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琪  来源：《当代世界》2014年第7期

近年来，南海问题已经成为亚太地区的一个热点问题。国际上许多人认为，南海是亚太地区最有可能爆发冲突的地区之一，而美国的南海政策是影响南海局势和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关键因素。因此，准确分析和把握美国的南海政策是中国制定有效应对之策的前提。

冷战后美国南海政策的演变

　　仔细分析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南海政策，可以发现，它大致经历了“持中立立场”、“关注度加深”和“实际上的选边站”三个阶段，其政策取向逐渐由“观察”调整为“干预”。

　　一、1990—1994年 持中立立场

　　冷战时期，美国从未把南海岛屿争端看作是一个安全问题。1974年1月，当中国通过自卫反击战将越南军队赶出西沙群岛时，美国的反应是保持沉默。此后，直到1992年，对南海岛屿主权的争端主要发生在中越之间。冷战结束后初期，美国的关注力主要放在了亚太地区之外的海湾、巴尔干、索马里和科索沃等地区，南海并不是其关注重点。

　　1995年之前，南海问题很少成为美国国务院新闻发布会和国会听证会的主题。在1990年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关于东南亚的报告中，基本上没有提及南海。在1992年的报告中，南海只是被说成是可能造成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不稳定的九个问题之一，而且并没有被视为迫在眉睫的问题。1992年，美国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理查德?所罗门表示，美国对南沙群岛不负有特殊责任，中国当年2月25日宣布其对所有南沙群岛的主权，不过是中国的长期立场。时任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申明，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仍然是不对领土要求的合法性作出判断，只是要求维护航行自由和用和平手段解决领土纠纷。[1]

　　二、1995—2009年 关注度加深

　　在克林顿执政期间（1993—2000年），美国军方中有人批评道：“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没有选择在南海领土争端上做仲裁，而是选择了做一名观察者。”[2]不过，美国对南海的关注度在1995年中国和菲律宾关于南海美济礁的争端发生后才明显加深。菲律宾指责中国在美济礁上修建建筑物，中菲之间的冲突由此而起。美国最初对美济礁的反应是做出温和声明，表示对航行自由的担忧，希望用和平手段解决领土争端。

　　1995年5月10日，当中菲美济礁之争激化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宣读了一份美国关于南海问题的正式声明，它包括了现在人们所熟知的美国的一些基本原则：美国反对使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美国在维持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有始终不变的利益；维护航行自由和符合国际法的海上行动自由是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对相互竞争的领土要求的法律优劣不持立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如果说这份声明中有什么新东西的话，那就是，这是一份“更为强烈的声明”，“更为强烈地表达了我们的担忧”。[3]

　　实际上，在此之前，国务院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局对美国的南海政策进行了大量辩论。有一种意见认为，美国的政策过于被动，基本上只是对中国的行动做出反应，而且美国在过去的十年从来没有认真地重新考虑其南海政策。但同时，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却于1992年撤出了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持这种观点的人主张，美国应更多地鼓励在东盟和中国之间制定行为准则，并建议对中国做出态度鲜明的指责。但是，当时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并没有接受这种观点。他认为，美国同中国之间有太多的利益交错，美国在许多方面需要中国的合作。如果国务院发表一份谴责中国的声明，一定会给中美关系带来冲击，从而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于是，国务院5月10日的声明只是包含了一些原则，如尊重国际法、用和平方法解决争端等。

　　鉴于国务院的态度，美国军方中有人批评道：“1996年克林顿政府的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承诺美国不担当领导，而是跟随。”他们认为，在南海争端中，美国的消极作用削弱了美国的朋友和盟友对美国承担和平与稳定责任的信心。[4]可以说，美国此时最大的关切仍然是南海领土争端的和平解决，只要不对航行自由构成威胁，美国就不认为是需要进行干预的重大问题。

　　1998年，菲律宾政府挑起了第二次美济礁事件。当年12月一名美国众议员在菲律宾政府的安排下，搭乘菲律宾空军的飞机巡视了美济礁，并在之后展示了他拍摄到的中国军舰和中国在美济礁修建永久性设施的照片。然而，虽然菲律宾做了极大的努力，但并没有争取到美国承诺在领土争端中站在它一边，菲律宾对中国的抗议也没有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1999年2月11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虽然中国在有主权争议的岛屿上进行建设是潜在的单边挑战行为，但这种做法远没有阻碍航行自由。“美国敦促中国和其他有领土主权要求的国家运用所有适当的外交手段来解决争端。”[5] 鉴于美国的态度，菲律宾国防部长安吉洛?雷耶斯将军公开声明说，尽管菲律宾与美国之间有防务条约，但菲律宾不能依赖美国进行自卫。2000年1月，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斯坦利?罗斯强调，虽然在南沙群岛建设军事设施令美国担忧，但它还没有构成对航行自由的阻碍和威胁，因为所有各方都表示它们不试图阻止国际航行自由。[6]

　　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度进一步加深。2001年“9?11”恐怖袭击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意料之外的积极后果是，中美关系得到了改善。同时，它也给亚太地区带来了其他一些影响，如美国加强了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实现了在中亚的军事存在，并深化了同印度的军事关系。美国也加强了同菲律宾、泰国以及其他一些友好国家（如新加坡）的关系，同越南和马来西亚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这样，美国得到了它一直想要在东南亚得到的东西，即加强与愿意保持海洋通道开放的国家的双边关系。

　　此时，美国对中国的地区政策还有一些正面评价。如2005年9月，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高级顾问詹姆斯?基斯在国会听证会上，对中国正在走向更加透明和更加全面参与的地区政策表示赞赏。然而，从2009年开始，南海问题开始成为美国在全球和亚太事务上的关注重点之一。美国重要官员关于南海政策的讲话、国务院新闻发布会、国会听证会急剧增多。而对南海问题关注的天平，也从南海领土争端的和平解决向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倾斜。这从2009年7月15日美国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斯科特?马西尔在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上的证词中可以解读出来。

　　马西尔强调，美国在南海岛屿归属问题上不选边。但他同时表示，美国对“领海”或任何非陆地的海洋区域的主权要求存在担忧，因为在美国看来，这些要求不符合国际法。马西尔强调说，中国对南海主权的要求存在相当大的模糊性。在过去，这一模糊性对美国的利益几乎没有影响，所以美国并不在乎领土要求本身。但是现在，美国感到这一模糊性从两个方面影响了美国的利益：一是影响了美国的航行自由。理由是美国无瑕号探测船在执行“符合国际法的日常行动”时，在南海的国际水域多次受到中国渔船的骚扰，使双方的船只都处于危险之中，干扰了航行自由。美国就此对中国政府提出了抗议，并敦促通过建立对话机制来解决分歧。二是从2007年夏季起，中国有关方面要求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一些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停止同越南在南海的勘探合作，否则它们将面临在同中国的贸易中的不利后果。美国反对中国的做法，特别是因为有些勘探活动不在中国有主权要求的领土范围内，并且向中国直接提出了美国的担忧，认为国家之间的主权争端不应通过向非争端方的公司施加压力来解决。

　　马西尔认为，在战略层面上，中国的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中国在自己的海洋权利上日益增长的强势，而美国“在某些情况下不能同意，甚至不能理解中国对海洋法的解释”。这些担忧促使美国做出明确的政策反应。不过，马希尔认为仍然存在用建设性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7]

　　三、2010年至今 实际上的选边站

　　这一时期美国的南海政策有两个特点：一是对美国在南海航行自由的担忧加剧了；二是美国在南海主权问题上实际上做了选边。这表现在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没有事先同中国沟通的情况下在越南河内发表了关于南海的声明；提出对中国南海行为的正式指责，而不论中国的行动是否属被动的；强调解决主权问题必须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要求当事国不能单方面改变领土现状；敦促国会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一系列做法上。这表明美国不再是持中立立场的“观察者”，而实际上变成了一名“干预者”。

　　随着2010年美国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南海问题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关注重点。在南海问题上发言的官员级别也提高到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等重要政府官员。甚至有人认为，在2010年以后的两年中，围绕着南海冲突的外交主导了美国在东南亚的行动。[8]2010年越南成为东盟轮值主席国，它在使南海争端国际化方面的自身利益也促使其推动美国向这个方向努力。

　　在2010年7月23日举行的第17次东盟地区论坛（ARF）部长会议之前，美国私下通知了一些东盟国家，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将在部长会议上发表一个美国关注南海问题的讲话，希望它们在讲话后给予支持。之后，希拉里在外长会议上声明，国际航行自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虽然美国在南海岛屿的领土要求上不选边，但美国认为这些要求必须符合国际法；领土争端应当用和平手段来解决。她在会后还对媒体说，解决南海争端是“地区稳定的关键”。出席东盟地区论坛的2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中的11个，包括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欧盟、日本和韩国等对希拉里的讲话做出了响应，同美国一起提出了对南海问题的关注。有四个东盟国家没有表态，它们是柬埔寨、老挝、缅甸和泰国。

　　虽然美国官方不承认其南海政策发生了变化，但是东盟国家普遍把希拉里的讲话看作是美国南海政策的转折点，即从“观察”转变为“干预”。希拉里的讲话不仅标志着美国政策的改变，而且标志着中美在南海问题上冲突的开始。美国的做法实际上鼓励了一些对南海岛屿有主权要求的东盟国家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从此，在美国“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南海问题开始成为中美之间的主要争执问题之一。

　　2012年5月，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启动了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审议程序，讨论批准该公约将对美国的经济、国家安全和主权产生何种影响。美国军队领导人、企业高管、现任和前任政府官员、法律顾问以及智库代表都投入了辩论之中。5月23日，国务卿希拉里在对外关系委员会上作证时，强烈呼吁国会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她强调，“我们的航行权利和挑战其他国家的能力应建立在最牢固和最有说服力的法律基础之上，包括在诸如南海这样的关键地区。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加入国，将使我们在援引公约规则方面有更多的信誉和更大的执行能力”。[9]

　　2013年5月，美国亚太事务代理助理国务卿约瑟夫?云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有关南海问题的会议上做主旨发言，阐述了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奉行的五项原则：一是美国对相互竞争的领土主权要求不持立场；二是这些领土要求必须建立在国际法的基础之上，必须与国际法，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一致；三是对南海海域和领空的主权要求必须来自于对岛礁的主权要求，必须证明这些要求是合法的；四是美国在如何处理争端和解决争端方面有巨大的利益，包括两个方面：在全球公共领域里应有航行自由；美国在南海合法的石油和天然气开发活动不应受领土主权归属的限制；五是应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领土争端。可以是外交谈判，也可以是通过第三方的国际仲裁，如国际海洋法法庭。不应试图单方面改变领土现状，各方应努力建立南海行为准则。[10]

　　2014年2月5日，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在众议院关于东亚海洋争端的听证会上作证。拉塞尔使用了更具有指向性、措辞更严厉的词语，批评中国在南海基于九段线的领土要求缺乏明确性，因而造成了这一地区的不安全性和不稳定性。拉塞尔表示，为了与美国长期坚持的航行自由计划保持一致，美国继续反对妨碍对海洋合法利用的主权要求。他说：“我们已经反复申明航行自由体现在国际法中，而不是大国对其他国家的恩惠。”[11]

　　拉塞尔的证词表明，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一，美国在领土要求上做了如下选边：中国的领土要求不符合国际法，因此不具有合法性；对其他国家的领土要求是否符合国际法未做表态。第二，中国在南海的主权要求妨碍了美国长期追求的目标——国际航行自由。美国此时对中国南海行为的指责包括：继续限制菲律宾进入黄岩岛；对菲律宾在仁爱礁的长期存在施加压力；对接近其他国家陆地和远离中国有领土要求的岛屿的地区封锁供水；在南海有争议的地区设立行政和军事区域。所有这些表明，美国政府内部已经就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达成了共识。

美国的南海政策缘何从“观察”变为“干预”

　　纵观美国冷战结束以来的南海政策，可以发现，当美国认为自己的航行自由没有受到威胁时，它对领土归属问题并不关心，只要有领土要求的各方能够用和平方式解决领土纠纷即可；而当它感到中国九段线的“模糊性”可能使南海成为中国的领海，或至少中国在自己的专属经济区内限制美国舰只的活动，美国就开始担心它将在南海失去“航行自由”，特别是当美国正在把其战略重心从中东转移到亚太地区，并把其海军兵力更加集中部署于亚太地区之时。

　　许多中美分析者把南海问题仅仅归结为“第三方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负面作用，但这种看法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在美国看来，国际航行自由是美国生命攸关的利益，借用中国的概念就是“核心利益”。因此当南海主权问题与在美国眼中的南海航行自由问题叠加在一起时，它就不再仅仅是一个“第三方因素”，而成为一个直接关系到美国核心利益的问题。

　　除了对航行自由的担忧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促使美国的南海政策在2010年发生转变。

　　第一，南海的战略重要性日益上升。如今，全球人口和经济中心已经从欧洲转移到了亚太地区，而在这一地区人口中心之间的空间绝大部分是海洋。南海尤其具有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它承担着全球大约50%的吨位的海上运输，并把东南亚国家同西太平洋连接在一起，成为全球海运通道的咽喉要道。

　　第二，海上航行自由对于美国追求其全球战略来说具有极端的重要性。2007年，美国海军提出了一个新的海洋战略——《21世纪海权合作战略》。该战略认识到，一个相互联系的全球经济体系有赖于海上公共领域之间的行动自由。美国必须通过把海上兵力集中在某些地区和前沿部署，来防止和威慑冲突与战争，保障海上联络和商业航行的畅通。

　　2010年，美国海军又提出了一份报告——《2010年海军行动概念：执行海上战略》。这份报告包含一个海上基地的概念。同时指出，对海上基地的挑战可能来自沿海国家，它们基于对自身环境、保护区、移民、卫生、安全、习惯法或海上治安的担忧，颁布对航行自由的限制。一旦得到指示，美国海军将根据国际法，挑战任何超越海洋国家合法权威的限制。[12]这里的要点显然是美国在其他国家专属经济区内的“航行自由”。2011年，美国海军军法署署长詹姆斯?霍克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批评一些国家过分的海洋要求，特别是出于安全或环境的考虑，把专属经济区当作领海，想要禁止军事活动、演习和行动。他表示，美国将继续挑战这些过分要求。显然，美国探测船在南海中国专属经济区内的遭遇，引起了美国的警觉，被它看作是美国未来可能遇到海洋准入问题或海洋活动受到限制的先兆，因此美国需要采取预先防范。

　　第三，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2012年，美国国防部部长表示已制定了一个五年规划和执行新的“再平衡”战略的具体蓝图。根据这些规划，到2020年，美国将把其海军兵力的60%部署在太平洋地区。美国已经改变了其亚太防务部署，使兵力更加接近于亚太海洋运输线。同时，对其太平洋舰队的海面舰只进行了升级，在关岛部署了洛杉矶级潜艇，并把一些舰只从大西洋调到太平洋，还计划把一些战舰永久性地停靠在新加坡。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使得在南海地区的航行自由对于美国来说变得尤为重要。

　　第四，在亚太地区加强同传统盟国的关系，并建立新的伙伴关系。美国“再平衡”战略的重点是加强与其亚洲传统盟国的关系，包括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同时谋求发展新的伙伴关系，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和缅甸。在这些国家中，菲律宾和越南是同中国在南海有领土争端的国家。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偏袒菲律宾和越南，是与其执行“再平衡”战略相一致的。对美国来说，在南海问题上同东盟国家站在一起，可以得到它们对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地位的肯定。同时，也可以带给东南亚国家一个信息——“美国回来了”。

　　第五，平衡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在美国看来，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日益增长，对美国的地区领导地位构成了挑战。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局的分析，美国尤其担心，中国军力日益增强，而且以更强势的方式提出对有争议的海洋领土的要求，将对航行自由和美国在这一地区投放兵力的能力构成限制。[13]

　　鉴于海上航行自由对于美国执行其全球战略的至关重要性及美国南海政策的演变趋势，可以预料，未来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不会软化，而且会越来越坚决地要求中国澄清九段线的依据，对海洋的主权要求必须建立在对岛礁的主权要求之上，在南海的领土要求必须符合国际法。美国的南海政策日趋强硬和在南海问题上介入程度的加深，不仅会影响南海局势，也会深刻影响中国的周边环境和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中国需要对此做出审慎的政策选择和充分的应对准备。

（周 琪: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1] Susumu Awanohara, Washington’s Priorities: US Emphasizes Freedom of Navigatio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55, No. 32, August 13, 1992, p.18.

　　[2] Dale C. Eikmeier, Air Defense, Leadership Vacuum: U.S. Ac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chool of Advanced Military Studies, United States 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 Fort Leavenworth, Kansas, AY 7-98, Dec. 7, 1998, p. 3.

　　[3] State Department Regular Briefing, http://www.nexis.com.（上网时间：2014年1月5日）

　　[4] 同[2]。

　　[5] James Foley, State Department Regular Briefing, http://www.nexis.com.（上网时间：2014年1月5日）

　　[6] Stanley O. Roth, State Department Foreign Press Center Briefing, http://www.nexis.com.（上网时间：2014年1月6日）

　　[7]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Hearing, Maritime Disputes and Sovereignty Issues in East Asia. testimony by Scot Marciel,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East Asian and ASEAN Affairs, http:// www.nexis.com.（上网时间：2014年1月6日）

　　[8] Sheldon W. Simon, "Conflict and Diplomac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View from Washington", Asian Survey, Vol. 52,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12), p. 1002.

　　[9]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s Written Testimony on Accession to the 1982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and Ratification of the 1994 Agreement Amending Part XI of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http://www.virginia.edu/colp/pdf/Clinton-LOS-testimony-2012.pdf.（上网时间：2014年5月20日）

　　[10] State Department Briefing, Keynote Address by Acting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Joseph Yun at the Third Annual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South China Sea Conference, Washington, D.C., http:// www.nexis.com.（2014年1月6日）

　　[11] Assistant Secretary Russel’s Congressional Testimony on Maritime Disputes in East Asia, http://www.cfr.org/territorial-disputes/assistant-secretary-russels-congressional-testimony-maritime-disputes-east-asia/p32343/.（上网时间：2014年2月6日）

　　[12] Department of the Navy. Naval Operations Concept 2010: Implementing the Maritime Strategy. Joint publication of the US Marine Corps, the US Navy and the US Coast Guard, 2010, p.95, p.28.

　　[13] Mark E. Manyin, Stephen Daggett, Ben Dolven, Susan V. Lawrence, Michael F. Martin, Ronald O’Rourke, Bruce Vaughn, "Pivot to the Pacific?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Rebalancing’ Toward Asia",March 28, 2012,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http://www.fas.org/sgp/crs/natsec/R42448.pdf.（上网时间：2014年2月9日）

来源时间：2014/10/28   发布时间：201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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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玮  来源：《美国研究》2013年第4期

结盟是借助外力实现自身目标的重要手段，但这种政治联姻也会限制国家的行为自主性，有时甚至会把它拖入到不必要的冲突当中。美国自立国以来共经历了14次重大武装冲突，其中有九次就是因为盟友而卷入战争，相反，盟友从未因为美国（for America’s sake）而卷入战争。(注：Matthew Moten ed., Between War and Peace: How America Ends Its Wars (New York, London, Toranto, and Sydney: Free Press, 2011), p.7.)因此，美国决策者和理论家在不断反思，为什么美国屡次卷入盟友的战争，(注：对于这方面理论贡献突出的著述有：托马斯·谢林：《承诺的战略》（王永钦、薛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Glenn H. Snyder,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36, No.4 (July 1984), pp.461～495.) 美国应如何维持盟友信任又不刺激潜在对手。(注：Alan Ned Sabrosky, “Commitments and Conundrum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with Alliances,” Teaching Political Science, Vol.15, No.1(Fall 1987), pp.24～“Learning, Realism, and Alliances: The Weight of the Shadow of the Past,” World Politics, Vol. 46, No. 4 (July 1994), pp.490～526; Thomas J. Christensen, “China,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Spring 1999), pp.49～“Spirals,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4 (Spring 2000), pp.190～200; Emma Chanlett-Avery and Bruce Vaughn, Emerging Trends in the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 Asia: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Ties Among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ustralia, and India, CRS report, RL34312, January 7, 2008.)不过，当前研究多从权力政治角度考察美国的联盟行为，突出强调国际形势的变化对美国行为选择的影响，却往往忽视了美国联盟体系所内含的制度纽带和社会关系。实际上，影响美国的联盟行为的因素，除了以往研究所突出强调的权力结构，还有相对而言被忽视的制度安排和社会联系。本文通过对美国联盟条约的主要条款进行统计分析，来探讨美国对不同盟友的安全承诺的限度，并简要讨论美国联盟体系在后冷战时期的适应性。

一、美国联盟体系的条约基础

　　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对“联盟”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界定认为，联盟是指主权国家之间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安全合作安排。按照这种观点，国家之间只要相互承担安全义务，就构成了实质意义上的联盟，不论义务关系表现为何种形式。(注：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第11～12页。) 与此相反，狭义界定以正式的法律文书作为衡量联盟的标准。例如，布雷特·阿什利·利兹（Brett Ashley Leeds）认为，联盟是指国家之间为了应对军事威胁而签订协议并据此展开军事合作。这里所说的协议，是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书面协议，包括官方换文、国际公约、行政协定、经各方签署的共同声明等。按照这种狭义界定，持有相似立场、相互协调行动只是构成了某种国际联合（alignment），而只有当这种联合协调活动受到正式协议的约束时，方可称之为“联盟”(alliance)。(注：Brett Ashley Leeds, 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 (ATOP) Codebook, July 12, 2005, p.4,available at: http://atop.rice.edu/download/ATOPcdbk.pdf.) 本文采用狭义界定对美国的联盟体系进行考察。

　　根据联盟条约及义务条款数据库 (注：Brett Ashley Leeds et.al, “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 1815～1944,”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28, 2002, pp.237～260.) （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ATOP），美国自1812年起参加的具有盟约性质的条约有《鲁特高平协定》、《英法日美太平洋条约》、《大西洋宪章》、《美葡密约》、《雅尔塔协定》、《查克佩特议定书》、《西半球联防条约》、《美洲国家组织宪章》、《北大西洋公约》、《旧金山对日和约》、《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澳新美同盟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安卡拉条约》、(注：《土耳其1975年7月25日宣布联合防御协议失效》，参见刘绪贻主编：《战后美国史（1945～2000）》，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60页，但在美国国务院2010年公布的《国际条约集》中，该协议仍名列其中，参见：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Treaties in Force: A List of Treati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Force on January 1, 2010。)《美巴共同防御条约》、《美土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利比里亚合作条约》、《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美西防务协议》、《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巴拿马运河条约》、《美以防务协议》、《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共计26个。(注：当然，这里有需要商榷的地方，比如美苏之间有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该条约具有联盟性质。再如欧洲安全合作组织（OSCE)也谈不上是同盟组织。此外，如果美洲国家组织宪章被视为安全条约的话，那么，联合国宪章当仁不让也当名列其中。这就是说，联盟条约及义务条款数据库存在纳伪、去真两类错误。尽管如此，该数据库仍不失为重要的研究工具。)

　　利用该数据库对美国20世纪的联盟外交进行统计分析就会发现，美国参加缔结的主要是“防御性联盟”，它参与缔结“进攻性联盟”只是极少有的例外（如图1所示）。(注：这实际上反映出美国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围绕战争权的权力斗争。就战争权而言，国会依据宪法有权发动进攻性(offensive)战争，总统则有权进行防御性(defensive)战争。但是，总统可以轻易地扩大这项权力，使一场“防御性战争”具有进攻性(conduct defense so aggressively)。同理，缔结防御性联盟只是行政部门绕开立法部门的政治策略，这绝不意味着此类联盟仅限于防御而不具有别的功能，可参阅：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Imperial Presidency (New York: Mariner Books, 2004), p.36。)所谓“防御性联盟”，就是指在盟友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受到侵犯时承担军事上的协助义务。而所谓“进攻性联盟”，则是指联盟义务超出了维护盟友主权与领土完整的范畴。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的结盟史，可以发现，美国在这半个多世纪中并未向盟友承担过进攻性的联盟义务(offence commitment)。(注：Brett Ashley Leeds, Alliance Treaty Obligations and Provisions (ATOP) Codebook, July 12, 2005, p.9, available at: http://atop.rice.edu/download/ATOPcdbk.pdf.)

