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印象 | 跨越太平洋

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美中“共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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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3/2015

作者：钟辰芳，郁岗来源：美国之音

　　华盛顿—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预订在成为民进党提名的2016年总统选举候选人之后访问华盛顿，她的中国政策受到各方瞩目。前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施蓝旗(Barbara Schrage)最近这番关于蔡英文应阐明中国政策的讲话，在华盛顿、台北和北京持续引起热议。

　　前美在台协会高官施蓝旗3月20日在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讲时表示，近几个月来北京当局多次坚持，“九二共识”是两岸交流的重要基础，但她知道民进党对此有不同看法。

　　她说，民进党并不一定要说：“我们接受‘九二共识’”，“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自行为‘九二共识’下定义”，但民进党领导人必须理解到这个议题的严肃性，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议题，民进党必须找到一个可以缩小彼此分歧，并照顾到美国及国际社会关切的替代方案。

　　施蓝旗这番谈话这几天持续引起热议，台湾方面有人担心这是经过美国政府授意的做法，目的是要影响台湾选举。不过民进党主席蔡英文22日对相关提问表示，美国已经一再强调不会介入台湾选举，“会维持中立的立场。”

　　对施蓝旗的谈话，蔡英文回应说，民进党会积极认真处理这个问题，希望在复杂的国际情势下维持两岸和平稳定，守住台湾最大利益，并“让台湾人民有最大和最多的选择空间。”她说，这是一个困难的工作，需要时间，民进党还在和各方沟通，希望能“产生各方都可以接受的立场。”

　　曾经担任过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的包道格(Douglas Paal)，24日接受华文媒体采访时表示，习近平近来以“地动山摇”的强烈措辞坚持“九二共识”是两岸互动的政治基础，其实是要表达他对“一个中国”的政治底线，无论台湾各个党派提出何种方案或模式，都不能离开这个底线。

　　他说： “我认为习近平的用意是要说清楚，尽管他提到了‘九二共识’，不过他的底线是‘一个中国’。如果缺少‘一个中国’的方案–无论是‘九二共识’或类似‘未来的一个中国’这种说法，那么要找出一个能让两岸关系持续前进的基础会有困难。”

　　目前是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副总裁的包道格说，北京传出的强烈信息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他希望两岸能找出一个可以持续互动的模式，美国政府大体的意图是不希望台海再发生如以往一样的紧张。

　　国民党籍的马英九2008年出任台湾总统以来，两岸政治关系有了显著改善。

　　包道格说：“我不预期再发生以前那种紧张，情势仍然在发展中，刺激局势的除了军事方式以外还有许多方式。如果发生紧张，它很可能是在别的地方和不寻常的地方。我可以说的是，美国政府大体上的意图是不要再回到以前那一段紧张的时期。我们在全球到处都有热点，我们不需要台海再成为一个热点。”

　　民进党籍前台湾副总统吕秀莲星期二在她的脸书上说，“美国与中国共管台湾已是不争的事实，2012年总统大选，是华府–北京和台湾人民三方投票的结果。”

　　吕秀莲说，2016年总统选举蔡英文要面对的对手并非马英九或国民党候选人，而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她希望蔡英文能认真看待眼前的严肃挑战，因为蔡英文的“真正靠山是台湾人民”，他们的确有权知道蔡英文的治国方针和两岸政策。

　　对于施蓝旗有关蔡英文应阐明两岸政策的讲话是否是美中两国沟通后的结果，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丽青2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对相关提问答复说，自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取得重要成果，受到两岸人民支持也受到国际社会肯定。

　　范丽青在重申中国对与民进党交往的政策时表示，两岸发展能取得成果就是因为彼此都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这个基础的核心是认同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只要认同这一点，台湾任何政党和团体与大陆交往都不会有障碍。

来源时间：2015/3/26 发布时间：2015/3/26

旧文章ID：2824

国会质疑美国推动美中两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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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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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黎堡来源：美国之音

　　华盛顿—美国国会现任和前任资深议员批评政府在发展美中两军关系时缺乏战略眼光和评估机制。但美军一名高级官员则表示，美中两军交流富有成果。

　　在多年的动荡不定之后，美中两军交流正稳步进行。

　　美军联合参谋部政治军事亚洲事务副主任戴维·史迪威准将(Brigadier General David Stilwell)3月20日称赞两军交流正取得积极成果。

　　史迪威准将:“近来，我们的确看到在降低风险方面正取得越来越积极的成果。我们依照习近平主席的提议和奥巴马总统的允诺，跟中方讨论互信机制的建立，去年11月宣布了舰艇水面相遇的行为准则，目前正在商讨空中相遇行为规范。”

　　美国政府被指缺乏推动美中两军关系的战略眼光

　　美中两军交流对降低风险的积极意义也得到了国会的肯定，但是国会属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委员白嘉玲(Carolyn Bartholomew)对美国之音说，美国还需要站在战略高度看待美中两军关系。

　　白嘉玲:“降低紧张气氛是一项重要战术，但我不认为这是一项战略。”

　　在3月24日与白嘉玲同时出席一场讨论会时，委员会另一位委员、前参议员泰伦特(James Talent)说，在推动美中两军关系时，中国远谋深算，相反，美国政府缺乏战略眼光。

　　泰伦特:“如果我们心中没有战略目标，两军交流会带来负面影响。我们面临的危险是，中国会通过这些交流活动学习一些我们不想让他们学会做的事情。我不希望中国代表团上我们的航空母舰学习如何操作航母。”

　　美国国防官员们说，中国正在大力提升军力，尤其是反介入和区域阻绝能力，以阻止美军介入中国因领土争端可能对邻国采取的军事行动。

　　福布斯议员：美国应依中国行为评估两军关系意义

　　国会众议院军委会海军事务小组主席福布斯认为，中国的行为应该是美国在评估美中军事关系意义时的一项重要指标。

　　福布斯: “你看看中国修建人工岛的行动，难道你不应该用某种试金石来评判中国在两军关系中的行为吗?”

