可能性。
李：接下来让我们谈谈中国。首先，我有个问题要问你。我读你的学术著作很多年了，你是政治学界的杰出人物，你年少成名。作为政治学后辈，我一直拜读你的著作。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中国感兴趣的?在新作中，你花了两章来写中国，在上部书中也有许多关于中国的分析和内容。你写了这么多关于中国的东西，你一直在做关于中国的研究项目。那么你对中国的兴趣从何时开始，缘何开始呢?
福山：我想，我真正对中国产生兴趣应该是在写这本书的上卷时，因为我突然发现，如果要追溯整个世界的政治历史，要探寻制度的起源，中国显然应该是这个故事里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第一部书中，我提出，要谈现代国家，也就是说一个拥有官僚体制的、中央集权的、选贤任能的、秉公持正的国家……
李：韦伯式的国家。
福山：韦伯式的国家，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描述的现代国家。在我看来，在所有文明中，中国文明是现代国家之滥觞，待欧洲出现类似的制度，已比中国晚了大约1800年。但出于诸多原因，我认为西方历史学家没有将发明现代国家归功于中国，部分是因为在西方，人们对传统中国的许多印象来自晚晴时期，这个时期首先就……
李：不是中国最辉煌的时刻……
福山：是的，清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而且19世纪后已经处于衰落期， 所以西方学者从一开始就不欣赏中国政治的特征。(但我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的秦朝统一六国。在我看来，讲好这个故事很重要，但恐怕许多中国人自己都出于政治原因而与历史脱节了。
李：由此引出我想讨论的下一点。你在书中写道，当今的中国治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历朝历代的一种延续。当然，这是个现代化的版本，不过很多本质性的东西仍然是中国悠久的朝代史的延续。我觉得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但即使在中国内部也没有很多人讨论它。你说过，不管他们本意是什么，邓小平之后的历届领导人实际上都在复兴中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实际上，可不可以这样说，自19世纪末中国国家崩溃以来，中国人一直不断地试图恢复国家。跟我们聊聊你的看法吧。
![""]("http://i.guancha.cn/news/2015/03/23/20150323112243611.jpg")
弗朗西斯·福山
福山：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是围绕着官僚体系和教育体系建立的，通过这个教育体系培养的人才参加科举考试，成为官僚阶层的一份子。对穷苦人家来说，这是社会流动的主要渠道。即使父辈是来自社会底层，如果儿子有才能，他也能进入统治阶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制度是任人唯贤的、中央集权的、秉公持正的，中国古人怀有一种抱负，认为政府是把公民当公民看的，而不是以家族裙带关系，或地方豪族。例如，中央政府向地方派遣官员时，会确保该官员在当地无姻亲或亲属关系，因为政府不希望以私废公。我认为这是中国的优秀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套体系是中国人原创的，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都是以后才产生的。但是，我认为另一方面，中国没有发展出一套制度，比如法治或西方的选举责任制，来制衡国家。
李：这正是我们待会要讲的话题。我认为你说的东西印证了这几年的一种很有意思的趋势，中共领导层和知识精英们明显地在重振中国社会里的儒家精神。在中国人近期记忆中，这是前所未有的东西。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多种场合发表关于中华传统价值观的讲话，并提出党和政府是中国传统价值的继承者，这种说法意味深长。这些趋势是否和你的研究分析有关，或者说中共领导者对你在这里指出的东西也在产生越来越清楚的意识了?
福山：我认为这种传统遗产一直就在那里，无论人们是否在刻意模仿。这包括中国以及周边受儒教影响的亚洲国家，如韩国、日本和越南，都有深厚的国家传统。所有这些国家都对中央集权国家有着某种前现代的理解。另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都拥有本民族通用的语言，并在语言的基础上形成了非常强烈的民族身份认同感。统一的语言文字赋予了古中国的中央集权国家极大的一贯性，这一点是同时代的世界其他地方望尘莫及的。
李：正是，关于国家的概念——很有意思的是，过去10到15年里，你先发表了《国家构建》这本力作，并在之后对国家这个主体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更有意思的是，过去某个时期——大约30年前——人们以为国家这个概念过时了，以为国家能力的重要性过时了。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你引领政治学界，重新让人们意识到国家的重要性。在新作中，你进一步指出，一个有治理能力的国家是该国取得政治成功的先决条件。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受到美国干预的国家，它们被施加了新的政治体制，本质上都是选举民主制，但它们都没有真正地建立起国家。一个民族要在政治上获得成功，拥有强大能力的中央性国家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你能详尽说明一下吗?