　　进一步来讲，美国参加且至今仍有效力的有十项联盟条约，这些条约的核心条款统计如下表所示。在这些联盟条约中，无论协议本身是否需要经过宪法批准程序，美国都毫无例外地设置了附加条款。附加条款的作用，就在于缩小美国承担国际义务的范围。由此可以看出，对待所有的盟友，美国都有减少承诺的倾向。只不过，对待不同的盟友，这种倾向又会有细微的差别。例如1952至1954年间，美国分别与日本、韩国和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同日本、美国同韩国的共同防御条约分别包含一项附加条款；而美国与台湾当局的条约则包含了三项附加条款。(注：关于各类安全条约有多少附加条款及其对条约义务的影响，可进一步参阅：David P. Auerswald, “Senate Reservation to Security Treatie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2, No.1 (January 2006), pp.83～100。 )

图1　1921～2002年间美国承担的安全义务

　　除《北大西洋公约》外，所有其他条约还包含了免责条款（renounce），即在条约中言明缔约国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放弃履行条约义务。(注：美国国内一贯反对过度承担国际义务，对束缚美国行动自由的条款更是极度排斥，这种倾向在安全领域更加明显。换言之，若是没有这些条款，美国未必会签署协议；即使签署协议，也未必得到美国立法部门的支持。因此，一项安全条约若想得到必要的立法支持，必须将美国的承诺降低到一定限度，诸如免责条款、附加条款等法律漏洞(loophole)就能起到这种作用。对于这种现象，罗森多尔夫和米尔纳指出，“灵活条款”，即在不废止协议的情况下中止履行义务的条款，能够有效地增进合作。按照这种观点，如果条约做出正式规定使成员国得以暂时不承担义务（temporarily escape)，那么，长远观之，它们将有更强的合作意愿，参阅：B. Peter Rosendorff and Helen Milner, “The Optimal Desig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stitutions: Uncertainty and Esca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5, No.4 (Fall 2001), p.830。)《北大西洋公约》不包含此类条款，让欧洲盟友相信美国的承诺是可以信赖的。反之，其他包含了此类条款的盟约，则不免会让盟友担心。(注：卡特宣布废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就曾引起轩然大波，被斥为开了行政部门单方面废止条约的危险先例，国会议员还以此举违反宪法为由发起了诉讼。“The Imperial Presidency: Taiwan Sellout Sets Dangerous Precedent,” Human Events, Janurary 6, 1979.) 另外，《北大西洋公约》还包含了其他盟约所缺的忠诚条款（loyalty），即缔约方不得参加有悖于该公约宗旨的其他条约。《北大西洋公约》具有特有的忠诚条款而没有免责条款，这就使它区别于美国缔结的其他联盟条约。在机制设计上，美国为自身承担条约义务多上了两把锁，使其欧洲盟友相信美国不会放弃履约，因此也不必寻求其他的庇护。

　　与《北大西洋公约》大致同期的多边防御条约还有两项，一项为《西半球联防条约》，另一项为《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这些地区性联合因为各国地理上相近，政治文化联系紧密，且对构建国际合法性有所裨益，因此经常受到美国的青睐。例如，美国在格林纳达、巴拿马、海地进行干涉行动时，就曾援引了《西半球联防条约》的“干预条款”，纠集部分美洲国家对上述三国进行军事入侵。(注：理查德·N.哈斯：《新干涉主义》（殷雄、徐静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但是，这些地区性联合往往缺少重要手段，也难以形成共识，最重要的是，地区小伙伴在多数时候只是不断进行索取，而不能对美国的全球战略有所贡献。因此，在拉美地区和亚太地区，美国并不愿意做出太多的多边承诺，即便有所承诺，这些承诺也远低于它对欧洲盟友的承诺。(注：Christopher Hemmer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 Collective Identity, Regionalism, and the Origin of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6, No.3 (Summer 2002), p.583.)

　　就双边联盟而言，美国也是有所侧重，区别对待不同的盟国。在美日、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中，条约载明两国会在特定情况下向美国开放领土，允许美国在两国领土上发起针对第三国的军事行动；允许美军使用本国军事基地，在战争时期还可以使用民用设施，比如从民用机场起降战机。另外，日本还与美国有全面的非军事合作项目，如人道主义救援、后勤物资供应等。(注：有关日美同盟的相关条约文件，参见徐万胜：《冷战后的日美同盟与中国周边安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41～375页。) 反之，一些其他盟友与美国的双向合作则会少一些，而且在盟友关系中它们更多地是一个需要保护的对象，它们所能获得的美国承诺是有限的，(注：James J. Shinn, The Tests of War and the Strains of Peace: The U.S.-Japan Security Relationship,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rch, 1998, available at: http:www.cfr.org/content/publications/attachments/Tests_of_War.pdf.) 在关键时刻美国经常是口惠而实不至。

　　综上所述，美国在安全合作的机制设计上，力求缩小承担义务的范围、降低承担义务的强度。在这种整体性的行为倾向之下，美国的政策又因为联盟对象的不同而显示出不同的取向。当然，考察美国的联盟行为，不仅要看它在联盟条约中做出何种承诺，还要看它建立了怎样的条约触发机制，更要看这些承诺针对的对象。一方面，对象国具有不同的战略重要性；另一方面，美国与各国关系的远近亲疏各异。这样，美国对盟友也就会有不同的期待，相应地，它愿意为盟友做出的承诺也不尽相同，最终，美国兑现承诺的方式也会有所差异。

二、战略需要与安全承诺

　　美国承担的联盟义务既有广泛的多边义务，又有相对明确的双边义务，某些情况下还有单方面承担的安全义务。围绕安全承诺的内涵及兑现承诺的方式，美国国内有激烈的政策辩论。受孤立主义传统的影响，美国处理同盟国关系的基本原则是，逐步降低盟友对美国的依赖，让盟友在安全问题上逐步实现自保或自立。特别是从1960、1970年代起美国实施战略收缩，开始要求盟国分担更多的联盟责任。冷战结束后，参议院对克林顿政府明确设限，要求政府不得对欧洲国家做隐性的安全保证，也不得从军事预算中挪用款项应对未知风险。(注：David P. Auerswald, “Senate Reservation to Security Treatie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2006, 2, p.84.) 孤立主义者坚信美国应当减少对联盟的安全投入，但是没有明言盟友之间的差别，因此不能说明美国对不同盟友的承诺限度。

　　国际主义观点则认为美国不应当回避属于它的责任，特别是“守卫自由世界”、“扩展民主地带”的责任。更强硬的主张是，即使在财政压力之下，美国也应当牢记自己的历史使命。按照这种观点，“只有改善国际环境，才能从根本上减轻国防预算的压力，而我们本身就承担着塑造国际环境的主要责任。主张让美国减少对国际体系承诺的人，对这将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毫无预见。美国在一处克制退让，必将在另一处也丧失信任。”(注：Robert F. Ellsworth, “Maintaining US Security in an Era of Fiscal Press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3, No. 4 (Spring 1989), p.24.) 总之，使命论者认为，在一个相互联系的联盟网络中，美国需要向每一个盟友展示它的可靠性（credibility）。但是，这种观点并没有道出盟友之间存在的内在差异，因此也不能说明美国对盟友承诺的限度。

　　折中的观点认为美国应当承担适度责任，并让盟友意识到美国不会提供无条件的安全保证 (注：Jennifer M. Lind and Thomas J. Christensen, “Spirals,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East Asia,”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4 (Spring 2000), p.196. )（unconditional commitment ）。同时，美国也不会在没有重要安全利益的地区承担义务，特别是在预算紧缩的情况下，尤其不可能为此投入本就捉襟见肘的经费和资源。(注：Rajan Menon, “In the Shadow of the Bear: Security in Post-Soviet Central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Summer 1995), p.179.) 而且，即便是拥有安全利益的不同地区，美国也会执行有差异的地区政策，坚守对重点地区的投入。例如，冷战期间，美国严格限制对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的地面力量部署，其主要原因就是担心这样做会转移美国对欧洲地区的安全投入。(注：Christopher Hemmer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 Collective Identity, Regionalism, and the Origin of Mu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6, No.3 (Summer 2002), pp.582～598.)

　　上述三种观点相互碰撞，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美国联盟外交传统：美国对联盟的投入总体有限，但投入的重点却十分突出。这反映了美国既希望建立集体安全体系又害怕承担国际责任的矛盾心态。观察美国对国际法的遵守情况可以发现，美国对它的国际责任态度模糊，并且只在有利可图时才会兑现承诺(注：Nicole Deller, Arjun Makhijani, and John Burroughs, eds., Rule of Power or Rule of Law? An Assessment of U.S. Policies and Actions Regarding Security-Related Treaties, Institute for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Lawyers’ Committee on Nuclear Policy, May 2002, p.41, available at: http://lcnp.org/pubs/exesummary.pdf.) （comply-when-expedient）。不过，在安全领域，由于美国一旦爽约，就会在整个联盟体系中引发信任危机，因此，尽管美国对一般国际法若即若离，但是在安全领域却信守对盟友的最低承诺。美国承诺在盟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遭受侵犯时，会与之协商并辅以必要的军事措施。为此，美国需要针对盟友面临的安全威胁做出延伸威慑。而由于盟友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地区层面，且不同盟友面对的威胁又潜伏在不同的地区，这就与美国所追求的目标有所冲突。

　　一方面，美国盟友面临的安全威胁主要局限在地区层面因而往往是确定的，如韩国面对的生存威胁。美国盟友力图让美国向本地区实施更大的投入。然而，恰如美国谚语所说，“狗的愿望如果都要予以满足的话，天上不得下骨头雨啊！”(注：Warren Chappell and Rick Cusick, The Proverbial Bestiary(Woolwich, Maine: TBW Books), pp.24～25.)更何况它的盟友是如此之多，向一个盟友许诺会导致其他盟友的艳羡，而后者要争取同等待遇的话，美国要么予以满足从而疲于应对，要么不予满足从而损害自身形象。美国有自身的行为准则，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让盟友牵着鼻子走。

　　另一方面，美国的安全威胁则来自全球层面，而且往往是不确定的，例如恐怖主义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美国若是顺遂盟友之愿，则必然会受到地区事务的羁绊，而不能集中应对困扰美国自身安全的全球威胁。正如戴维·卡莱欧（David P. Calleo）所指出的，“过分扩张是每一个霸权国家最严重的恶习，美国的长远战略如欲对此加以规避，就需要发展真诚的伙伴（关系）。一个能够为维护所在地区和平承担起主要责任的强大的欧洲，可以解除美国的一个沉重负担，并将其所释放出来的资源用于维护其他地区的秩序，特别是亚洲（的秩序）。”(注：戴维·卡莱欧：《欧洲的未来》（冯绍雷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7页。)

　　因此，为了避免“过度扩张”，美国就要谨慎投入并让盟友分担责任，还需要周旋于众盟友之间，均衡地做出安全投入。对美国来说，在不同地区实施“离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政策就成为一种追求总体均衡的联盟管理战略。(注：罗伯特·阿特：《美国大战略》（郭树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4页。)在不同地区，美国依靠地区盟友防范现实的或潜在的地区对手，进而尽最大可能从中渔利。地区盟友在消除不安全感和获得相对安全的同时，逐渐被美国编织进全球性的安全合作网络，从而在无形之中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进一步而言，如果不同地区的盟友能够合理分工，专注于本地区的安全事务进而实现自保，则美国可以超脱于地区事务而具有全球机动性。通过有限的地区性投入，美国得以整合各个地区的政治军事力量，从而获得整体性的、全球性的战略优势。

　　鉴于美国对整个联盟体系的投入是有限的，盟友之间也不单单是合作应对共同威胁的简单关系。特别是，由于不同地区的盟友有着不同的安全诉求，加大对某一地区的投入就有可能以减少对另一地区的投入为代价。面对有限的资源或者不相容的目标，联盟之间会存在某种竞争关系甚至是冲突关系。(注：Robert Jervis, “From Balance to Concert: A Study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World Politics, Vol.38, No.1 (October 1985), p.59.) 出现这类盟友间竞争局面时，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服从当时的战略需要。吉米·卡特和杰拉德·福特在1976年10月总统大选辩论时的表述突出地展示了这一点：

　　吉米·卡特：中东政策重心的转变是令人不安的。上届民主党政府时期，以色列获得美国销往中东地区武器的60%，而今60%的武器流入了阿拉伯国家，这还不算流入伊朗的部分。如果扣掉伊朗所占份额的话，大概只有20%的武器进入了以色列。这背弃了对以色列——我们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盟友(major ally)——的安全承诺。这是屈服于阿拉伯国家以石油为武器对美国的发难。这也是福特政府能源政策不佳的明确信号。

　　福特总统：卡特州长显然没有意识到，自本人担任总统以来，美国向以色列出售了价值40亿美元的武器系统。以色列建国27年来,我们提供了45%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本届政府对以色列友邦 (good ally)做了出色的工作，我们也一直致力于维护以色列的生存和安全。

　　卡特州长可能没有意识到对伊朗军售不仅必要，而且必须。他不主张这么做。但是，伊朗与苏联接壤，并有伊拉克这样的邻居。伊拉克政府中充斥着共产主义分子，和苏联一道威胁着我们的盟友伊朗。我深信，对伊朗的军售不仅是在保障它自身的安全，也是在武装我们的盟友，我们强有力的盟友。

　　我们同伊朗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杜鲁门时期，那时就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即伊朗对我们自身的安全至关重要，因此需要尽力予以帮助。伊朗是一个可靠的盟友(good ally)。它没有参加1973年的石油禁运，并持续向我们提供石油。我相信，对伊朗的军售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以色列、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利益。(注：Jimmy Carter, “Debate with President Gerald Ford (Foreign and Defense Issues), ” October 6, 1976, available at: http://millercenter.org/president/speeches/detail/5538.)

　　当然，国际形势总是变幻莫测，美国的战略需要也总是在变化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抗拒德国，美国和苏联结成了联盟。战后苏联拒绝从欧洲撤军，美国开始惆怅这种不自在的联盟关系。为了抵消苏联的影响，美国和北约盟国积极支持中国军事现代化，甚至还引起了亚洲盟友的恐慌。(注：US Congress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Technology Transfer to China, OTA-ISC-340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7), pp.177～179.) 再如，卡特在担任州长时曾指责福特背弃对以色列的承诺，而他在担任总统后援引宪法权利单方面废止了同台湾当局的共同防御条约。类似情况时有发生。尼克松与肯尼迪辩论时曾主张不得对“进犯台湾的行为”采取绥靖政策，(注：John Fitzgerald Kennedy, “Debate with Richard Nixon in New York and Los Angeles,” October 13, 1960, available at: http://millercenter.org/president/speeches/detail/5730.) 而他在指示谈判越南战争停火协议的基辛格时却说：“要让阮文绍认识到，必要时采取些手段，哪怕是砍了他的头，让他认识到……美国不会为了把‘北方不得向南方渗透’写进协议而去轰炸北越，见鬼去吧，才不会呢。”(注：Richard Nixon, “Call to Henry Kissinger,” January 20, 1973,available at: http://whitehousetapes.net/transcript/nixon/036-021.)

　　可见，尽管美国的战略需要总体稳定，但毕竟总是在变化之中。如果单用战略利益来解释美国的联盟行为，就不能有效解释美国行为的连续性和一致性，特别是它对个别国家的特殊关照。显然，在战略利益和理性算计之外，还有别的因素影响着美国的联盟行为。

三、社会认同与安全承诺

　　在国际政治领域，行为体结盟的目的在于制衡现实的或潜在的外部威胁。国家间进行安全合作，一定有其初始动因。合作的动因源自于当时情况下对所处安全环境的感知。基于此，参与者相互承担义务，订立调整联盟关系的协议。但是，联盟关系如果处理不当，不仅不能发挥本身的协同效应，还会羁绊行为体的自由，甚至迫使它们卷入不相关的冲突当中。所以，对待结盟对象，行为体总是慎而又慎，以防出现不合本意的局面。

　　行为主义研究表明，“个体表现合作的倾向通常依赖于对他们交往的人的认同：内部人优于外部人”。(注：赫伯特·金迪斯、萨缪尔·鲍尔斯等：《人类的趋社会性及其研究：一个超越经济学的经济分析》（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1～62页。) 内部人之所以被认为优于外部人，根本原因在于它们之间的相互认可度更高。如果联盟的对象为自己所认可，同时也认可自己，那么，双方对联盟的忠诚度无疑是真实的、可靠的。否则，只要不是心悦诚服的选择，那么，不论是敷衍了事，还是迫不得已，盟友的忠诚度都是令人起疑的，例如英国曾长期被欧洲伙伴视为“特洛伊木马”。关键在于，美国如何判断盟友是不是真正的自己人。

　　从美国国务院的表述(注：Available at: http://www.state.gov/r/pa/ei/bgn/. 下文所引美国国务院的相关表述均源自于此，不再一一单独注出。)中可以发现，美国对不同盟友的定位是存在差异的。就欧洲主要盟友而言，英国被称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one of the closest allies)，法国被称为“积极、友好、亲密”的伙伴（active, friendly, close），德国则被称为“美国可信的盟友”（reliable ally）。就亚洲盟友而言，日美同盟被称为是美国亚洲利益的基石（cornerstone），澳大利亚被认为是坚定有力的亲密伙伴（strong and close），菲律宾被称为是一个重要的非北约盟友（a major non-NATO ally)，韩国则是在安全上得到美国的帮助和支持（help, support）。从这些外交关系定位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对盟友有着不同的期许，在外交辞令的使用上也有微妙的平衡。对于“谁更值得信赖”的提问，美国国务院精心选择的上述辞藻，给出了一个初步的答案。

　　不过，不能过分依赖这些具有外交辞令性质的文本，还需要找出一种价值上更中立的方法，来衡量美国同盟友关系的远近亲疏。在此基础上与美国国务院的陈述相互印证，从而更好地界定美国盟友的谱系。笔者采用“相互认可度”的概念体系，来衡量美国同盟友关系的亲疏程度。从可操作性的角度考虑，笔者希望用全面的数据和简约的模型来展示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相互认可度。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数据来源为盖洛普公司的调查数据。

　　下文将用两份来自于盖洛普公司的抽样调查数据，运用统计分析的散点分布过程(scatter)，来拟合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相互认可度。第一份数据是盖洛普公司2012年2月公布的关于美国民众对各国的好感度(favorability)的调查数据。(注：Lydia Saad, Americans Give Record-High Ratings to Several U.S. Allies, February 16,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gallup.com/poll/152735/Americans-Give-Record-High-Ratings-Several-Allies.aspx. ) 数据反映的是美国民众对加拿大、英国等23个国家的认同感。第二份数据是盖洛普公司2012年4月公布的关于各国对美国国际领导权认可度(approval)的调查数据。(注：Julie Ray, U.S. Leadership Losing Some Status in Key Countries, April 19,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gallup.com/poll/153929/Leadership-Losing-Status-Key-Countries.aspx#2.) 数据反映的是全球范围内126个国家的民众对美国领导权的认可程度。两份数据能够产生18个认知配对，也就是说，既有美国民众对一国的好感度数据，又有该国民众对美国领导权的认可度数据。另外，盖洛普做了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调查，但没有在中国做过反向调查，笔者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部四所联合调查(注：李慎明、黄平主编：《中国民众的国际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的类似数据作为替代。这样就获得了一份包含19个样本点的数据集。基于此可以得到如图2所示的散点分布图。

　　在右侧区域，英国、加拿大(注：美国国务院将美加关系定位为全球最紧密、最全面的双边关系之一(among the closest and most extensive)，参见：http://www.state.gov/r/pa/ei/bgn/2089.htm。)和澳大利亚与美国的相互认可度最高，无怪乎美国国务院会将这些国家定位为最亲密的伙伴。日本、法国、德国、以色列与美国的相互认可度紧随其后，被认为是亲密的伙伴和重要的盟友(key ally)。尽管美国民众对希腊和印度有很高的认可度，但因为两国民众都不甚赞同美国的国际领导权，因此它们和美国的相互认可度稍低。确实，在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关系定位中，希腊被称为同穆斯林关系等问题上的重要盟友(important ally)，印度则被空泛地称为战略伙伴(strategic partner)。总之，在右侧区间，美国民众对这些国家的认可度较高，处在60至100的高分区，但是它们对美国领导权的认可度有所差异。因此，即使同处盟友区间，它们和美国的亲疏远近也是一目了然。

　　在中间区域，美国民众与中国、俄罗斯、埃及、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的民众相互之间并不太认可对方，但也并非完全互相排斥。在美国国务院的对外关系定位中，中国是可以与之务实合作的伙伴(practical cooperation)，但是刻板的印象限制了中美关系的高度。用乔治·凯南的话说，“我们对中国能有多大期望？无论我们怎么做，他们都不会热爱我们。他们也不会变得像我们。我们不能总是老生常谈……抛开那些无用的说教吧。让他们一如所是，我们也只要相应对待就好”。(注：Richard Ullm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An Interview with George Kenna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46, No.13, 1999, available at: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archives/1999/. ) 当然，这种刻板的认识是相互的，正如阎学通所说，中美两国仅仅是“假朋友”(注：阎学通：《对中美关系不稳定性的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2期，第4～30页。)而已。反过来讲，俄罗斯被认为是攸关美国安全的国家，因此需要以相互尊重和坦率沟通的方式培育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埃及被称为是维持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伙伴(key partner)。墨西哥作为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它与美国的关系则被描述为“重要但又复杂”(important and complex)。总之，中间地带国家和美国的相互认可度较低，达不到成就铁血盟友的地步，但是这些国家仍然可以成为美国联合的对象，双方可以从事某些事务的合作，抑或建立某种准盟友关系。(注：Bonnie S. Glaser, “China’s Security Perceptions: Interests and Ambitions,” Asian Survey, Vol.33, No.3 (March 1993), p.259; Charles A. Kupchan and Clifford A. Kupchan, “Concerts, Collective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6, No. 1 (Summer 1991), pp.119～120.)

