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印象 | 跨越太平洋

　　基辛格博士是中美关系的历史见证人和推动者，早在1971年基辛格博士就秘密地通过巴基斯坦到中国来访问，为重启中美关系的大门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刚才基辛格博士告诉我，1971年他到北京的第一站就在钓鱼台，而且就在我们旁边的5号楼。这个故事在我们外交界也是一段佳话。40多年来，基辛格博士已经访问中国80多次，我想这个记录已经被打破了，基辛格博士和几代中国领导人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两国政府、智库、工商等各界之间架起了交流合作的桥梁，我本人和基辛格多次进行交流面谈，每次都受益匪浅。

　　亨利·基辛格：我一向都非常高兴能够回到中国，回想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然后再看看今天，中国过去这些年来发生的剧变，彰显了人类精神的巨大顺利。大家想一想1971年北京的样子，可能完全想不到中国这些年会发生如此大的剧变，我觉得这的确是超越人类极限的一个梦想。有人问中国是否能够实现它今天的一些成就，其实我们看到中国实现的成就甚至是超越人类极限的。

　　张业遂：大家知道基辛格博士学识渊博，是一位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战略家和外交家，它的许多著作，包括《大外交》、《论中国》，不仅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在世界上也有很大的影响。他的最新著作《世界秩序》一出版就获得了积极的反响，所以今天我们讨论这样一个主题“变革世界中的大国关系”，我们邀请基辛格博士来进行这场对话，他是最合适的人选。在我开放提问之前，我想先向基辛格博士提两个问题，如果您同意的话。

　　第一个问题，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70年以来整个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际秩序也处在演变的过程当中。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基辛格博士，你认为70年以来国际秩序当中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有效的应对这样一些变化，包括国际体系、国际秩序需要进行哪些改革?

　　第二个问题，习近平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就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了重要的共识，在美国国内大家怎么看待这样一个共识?你认为在推动中美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方面双方可以做什么?怎么样做好?谢谢。

　　亨利·基辛格：国际体系已经完全发生变革了，70年前联合国的成员不到60个，现在已经将近200个了。在二战快要结束的时候，当时的外交政策主要是集中于大西洋地区，现在每一个大陆、每一个大洲都是国际社会关注的对象，而且现在也影响着彼此。所以我们一定要具备了解正在发生的变革的能力。

　　在世界不同地区发生着不同的变革。有一些地方一切都井井有条，而且那些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基于主权的，比如说亚洲和欧洲;还有一些世界地区是处于混乱当中的，而且他们同时经历着好几场变革–中东就是如此，在那里发生的事情也影响着其他的大陆。

　　还有一些新的挑战，比如说网络安全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都带来了新的挑战。我们应当如何同时应对这些挑战呢?谁要为管理国际事务来负主要的责任呢?还有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世界各地区如何相互影响?过去有一些地区是无法相互联系的，比如说多年前的罗马帝国和当时中国的王朝都是相互孤立的，而现在世界各个地区都可以非常便利的建立相互联系，不同的文化背景也影响着事态的变化。

　　现在主权国家的并肩崛起是从西方开始的，当时中国是回到自己的世界里，我就不单独讲世界各地的情况了。我来重点谈一谈中美关系。

　　人们常说美国是一个守成大国，而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这两者之间肯定会发生冲突，要管理这样的冲突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其实在过去的1800多年里，中国一直不是一个崛起的国家，而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可能也是世界上最有组织的一个国家。所以，当人们说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力量的时候，其实是非常不寻常的一件事情。而我们这些经常与中国打交道的人，也并不认为中国将自己视作一个崛起的国家。

　　但是在中美关系当中，中国国家主席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潜在的竞争对手之间建立这种大国关系，奥巴马总统也对此表示欢迎。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把这个概念赋予更多的内涵。哈佛大学有一项研究表明，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崛起的大国和守成大国在多数情况下会陷入冲突的境地。

　　世界各国在相互互动的过程当中对问题有不同看法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有一些新的特征。在哈佛大学的研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很多冲突都是依靠着军事胜利而告终，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军事手段已经是行不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剧告诉我们，如果一些(参战)国家的领导人看到一战造成的破坏的话，或许一战根本打不起来，这也充分体现了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另外，我们时代的一个新特征是，很多全球挑战只有通过合作才能解决，比如说气候变化、卫生方面的一些危机等等，这也是中美两国超越冲突，开启一种国际秩序新模式的动力所在。

　　中美两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相对来说美国看问题是很务实的，很现实的，美国把和平看作国家之间的一种正常的状态，如果有紧张或者潜在冲突要出现的时候，就会想办法来平息动乱。而中国往往比较有忧患意识，一件问题发生之后就会觉得它可能会导致新的问题出现，所以中国看问题的角度和美国是不同的。

　　然而从最根本上来说，中美两国面临的挑战就是要充分的认识合作的重要性，需要管理好日常的每天都会遇到的问题，以高效的方式来管控好这些问题。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两国需要在一些日常问题和长远问题的中间地带找到一些合作的领域，双方都应当以坦诚的态度向对方说明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对国际秩序的看法是什么，共同探讨应对全球挑战的战略。只有这样，双方才不会被危机所困，在我看来这也是中美两国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双方领导人的互访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受个人的偏好而左右，它是有一套完整的体系，无论明年的大选谁当选，哪个政党上台，外交政策的一些基本元素都不会变。中美双方应当继续加强对话和合作，双方合作的效果、双方对世界各地冲突的看法，以及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来影响国际体系，对于未来国际秩序的走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40多年前来中国的时候，我们处理的是双方之间的分歧，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如何把握共同的机遇。40多年前我们要做好的是管控好眼前的威胁，而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如何来影响整个国际体系，避免不同地区出现的危机和冲突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所以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既有机遇，也有挑战。

　　我很高兴能够再次回到中国，来到北京参加这次活动，谢谢。

　　张业遂：非常感谢您刚才对世界形势深刻的分析，以及对中美关系提出的有价值的看法。从我个人来讲，今年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我们确实需要来评估，就是战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是不是面临改革的问题?

