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玲  来源：《理论月刊》2014年第8期

　  国际关系理论界，以肯尼斯·华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和以罗伯特·基欧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出现理论趋同之后，为百家争鸣创造了客观条件。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一枝较为突出，改变了以往单纯从认识论、方法论上进行研究的现状。究其来源，有三大主要来源：社会学，语言学，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主义最早出现在心理学界，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了建构主义概念。奥努夫最早把建构主义一词引入国际关系中来。他是著名的规则建构主义者，其观点是规则来自言语行为，与施动者互相建构，形成统治。建构主义吸收了很多学科的理论，哲学出现语言学转向后，建构主义吸收了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理论，哈贝马斯的“话语的权利”，海德格尔在《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一书中认为语言不仅仅是工具而是一种存在，维特根斯坦、奥斯丁和塞尔等语言哲学家也对国际关系留下深刻的印记。建构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往往重视国际关系而忽略从微观上对语言的研究。国外对于政治话语的研究可谓历史悠久，古希腊的修辞学乃是关于政治话语研究的开始，直至近代（20世纪80年代）兴起和发展。出现了一批著名的语言学家，如：莱考夫认为政治和语言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他提出的隐喻对政治话语的研究更是影响了不计其数的后来人。

　　国内秦亚青最早把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介绍进来，刘永涛则从语言对国际关系的重要性方面，探讨了语言与安全，语言与身份建构等。孙吉胜主要从宏观层面论述语言与建构主义，也同样阐释了语言对于国际关系的重要性。尤泽顺研究了政治话语批判性分析的动态，指出了政治话语研究没有理论指导的缺陷。语言学领域对政治话语的研究也是硕果累累，如：王佐良和丁往道从文体学方面对政治话语进行分析，李战子、庞超伟以奥巴马的6篇访华演讲为研究对象，试图创建一个外交话语分析模式。近来，用韩理德的功能语言学理论分析国际关系话语的研究也日益兴盛，丁峻以美国总统的19篇演讲为语料，使用韩礼德的功能语法理论，从词汇、句法和修辞几个方面对语料进行了分析。

　　总之，人们开始关注语言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一直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界，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理想主义（自由主义）都重视物质因素，而非物质因素，如，语言，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美国在轰炸中国南斯拉夫大使馆，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等事件中，采用一些有诱导性和利己性的政治话语给国际关系研究带来新的研究点。另一方面，如果一国对另一国语言解读错误的话，也有可能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因此“在国际关系中，语言是至关重要的，它经常处于政治分析中的显著地位，并对实际的政治进程及其结果构成影响。”［1］（P28）

　　可喜的是，现在对政治话语的研究越来越多，国外学者研究范围广泛，如切尔顿关于核武器争论的语言研究，德国学者对法西斯语言的研究，对9.11的语篇解读，还有的涉及法律、医疗、种族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国内研究除了理论方面的探讨之外，则侧重美国总统的演讲研究，范围较为狭窄。纵观古今中外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国际关系学者对语言本体的研究往往欠缺，侧重点在国际关系实践上，对政治话语的微观研究不够，尤其缺乏第一手的英文讲稿的分析。而语言学家则相反，重视对文本的解读，能够从文体学、修辞学、认知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等方面对政治话语进行分析，而欠缺的却是国际关系理论，没有国际关系理论支撑的政治话语分析就显得零星杂乱。本文将以美国奥巴马总统政治话语中的伊朗为例，从选举政治，日常政治，美国的对外交往三个方面用建构主义理论结合奥巴马总统的英语演讲材料来分析语言学对于国际关系的重要性，把建构主义理论和非批判性话语分析（语境分析，修辞分析，文化分析等方面）融合在一起。

　　一、伊朗与选举政治

　　政治话语在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政治话语的典型代表当属总统竞选中候选人的演讲。这些演讲在国际关系学界意义重大，但就语言本体而言，同样对语言学界价值非常。