　　对于散点图的左侧的这些国家，美国民众的认可度都很低。这一区间的国家恰恰就是美国想要解决的国际政治问题，其中，利比亚、伊拉克和阿富汗已经发生过政权更替。对于最左下方的伊朗，美国民众的认可度只有10分，而伊朗对美国国际领导权的认可度也只有9分。当今时代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屈指可数，更何况美国是因为使馆被占事件而中断了同伊朗的外交关系。近年来，美国对伊朗采取了步步紧逼的“煮青蛙”策略。国内外分析人员在预测“下一个是谁”时，“邪恶轴心”之一的伊朗总是热门的候选国。总之，左侧区域的国家，不管它们是否认可美国的领导权，美国民众对它们一概没有多少好感。正如“文明冲突论”所宣称的那样，它们就是问题的根源，而不是美国解决问题可以依赖的力量。

　　当然，身份认同也会发生变化，尤其是在经历了关键时刻之后。目前人们所看到的美英特殊关系，实际上也是经过不断洗礼进而长期积淀的结果。1950年代，美英两国还经常各行其是，对联盟义务的认识也经常不一致。1954年，为了解救被困越南奠边府的法国部队，艾森豪威尔拟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不过，在征询盟国意见时，美国未能说服英国，只好放弃军事计划。(注：Andrew Hall, “Anglo-US Relations in the Formation of SEATO,” Stanford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Vol.5, No.1(Winter 2005), pp.119～121.) 1959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在既没有咨询(consult)、也没有知会（inform）美国的情况下，对西奈半岛发起军事打击。对此，艾森豪威尔愤怒到了极点(outraged)，迅速发表声明谴责了这起军事行动，并动用美国的外交和经济手段迫使三国撤军。马岛战争期间，英国在美国的帮助下，从阿根廷手中夺回岛屿控制权，双方关系才重又紧密起来。(注：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 后来回忆道：“华盛顿很快就传出谣言说，有人希望同阿根廷达成某种交易。阿根廷已经着手为尼加拉瓜或许还有萨尔瓦多等困扰美国的中美洲议题提供军事支持。不过，我没听说、没看到、也不知道（两国）有没有就马岛问题接触过，将马岛事件和中美洲问题联系在一起更是子虚乌有。美国坚定地站在英国一边，双方驱散了因为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不愉快而留下的心霾。美国用实际行动表明，它是英国可以信赖的、真诚的盟友(faithful ally)。”Miller Center of Public Affairs, Presidential oral History Program, Falklands Roundtable, May 15～16, 2003,available at: http://web1.millercenter.org/poh/falklands/transcripts/falklands_2003_0515.pdf.) 其结果就是，在日后一切重要行动中，如对利比亚的空袭及伊拉克战争，英国坚定乃至孤身支持（steadfast even lonely）美国的行动，铸就了英国前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所说的“为全球价值而战的全球联盟”。(注：Tony Blair, A Global Alliance for Global Values(London: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6). )

　　综上所述，即使美英是特殊关系，两国之间也并非没有波折。双方的联盟关系在某些时期或者某些问题上若即若离，在对方需要时不予理会甚至还会有所抵触。但是，经过调整和适应，双方成就了这种亲密无间的联盟关系。在这种关系之下，双方可能不再主要关注“他对我的需要是不是甚于我对他的需要”。一言以蔽之，战略算计是行为体固有的思维习惯，能够超越这种思维模式的联盟伙伴，需要有超越利益关系的共识基础，这就是不能用利益得失来衡量的、源自于伙伴之间内心深处的相互认同。

四　联盟的适应性

　　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家面临的生存威胁和安全困境有所减轻。据有关统计，冷战结束以来传统军事同盟的功能逐渐弱化，甚至在步入一个逐渐消失的时代。军事结盟的情况越来越少，联盟终止(termination)的情况却越来越多，而维持下来的联盟的性质和功能也在发生变化。(注：Kathy Powers and Gary Goertz,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Institutions (REI) into Security Institutions or The Demise of Realist Military Alliances?” October 29, 2006, p.7, available at: http://ducis.jhfc.duke.edu/wp-content/uploads/archive/documents/GoertzBackgroundReading.pdf.) 美国的联盟体系作为一项重要的冷战遗产，在剧烈变化的国际环境中面临着深刻的变革压力。但是，在长达半个世纪中，联盟体系是美国大战略及其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撑，因此也造就了根深蒂固的“路径依赖”。保持现有联盟体系的稳定，就具有了强烈的政策惯性，因而较少受到政党政治和府会关系的影响。这样，美国致力于维持现有联盟体系稳定的目标，就与冷战后“去联盟化”的国际政治生态发生了冲突。

　　为了让联盟体系这一冷战遗产在后冷战时代继续发挥效力，美国不断尝试引导联盟体系的变革，从而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在美国的整个联盟体系中，北约和亚太同盟的变革与转型最引人注目。随着苏联解体和华约解散，北约将何去何从成为大西洋两岸共同关注的问题。政界和学界对北约的实体规模、涵盖范围、历史使命、行动能力提出了各种见解。美国坚信并且也力图让欧洲盟友确信，北约仍然是最好的选择，(注：Charles L. Glaser, “Why NATO Is Still Best: Future Security Arrangements for Europ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8, No.1 (Summer 1993), pp.5～50.) 而且未来的北约“越大越好”。(注：Madeleine Albright, “Enlarging NATO: Why Bigger Is Better,” in Eugene R. Wittkopf and Christopher M. Jones, eds., The Futur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最终，北约战略关注点从西欧和北美地区的防卫事务，转变为广泛的集体安全、危机管理、冲突应对和组织扩大。(注：Margarita Assenova, The Debate on NATO’s Evolution: A Guide (Washington: The CSIS Press, 2003); Celester Wallander, “Institutional Assets and Adaptability: NATO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4, No.4 (Autumn 2000), pp.705～735.) 总的来说，北约承担的使命越来越多，不仅仅局限在战略和安全领域，同时也承担起社会化(注：Alexandra Gheciu, “Security Institution as Agents of Socialization? NATO and the New Euro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9, Fall 2005, pp.973～1012.) (socialization)新进入者的职能。

　　与此同时，美日、美澳等双边同盟的性质和职能也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美日同盟由“单轮驱动”转变为“双轮驱动”，由“日美双边防御型”转变为“地区安全主导型”，由“美前日后型”转变为“美日一体型”，简而言之，就是逐步成为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所说的“世界中的日美同盟”。(注：徐万胜：《冷战后的日美同盟与中国周边安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7页。) 美澳同盟由“威胁主导型”转变为“危机主导型”，由“美国主导型”转变为“责任分担型”，重视推行美式价值观和自由民主理念，双边同盟多边化的倾向初现端倪，同盟关系出现“内涵丰富、外延扩大”的趋势。(注：李凡：《冷战后的美国和澳大利亚同盟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3～114页。)

　　从北约这一多边同盟的转型和美日等双边同盟的转型中，不难发现，美国的联盟体系涵盖的议题不断增加，盟友承担地区责任(in-area)的份额在不断扩大。不过，美国并不满足于此，它还希望盟友能分担更多责任。特别是对于北约和美日同盟，美国对它们承担“区外责任”(out-of-area)的期待越来越高。然而，尽管日本一直积极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需要，但是欧洲盟友则无意承担过多的区外责任，美欧关系甚至因此出现了重大裂痕。可以说，美欧之间在联盟定位、未来走向、责任划分、相互认知这些根本问题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争执。正如罗伯特·卡根所言，“美欧的共同看法不多，而且相互理解越来越少”。(注：罗伯特·卡根：《天堂与实力：新世界秩序中的美国与欧洲》（肖蓉、魏红霞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在这里，有必要变换一个角度来看待问题。那就是，北约为什么能够容纳激烈的矛盾而依然保持活力？如果不是有着强烈的身份认同和牢固的制度纽带，(注：已有研究者从制度效率的角度分析过北约具有更好的适应性的原因，可参阅：Kirsten Rafferty, “An Institutionalist Reinterpretation of Cold War Alliance Systems: Insights for Alliance Theory,”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6, No.2 (June 2003), pp.341～362.) “回到未来”(注：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1 (Summer 1990), pp.5～56.) (back to the future)或许就已经成为欧洲现实了，欧洲的安定团结又岂能延续到现在？单单靠利益维系在一起的联盟是脆弱的，而北约不属于这种情况。

　　实际上，在美国的联盟史上，也不乏利益的联盟。1955年，伊朗加入《巴格达条约》，正式与美国结成联盟。之后，为了弥补欧洲殖民者留下来的权力真空，美国大肆援助伊朗巴列维政府，允许伊朗“无限制地向美国购买任何常规武器”，使伊朗成为除以色列以外的又一个区域性强国。但是，美国“依靠仆从国来维护海外利益的政策”，却潜伏着深刻的危机。1979年革命后，伊朗成为波斯湾地区最激进的反美国家。(注：刘绪贻主编：《战后美国史（1945～2000）》，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422、476页。) 翻开历史记录，尼克松总统曾盛赞伊朗是“当今世界最自豪的国家之一”。而今，美国却成为最希望伊朗政权垮台的国家之一。事实表明，纯粹的利益联盟，用米尔斯海默的话说就是“出于便利的婚姻”。这种纯粹的利益联盟，在利益关系发生变化之后，是极难调整并适应变化了的形势的。

　　反之，面对变化了的形势，允许并且能够自我调整、调适而存活的联盟，必然有着可靠的身份认同和坚定的制度基础。在冷战结束后的20年里，大西洋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联盟关系会走向何方，也成为困扰美国及其欧洲盟友的核心问题。不可否认，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对联盟的定位出现了偏差，从而在制度运行方面影响到联盟的团结。对欧洲盟友来讲，复归于本地区(localization)并着力建设共同体才是其外交政策的当务之急。而对美国来讲，欧洲盟友是最有力(most capable)的伙伴，在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上要有舍我其谁的担当。这种认知偏差和目标冲突的确影响跨大西洋联盟的运行，但冲突的烈度始终能够被控制在联盟之下。

　　与此相类似的是，自诞生以来，美日同盟也一直面对着各种争执，但美日两国一直都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首先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一直在承受的“强加体制”(imposed regime)使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美国和日本之间有密切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缓和了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实际上，“自从1890年代它变成太平洋强国以后，在美国的外交、商务和战略意识中，一直把日本放在亚洲的中心地位。只有在日本直接攻击美国后，中美联盟才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注：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710页。) 前已述及，盖洛普的调查数据显示，日美之间的相互认可度，甚至还高于法德等欧洲国家与美国的相互认可度。要全面理解“世界中的日美同盟”，就不能忽视这一基本情况。

　　简而言之，北约和日美同盟之所以成为美国联盟体系的重要支点，除了因为受到战略利益的驱使之外，也因为它们之间有紧密的社会关联和牢固的制度纽带。这些联盟缔结后，美国与盟友的争执就如影随形，但联盟本身却历久弥新，始终保持着活力。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但北约和日美同盟保持了原来的总体结构，而它们所涵盖的议题却越来越多，北约和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它们所承担的义务的份额也越来越高。如果只用安全利益来解释这些变化，显然只会得到片面的结论，无法给出全面的解释。从身份认同和制度安排的角度予以补充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丰富我们对联盟的认识。

　　总之，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领域出现了“去联盟化”的政治生态。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联盟体系中的北约、日美同盟都得到了加强，而不是削弱。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与盟友之间始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争执，如果不是有着强烈的身份认同和坚实的制度基础，联盟演变的结果可能不会是现在这样，或者至少会多一些曲折。本文的论证表明，在国际安全结构剧烈转型的情况下，美国与这些传统盟友因为有强烈的认同和条约的背书，从而得以调整安全合作方式并不断地适应持续变化着的形势。

结语

　　历史上，美国长期奉行孤立主义，并且避免与外国结盟。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并且成为超级大国。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缔结了一系列同盟条约，并且建立起遍布全球而又相互联系的联盟网络。在多边安排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美国推进全球战略的主要平台，美洲公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等合作安排则是重要的补充。在双边安排上，旧金山体系确立了一种以美国为中心的轴辐结构，美日、美澳、美韩、美菲等双边联盟应运而生并延续至今。此外，美国还建立了一系列非正式的安全合作关系，例如以非成员身份参加《巴格达条约》，以条约附件形式对老挝、柬埔寨和南越承担义务。本文集中考察了美国联盟体系中的条约基础，对美国联盟协议的内容进行了比较分析，从中揭示出美国对不同联盟承担义务的限度也是有所差别的。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导致这种差异的根源进行了探讨。

　　大略来讲，美国的联盟体系是在处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问题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在当时，冷战的加剧和“麦卡锡主义”的盛行，造就了美国领导层的安全认知，让他们认为美国的联盟体系是一副多米诺骨牌，它的存在依赖于每一个组成部分的存在，而任何一处的退让都将导致全局的溃败。美国于是动用一切手段，不断强化其联盟体系，不惜在朝鲜半岛和印支半岛加大投入，对内宣示自己遏制共产主义的决心，对外表明美国是值得信赖的盟友。但是，经过越南战争之后，美国介入地区事务的意愿大大降低，无意介入难以取得决定性速胜的战争。具体情况具体处理的“选择性介入”，成为美国处理地区事务的基本方略。

　　这样一来，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关系，日渐演变成为存在内部竞争的合作关系。美国对其联盟体系的期待是，为其全球战略优势提供支撑；而盟友则期待美国协助解决更为具体的事务，这无疑会分散美国的力量，甚至让它在各处都难以确立或保持优势。因此，美国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一种联盟困境，它投入过多则担心过度扩张，投入过少又担心失去盟友的信任。最终，适度承诺与突出重点，就成了美国管理联盟体系的总体思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总体上倾向于回避责任，但一直恪守着最低限度的安全承诺，这也正是盟友对美国满怀期待的原因之所在。

　　当然，美国重视认同感更高、战略重要性更强、制度联系更密切的盟友，并愿意为此做出资源投入，反过来讲，这些联盟也因此得以在诸如冷战结束这样的剧烈变革后维持下来。这充分表明，如果联盟只是建立在一时的利益需求之上，那么，在利益关系发生变化之后，联盟关系也极有可能随之而瓦解。反之，如果联盟超越了单纯的利益关系，有共同坚守的信念为支撑，那么它就能不断加以调整并适应变化的形势。

　　总之，美国的联盟体系在冷战期间之所以有效，是因为苏联的威胁使美国得以凝聚联盟共识，并让联盟体系保持戒备状态。冷战结束后，美国面临的传统安全威胁大大降低。尽管美国在战略层面上仍然为赢得大规模武装冲突而充分备战，但在操作层面上它主要面对的是小型战争和非对称冲突的威胁。在非传统威胁尤其是恐怖主义威胁日益影响美国本土安全的形势下，美国在强化反恐、防扩散领域的合作等方面对盟友有了更多的期待。但是，由于凝聚联盟意志的全球性共同威胁已不复存在，美国联盟体系的演变就成了当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未来还需要做进一步探讨的是，美国为应对既定威胁而建立的这个联盟体系，将如何继续维持下去并不断进行调整，从而被用于应对不确定的威胁。

王玮：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4/10/28   发布时间：201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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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殷蕾  来源：《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4第1期

1973年10月6日，埃及和叙利亚联合行动，发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战争爆发后，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开始利用石油武器打击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通过实施石油禁运、暂停出口以及随之而来的油价大幅飙升，引发了第一次全球石油危机，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造成严重的冲击。

　　一、美国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能源状况

　　二战时，全球石油供应短缺，美国在当时是主要的石油出口国之一。二战后，随着技术的发展，全球范围内开采出了大量的石油资源，由于全球石油储备分布的不平衡，世界产油中心由美洲转移到了中东地区。中东的可探明石油储备量增加了66%，达到56.48亿桶，而曾经是世界上最大产油国的美国，可探明的石油储备量只有3.34亿桶。

　　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对能源的需求量日趋增加。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石油的需求量在十年内增长了4%，从1968年到1973年的五年中，石油日消耗量从1308.5万桶增加到了1687万桶。为了保证工业上的竞争力，美国必须获得稳定的能源供应，国外的廉价石油成了美国的首选，中东地区工业系统不发达，对石油的需求很小，所以石油出口成了中东的支柱产业，这正合美国的意愿。世界并不总是平静，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给美国的石油安全敲响了警钟，1969年9月26日美国外交文献的备忘录就可能出现的石油供应中断进行了探讨。专责小组在报告中指出对外国石油资源的过分依赖不利于美国在战争或紧急情况下维护自身的利益，并指出了美国应当注意的有关对阿拉伯国家石油依赖的问题［1］：一是阿拉伯国家可能会同时都切断对美国的石油出口。二是阿拉伯国家有足够的财政储备来限制石油出口，同时可以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三是在可预见的未来，阿拉伯国家仍然是石油出口市场的主宰者。四是从阿拉伯国家进口的石油份额空缺不可能全部从西半球来填补。

　　第一次全球石油危机爆发于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国为声援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的埃及和叙利亚，对以美国为首的偏袒以色列的西方国家实行了禁运，使得油价暴涨(原油价格由危机前的3.01美元/桶提高到11.65美元/桶)。这次危机长达5个月，导致了美国工厂倒闭、失业率增加、燃料紧缺、交通困难。这次危机形成的根本原因，是OPEC对国际市场具有绝对的控制力。

　　石油危机的爆发，彻底改变了美国无需考虑石油安全问题的状况。美国政府开始对石油问题持积极干预的立场，这种干预是全方位的，包括在内政方面的措施和外交上的干预与协调，而在外交上的措施从源头上解决了能源的稳定问题。

　　二、美国对中东产油国的外交

　　十月战争发生后，美国继续援助以色列，致使沙特一改往日友好的态度，号召阿拉伯世界拿起石油武器，对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实施石油禁运，美国对中东阿拉伯国家的政策也因为石油危机而发生了改变。

　　(一)美国对沙特阿拉伯的外交政策

　　1．石油危机前美国对沙特的外交政策

　　沙特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也是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的产油量和出口量对国际石油供应和国际油价的影响举足轻重。能源危机后，沙特一直是维护市场稳定的领导者，在OPEC内部，沙特利用其作为主要石油出口国的地位操纵石油价格，除了在石油上的主导作用，沙特在伊斯兰世界也承担了更加广泛的义务，并且在伊斯兰世界具有相当高的地位。美国政府清楚地认识到中东的和平进程离不开沙特的支持，希望沙特在阿拉伯世界起主要的调解稳定作用。［2］138～139

　　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到20世纪70年代是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的时期，它在中东的外交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与挑战。这时，尼克松在关岛讲话时提出由“亚洲国家自己来处理”安全问题［3］，将美国置身于亚洲包括中东地区的事务之外，减少在亚洲承担的军事义务。这一时期，美国的中东政策是“双柱政策”(TwinPillars)，即将沙特和伊朗视为美国在波斯湾的主要伙伴，提供给他们大量的武器，使伊朗成为军事支柱，起警察作用；沙特主要成为经济支柱，通过运用其庞大的经济诱导力量，起到稳定器的作用。［4］

　　美国通过武装扶植伊朗和沙特，保证了对海湾地区的间接控制和稳定的石油供应。石油危机前美国人没有想到沙特人真的会对他们使用“石油武器”，一直以为与他们保持友好关系的沙特不会使用武器，沙特带头的针对美国的这次“石油禁运”给了美国一次“震慑”。这次石油武器的成功运用，大大提高了沙特的国际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

　　即便是石油禁运解除之后，美国的能源供应依旧存在问题，美国急需调整能源政策和能源结构以应对长远的能源问题。石油危机期间，美国认识到了中东能源对美国的重要性，因此，美国调整了在中东一边倒地支持以色列的政策，而更加重视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美国调解获得了埃以、叙以协定，使得阿拉伯国家同美国的关系密切起来，而苏联在中东的实力在十月战争和石油危机中被大大地削弱。

　　2．石油危机后美国对沙特的外交政策

　　(1)尼克松政府开始调整政策，与沙特建立特殊关系

　　1973年11月8日，基辛格飞抵沙特，会见费萨尔国王，要求结束石油禁运，但是失败了，基辛格并没有说服沙特。同年12月3日，尼克松写信给沙特国王，表示美国一直在为达成埃以协议努力。8日，费萨尔在回信中表示，只有在以色列撤出阿拉伯土地并实现巴勒斯坦自治后才有解禁的可能。12月14日，基辛格再次访问沙特，会见费萨尔，双方在两个小时的会谈中在解除禁运问题上取得了一些进展，沙特国王对美国的处境表示理解。在基辛格这种穿梭外交的攻势下，解除禁运确实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却没有真正解除，所以效果不是很明显。

　　经过这次石油危机，美国清楚地认识到了与沙特搞好关系的重要性。1974年3月，沙特宣布结束石油禁运。美国总统尼克松4月访问沙特，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位访问沙特的美国总统。美国希望通过与沙特建立特殊关系来带动温和阿拉伯国家推动阿以和平进程顺利向前发展，利用与沙特的特殊关系影响沙特的石油产量和价格；继续在中东实施“双柱政策”，在国际政治和地区安全领域更加重视沙特的作用，鼓励沙特发展军事实力，以维护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战略利益。

　　美国为了防止沙特再次动用石油武器，1974年6月成立了“美国－沙特阿拉伯联合经济委员会”，通过这个委员会，美国与沙特在石油、贸易、政治、军事等领域广泛地展开合作。联合经济委员会的成立，对美沙特殊关系的建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美国大量吸收沙特的石油美元，而且美国财政部还允许沙特大量购买美国债券。1974年末，美国财政部与沙特货币署达成协议：沙特货币署可以通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将告知沙特货币署关于美国政府的交易日期和数量及相关信息，只要沙特货币署愿意购买债券，它将处于不可竞争的优先地位。［2］82～83

　　这样，美国在实现美元回流的同时，也使沙特的资产回报率与美国的经济兴衰息息相关。另一方面，美国利用沙特急于改革单一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多样化的迫切需求，支持美国的跨国公司积极参与沙特的经济和国家建设，大举投资沙特工业市场，使沙特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对美国投资者的技术和市场依赖程度不断加深。通过联合经济委员会完成了吉达等国际机场的设计建造和吉达、达曼的城市计划，建成了延布和朱拜的石化企业、连接延布和东部油田的输油管、吉达和朱拜的淡水化厂等一系列大型工程。［5］

　　再者，中东局势不稳定因素较多，沙特急于加强军备的需要，1974年4月，石油禁运刚结束不久，美沙双方即决定扩大双方经济和军事合作，6月签署了正式协议。1975年1～2月，两国又签订了一系列向沙特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和进行军事人员培训的协定。［6］

　　1973～1980年，美国向沙特出售武器的金额共计340亿美元，仅在1975～1980年，美国卖给沙特的武器装备以及维修设备的价值就在150亿美元以上，另外还有14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在“商品供应线”上。(2)尼克松在20世纪70年代对沙特的政策主要还是实施援助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石油资源的开发集中于中东，石油的运输和提炼以及消费市场控制在非欧佩克成员的工业国家，主要是由美英等西方国家跨国石油公司主导。梅尔文·科南特曾指出，1973年的石油危机后，国际石油形势出现的新要素就是“石油的开采集中于少数欠发达国家手中。与此同时，当前能源地缘政治面临的挑战是：在石油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且其位置被限制在一个地理区域的情况下，世界如何满足其能源需求”。［7］

　　通过加强美沙关系，美国首先获得了沙特对美国中东政策的支持，帮助美国走出了第四次中东战争后阿拉伯国家极端排美的困境。从相互依存理论的角度来看，依赖如果是单方面的，那么依赖的一方一定是感觉到不安的；如果依赖是相互的，那么两者利益息息相关，双方都会有安全感，也就不会单方面破坏规则。美国对沙特援助也是出于这样的考量，构建沙特对美国的依赖，把石油武器变成一种对双方都有利害的双刃剑。