福山：在讲到西方时，我们很难泛泛地一言以蔽之，因为法德等欧洲国家有相当深厚的国家传统;但美国不一样，美国身份认同里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民主。在我看来，美国人对国家的态度是想当然的，特别是里根和撒切尔上台后的那段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将国家描绘成自由市场和个人自由的敌人。所以思想的钟摆摆向了国家的反面，让人认为私有企业能做好所有事。这导致美国在一些政策上犯了错误，还给了其他一些国家错误的建议。但我认为如今这个钟摆开始往回摆，因为人们已经意识到那种想法是偏颇的。
李：我认为，从许多层面看，中国人民经历了奋斗与拼搏，这个历程塑造了当代中国的国家特征。从清王朝走向崩塌，(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经历了“百年屈辱史”。在经历了巨大而漫长的苦难之后，中国人民的共识是——我认为是正确的，这种苦难的根源在于国家的失能和崩溃，人民失去保护和教化。
福山：是的。
李：所以，这种看法深植于中国人的精神当中，我们今天遇到的很多问题都能由此得到认识。接下来，让我们谈谈——刚才我们说的，实际都是你新书的第25章，让我们再深入一点。在这一章里，你讲的是政治治理模式。“民主”这个词恐怕已经在政治领域用滥了，所以我不想提这个词。每个统治者都宣称自己搞的是民主，这个词汇几乎已经失去了意义。你对政治体制的划分我觉得很有意思。你把政治体制归纳为“向上负责制”和“向下负责制”两种，当然这两种责任制应该不是二元分裂的而是连续性的?向上负责的体制当中也有向下负责的元素和特征，反之亦然。美国的选举制度明显是一种向下负责的制度，中国的体制可能是某种形式的向上负责制。
福山：正确。
李：中国一直都行使着这样的制度。拜读你的书之后，我想，两种制度各有所长，也都存在内在的基因缺陷。向下负责制的潜在风险是否决政治和曼瑟尔·奥尔森所说的，体制被分利联盟俘获并固化，走向政治衰败。当然，向上负责制也存在腐败、滥用权力等一系列问题。也许我们接下来可以聊聊这个话题。
福山：首先你必须承认，责任制是重要的。政府要做到公正，就不能只照顾政府人员自身的利益，而必须照顾和响应整个社会的广大利益。在西方，我们认为只有通过一些程序，比如自由公平的选举，才能确保政府的公正性;但我发现中国人相信，即使没有这些程序，政府仍然能够服务于人民的利益，仍然能够响应公众的压力，等等。从本质上来说，大家都认为政府必须负责任，意见不同的地方在于如何实现责任制。我认为，中国体制就是，党观察到广大社会有什么需要，或它认为社会有什么需要，就如何制定政策。所以，如果你是一名地方公务员，你主要向上级官员负责任，因为你不是靠地方选举选上台的，所以当地公民不能直接影响你的意见。我认为中国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信息问题，地方选举的一个好处是，如果当地人民不开心，有选举这种自动机制让他们表达不满。向上负责制全靠最高领导层了解人民的好恶，没有选举，他们只能依靠其他渠道。从古到今，特别是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中国一直存在一大问题，就是统治者如何知道人民想要什么，并据此采取应对措施。
李：不管采取什么体制，根本目的都应该是有效的回应型治理。不管是向上负责还是向下负责，你总要以某种形式响应权力和责任的赋予者。
实际上，乡村选举已经在中国试验了很久，二三十年了，经过了一代人时间，它其实已经不再是一种试验，而是乡村治理的常态。村干部大多都是选出来的。但回过头我们发现，乡村选举是很失败的。乡村选举充满腐败，治理失效，这已是共识。你在著作中引用了蔡晓莉，一名来自密歇根大学还是哪里的一名政治学者?
