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刁大明  来源：凤凰大参考

“我会把海外的工作岗位带回来……美国必须调整经济政策以确保与中国公平贸易……中美贸易赤字已导致美国失去了210万个工作岗位。”2014年2月6日，肯塔基州国会参议员候选人艾莉森•伦德根•格兰姆斯在首次大型竞选中攻击中国。

　　11月4日，美国中期选举正式投票将拉开帷幕。作为今年中期选举的关键一役，格兰姆斯代表民主党挑战现任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在这场艰苦的攻防战中，中国事务悄然间成为时常被提及的热点议题：早在2013年初，民主党阵营就曾抨击麦康奈尔因妻子赵小兰的华裔身份而对中国畏首畏尾，并指责这位前任劳工部长的“枕边风”直接导致了华府共和党对华政策的“软弱”。

　　令人无奈的是，这种逻辑滑稽的竞选攻击，在美国选举政治中却远非独例。如今的“中国议题”俨然成了美国驴象两党面临竞选压力时的救命稻草，而如此不负责任的煽动势必为中美关系大势留下隐忧。

　　驴象攻扞的替罪羊

　　“在就任总统的第一天，我将在美国法规与法律的允许下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还会下令课征重税。”这是两年前共和党候选人米特•罗姆尼在总统竞选冲刺时信誓旦旦许下的承诺。虽然他并未有机会兑现，但对于一位立身于资本行业的商业利益维护者而言，公开抨击中国已算得上是招险棋了。

　　罗姆尼的铤而走险，完全基于当时经济与就业上升为大选主要议题的大背景。历史上，“中国议题”大肆出现是在1990年代的克林顿时期。当时的情况与今天颇有几分相似，经济与就业被公众普遍关注，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是否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中国议题”在美国选举中纷至沓来。

　　此后，“中国议题”一度沉寂，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议题”再度卷土重来。自金融危机以来，经济事务逐渐取代反恐议题回到了美国公众和政治人物关注的首要地位。随之而来的是两党在选举中大打经济牌，以振兴产业、拉抬就业为选民注射强心剂。当对经济颓势毫无良方、甚至回天乏术时，美国两党就会不约而同地转向负面指责与推卸责任，中国就成了替罪羊。

　　最典型的例子当属2010年的中期选举，当时美国的老百姓估计也会感到奇怪，为什么电视里一股脑地冒出了这么多抨击中国的广告，而且基本上使用了同样的阐释框架。根据美国媒体报道，那届中期选举中在联邦层次就至少有29位两党候选人投放了专门攻击中国的电视广告，其中甚至还包括时任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哈里•里德。

　　而他们的话语都基本一致：对手支持了某立法或某政策，将就业机会和商业利益送给了中国，中国占了本应是美国的好处。在细节上，甚至有共和党人会把奥巴马7870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也计入账内，指责民主党对手支持了这个给中国创造更多贸易利益的计划。

　　虽然不着边际、不负责任、毫无对证，但抨击中国的竞选广告要的就是足够刺耳、绝对惊悚。2010年的“中国教授”广告可谓做到了极致。这段以中国话配音、英文字幕的《中国教授》广告，时空设计在2030年北京的全球经济学讲堂上，一位身穿中山装的中国教授讲述：“大国的消亡，都是因为与原来使得他们成功的原则背道而驰。美国政府企图以庞大的开支和税收来摆脱严重的经济衰退，债务累累。”中国教授接着以嘲笑的口气说：“当然我们是他们的大债主，现在他们都得给我们干活……。”

　　《中国教授》讲述的“大国消亡”的故事，刺痛了美国选民的心，推动选民把票投给共和党而不投给民主党。竞选广告给人的印象，不会随着选举结束而消失。有评论人士认为，这则广告，或将和1964年美国总统大选时民主党的电视广告《采雏菊的女孩》一样，成为划时代的政治符号，长久留在美国人的记忆中。

　　虽然普遍认为2014年中期选举的竞选议题过于发散，经济与就业分量有限，但“中国议题”仍旧处于在各州粉墨登场的“赶场”状态。

　　就连现任驻华大使马克斯•鲍卡斯空缺的国会参议员席位也有几分无辜地卷入了中国要素。共和党阵营的候选人史蒂文•戴恩斯因早年在宝洁公职、曾被派来中国，就被民主党对手指责为“在中国扩展生意，其公司解雇了数千美国雇员”。但遭了冤枉的戴恩斯并不解释，反而变本加厉地抨击对手“将大量工作机会白白输送给了中国”。