　　(二)美国对伊朗的外交政策

　　1．石油危机前美国对伊朗的外交政策

　　二战前，美伊关系比较冷淡，双方联系很少。二战爆发改变了美伊的关系，当时为了帮助盟军更好地作战，管理好向苏联运送急需物资的伊朗通道，美国大规模地介入伊朗事务，为美伊关系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冷战爆发后，伊朗与苏联之间发生了撤军纠纷和阿塞拜疆—库尔德危机、与英国之间爆发了石油国有化危机，美国则支持伊朗反对苏联，与英国拉开距离，给伊朗人留下好印象，巩固了美国与伊朗的关系。

　　波斯湾地区是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所需资源的重要产地，但这一地区动荡不安，不仅影响到西方国家的石油输入，而且还会给苏联插手本地区的事务提供机会，这对于美国维护其全球遏制战略非常不利。由于美国的军事力量不能直接卷入波斯湾事务中，美国则把伊朗国王看作是维护波斯湾稳定以及西方在此利益的地区领导者。因此，被美国用来延缓苏联进攻的棋子———伊朗，成为阻碍苏联干涉本地区事务的一个傀儡。［8］

　　2．石油危机后美国对伊朗的外交政策

　　石油危机使美国清楚地认识到伊朗的重要性，继续加强在海湾地区的“双柱政策”成为当务之急。伊朗国王一直想成为中东地区的霸主，为了投其所好，尼克松向巴列维承诺，美国不限数量地向伊朗出售所需要的任何常规武器。1972年5月，尼克松对伊朗进行了访问，期间，尼克松同意了伊朗国王两个要求：向伊朗派遣军事培训技术人员，帮助伊朗人掌握进口美式武器的使用；同意与巴列维国王一起反对伊朗的死敌伊拉克。［9］

　　美国国防部对于向伊朗出售常规武器持有不同意见，尤其是一些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武器，像激光导弹及F－14和F－15战斗机等，他们认为这样做可能会威胁到美国的利益。但是在基辛格看来，伊朗对美国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伊朗能够“填补英国人撤离后(波斯湾)受到苏联入侵和激进势力威胁的真空”，而且最有利的是，“因为国王愿意从他的石油收入中出资购买装备，达到上述目标不需要美国花费任何资源”。［10］

　　1973年9月，基辛格担任国务卿一职，这进一步巩固了美国政府中亲伊朗势力的地位，使得对伊朗军售更加易于进行，出现了美国对伊军售的繁荣局面。“水门事件”后，尼克松辞职，福特于1974年8月9日继任美国第38任总统，福特上台后基本沿用尼克松时期的对外政策，美国继续支持伊朗的军事建设，1975～1976年，美国对伊朗的军售高达43亿多美元。

　　中东产油国对美石油禁运解除后，美国清楚地认识到了中东产油国的重要性，并采取了很多措施来缓和与中东国家紧张的关系，重视拉拢阿拉伯国家，其中最大的利益关切就是上文提到的沙特和伊朗。与中东两大产油国关系的缓和，不仅在石油禁运时期有助于解禁，而且在石油解禁后，也能长期保证美国石油安全。

　　三、美国对石油消费国的外交

　　1973年的石油危机让美国认识到OPEC的重要性，同时也意识到联合石油消费国采取抵制行动的重要性。因此，石油危机期间，美国积极与西方重要石油消费国家联系，希望建立统一战线，但是失败了，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武器分裂了美国及其同盟。

　　1．与西欧国家就石油问题进行协商

　　英国与美国在石油政策上一直是统一的，它也是欧共体中美国最有力的支持者。英国首相希思在给尼克松的一封信中安慰尼克松：“希望尼克松不要因为欧洲对美越南政策的反对而影响美国同欧共体的关系，英国相信美国能在世界上担当了自己希望担当的角色。”［11］

　　20世纪70年代初，OPEC就开始要求提高油价，美国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并预测了石油危机的发生。美国政府和产业界的石油顾问沃尔特·利维首次提出了建立一个大西洋－日本石油消费国联盟的提案，冀望这个联盟可以在油价持续升高时，通过建立有效的机制来稳定世界能源系统。1973年2月2日，英国首相希思访问美国，以进一步讨论石油消费国联合的问题，两国在石油消费国需要建立合作体系上达成共识。但关于合作体系的形式，美英两国在两种模式上举棋不定：一种是召开定期的石油消费国大会，另一种是建立正式的石油消费国组织。对于第二种形式，美英均认为会招来OPEC的敌意，从而使石油输出国更加团结起来对抗石油消费国。［12］

　　之后，由于美国忙于从越南战争中脱身，而欧共体的其他国家也并没有积极附和，所以石油消费国并没有在十月战争和石油危机前建立相关组织。十月战争爆发后，美国即致电英国，希望英国可以倡议中东地区停火，英国积极响应美国的号召。但10月7日埃及便发出警告，除非所有阿拉伯领土被返还给阿拉伯国家，否则埃及是不会停火的。十月战争结束后，美国开始穿梭外交，渐渐地也就忽略了英国，很多决定都是在英国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的，英国为此同美国数次交涉，坚称欧洲国家应当在中东调停中占有一席之地。美国的背信弃义使英国改变了石油政策，对阿拉伯国家采取了支持的态度，在国内则采取节约能源和开发新能源的政策，并开发了英属北海油田。

　　2．美国试图联合日本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在日本，石油已经取代煤炭成为主要的能源，并且石油在重工业和化学工业领域也是不可或缺的原料。但是，日本的石油资源十分匮乏，主要是依赖进口，中东地区是它最大的石油供应地。1972年，日本所需石油的72%来自中东。［13］

　　因此，石油危机时阿拉伯产油国运用石油危机这一举措，不仅对美国产生了影响，在日本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尼克松提出美国要与日本发展盟友关系，充分调动日本经济力量。尼克松指出，建立西方联盟十分重要，日本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在美国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可以借助日本的经济力量来维持其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如果不能同日本有效地合作，就不可能出现使东方的集体经济力量相形见绌的西方的集体经济力量，也就不可能在竞争中战胜东方，美国要为在下一个世纪的领导地位做好准备。

　　对日本来说，限制石油消费等措施难解燃眉之急。日本认识到要想从阿拉伯国家获得稳定、充足的石油供应，根本的途径只能是放弃过去追随美国的中东政策、忽视阿拉伯民族权利的立场，以实际行动赢得阿拉伯国家的信任和友谊。

　　无论是西欧还是日本，不仅通过与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互访的方式增进了解，还积极与阿拉伯国家展开对话，以确保本国的能源安全。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武器实际上分裂了美国与西欧、日本的同盟关系，美国在联合石油消费国的过程中频频碰壁，石油武器的使用促使西欧和日本制定形成了有别于美国的独立的中东政策。

　　四、国际能源署———美国与石油消费国合作的产物

　　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EnergyAgency，IEA)是1973年石油危机的产物，这次石油危机让西方石油消费国意识到，只靠各国的力量是不能充分保障石油的供应安全的，必须联合起来，组成国际性组织，才能与OPEC抗衡。

　　(一)美国组织石油消费国的联合及国际能源署的成立

　　1974年1月10日，白宫发表了尼克松总统致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荷兰和挪威八个西方主要石油消费国首脑的一封信，邀请他们指派外交部长参加定于2月在华盛顿举行的有关制定一项应付石油危机的行动计划的会议。尼克松在信中提议“在90天内将举行一次消费国和生产国代表会议，我将亲自写信给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的政府首脑，以保证他们了解所建议召开的消费国会议的目的”。［14］

　　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动乱年代》中透露：“1月21日，我国驻巴黎大使馆报告说，法国对我们要求召开能源会议的建议‘缺乏热情到了接近敌视的程度’。”［15］这些国家愿意同中东产油国建立双边关系。1972年2月，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西欧国家和日本相继前往中东，向产油国提供工业品和技术，以换取石油。

　　在基辛格的建议下，尼克松决定举行“华盛顿会议”，基辛格是华盛顿会议的主角：会前他成立了一个核心小组，研究会议内容，小组成员除基辛格外，还有财政部长乔治·舒尔茨(GeorgeSchultz)，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阿瑟·伯恩斯(ArthurBums)、联邦能源署署长威廉·西蒙(WilliamSimon)和副国务卿威廉·唐纳森(WilliamDonaldson)。核心小组下设一个由国务院等有关部门高级官员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准备文件、起草讲稿。为了进一步说明美国对能源问题的立场，基辛格在会议召开前夕，不指名地批评那些反对美国的国家。1974年1月10日，基辛格和联邦能源署署长威廉·西蒙在国务院举行记者招待会，阐述尼克松致西方石油消费国和OPEC信件中涉及的美国能源外交政策。基辛格说：“我们认为无限制的双边竞争将为所有国家招致毁灭，可能取得的一些表面上的胜利将使世界稳定和世界经济受到损害。因此，虽然我们在这种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虽然我们能够比任何可能的竞争者更好地应付这种竞争，但是我们认为所有发达国家必须懂得，我们现在是真正互相依靠的，这是一个必须在共同的基础上解决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愿蒙受将为国际稳定和国际经济造成的非常严重的后果的话。”［16］

　　基辛格提出了一项能源合作的“行动计划”，包括七个方面的内容：资源储备(Conservation)；替代能源(AlternativeEnergyＲesources)；研究与发展(ＲesearchandDevelopment)；紧急状态共享(EmergencySharing)；国际财政合作(InternationalFinancialCooperation)；欠发达国家(ThelessDevelopedCountries)；消费国－产油国关系(Consumer－ProducerＲelations)。［17］

　　华盛顿会议结束一个月后，能源协调组在布鲁塞尔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四个工作小组，分别研究紧急能源分享、在铀方面的合作、节约能源和与国际石油公司之间的关系四个问题，以及能源协调组及其属下四个小组的工作进展。1974年9月20日，能源协调组决定建立国际能源署。当天，能源协凋组将国际能源计划协议的最后文本分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全体24个成员国政府批准。协议的主要内容有：

　　1．石油分享

　　在石油供应短缺7%以上、从而影响任何一个或全体成员国的情况下，石油共享计划将自动启动(如多数成员国投票否决，则另当别论)。根据这个计划，各成员国将可以享有可能得到的国内和进口石油的限定部分，在通常情况下，这部分共享石油不能超过10%。

　　2．建立紧急石油储备和节约

　　协议要求各成员国开始时必须拥有至少可供60天消费的紧急石油储备(随后在各成员国同意的条件下改为90天)。一旦实施石油共享计划，各成员国必须削减石油消费量，并在国际能源署已经同意的基础上动用现有石油储备。如果石油总供应量短缺12%，每个成员国必须将石油需求量减少10%。

　　3．国际能源署

　　决策机构是董事会(GoverningBoard)，由成员国的部长和高级官员组成。美国拥有的投票权最大，占总票数的1/3。1974年11月15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理事会决定，国际能源署在法国首都巴黎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巴黎，协议当天生效。成立初期，国际能源署所包括的成员国范围并不广。协议明确规定，国际能源署“将向那些能够并愿意满足计划所提要求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任何成员国敞开大门”。［18］

　　美国这个方案的主要反对者是日本、法国和其他一些西欧国家。这些国家支持在发挥联合国主导作用的前提下，将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联合在一起，建立世界能源组织的设想。法国由于支持石油消费国与石油输出国合作解决能源问题的模式，所以在美国邀请法国参加华盛顿能源会议时只参加了华盛顿会议，但没有加入国际能源署。［19］

　　这个模式要求发展与石油输出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其中包括发展欧洲共同体－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按照这一构想，西方石油工业巨头特别是“七姐妹”在石油供应方面所起的作用缩小，非英美跨国公司的作用加大，能源消费国和生产国之间的金融和经济技术合作得到发展，也不再需要美国的中介作用。尽管现在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在许多国际能源政策问题上的分歧仍然存在。

　　(二)对国际能源署的评价及其对美国的意义

　　1974年成立了以工业化国家为主的国际能源署，标志着国际能源和石油安全合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因为国际能源署不仅主张在其组织内部国家之间进行协调，而且主张同OPEC进行对话与合作，以确保石油价格与供给的安全。国际能源署成立之初，提出的应付石油危机的主要对策有两点：一是节流开源，即制定各成员国能源节约计划，减少能源消费量，加速开发新能源，实现能源独立。二是要求各成员国建立石油储备并制定了分享石油储备应急计划。至此，西方工业化国家为保障其石油安全构筑了一道有力的防线。它们不仅影响着石油的供给与价格，而且加强了与石油生产国的协调与联系，共同影响着石油市场的稳定。

　　对美国来说，国际能源署起到了保障石油安全的作用：首先，石油共享机制对保障美国石油供应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条款规定，当美国再次遭到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禁运，石油短缺超过美国石油消费的7%时，其它石油消费国的成员国必须和美国一同负担超过7%那部分的石油短缺。其次，石油最低保护价政策对保护国内石油生产和国际石油公司的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美国虽然已不再像二战期间那样，是主要石油输出国，但它仍然是一个产油大国，过低的油价不利于其国内石油公司的利益。再次，国际能源署也赋予了国际石油公司很大的权力。这对于美国这样的有很多石油公司的国家而言十分有利，美国可以利用石油公司组成的咨询委员影响国际能源署政策的制定。

　　1973年的全球石油危机，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挑战，不仅危及了美国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影响了美欧、美日的关系。OPEC在石油上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为其成员国在危机期间联合起来将石油作为外交武器提供了方便。可以看出，针对这次危机，美国采取了比较积极的石油外交政策，危机发生时，对外政策多是为了促进解禁，如针对沙特和伊朗的“双柱政策”；危机之后，对外政策多是为了保障美国长远的石油安全，如联合石油消费国组建国际能源署。一系列的石油外交战略中，意义最为深远的莫过于推动组建国际能源署，通过这种多边协调组织与OPEC对抗，平衡了国际石油市场，这也为美国在此后的两次石油危机中与石油输出国的博弈提供了筹码。美国成功地将石油危机问题由双边外交关系推向了多边外交，把石油问题置于一个多边的环境中，便于美国巩固石油安全和稳定。

　　美国在石油危机中的战略对我国的石油战略具有借鉴意义。我国也是石油消费大国，对石油的需求也是日益增长，但我国和产油国之间目前依旧是保持双边关系。而在双边关系中，一旦石油供应成为问题，石油消费国就无法有效地解决石油危机，如果可以把石油问题放在多边关系中，则可以有效地控制石油危机的发展。当然，中国不像美国那样，是在这个多极世界体系中的超级大国，中国暂时没有能力成立一个国际机构，来组成多边关系，但是中国可以成为制度参与者，在既有体制中推动制度的发展方向。

来源时间：2014/10/28   发布时间：2014/3/3

旧文章ID：349

作者：徐步  来源：《东北亚论坛》2014年1期

东北亚是当今世界冷战残留最严重的地区，历史恩怨与现实利益相互交织，传统安全与地缘战略共同作用。美国是对东北亚和平、安全与稳定最具影响力的域外大国，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分析战争对美国发展的影响，对我们认识美国的全球特别是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及军事政策，具有重要意义。虽然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但是，在国际舞台上每一次重要亮相，每一次影响提升，都与大的战争有密切关系。曾4次担任英国首相的格莱斯顿说，面对战争，“一个政治家必须是一个优秀的屠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美国人并肩作战的一位英国军官写道，“美国人就是解析家，他们对待战争如同对待任何其他大买卖，将它分解至种种基本成分，撇去表面的东西，界定各类任务和职能，将每个人当做要在某种复杂的工业流程中起一份特定作用的人那般予以训练。美国的基本训练体制有如一条传送带，不过终端输出的是士兵，而不是汽车”[1]。

　　一、战争是美国成长、强大及称霸的推手

　　1776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时总面积只有132万平方公里。此后到1899年美西战争结束的123年中，美通过购买、战争及谈判等手段，将领土扩大到今天的937.26万平方公里，其中通过战争扩张领土约300万平方公里。美国经历的大的战争都对其国力发展产生了直接的重要影响。其中，通过参加二战，美国确立全球超级大国地位，取得了在国际事务中的霸主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开始了控制世界、谋求霸权的征程，把对外行动纳入反共、反苏、称霸的大战略中。在美国针对苏联的长达四十多年的冷战中，双方军事上严重对峙，世界被全面大战和核战争的恐怖笼罩。美国多次卷入地区局部战争，或通过代理人进行热战，争夺霸权。对美军而言，“冷战”也是一种战争形态，冷战和有限战争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1962年版美军《作战纲要》，把战争分为三种类型，即“冷战”、“有限战争”、“全面战争”。根据有关纲要的阐述，使用军事力量也是冷战的手段之一，军队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行动，以遏制他国控制对美有重要利益关切的国家，或对美直接使用武力。据有关统计，从1945年到1991年冷战结束，美国对外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大约有125次，平均每年2.8次。朝鲜战争(1950至1953年)和越南(1961至1975年)战争这两场发生在东亚的战争，是二战后到冷战结束前这段时间内，美国直接投入最大、同时也是对美国影响最深的两场局部战争。朝鲜与越南战争不同程度地促进了美国经济发展，推动了美国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自90年代初以来，美国已先后进行了四十多次海外军事干预行动，平均每年4次左右，比冷战时期的对外动武频率高出很多。从冷战结束至今，美国参与或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的局部战争。主要有：海湾“沙漠盾牌”战争、波黑战争、“9·11”事件之前的反恐行动、对伊拉克的“沙漠之狐”战争、科索沃战争、“9·11”事件引发反恐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这些战争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新一轮新技术革命，美国步入信息和新经济时代。

　　二、战争与美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十分密切

　　在美国发展壮大的进程中，战争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而每次战争对美国经济产生的特定影响，取决于不同时期的很多变量。总体来说，战争对经济的影响涉及战争的规模、时机、科技和经济增长周期等诸多因素。

　　在美国工业化开始的阶段，劳动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约50%，南北战争使一大批奴隶进入劳动力市场，对美国经济产生了特别大的推动作用，“解放了国家的潜在力量”。[2](211)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战争开始后相当长时间内与交战双方做生意，贸易迅速发展。从1914年6月到1917年6月，美国外贸顺差从4.3亿美元增加到35.6亿美元。美国正式参战之后，战争消耗了大量的物资，强力拉动GDP的增长。1937年，美国工业产值占资本主义国家工业产值的比重为42%，1945年上升到60%。同时，由于战争对科技创新的极大需求，一批批军事科技新产品诞生。它们在战后向民用方向转化，其中包括喷气飞机、核能源、计算机、雷达、GPS等。这些项目推生出新的行业，使美国经济的发展得以保持长期的动力。

　　战争对经济的影响有短期影响与长期影响两类。有时候短期影响是正面的，如刺激内需、增加就业、拉动GDP增长等。但有时候短期影响也可能是负面的，如导致赤字增加、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下降、股市下跌、汇市下跌、石油价格上涨等。战争影响经济增长的短期走势，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周期的中长期走势。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越来越发达，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越来越成熟，经济发展规律本身的影响变得很突出。经济增长有自身的周期，战争只能提前或延缓经济周期高潮或衰退的到来。研究表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对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扩张期的延长起到了相当大的刺激作用。朝战终结虽把美国经济送入衰退，但此时美国经济已经连续增长了14个季度。越战前几年，战争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很大，但后来由于军费开支大增，财政负担加重，通货膨胀上升，再加上石油危机的冲击，最后导致美国经济出现滞胀，这时战争对经济的影响变成了负面的。1991年的海湾战争看似把美国经济拖入低谷，但当战争爆发时，冷战已经结束，里根增长周期已经持续了31个季度。不难看出，二战以后的战争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与经济所处的周期阶段有很大的相关性。

　　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及其对经济发展产生的长期影响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对美国来说，由于大国关系及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同时也因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能对人类带来毁灭性灾难，通过战争获得大规模直接的经济收益日益困难。而在二战后追求世界霸权的长期努力中，美国越来越体会到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掌控全球政治、经济及金融秩序对美国维护经济繁荣的重要意义。所谓对秩序的掌控，实质上意味着美国对全球能源、资源的定价权，意味着美国对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持续拥有权，意味着美国可以向世界其他国家转嫁经济困难和金融危机的不平等权力。保罗·波斯特说，金钱是战争的力量源泉，战争还是一项经济事务。他在《战争经济学》中对战争与经济的关系作了非常有见地的论述。事实上，战争绝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任何有关战争的决策都是国家大战略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指出，战争是改变现有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最有力的手段，但是否要发动或参与战争，前提条件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是否已经到了不改变其相应的国际地位就会限制其发展的地步。他在该书序言中强调，“地理、军事、组织、士气、结盟等都对一国的相对实力产生影响，但在一场旷日持久的大国战争中，经济是最重要的”，因而他“始终是从经济变化的角度来研究军事冲突的”[3]。

　　美国在冷战后成为唯一超级大国，是现存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发动战争的目的不再是改变国际地位和国际秩序，而是维护有利于其保持以经济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实力优势地位的国际秩序。经济利益是战争所要获取的各种利益中的一项主要利益，政治权利往往只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在一场战争的所有经济目标中，最为重要是夺取敌对国的物质财富和控制敌对国的资源和市场。一个显著的例子是，美国要通过对伊拉克动武推倒萨达姆、控制伊拉克，取得这个国家的石油资源，并将此视为控制整个中东油气资源的一个步骤。美国总统小布什曾毫不隐晦地说：“如果世界富饶的石油资源落入萨达姆手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自己的自由和世界各地友好国家的自由都将蒙受损失。”[4]不仅如此，中东位处欧洲、亚洲和非洲的接合地，地缘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欧洲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程度远高于美国，中东的战争或和平势必影响欧洲的经济发展环境及其作为一个安全的金融投资区的地位。由于欧盟是美国在经济金融领域的重要竞争者，如何在军事安全上把控中东的局势，就成为美国在与欧盟国家进行经济金融竞争过程中可以利用的一张王牌。

　　战争与经济的关系不是单纯的利弊关系，战争的经济获益者也各有不同。军工及能源行业是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战争的最大获益者。军工及能源利益集团凭借其巨大的财力，对美国的战争决策施加非常大的影响。美国决策层内有相当一批官员与军工及能源产业有着密切关系，小布什曾担任得克萨斯州一家能源公司的董事，其家族就从事石油业，可以说他的血管中流动的是石油。美国的军工联合体在20世纪中叶尤其是最近四五十年开始大规模出现，目前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其他美国公开或秘密进行军事干涉的国家，有约十万多个与五角大楼关系密切的承包商在发战争财。这些企业被认为是美国最有活力的资本主义部分，以军火为主导，但并不只包括战争武器、弹药和运输。五角大楼承包商的产品和服务包括：飞机及主要零部件；船、驳船和码头；太空车；卡车、拖车、突击车和其他车辆；武器；弹药和爆炸物；导弹；燃料、油和润滑剂；发动机、涡轮机和元件；交通运输和搬迁；通讯和检测设备；信息化和电信服务；数据处理设备、软件和信息来源；研究和开发；设备维护、维修和重建；结构和设施建设；政府设施管理经营；专业服务、管理和援助；食品和饮料；医疗服务设施。如上所述，这里包含了所有产业和服务，不同之处在于它们的目标和用处都指向战争。这支战争承包商队伍的领头人是强大的军火制造商和专门为战争服务的产业和服务链。