福山：麻省理工。
李：对，麻省理工。她研究中国的乡村选举和乡村治理，她列举了中共使用的非正式机制收集信息、了解民意。看来不搞正式选举，而是通过传统习俗了解并响应民意民情，也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在乡村一级，选举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人们在试图弄清其中缘由，应该还没有得出什么结论。但她对收集信息、响应民情的各种各样非正式途径做了研究。也许这些途径是有效的。
福山：那得看你如何衡量有效，我认为中国与其他所有不搞选举等正式程序的国家不同，中国政府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中国政府)确实是关心民意的。中国政府响应社会上的抗议，不是表面功夫，而是真的在某种程度上做出容纳。没有更加正式的程序，如何收集足够的信息，我想这恐怕是中国政府未来面临的问题。这是另一个方面，另一个从古到今延续下来的问题，这也显示了现代中国与中华朝代史的延续性。古代王朝都遭遇了这个问题。东汉末年的中国大约和罗马帝国规模相当，约有6000万人口，按当时的标准来看，它是一个巨型政治联合体。在当时那种落后的信息技术条件下，洛阳或长安都城里的统治者无法及时了解到王国各处的新情况，只能将权力下放到州郡，但地方官员有时候又不把当地情况如实上报，所以他们架起了……
李：架起了一层又一层官僚机构来确保统治者收集到准确的信息。正是如此。非常有意思，当时很多方面都存在这个问题。向上负责制的风险在于，你首先得有个“好皇帝”。不管是皇帝还是统治集团，还是当代中国的共产党，自身必须是健康的、向善的。这当然是大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你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是如何从底层收集信息，确保向上负责……在大公司内部，总裁也面临同样的风险。我怎么确保部门经理能向我如实传达顾客对他们的反馈意见?因为专门告诉我好消息才符合部门经理的利益。这很有意思。
福山：对，但私有企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可以破产。
李：正是!国家不是说破产就可以破产的。
李：我们现在来谈谈反馈机制。在向下负责制里，领导人应该注意和管控哪些风险和挑战?
福山：我认为他们以非常直接的方式解决信息问题。如果管理得当，权力下放能加快政府的反应速度，因为它离民众的距离近得多。以美国为例，每个学区都选出来一名当地代表。学生家长们决定谁来当校长，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这样的体制有一个问题，可能滋生地方腐败，因为不同地区的精英很容易就能俘获当地政府。此外，从程序上来说，有时候即使你搞了选举，也并不意味着政府就能绝缘于金钱等利益的腐蚀。但我必须承认，作为美国人，我仍然认为这是更好的体制，因为那些程序是重要的，确保高高在上的官员们不能藏污纳垢。这还有赖于信息的自由流动。
李：除了这些风险，除了利益集团等弊端，决策过程中的长期规划也是相当重要的。你在第25章里提到了政治自主性。统治实体需要有相对的自主性，才能防止政府被社会上的不同集团影响、俘获或绑架。假设这个统治实体是健康的、良性的，它能够根据长期目标进行决策，并能够在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不受利益集团压制。我想，不管你认为过去几十年中国取得了多大的成绩，它很可能得归功于此。
福山：你知道，亚里士多德曾道出仁慈的君主制和暴君统治的区别，他认为仁君能做出好的决策，能有效地满足公众利益。正如你所说，仁慈的君主制的问题在于，首先你必须有个好皇帝。我认为，自邓小平开始，中国的领导人们都很好，所以中国体制能够在1978年以后比民主国家更快速地改变经济体制的基础。但仍存在一个大问题，你怎么确保永远都能遇上“好皇帝”?
李：是的，谁也不能保证。
福山：在某个方面来讲，美国和西方体制中的程序制衡决定了，它可能会束缚“好皇帝”，使他做不成好事;但另一面是，它在某种程度上能防止“坏皇帝”。长期来看，这是非常重要的。
李：讲到好皇帝和坏皇帝，这当然比单纯的一个好人或一个坏人要复杂得多。你在书中指出，纵观中国千百年的王朝史，皇帝的权力都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鲜有例外，我认为你说得对。接下来我想聊聊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完全不受到限制的个人权力是极个别的现象。皇权受到官僚阶层、道德准则和礼仪程序等各种规则的限制。当然，今天的中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治理的，中共有8000万党员，是一个复杂的团体，它有许多自己的规章制度，很多方面是不透明的，所以很难对中共进行研究。如果你要预测中国政治体制能持续多久不断产生“好皇帝”，也就是预测中共的相对健康能保持多久。中国的体制肯定有它的问题。腐败是个大问题，中共正在解决这个问题。中共的健康能保持多久，目前的繁荣能维持多久。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必须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内部结构。
福山：粗略总结一下，中国政府和西方政府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更加强调道德的、非正式的限制，而西方强调通过法律和选举对政府施以正式的程序性限制。两种模式各有利弊。在意识形态上，中国传统的体制比当今的体制更加连贯，因为一整套儒家经典著作构成了官僚教育体系的基础。今天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因为一方面中共仍然是一个马列主义政党，但另一方面中共又有意愿复兴儒家的传统价值。这两套意识形态不一定完全兼容。