　　国会人士们说，他们并不主张美国终止与中国发展两军关系，但认为决策人必须要有清晰的战略思想和明确的评估机制。

来源时间：2015/3/26 发布时间：2015/3/26

旧文章ID：2823

新闻法难产保护自由还是管控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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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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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东方来源：美国之音

　　北京—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原署长、全国人大常委柳斌杰在两会期间透露，人大正研究新闻传播立法，本届人大内有望提交审议。不过两会闭幕，这部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筹备的新闻法仍然遥遥无期。北京传播学者担心，在目前的中国政治局面下，这部拟议中的新闻法不但不会保障新闻自由，反而会成为当局压制舆论有法可依的恶法。

　　柳斌杰在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全国人大已经在研究新闻传播立法，今后凡是属于公共新闻传播范畴的，包括互联网新闻服务等，都将纳入到新闻法管理中来，不过自媒体这一传播形式暂不会纳入。

　　柳斌杰此前曾表示，新媒体发言随意，吸引眼球，传统媒体管制严格，面容呆板。一样的传播两个尺度，让传统媒体常常感叹“戴着镣铐跳舞”、环境不公。而新闻传播立法，将终结这一局面。

　　很多中国大陆新闻工作者认为，在目前中国的政治局面下出台新闻法，将会是一部对媒体不利的管制法。

　　难产

　　柳斌杰在3月10日的记者会上，没有提到有关新闻法的话题，被观察人士解读为中共高层对新闻法仍然存在着不同意见。

　　上个世界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作为改革派代表人物的前《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曾经担任新闻法起草小组的负责人，由社科院新闻所孙旭培所长牵头，负责新闻法草案的起草。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嘎然而止，新闻法的起草也随之夭折。

　　这次新闻立法重上议事日程，背景是呼应习近平的全面依法治国。目前的中国新闻界，由于无法可依，属于人治状态，靠中宣部电话通知管控，媒体怨声载道，同时也损害了执政党的国际形象。中国近代史学者章立凡认为，依法治国，不仅要口头上讲，更重要的是行动上要做。

　　无法可依

　　章立凡说：“我觉得所谓依法治国，现在是讲和说，都是口头上的。事实上一边在讲依法治国，一边在打压公民的言论自由。以我自己的切身体会，这两三年，我的言论权利还不如十八大以前，博客、微博都没有了，微信上发点东西马上被删，这个情况一直在恶化。新闻法出台一直在呼吁，80年代就准备出台。当年国民党有一个新闻法，我们就抓住这个法律的各种把柄和漏洞，拿这个法来跟国民党作斗争。所以我们自己这儿，没有这个法比有这个法要好，因为有了这个法就把自己的手脚绑住了。”

　　限制自由

　　香港《东方日报》也对未来出台的新闻法到底是限制还是保护新闻权利表示忧虑。中国制定新闻立法的关键是如何在新闻自由和党管媒体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新闻自由是一项基本原则和全球共识，联合国的《公民政治权利和国际公约》以及中国的宪法，都明文保证言论和出版自由;而另一方面，党管媒体又是执政党不可动摇的一项权力。在制定新闻法的问题上，中国陷入一个二律背反的悖论之中，如果承认新闻自由原则，党管媒体就是非法的;而如果秉持党管媒体，新闻和言论就不可能自由。

　　中国历史学者章立凡认为，这个新闻法，很有可能和当年的游行示威法一样，变成一个限制新闻自由的法律。

　　收紧控制

　　章立凡说：“新闻法也是经过这么多年的酝酿，但一直没有出台。这次也很可能就变成另一种情况，新闻法实际上成为限制新闻自由的法律。这种情况可能性很大。就像当年人大通过的游行示威法，最后变成了限制游行示威的法。根据那项法律，我们没有看到他们批准过什么游行示威。除了2012年的九·一八官办的(游行示威)之外，我们就没看过民间有任何申请成功的。那么会不会相似的情况发生在新闻法的立法上，我觉得很有可能。现在盛行打击网络谣言，反对西方价值观这套东西，在这种氛围之下，出台的法律很有可能是限制新闻自由的法律。”

　　中国近两年来，收紧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教育也是当局重点管控的领域。中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最近称“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中国高校”。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属于西方价值观的核心要素，中国正在拟议中的新闻法，显然只会强化党对意识形态的管理，而非拥抱西方普世价值。

来源时间：2015/3/26 发布时间：2015/3/26

旧文章ID：2822

邓聿文：中国不可能崩溃的五大理由

分析

邓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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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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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聿文来源：凤凰网大参考

　　近30年来，“唱衰”中国成为国际研究中国问题的一种“政治正确”。最新一起例子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David Shambaugh教授，他另外有一个中国人熟悉的名字：沈大伟。

　　沈过去一直被认为是“知华派”，因此，其转向比那些对中国怀有深刻偏见的“反华”学者更易受到中外两方面关注。近日，他的《中国即将崩溃》一文发表后，立即在国际舆论中掀起了一波新的“中国崩溃论”讨论热潮。

　　沈大伟因何转向?外界似乎并不十分清楚。其实，沈的转向也非突然，而是有迹可寻的。他在去年的几次演讲中，就从原先对中国的谨慎乐观转向悲观。据说类似他这样的不看好中国的学者还有好几位。国内有媒体据此批评沈大伟是投机，然而对一个严肃的学者下这样的定论，也有不妥之处。

　　沈大伟自己说了，他是冒着“赔掉学术声誉”的风险作出这种转向的，可见他对自己转向的后果有心理准备。沈在文章中提出了五条证据来支撑的他的结论，后来他又进一步解释了不看好中国的理由。已有学者对其五条证据逐一进行了批驳。

　　在讨论“中国是否会崩溃”这样的大问题时，最好不要带上个人成见——无论是情感上的还是意识形态上的——应尽量客观理性。

　　其实，预测长期意义并不大，因为长期充满太多的不确定性，一切皆有可能，而就中短期来看，中国不会发生如沈大伟说的“崩溃即将到来”的情况，理由也有五点。

　　质疑沈大伟的五大理由

　　第一点，多数中国人还是希望国家稳定，把稳定作为一种价值来追求。为什么把这列为第一条?因为如果社会中的多数人追求国家稳定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很难发生大规模的尤其是全局性的动乱。