　　我个人的看法是，总体而言，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国际秩序，总体上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集体安全体制有效的维护了世界和平与发展。

　　我的第二点看法是，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我相信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将可以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的第三点看法是，当然现行的国际秩序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面临很多新问题和新挑战，我认为我们需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对国际秩序进行改革，当然这种改革不是推倒重来，或者另起炉灶，而是创新和完善。

　　在很多问题上现在国际社会都在讨论，需要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比如像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问题，G20怎么样发挥作用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如何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这样的金融机构增加发言权和代表性的问题，等等。这样的问题都是需要进行探讨的。

　　现场提问：尊敬的基辛格先生，我是国务院发展中心的侯勇志。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您在《世界秩序》这本书中谈到，中国和美国都将会对21世纪的世界秩序产生重要的塑造作用。我的问题是，请问在未来国际秩序演变的过程中，中美各自都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如何在相互合作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谢谢。

　　亨利·基辛格：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我都一直说中美两国之间需要在很高的层面上开展战略的对话，使双方能够充分的交换意见，来共同探讨如何更加有效的组织合作，来克服合作当中的一些挑战和障碍。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会受困于一些短期问题的影响，而忽视了我们长远的利益，所以我们要改变这种情况。

　　我知道有的时候这样说听上去很天真的，在国际关系当中有的时候传统上大家容易把注意力放在双边关系上，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同了，我们看到中东发展的情况，充分证明任何一个地区出现的问题都会影响到其他的地区和整个世界。比如说，有的地区有核武器的发展，如果我们没有一种全球视野的话，可能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会发现问题已经到了你的家门口了。所以在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对于国际关系的处理方式应当和十年前或者说二十年前要有很大的不同。

　　当然我认为美国不仅要同中国进行对话，也要同其他国家进行对话，而中国也是同样如此，要和所有的相关国家进行对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体系。在历史上我们看到国际社会从来没有出现过有效的协调，现在我们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需要通过协调来向对方说明自己的立场，我们需要有一种全球的视野。

　　现场提问：我们刚刚谈到了中美关系，以及我们如何可以进行合作来减少摩擦，并且寻求和平共处的政策。我想问的就是，您如何看待俄罗斯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呢?尤其是现在普京总统将会庆祝二战的结束，而普京总统也在寻求与中国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这将如何影响中美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要考虑到美国的政治体系。

　　亨利·基辛格：俄罗斯现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定义他在世界上的角色方面面临着巨大挑战，这个国家横跨9个时区，而且也有着外国统治和外国侵略的历史，他现在想要重新适应一种新的形势，现在俄罗斯和中国确实走的很近，而美国将会与两国都会保持密切的关系。

　　我认为美国也应当与俄罗斯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但是我也不会为我们的双边关系感到神经紧张，我也不会对美俄关系出现一些变动感到紧张，因为有一些战略现实是不可避免的。现在俄罗斯和中国走得更近，我认为这是在特殊情况下正常的一种选择。中俄两国他们的双边关系是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所以这两个国家天然的就不可能相互隔离。

　　对于俄罗斯在外交政策上现在有一种两难的境地，从传统意义上来说它是属于西方世界，但是在现实环境当中却和西方出现了一些矛盾。而中俄两国之间的事情应当由两国来决定，我们不会做任何干扰中俄关系发展的事情，我们不会说试图把中俄两国拆开。考虑到当前的国际环境，以及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我觉得我们要理解中俄关系的一些发展态势，不应当因为中俄关系走近而影响中美关系。

　　现场提问：基辛格先生您好，我是宋斌。我向您请教的是，在当年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及尼克松和奥巴马先生和您，你们放开了许许多多的束缚，与中美合作造福于全世界，到今天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我的问题是，今天中国有习近平，而美国会出现或何时能出现、怎么出现当年的尼克松这样的人物，能够以更加大的智慧和勇气，有足够的高度在中美关系上有大的突破，继续造福于新世纪的世界人民。谢谢。

　　亨利·基辛格：当然每一代领导人都是当时世界的一个状况和条件下产生的，当毛主席和尼克松总统会见的时候，中美还没有建交，当时我们两国关系当中还没有实际的问题要解决，因为我们还没有建交，所以当时谈一谈长期的一些计划和长期的一些理念是比较可行的，但是现在两国相互交融程度很高。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我们还并不认为中国是全球的一个挑战，而现在我们两国社会相互影响、相互互动，我们各国都有些人在说另一国想要挑战本国的国际地位，所以那些合作的倡议就很难获得前进的势头，在中国和美国都是如此。

　　当然每个国家都是要保护自己的利益，每个国家也都要照顾自己的安全，每个国家落败的时候他们都会注意到这个势头。所以，如果一个国家在谈判中获得了完全优势的话，那反倒是显示他对自己的国家信心不足。如果有一个国家获得了绝对的安全或者经济的优势的话，他确实会占上风，但是每个国家都知道我们要如何实现一个有效的社会。所以，我们两国应当共同努力，而不是制造分裂，因为在很多人的眼中中国和美国永远都是竞争对手，有些人也希望让我们两国产生矛盾，很多国家在许多问题上都会有分歧，所以我们应当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共同利益，我觉得这可以是一个重要合作的时期。

　　当毛主席和尼克松总统见面的时候，他们当时有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可以看一看十年之后的双边关系，现在要做到这一点就更加困难了，因为我们面临更多的短期问题，所以现在很难像当年毛主席他们那样。但是我希望这样的合作模式能够重现的被建立起来，否则的话，每一个人都不会获利。

来源时间：2015/3/25 发布时间：2015/3/25

旧文章ID：2809

孙茹：构建伙伴关系网——中国不结盟政策的升级版

存档帖子

-

25/03/2015

0

作者：孙茹来源：《世界知识》2015年第6期

　　习近平主席在去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此后，王毅外长在“2014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发表演讲，将“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列为2014年中国外交理念的创新成果之一，称冷战结束后，中国“开始探索走出一条结伴而不结盟的新路”，“已同67个国家、5个地区或区域组织建立了72对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伙伴关系，基本覆盖了世界上主要国家和重要地区”。笔者认为，构建伙伴关系网、“结伴不结盟”是对中国不结盟政策所做的一次重要调整，既坚持了不结盟的原则，又根据形势需要，注重提高伙伴关系的质与量，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政策的新发展，体现了中国外交的与时俱进。

　　结盟还是不结盟——中国外交政策

　　大辩论的议题之一

　　不结盟是中国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外交政策。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宣示“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强调“真正的不结盟”。这是中国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夹缝中求发展、维护独立自主所做的选择，也是对同苏联结盟政策进行调整与反思的结果。

　　冷战结束后，中国继续奉行不结盟政策。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宣示，“中国不同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 1997 年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扩大军事集团、加强军事同盟，无助于维护和平、保障安全”，中国“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不搞军事集团”。2011年9月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重申，中国“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不同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异同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中国一贯反对美国在亚太强化军事同盟，反对美日、美韩等同盟针对第三方。2012年2月，习近平副主席(时任)在出访美国前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书面采访时指出，“当前亚太国家最关心的是保持经济繁荣、维护经济增长和区域合作势头。在人心思安定、人心思发展之际，人为地突出军事安全议程，刻意加强军事部署、强化军事同盟，恐怕并不是本地区绝大多数国家希望看到的”。从冷战后中国一系列官方表态看出，结盟被视为“冷战思维”、“旧安全观”，增加了军事对抗和冲突的可能性。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民众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上升，对中国外交产生了更高期待。同时，中国海外利益不断拓展，与外部世界的摩擦碰撞有所增多，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入新阶段。在此背景下，从变化的实力地位出发、调整中国外交政策的呼声出现，专家学者围绕“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不干涉内政原则”，“大国责任论”，“不当头”、“不结盟”等中国外交基本方针原则展开大辩论。