　　政客炒作的标靶

　　戴恩斯在面对“中国议题”攻击时的反应可谓意味深长。在当今美国政治的语境下，对两党政治人物而言，“中国议题”更像是互相攻击的党争竞选工具，无需辩解、甚至会越描越黑，只需简单炮制、猛烈攻击即可。

　　2012年总统大选时，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和副总统候选人瑞恩一起开火，抨击中国是“骗子”、“抢走美国人就业岗位”。罗姆尼竞选办公室发表声明称：承诺将与中国操纵汇率作战4年之后，奥巴马再次食言。我们承受不起又一个无力直面中国的4年。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文指出，这次选战中“抨击中国”的现象可能是美中建交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在11月6日美国总统选举投票之前，这股风可能还会刮下去，10月22日最后一次总统选举辩论将集中在外交政策方面，话题之一就是“中国的崛起和明天的世界”。

　　一般来讲，议题是整个竞选的关键桥段，不但是候选人清晰传达理念的重要载体，也是选民判断投票趋向的关键依据。

　　2010年中期选举中，加州的国会参议院席位陷入异常激烈的争夺之中，共和党推出女将卡莉•菲奥莉娜与寻求连任的民主党女将芭芭拉•博克瑟一决高下。共和党之所以选中菲奥莉娜，因为看中了她有担任美国最大电脑公司惠普公司总裁的经历，希望利用选民急切改善经济的心理投菲奥莉娜一票。但是共和党失算了，在这次中期选举中不期而至的“中国话题”，成为具有大公司总裁经历的菲奥莉娜的死穴。

　　在11月2日投票日前关键的一个月中，民主党的博克瑟与共和党的菲奥莉娜接连举行了三场电视直播的政见辩论会，每一场“中国话题”都不可缺少。当博克瑟质问菲奥莉娜在担任惠普公司总裁期间，将数千个工作职位由美国转移到中国，使得美国工人失去本来属于他们的工作机会时，菲奥莉娜都无法作出令选民认同的回应。

　　博克瑟还在自己的电视竞选广告中，使用了中国的工厂生产惠普产品的画面抨击菲奥莉娜。如今加州失业率高达12%，广告提醒选民：要从菲奥莉娜这些大公司主管让美国的工作职位转移到中国去寻找原因。于是博克瑟与菲奥莉娜的民调差距就越拉越大，竞选最终以博克瑟得票率高出菲奥莉娜超过10个百分点告终。加州是最后揭晓参议员竞选结果的州，博克瑟的胜选，最终令民主党锁定胜局。

　　无论是1990年代还是金融危机以来的情况，“中国议题”在美国竞选中的炒作都是围绕经济与就业展开的，基本未触及中美关系中的其他领域。究其原因，应该与选民动员的现实需要有关。候选人需要以最直接的议题触动选民的感受，经济与就业显然是关乎选民生活的，而将生活的不满归罪于中国，正是选民可以接受的论断，因而就能起到动员效果。换言之，“中国议题”的竞选炒作，对于大多数美国政治人物和公众而言，并非仅仅是国际事务，更像是个国内经济与就业议题的外化延伸。他们只需要一个靶子，而目前这个靶子是一跃成为世界经济第二的中国。

　　“中国议题”沦为守信的牺牲品

　　2014年9月9日，在中期选战正酣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了专程到访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后者此行显然是为11月在北京举行APEC后的第二轮“习奥会”做准备的。虽然在时间上似乎避开了中期选举，但在中美双方的气氛上并未受到选战的太多左右。

　　显然，美国周期性的竞选政治无法在短期内直接牵动中美关系的大趋势，但在长期而言未必不需要加以警惕。在美国普通公众对国家事务特别是中国了解有限的前提下，中美关系的稳步发展有赖于增进对彼此情况的客观了解，这也是中国推进公共外交、民间外交的原因所在。

　　但美国每次选举都几乎涉及到联邦、州以及地方各层次，在这种大规模选举中负面炒作“中国议题”，难免会扭曲某些美国公众的中国印象，特别是那些掌握着国家未来的年轻选民。

　　按照1947年出生的希拉里•克林顿回忆，她关于中国的最初印象来自于电视中关于尼克松访华的大幅报导。相对积极的事件尚且未必给人以积极的印象，更何况是看惯了“人民币汇率操纵国”、“抢夺市场与就业”等等负面言论的年轻一代美国人呢?数十年后，他们手中的中美关系又将何去何从呢?