　　希望社会稳定，可能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老百姓都这么想的，但中国民众抱有这种心理似乎要比很多国家的民众更强烈，他们是把稳定作为一种价值去追求的。

　　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因素。一是中国近代以来的一百多年都是不稳定的，战争、贫困、内乱，造成社会不稳，直到文革结束国家发展才步入正轨，因此，中国人也就特别渴望稳定;二是执政党对稳定的强调到了一种近乎执着的程度，也是鉴于这百多年的历史，执政党非常在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稳定是硬道理，是发展的前提，没有稳定就没有一切。这已形成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首要的价值目标，并在执政党的再三教化下，多数民众也接受、认可了稳定的重要性，故除非迫不得已，没有人希望社会发生动乱。

　　第二点，执政党有很强的学习应变能力或本领。关于这一点，其实沈大伟在自己2008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一书中作了精到的阐述。他用了一个词“调适”来形容执政党应对挑战的应变能力。在沈看来，过去二十多年执政党一方面在收缩，一方面又有很强的调适能力。用他的话讲：中国在过去的100多年里，一直从世界其他国家寻找合适的模式和思想，引进并嫁接到本土的文化根茎是创造一种“兼收并蓄型国家”，该书的核心结论是，为了解决所面临的许多挑战，执政党吸取了其他共产主义政党—国家失败的教训，正在主动地进行自我制度改革和建设，迄今为止，(在这方面)做得相当不错，从而维护了它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力。

　　确实，从执政党的历史来看，它一直强调根据实际调整和改变自己的思想、路线、政策和策略。比如，新领导人上台后，就强化了改革、反腐、法治，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规划。世界上恐怕没有几个政党向中国的执政党这样重视学习了，学习历史，学习实践，也从错误中学习，不能说执政党的学习和调适都有效果，但起码它愿意去学习、去改变。

　　第三点，与第二点有关，执政党也在给人民许诺，改善治理，带领人民过上小康生活。尽管中国的社会问题很多，但执政党也在给人民承诺，它会努力去解决那些与民众切实相关的问题，改善自身治理，用良好的服务赢得民众的支持，并在经济发展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无论何时，执政党都在强调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虽然从实际效果来看，与承诺有一定差距，但承诺本身及为此所作的努力会给执政党带来合法性。

　　事实上，无论是一党执政还是多党竞争，执政党赢得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基础是用良好治理和服务去拉近和民众的关系，改善和提高民众的生活。为此，中国的执政党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到2020年实现小康社会。按照这个目标，人民生活水平届时会有很大提高;另外，执政党也通过反腐和改作风等，试图改善与人民的关系，这些都有助于执政党建立新的合法性。

　　第四点，民众的经济和社会自由还是能够得到国家一定程度保障。自由先于民主，自由是创造之母。一个社会没有自由就没有活力，当然就谈不上创造和创新。中国改革30余年来，社会之所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精神状态之所以和过去截然不同，原因固很多，但国家将自由还给人民是一个最本质的因素，不管这种自由当初是被迫还是主动还给人民的。正是自由，尤其是经济自由，让人们有了创造财富的激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大多数人。这当然不是讲，人们今天拥有的自由就非常充足了，在很多方面，自由还十分欠缺，即使是经济自由，还有许多门槛。

　　然而，也应该承认，在经济自由方面，比起过去来有了很大改善，得到国家一定程度的保障。尤其在十八大后，国家简政放权，推进审批制度改革，将许多原来由政府管制的权力还给社会和市场，它会产生一个什么结果?有利于创业和创新，促进经济发展。

　　现在正是中国经济困难的当口，要想使经济不出现大的长期的下滑，就必须充分调动市场和民间的力量，而赋予民众更多的经济自由是不二之选，简政放权的改革，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及各种税费的减少，都有利于增进民众的经济自由，激发市场活力，造成一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这种局面能够减缓中国经济下行对社会产生的震荡和冲击，再加上国家社会保障的完善，至少不会使社会多数人的收入和生活状况在未来恶化。

　　第五点，中国特殊的社会代际结构亦有助于抑制社会动荡，保障社会稳定。第一点谈到中国多数人不希望社会出现动荡，这其实跟中国特殊的社会代际结构有很大关系，所以需要把它单独列为一条。这个特殊的代际结构就是，中国当前的主流人口是50、60、70、80年代生人，而90、00年代生人则至少要到未来20年后才能在社会唱主角。

　　若说中国社会会出大问题大乱子，不大可能在前四代人之间，而会在后两代人成家立业之后。

　　为什么需要有这样一个代际分野?因为前面4代人与后面2代人成长于不同的社会环境。简单说来，50-70这三代人出生和成长于物质匮乏和社会动荡年代，他们的记忆所及就是吃不饱、饿肚子，所以他们在乎的是物质条件的改善。但90、00两代人不一样，他们没有前几代人的饥饿感，从他们记事起，物质就是很丰裕的。所以他们不像前几代人一样有个新旧对比，在他们看来，目前的物质条件是理所当然，不言而喻的。80年代人则介于两者之间，但他们成长的上世纪90年代物质生活也没现在丰富，而且他们中的多数人也目睹了父辈的艰难。因此，把他们划在前一类。

　　这个区分的意义是，前四代人懂得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因而会倍加珍惜，更倾向于维护社会稳定;后两代人没有这种艰难经历，当他们成年后，一旦经济形势恶化，从物质丰裕跌入物质匮乏，那么，他们会认为这是政府政策错误之故，就有可能产生严重的反社会反政府心态。

　　崩溃论弥补国内批评之缺席

　　从上述五点理由看，假如不去考虑一些偶发事件或因素，中国是不可能出现如沈大伟说的“崩溃”危险的。国外一些中国研究者，喜欢鼓吹“崩溃论”，说到底，是不相信中国可以找到一条基于自身国情和历史的民主之路，不相信中国的体制能够应对危机和挑战。他们基本是福山“历史终结论”的信徒，认为人类的政治体制应该终止于西方的自由民主。但连福山的老师亨廷顿都认为，西方民主是西方特殊条件下的产物。