　　主张结盟论者提出，应破除对结盟的认识误区。结盟是国家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工具之一，不应自动放弃这一选项;结盟并非“冷战思维”，结盟行为古已有之，并非美苏阵营对抗的产物;结盟是实现力量平衡的手段，与是否发生战争并无直接关联;结盟与国家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性质没有关系，只要利益一致就可以结盟。主张结盟论者提出，中国实行的不结盟政策不足以维护国家利益，原因如下：一是只有结盟，才能实现真正的崛起。中国的崛起只是经济上的崛起，为实现军事崛起，需要与周边国家建立安全同盟，为其提供安全保障，消除周边国家的不安全感，防止其倒向美国。二是只有结盟，才有“铁杆朋友”。没有盟友的大国是“孤独的大国”。不结盟意味着不结交最可靠的朋友，没有可靠的朋友，遇到困难我们无人可以依靠。三是结盟是应对美国军事进逼的选择。当前，美国进一步强化亚太同盟体系，继续追求军事优势，中国单打独斗不可能在与美国的较量中取胜。

　　主张不结盟论者则认为，冷战后“敌友”界限相对模糊，结盟的重要性下降;全球化深入发展，综合国力竞争凸显，军事力量的重要性相对下降。总体来说，结盟对中国弊大于利：一是恶化中国的安全环境。如果中国采取结盟政策，一些国家或国家集团为抵御不利影响，很可能寻求与其他国家结盟或强化同盟关系，引发局势紧张。结盟将招致美国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二是结盟超出中国能力。目前可供中国选择的结盟对象大多是小国，而且是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结盟会让中国背上沉重的包袱，成本大于收益。

　　结盟与不结盟的论争既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争鸣，涉及如何看待国家间关系的性质问题，国家间关系是单纯的敌友关系，还是非敌非友、亦敌亦友的关系?如何看待军事因素在国家实力中的地位?如何看待军事同盟的作用?如何看待中国面临的战略安全环境?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入新阶段之际，主张结盟论者提出了中国需要结交“铁杆朋友”的问题，这对于推动中国外交理论创新具有积极意义。

　　结盟缺少可行性

　　在政策层面，主张结盟论者不可避免地遇到与谁结盟的问题。结盟需要双方同意，“一个巴掌拍不响”。从增加实力、防止孤立、减轻美国压力出发，国内一些专家认为与俄罗斯结盟对中国最有意义，但在现阶段，中俄结盟缺乏条件和基础。而与周边小国结盟对中国的好处有限，向这些国家提供安全保障，未必能消除其不安全感，这牵扯到复杂的历史恩怨和地缘政治因素。

　　2014年初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有关中俄结盟的话题再度被热炒，普京总统明确拒绝中俄结盟，他在2014年4月中旬一次与民众连线活动中表示，不会与中国结为军事政治同盟，因为结盟机制已经过时。

　　中俄难以结盟，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不愿构建“反美”同盟。中俄与美关系不再是简单的敌友关系，敌友界限相对模糊。中俄开展了高水平政治与安全合作，有化解美国压力的合作需求，但均不愿与美国重新陷入公开的阵营对抗。俄罗斯仍希望与美国为首的西方打交道，引进技术、资金，促进经济发展。二是可能引发领导权之争。美国同盟体系遍布全球，美国是当之无愧的盟主。从中苏同盟的历史看，苏联搞大国沙文主义导致同盟的破裂。目前俄罗斯实力虽然比苏联时期大幅下降，但也不愿做“二把手”，结盟有损双方关系的平等性。三是不愿“自缚手脚”。结盟是把双刃剑，虽可以增强安全，但也限制了行动自由。乌克兰危机后，欧、日、澳等盟国追随美国对俄制裁，俄罗斯进行了反制裁。假设中俄结盟，中国是否要与俄罗斯保持步调一致?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四是无助于应对新威胁。中俄面临的威胁多元化，非传统安全威胁增多，两国对外政策的轻重缓急不同，结盟未必能解决最紧迫问题，现有的军事政治同盟在应对各种新型挑战面前早已捉襟见肘。五是存在意识形态差异。尽管存在美国与海湾君主国家这样意识形态差异大的同盟，但有生命力的同盟多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北约自诩“民主国家同盟”，对前苏东欧国家加入北约设置“民主国家”的前提条件。当年的中苏结盟除了面临共同威胁外，双方均为社会主义国家。目前中俄除了共同利益外，意识形态纽带不足。

　　此外，主张结盟论者也面临与现有中国政策对接的问题。中国外交实践一直沿着不结盟的轨道运行，与各国基于不结盟的原则发展关系，转换轨道缺乏着力点。中国一贯批评美国强化军事同盟是冷战思维，反对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同盟。假如中国放弃不结盟政策，不仅未必能化解美国同盟体系的压力，反而丧失了道义制高点。解决中国与外部世界摩擦碰撞增多的问题，仍需要从发展壮大自身实力做起。20世纪70年代，苏联威胁增大，中美实际上结成了“准同盟”。目前中国面临的威胁复杂化，但远没有像冷战时期那般恶劣。总体上，中国的安全环境得到了改善，结盟的紧迫性下降。

　　构建伙伴关系网络：解套结盟争论

　　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并不是变换轨道、另辟蹊径，而是源于中国外交实践的“路径依赖”，是结交“铁杆朋友”的着力点。

　　构建伙伴关系网络已具备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主要大国、周边国家、非洲国家、拉美国家构建了名目繁多的伙伴关系。总体来说，中国构建的伙伴关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合作伙伴”、“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另一类是带有“战略”字样的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中国建立的最高级双边关系，目前中国与越南、缅甸、泰国、老挝、阿富汗等国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巴基斯坦建立了“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伙伴关系的分类表明，中国对外关系亲疏有别，并不是像主张结盟论者所批评的那样，要与所有国家构建同等程度的亲密关系。

　　一般来说，伙伴关系提升到战略层次，意味着双方都应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合作从政治、经济、人文领域扩大到安全、国际领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比“战略伙伴关系”层级更高。“全面”表示双方的合作是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合作超越双边;“战略”表示在重大问题上有共识，双方的合作具有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不受一时一事的干扰。“伙伴”关系表示双方合作平等、互利、共赢，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努力扩大共同利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意味着战略互信增多，各自将对方视为本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甚至制定双边关系中长期发展规划。

　　2013年3月以来，中国在构建伙伴关系方面积极有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战略伙伴关系”建设，与印尼、马来西亚、韩国、蒙古、新西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巴西、法国、德国、英国、希腊、白俄罗斯、塞尔维亚、南非、阿尔及利亚、埃及等国不同程度地提升或深化了“战略”伙伴关系。二是充实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与蒙古、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声明中包含了安全保障内容。如2014年8月发表的中蒙联合宣言规定，双方“不从事任何损害另一方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活动，不签署任何损害另一方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条约，不加入任何损害另一方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同盟、集团，不参与上述同盟、集团任何针对对方的活动。不允许任何第三国家、任何组织或团体在本国领土上从事损害另一方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活动”。在战略伙伴关系中，中方尊重对方的社会制度、主权和领土完整，对方在台湾问题，涉藏、涉疆等问题上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在充实战略伙伴关系方面，有的内容更具体。如2014年7月达成的中韩加强战略性安全合作包括：两国元首互访机制化、推动外交安全对话机制化、继续开展两军高层往来与国防战略对话等内容。