　　从细节些的决策程序视角审视，如果有更多两党候选人通过炒作“中国议题”最终当选的话，那么也可能为华府输送更多的所谓“反华派”。要知道候选人在竞选中可能要说出一堆承诺，但最终兑现起来不免是难上加难，而中国事务则因触及其他利益较少而可能是比较容易的，于是就沦为了守信的牺牲品。

　　有研究证明，在2010年选举期间炒作“中国议题”的29位国会众议员中有15位在其后的国会中参与了消极涉华法案的提出与联署活动。更糟糕的是，这种“中国议题”的炒作与兑现，可能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导致议员们在对华事务上的“永久竞选”，为了激发社会动员，持续打出“中国牌”，从而毒害中美大局。很大程度上，人民币汇率议题在国会中的反复出现，根源就在于此。

　　如果将视角放眼到2016年大选的话，可能需要考虑的问题更为严峻。其实，后金融危机时代里“中国议题”在选举中的凸显，也与茶党不断得势存在一定联动。而茶党的对华负面态度，大都来自其所谓“自由主义”主张与中国的“大政府”现实之间的背道而驰，从而令其产生了意识形态上对“他者”的深刻偏见。

　　这样看来，2016年大选中如果共和党特别是茶党势力获胜，其对华战略也未必会向好发展，可能很难重演共和党保守派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的有所作为了。当2016年大选冲刺时，茶党势力青睐的兰德•保罗或者马尔科•卢比奥做出比罗姆尼更为过火的承诺的话，会否兑现就关乎中美两国的重大利益，再也不容因其为竞选语言而小觑了。

来源时间：2014/10/31   发布时间：2014/10/27

旧文章ID：452

作者：孙成昊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2014年8月15-21日

美国堪称资深的反垄断国家。在这一国度，反垄断法曲折演进的历史长达120多年，一直可以追溯到1890年的《谢尔曼法》。

　　19世纪末，由于担心一些垄断企业主宰市场，破坏公平竞争，《谢尔曼法》在1890年得以通过。《谢尔曼法》的管治目标是被认定破坏竞争的企业，该法主要针对违反竞争的行为。《谢尔曼法》奠定了美国反垄断法的基础和准则，然而，该法文字较为空洞，没有对什么是垄断行为做出具体的司法解释，对什么是“托拉斯”、“联合”和“限制贸易”没有明确定义，导致20世纪初期的一系列案件中出现争议性的矛盾结果。

　　第一个对《谢尔曼法》提出挑战的是1895年“美国炼糖公司案”，该公司得到了另外几个企业的控制权，在全国行业产出中占据了98％的份额。美国最高法院最后判定，其垄断行为发生在制造业领域，与州际间贸易没有直接关系，因此并未违反《谢尔曼法》。

　　而在后来的“艾迪斯顿管材与钢铁公司案”中，法官一致认为被告公司签订了限定产品价格的协议，认定其行为扰乱了州际间贸易、限制竞争、垄断价格，与美国炼糖公司案中的企业不同，因此违反了《谢尔曼法》。

　　正是由于《谢尔曼法》的模糊性，1914年美国又出台两部新的反垄断法：《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克莱顿法》增加了一些禁止行为，如价格歧视、削弱竞争的产权交易等。1936年，美国又通过了《罗宾逊–帕特曼法》，作为对《莱克顿法》的修正案，更详尽地确定了价格歧视的实质。

　　观察美国反垄断法的发展史不难发现，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美国反垄断法体系虽不断完善，但其实施标准的演变轨迹却很难用单一的从宽至严或从严至宽来概括，而是在宽和严之间呈现钟摆式运动。1890年的《谢尔曼法》并没有实现其初衷成为反垄断的利器；20世纪初的头20年成为美国反垄断的“严打时期”，通过了《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而在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反垄断法的实施一度暂停；20世纪中期又迎来美国反垄断法的严格时期，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美国反垄断法再次进入宽松时期，而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反垄断再次迈入严厉时期，如20世纪90年代年美国反垄断刑事处罚的罚金年均为1.69亿美元（1美元约合6.15元人民币），2009年和2010年的罚金则分别为10亿美元和5.55亿美元。

　　美国反垄断法的发展呈现摇摆不定的现象，其原因十分复杂，一是因为各阶段所处经济形势不同，如经济危机的存在会导致反垄断的需求减弱；二是由于反垄断法背后的经济理论之争；三是美国民主、共和的两党之争、轮流执政也导致了反垄断法的实施无法实现长期一致性。此外，美国反垄断法当初设定的目标更多出于政治考虑，担心经济权力的集中会对政治体系造成不良影响，而如今美国的反垄断目标则演变为纯粹的经济考虑，未来这种单一目标是否可行，是否要考虑涉及政治、社会、道德等多重目标将是美国在反垄断道路上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来源时间：2014/10/31   发布时间：2014/8/15

旧文章ID：4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