　　民主的本质是让人民做主，如何让人民做主，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情和历史，这里并非是要强调“国情特殊论”，而是想指出，国家有责任建立一种适合自身国情和历史的民主形式，走这样一条民主道路，而非亦步亦趋其他民主道路。如果只认为西式民主是人类历史唯一正确的道路，这不正好陷入了他们自己所批判的“历史决定论”的迷雾吗?何况，福山现在也承认西方民主体制的缺陷。因此，各国发展道路应该是多样的而非单一的，这才符合人类发展规律，如果人类发展有规律的话。

　　然而，这并不是说，“中国崩溃论”就没有价值。它的价值不是说存在一股“亡我之心”不死的敌对势力，而是提醒执政党注意“唱衰”背后的真问题。这些问题和事情有的长期存在，但不能因此就可以忽视它，越是长期存在、司空见惯的问题，越要重视，并去解决。因为正是问题的长期存在，容易让人产生错觉，以为无关紧要，但事情都是由量变到质变，如果不加以注意，任其恶化，时间久了，在一些偶发事件的带动下，会引发连锁反应，导致社会出现危机。

　　从这个角度说，“崩溃论”的存在，能让执政党意识到，自己的哪些工作尚未做好，需要改善，从而促使执政党去改进完善治理，这样，反而使危机得以避免。

　　知识分子的天职是批评，不管批评的对还是错，出发点是善意还是恶意，只要有事实根据，就应该肯定。鉴于国内的讨论环境，有外国专家天天“唱衰”中国，实际能够起到弥补国内批评之缺席的作用，对中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当然，前提是把它当做“良药”和“忠言”。

　　“崩溃论”存在的意义就是促使政府不断改进完善治理，使危机得以避免。

　　一个国家不是靠骂就能够骂倒的，否则，也太脆弱了。所以，对批评，哪怕是不怀好意的批评，要容得下。习近平主席去年在跟各民主党派座谈时，就指出，各级领导要容得下尖锐的批评，它当然包括国外各种刺耳的声音。

　　邓聿文：学者，专栏作家，英国诺丁汉大学志奋领访问学者，美国国务院国际访问者，北京改革发展研究会理事，察哈尔学会研究员，致力于中国改革与转型以及国际关系研究。

来源时间：2015/3/26 发布时间：2015/3/26

旧文章ID：2821

美国将军登普西举办美中军事合作历史图片展（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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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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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im Garamone 来源：

原文摘要：
2015年3月18日，五角大楼举办了名为“国家记忆”的摄影展，照片记录了美国和中国军人曾在二战期间一起工作时的情形。中国和美国在二战期间是盟友，曾有超过25万的美国人在下陆将军约瑟夫史迪威的带领下在中国-缅甸-印度战区一起工作。战区将军史迪威的孙子，退役陆军上校约翰伊斯特布鲁克，在活动的开幕式上提及，人们更容易忽略美国当时在中国的军事投入，尤其是比起它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投入的军事力量。而在中国，同样的，所提到和美国的合作都是记录在灾区的合作。而记录当时美国与国民党联系的相关照片，信件，和备忘录都已在中国的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被销毁。

英文原文：

Dempsey Opens Exhibit on U.S., China’s Shared Military History

By Jim Garamone

WASHINGTON, March 18, 2015

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opened a photo exhibit today at the Pentagon that puts America’s relations with China in a new light.

Army Gen. Martin E. Dempsey praised the exhibit – titled “National Memories” – which shows American and Chinese service members working together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ere allies during the war, and more than 250,000 Americans served in the China-Burma-India Theater under Army Gen. Joseph Stilwell. Retired Army Col. John Easterbrook, the grandson of that theater commander, spoke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about the campaign. Actions in Europe and in the Pacific overshadowed the scope of the effort in the region, he said, and many present-day Americans are surprised to learn of the U.S. effort against Japan in China.

In China, too, the American effort in the country was forgotten, but for other reasons. Following the war, a civil war broke out in China, and with the victory of Mao Zedong’s Communist party all mention of cooperation with America was stricken from the record. “Many photos, letters, memorabilia that might link someone to the defeated Nationalists were destroyed,” Easterbrook said. “Anything that survived was destroyed in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Uncovering History

Into this historical void stepped Zhang Dongpan, who also spoke at the exhibit opening. “In 1999, a friend sent me an old photograph from World War II; it showed a U.S. soldier’s funeral at a Yunnan battlefield,” Zhang said via translation.

The photo conflicted with the official history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efeated the Japanese alone. “That old photo told me that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U.S. Army came to China, and at least one American died fighting in China, for China,” he said.

Zhang’s research led him to Easterbrook, and the two worked to contact survivors of those Americans killed in China during the war. Zhang also discovered that 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had more than 23,000 photos of all aspects of the American interactions with Chinese during the war, taken by Army Signal Corps photographers.

In 2006, Zhang and his team copied and digitized the photos, and in 2010 he opened “National Memories” in China. Millions of Chinese have seen the photos in cities around the country, he noted.

“Today, when you discuss World War II with the Chinese people, increasingly they will tell you [that] in that war, the United States helped us, and we thank you,” Zhang said. Zhang – who served four years i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 now wears a pin based on the shoulder patch of the China-Burma-India Theater, combining the Nationalist sun and the American star.

U.S. Military’s Vestiges of China

Dempsey viewed the pictures and praised Zhang and Easterbrook for their efforts. “This exhibit can help people on both sides of the Pacific remember this part of our shared history,” he said. “You can take pride knowing that your hard work will continue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re are still vestiges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n the American military, the chairman said. The Air Force maintains strong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legendary Flying Tigers who fought in the skies over China. “Today’s Army Rangers trace their legacy back to Merrill’s Marauders – that special forces unit in Burma that turned the tide of the war in the China-Burma-India Theater,” he said.

Peace, Security in Asia

“America has long-standing interests in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clearly demonstrated then as today,” Dempsey said. The chairman has made a number of trips to the region, including a trip to China last year, and has hosted Asian leaders at the Pentagon.

“In this venue, I think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point out Japan’s solid record as a staunch U.S. ally for the past 70 years,” Dempsey said. “Their demonstrated commitment to peace,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in the region and the world shows that the Japan of the era of these photos is no more.”