　　构建伙伴关系网络是中国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为结交“铁杆朋友”所做的积极努力，但是要构建“不是盟友、胜似盟友”的伙伴关系，还有待于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完善。目前构建伙伴关系网络面临界定不清、一些战略伙伴关系缺乏“战略性”的问题。笔者试图从过去两年的战略伙伴关系构建中找出有连贯性的表述，有困难。有的虽不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却包含了安全合作内容;有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却无安全合作内容，如2014年中国与委内瑞拉和阿根廷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双边联合声明中就没有涉及安全合作。此外，战略伙伴关系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之间也不是由低到高、必然要跨越的两个阶段。2014年11月，中国与新西兰的关系由“全面合作关系”直接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既广交朋友，又精益求精地结交“铁杆朋友”;既兼顾双边关系的发展现实，又系统性地规划伙伴关系建设，恐怕是中国今后构建伙伴关系网络面临的课题。

来源时间：2015/3/25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2808

发展中国家在亚投行看到希望

其他

存档帖子

-

25/03/2015

0

作者：Andrew Browne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与很多越南人一样，经济学家Le Dang Doanh在谈到中国资金时会隐隐地表示怀疑。

　　Doanh说，来自越南北面巨大邻国的贸易和投资常常伴随着秘密军事计划、经济借口和生态陷阱。他曾任越南共产党高级顾问。

　　他说，举个例子，拟建的一个中国投资的旅游景点就位于沿海一个战略隘口附近，对侵略者而言这是进入越南的潜在大门。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当地有关部门去年取消了这个项目。他还抱怨称，中国贸易商砍伐越南稀有的八角茴香，将入药用的八角茴香花连树根一起砍掉。他表示，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正因为如此，Doanh认为中国牵头的一个新多边开发银行是个非常聪明的想法，因为这样一个银行将在中国在全球配置巨额财富时缓解外界的紧张不安。北京承诺初步投资500亿美元。

　　Doanh称赞西方国家放弃与美国的一致立场，加入亚投行以提高该行标准的做法。据《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报道，中国已提出放弃在亚投行的否决权，此举帮助争取到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加入亚投行。

　　Doanh称，这是一个柔和的方式，非常灵活，非常明智。

　　对设立亚投行的反对立场不仅使美国与最亲密的西方盟友之间出现了外交裂痕，而且也有损美国在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眼中的形象。

　　目前新兴经济体急需建设基础设施。虽然中国可以在这方面提供大量帮助，但新兴经济体担心自己会过深地陷入中国的势力范围。即便是像Doanh这样公开批评中国的人士也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正努力通过亚投行平衡上述担忧，而美国仍抱持旧的思维方式。

　　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简称IMF)获得增资，而这是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在决策方面取得更多话语权所需的必要一步。美国此举也是北京倡导设立亚投行时获得有力支持的原因之一。

　　更广泛地说，华盛顿的反对姿态支持了中国这样一个说法：美国动不动就阻挠中国，试图遏制中国的崛起。一方面，美国敦促中国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比如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曾批评北京在国际体系中搭便车，而另一方面，当中国加大努力时，例如倡导筹建亚投行，华盛顿又试图阻止。

　　这一切强化了中国的观点。中国认为，美国从零和博弈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崛起。新华社称，华盛顿的这种阻挠傲慢无礼。

　　银行治理细节尚未敲定。但华盛顿担心，中国会以某种较为复杂的方式，把亚投行作为一项外交政策工具。对于亚投行在环境和社会标准方面的承诺，美国也抱持怀疑态度。

　　这种担忧是有依据的。从东南亚到非洲再到拉美，在中国出资的工程项目中，破坏环境的项目比比皆是。中国出资数十亿美元帮助建设项目，而项目资金被地方精英中饱私囊。某些情况下，这些项目给接受中国投资的国家带来难以承受的债务，同时来自私营部门的更有价值的投资则被挤出。

　　再者，由中国资助和投资的项目通常采用中国的建筑公司、技术、材料和工人。

　　不过，中国简单地使用经济工具来扩大其全球影响的做法开始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中国正忙着挽救在斯里兰卡投资的一个规模14亿美元的建筑项目，这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计划的一部分，海上丝绸之路的目的是使通往欧洲的古老贸易线路重现辉煌。在斯里兰卡新政府上台后，科伦坡港城的项目被暂停。去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该项目的奠基典礼。调查人员正在调查腐败指控和其他违反合同的行为。

　　中国经济手段的失败在缅甸最为明显。与越南不同，缅甸曾张开双臂欢迎中国的投资。在军政府统治时期，中国成为该国最大的投资者。但2011年，在公众因环境担忧而表示强烈反对后，名义上的文人政府暂停了中国出资规模36亿美元的水电项目。缅甸政府这样做是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息：缅甸不是中国的附属。该政府现在开始向西方伸出手。

　　试图通过一个多边机构求得发展和施加影响，中国似乎是在采取一种更加微妙的方式进行经济接触。

　　北京是在拿国际声誉冒险。如果它真的只是打算利用该行作为又一个国家扩张的工具，或是为了摆脱工业产品过剩，则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不过，目前为止，北京发出的信号都是正确的。在像越南经济学家Doanh这样的人看来，越来越像是美国在打一场错误的战斗。

来源时间：2015/3/25 发布时间：2015/3/25

旧文章ID：2807

中国已向美提供协助追捕贪官“优选名单”

其他

存档帖子

-

25/03/2015

0

作者：来源：多维新闻

　　路透社引述中国日报英文版报道说，中国政府向美国当局递交了涉嫌逃亡美国的150个贪腐官员的名单，这些官员大多是政府官员或国营企业官员，他们被指控收受贿款以及挪用公款。

　　报道指出，3月21日，美国联邦检察官宣布对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的前官员乔建军提出起诉，并且将他的妻子遣送回国。乔建军被指控以行贿手段获取美国签证并且在美国洗钱。据报道，3年前，时任中储粮周口直属库主任的乔建军携款3亿多元人民币(1人民币约合0.16美元，下同)潜逃美国。

　　中国日报报道引述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局长徐金辉指出，中国政府要求获得美国有关部门的合作共同追踪中国逃亡海外的贪腐官员，一旦获得确凿的证据，将依法没收这些官员的资产并且启动法律程序。

　　报道指出，近年来，美国已经成为中国贪官出逃的最热门的目的地，他们通过各种洗钱手段以及地下银行转移大量的赃款。 2014年10月份以来，中国检察官从全球17个国家和地区遣送回49个位携带赃款出逃的中国官员。