　　专门研究美国军工企业及游说集团的西班牙学者贝尔特雷切说，最近20年，军工系统成为“发展和全球化”的发动机，以破坏和死亡为基础的工业和服务业成为“市场经济”的支撑。五角大楼的这些大承包商例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雷神公司、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通用动力公司等是战争的主要受益者。2004年的一项报告显示，50个最大承包商获得了五角大楼全部合同收入的一半数额，排在最前面的十大承包商获得38%的收入。[5]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需要军工集团的帮助来解决巨额竞选费用。贝尔特雷切指出，军火商游说团体牢牢掌控着美国国会、国防部和其他重要的权力部门，它们和华尔街一样，是真正的美国政府。为了达到大量推销军工产品的目的，这些利益集团千方百计寻找合法的、蛊惑人心的理由，“保卫国家”、“反恐战争”、“维护民主”和其他空洞语句成为不断扩张的军备竞赛赖以生存的不可或缺的借口。“爱国义务”让任何人道主义或者社会牺牲变得理所当然，而媒体则担负起宣传责任，为军事主义和干涉主义正名。

　　在当今全球化深入发展，特别是现代战争日益呈现高科技化、信息化、局部化以及美国经济日益金融化和虚拟化的条件下，战争对经济的直接拉动作用明显减弱。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发动的战争及军事干预情况看，美国经济并未因多次军事行动得到很大刺激。相反，负面效应越来越突出。例如，“9·11”后的反恐战争致使美国背上沉重包袱，美国主权债务已经突破16万亿美元，大大超过公认的国际警戒线标准。[6]为了应对财政上的困难，2012年1月5日，奥巴马在公布新军事战略时，宣布在今后10年内削减4 89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7]

　　三、保守主义势力是美国战争机器的发动机

　　美国的保守主义势力是美国意识形态最有力的吹鼓手，也是美国对外发动战争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一点，在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后，再一次突显出来。安纳托·利文指出，“9·11事件使美国的沙文主义的民族情绪膨胀”，“21世纪初，美国的对外政策重点将是推广基于美国信念的价值观”。[8]中国有学者也认为，美国在后冷战时期没有显示出正在淡化其意识形态色彩的倾向，相反，无论是克林顿还是小布什“比他们的前任更加努力地在世界追求民主和人权”。[9]美国是个意识形态国家，尽管美国很多人不承认这一点。美国意识形态不以某种政治信仰为基础，而是以“美国信念(American Creed)”为核心、以盎格鲁新教文化为精神、以自由民主及个人主义为价值的结合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及面对不同的对手，美国意识形态强调的重点及要应对的敌人并不相同。立国之初，美国的敌人是英国。后来，为了把美洲变成美国的美洲，西班牙成为美国主要的对手。第一次大战爆发一段时间后，美国把敌人锁定为德国等同盟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经过一段时间彷徨，决定站在反对德国和日本等法西斯国家的阵营一边。冷战时期，美国的敌人成了苏联共产主义。苏联解体后，美国一度认为德国和日本对美国构成严重经济威胁，“已成为美国潜在的对手”。[10](201)“9·11”事件后，美国把矛头对准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在反恐战争打了十多年后，美国国内又出现新的议论，认为恐怖主义其实也谈不上是美国最主要的敌人。

　　“9·11”事件后美国发动反恐战争，随着塔利班政权被打垮，围绕美国是否要将军事打击的重心从阿富汗转移到伊拉克，小布什政府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在有关战争要往哪里打的争论中，强硬的保守主义分子发挥了重要影响。国务卿鲍威尔军事经验丰富，曾担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但他不热衷对伊拉克动武，而主张对伊采取谨慎的政策。[11]面对恐怖袭击之后的新形势，鲍威尔认为，美国对外军事行动的优先选择模式应该是：美国领导+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多国部队协同。他相信，美如这样做，既能掌握战争的领导权及战事进程的主导权，又能显示它作为世界领导者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副总统切尼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是传统保守势力在小布什政府内的代表人物，他们与鲍威尔观点不同。他们强调，只要萨达姆掌权，伊拉克就不可能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动用武力对伊拉克实行“政权更换”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被认为是进攻性民族主义者，坚信世界政治总是霍布斯式的事务(HOBBESIAN AFFAIR)，关注的焦点是运用美军事实力，打败对美安全的威胁。

　　同传统保守势力立场基本一致、但又更加强硬极端的是新保守主义势力。时任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副国务卿博尔顿是这一派的领军人物。新保守主义刊物《旗帜周刊》的主编罗伯特·卡根和威廉·克里斯托尔则是此派的理论家和吹鼓手。这些民主帝国主义分子将俾斯麦的现实主义与伍德罗·威尔逊的道德主义结合在一起，深信美国应该利用无与伦比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实力改造世界、传播民主，致力于国家建立。他们认为，这样做不仅将服务于其他国家的利益，而且也将有利于美国的利益，而打垮萨达姆，并在伊扶持民主政府，将对阿拉伯世界产生重大影响，是给中东带来民主的一次难得机会。他们与传统保守势力都主张推翻萨达姆，属于强硬的保守主义阵营，形成了打伊联盟[12]。小布什总统掌权时期，新保守主义分子大行其道，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重大影响。新保守主义总是从民主和专制对立的角度观察问题，认为对美国的最大威胁来自反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国家。小布什总统公开宣称，伊拉克战争是新十字军东征，不仅是为了消除恐怖主义威胁，还肩负着中东地区进行民主化改造的重要使命。[13]围绕美国对伊拉克发动军事打击要不要取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美国国内的强硬保守派显然压倒了温和谨慎派。2002年11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以15票对零票通过关于伊拉克问题的1441号决议，要求伊接受无条件的检查，在30天内向安理会提交其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情况的报告。美坚持只能由美裁定伊是否履行安理会决议，联合国方面认为应由联合国监核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向安理会做报告，然后再由安理会开会作决定。美国竭力主张打伊的新保守主义分子声称，安理会决议案虽不包含自动授权美动武的内容，但也未说明一旦美认定伊违犯决议，美必须征得安理会通过新的决议，才能对伊动武。国际社会则普遍认为，美国如要对伊拉克动武，必须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正式授权。鲍威尔等也主张，没有安理会的明确授权，美采取军事行动缺乏依据。2003年2月5日，也就是美国打伊前夕，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就伊拉克问题发表讲话，举证伊拉克从事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发，以争取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授权美国攻打伊拉克的决议。①这是温和派做出的争取国际社会广泛支持的最后一次努力。然而，即使是这一次外交努力，后来也被证明被强硬保守派“劫持”了。

　　美军占领伊拉克后，美派出多支调查小组查遍伊拉克各处可疑地点，但最终毫无所获。2003年10月，美调查小组向国会提交报告，称在伊拉克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004年1月，调查小组负责人突然辞职，并公开称在伊拉克问题上“我们几乎都错了”。[14]2003年3月美对伊拉克发起军事打击，美在10年过后仍未能拿出萨达姆从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发的证举。很显然，小布什政府当时为了找到军事打击伊拉克的借口，捕风捉影，搞了“莫须有”一套。仅仅依据其所认为的伊拉克是邪恶国家，然后按照“先发制人”的理论，就对主权国家伊拉克发动了战争。最无辜的是10万伊拉克平民，他们在这场战争中成为冤魂。2004年11月12日，鲍威尔向小布什总统递交了辞呈。据美国媒体透露，鲍威尔本人在去纽约向安全理会举证之前，对情报部门提供的所谓情报也颇怀疑，感觉其证明萨达姆研发并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说服力不足，“后来他承认对在联合国安理会所陈述的所谓证据很不舒服”[15](211)。美国专家指出，在小布什的班子中，鲍威尔始终不属于“核心内阁”成员。相比之下，传统上应该身处外交圈外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其副手沃尔福威茨却似乎在外交事务中拥有更多发言权。[16]加利福尼亚大学新闻学教授丹纳认为，小布什视恐怖分子为仇恨美国自由的最大邪恶，相当成功地将争论集中在如何对待打击恐怖分子及萨达姆的形式及程序等问题上，迫使政治及外交上的对手基本上按照其设想在转。[17]

　　综观美国历史，在围绕战争决策的争论中，保守强硬一方往往占上风。其主要原因在于，保守分子重视设计公众关注的议题，精于抢占道义话语权的高地，善于把握舆论导向的焦点。他们总是把对手描绘成邪恶的、对抗民主的、反对自由的、违背人权的，与美国信奉的价值观完全背道而驰。[18]无论是里根总统把苏联说成是“邪恶帝国”，还是小布什总统把伊拉克、伊朗、朝鲜说在是“邪恶轴心国家”，他们的手法都如出一辙。在他们的描述中，他们的目标是崇高的，旨在“创造一个增进美国利益的世界秩序。在这个世界秩序里，美国的财富和权势将会不断增长，美国人所珍视的价值观念将扩展到整个世界”[19](472)。由于美国自认在宗教上是上帝特别挑选的子民，在价值观上是善的化身，加之在军事上有无与伦比的优势，面对传统或非传统等现实及潜在的不同类型的挑战及威胁，美国总是选择“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前进，或是采取强有力的姿态和狂热的解决方案”。[19](97)无疑，这显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特别是非西方国家生活方式的轻蔑、文化传统的抵触和政治制度的敌视。

　　四、美公众对战争失策的反思往往不会持久

　　由于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虎头蛇尾，留下的都是烂摊子，引起美国各界普遍不满。时事评论家威廉·帕弗说，“美国政府公然不承认国家主权作为法律的基础，世界势必陷入无政府权力斗争的危险”[20]。一些评论指出，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可能使全世界最危险的地区四处燃烧起来，亲西方的约旦及沙特政权受到威胁，并使大多数阿拉伯人仇恨美国”[21]。法里德·扎卡利亚称，在反恐战争中，“美在军事上做得不错，但没有一个有效的政治战略，结果美国杀了一些原教旨主义分子，却又喂养了一批新的原教旨主义”[22]。美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指出，“军事力量继续保持重要地位，但霸权主义者注重军事实力，会使我们对我们实力的极限视而不见。一味注重单极和霸权，过分夸大了美国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为实现它所求结果的能力限度”[23]。斯蒂芬·哈尔帕等认为，美国如今“发现自己在国际社会中很孤立，反美情绪迅速上升，美国的安全环境更加危险和复杂”[15](296-297)。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南希·索德波格说，“作为孤独的超级大国，美国不能仅仅依靠其超群的军事实力，而必须精明地综合运用经济、道义、政治和军事实力”[16]。小布什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甚至引发了人们对其智商的质疑。[10](91)“几乎每个人都明白布什发动的对伊拉克战争是愚蠢的、不必要的战争，而他对战争经营不善使这场战争更加糟糕”[24]。

　　一旦战争遭遇挫折，美国国内的反战声音及对政府的批评就会逐渐高涨。加利福尼亚大学新闻学教授丹纳指出，“当美国的努力遭遇不可避免的挫折之后，公众的热情将很快消失”[24]。但是，美国人的记忆往往是短暂的，他们热衷于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世界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指出，“为了明确战争使用多少手段，必须考虑敌我双方的政治目的，必须考虑敌国和我国的力量和各种关系，必须考虑敌国政府和人民的特性和能力，以及我方在这些方面的情况，还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政治结合关系和战争可能对它们发生的影响”。面对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的种种难题，要迅速得出正确的决定，必须具有天才的洞察力，因而真正做出了正确决定并掌握了战争进程的人“都是少有的伟大人物”。[26]美国军事分析家迈克尔·曼德尔鲍姆指出，“一个国家支付扩张代价的意愿取决于它的国内制度，取决于政府支配国家资源进行外部扩张的能力”[27](112)。罗斯福的战时参谋长曾总结道，“罗斯福真正驾驭了战争。我们只是工匠，依据总司令交给我们的大战略蓝图构筑明确的战略模式”[28]。

　　由于时代的变迁和政治人物本身特质的差异，并非每个政治人物都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决定。恰恰相反，历史表明，美国的政治人物对动用军事力量解决问题，往往表现出很大的喜好及冲动。奥巴马上台后，承诺尽快结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大幅调整小布什的外交及军事政策，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然而，回顾奥巴马上任总统后的一个多任期，我们不难发现这位“和平总统”，根本没有停止对外动武。美军在利比亚、索马里、巴基斯坦等多个国家开展军事行动，许多无辜平民死于美国战火。2013年8月31日，奥巴马发表最新声明，宣布将对叙利亚发起军事打击行动。2013年7月27日，奥巴马在华盛顿举行的《朝鲜停战协定》签署60周年纪念活动上称，朝鲜战争并非打成了平手，代表自由的一方赢得了胜利，因为韩国当前经济实力远超朝鲜。然而，奥巴马的观点并无逻辑。否则，如果仅用经济发展水平来衡量，难道人们可以说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法西斯国家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吗？

　　应该说，除了学术界这些年对美国到处动武有不少批评，美国政府内一些官员对战争能否真正解决美国关切的问题，也不乏反思。美国在2012年对利比亚问题的干预模式，是观察美国今后一个时期对外干预政策走向的重要风向标。奥巴马政府从一开始就明显不如英国和法国那样热情高涨。虽然在摧毁利比亚防空系统和提供精密武器方面，美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前线行动中欧洲人发挥了带头作用。这种现象也说明了美国非常想将欧洲的防御责任以及向欧洲周边地区施加西方影响力的责任转移给欧洲。2011年2月25日，正当美国与其盟友悄悄讨论是否对利比亚危机采取有力回应时，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在西点军校说，“未来任何国防部长如果建议总统向亚洲、中东或非洲大规模派遣地面部队，借用麦克阿瑟将军的委婉说法，‘都应该检查他的脑子是否正常’”[29]。盖茨是美国最有经验的国家安全官员之一，而且在他担任国防部长期间，美国曾对伊拉克及对阿富汗大举增兵，因此他的上述言论引起极大关注。奥巴马政府在军事打击叙利亚问题上迟疑不定，这表明他也不能不考虑军事行动的局限性。

　　今后若干年，美国重返东亚所带来的大变局可能成为东亚形势的基本特征。美国领导人对亚太新战略进行了多次阐述，从美国对这一战略的用词变化及相关内容不断调整可见，美国的亚太战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没有定型。②奥巴马强调，虽然美国面临削减国防预算的压力，美军规模将会缩减，“但世界必须知道，美国将维持其武装部队的军事超强优势，美军将保持灵活性，准备应对各种紧急事态和威胁”。[30]从中美两国情况看，中国不可能“挤”走美国，而美国也不可能孤立和搞垮中国。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表示，“今天，与中国的关系是美国有史以来必须管理的最具挑战性和影响最大的双边关系之一，需要进行审慎、稳定和动态的管理”[31]。有学者认为，美国正在谋划构建针对中国的亚太安全秩序，即以美国为领导，美日、美韩同盟为第二梯队，依托美国与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等盟国的关系，提升美国与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的关系。对此，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阿利森认为，奥巴马应考虑一下约翰·F.肯尼迪前总统所说的古巴导弹危机后美苏之间“维持现状的不稳定规则”的一种版本，这涉及有关战略利益的定期对话，并认识到，任何一方都不在对方的后院采取挑衅行动。

　　奥巴马推出的所谓新战略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愿望与能力之间的差距。不仅美国的亚太盟国各有各的难处，就是奥巴马自身在美国内也面临严重掣肘。2013年10月，由于美国国会两党在预算问题上争斗不休，导致政府无钱运转，奥巴马被迫暂时关停部分政府机构。他也不得不因此取消原定出访亚洲的行程，缺席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APEC领导人峰会和在文莱举行的东亚领导人峰会。

　　五、美国不断发动战争的原因分析

　　长期以来，美国通过分析国家利益，以及进一步分析威胁来源以及程度，可动用的战略资源，形成其扩张性国家安全及军事战略。[29]美国陆军军事学院1983年版《军事战略》将国家利益表述为保持生存、领土完整、经济繁荣和世界秩序几个方面。这构成了指导美国发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基础。美国国家的核心利益在于，取得绝对的霸权优势，长期保持美国的霸权地位，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模式建立符合美国利益的、并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萨缪尔·亨廷顿在《变化中的美国战略意义》一文中阐述美国的战略意义为：维护美国全球头号大国地位；防止欧亚大陆出现一个政治和军事上的霸权国家；保护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实际利益，主要是在波斯湾和中美洲的实际利益。综合分析，美国不断发动战争的主要原因有：

　　第一，没有真正能与美国匹敌的对手，因此美国能够有效应对战争长期化带来的风险。对于准备和实施战争而言，就是要在综合国力对比的大背景下，重点比较双方的显示和潜在的军事实力，包括：现实军事实力、经济与科技实力、政治实力和盟国或友好国家的支援能力等四个方面的要素。2010年12月9日韩国国防技术品质院出版报告《国防科学调查书》显示，在8个领域的25个武器体系方面，综合评价主要16国的技术并由此排名中，美国在指挥控制、通信、监视、侦查、机动、舰艇、航空、太空、火力、防御和其他(包括软件)等领域全部领先。因此，美国处在了一个非常安全的位置，美国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遍布全球各地的军事基地，特别是面对阿富汗、伊拉克及利比亚这样微弱的军事力量，美国的军事优势实在太大。

　　第二，选举政治迫使政治人物“讨好选民”与“做点什么”。19世纪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其著作《战争论》中说，“战争是国家政策的延伸，政治计划是目的，战争是手段，必须把政治目的同进行战争联系在一起，决不能把手段与目的分割开来”。美国的政治围绕选举进行，政治人物关心的头等大事是能筹到用于选举的金钱，并在选举中得到选票。托克维尔在一百多年前就说，民主制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它在对外事务上的意见大多是极其混乱的，在外交政策上作决定时考虑的纯粹是国内会产生什么影响。美国政治人物有这样一种倾向，即当他们谈论外交或进行外交活动时，更关心的往往是在国内造成的政治后果，而不是他们的言行在对外关系上可能产生的实际效果。美国媒体指出，“我们的外交政策由两党并存的社会空想家制定，这些人花了多年时间才挤进权力中心，上台之后全力推行各自的宠物计划。这些制定我们的外交政策的人为了让自己上台费尽了心思，他们不可能建议约束军事行动”。

　　第三，以美国例外论为核心的特殊使命观。美国人有这样一个观点，上帝选择他们来到北美大陆，赋予了他们一个特殊使命，即在北美大陆上建立一座“山巅之城”，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样板。来自欧洲大陆的加尔文教义和来自英国的清教主义对美国公众民族认同、美国意识及开国之初的政治家们影响巨大，他们把宗教自由、个人权利、重商主义等思想从一开始就融入国家行为之中。“美国例外”及“天定命运”等思想既被孤立主义者奉为圭臬，也是扩张主义鼓吹者的外交政策源泉。后来美国出现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及近年出现的新保守主义等外交思想都与此有密切关系。无论是哪个“主义”，目标都是“创造一个增进美国利益的世界秩序。在这个世界秩序里，美国的财富和权势将会不断增长，美国人所珍视的价值观念将扩展到整个世界”[32]。冷战结束后，美国在苏联解体、环球独强的大背景下，力图在世界推行美国模式的民主价值观，国家利益的界定具有很强的进攻性。

　　第四，议会对总统进行战争缺乏有效的制度制约。托克维尔在18世纪30年代对美国进行考察后指出，“在美国，被推选为公务领导人者，也许会时常不讲信用，也许会常犯错误，但他们却不敢与大多数人故意为敌”。托克维尔特别指出，只有乔治·华盛顿的坚定立场和崇高声望，才能使美国人在法国大革命时虽与英国开战，却不与法国结盟。在欧洲各国议会制度中，一般来说，议会就是选民，因为内阁如果失去议会的多数支持就会垮台。而在美国，各区选民往往是由特别厉害、特别能吵嚷的少数派或称院外集团构成的。根据美国有关法律规定，宣布战争的权力更多掌握在美国国会手中。凯南指出，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美国的政治制度在许多方面设计得很差，“在执行雄心勃勃而有深远影响的对外政策时，要以讲究实际的态度考虑到我们的政治制度不能与之适应的那些特点”[33](141)。

　　第五，右翼团体及极端保守主义分子的操弄。在1992年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大会上，曾担任国会众议院议长的金里奇宣称，“我们代表的才是美国”，“民主党人是普通美国人的敌人”。“9·11”事件后，新保守主义高举“新美国世纪”的口号，似乎任何不赞成用强硬军事手段搞定伊拉克的人都不是爱国者。美国政治领导人的需要与利益集团的需要相互交织、相互利用，结果民意遭到操纵和玩弄。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保守主义派就进行了一场持续而成功的政治游说，使得美国选民相信，通过纳税支持军事设施的建设是他们的爱国义务。

　　第六，对在全球进行能源、资源利益争夺的追求。能源及资源已经成为引发现代战争的一个重要根源。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三次中东战争、两伊战争都是围绕石油进行的。罗马俱乐部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中，对人类生存必需的资源、能源等支撑人类发展的能力，做出了悲观预测，人类将面临资源枯竭的危险前景。在缺乏外界约束的条件下，关于资源的争夺将愈发不可调和，围绕石油资源的争夺将变得越来越激烈。

　　第七，从边缘及外围对核心国家进行防范的战略考虑。分析二战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对外军事行动，可见其军事打击对象往往是“边缘地带国家”，即力图通过控制核心国家的外围，最终对核心国家形成钳制。美前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曾警告说，“如果你不注意边缘地带，它就会发生变化。你必须要认识到的是边缘即为中心”。正因此，美国把控制“边缘地带”作为全球战略的重要环节，军事打击的对象基本上都是从北非、中东、高加索到南亚的国家。[27](109)

　　第八，美国的纯志愿兵军队也是美国乐于发动战争的一个因素。这是美国在国内控制舆论与应对战争的声音的有效手段。志愿军是当代美国国家安全秩序的特征之一，它使得美国频繁诉诸武力的行动在政治上获得了可能。

　　战线过长，以致包袱太重，是大国兴衰的一个主题。1600年前后的西班牙帝国和1900年前后的大英帝国都曾面临“帝国战线过长”问题的困扰。它们的海外利益如此广泛，很难同时保卫。同时这些利益是如此具有诱惑力，它们又不愿放弃。其结果是，它们要保护的利益与它们的实际能力之间出现越来越大的缺口，最终导致帝国崩溃。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指出，美国虽然在经济和军事上仍无对手，但“华盛顿的决策者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现实，即美国全球利益与它所承担的义务的总和目前已经远远超过它能同时保卫的能力。”[2](578)“遏制战略”的炮制者乔治·凯南早就强调，美国跌跤最多、摔得最痛的那些事件都与军事有关，过分强调军事因素而忽视政治因素，其结果是所做的反应过分军事化了。“我们要承认，世界上有些问题我们是根本无法解决的，我们深深卷入其中既无益也于事无补，地球上其他地区的难题只好在没有我们插手的情况下让人家自己去解决。”[33]然而，综观历史，对美国领导人能否抵挡住因发动战争所带来的种种诱惑，人们不能不保持怀疑。

　　注释：

　　①联合国安理会于2003年2月5日举行听证会，就伊拉克是否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行讨论，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代表美国政府到场举证。笔者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纽约总部)代表团参赞兼研究部主任，出席了安理会此次听证会。

　　②这些讲话主要有：2010年10月28日，希拉里·克林顿在夏威夷火奴鲁鲁就美国与亚太地区关系发表讲话；2011年11月10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夏威夷大学的东西方中心发表演讲；2011年11月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澳大利亚议会发表演讲；2012年6月3日，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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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三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864.

　　[27]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国家的命运[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112，109.

　　[28]http：//www.eastshu.com/Chapter_3006044.html.

　　[29]Richard McGregor. US Loses Its Appetite for Job as the World’s Policeman[N].Financial Times， March 7， 2011.

　　[30]http：//news.ifeng.com/world/detail_2012_01/06.

　　[31]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10/14/c_122156611_5.htm.