李：这又回到了我们之前讨论的话题上，中共正在着手恢复传统价值观。如果你研究中共，你会发现它在许多方面是符合中国传统价值的。比如它如何选拔人才，如何看待自身角色，都不再是苏维埃那一套意识形态的东西。民族复兴在当下和可预见的未来都是举国目标，我想这不仅是一句口号，它为中共的自我形象和在社会上的合法性带来了重要的道统成分。
福山：确实如此，但我必须指出，中国传统上从来没有像马列主义那样强调平等。由于中共近年来的某些经济政策，中国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日益突出。我认为这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问题，因为这两个……
李：互相矛盾。中国人确实向往平等，但平等主义早就存在于儒家精神里了。
福山：我认为那不是经济上的平等，它更多强调的是国家必须秉公持正。
李：还有向上的社会流动性。
福山：是的，古代中国为平民开放了一些向上流动的通道，并试图一视同仁地对待天下子民，但同时，它容许了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极大差距。但我想这是共产主义中国反对的东西。
李：是的，没错。接下来我们聊聊法治这个概念。我认为，法治这个词恐怕是第二个被滥用的词语了。大家都说渴望法治，但不同人想要的东西恐怕不一样。我们使用这个词时得注意。在书中，你写到了法律的发展和角色，以及它在欧洲历史上独特的宗教根源，这和世界其他地区、其他文明都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中国。你能详细讲讲吗?
福山：实际上，我认为与众不同的其实是中国，在信仰印度教的印度，在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世界，在信仰基督教的西方，在信仰犹太教的以色列，所有这些不同的文化的传统有共通之处，法律来自政府之外。法律是宗教阶层统辖的领域，统治者必须从宗教权威处获得合法性和宗教庇护。中国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不受皇权管制的宗教阶层，可以说这在文明古国中是独一无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从来不具备“法至上统治”的传统，中国有“以法治国”，皇帝的诏令就是法，普天之下的子民都要遵守，但皇帝本人是不受法律约束的。我认为这是法至上统治的本质——我是这么定义的：如果皇帝本人凌驾于法律之上，那么就不是真正的法至上统治。
李：在宗教和文化根源的语境之下，你对法治的定义对我们来说是很新颖的。
福山：西方最深厚的政治传统其实是法律传统，而不是中央集权传统，更不是民主传统，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近两百年才出现的。但西方社会的法律是跟天主教教会一起崛起的。11世纪，天主教教会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产生了巨大的冲突，罗马法得以复兴，为今天西欧的民法体系奠定了基础。根据罗马法，天主教教会可以自行选择主教和牧师，有权主持教会法而不受国家权力的干涉，这意味着欧洲的整个政治发展都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国家无法完全控制法官和律师他们自己的那一套制度，这使得国家权力从一开始就受到了限制。
李：但实际上，你在书中指出，这套制度使欧洲很长一段时期无法真正建立国家。
福山：它限制了绝对君权。唯一例外的地方是俄国——虽然我不知道它能否算作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欧洲国家。东正教教会完全处于政治权威的控制之下，所以它从来不能阻挡沙皇的雄心。
李：西欧发展还有另一个独特之处，那就是西罗马帝国的崩溃造成了巨大的权力真空，独立于各亲王的天主教教会正好填补了这个权力基础。相对弱小的亲王们无法与教会争夺权力。东正教范围内则是另一种情况，强大的国家使宗教权威从属于政治权威。但在西方，受西罗马帝国全面崩溃、蛮族入侵等历史事件的影响，教会的权力十分庞大。它产生的负面影响自然就是教会权力无孔不入，教权使意大利数百年无法建国，直到19世纪末期才建立起真正的国家。
福山：这样说既对也不对。一方面确实如你所说，但另一方面，它维护了欧洲的自由境界，使雄心勃勃的君主不能为所欲为，不能没收公民的财产。
李：不但如此，它甚至使亨利八世不能离婚。很有意思。我想，中国有另外一套完全不同的传统，虽然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法家和儒家的争辩，但最终汉朝独尊儒术。后世的治理模式中虽然保留了不少法家的元素，但儒家始终是主流。此外，中国人从来没有上帝。即使你将儒家称为儒教，它也不崇拜超自然力量。在宗教和文化发展上，中国和西方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当然，中国也在积极建设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治理体系，也在试图进一步完善依法治国——这里我刻意避免使用法治这个词——我称其为依法治国。你在书中谈到，中国的传统更加重视语境和情境……
福山：相对于西方来说是这样。
李：是一个连续的整体。欧洲的传统则更加抽象，更注重先验推理，先做出假设，再推而广之。中国的传统更加注重语境和情境。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法律明确、执行有力的时代是很长的，人民觉得这样的社会是公正的。我想中国正在努力建设这样的社会。我的问题是，既然中国与西方有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中国应该怎么确保我们的社会和政治体制里既有足够的程序制衡、程序正义，又防止矫枉过正，避免政治治理司法化?