　　与此同时，中国司法当局从国外截获了30亿元人民币。报道指出，由于中美两国之间并没有签署双边引渡条约，这就给中美之间的合作带来阻碍，在过去的10年中，仅有2名中国逃犯被美国遣送回国受审，而中国官方就宣布至少有150名携带巨款的贪官逃亡美国，其中某些人已经获得美国绿卡。

　　3月1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就有关美国起诉乔建军及其前妻的问题时说：“正如大家所看到的，中美双方在反腐败追逃追赃方面的合作正在不断加强。这也充分表明，世界上没有腐败分子的庇护所。”《华尔街日报》18日称，这次起诉发生在中美当局宣称要在打击跨境犯罪方面更紧密合作的背景下。中国表示要让外逃贪官面对法律制裁，并追回他们非法侵吞的财产，而美国政府表示“无意为这样的人提供逃命天堂”。

　　香港《南华早报》18日报道说，在《金融时报》报道了王岐山准备访美的消息后，立即传来了中国贪官及其前妻在华盛顿被起诉的消息，中国“清晰地指明了追讨外逃贪官的方向”。报道说，近日中纪委网站上出现了一则消息，称海外反腐行动将由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简称“追逃办”)来领导，成员来自中纪委、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和人民银行等。中纪委还揭秘了追逃追赃的多种方式，显示“猎狐”行动正全面铺开。

　　(施予综编)

来源时间：2015/3/25 发布时间：2015/3/25

旧文章ID：2806

美媒：不能让中国在网络言论战中胜利

其他

存档帖子

-

25/03/2015

0

作者：来源：多维新闻

　　美媒近日频频发难中国人权问题，此次更是借国际特赦组织之口来向中国网络审查宣战。

　　国际特赦组织东亚部主任里夫(Roseann Rife)3月24日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发表了题为《中国对言论自由进行网络战的惊人事实》(The chilling reality of China’s cyberwar on free speech)的文章。文章梳理了最近主要的网络言论获罪案件，并且呼吁人们对中国发起的言论压制抗争。以下为本文编译：

　　之前，中国政府已经宣布互联网成为对抗“色情和非法信息”的新战场。但事实上，这场战争的主要对象却成了言论自由。中国的网络控制模式是极端严格的，当局甚至可以采用大量的审查来压制异见。

　　3月23日，奥威尔式(指现代政权藉宣传、误报、否认事实、操纵过去，来执行社会控制)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宣布关闭大量网站和100多个社交媒体，因其“扭曲党和国家的历史。”

　　借由确保社会稳定这个幌子，中国当局镇压了一系列网络上关于政权合法性问题的讨论。许多短语在社交媒体上都是设限的，例如1989年天安门事件，或近期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成千上万的网站一直到现在都是被封锁的，包括维基百科，Facebook,Instagram和Twitter。

　　毁灭性的影响

　　虽然战场存在于虚拟世界，但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却是真实和毁灭性的。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数以百计的人仅因在网上表达平和的观点而被拘留。其中包括女权活动家、反腐和环保人士,以及那些敦促讨论政治和法律改革而触犯网络审查的人。

　　2014年10月，苏昌兰因在网上发表评论支持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而被捕。她面临的指控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并且可能判处无期徒刑。

　　刘萍，45岁的母亲和草根活动家，目前已在监狱服刑。2014年6月,她因公开呼吁中国政府加强腐败打击，以“寻衅滋事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而定罪的证据为刘萍在网络上发布自己手持呼吁透明度的标语，以及与外媒的Skype聊天记录。

　　自相矛盾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自己的反腐战争中做出了里程碑式的成绩。而刘平以及更多人遭受的迫害，只能使当前领导团队凸显其伪善。

　　全方位的攻击

　　这种网络攻击只是中国数十年来严重压制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在习近平执政期间，这种攻击来自方方面面：学术界，媒体界，民间以及网络。

　　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教授，网站“维吾尔在线”的创始人。在2014年9月，他以“分裂国家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其定罪证据来自于他的网络文章，课堂讲座以及外媒采访。他曾经致力于和平搭建民族之间桥梁,并且经常批评政府加深民族歧视的政策,除此之外并没见过他发表别的言论。

　　被处以无期徒刑的伊力哈木当年在民族大学授课

　　中国当局不仅滥用法律压制网络自由和锁定批评声音，还在实际行动中用精心描绘的“莫须有”作为定罪证据。如今，这种行为非但没有削减,反而被政府引入进立法和法规，进一步来对付网络隐私和言论自由。例如，新的反恐法草案中措辞含糊说明如今网络缺乏足够的安全措施,于是，就让中国政府可以毫无约束的在网络上收集个人信息。在中国，所有的互联网和电信服务提供商想要运营，必需要给予政府权力，能进入他们加密处理过的系统后台。

　　的确,政府有责任确保国家安全和打击严重犯罪。但是这些措施必须有目标的、有分寸的应对威胁。互联网公司在中国运营，也必须采取所有可能的努力去避免导致人权侵犯。

　　全球模式?

　　在国际层面上,中国政府似乎在促进这种行为的的合法化。中国特色的“网络沙皇”鲁炜将这个概念吹捧为“网络主权”，并且在促使其成为一个可接受的全球模式。

　　这个计划一定会有争议。网络主权在中国等同于审查和迫害，同时，也是一张围剿成千上万在网上和平的表达异议的大网。

　　虽然眼下前景黯淡,却也不乏希望。互联网早已被证明是发展人权的瑰宝，其无价之处在于革命化的获取信息，提高透明度和问责制。纵然有无数网络异士被中国政府监禁，但仍有大量人准备发声，正是由于这些勇敢之人存在，我们这些珍视网络自由的人必须团结一致。

　　所以，这场加强网络主权和封锁批评发声的战争，中国政府必须不能胜利。

　　(楚茜编译)

来源时间：2015/3/25 发布时间：2015/3/25

旧文章ID：2805

美媒：亚投行点燃发展中国家希望

其他

存档帖子

-

25/03/2015

0

作者：来源：多维新闻

　　欧洲大国接连申请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让发展中国家产生了跟风的念头。有美媒24日指出，这种现象是因为亚投行点燃了发展中国家心中的希望。

　　《华尔街日报》3月24日指出，曾任越南共产党高级顾问的经济学家黎登营(Le Dang Doanh)表示，来自越南北面巨大邻国的贸易和投资常常伴随着秘密军事计划、经济借口和生态陷阱。

　　黎登营强调，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中国牵头的一个新多边开发银行是个非常聪明的想法，因为这样一个银行将在中国在全球配置巨额财富时缓解外界的紧张不安。北京承诺初步投资500亿美元。

　　黎登营称赞西方国家放弃与美国的一致立场，加入亚投行以提高该行标准的做法。据悉，中国已提出放弃在亚投行的否决权，此举帮助争取到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加入亚投行。对此，黎登营认为，这是一个柔和的方式，非常灵活，非常明智。

　　文章指出，对设立亚投行的反对立场不仅使美国与最亲密的西方盟友之间出现了外交裂痕，而且也有损美国在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眼中的形象。