　　[32]沃伦·科恩.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472.

　　[33]乔治·凯南.美国外交[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141，142.

来源时间：2014/10/27   发布时间：2013/9/20

旧文章ID：345

作者：李黎  来源：《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4第1期

在信息传播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大众传媒越来越多地介入国际关系领域。作为世界传媒业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媒体在对外关系中所起的作用一直以来受人关注，学术界对此也是看法各不相同。有些学者认为，在外交政策领域，媒体是一个“独立力量”，它们批判性地评估和挑战政府的政策，并对政府产生相当大的议程设定影响。但有些学者的观点却截然相反，认为媒体只不过是一个“权力代理”，它们通过支持政府的政策并跟随其议程，宣扬美国主流文化及社会经济价值。［1］

　　还有一些介于上述两种观点之间的人认为，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具有对立与合作的双重性质，这种既对立又合作的性质导致媒体在外交政策上既可能是政策的支持者，又可能是政策的破坏者。［2］或许正因为美国外交决策是一个纷繁复杂的过程，所以使得媒体与外交的关系总显得那么“剪不断，理还乱”。

　　一、大众传媒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

　　美国是一个多元化政治结构的国家，其外交决策的参与者非常广泛，既包括总统、国会、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这样一些政权机构，直接参与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又包括一些非直接参与者，比如利益集团、思想库及大众传播媒体，等等。大众传媒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无论是对越南战争进程有着深刻影响的报道，还是为人们津津乐道的“CNN现象”，都使人们切实地感受到媒体已日益成为美国外交事务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一)大众传媒是外交决策的重要信息源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信息社会，媒体不仅是公众了解外部世界的信息渠道，也是外交机构所依赖的重要信息源。现代化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媒体对国际事务的报道更为迅速和广泛，遍及全球的传播网络体系可以把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几乎同步地映现在世人面前。报纸、广播、电视和因特网上的新闻已成为外交人员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全世界的观众都领略到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推出的“24小时实时新闻”的影响力。交战双方的最高领导人美国总统布什和伊拉克总统萨达姆都通过观看CNN电视节目了解战争状况，并且还通过CNN电视向对方传达信息。一时间，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百姓都把CNN当作报道国际事件速度最快、内容最新的信息来源。

　　从日常工作的进程来看，美国政府中各级对外事务官员往往都是先阅读、观看、收听传播媒体来获悉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情，然后才收到驻外使馆的电传报告，接下来才是中央情报局及其它情报部门的详细报告。尤其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其最初阶段往往是大众传媒向决策者提供最快捷的报道。［3］

　　美国前总统里根和布什的外交事务顾问丹尼斯·罗斯曾说过一句话：“在突发事件中，从CNN报道中所获取的信息比从政府自己的渠道获取的信息要多得多。”［4］这决不是夸张，因为在突发事件中，正常的外交渠道常常受阻，而新闻记者却可以深入第一线，获得第一手的信息，成为外交决策唯一的信息源。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更是成为美国外交决策的重要信息源。比如，2009年7月，在奥巴马访问非洲前一周，美国驻南非大使馆与非洲当地网站合作，通过互联网迅速收集了来自非洲地区有关美国政府和奥巴马的近20万条提问。美国务院还在非洲专门建立了一个短信服务系统，邀请非洲民众给美国总统发短信。借助这一途径，又收集了短信16000多条。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处理和分析，美国政府可以从中获取有用的外交信息，从而制定更加符合非洲实际、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外交政策。［5］

　　(二)大众传媒会影响外交政策议程的设置

　　对于一个国家的普通公众来说，外交领域是复杂而不可及的，他们对国际事务的了解主要来自于新闻媒体。媒体决定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以及用什么方式来报道。它可以通过大量、集中地报道，使某些人或事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而公众关注的话题必然要受到决策者的重视，这就可能使没有列入政府外交事务议程的问题被考虑进来，或者使排在后面的问题被提前。

　　通过这些有选择性地报道，媒体能影响公众对国际事务或外交政策的看法，从而形成强大的舆论，影响政府的外交决策。1993年，正是由于媒体对索马里战乱饥荒、难民遍野的轰炸式报道，促使非洲事务不断升级，美国最终采取军事援助行动，介入索马里内战。而不久之后，也是媒体关于美军在索马里遭受重创的消息，特别是电视镜头中死亡士兵暴尸街头的惨状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迫使克林顿不得不做出撤军的决定。正像美国的政治分析家评论的那样，是CNN把美国拖进了索马里；还是CNN又把美国拉了回来。［2］

　　媒体影响外交决策的另一典型事例当属越南战争中美国政府政策的改变。战争后期，当媒体不断披露美军深陷战争泥潭、伤亡惨重的真实情况，特别是CBS著名主持人克朗凯特深入前线报道，断言美国不可能获胜时，总统约翰逊就意识到自己不会再得到公众的支持了。正是媒体对战争的大量报道，特别是电视新闻对战争残酷性的渲染，导致美国公众反战情绪高涨，促成了越战的最终结束。

　　(三)大众传媒是重要的外交战略工具

　　在复杂的外交斡旋中，有时情况非常微妙，此时媒体可以代决策者发出某种信息，为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出台或重大外交活动的开展进行舆论宣传，起到铺垫作用。这一点在伊拉克战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无论是2002年热播的《萨达姆大叔》，还是战前一年间美国各大媒体不断重磅推出的有关萨达姆家族的“种种丑闻”的报道，都是丑化萨达姆政权，赢得国际社会对推翻萨达姆政权采取支持或默许态度的一种心理战。事实证明，政府策动的“专题策划”是非常见效的，由于这种新闻的数量和广度都非常之大，很多人便会接受这样一些认识：萨达姆政权是个专制、血腥和贪婪的政权，萨达姆本人则是一个残暴、无能甚至有些变态的领导人。基于这种认识，更换萨达姆政权便越发变得容易被人接受了。［6］638

　　据统计，美国新闻署在128个国家设立211个新闻处和2000处宣传活动点，并在83个国家设有图书馆。全球互联网访问量最大的100个网站中，设在美国境内的有94个，以英语为主要语言制作的网页占互联网的80%。［7］正是利用强大的传媒优势，美国政府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营造声势，为其外交政策服务。

　　此外，媒体有时甚至会直接介入外交事务流程，以推动美国外交战略的实现。例如在2009年的伊朗总统大选中，美国就充分利用Twitter和Facebook等网络新媒体来影响伊朗政局。为了有效动员伊朗反政府力量，对内贾德政府施压，美国国务院要求Twitter网站延迟系统维护时间，并在其网站上发布大量关于伊朗当局政治腐败、选举舞弊、改革派候选人穆萨维被软禁等信息，煽动伊朗民众抗议官方选举结果。骚乱发生之后，匿名代理服务器成为伊朗网民向外界传播伊朗抗议活动的主要工具。穆萨维的支持者不断在Facebook主页上更新消息，包括骚乱中受害者名单、相关文章链接以及反映伊朗政府暴力镇压的图片和视频。大选结果公布后，美国也加大了对伊朗民众的影响，Google和Facebook都推出了波斯语服务，美国之音每晚向伊朗播出面向年轻人的电视节目，内容涉及如何逃避对言论自由的压制等话题。伊朗民众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和自制录像在该电视网表达不满情绪。美国媒体对伊朗大选骚乱的报道夸大事实，误导舆论，严重损害了伊朗的国际形象。美国虽然没能颠覆内贾德政府，但达到了利用信息传播制造混乱的目的。［8］

　　二、大众传媒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条件

　　媒体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作用显而易见，它在外交领域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关注，甚至有人指出：“在华盛顿，真正为外交政策制定日程的，不是在白宫，而是在编辑室和记者的屋子里面。”［9］美国媒体果真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吗？当然不可能。媒体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是有前提的，它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以下条件。

　　(一)媒体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取决于决策的阶段和类型

　　一般意义上的外交决策进程主要由政策讨论、信息处理、决定政策、实施政策和记忆存储回收五个阶段组成。［10］当决策处于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时最容易受到媒体等决策外围因素的影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媒体在议程设置中的影响力量不容小觑，但这仍无法等同于采取事实的行动，因为在媒体确立起某个议题之后，具体的细节、执行包括后果都需要政策制定者、外交家和军事人员来承担，此时媒体的作用就很有限了。

　　媒体的影响还与该政策的类型有关。一般在危机决策中，决定在短时间内作出，留给决策圈外争论和参与的余地较小，媒体被用来动员公众舆论和影响决策的机会也就相对较小。比如“9·11”事件一发生，布什总统就在全国广播电视讲话中先声夺人，将该袭击事件定义为对自由民主世界的攻击，为此后美国发动反恐战争早早作好舆论准备，而媒体在这一事件上也与政府保持一致的立场，非常称职地充当了政府代言人的角色。而如果政策出现明显错误，造成不良后果时，媒体则会对外交决策产生较大的影响。前面曾提到的美国结束越南战争和介入索马里内战，都是属于这一类型的典型事例。

　　(二)媒体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取决于政策决策者的共识度

　　一般来说，对一个外交政策问题的争议越少，政府内部对政策就越具有共识，决策者也就越能向公众清楚地说明问题、解释政策，并使外交政策得以顺利推行，新闻媒体影响公众舆论进而影响决策的能力当然就越小。反之，政府内部意见分歧和社会争议剧烈的情形，则会极大地增强媒体影响公众舆论的能力，即“当外交政策的争论从决策圈外溢时，媒体的作用就变得比较明显”。［11］

　　20世纪下半叶，国际形势的最大变化莫过于冷战与冷战的结束，美国的对外政策基本上也可以分为冷战模式与后冷战模式。在冷战期间，决策集团内部虽然也有冲突，但他们在反苏反共这一点上是非常一致的。因此，在与此相关的外交问题上总能保持很高的共识度，媒体自然也就只能跟随政府的论调进行报道。而伴随着两极格局的终结，国际局势的变化更为复杂，政府中不同利益集团在外交问题上的争论也必然增多，这就给媒体等外围势力介入外交决策过程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正像斯特罗贝尔所说的那样：“如果决策者(对某一政策)不加注意或拿不定主意，其他人就可能决定(政策)方向。如果政策清晰，行政当局毫不动摇，沟通良好，国会和公众支持，媒体就倾向于跟从了”。［12］

　　(三)媒体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取决于媒体与政府的关系

　　美国是一个标榜新闻自由的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媒体可以获得绝对的自由，很多时候它都会受到来自政府的限制，在外交领域表现尤为突出。政府一直是传媒极其重要的信息来源，媒体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来获得有关对外政策和国际事件的信息，根据调查，白宫大约对70%与美国外交直接有关的重大新闻的报道时间、方式和持续期间有决定性的影响。［13］

　　作为消息的提供者，如果媒体不合作，政府就可以拒绝媒体的采访，封锁消息来源。同时，它也可以利用职权，把一些机密情报“泄露”给那些与自己关系比较“密切”的媒体。此外，政府还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通过“保密法”、“战时新闻政策”等来加强对媒体控制。鉴于越南战争的教训，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政府就着手制定“战时新闻政策”，从1983年入侵格林纳达，到1989年出兵巴拿马，及1991年的海湾战争等以后多次海外军事行动中，美国都严格执行这一政策。所有的采访记者必须经过军方的资格审批，所有的新闻采访必须在军方的安排下进行，所有的报道稿件也必须由军方审查后才可发表，这种严格的新闻管制使媒体根本无法向公众提供客观的报道，只能将官方的立场一再播报。难怪，海湾战争期间，很多新闻记者都被戏谑为“宾馆记者”。甚至有人称，自越南战争以后，美国新闻媒体记者的战争新闻采访就变成“戴着镣铐跳舞”。政府在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采取了一系列影响和控制传媒的措施，包括：制定政策宣传计划，召开记者招待会，报刊评述和专访，故意走漏消息或吹风，官方人士及非官方人士透露消息或公开声明，组织公关宣传活动，组织记者参观访问，向媒体提供背景材料，公开发放音像文字资料，官员接受记者采访和会见社论编辑以及舆论测评，等等。［14］在对外事务上，政府占有明显的优势，而媒体常常只能扮演被动的角色。

　　(四)媒体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取决于媒体与国会、利益集团的关系

　　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因素不仅是多方面的，而且是十分复杂的，媒体对外交决策影响作用的发挥必然要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媒体与国会之间有着共生关系。对媒体来说，国会是除白宫之外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重要之地，通过报道国会议员的外交主张，进而影响美国政府的外交决策，是媒体影响对外决策的重要途径。对国会议员来说，媒体不仅会帮助他们宣传自己的外交主张，也会有助于提高他们的知名度并积累声望。利益集团也深知通过媒体来影响美国外交决策，获取自身利益的重要性，大众传媒为这些利益集团提供了政治亮相的舞台，他们通过媒介进行公关和宣传，烘托政治气氛，向国会和白宫进行游说，施加压力，最终达到影响外交决策的目的。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磨合，媒体、利益集团、国会乃至政府至今已构成了一个生物链：媒体通过对国会施压讨好了利益集团(这样会吸引利益集团和大企业给他们投资和做广告)；利益集团通过媒体影响议员，进而提出一些对它们有利的议案或做出有益的表态；而国会议员则可一箭双雕，一方面在选民面前表现出负责任的姿态，另一方面则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利益集团的支持，为将来获得更长远的收益打下基础。”［15］

　　美国媒体“议程设置”过程背后存在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力学关系，具体来说就是传播媒介和占统治地位的信息源之间的关系。媒介“议程设置”过程，从本质上来说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势力对舆论进行操作和控制的过程。［16］

　　三、启示

　　勿庸置疑，在信息化浪潮冲击下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使媒体已越来越多地卷入美国的对外事务，但这并不等于说媒体已经成为外交决策的主角，它毕竟仍是整个政治运作的一部分，它仍然要服务于政策决策者所代表的美国的价值观和根本利益。对政府来说，媒体是一把双刃剑，既是监督着自己的“第三只眼”，又是不可缺少的政治助推器。美国媒体与政府之间可以说是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依赖，在对外交往领域则更多地表现出相互配合与合作，从而共同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一)大众传媒在本质上是美国政府推行外交政策、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

　　尽管美国媒体总是从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寻找对新闻自由的解释，标榜要重视公民的知情权，有效行使对政府的监督权，担当好“第四权力部门”的角色，但在实践中，尤其在外交领域，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美国政府无疑充当着引导者的角色，大众传媒在本质上是美国政府推行外交政策、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媒体在外交决策中虽然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影响力甚至渗透到政府决策的多个环节：不但能传播外交信息还可以解释外交信息；不但能影响公众舆论还可以影响政策议程设置；不但能影响政府决策效率还可以直接介入外交事务。但媒体产生的影响，不管是向政府政策施压还是为政府政策帮腔，实际上都是在反映白宫内部的声音。因为“新闻媒介关于世界事务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全国政治思想的动向”［6］623，而且美国政府还非常善于进行媒体公关，采用一系列打拉结合的方法引导媒体进行有利于政府推行其外交政策的报道。正如美国记者詹姆斯·雷斯顿在其《新闻界的火炮》一书中曾评论的那样：聪明的政府官员不能够“操纵”记者，聪明的记者事实上也不能够“打败”政府。事实上，在经过与政府上百年的明争暗斗后，美国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已形成了一种看法：政府与媒体过去和现在都是相互依存的，美国政府的强大也会给媒体带来更大的利益。作为必要的妥协，为了使它们提供给全国公众的信息量增加到最大限度，媒体有时也不得不半推半就地为政府的政策扮演某种新闻啦啦队的角色。更何况，有时这样做是符合国家利益的。［6］641

　　所以，与其说媒体影响美国政府的外交决策，还不如说政府在引导媒体，而后，媒体又根据政府的声音去制造公众舆论。在信息全球化的时代，大众传媒在外交决策中，早已不是政府的绊脚石，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帮手，最终服从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意图，达到促进维护美国世界霸权的目标。

　　(二)媒体行业的日益商业化、垄断化、官僚化愈加有利于美国政府的调控

　　虽然绝大多数的美国传媒并不直接属于美国政府，但是大众传媒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受到政府的掣肘。媒体行业日益商业化、垄断化、官僚化的趋势，愈加有利于美国政府对其进行软调控。由于美国大众传媒业商业化的管理体制，为维持运作、获取利润，媒体必然要把传播平台出售给那些提供赞助的企业、组织甚至政府。在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的调控下，媒体从内容到形式就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受众市场、广告商和政府的影响。在市场化的运作模式下，发行量和收视率决定着广告量，甚至关系到媒体的生存。而要获得尽可能多的受众市场，媒体必须要有能博取眼球的独家新闻。政府掌控着大多数重要的信息资源和公共权力，尤其在外交领域，政府更是最为重要的信息源。因此，美国媒体虽然有无冕之王的美誉，但对白宫也是相当顾忌的，毕竟他们要靠信息吃饭。来自广告商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广告商在决定将他们的数百亿美元用到哪一家媒体上时，在很大程度上总是有思想偏好的。那些进步的出版物根本得不到广告商的赞助，财政经常透支，只能勉强惨淡经营。而能够吸引富有广告商的，则多半是能维护现行体制的媒体。［15］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传播行业就出现了迅速集中化的趋势，一大批公司加入到并购的大潮中。如今，6家大传媒公司已经控制了超过90%的美国媒体。［6］620大众传媒机构之间的不断合并、媒体行业的日益垄断化，造成媒体报道越来越缺乏多样性，新闻报道的雷同性越来越严重。许多地方报纸都是靠大报集团或美联社来提供国际新闻，绝大部分地方电视台也都由ABC，NBC，CBS和FOX这四大电视网提供国际新闻。为了更有力地争夺市场份额，新闻媒体在内容的选择上非常谨慎，喜欢追随主流的、官方的新闻来源，选择适合大众口味的内容，在外交领域和国际报道中往往就是反映政府官员和领导人的观点，媒体新闻报道的冒险精神大为减少，越来越倾向于和服务于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和官方意识形态。媒体行业的这种变化无疑有利于推动媒体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大众传媒机构的日趋官僚化也使政府能更方便地对媒体进行引导与调控。白宫记者团的变化就很能说明问题。从数目的变化看，1945年的白宫记者团只有25人，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一数字已上升到惊人的1700人。［15］

　　管理体制的官僚化使得媒体的创新意识和揭黑精神明显减弱，媒体更多地是考虑如何平衡与政府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如何规避风险获取最大利益，基层记者和编辑们的深入报道精神和独立调查意识更是受到严重抑制。在这种氛围下，记者们更多地只是被指派到政府机构和工商企业去采访，比如全国性的新闻媒体会定期派负责政治版和国际版的记者到白宫、五角大楼、国务院和国会等重要政府部门采访。媒体把获得信息的主要来源寄托在政府有关部门身上，这就方便了政府加强舆论引导，对媒体进行调控。

　　虽然中美两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认真剖析美国媒体的外交功能对我们仍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在大众传媒迅速发展的今天，一方面，我们要重视媒体在外交及其他领域所产生的愈来愈重要的影响，充分发挥其传播信息、服务社会、舆论监督的作用；另一方面，要认识到媒体对人们政治态度和政治观念的形成具有巨大影响作用，要始终坚持中国传媒制度的党性原则，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

来源时间：2014/10/27   发布时间：2014/4/17

旧文章ID：344

作者：王联合  来源：《美国研究》2014年2期

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外交政策中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它对亚太地区的重视和战略谋划。一改布什政府时期的风格，甫一上任，奥巴马政府高官即频繁、高调出访亚洲国家，参加各类年度高层会议，在各种外交场合反复强调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发展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在展现不同以往的政策姿态的同时，奥巴马政府还对美国亚太战略进行重大的调整和改造，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亦称“重返亚太”战略)，如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军事同盟关系、驻军澳大利亚北部、筹划多边战略经济合作等等。“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出台动机及实施效果在美国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巨大的争议。而在尘埃尚未落定之时，过去一年来，美方开始尝试更加全面地阐释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政策。[1]在2012年的总统竞选中，关于如何运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力量和影响力也成为辩论焦点之一。那么，奥巴马第二任期将如何实施或调整“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以什么样的政策应对不断变化的地区力量格局，尤其是中国的崛起？大部分亚洲国家政府是否像过去四年一样做好了准备，以长期支持美国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当前美国亚太布局的背景、内容及特点、影响与未来走向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奥巴马政府在总结评估第一任期“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础上，第二任期将更多地采取带有“聚合安全”特性的亚太战略，以确保美国在亚太的利益和影响。“聚合安全”战略既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延续，也是对它的优化和升级，目的是为了打造如奥巴马所称的“一个超越双边协议、偶尔的峰会和特设安排的更加有效的亚洲框架”。[2]

　　一、“聚合安全”战略的现实与理论背景

　　相比“亚太再平衡”战略或“重返亚太”战略的赫然出台，“聚合安全”战略的逐渐凸显有着类似却更为复杂的现实背景。亚太地区对于美国经济、政治与安全利益的重要性，一如既往地构成了美国高层决策思维的战略图景。从经济角度来看，亚太地区早已是美国出口战略的关键目的地。2012年，美国前15大出口市场中有六个位于西南太平洋地区，仅对这六个经济体的货物出口就达到3222亿美元，占其货物总出口的20.7%。[3]在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增长疲弱的现状下，亚太地区蓬勃发展的市场将有助于扩大美国的出口，在美国国内保持和创造高质量的就业机会，从而为美国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注入新动力。[4]从政治与安全角度来看，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建设与培育是美国的亚洲甚至全球战略的基石，尤其是在目前这个地区的力量对比正发生结构性改变、各类安全问题仍未消减、美国的传统主导地位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之时。对此，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话可谓一语中的：“亚太地区是21世纪世界战略与经济的重心。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和一个常驻的外交、军事、经济大国，美国在跨太平洋体系中正在扮演核心角色。21世纪将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未来几十年，美国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大幅度地增加在亚太地区的外交、经济和战略投入。”[5]同时，亚太地区也日益显示出规范地区与国际秩序发展方向的新能力，各种地区机制的频繁产生使该地区必然对整个国际秩序的未来建构产生影响。作为一个“常驻的”太平洋强权，华盛顿付不起边缘化亚洲的代价。

　　基于对亚太地区重要性的深刻认知而出台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旨在重申和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和主导地位，平衡中国日益上升的影响力。但该战略只是从政策目标上做出了界定、显示了决心，而并没有明确具体的实施手段。在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亚太再平衡”战略非但没有彻底扭转美国政治精英所认为的美国在亚洲的不利地位，反而引起了中国的不安和猜忌，加深了中美之间本已存在的战略不信任，并受到美国国内日益强烈的质疑，因而面临进一步调整和修正的必要。在过去十余年间，中国在地区合作进程中大大提升了自身的影响力，扩大了地区各国的选择机会。在美国一些分析家看来，这一现实客观上是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和选择为代价的，中国正在把美国排除于这一地区之外。[6]与中国的发展相伴而生的则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承诺和作用的削减。在国内经济颓势的刺激下，许多亚洲国家直指华盛顿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开始质疑美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动机、制度及美国领导者的信用。在2011年韩国首尔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奥巴马发现自己在整个会议期间处于守势。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少与会国家几乎都不认同美国所提出的将全球经济拯救出泥淖的建议，它们宁愿相信美国仅仅是为了谋取自己的经济私利，而不是为全球经济的发展着想。[7]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奥巴马政府想再次以领导者的姿态融入亚太经济整合进程，就必须推出更加积极、更具建设性的策略。