Photographs are ‘Source of Pride’

Chinese defense and air attaches attended the opening, as did combat cameramen from the 55th Signal Battalion. They are the military descendants of the men who shot the photos from 1942 to 1945 – the 164th Combat Camera Company. Zhang praised those shooters, saying “the courage they showed going to war, armed only with a camera in order to preserve history, has left an indelible mark on our shared heritage. Their photographs of China’s lost military heritage have become both a source of pride for us and a challenge to pursue the power of truth.”

Zhang said he will continue his education effort in other American and Chinese cities.

The exhibit is at the apex of corridors 1 and 2 on the Pentagon’s third floor.

来源时间：2015/3/26 发布时间：2015/3/26

旧文章ID：2820

专家：美滥用霸权陷泥潭将不得不接受中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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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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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仁伟来源：环球时报

抗美援朝战争是美国战后遭遇的第一个重大军事挫折

美国将不得不接受中国崛起

当代主要守成大国即美国与当代主要后起大国即中国之间的关系，与历史上的新老大国关系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根本区别。

美国自19世纪末崛起以来，虽然也遇到过若干挫折(如朝战、越战)，但没有在根本上受过挑战，或者说没有失去过霸权地位。它把自己取代英国，打败德、日、苏，都视作其价值观和制度的胜利，而且是“天定命运”。它认定21世纪中国崛起只是以往历史的循环重复，美国只要把以往打击后起大国的手段集中起来，就足以压制中国、滞缓其崛起进程。因此，美国难以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制定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其思维定势难以打破。从根本上说，美国对待中国崛起的策略是落后于时代的陈旧战略。因此，我们可以就此找到这一轮守成大国遏制后起大国的致命缺陷。

美国欲利用其软实力优势占领道义的制高点，将我置于舆论和制度的负面地位。但恰恰是美国滥用霸权，引起包括其欧洲盟国在内的国际舆论批评。特别是美国在中东和前苏联地区连续策动颜色革命，输出美国模式，结果造成这些国家长期战乱不休。可以说，美国每搞一次颜色革命，就陷入一个泥潭。反而促使美国软实力下降和战略被动，我们可以借此稳取战略主动权。

美国企图以国际体系来管制、约束中国，以此来干预中国内政、改变中国制度。这个办法对于封闭僵化的苏联体制模式曾经有效，最终加速其解体过程。但是对于中国基本无效，因为中国本身在不断的改革开放进程中，而且越来越深刻地融入现存国际体系。相反，恰恰是美国本身成为现存国际体系的破坏者，甚至企图另搞一套规则体系。中国与美国处于参与当代全球治理的同一起跑线上，而且同金砖国家一起改变着西方治理体系。美国不得不接受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新常态。这是过去那些后起大国所不具备的条件。

美国几乎无法选择与中国进行战略摊牌，无论是军事上还是经济上，这种摊牌的后果都是难以承受的。最终结果将是美国放弃与我摊牌，接受与我共同合作建立稳定的世界秩序和地区秩序。一些有远见的美国战略家已经准备接受这个战略前景，我们也应有所准备。(作者是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美国在全球市场体系中压制中国、掌控全球资源的局面已经被打破。一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进出口国，依赖中国市场的大多数国家都不可能参与对中国的封锁禁运，即使低力度制裁也是难以做到。二是中国将成为最大资本输出国，连美国也不能拒绝中国的大规模资金流入，中国资本与美国资本以至全球资本融为一体，这是世界金融市场的最大变化。三是中国本身的自主创新能力迅速提高，西方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技术转移，都将打破美国对中国的技术控制政策。这种政策维持的时间越长，美国的损失越大。四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最终将打破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垄断地位，人民币、欧元和美元构成三足鼎立的格局不可避免，甚至美元与人民币平分秋色也是可能的。美元只有与人民币合作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才能避免重蹈二战前后英镑没落的老路。因此，经济领域的中美全球合作将比其他领域更早实现。

来源时间：2015/3/26 发布时间：2015/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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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行让朴槿惠面临多重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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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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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关哲来源：观察者网

3月12日，英国宣布加入亚投行，留下冷峻而又意味深长的背影，美国人则感受到了一记耳光。

作为美国第一“亲戚”，英国大大咧咧地任性了一把，再也不像伊拉克战争时期那样跟着美国鞍前马后，冒天下之大不韪却啥好处没有，自顾自找好日子去了。还附赠半透明遮羞布一块——“只有加入亚投行才能更好地监督它！”英国如此，其他老牌列强也不必再矜持，法德意紧跟其后宣布加入。唯有美俄仍“岿然不动”，这样的心态诚然可以理解。在这两位上一届的世界霸主看来，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正在用一家银行“拉帮结派”，即便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在内心层面，暂时仍接受无能、“走动”不了。

再把视线投向昔日的亚太冷战最前线。这一突发的“亚投行门”虽然发生在大西洋，真正的压力却横跨半个地球施加到了太平洋这边，一夜之间让韩国和澳大利亚这些小兄弟，陷入了极度的纠结。

他们无法像英国那样任性。韩媒报道朴槿惠已下决心，青瓦台立刻辟谣。虚实之间，人们不难感受到青瓦台里那颗煎熬的心。距本月末的申请截止日期还剩不到两周，朴槿惠总统到底在犹豫什么？细心体会，不难发现她确实面临着多重纠结。

纠结第一层：身份

对于美国来说，英国决定加入亚投行，只是为了一己私利的任性之举。按照强世功的说法，英帝国是人类史上最不顾政治责任、只顾商业利益的帝国，一向如此，衰落之后就更如此。同为盎格鲁萨克森种族的美国统治集团无法和英国人计较，英国人的意思：我就是要去挣它一大笔。但韩国不同，身处亚太冷战前线，政治上是美国的扈从级别盟友，但与中华文化圈剪不断理还乱，在当下这样的关键时刻，一旦果断选择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绝不仅仅意味着商业利益，更像是对美国的背叛。

韩国和日本的处境也不同。日本和中国本来就不睦，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与美日主导的世行和亚开行是事实上的竞争关系，日本只能借此机会向美国表忠心，一再重申不会加入亚投行。