　　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二世（BarackHusseinObamaII，1961.08.04-），美国民主党政治家。第56届、第57届美国总统（连任）。2012年11月6日（北京时间2012年11月7日），奥巴马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击败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成功连任。下面是2008年10月奥巴马在蒙塔那州比灵斯进行的一次竞选造势活动上的一段演讲。为争取选民，是针对麦凯恩言论的一次辩论，由此来看当选总统不仅是单纯的政治事件，更凸显了政治话语的重要性。

　　“AndsoIhavemadeitclearforyearsthatthethreatfromIranisgrave，butwhatIhavesaidisthatweshouldnotjusttalktoourfriends，weshouldbewillingtoengageourenemiesaswell”.［2］

　　译文：（多年来我非常明确地表示，来自伊朗的威胁非常严重，但是我要说明的是，我们不应仅仅同我们的朋友商谈，我们也应同我们的敌人进行接触。）在这篇演讲中使用第一人称单数I（我）在于强调说话者奥巴马自己的观点，We（我们）在这里具体指的是“美国人”，We运用之妙在于把听众无形中拉入了演讲者的阵营。如此，便轻松建构出奥巴马自己的支持者。

　　“ThereasonIranissomuchmorepowerfulnowthanitwasafewyearsagoisbecauseoftheBush-McCainpolicyoffightinganendlesswarinIraqandrefusingtopursuedirectdiplomacywithIran.TheyaretheoneswhohavenotdealtwithIranwisely.”［3］

　　译文：（伊朗今天之所以比几年前更加强大，其原因在于布什–麦凯恩无休止的伊拉克战争政策，以及拒绝奉行同伊朗进行直接接触的外交政策。正是他们在不明智地同伊朗打交道。）

　　在此竞选演讲中，奥巴马希望以更精明的态度处理伊朗问题，而不是采取共和党一味的强硬政策。从前任政府来看，对伊朗遏制，拒绝对话和接触，打压其核武器发展，这些策略收效甚微。因此奥巴马为了显示与之前政策的不同，提出与伊朗接触与会谈，以此拉拢和挽回民众的失望情结。

　　在句型的运用上，这段话中有一个and组成的并列句，把布什政府对伊政策中的两个大的失误点连接起来。其后紧跟一个强调句，并且强调的内容是人ones（布什–麦凯恩），着重指出是他们而非其他人实施了错误的对伊政策。

　　“美国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其文化源远流长。它根植于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和英国传统文化。”［4］（P133）

　　这些话语是美国选举文化中典型的代表。古希腊的修辞学不仅是一门语言的技艺，更是以“说服”为目的的政治手段。因此，语言的神奇功效可见一斑。美国政治是民主政治，民主与政治演讲密切相关。为了拉选票，不惜“出言不逊”，拿吸引眼球的事件说事，比如，冷战时期，拿苏联说事。奥巴马竞选抓住布什政府伊朗政策无进展的情况，反其道而行之，抓住民众心理，以此说服民众，获得选票，这才是实实在在的。这可以通过其获胜后，对伊朗政策逐渐强硬来得到证实。“竞选时大言哓哓，上台后另行操作，这是美国政治游戏的特点，也可以说是美国的“竞选文化”。［5］

　　二、伊朗与日常政治

　　所有的政治话语都是用来影响操纵人民的思想及感情。奥巴马是公认的演讲明星，更是将这种操纵上升为一种艺术。或许是他非洲裔的身份，这种无形中的社会认知（对黑人积极的认知部分）唤起人们对他的支持。另一方面在美国历史上，“事实证明美国的外交话语一直注重主动地影响民众认知。威尔逊时期就认识到：必须通过特定的话语来影响大众观点，推销政府的政策。”［6］（P1）

　　修昔底徳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对伯里克利的记叙，恐怕是对政治家演讲才能最有力的肯定，当然，修昔底徳认为是因为伯里克利非凡的品德，才赢得民众，其后的政治家却靠着浮夸之词左右民众。

　　2010年9月24日奥巴马在接受BBC波斯语频道采访时谴责伊朗总统关于9·11事件的言论，表示内贾德的发言是“侮辱性的”，“充满仇恨”和“无法原谅”。美国政府发言人表示会将奥巴马的发言放到网站上，让奥巴马的言论为更多的人知道。媒体自然成了奥巴马政府言论的宣传者和推动者。