　　文章认为，目前新兴经济体急需建设基础设施。虽然中国可以在这方面提供大量帮助，但新兴经济体担心自己会过深地陷入中国的势力范围。即便是像黎登营这样公开批评中国的人士也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正努力通过亚投行平衡上述担忧，而美国仍抱持旧的思维方式。

　　文章称，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简称IMF)获得增资，而这是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在决策方面取得更多话语权所需的必要一步。美国此举也是北京倡导设立亚投行时获得有力支持的原因之一。更广泛地说，华盛顿的反对姿态支持了中国这样一个说法：美国动不动就阻挠中国，试图遏制中国的崛起。

　　文章强调，一方面，美国敦促中国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比如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曾批评北京在国际体系中搭便车，而另一方面，当中国加大努力时，例如倡导筹建亚投行，华盛顿又试图阻止。这一切强化了中国的观点。中国认为，美国从零和博弈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崛起。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称，华盛顿的这种阻挠傲慢无礼。

来源时间：2015/3/25 发布时间：2015/3/24

旧文章ID：2804

萧功秦：如何看待新一波的“中国崩溃论”

其他

存档帖子

-

25/03/2015

0

作者：萧功秦来源：共识网

　　——致友人的信

　　友人：

　　谢谢你从国外刚转来的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谈“中国崩溃论”的英文原文，以及华尔街日报上后来发表的美国三封读者来信。沈大伟的文章在国内已经有所介绍，他在文章中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并且它在最后阶段旅途上走得比很多人想象的还要远”。

　　我的感觉是，美国主流社会对美国式的民主的普遍信念从来就是根深蒂固的，美国主流学者与许多人士，如同相信他们的基督教一样相信，如果中国不走到美式民主的方向上去，只有崩溃一途。他们积极支持的“颜色革命”与“茉莉花革命”造成了许多失败国家的严重后果，造成这些国家社会大众的苦难，对此他们不但没有反思，反而认为是这些国家的原统治者没有走美式道路才导致迟早崩溃，只是人们无法预测崩溃的具体时间而己。沈大伟在文章一开头，就把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体制看作是中东革命前的专制体制同样的东西，这实际上是很肤浅的。完全无视改革开放形成的中国现行体制的生命力，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由于许多美国人的意识形态思维定势太强，沈大伟这样的文章在美国确实还会很有市场。

　　后发展国家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权威来解决发展中的许多问题，每个国家只有走自己经验中摸索出来的发展道路，才能给民族带来福祉，要加强政府执行力来防止发展中期政治参与的井喷与膨胀所引起的转型危机，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文明走向繁荣，使经济走向持续进步，这是后发展国家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必须做的事，这样的强势政府体制，我们可以称之为新权威主义，在政治学上也可以称之为发展国家的监护型(Guardian)体制，这一发展阶段在中国仍然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受思维定势的束缚，许多深怀文化优越感的美国人未必愿意这样看问题。

　　另一方面，新的“中国崩溃论”再次出现，仍然值得中国人反思，加强社会管控，对于维持稳定，防范政治风险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如果我们在加强社会管控时，却被误认为是在向左的方向回潮，如果我们强化意识形态话语权时，却让鼓吹“再来一次文革”的“毛左”在社会上趁机兴起，(我就在某权威网上读到过一篇通篇使用文革用语写成的极左文章。)如果我们被外界误以为是让外来文明所有的价值都处于被批判与排斥之列，如果有人别出心裁地重提“阶级斗争为纲论”，却被外界误以为整个中国都正在为恢复文革旧秩序探路，如果我们的意识形态在强化管理权的同时，却没有具有想象力的生气勃勃的创新，如果我们对经由强政府走向中国式的民主与宪制的路线图，缺乏明确的方向感与解释力，那么，外国人中产生的“中国正在从改革开放倒退”的疑虑，就很难消除。

　　沈大伟仅仅只是个人，他的新的“中国崩溃论”从学理上看也确实十分肤浅，甚至缺乏必要的逻辑，但他所撬动起来的那种思潮与社会心理却十分强大，这类由原来的温和派转变而成的“对华新保守派”，对美国主流民意与决策层的影响是很大的，久而久之，由此可能让美国三十年来对华的相对友好的基本政策发生逆转，其后果不容小视。一旦不利中国发展的对华政策形成，又可能引发国人中“以硬碰硬”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论思维大幅度回潮，于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恶性互动就势所难免。

　　此外，沈大伟的观点甚至迎合了国内一些中间派温和知识分子、企业家精英与社会民众由于担心政治倒退而产生的失望、疏离与焦虑感，他企图巧妙地将这些社会上的消极情绪引向对中国发生右翼“革命”的期盼与同情，以便迎来他所预言的中国的“崩溃”。这种新现象恰恰是最不可忽视的。

　　我昨天写信问过胡佛中心的老朋友墨子刻(Thomas Metzger)教授，他是强烈支持中国开明新权威主义现行方针的美国著名学者，我在给他的信中问他，为什么他认为，沈大伟的文章将受到绝大多数美国主流人士的支持，他的解释就是，美国人有强大的多党民主的文化优越感，以及民族自我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这里，我还要加上一句，沈大伟敏感地把握了包括中国许多中产阶级在于的人们由于对中国前景迷茫而产生的焦虑感。

　　美国人中的自我中心主义并不可怕，多少年来这个民族就是如此，问题在于，我们如果不能保持中道理性，被人误认为是采取“以左打右”的方式来保持稳定，而不能超越左右，西方人认为中国正在向左转的这种疑虑，就会被美国右翼保守派所利用，他们就会把我们向新常态经济转变时出现的一些暂时困难，经济指数的下滑，部分企业家中出现的移民潮，一些官僚因自身利益受损而出现的消极不作为，知识分子中由于意识形态管控力度加大而出现的对体制的疏离与不满现象，把这些统统捆绑在一起，构成中国正在从“向极权倒退”并“走向崩溃”的假象，形成似是而非的解释逻辑。美《国家利益》杂志的一篇响应沈大伟文章甚至呼吁美国政府要为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做好准备。

　　沈大伟是中国问题专家，曾经被认为是比较温和务实的知华派学者，我在十七年前第一次访问美国时，就曾在他在华盛顿大学的办公室与他交流过。当时对他还留下不错的印象。他的观点的突变确实值得关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了解这篇文章背后的思潮趋势，确实有着值得我们中国人警示与反思的东西。

　　习总书记最近提出的“四个全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消除国外人士对中国政治走向的误解与不明确感，概括地说，全面改革开放与全面依法治国，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全面从严治党，打击腐败，让民气理顺，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必要前提，所有这些，小康社会就是中国的发展方向，这就是对中国“倒退论”最好的反驳，这些都是中国走向新的发展的应有之义，都需要发挥我们体制的优势。只有开明的强势政府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多次说过，在二十世纪以来的历史上，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在政治上需要满足三大条件，第一，需要具有开明导向的强势政府，第二，强势政治精英是明白人，第三，国家要尊重健康的社会多元，这是良性的新权威主义的三大要素，自鸦片战争到邓小平改革，中国人在应对西方挑战与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民族追求了近一百七十年，才在邓小平时代实现了这些条件在中国的“三结合”。