历史与地缘夹缝中的韩国，身为美国“亚太再平衡”重要战略支点，既没有英美之间的血脉联系，又不愿同日本一样“孤注一掷”。入不入亚投行，始终要看美国脸色。

英国的迅速表态让韩国一度跃跃欲试。3月13日，也就是英国宣布有意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的第二天，韩国企划财政部副部长周亨焕表示，韩国正在考虑是否需要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有人更迫不及待，18日下午，韩国《首尔经济日报》甚至爆料“韩国决定加入亚投行”，不过韩国官方随后进行了否认。

纠结第二层：位置

美国心心念念“重返亚太”，从未忽视过三八线之南的韩国，将其视为“冷战”前线。自去年10月，中国成立亚投行以来，美国通过游说、警告等方式，私下劝说对加入亚投行酝酿已久的韩国，不要参与其中，这着实让青瓦台百般纠结。

美国显然认为亚投行意在削弱美国主导的世行和亚开行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美国更担心中国此举将会对全球金融治理格局带来深远影响，威胁美国的全球利益。并且让美国人在“理”上也会失去优势。亚投行旨在促进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这让美国很难再以“中国不承担地区责任”为借口批评亚投行的倡议。

近一段时间，美国在朝鲜半岛可谓煞费苦心。除了在亚投行问题上多次派出重量级官员向韩国施压外，在军事上也没有放松，执意要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THAAD），把美国在亚太地区所有的传感器、导弹拦截器和通信设备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全面且统一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美国称此举是为了在朝鲜导弹升空之初就将其击落，但朝鲜的导弹实力足以让美国人如此紧张吗？这块遮羞布比英国人的质地好到哪里去？

如此微妙的战略地位将韩国再次推向两难境地。如果在刚刚开始的“亚洲世纪”里，错过成为区域重要经济组织创始国的机会，必将失去诸多发展优势；但长期生存于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之下，韩国如果义无反顾投入中国人主导的新秩序，又如何面对国内长期亲美的政治气候？虽然风动，只能心动。

纠结第三层：家恨

除了国家利益，韩国总统朴槿惠和美国之间恐怕还有些微妙的“私人”关系。

出生于1952年的朴槿惠今年63岁，至今单身的她，选择了“嫁给韩国”。朴槿惠曾在竞选演讲中恳求“请帮助我开创一个新的时代”，这样的抱负从一位温婉柔弱的女性口中说出总是让人难忘。

许多人在介绍朴槿惠时总不忘提一句，“她不是普通的女人，她是朴正熙的女儿”。不妨把时间倒拨到1979年10月27日凌晨，27岁的朴槿惠被电话铃声惊醒。电话那头传来消息：父亲朴正熙被情报部长金载圭刺杀。在后来的回忆中，朴槿惠说，她听到父亲死讯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前方（指三八线）有无异常？”总统秘书室长回答：“已经下达戒严令。”这段故事在韩国广为流传，通常用来佐证冷静睿智的朴槿惠是“天生政治家”。不过，朴正熙之死的内情至今仍无定论。

连任5届总统，执政长达18年的朴正熙，以铁腕带领韩国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腾飞，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但同时也被反对势力诟病为独裁统治。1979年，随着反对党势力的崛起，美国政府与坚持自主路线的朴正熙阵营矛盾激化。

20世纪90年代初朝鲜曾创作电影《民族与命运》叙述这段历史，对朴正熙之死的内情解读是：为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撑腰的，正是美国人。

历史背后的真相，也许没有人比朴槿惠更清楚。时光流转，韩国再次需要做出选择，朴槿惠会想起自己的父亲吗？2013年，峨山研究院成员访问观察者网，不无激动地回忆朴正熙强国之路，以韩国造船等重工业为例，指出“愿景、创业精神和领导力”正是今天韩国与中国应该共享的精神。

朴槿惠继承父亲遗志，在竞选总统时候宣称要为朝鲜人种下梦想，但她的肩上有梦魇。韩国政治生态素有非黑即白与报复传统，党派之间，在野即无条件反对，上台即不择手段报复。虽有金大中等人的“大和解”努力，但积习难改。武断改变前任政府的政策和实施政治清算几乎成为惯例。

选择亚投行，并不意味着选择背弃美国。韩国人完全可以像英国人一样行事，此事如果由诸如李明博一类亲美右翼领导人来做，比朴槿惠更容易。右翼亲美政府选择亚投行，在美国人眼里如同英国人的投机。但朴槿惠如果这样做，势必更加触动国内错综复杂的政治势力神经。一旦做出选择，未来可能面临国内政敌的发难，甚至面临卸任后的政治清算。

表面的纠结

尽管“内忧外患”，但从韩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战略出发，广阔的亚洲市场让韩国无法不动心。按照牛津经济（Oxford Economics）的统计和预测，2013年东南亚、南亚和大中亚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约为4500 亿美元,今后十年能够保持大约7%的增长率，到2025 年这三个地区总计基础设施投资花费年均将超过一万亿美元。

韩方迟迟不做决定，曾对外宣称是出于对管理层面的细节考虑。韩方担心如果中国在亚投行中占有绝大多数股份，可能会发生韩国即使出资不少也无法参与决策过程的情况。

在投票权等一系列细节上，韩国这样的高人均GDP的国家势必要考虑在投票权上是否“合算”。如果人口数量所占权重较大，韩澳即便出资较多，在亚投行的治理投票中也很难起到决定性影响。

国家之间，利益永恒。但如果韩国真的仅仅是在管理细节方面有所顾虑，那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毕竟顺应时代潮流才是决策的最大根据。韩国经济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崔炅焕曾在去年10月22日表示，“若韩中双方能通过对话缩小在一些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我认为韩国并没有不加入亚投行的理由。”

我们不妨也将此看作一个借口。在中美新秩序的背景之下，要给面子也不能明目张胆地给，不给面子也不能明目张胆地撕。每个国家都有表面的理由，但一切表面理由对朴槿惠都没有用，只要她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她就必须为韩民族的未来做出正确的决断。所需要的只是政治智慧和中国人的理解与支持。