　　Mr.ObamawasspeakingataninterviewwiththeBBCPersianService.“Itwasoffensive.Itwashateful.AndparticularlyforhimtomakethestatementhereinManhattan，justalittlenorthofGroundZero，wherefamilieslosttheirlovedones，peopleofallfaiths，allethnicitieswhoseethisastheseminaltragedyofthisgeneration.Forhimtomakeastatementlikethatwasinexcusable.”［7］

　　奥巴马使用“侮辱性的”，“充满仇恨”和“无法原谅”来识别指涉对象的身份，以此建构出了内贾德敌对美国的形象。使用“losttheirlovedones”，“seminaltragedy”这些或煽情或带有民族危亡感的词语，更是让民众从心里愤恨伊朗。若干年后，如果史料缺失，后人还可以以此来重建历史。在句型上使用了强调句“Itwas…”，不仅表达了演讲者内心的愤怒，还把自己的情绪传染给了听众。与其参加竞选时对伊朗的态度明显开始不同。权力运作不同，导致了话语也跟着变化。

　　2013年2月12日，在众议院会议厅召开的第113届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了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演讲。其中涉及伊朗的一段话是：

　　Likewise，theleadersofIranmustrecognizethatnowisthetimeforadiplomaticsolution，becauseacoalitionstandsunitedindemandingthattheymeettheirobligations，andwewilldowhatisnecessarytopreventthemfromgettinganuclearweapon.［8］

　　译文：（同样，伊朗领导人必须认识到，达成核问题外交方案的时机现在已经到了。因为多个国家联合起来要求他们履行他们的义务，而我们将采用必要手段防止他们拥有核武器。）

　　在用词上使用了表示强制的“must”，奥巴马的演讲中多次用到情态动词“must”，例如，Inreaffirmingthegreatnessofournation，weunderstandthatgreatnessisnevergiven.Itmustbeearned.译文：必须努力赢得。这里体现了他的决心—为了改善美国的决心。而“theleadersofIranmustrecognizethat”这里的“must”体现了奥巴马固执、不满、强硬的一面，准确传达了他对待伊朗核武问题的态度。这段关于伊朗的演讲用的都是陈述语句，表明演讲者的态度明确肯定，毋庸置疑，向听众提供了有效的信息。

　　美伊关系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伊朗的核问题，美国不愿意看到一个不亲美的伊朗政权拥有核武器。“其次，从决策过程看，美国当局始终在“冷战”理念支配之下，以遏制苏联、防止共产主义蔓延为战略出发点，在伊朗的目标是力图维持或培植一个亲西方政府，使之成为在中东对抗苏联的据点。”［9］（p115）

　　“建构主义学者常常使用温特所举的例子：对于美国来说，英国拥有核武器并不构成威胁，但朝鲜拥有核武器就是极大的威胁。”［10］（P4）因此美国对于不同国家拥有核武器的态度和政策是不同的，就其实质来说，奥巴马和前几任政府对伊朗核武器的看法并无不同，肯定是坚决不允许其拥有核武器，他会认为这涉及到了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奥巴马的话语产生了两大目标：其一是“无法原谅”伊朗，其二是“我们将采用必要手段”这个美国将担负起来的责任。

　　三、伊朗与美国的对外交往

　　“伊朗是中东大国，石油资源丰富，战略地位显著，历来是大国竞争的焦点之一。”［11］（P95）美国总统奥巴马2012年9月2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第67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关于核问题警告伊朗。这次演讲被看做是美国总统换届选举前，奥巴马总统在国际舞台上的最后一次外交政策演讲。

　　Timeandagain，ithasfailedtotaketheopportunitytodemonstratethatitsnuclearprogramispeacefulandtomeetitsobligationstotheUnitedNations.？

　　Makenomistake：Anuclear-armedIranisnotachallengethatcanbecontained.ItwouldthreatentheeliminationofIsrael，thesecurityofGulfnations，andthestabilityoftheglobaleconomy.Itriskstriggeringanucleararmsraceintheregion，andtheunravelingoftheNon-ProliferationTreaty.