　　可以说，新权威主义就是发展型的开明监护政治。它是来之不易的，这也是我们民族一百七十年的集体经验的结晶。我们要千万珍惜这个民族集体经验。从历史上看，强势政府只有同时表现出开明，表现出对多元性的尊重,让社会多元焕发出创新活力，在多元社会与集权政府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与制衡，这样的体制才能引领一个民族走向健康发展，也才能激发社会的活力，才能得到广大官产学精英与大众的发自内心的支持，政府也只有这一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执行力。

　　看看历史上以及现实中的那些生硬仿效西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它们的道路选择让政府变成了缺乏执行力的弱政府，想做许多事而体制上却形格势禁。两会的召开再次充分表明，中国决不是要走回头路，但我们的宣传要进一步跟上去，让世界人民都清楚知道我们的体制优势，我们这个民族经历了文革的苦难，只要执政精英、社会大众与官产学精英都能在上面所说的“三结合”问题上达到共识，那么，新一波的“中国崩溃论”将只能是过眼烟云，只能是一个泡沫，它只能是暂时吸引人们的眼球，它叫得再响都不会有持续的吸引力。

　　祝好!

　　萧功秦于上海

　　2015年3月18日

来源时间：2015/3/25 发布时间：2015/3/25

旧文章ID：2803

王琳：中美关系不应因中俄走近而受到影响

其他

存档帖子

-

25/03/2015

0

作者：王琳来源：《网易财经》

　　基辛格说，从根本上来看，中美两国面临的挑战就是要充分认识合作的重要性，需要以高效的方式管控日常问题。

　　当92岁高龄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以缓慢而稳健的步履踏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14号楼牡丹厅时，受到了几乎所有参会者的注目。

　　3月21日，基辛格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年会”上回忆道，1971年为促进中美建交秘密访华时，他的第一站就在钓鱼台国宾馆，具体地点就是旁边的5号楼。

　　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访华的基辛格，并称赞他作为中美关系的开拓者和见证者数十年来为推动中美关系作出的重要贡献。

　　尝试在中间地带找合作

　　基辛格在演讲中表示，应该改变中美关系受困于短期问题的影响而忽视长远利益的现状，中美两国需要在高层开展战略对话。

　　对于习近平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的访问，基辛格说，双方领导人的互访具有重要意义。

　　基辛格说，从根本上来看，中美两国面临的挑战就是要充分认识合作的重要性，需要以高效的方式管控日常问题。同时，要看到两国需在一些日常问题和长远问题的中间地带找到一些合作的领域，双方应当以坦诚的态度向对方说明自己的目标以及对国际秩序的看法，共同探讨应对全球挑战的战略。只有这样，双方才不会被危机所困，这也是在他看来中美两国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基辛格是具有丰富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战略家和外交家，他对于目前在国际关系领域普遍讨论的美国作为“守成大国”与中国作为“崛起大国”之间不可避免会发生冲突的可能，也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基辛格承认，要管理这样的冲突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他认为，其实在过去的1800多年，中国并不是一个崛起的国家，而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可能也是世界上组织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国家。所以当人们说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力量的时候，其实是非常不尽然的一件事情。

　　基辛格说，“我们这些经常与中国打交道的人”，也并不认为中国将自己视作一个崛起的国家。

　　自从1971年秘密访华，基辛格至今已经来到中国60多次，也可能是美国最了解中国的外交家。他在发言中提到此次访华时，强调非常高兴“回到中国”。

　　与“修昔底德陷阱”形成对照的是中国领导人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基辛格认为，这是尝试在潜在的竞争对手之间建立这种大国关系，但现在面临如何将这一概念赋予更多内涵的挑战。同时他也指出，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表示欢迎。

　　考虑到美国即将于2016年进行总统大选，外界担心美国政党交替增加了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对此，基辛格强调，美国的外交政策不受个人偏好左右，有一套完整的体系。无论明年的大选谁当选，哪个政党上台，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些基本元素都不会变。中美双方应当继续加强对话和合作，双方合作的效果、对世界各地冲突的看法以及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来影响国际的体系，对于未来国际秩序的走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辛格基于哈佛大学的研究和一战历史经验还指出，当今时代的一个新特征就是，很多全球挑战只有通过合作才能解决，比如气候变化、医疗卫生等领域的一些危机，这也是中美两国超越冲突，开启一种国际秩序新模式的动力所在。

　　美国不会干扰中俄关系

　　此外，基辛格表示考虑到当前国际环境和地缘政治，应该理解中俄关系的一些发展态势，中美关系不应因为中俄关系走近而受到影响。

　　由于乌克兰危机，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十分紧张。加之卢布贬值、原油价格下跌以及西方对其进行的经济制裁，刚刚过去的冬天对俄罗斯来说是个真正的寒冬。

　　对此，刚刚出版新书《世界秩序》的基辛格指出，俄罗斯现在面临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定义其在世界上的角色。俄罗斯现在需要重新适应一种新的形势。

　　今年适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此前中俄双方宣布，将联合进行包括军演在内的一系列纪念活动。同时，中俄在能源、货币及经济金融领域也正在进行更为紧密的合作。

　　基辛格说，现在俄罗斯和中国确实走得很近，而美国将会与两国保持密切的关系。他认为美国也应当与俄罗斯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

　　横跨欧亚的俄罗斯是在西方主导的八国集团(G8)外的重要成员。但由于乌克兰危机以及北约东扩等地缘危机影响，如今，俄罗斯与西方似乎越走越远。

　　基辛格认为，俄罗斯在外交政策上正面临一种两难的境地，从传统意义上来说它属于西方世界，但是在现实环境中却和西方出现了一些矛盾。而中俄两国之间的发展应当由两国来决定，美国不会做任何干扰中俄关系发展的事情，也不会试图把中俄拆开。

来源时间：2015/3/25 发布时间：2015/3/23

旧文章ID：2802

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现在怎样了

存档帖子

-

25/03/2015

0

作者：陈宇，贾春阳来源：《世界知识》2015年第6期

　　2011年7月，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于印度举行的第二次美印战略对话会上首次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同年10月，美国国务院向美国驻有关国家大使馆发出电报，要求将美国的中亚、南亚政策统一命名为“新丝绸之路”战略，并将其向国际伙伴通报。这标志着“新丝绸之路计划”正式成为美国的官方政策。

　　有何看点

　　希拉里将“新丝绸之路”定义为“一张能将这个长久以来因纷争和政治隔离而被撕裂的地区重新整合在一起的经济和运输网”。美国的计划主要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兴建基础设施，消除人为阻碍，将阿富汗打造成连接中亚、南亚资源与市场的枢纽，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美国提出，阿富汗与周边各国拥有历史和文化纽带，应当利用其优越的地缘位置，投资铁路、高速公路、油气管道、电网等基础设施，将其打造成地区枢纽，提升地区经济活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具体来说，要充分利用既有的地区合作项目，并建设TAPI(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CASA—1000输变电项目(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等，绕开中国和俄罗斯，将中亚资源向南引，打造中亚和南亚一体化的能源、交通网络。除了具体的建设项目，美国还希望打破中亚和南亚国家间的关税壁垒等人为障碍，以促进商品的自由流通。