　　美国国内的财政状况则从国内政治的维度对美国政府亚太战略的再调整提出了要求。为了维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反恐战争，美国的国防开支在过去十年间相比基本预算增加了近一倍，这还没有计入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追加拨款，美国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因此上升到天文数字的高度。用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的话说，美国军费在井喷式增长，但华盛顿仍然不能用扩大的军事支出来巩固美国的领导地位。[8]面对平衡预算、削减赤字、封顶债务上限等长期国内政治压力，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做出新的战略调整，以努力寻求调节军费开支阀门的办法，与此同时向其亚洲盟友保证，尽管中国军费支出持续增长、武器系统和军事学说不断更新，[9]但美国不仅不会因为财政原因而减少对亚洲的承诺，而且将继续保持甚至提高它作为地区安全的首要提供者的作用。

　　亚太地区结构的发展演变和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的需求为未来几年美国亚太战略的持续转型设置了现实背景。为回应地区情境不断演进的压力，凸显亚太对于美国利益的地缘政治重要性，从希拉里·克林顿到约翰·克里，美国两任国务卿一以贯之地致力于加强美国与亚洲安全盟友的关系，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和调整。[10]然而，细察美国亚太战略四年来的转变，可以发现仅仅用现实背景尚不足以解释个中究竟。实际上，美国的亚太地区同盟体系之所以被公认为美国在该地区力量对比变化的过程中永葆主导性和中心性的重要战略资源，也因为它从理论视角折射出未来美国亚太战略存续与调整的双重需求。

　　从现实主义理论视角出发，地区联盟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持权力均势。因此，在现实主义者看来，美国亚太地区双边同盟应被用于防止任何一个地区大国获得与美国在该地区持平或有主导性的影响力和地位。面对因中国崛起而带来的地区力量平衡态势的变化，美国完全有理由通过不断加固它与传统地区盟友之间的双边同盟体系来平衡中国力量的上升。这种理论还将地区安全威胁，如朝鲜核计划的存在，视为保持美日和美韩双边同盟威慑性的理论基础。[11]从自由主义视角来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双边同盟是美国的一种特殊的安全资产。即使是在重大威胁不复存在的情况下，这种资产所带来的诸如军事经济利益、同盟的共同指挥和联合训练的需求，甚至美国在地区的军事基地所衍生出来的共同利益群体等因素，也会支持安全同盟的存续。从建构主义视角分析，美国与亚太国家双边同盟的长期的社会化结果，是双方之间文化及社会差距的缩小和共同认同的出现，以及渐渐产生出的共同的深层文化基础。例如，“我们”对应“他们”的身份认知就是美澳同盟延续的一大因素——两国都属于英语国家和以盎格鲁–撒克逊人种为主体的国家，有着共同或相似的价值观和政治传统。三种理论解释尽管视角各异，却在美国亚太战略选择过程中殊途同归。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主导和盟国的依赖，使得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在历届美国政府的亚太政策框架中都成为一种路径依赖的选择。

　　但是，亚太地区21世纪的一些发展显示，三种理论视角均无法涵盖美国的亚太安全体系所处的现实情境。制衡的逻辑在地区政治中并非随处可见，鲜有证据证明亚洲国家在制衡中国，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在追随中国。即使有一些制衡或追随的行为发生，也不一定是通过加入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的方式实施的。即便是一些现实主义者也承认，中美关系是陆地大国与海洋大国之间的一种关系，每个国家都有其各自独特的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面对这种关系，大部分亚太国家要么进入了中国的地缘政治轨道，要么在中美两国之间摇摆——陆地行为体倾向中国而海洋行为体倾向美国。[12]制衡或确保地区力量均势的视角的主要局限在于，它没有考虑到美国的亚洲盟国在看待中国崛起的影响及美国的地区作用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面对中国的经济能量和精致的地区外交，无论是中国的近邻如日、韩，还是美国的另一个“亚太之锚”澳大利亚，都不愿以强硬的制衡姿态回应中国力量的上升。大多数亚洲国家也都公开表示不愿在一场可能发生的西太平洋冲突中支持美国。可以说，在对地区秩序的现实威胁付之阙如的情况下，中国力量上升的简单事实也许会成为美国与其盟国关系的黏合剂，但这并不足以满足亚洲国家甚至是美国自身不断变化的地区利益诉求。

　　而近年来亚太地区同盟的排他性的逐渐减小也对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观点提出了质疑。早在2006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美国就已宣布其太平洋战区的军事部署和基地体系将不断变化，为此它不仅制定了一项新的整合计划，而且明确表示要与盟国一道推进地区双边和多边接触及合作行动，以应对共同的安全威胁，并向更广的范围扩展美国的同盟资产。[13]同盟战略的这种变化与奥巴马关于建立一种“可分享的共同安全”的主张相吻合，意味着安全资产特殊性的作用将越来越小。同样，“我们”对应“他们”的认知也存在明显缺陷：通过同盟推动社会化从而产生共同认同并不总是能达到目标，如美澳新同盟关系中的新西兰似乎一直是一个不太合拍的“异质体”；而美国与一些亚太国家如韩国、菲律宾的共同认同显然也被夸大。可以肯定，共同的身份认同并不能解释何以所有双边同盟均能得以维系，当然也不是任一双边同盟持续的唯一原因。同盟的存续和发展不仅仅需要道义上、情感上的联系，而且需要以更加务实的诉求如反恐合作作为基础。[14]

　　可见，无论是从现实背景还是从理论视角考察，美国的亚太战略及其重要组织基础——双边安全同盟体系——在亚太安全秩序中的作用和意义面临着进一步改变和调整的需求，一种综合了多种理论要义、旨在回应现实世界中美国的地区安全利益变化的战略正在形成。在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内，该战略的目标和手段更加明确和细化：它不但要更有助于扭转美国的战略颓势、确保美国的地区主导作用，也要考虑到美国总体军费收缩的财政状况，还要顾及亚太地区每个盟友对这种战略的反应方式，即它们都在努力避免陷入不得不在华盛顿与北京之间做出选择的境地。此外，这种战略还须有利于融合美国两党的主要特性，可同时为美国的短期和长期安全利益服务。从理论视角来看，它整合了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关于如何保障美国安全的要义，而且颇具实用主义的特征。这种战略就是本文所论述的“聚合安全”(Convergent Security)。[15]

　　二、“聚合安全”战略的内容及特点

　　“聚合安全”战略是对“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精心改造和进一步完善。虽然这一战略尚处于形塑的过程中，但其核心要素却是明晰的。它既保持了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关注，又淡化了双边军事联盟力量与安全威胁的成分，而更加重视制度设计与多边合作。为凸显美国的地区安全责任，该战略努力以一种相对较少的“威胁中心”视角来规划亚太地区的安全建构，同时将更加灵活的多边行为引入地区安全与政治关系。简言之，作为当前美国亚太战略的主要形式，“聚合安全”战略是在理性盘点美国地区战略资产、兼顾目标与手段的匹配和平衡的基础上，通过聚集现有地区安全同盟，结合双边与多边伙伴关系，淡化特定安全威胁指向，从而谋求以相对较小的战略投入获得更为长期的战略收益。

　　鉴于此，“聚合安全”战略的特征注定是混合性的、多维的。第一，接触与对话是“聚合安全”战略的总体方针。奥巴马政府在其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基于对美国能力有限性的认识，宣称通过“接触”方式在全球范围内保持积极态势，明确表示美国将领导更多的多边机制以实现目标。“接触”一词的使用比克林顿政府时期著名的《国家参与与扩展安全战略》文件中的次数还要多。[16]同时，奥巴马政府承诺美国以“谦逊”的国家身份来行动，强调与地区伙伴建立双轨对话的重要性，包括与那些美国并不喜欢的政府接触。正如希拉里·克林顿所言，“倾听与讲话一样重要”。美国政府的首要外交任务是要超越绝对的硬力量，承诺一种“既不是冲动型的也不是意识形态型的”外交政策。[17]为此，美国积极与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尼西亚接触，对东盟及其领导的多边机制更加重视，并多次宣布不排除与朝鲜进行对话的可能性。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的政策宣示及政策行为为“聚合安全”战略的时兴做了应有的铺垫。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内，美国在亚太地区寻求接触与对话的姿态更加积极主动。国务卿克里在阐述美国亚太政策时表示：“在一些美国人想从与国外的接触中抽身返回的时刻，绝没有什么比(我们)一起工作，以在全球应对一系列挑战更重要的了。”[18]而新任防长查克·哈格尔则是这样界定美国亚太战略的：美国实施的“再平衡”战略“主要是一种外交、经济和文化战略”，华盛顿正在大幅增加对亚洲的外交和发展援助。因而，“国防部并不领导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军方必须永远扮演配角，而不是主角”。[19]在中美关系方面，两国高层交流较第一任期更加频繁而富有成效，两军关系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从3月中旬至今，雅各布·卢、克里、威廉·伯恩斯、马丁·邓普西、托马斯·多尼伦和乔·拜登等美国政府高官密集访华，以前所未有的步伐与中国接触，充分体现了奥巴马新团队希望深入了解中国新领导层并谋求建立高层之间良好工作关系的意愿。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奥巴马总统打破既定日程安排，邀请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6月7日访美，提前三个月举行中美首脑会晤。两国元首就亚太形势、朝核问题、网络安全、军事关系、气候变化、经济关系、知识产权、汇率问题、人权问题等进行了深入、坦诚的交流，达成了诸多重要共识，为共同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双边加多边是“聚合安全”战略的基本手段。亚太现有的地区安全结构是在战后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是以美国为中心、以美国与一系列亚太国家的双边关系为支撑编织而成的复杂的网络体系。这一传统的美国亚太双边安全安排，即广为人知的轴辐体系，仍然是地区安全的支柱。但是，这种同盟体系必须适应地区内日益变化的力量均势现状，双边同盟的排他性正在消退。对此，奥巴马政府首任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分析到，亚洲新一代战略家正在挑战美国与双边同盟体系之间的固有联系，他们不再以非黑即白的西方式同盟视角看待亚洲。亚洲国家正越来越着眼于促进拥有稳定性和开放市场的多边地区秩序。如果在未来四到八年内美国决策者只说美国要维持和加强传统的双边同盟，那么他们将把美国的公信力和战略影响力置于危险的境地。[20]因此，在对待亚太地区的双边方式和多边方式之间寻求一种认知上的平衡，成为当前美国亚太战略的一大特点。美国希望其盟国与安全伙伴建立更多的多边联系，而不仅仅局限于轴辐之间的安排。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亚太双边纽带的削弱，而是通过在双边纽带之外加强多边合作来强化亚太地区的安全。

　　双边加多边的方式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1)通过构建同盟国的能力和培育它们之间的联系，开展小多边防务合作。前防长盖茨首次阐述了支持、鼓励和提高伙伴能力的政策设想，包括训练、武装美国的盟友，从而使美国结束其军费井喷的同时能够保持和提高地区与全球安全计划。[21]以韩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为例，在美国的鼓励下，韩澳之间的经济、防务联系日趋紧密。两国定期举行防长会晤，不时开展联合军事演习，致力于提升地区和全球安全合作。与此类似，日本与澳大利亚关系的发展也十分迅速，两国借助早已签署的《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共同谋划和扩大双方在防卫领域的长期合作。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不断力推双边同盟开展小多边化活动，如美日澳三边安全对话、美日韩协调、美日印对话机制的形成。在此种小多边合作机制下，有关三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如美日澳对一般意义上的传统政治安全问题、美日韩对朝核问题、美日印对从印度洋经马六甲海峡直至南海的国际航道安全问题——进行政策层面的沟通与协调，并相应地实施一系列的三边行动。美国借助小多边合作的灵活安排，既保持了其外交战略的主动性和地区领导地位，又可经由高效的集体行动来帮助它解决实际问题。[22]而作为谋求发挥更大作用的亚太地区中等大国，这几个三边机制中除美国之外的其他两方对三边对话有着共同的兴趣，它们都把与美国进行三边合作看作是对美国要求更多责任分担和伙伴能力提升的回应方式。

　　(2)构建同盟国与伙伴国之间的联系。“聚合安全”战略使得美国的亚洲同盟体系向着更加复杂、更为包容的防务网络转变，涵盖了盟国、安全伙伴甚至潜在对手。在美国穿针引线式的谋划下，一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的参与国和观察员国越来越多，连中国、俄罗斯、蒙古也已或即将加入其中某些项目的演练。同样，“金色眼镜蛇”年度军演自1982年首次举行以来，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已从最初美国与泰国间的双边联合演习变成亚太地区迄今最大规模的多边军演，参与国达15至20个，中国、俄罗斯、缅甸等国作为观察员国观摩了2013年的演习。与此同时，中美军事交流逐步取得进展。“按照计划，单是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今年就有大约40个对华交流项目，包括有关军事医学的交流、海上联合搜救演习计划。军事交流不限于美国。澳大利亚已与中国举行联合演习，现在正讨论增加此类演习”[23]。中美更深层次的军事对话，对于“在一个既有大国与一个新兴大国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模式”，以及“解决存在于两国之间的不安全和潜在竞争的诸多根源是极为重要的”。[24]

　　与其规模相适应，这些联合军演的安全关注点也越来越多，例如在人员培训、反恐、实弹演练、两栖作战、地区维和，以及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发展共同安全合作，以便打造在军事部署上的地区一全球枢纽。在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内，这些多边演练和军事合作项目的加速发展，不仅提升了美国及其盟国应对更大范围内安全挑战的军事能力，而且促进了轴辐体系内的同盟国与其他地区安全伙伴一起构建安全的共识，因而将会成为美国太平洋同盟框架发展的里程碑。像澳大利亚、韩国、泰国等国现在既与中国建立了独立的安全关系，同时又与美国保持着关键的安全纽带。这种不同于传统轴辐体系模式的安全关系内涵的扩大，淡化了美国力量在亚太同盟政治中的等级色彩。

　　虽然美国亚太战略的任何调整都无法忽视既有双边安全同盟的基础性作用，但美国决策者已经认识到，在日趋复杂多变的地区安全环境中，美国若要实现其战略目标，就必须承担更大的战略代价，接受潜在的安全联盟伙伴，并对双边同盟体系进行重大改进，以构建新的安全框架来应对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威胁。为此，华盛顿借助双边主义和多边主义两方面的优势，强调能力建设与伙伴关系培育，已在亚太地区发展出多个小多边结构，形成了一种由大国及其较小的地区伙伴共同把持安全安排的复杂的混合体。这种双边加多边的安全结构放弃了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关于美国亚洲同盟体系的民主同盟战略说，而部分采行了最早由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主张的一种最低限度的、有选择的、“菜单式”多边主义。[25]

　　第三，寻求以“秩序中心”取代“威胁中心”作为“聚合安全”战略的地区秩序建构方式。[26]共同的威胁已不复存在，即便是国际恐怖主义这样的非传统威胁也不是地区所有国家共同关注的安全问题。“聚合安全”战略当然也无法以“中国威胁”作为聚合基础来重新确立美国在安全问题上的领导地位。因此，这种战略正在逐步去除显而易见的遏制因素，更多地将安全与地区秩序构建相关联。克里这样表达美国在南海局势上的关切：“我们必须与亚太地区国家合作以和平解决南海领土分歧。”美国呼吁达成“一个明确的南海行为准则”，避免紧张局势升级而导致沟通不良和产生误判。[27]即使在一些传统的、敏感的安全问题上，美国也更加强调多边合力解决方式和制度化管理危机的重要性。例如在朝核问题上，美国相比以前不但更为重视六方会谈机制的作用及其与美国安全利益的相关性，还对将既有的中美韩三方民间对话升格为由三国政府官员和东北亚问题专家参加的半官方性质的战略对话持开放的态度。美国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找到外交手段，说服朝鲜遵守国际规范”。[28]当然，华盛顿更愿意通过支持它所选定的地区多边机制的发展来获取美国未来在地区多边制度建设中的主导权。

　　具体地说，“秩序中心”的“聚合安全”方式也有两个层面的含义：(1)更重视地区多边机制。在布什政府时期，美国通过加强传统双边安全安排和同盟体系来追求和实施地区战略，将它在亚太地区的防务与安全关系重点置于以华盛顿为中心的多国主义之上，而对构建有效的多边机制没有多大作为。[29]然而，这一地区发生的重大地缘政治变化和多重关键地区行为体的出现，对美国传统的亚太战略提出了挑战。为应对亚太复杂多变的安全环境，美国“必须通过双边磋商及平等听取各方声音的多边机构达成关于切实规则的共识”，而“像东南亚国家联盟、东亚峰会、亚太经合组织这样的论坛，它们都提供了重要的机制架构，有助于我们创造性地解决国际问题”。[30]因此，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开始支持正在演进的亚太多边机制如东亚峰会的发展。2009年7月，美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翌年正式加入东亚峰会。美国也在修订东盟防长会议+8(ADMM-Plus)的议程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同时，美国构建和加强了新的(小)多边合作机制，如美日澳、美日韩、美日印三边对话，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不过，虽然华盛顿对亚太地区的多边机制采取了更加积极的姿态，但美国使用区别对待的策略来促进针对特定议题的不同的多边安排的发展。例如，以谈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为主要方式拓展美国的战略经济利益；鼓励东亚峰会成为处理亚洲政治和安全问题的首要论坛。比较而言，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内对多边机制的支持仍是谨慎的和有选择的，它着力更多的是推进盟友多边防务联系的发展。

　　(2)伙伴导向与问题导向并重。所谓伙伴导向，是指美国与谁一起工作而不是为了什么工作；所谓问题导向，即强调这一地区内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解决，就会有什么样的伙伴关系，伙伴的选择取决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在一种伙伴导向的方式中，集体行动更多地是由“威胁中心”和意识形态考虑所驱动，它谋求具有相似思维的亚太民主国家借助现有的双边同盟与其他民主国家相联结，以促进全面的安全安排。[31]例如，2007年美澳、美日同盟加上印度，四国倡议建立一个多边集团来平衡地区内那些未被指名的所谓“非民主力量”——毫无疑问指的是中国。但是，随着这些国家新政府的上台，这种民主同盟战略因显得过于咄咄逼人且对亚太安全环境无所助益，而失去了政治上的可行性和政策上的操作性。

　　相反，一种问题导向的路径有助于美国与一些能够缓解安全挑战并且能够协商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的国家一起工作。外交、经济、安全挑战、气候变化、能源安全，以及其他严峻的跨国问题比以前吸引了更多的地区国家和美国的注意力，“要求华盛顿以小多边或多边的方式提升参与问题导向的合作”。[32]因此，奥巴马政府在加强与传统盟国的关系的同时，寻求与问题导向的新兴国家如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发展更深的伙伴关系。这些问题对于美国和亚太地区的利益至关重要，而“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没有一种广泛、有效和建设性的中美关系”，这些挑战是无法应对的。因此，美国必须与其他亚太国家“打造新的伙伴关系，建立基于共同利益的联盟，以确保地区的未来和平与繁荣”。[33]

　　第四，离岸平衡与事实卷入同时存在。离岸平衡是现实主义战略的一大分支，最初由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提出，后来被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等安全分析家所扩展，并常常被用于讨论如何处理亚太安全问题。[34]该理论认为，作为一个经济上处于领导地位的、地缘政治上花费巨大的霸主，美国可以置身于全球霸权竞争之外，远观其他竞争者为了争夺亚洲和全球的主导权而彼此消耗，同时扮演一个平衡者的角色，通过择机下注确保美国的安全和霸权。冷战后的大部分时间，华盛顿以离岸平衡者的姿态出现在各种多极化的地区力量均势中，“监督”着事态发展和权力格局的演变。但是，随着“亚洲内在的”对美国经济、政治、安全利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华盛顿更须“以一致的注意力”主动回应变化中的地区情境，[35]事实卷入作为离岸平衡的补充和最后保障手段的可能性正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出来。哈格尔2013年6月在“香格里拉对话”上明确表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不会受军费削减的影响，华盛顿坚持到2020年前把60%的海军军舰部署在太平洋的计划，并已将60%的以海外为基地的空军力量部署到了亚太。未来美国将在亚太地区投入更多空中力量、地面部队和高科技武器。[36]目前，美国一面将派驻日本的美军撤离第一岛链，一面却加大了在钓鱼岛和南海争端上事实卷入的可能性。虽然华盛顿一再宣称对东海和南海领土主权争端不持立场，但却在军事上明确地选边站队。几乎伴随着这些争端的发酵与演进，美国海空力量不时地在中国周边海域展示武力，或举行军事演练，或实施抵近侦察，其目的就在于通过离岸平衡作用和显示美国作为一个可信的安全伙伴的能力和意愿，来应对其盟友的安全关切。这种方式能否实现多边稳定，还是终将导致地缘政治结盟和安全困境的恶化，以及美国如何协调离岸平衡与事实卷入的轻重缓急，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聚合安全”战略强调“巧实力”的运用，即将外交、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结合在一起来推动外交政策的实施。[37]自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2006年修正其软实力理论，指出不应单单依靠硬实力或软实力，应当将它们结合起来形成“巧实力”以来，奥巴马政府的外交安全团队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美国应实施一种灵活使用各种力量、组合各种资源的外交政策。这当然不意味着军事选择已经被排除在促进美国国家利益的“工具箱”之外，但这的确是美国在缺乏充裕的物质资源、无法向所有区内国家确证存在严重的安全威胁的情况下，所能做出的最恰当选择。可以预见，在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内，“巧实力”将继续主导“聚合安全”战略的策略选择思路。

　　总之，“聚合安全”战略本质上是一种复合型战略，它既来自于自由制度主义多边安全秩序的假设，也不放弃现实主义的制衡理论与建构主义的认同精髓。它通过聚集美国的多种战略资源、运用各种战略手段，以合力而非美国的单打独斗来促进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目标。该战略的出发点是试图花费最少的战略成本，通过整合亚太地区各国多样化的安全诉求、重新重视之前“亚太再平衡”战略所忽视的政治与文化影响力、依靠历史上延续下来的美国亚太地区双边同盟体系，并致力于为这一体系引入互补性的多边安全框架，来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性地位。借用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多尼伦的说法，“聚合安全”战略可以概括为“美国正在实施的一种综合的、多维度的战略”，“它不仅仅是维持美国军事存在的问题，而且是一种运用所有美国力量因素的努力”。它致力于加强同盟纽带，深化与新兴国家的伙伴关系，打造与中国的建设性关系，强化地区机制的作用，帮助建立一种普惠的地区经济结构，从而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38]

　　三　“聚合安全”战略的影响与未来

　　在演进中的亚太安全环境里，“聚合安全”战略已经或即将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和亚洲未来安全结构的嬗变上。美国亚太双边同盟体系仍然有存在的现实与理论意义，但是，如何在不放弃双边安全同盟好处的前提下更有效地回应地区安全威胁，已成为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亚太议程中的主要议题。为了在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亚太安全环境中满足中小盟友各自的利益，“聚合安全”战略放松了亚洲盟国传统上对美国的依赖，使它们有机会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美国亚太同盟体系显然正在从一个排他性的双边主义轴辐安排，转变成为一个更为动态的、具有双重价值的同盟体系，每个盟国对其他国家都将发挥越来越显著的影响，而非仅仅依靠美国力量的支撑。在这样的同盟体系的整体框架下，各个“辐”之间将形成更加紧密、更加有效的合作关系。