福山：单就中国来说，它(治理成功)的文化根源不是宗教，而是理性的自利。1978年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他们觉得要是没有法律法规，自己的生存都会受到威胁。所以后来就产生了集体领导制度，出现了领导干部任期制，每十年党的领导层就会换届，以及出现了退休要求等等。人们觉得，没有法规便有可能出现独裁，而这是十分危险的，所以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我想，总的来说，人们还是喜欢有明确的法规，这样才能保护自己的财产，这样才能确保自己受到公正的待遇，这样才能杜绝裙带关系。政府必须依法决策，依法行事，对这种治理模式的需求是普世性的。
李：但如果规则僵化到了完全无法行动和改革的程度，你也不想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
福山：不错，确实如此。
李：改革和法律之间可能存在矛盾。
福山：所以需要灵活性。
李：美国政府有征用权。也就是说，集体为了集体利益，比如修路什么的，有权征收个人的财产。所以我想这是一个连续的整体，而不是二元对立的。你书中有一个让我很疑惑的地方，你说法律是独立于政治主权之外的——这是西方传统的一部分，而同时你指出，法律是西方政治发展的产物。既然如此，法律怎么能完全独立于政治主权之外呢?比如，美国宪法是可以修正的，美国有一套修宪的政治程序，所以宪法之上还存在着一个政治主权，不是吗?
福山：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在美国政治体制中，主权属于人民，人民批准宪法成为根本大法。宪法与普通法律的不同之处在于，宪法必须得到绝对多数美国人的认可，当初通过它也不是靠简单多数投票;而普通法律只需以简单多数票通过即可。因此从法理上说，主权仍然属于人民，这是通过人民最初投票支持宪法体现的。
李：但是人民主权之内包含的政治权威，是高于法律的，从法理上讲，连《权利法案》也是可以被取消的。
福山：的确如此。在民主理论中，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因为有另一脉思想，认为应该维护某种意义上的绝对法则……林肯提出，美国政府奉行的原则不仅是民主和民主主权，还有平等原则，《独立宣言》中还提出了独立原则。因此，人民不能通过投票奴役他人。林肯曾就这个问题进行过辩论……
李：但我们没有定论，理论上宪法可以修订，有修宪的程序……
福山：林肯认为，《独立宣言》也是美国建国文本之一，从某种意义上它的地位高于宪法。
李：林肯曾一度中止过人身保护令。
福山：是的。
李：所以他凌驾于法律之上行使了政治权力。
福山：是的，但他遵循了另一个重要的建国文本(观察者网注：此处指《独立宣言》)。
李：另一个文本，这真有意思。在我看来，这里面含有内在的矛盾。当然，万事万物都有内在的矛盾。你在书中讲到，中国正在尝试建立一个更符合法律的环境、更符合法律的文化，和依法治国的治理模式。你也暗示说——这么说可能有点吓人——律师从本质上来说都是革命家，律师在法国大革命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这种传统正是你所说的，法律独立于政治权威。但我认为西方有另一套传统——英国的传统，比如埃德蒙·伯克在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中，对这种先验性的学说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不能无限扩大推理并据此制定人人都需遵守的原则和规则。他提出法律的发展应该是有机的，法律应该与文化和习俗取得统一。实际上，英国议会是按照习俗统治的，没有法律给他们这样的权力，所以英国下议院是依习俗治国的。
福山：不，他们通过法令，这也是有效的法律。
李：是的，但他们的统治地位来自于习俗。
福山：但哈耶克等人会提出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普通法从本质上来说是法官制定的法律，它是一整套去中心化的法律体系，法官根据地方情况斟酌反应。它不是静态的，而是演化的，它不是由单一的主权权威统一规划产生的。
李：对。很好，非常感谢你的见解，我希望你的分享对我们广大的读者和观众有所启发。再次感谢!
福山：谢谢!
来源时间：2015/3/30 发布时间：201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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