　　That’swhyacoalitionofcountriesisholdingtheIraniangovernmentaccountable.Andthat’swhytheUnitedStateswilldowhatwemusttopreventIranfromobtaininganuclearweapon.［12］

　　译文：（它一而再，再而三地坐失机会，不表明其核项目属于和平用途，并且未能满足联合国对它的要求。毫无疑问：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伊朗不是一个能够制约的挑战。它将威胁到以色列的生存、海湾国家的安全和全球经济的稳定。它可能在该地区触发核军备竞赛，破坏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果。出于这个原因，一个多国联合阵线要求伊朗政府承担责任。出于同样的原因，美国将采取必要行动防止伊朗取得核武器。）

　　受到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的影响，韩礼德提出了语篇衔接，两个不同的成分可能出现在同一个句子当中也有可能出现在相距较远的两个句子中，但是这两个不同的成分意义是有关联的。韩礼德将衔接划分为5种：照应（reference）、替代（substitution）、省略（ellipsis）、连接词（conjunction）、词汇衔接（lexicalcohesion）。第一段中出现的“it”和第二段中出现的“Iran”便是人称照应，“That’swhy…”中的“That”是指示照应，照应可以使听众的思路紧跟演讲者的步伐，起到有效沟通的作用。“Andthat’swhytheUnitedStateswilldo…”句中的“do”替代了后面的内容—美国将惩罚伊朗的行动，免于重复。再一个是“连接词”这段演讲中多次出现“and”，使语篇紧凑，意思连贯有力。最后是“词汇衔接”，在“theeliminationofIsrael，thesecurityofGulfnations，andthestabilityoftheglobaleconomy.”中，奥巴马使用elimination、security、stability三个同义词突出了伊朗核武的威胁性及美国天赋使命的心理。奥巴马短短三段演讲中涉及到了语篇衔接中的四个技巧，不愧为大家公认的演说高手。国际关系理论中反思主义盛行后，开始关注身份的作用，是后结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焦点之一。“话语产生了身份，身份和政策相互影响。”［13］（P46）通过一个时期内某种话语出现的频率，就能看出本阶段的政策如何。

　　这段演讲充分体现了美国“天赋使命”的情怀，是上帝选定的国家，肩负着拯救世界的责任，其背后隐藏的是美国的基督教文化。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以基督教为信仰寻求志趣相投的伙伴，伴随着日日新的国际政治格局，《圣经》中也有世界将会不断变化的预言，与伊朗伊斯兰信仰发生观点相左也是在所难免。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早已为世界熟知。以美国为代表的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圈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宗教和文化上的冲突。

　　美国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也来源于基督教思想，盟约神学、人性堕落、上帝选民。当然，也不乏宗教利益集团宣扬自己的主张，操控选举的。但其潜在的基督教文化，用词上也无不透露的宗教背景，理所当然会影响与其有同样背景的美国民众。更何况，总统作为国家的精神凝聚力、国家的象征，代表着这个国家的民族和道德。这也是奥巴马获取民众极大热情支持的原因之一，然后会坚定的跟随他的步伐，谴责和制裁伊朗。

　　四、结束语

　　本文重点研究建构主义批判性的观点及语言学中修辞分析，语境分析，文化分析等非批判性分析融合起来，凸显语言学对国际关系的贡献，同时也希望为加强国际政治话语建设提供一些启示。从文中可以看到在国际关系中，话语的威力是无穷的，奥巴马总统把自己的意志输入给普通民众乃至伊朗和全世界人民，这也是话语霸权的体现。

　　语言“具有建构事物的功能。如果说国际关系从一定的程度上讲是由语言所建构起来的，那么不同的语言则往往表达着不同的“世界”，并建构或重建着不同的“历史”和“真相”。语言可以成为决策者制造和想像“外来威胁”或“敌人”、操纵和控制“危机”的基本工具。”［14］（P29）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用角色转换来说明国际政治事件的。从以上奥巴马总统竞选演讲到日常政治、国情咨文再转到对外交往中的联合国会议，这一个过程中提到的政治话语“伊朗”，明显由最初希望接触的意向转入到了对伊制裁的道路上。本文期望能把政治话语分析作为风向标，从中看出国际政治的风云变换。