在朴槿惠总统焦灼的心灵之外，是浩浩汤汤的东亚大势。崛起中的中国，以自己的逻辑呼应亚洲地区强烈的发展诉求，这个诉求是美日体系所无法满足的。韩国《中央日报》16日报道已经指出：韩国加入亚投行，意味着在一个有40多亿人口的地区拥有更多机会，意味着将投身于亚洲建设的热潮。

清醒的韩国人已经摩拳擦掌，只等总统。但这一次，朴槿惠真的很难。

来源时间：2015/3/26 发布时间：2015/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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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行面临的五大挑战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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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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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维嘉来源：人文经济学会微信公共号

随着3月即将结束，由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发起成员国报名截至日期也在临近。在英国的带动下，德法意瑞卢等一批老牌欧洲国家纷纷“反水”，申请成为亚投行的发起成员国。这在中国国内和世界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将成为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

回顾二战后的世界金融秩序的成立背景，是在当时占世界GDP 50%的美国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标志性机构是1946年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1950年代和60年代，又相应成立了区域性的金融机构，如欧洲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和泛美开发银行等。这些国际金融机构由世界或相关区域的国家组成。如亚洲开发银行（亚行）成立于1966年，共由48个亚太地区国家和19个非亚太国家组成。亚行建行时法定股本为10亿美元，后来经过多次增资，截止1996年底，亚行的核定股本增至500亿美元。

这些组织成立之初，各国的投票权大体根据当时各国经济实力的分布。如亚行的两个最大股东是日本和美国，两国各占同样的15.6%的股权和12.8%的投票权。中国是第三大股东，占6.6%。亚洲地区作为世界上最有经济活力和潜力的地区，需要大量的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从现在到2020年期间，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到7300亿美元，现存的国际金融机构远远不能满足这个需求。与此同时，经过35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积累了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有动力开拓海外市场，并带动其他亚洲国家一起发展。如果中国向现有的国际金融组织大规模增资，势必大幅改变该机构的现有股东结构，这对一个已经运行成熟的机构未必是福音。因此成立一个新的国际金融机构，不仅是对中国是合理选择，也是对现有金融机构的友好选择。

由于亚投行和亚行的投资区域基本重叠，投资方向部分重叠（亚行除投资基础设施外，还有扶贫、教育和环保方向的投资和赠款），主导亚行的美国和日本自然会有顾虑。美日声称其主要顾虑是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是否能够规范透明地运行，能否充分考虑被投资国家地区的当地社会和环境影响。即使这些顾虑无不道理，但以此为理由劝阻其他国家不要加入亚投行则完全没有道理。这种行为反映出美日对可能减少的影响力的恐惧，这些担心大可不必。亚行和亚投行不仅投资重点不完全相同，两者应该还有大量的合作机会，适度竞争也会使各方更有效率。

亚投行的成立之所以将成为一个历史事件，因为这是第一个由中国发起并领导的主要国际机构。过去35年，中国主要是打开大门把世界带入中国；从现在起，中国将走向世界负起一个大国的责任，发挥应有的领导作用。世界的秩序具体体现在一系列的机构和制度当中，一个大国的责任和领导作用也同样体现在对机构的参与和制度的制定过程中。亚投行标志着中国迈向世界的第一步，要让这第一步迈得扎实，需要应对下列几个方面的挑战：

为人还是为己？

首先要想清楚亚投行是一个国际金融机构，而不是中国的一家银行。亚投行必须兼顾各成员国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中国的利益。由于中国在极短的时间里从一个贫弱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相对富强的国家，国民的心理认知还存在着滞后，作为小国弱国护身符的民族主义诉求仍然高涨。国内的民众对于身边的具体利益有具体诉求和切身感知，对于国家的长远战略利益不甚了了。由于过去没有这方面的集体经验，国民、甚至某些政府部门很容易习惯性地认为亚投行完全是为中国国家利益而服务。

一旦国内有这样的认知偏差，就会给亚投行的治理结构和运行带来巨大压力。原因很简单，亚投行的成员国加入亚投行是为了各自的本国利益，如果不能兼顾他们的利益，他们一定会退出。作为发起者、最大股东和领导者，中国甚至可能要牺牲一点自己的眼前的利益以换取亚投行的整体成功。在亚投行这件事上，中国并不是“学雷锋”，而是有重大的国家利益。和任何组织一样，组织发起者和领导者的最高利益是这个组织的持续存在和成功，而不是每次分蛋糕时多占一点点。

“硬实力”和“软实力”

以中国掌握的投票权，应该能很轻易地通过自己想通过的决策，但一个国际多边组织的运营并非如此简单。股权和投票权仅仅是“硬实力”，在这样一个高度复杂的机构中“软实力”远比“硬实力”重要。不论是事关战略的决策还是具体的投资决定，决定成败的不是投票权而是格局、眼光、知识和经验。协调各成员国的利益和意见也是一件有难度的艺术。老牌欧洲的成员国都有几百年国际纵横捭阖的经验，亚洲的许多国家也不是省油的灯。在这方面，中国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

规范与效率

规范透明不仅仅是国际上的担心，也将是相对分散弱小的其他成员国的最主要诉求。二战后世界金融机构积累了许多经验教训，亚投行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治理结构的规范透明和机构的运行效率往往是一对矛盾。国际金融机构的成员都是各成员国的政府部门，本来各国对于一个可能牵涉到多个政府部门的决策过程就很复杂，几十个国家在一起互相协调，沟通成本就更高。在过去60年中，世界金融机构的每一个失败的实践都可能增加否定性的规范，这使得本来就具有复杂的多边治理结构的组织运行流程更加繁复。这就是许多国际金融机构都被批评为低效和官僚的主要原因。作为一个新的国际金融机构，亚投行应该在这方面有所改进，但不能有不现实的期望，因为其治理结构和其他现存的国际金融机构没有本质区别。在亚投行的创始阶段，为了确保规范透明，宁可牺牲一点效率。

嫁接与杠杆

今天中国的企业已经开始全面进入全球化的时代，民间有大量的海外投资需求。亚投行如果能够和民间的资金嫁接、合作，将会撬动比股本金大得多的资源。民间的企业和资金缺少对目标国家地区的了解和经验，亚投行每进入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可以分享经验教训，亚投行在每一个国家成功的投资都能鼓励民间投资的进入。