　　第二，吸引外资参与阿富汗国内建设，帮助阿富汗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希拉里曾表示，希望帮助阿富汗建立独立的工农业经济体系，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发展私营经济。阿富汗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但农业技术十分落后，发展困难。美国需要大力推动阿富汗农业的现代化和市场化，并利用经济作物带动轻工业发展，扶持中小企业。同时，阿富汗矿产丰富，开发潜力巨大，估值至少达到1万亿美元。仅艾娜克铜矿和哈吉加克铁矿便可解决约9万人的就业问题，并且每年提供多达5亿美元的财政收入。此外，美国还特别强调，私人资本应在“新丝绸之路计划”推进中起主导作用。

　　第三，在美国领导下实现多国参与，国际社会共同分享“过渡红利”。美国在论及“新丝绸之路计划”时多次提到要共享“过渡红利”，即国际社会，特别是阿富汗周边国家都可以从阿富汗的战后重建中获利。美国宣称，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发展阿富汗与邻国的边境贸易，实现互利互惠;油气管道和输变电线路建设、矿产出口将满足印度和巴基斯坦巨大的刚性需求，并为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能源出口和过境带来丰厚的经济收益;阿富汗的其他周边国家，如中国、俄罗斯甚至土耳其都能得到实惠。美国也强调，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将始终发挥主导作用，理由有两点：一是所有周边国家在阿富汗都有难以调和的利益冲突，只有在“域外大国”美国的领导下，“新丝绸之路计划”才能顺利实施。二是美国在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拥有长期利益，必须发挥领导作用，才能维护自身利益。不过，美国也意识到该计划的复杂性，离不开周边国家的配合，因此可以容忍别国在美国的领导下享受“过渡红利”。

　　如意算盘

　　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看似献给地区各国的“大馅饼”，但精明的山姆大叔不会甘为他人做嫁衣，更不会做亏本买卖。该计划实际上体现了美国的长远地缘战略考虑。

　　首先，确保“后美军时代”阿富汗局势稳定，防止阿富汗重新沦为恐怖主义活动策源地。近年来，塔利班势力和极端主义势力在阿富汗抬头，严重影响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与此同时，美国虽然延长了驻阿美军的作战任务，但其长远目标仍是撤出阿富汗这一战争泥潭。因此，确保“后美军时代”阿富汗局势的稳定并防止阿富汗重新沦为恐怖主义活动的策源地，成为美国中亚、南亚外交的重中之重，也是美国推出“新丝绸之路计划”的重要原因。因此，只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区域经济整合，为阿富汗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才能将阿富汗经济导向可持续发展之路，才能为阿富汗政府的反恐和重建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确保过渡期内阿富汗及周边局势的稳定。

　　其次，以阿富汗为枢纽整合中亚和南亚，维持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阿富汗地处中亚，位居南亚、东亚和中东连接处，地缘战略意义十分重要。近来，俄罗斯推动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在中亚影响力上升;中国早就积极进入阿富汗矿业，投资艾娜克铜矿和北部石油等项目，近来又推“一带一路”，对中亚南亚的关注度明显上升;伊朗也积极推动连接阿富汗、塔吉克斯坦的铁路建设。这些变化引起美国的高度警惕，因此试图通过领导阿富汗经济重建，并通过阿富汗将中亚资源引向南亚，远离俄罗斯和中国势力，巩固美国在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影响力。

　　第三，以反腐、人权、妇女权益等为名输出美式价值观，促使阿富汗和周边国家的“西化”。美国官员多次提及，阿富汗与周边各国的官僚政治、管理和法规落后等问题已成为推进地区合作的重要障碍，因此必须更新“软基础设施”，建立现代民主政体以更好地推进区域一体化。“新丝绸之路计划”提出伊始，希拉里就出访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并提出人权问题，鼓励妇女积极参与政治和经济生活。近年来，美国在中亚各国鼓动的“颜色革命”屡屡受挫，借“新丝绸之路计划”提人权问题是其“以经济支持换政治变革”、输出美式民主的伎俩。

　　最新态势

　　几年来，世界形势和美国外交战略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但美国并没有停止推进“新丝绸之路计划”。目前，“新丝绸之路计划”的部分项目已经完工，如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铁路已经竣工，塔吉克斯坦桑土达水电站开始向阿富汗送电。其两大核心项目，CASA-1000输变电项目和TAPI天然气管道项目也出现不同程度进展。参与CASA项目的四国已就价格问题达成协议，该项目还得到了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的支持，有望在2018年中期完工。TAPI项目也得到了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的支持，土库曼斯坦已宣布将在2015年开始建设TAPI管线，中亚另一天然气生产国乌兹别克斯坦也考虑加入该项目，以实现本国天然气出口多元化。

　　从美国的官方表态及“新丝绸之路计划”的进展来看，该计划虽然面临许多困难和风险，如地区内国家基础设施落后、资金不足、相互缺乏信任及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肆虐等，但美国从未放弃该计划。鉴于中亚、南亚的地缘战略地位，美国未来将继续以“新丝绸之路计划”为抓手，并加大推进该计划的力度，以塑造和扩张美国在该地区的实际存在和影响力。2015年1月，美国负责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比斯瓦尔在智库威尔逊中心专门就该计划发表演讲，坦承该计划面临风险和挑战，但强调该计划是“奥巴马政府对该地区持久承诺的体现”，美国将着力在打造地区性能源市场、促进贸易和交通、优化海关和边界手续、推动商业和人员往来等四方面推进该计划，并宣称“拓展该地区内部的贸易并将其引向南方，通过巴基斯坦到达印度，将会起到‘游戏改变’者作用”。这说明，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有强烈的地缘战略意图，即将中亚国家的资源、经济和外交引向南方，以将中亚与俄罗斯、中国“切割”开来，阻断俄罗斯或中国加强与中亚联系、推进战略合作的进程，最终将中亚、南亚纳入美国的战略怀抱，构建一个美国主导、排斥中俄的中南亚地缘经济板块。

　　由此来看，美国高层虽然否认其“新丝绸之路计划”与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竞争性，但二者的竞争性非常明显，美国的真实意图也绝非其公开表述的那样光明磊落。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是“纵向”或说“南向”计划，意在将中亚国家“引向”南方，背离俄罗斯或中国;而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横向”战略，首先是要加强与中亚国家的互联互通，并由此贯通中国西向之路。二者虽有交叉点，但在战略方向上却背道而驰。因此，在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过程中，中国一方面可与美国合作维护中亚、南亚地区稳定，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另方面，也需妥善应对来自美国的疑虑和竞争，减少潜在风险和阻力。

来源时间：2015/3/25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2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