来源时间：2014/10/27   发布时间：2014/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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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彦林、卢馨尧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4期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开始战略重点的“东移”，克林顿政府曾先后两次出台《东亚战略报告》。在小布什政府的第一任期初期，更是将中国列为美国在亚太乃至全球的战略竞争对手，只不过“9·11”事件暂时改变了美国的战略走向。在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内，美国战略向东移的态势已经十分明显。奥巴马政府就职以来，延续并强化了这一趋势，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任期，虽然美国政府多次宣称“亚太再平衡战略”将是一项长期战略，但由于美国国力有所下降、国内因素制约和国际热点牵扯美国注意力等因素的制约，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的连续性、深入性和长远性曾多次受到质疑。但尽管如此，可以确定的是，奥巴马任总统以来的亚太政策是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试图借助亚太经济快速发展拉动美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因此，尽管奥巴马第二任期的亚太政策有所波动，但其作为美国的长远外交战略并不会发生根本性转变。

　　一、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特点

　　保持第一任期的亚太政策的延续性并作出相应调整是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重要的外交政策特点。2012年11月，奥巴马竞选连任成功后，首次出访地就选在了亚洲，访问了泰国、缅甸和柬埔寨，并参加了东盟峰会。这是奥巴马就任总统以来第五次出访亚洲，这表明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个任期亚洲仍将是其战略重点，也标志着奥巴马政府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进入一个新阶段。在奥巴马总统出访亚洲前夕，2012年11月15日，时任奥巴马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汤姆·多尼隆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奥巴马亚洲之行和亚洲政策发表演讲，他表示，奥巴马连任后首次出访选择亚洲释放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即亚太在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将是美国的战略优先事项。继续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外交政策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并会成为奥巴马总统的外交遗产。①

　　同一天，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副顾问罗德斯就奥巴马出访亚洲也表示：“很多人询问我们第二任期的工作议程，我可以告诉你们，总统第二任期的一个重要部分将是坚持实施重返亚洲战略，这也是他第一任期的外交政策延续。我们将此政策视为一个重要的机会，可以扩大美国出口、提升美国在这一世界发展最快地区的领导地位并在这一地区输出美国的价值观，这些都是这一议程的主要目的。让我简略地为你们介绍这三站，因为每一站都暗示着我们的亚洲政策。泰国代表着美国对盟友的关注；缅甸是美国努力促进民主和人权的关键国家；柬埔寨则代表了美国在多边组织中的承诺，即塑造亚太地区的规则。我们从泰国着手，因为亚太地区内的盟友是我们实现诺言的基石，而泰国又是美国一直以来的长期、亲密的盟友。这是一个使美国重新确认这种关系的机会。”②

　　在奥巴马政府的第一任期，最为突出的外交举措就是制定并实施了较为系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从2013年1月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就职以来的政府人员任命和政策调整来看，其亚太政策出现了一些与其第一任期不同的特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在地缘战略调整上，施行欧亚并重，东亚和中东、东南亚和东北亚并重的战略。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全球战略长期以欧洲为地缘战略的核心。但随着苏联解体和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亚洲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在奥巴马政府的第一任期，美国侧重从地缘战略角度提升亚太地区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多地向亚洲倾斜。美国积极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相对忽视了与欧洲国家的关系。而长期以来，大西洋联盟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美国对其欧洲盟友的疏远引发了欧洲盟友的不满和担心。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亨利埃特·吕茨就提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是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的一个标志。但是在欧洲，它却引起了一种忧虑，即美国对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失去兴趣。对于这种担忧，奥巴马政府应当更明确地表示，美国的战略转移对欧洲来说是一次机遇，而非威胁，是为了能更好地巩固跨大西洋伙伴间的合作。华盛顿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于重返亚太政策的转移范围和方式，而不是这一政策对欧洲产生的影响。这使得来自欧洲的观察家们很不安，因为奥巴马政府计划，到2017年将美国在欧洲的军队人数从万人减少到七万人，欧洲各国政府普遍将转向亚洲的举动视作背离欧洲。”③