　　与此同时，美国未来将继续领导一个更为自信的、仍可以发挥支持作用的安全伙伴的联合。这样的伙伴体系能够孕育一种综合性的合作精神以超越过去的分歧，而又不损害现存安全结构的完整性。朝核问题的演进、东盟自主性的增强等一系列地区事务的重大发展，要求美国必须提升其诸多亚太同盟之间共享的利益和价值，推动同盟网络从一种排他性的双边构建转变成一个越来越以建立制度和共识为基础的包容性架构。在这种转变了的框架中，尽管双边同盟依然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如美国与其盟国在年度磋商中频繁互动、美军继续参与盟友的军事演习及其他传统的防务行动、与盟友进行情报交换等等，但美国与盟国之间的关系将更为平等、等级性更小。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战区安全合作计划就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一个良好的开端，该计划在同盟的军事行动中越来越强调美军与盟国军队的联合指挥。[39]

　　在亚洲未来安全结构的塑造方面，“聚合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的地区性影响就是，通过一种历史性的转变，即从“威胁中心”导向的同盟转变为一种在地区安全结构和秩序建设中发挥作用的新的联合集团，美国的亚太盟国正变得越来越独立，并在整个地区与不同的安全行为体进行着互动。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希望终结与美国的双边同盟关系，而是它们强烈要求传统的双边安全同盟应更加灵活和多面，不必总是以遏制或威胁的形式出现。

　　从轴辐体系到“聚合安全”的这种结构性转变，通过构建和加强不同同盟之间的认同，淡化了后冷战时代亚太安全的硬实力因素，凸显了地区安全秩序的巧实力色彩。在以相对有限的军事资源对亚太地区情境的快速变化做出充分反应的要求下，美国固有的亚太同盟体系不得不转变成一个建设更具活力的地区安全结构的潜在工具。在这样的地区结构中，不仅非对称双边同盟中较弱小盟国的能力得到了提升，而且传统的排他性亚太同盟政治的存在基础也将日趋弱化，因为地区热点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盟国在处理潜在危机时采取的不同政策，使得排他性的结盟方式无法做出有效反应。“聚合安全”战略所强调的多边力量与地区内的现实及地区国家的利益诉求是相适应的。在亚太地区，尽管双边同盟仍是一种主要的安全组织和行为载体，但为了地区的稳定，美国将越来越习惯于运用“聚合安全”战略，并赋予相互依存的多边行为方式以应有的地位和作用。随着“聚合安全”战略的展开，地区安全结构也将从专注于双边形态向更多关注多边安排转变。在未来，这种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在于，其结果是出现带来地区和平的多边共同体建设，还是最终塑造隐含地缘政治冲突的传统的竞争性多极模式。

　　经过四年的历练，奥巴马政府获得了又一个任期来完成其亚太战略的设计。正如几十年前尼克松时代的战略谋划一样，如今奥巴马政府既不能保持空白支票式的战略承诺——这会慢慢耗尽美国的能力，又必须避免产生任何“亚洲孤立主义”的思维——因为这种思维的经济与战略代价令美国无法承受，尤其是在美国面临艰巨的经济恢复任务之时。[40]面对美国国内现状、地区国家的态度和中国不断上升的影响力，华盛顿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需要深思熟虑如何制定和实施其未来的亚太安全战略。目前，此一战略设计正以“聚合安全”的形式在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进一步显现和成形。总的来看，“聚合安全”战略的未来走向取决于以下因素的相互作用。

　　一是美国国内经济与政治状况。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这一看似老生常谈的论断总是在美国政治中得到鲜明的印证，未来几年美国国内政治与经济情况的变化将极大地影响“聚合安全”战略的走向。2012年总统大选的辩论议程显示，共和党的重要人物仍然热衷于本党传统的外交教条，并不支持多边主义。多边合作的外交方针注定将持续承受国内政治压力。而通常情况下，美国难以妥协的两党政治往往损及其实施连贯一致的战略的能力，“聚合安全”战略无疑将受制于美国政治的这一结构性影响。同时，美国当下的经济泥淖及由此导致的国防开支的削减，可能会将政府的关注点从不那么急迫的外交和安全事务转移到其他领域。更值得注意的是已经出现的事实及其发展趋势。由于财政困难，华盛顿倾向于减少对亚太地区公共物品的投入。例如，削减预算已威胁到深海海啸评估与报告(Deep-Ocean  Assessment and Reporting of  Tsunamis，DART)项目的运作。决策者在没有足够预算的情况下很难开展这些地区安全项目，而诸如此类的项目已证明对“聚合安全”战略未来能否得到持久、深入的实施是至关重要的。[41]在新政府的安全政策班底中，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在美国亚太战略的设计和实施中作用显著，这两个职位的人选时常发生变动对“聚合安全”战略的延续构成了压力。即便这些人员安排的变动意味着华盛顿仍然有意加强亚太安全战略的调整和实施，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传统的外交习惯的影响——多边安全政治常常被华盛顿视为过于笨拙且效率低下——将遁于无形。此外，美国政治精英对于帮助盟国和伙伴加强防务能力也一贯抱持矛盾的心态：美国过于依赖无法预期和不可靠的盟友会让局势更糟，结果使美国在一些地区失去影响力；而另一方面，有人担心美国将注意力转向亚太会导致美国在中东的利益遭受无法逆转的损失。

　　二是亚洲国家的反应。亚太地区是世界上国家间关系最复杂的区域，国家间的领土主权之争频繁爆发，但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却又是如此之大，各国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也十分密切。在这一地区，对于中国不断壮大的军事力量，以及中国采用多边主义作为一种竞争战略以便在亚太安全政治中使美国同盟体系边缘化的疑虑继续存在。日本与俄罗斯的领土争端依然没有解决的迹象。印度正在成为一个大的地区政治与经济力量，却时时纠结于将其不结盟遗产与新的战略抱负相调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被其他亚太行为体公认为是地区领导者。相反，中国崛起为一个大国及俄罗斯的复兴，却被某些亚太国家看作是一种潜在的地区威胁。

　　尽管大多数亚太国家欢迎美国对地区的重新重视，但对美国在这种新的政策框架下所做的承诺和所能投入的能力持怀疑态度。正是基于这种态度，东盟或中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将它们各自喜爱的机制如东盟地区论坛或10+X与东亚峰会合并在一起还不确定。而没有这样的共识，美国可能将继续把多边安排仅仅用于处理功能性导向的非传统安全关切如救灾行动，而不是用于传统安全问题。细观之下，即使同为美国的传统安全盟友，它们对“聚合安全”战略的态度也相去甚远。澳大利亚寻求从“防务自我依赖”态势转向建立可以离开澳大利亚本土的军事能力的做法，引发了全国范围的辩论；日本和韩国集中关注朝鲜核、导弹问题及中国力量的上升，其军事力量的规划着眼于这样一种现实，即其国家军事能力不是为了准备好支持美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或干涉遥远的国际威胁。泰国政府出于强调其关于同盟联合作战的目标和时机的独立观点，拒绝了美国在泰国湾驻扎补给船的要求。[42]在日本、菲律宾与中国的领海主权争端中，美国多次表态不持立场，反复强调和平解决分歧，没有一味力挺日、菲，这将对两国未来的地区政策取向产生何种影响也未为可知。亚太国家在具体事务上的不同态度和政策立场，为“聚合安全”战略的实施增加了不确定性。

　　三是中美关系格局。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任何长期战略都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反之亦然。虽然在公开谈及亚太安全的外交辞令中，奥巴马政府常常给予其主要盟国很高的声誉和礼遇，但是美国地区同盟关系的框架、内容和发展轨迹不可避免地受到华盛顿与北京双边关系的制约。作为一个上升的大国和一个既有的主导性大国，中美之间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世界和平的前景和国际格局的走向。中美之间权力转移的舞台及其影响首先定格在和投射到亚太地区。“中国和美国决定了亚太安全的气候”[43]。

　　21世纪之所以常常被称为“亚洲世纪”，恰恰是因为这里聚集着巨量的财富和智力资源，其中中国力量的上升是重要因素，吸引了比其他变量更多的全球注意力。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全球趋势2025》报告断言，当代国际局势的最重要现实之一，就是“史无前例的相对财富和经济力量从西方向东方转移”，以及中国在全球力量转移过程中的中心地位。[44]如何处理与上升大国、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是“聚合安全”战略无法回避的主题。尽管中美双方不断重申各自的合作意愿，但双边关系还是进入了一种低位徘徊、慢性发展的轨道。被认为对中国持务实友好态度的前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和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杰弗里·贝德(Jeffrey A. Bader)的相继离职，以及斯诺登(Edward  Snowden)事件和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后续影响，似乎印证了有关中美关系的如下判断：安全困境的逻辑时常困扼、损害共同利益的诱惑。国内政治考虑为外交设定了界限，一方的行为往往被另一方解读成围堵或反围堵措施，挑战和反应盖过了沟通和对话。战略互疑和“信任赤字”好像在两国同时增长，双方均担心对方以本国的核心发展前景和利益为综合代价，谋求实现其主要长期目标。[45]

　　所幸的是，现在大多数华盛顿的政治精英清楚地认识到，如果美国追求一种与中国对抗的政策，那么美国的国家利益将面临更大的风险。伊肯伯里指出，尽管自由主义议程的最终目标是取代当今世界的大国政治，扩展和加深民主、繁荣与国际制度合作，但美国在处理大国关系时应平衡对自由主义原则的责任与“适当地认识到其他大国深植于历史的利益和诉求”。[46]基辛格也强调，与中美“从危机管理到界定共同目标、从解决战略矛盾到避免这些矛盾”的优先性相对照，美国批评中国的代价必须被反复掂量。[47]克里则认为，在一个包含从中国崛起到经济、安全等诸多全球性问题的无比复杂的世界，美国的外交政策并非单独由无人驾驶飞机和力量投送来定义，它还需要优先运用外交努力应对挑战。“美国和世界都会受益于一个稳定而繁荣的担负起大国责任的中国，一个在国际事务中扮演关键角色并且也按规则行事的中国。我们都与中国的成功利害攸关，正如中国同我们的成功利害攸关一样”[48]。上述政策建言与“聚合安全”战略的要旨并不矛盾，相反却有助于保障在一个“亚洲世纪”中的美国利益。惟其如此，在未来的地区安全结构建设中，谋求中美协调应成为“聚合安全”战略的题中之义。如果多边主义一如既往地缺位，美日、美韩同盟就会被中国和朝鲜视作冷战时期遏制战略的余毒。因此，为给“聚合安全”战略创造合适的运行条件，美国不但应该把亚太双边安全同盟体系整合成一个新的更广泛的框架，并通过构建美中日战略对话寻求美日联盟与中美关系的和睦，[49]还应欢迎和支持其他形式的小多边合作，如由中日韩峰会讨论经济、文化和政治问题。

　　此外，“聚合安全”战略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还与美国高层决策者如何看待所谓的空海一体战(AirSea Battle)相关。无论怎样解读，这个战略的主要目的据信是为了在亚太地区集中应对中国的军事发展。位于华盛顿的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CSBA)曾对空海一体战进行了全面分析，在其2010年报告中指出，这个概念是为了回应“美国军队今天面临的一个新兴的重大挑战，特别是在西太平洋战区”。“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努力开发强大的战区反介入能力，这种能力威胁到美国力量的投送，使之变得日益危险，而且在一些情况或环境下这种投送的代价是巨大的”[50]。为了在一场假想的战争中确保美军的安全，空海一体战强调先发制人地打击和摧毁敌军武器系统及设施。显然，这是一种与美国整体安全战略相脱节的危险的军事战略，因此引起了亚太国家持久的关注、困惑甚至疑虑。空海一体战的践行势必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聚合安全”战略的构想和实践。[51]

　　结论

　　在第一任期内，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受到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承诺遗产的制约。随着美国即将彻底摆脱伊、阿战争的羁绊，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内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和转变将进一步加速，并逐渐勾画出清晰的脉络。奥巴马政府相信全球力量格局正处于持续变动之中，“变化中的力量分布意味着正在向一个‘多节点’的世界演进，其特点更多体现为基于外交、军事和经济力量变化的、利益驱动的联盟，而不是敌对阵营之间僵化的安全竞争”[52]。亚太地区尤其如此。这里是世界上利益交汇最复杂、安全环境最危险的地区。如果处理得当，一种利益驱动的合作对美国及其亚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都是有利的。当然，这要求华盛顿避免在孤立主义和扩张主义或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择其一端，而应以一种“聚合安全”的方式明智利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资产，寻求达到传统的战略目的。

　　“聚合安全”战略的全面拓展和实施面临着一系列挑战。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状况、亚太快速演进的地区情境，以及中美关系格局这三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为这一战略构想和政策实践划定了大致界限。从美国全球战略部署来看，外界也无从知晓目前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动荡是否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亚太战略布局。未来，双边主义仍将主导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安全机制。尽管如此，“聚合安全”战略的内涵和主要特征却是清晰可辨的。它不仅试图修正和丰富轴辐体系的核心价值，而且势必导致美国与其盟国的双边关系发生创新性的改变，从而形成基于盟国和伙伴之间互联与协调的亚太安全结构。[53]可以预料，今后美国在亚太地区将继续保持进攻姿态，但会更多地使用多边安排、温和方式，以及非军事诱导。诸如继续推进更高层次的同盟责任分担、加强和拓宽多“辐”之间的防务联系、构建多种小多边安全机制、塑造广泛深入的合作伙伴关系等战略安排，将成为美国亚太“聚合安全”战略的基本表现。

　　注释：

　　[1]"Beijing’s Brand Ambassador," AConversation with Cui Tiankai, May 16, 2013,available at:http://www.foreignaffairs.com/discussions/interviews/beijings-brand-ambassador?page=show.

　　[2]Barack Obama, "Renewing AmericanLeadership，"Foreign Affairs, Vol. 86, No. 4(July/August 2007), p.12.

　　[3]此处统计不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其他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这两个国家2012年分别是美国第一和第二大货物出口市场。参见The无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Top TradingPartners-Total Trade, Exports, Imports,"Year-to-Date December 2012, available at: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statistics/highlights/top/top1212yr.html.

　　[4]USTR，"Trans-Pacific PartnershipAnnouncement," available at:http://www.ustr.gov/about-u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09/december/trans-pacific-partnership-announcement.

　　[5]Hillary Rodham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Century,"　November 10, 2011, available at: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11/176999.htm.

　　[6]Kishore Mahbubani, "Smart Power, ChineseStyle," The American Interest, Vol. 3, No.4(March/April 2008), pp. 68～77.

　　[7]Sewell Chan, Sheryl Gay Stolberg and DavidE. Sanger, "Obama’s Trade Strategy Runs IntoStiff Resistence,"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11, 2010.

　　[8]Robert M. Gates, "Remarks in EisenhowerLibrary(Defense Spending),"Abilene, KS, May8,2010, available at:http://www.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1467.

　　[9]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估计，按照现在的势头发展下去，中国军费开支将在2035年超过美国。参见"China’snMilitary Rise: The Dragon’s New Teeth," TheEconomist, April 7, 2012, p.27.

　　[10]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marks withJapanese Foreign Minister Hirofumi Nakasone,"Tokyo, Japan, February 17, 2009, available at: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9a/02/117465.htm;-John Kerry, "Remarks on a 21st Century PacificPartnership," Tokyo, Japan, April 15, 2013,available at: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3/04/207487.htm.

　　[11]Victor Cha, "Values after Victory: TheFuture of U. S.-Japan-Korea Relations," PacNet,No. 30, August 2, 2002.

　　[12]Robert S. Ross, "The Geography of the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Spring1999), pp. 81～118.

　　[13]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QuadrennialDefense Review Report, Washington, D. C.,February 6, 2006, pp. 6, 88.

　　[14]以上关于三种国际关系理论视角的分析，也可参见William T. Tow andAmitav Acharya，Obstinate or Obsolete? The USAlliance Structure in the Asia-Pacific, WorkingPaper 2007/4,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University, December 2007, pp. 6～12.

　　[15]“聚合战略”并非出自国际政治学科的术语，而是源于管理学，本义是指一种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或对技术投资进行更好应用的方式。根据最早提出“聚合安全”概念的澳大利亚学者威廉·陶(WilliamiT.Tow)的定义，“聚合安全”是一种处理地区安全体系的变化的战略，它旨在推动主要以排他性的双边安全安排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向某种双边与多边相结合的安全安排架构转变。参见WilliamvT. Tow，Asia-Pacific Strategic Relations: SeekingConvergent Security(Cambridge, United Kingdo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William T.Tow and Amitav Acharya, Obstinate or Obsolete?The US Alliance Structure in the Asia-Pacific,p. 32. 但是，本文所论及的“聚合安全”在此意义上有所延伸和扩大。

　　[16]Barack Obama，National SecurityStrategy，Washington，D.C., May2010.据统计，奥巴马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使用engage/engagement共计61次，远多于克林顿当年在《参与与扩展战略》中使用的20多次。

　　[17]Hillary Rodham Clinton, "Overview of Tripto Asia," Tokyo, Japan, February 15, 2009,available at: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9a/02/117345.htm;Hillary Rodham Clinton, "U. S.-Asia Relations:Indispensable to Our Future," the Asia Society,New York, February 13, 2009, available at: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9a/02/117333.rhtm.

　　[18]John F. Kerry, "John Kerry on Forging aPacific Future," Los Angeles Times, October 18,2013.

　　[19]Chuck Hagel, "Speech in International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Shangri-LaDialogue), "Singapore, June 1, 2013, availableat:http://www.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1785;cChuck Hagel, "Speech in CSIS Global SecurityForum," Washington, D. C., November 5, 2013,available at:http://www.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speechidh=1814.

　　[20]Kurt M. Campbell, Nirav Patel and VikramJ. Singh, The Power of Balance: America in Asia,Washington, D. C. :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Security, June 2008, p. 72.

　　[21]Robert M. Gates, "Helping Others DefendThemselves: The Future of U. S. SecurityAssistance,"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3(May/June 2010), pp. 2～6.

　　[22]张勇：《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地区‘少边主义’外交浅析》，载《美国研究》，2012年第2期，第67、77页。

　　[23]Peter Epps, "Analysis: From Opera toExercises, U. S. and China Deepen MilitaryTies," Reuters, May 22, 2013, available at: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3/05/22/us-usa-china-military-analysis-idUSBRE94L0X920130522.

　　[24]Tom Donil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Asia-Pacific in 2013," The Asia Society, NewYork, March 11, 2013, available at: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3/11/remarks-tom-donilon-national-security-advisory-president-united-states-a.

　　[25]William T. Tow, Asia-Pacific StrategicRelations : Seeking Convergent Security, pp.186～187.

　　[26]William T. Tow and Beverley Loke, "Rulesof Engagement: America’s Asia-Pacific SecurityPolicy under an Obama Administration,"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 63, No. 4, December 2009, p.444.

　　[27]John F. Kerry, "John Kerry on Forging aPacific Future. "

　　[28]John F. Kerry, "John Kerry on Forging aPacific Future. "

　　[29]多国主义与多边主义不同，前者主要是指以美国为中心，美国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参见WilliameT. Tow and Beverley Loke, "Rules of Engagement:America’s Asia-Pacific Security Policy under anObama Administration," p. 446.

　　[30]John Kerry, "Remarks on a 21st CenturyPacific Partnership."

　　[31]Tobias Samuel Harris, "A Problem-orientedor Partner-oriented US Asia Policy, " ObservingJapan, June 2008, available at:http://www.observingjapan.com/2008/06/problem-oriented-or-partner-oriented-us.mhtml.

　　[32]Choi Kang, "A Changing East Asia and U. S.Foreign Policy," May 2012, available at:http://www.cfr.org/south-korea/changing-east-asia-us-foreign-policy/p28385.

　　[33]Tom Donil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Asia-Pacific in 2013"; Chuck Hagel, "Speech in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Studies(Shangri-La Dialogue). "

　　[34]Christopher Layne, "From Preponderance toOffshore Balancing: America’s Future GrandStrategy,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1(Summer 1997), pp. 86～124; John J. Mearsheimer,"Pull Those Boots off the Ground," Newsweek,December 30, 2008; Stephen M. Walt, "OffshoreBalancing: An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November 2, 2011, available at:http://walt.foreignpolicy.com/posts/2011/11/02/offshore_balancing_an_idea_whose_time_has_come.

　　[35]Michael H. Armacost and J. Stapleton Roy,"American Overview: Asian Policy Challenges forthe Next President," in The Asia Foundation,Americas Role in Asia: Asian and American Views,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2008, pp. 74～75.[36]Chuck Hagel, "Speech in International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Shangri-LaDialogue). "

　　[37]Hillary Rodham Clinton, "NominationHearing to Be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D. C., January 13, 2009, available at: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9a/01/115196.htm.

　　[38]Tom Donil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Asia-Pacific in 2013."

　　[39]William T. Tow and Amitav Acharya,Obstinate or Obsolete? The US Alliance Structurein the Asia-Pacific, pp. 40～41.

　　[40]William T. Tow and Beverley Loke, "Rulesof Engagement: America’s Asia-Pacific SecurityPolicy under an Obama Administration," p.454.[41]Christine Parthemore and Will Rogers,"Blinded: The Decline of U. S. Earth MonitoringCapabilities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NationalSecurity," Policy Brief, July 2011, p.4.

　　[42]William T. Tow and Amitav Acharya,Obstinate or Obsolete? The US Alliance Structurein the Asia-Pacific, p. 18.

　　[43]"Not Littorally Shangri-La: The SouthChina Sea Becomes a Zone of Eternal Dispute,"The Economist, June 11, 2011, p. 50.

　　[44]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Trends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 Washington, D.C., November 2008, p. iv.

　　[45]Kenneth Lieberthal and Wang Jisi,"Addressing U. 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 Monograph Series,No. 4, March 2012, p. 5; Elizabeth Economy,"Xi’s Tour Won’t Fix the U. S.-Chinese ’TrustDeficit’: The Long March to Mutual Respect,"Foreign Affairs, February 15, 2012, availableat: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37236/elizabeth-economy/xis-tour-wont-fix-the-us-chinese-trust-deficit.

　　[46]Daniel Deudney and G. John Ikenberry, "TheUnravelling of the Cold War Settlement,"Survival, Vol. 51, No. 6, December 2009/January2010, p. 55.

　　[47]Henry Kissinger, On China(New York: ThePenguin Press, 2011), p.513.

　　[48]John F. Kerry, "Statement of Senator JohnF. Kerry Nominee for Secretary of State," Senate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January 24, 2013, available at:http://www.foreign.senate.gov/imo/media/doc/John%20F%20Kerry%20Testimony.ipdf; John Kerry, "Remarks on a 21st CenturyPacific Partnership. "

　　[49]Yoichi Funabashi, "Keeping Up with Asia:America and the New Balance of Power," ForeignAffairs, Vol. 87, No. 5(September/October 2008),p. 113.

　　[50]Jan Van Tol, Mark Gunzinger, AndrewKrepinevich and Jim Thomas, AirSea Battle: APoint-of Departure Operational Concept,Executive Summary, CSBA, 2010, p. ix.

　　[51]Amitai Etzioni, "Air-Sea Battle: ADangerous Way to Deal with China, "The diplomat,September 3, 2013, available at :http://thediplomat.com/2013/09/air-sea-battle-a-dangerous-way-to-deal-with-china/?allpagesl=yes.

　　[52]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e National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America 2011, Washington, D. C., February 8,2011, p. 2.

　　[53]Wu Xinbo,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Asia-Pacific Strategy," China InternationalStudies, May/June 2012, p. 92.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

来源时间：2014/10/27   发布时间：2014/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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