创新与发展

许多现存国际机构的诸多弊病，往往是由于当年的结构和流程已经不适应变化，但又难以修改。亚投行有机会认真研究这些弊病的根源，在创始的设计中尽可能避免。在大型国际金融组织之外，有许多成功的私营和民间金融组织（如孟加拉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教授创办的格莱珉银行）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其经验虽然不能照搬，但完全可资借鉴。今天是一个互联网时代，不仅所有的运营系统都可以互联网化，远程化，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成为和投资目标国当地民众沟通和交互的重要手段。在重大工程投资的评估和当地社会责任、环境保护等方面，新媒体、新技术都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亚投行应该做互联网时代的第一家国际金融组织。

亚投行得到这么多国家的支持和响应，和中国在领海诉求上遇到的反弹形成鲜明反差。这启示中国通过经济合作是崛起的最小阻力路径。中国能否顺利崛起不单在于新兴大国是否能够胜过守成大国，而在于能否同时给其他国家带来利益。中国的崛起不单单取决于中美双边关系，更多取决于多边关系。亚投行的创建就是个最好的例子。这次欧洲诸国不顾美国劝阻加入亚投行，正是说明只要中国能够为世界提供公共品，能使得参与的伙伴受益，就会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支持。

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影响力的彼消此涨，但只要这种博弈是在公认的和相同的规范下进行的，就是公平的博弈。中国过去35年是现存世界金融贸易体系的受益者，随着国力的增强和海外利益的扩张，中国比以前更需要于一个有利于全球化的金融贸易体系。建立亚投行这样的新国际金融机构不仅不是挑战这个体系，反而是丰富和促进这个体系。不论是国民和政府部门都应该着眼中国的长远目标，在亚投行的创始阶段给予最大的信任和宽容。亚投行的成功将向世界证明中国有能力成为一个领导大国，有担当负起大国的责任，有善意向世界提供公共品。

来源时间：2015/3/26 发布时间：2015/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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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医生美国救人获网友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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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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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语阳，刘洋来源：《北京青年报》

唐子人施救时现场照片

唐子人与当地工作人员合影

近日，微博名为“唐神医”的中国游客在美国圣地亚哥海洋公园抢救美国游客的照片引发网友热议，网友纷纷转载点赞并夸其“中国正能量”、“中国好医生”。据了解，“唐神医”系朝阳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唐子人。对于网友给他起的各种称号，唐子人表示自己“受之不起”，只是做了一名医生该做的事。

中国游客美国救人获赠园方鲸鱼表演

近日，一位名为“唐神医”的博主发文称，自己在美国圣地亚哥海洋公园游玩时，遇一美国女性突发心跳骤停倒地，自己立即对其进行胸外按压达10分钟之久，直至专业急救人员到场后利用除颤仪等成功将其复苏。此微博一经转发，引起网友热议，网友纷纷称赞其为“正能量”。

昨日，北青报记者联系到该微博博主唐子人。唐子人表示，救人一事发生在2月22日，自己在休假时前往圣地亚哥海洋公园游玩，突遇一老年妇女猝然倒在距离自己约十米的地方。唐子人立即上前，判断该女性生命体征消失，迅速征求家属同意后开始对其进行心肺复苏急救，并让周围人拨打911急救电话。

之后，唐子人一直独自坚持对病人进行胸外按压。约十分钟后，公园急救人员携除颤仪等仪器到场，唐子人和急救人员一起为患者进行除颤，并使用简易呼吸器辅助呼吸，直至患者心跳恢复，开始自主呼吸。

随后，公园管理人员为表示对唐子人的感谢，为他安排了一顿可以边吃边看鲸鱼表演的免费自助餐，“弥补了我没有看成表演的遗憾”。

救人者系朝阳医院医生称救人是下意识的想法

据朝阳医院证实，这位“正能量游客”为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唐子人。作为2014年医院公派出国20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的一员，唐子人将在国外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据了解，他在去年年中出国，应该还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就会回到朝阳医院急诊科继续工作。

据了解，今年45岁的唐子人为医学博士，急诊急救及危重症专业。自大学毕业起，他就来到朝阳医院一线工作，在急诊室已有20多年了，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特别是在危重症患者抢救方面，曾成功救治上千名危重症患者。在同事眼里，他平时为人幽默，但又很低调，不愿过多自我宣传。

就大家对他的称赞，唐子人表示，自己当时并没有考虑太多，就认为生命比什么都重要，救人最重要，这也是自己这么多年作为一名一线医护人员下意识的想法。面对“中国好医生”的称号，唐子人说，作为一个在基层工作了20多年的医生，很能明白基层医生的工作压力之大，很多医生都是超负荷工作，每一个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治病救人的医生都应该被称为“中国好医生”。

除此之外，唐子人呼吁，国内应该加大向大众普及心肺复苏技术的力度。此次在美国，他认为美国的心肺复苏大众普及工作做得很好，如果国内能够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对于公众健康急救工作会有很大帮助。

北青报联合阿里公益奖励一万元“正能量基金”

唐子人救人的事一经传播，网友纷纷称赞叫好。北青报联合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决定奖励唐子人一万元“正能量基金”，以肯定他为国人在海外树立的好形象。

唐子人的行为也再次引发网友对国人在海外形象的热议。近年来，国人在海外多有负面新闻导致形象受损。

唐子人的行为受到圣地亚哥海洋公园工作人员和围观人群的赞赏，网友纷纷称赞其为“中国好医生”。对此，唐子人说，这些称号，自己都“受之不起”。唐子人告诉北青报记者，中国是礼仪大国，也一直就有乐于助人的传统，只是每个人的用心程度和表现方式不同，所以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不同，“我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除此之外，唐子人也说，自己并没有想过会被称为“中国好医生”。他说，无论做什么事情，从自己的专业做起，踏实学习、工作，当真正需要自己发挥专业特长时能体现出自己的价值和作用，这才是最重要的。

文/本报记者高语阳刘洋线索提供/魏先生

来源时间：2015/3/26 发布时间：2015/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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