　　美欧关系的疏远也制约了美国对外政策能力。因此，第二任期伊始，奥巴马政府开始修正这一政策偏差，表现在：第一，奥巴马总统任命长期研究跨大西洋问题的两位专家在第二任政府中担任要职，即约翰·克里担任国务卿以及查克·哈格尔担任国防部长。奥巴马政府认为，欧洲国家对于美国重返亚太政策的担心主要来自于双方缺乏沟通，而对克里和哈格尔的任命则向欧洲传达了一个讯息，即奥巴马总统在第二任期中将比以往更加重视同欧洲国家的合作。2014年2月，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与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参加了第5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哈格尔在会上表示，他和奥巴马总统认识到，应对全球和地区威胁及挑战时，美国将欧洲视为不可或缺的伙伴，未来需要加强美国与其盟友继续发展和加强伙伴关系的新时期，特别是加强与欧洲盟友的关系。④

　　第二，在奥巴马第一任期中，国务卿希拉里打破近50年来美国新政府国务卿访问欧洲的惯例，2009年2月首次出访选择在亚洲，而在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新任克里国务卿首访欧洲和中东，从2013年2月24日至3月6日，克里在11天内访问了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土耳其、埃及、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九个国家。第三，美国一改以前一味推动提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做法，开始提出并着手建设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协定的建立。欧盟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如果协定达成，则可以推动跨大西洋两岸的经济增长，恢复竞争力，并创造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提升各自的国家实力。2014年2月，克里表示，2014年要复兴跨大西洋共同体，在经济繁荣、共同安全以及维持共同价值观方面加强合作。美国和欧洲需要团结在一起，注重发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作用，通过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促进大西洋两岸的贸易、投资和创新。同时，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美国也与其欧洲盟友积极沟通协调彼此立场，共同应对。在亚洲内部，中东和东亚并重。在2013年2月12日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的情况下，克里国务卿依然选择欧洲和中东作为上任后的首访地区，访问土耳其、参加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部长级会议及最后访问卡塔尔，并和受访国家讨论了叙利亚、阿富汗和中东和平问题，改变了对中东的相对忽视状态。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主任阿莫斯·雅德林表示，尽管美国将外交事务的重心从中东转向亚太，但是这个超级大国在中东仍保持着重大关切。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内，美国在中东将主要面对四个挑战：伊朗核危机、叙利亚内战、席卷阿拉伯世界的民主转型以及巴以和平进程。⑤

　　在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中东也成为美国的外交重点。这表明，在将外交资源转向亚洲的同时，美国也开始加强与欧洲在中东和非洲问题上的合作。

　　而在地缘政治更加狭小的东亚区域内，对东南亚和东北亚的侧重也有所改变。前奥巴马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表示，“亚太再平衡”战略包括两个方面：面向亚太地区的再平衡以及在亚太内部实施再平衡战略。多尼隆认为，过去美国把很多力量集中在东北亚，但如今将更加重视东盟。他强调了东亚峰会作为讨论政治和战略议题平台的重要性。这意味着美国将和诸如泰国、柬埔寨和缅甸等国家积极发展关系。“亚太再平衡”包括亚洲内部的再平衡。为此，美国正在塑造和东南亚国家间的关系，增强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奥巴马政府作出这样的战略决定不仅是为了分配对亚太地区的更多外交、经济和军事资源，还为了在亚洲内部实现再平衡，因为东南亚的重要性日益增长。⑥

　　2．继续运用综合性手段全方位推进其“亚太再平衡”战略，但是更侧重经济和价值观手段。2013年3月，时任奥巴马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汤姆·多尼隆表示，为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正在实施一项全面的多方位战略：加强与盟国的关系，深化与新兴国家的伙伴关系，与中国建立稳定、富有成效和建设性的关系，增强区域机制的功能，帮助建立促进共同繁荣的区域经济结构。这些就是美国战略的支柱，而再平衡意味着投入必要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来实现这一切。寻求利用美国的各种力量———军事、政治、贸易与投资、发展和美国的价值观。⑦

　　在军事安全领域，奥巴马政府利用朝鲜发射卫星、进行核试验，中日钓鱼岛争端和南海问题等继续加强对亚太的全面军事部署。美国以应对所谓朝鲜“威胁”为借口，频繁调动军力，美国国防部先后派出两艘拥有导弹防御能力的驱逐舰“麦凯恩”号和“迪凯特”号到西太平洋预定地区，还在关岛部署了一套先进的陆基导弹防御系统。同时还派出B2和B52轰炸机参加美韩军演，希望以此威慑朝鲜。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美国名为中立，实则明显偏袒日本，并借机加强在亚太的军事部署。2013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的发言中明确表示，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五年预算计划中，高度重视可快速部署的有自我维持能力的部队建设，例如潜艇、远程轰炸机和航母战斗群等。美国打算优先将最先进的平台部署到太平洋地区，包括将F-22猛禽和F-35联合攻击战斗机部署到日本，以及四艘“弗吉尼亚”级快速攻击潜艇部署到关岛。⑧

　　克里多次强调，经济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美国侧重运用经济援助和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来作为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举措。美国加大了对缅甸的支持援助力度。2012年，美国重建了国际开发署仰光办事处。在2012和2013财政年度，美国向缅甸提供了1.7亿美元援助资金，支持在缅甸扩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工作范围，包括推动社区的包容性发展、减少贫困、加强当地治理能力建设计划。美国还重启了富布赖特计划，2012年2月在仰光举行了首次美国大学博览会。2013年1—3月，美缅双边贸易总额达到9000万美元，包括美国对缅甸8900万美元的出口和从缅甸向美国的100万美元进口。2013年5月，美国和缅甸签订新《贸易和投资框架协定》。而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则是奥巴马政府亚太经济政策的核心。2012年6月，墨西哥成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第10个谈判国，2012年10月加拿大宣布加入谈判，成为第11个谈判国，2013年4月，日本成为第12个谈判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计将占全球的近40%，并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2013年11月20日，新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在乔治城大学以“美国的未来在亚洲”为题发表演讲，表示美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比在任何地区都大。因此，对亚太的再平衡仍然是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外交政策的一个基石。无论其他地区出现多少热点，美国都将继续深化对这个至关重要地区持久的承诺，并表示将在加强安全、扩大繁荣、增进民主价值观以及促进人类尊严四个关键领域加以推进。总体来看，奥巴马政府在其第二任期，依然将亚太再平衡战略当作一项长期战略并采取了一些实际措施加以推进。克里在其担任国务卿的第一年里，四次出访亚洲，会见了东南亚国家联盟所有十国的国家元首和外交部长以及澳大利亚、中国、日本、韩国和许多太平洋岛国的国家领导人；与国防部长哈格尔、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和商务部长普利茨克共同主持了多次部长级会议；与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一道接待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成员国的领导人；参加了多次地区性多边会议。

　　3．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实施“亚太战略再平衡”战略重要内容。对华政策协调依然是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的核心。奥巴马政府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动机是修正小布什政府时期忽视亚洲的战略失误，平衡中国在亚太空前增长的影响力，维持亚太地区的主导权，毫无疑问具备遏制中国的成分，并引发了中美是否会走向对抗的担心。“在美国形象因伊拉克战争和单边主义行为遭到破坏期间，中国积极推行多边主义外交政策，不仅大幅提升了自己的外交形象，而且也在东亚地区逐渐成为多边外交的主导性力量。”⑨

　　然而，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中美相互依赖不断增强的背景下，遏制中国不仅会损害中美两国的利益，还将破坏地区乃至全球和平与繁荣。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给中美关系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和不确定发展前景的情况下，如何确立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防止出现崛起大国与守成强权之间必然发生结构性冲突的历史宿命成为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从美国方面来看，奥巴马第二任期主要内阁成员大多是务实的温和派，对中美关系的认识也比较客观。如现任国防部长哈格尔曾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共和党第二号人物，还曾兼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2005年8月10日，哈格尔在《金融时报》就中美关系发表了《美国须明智处理对华关系》的专栏文章。他认为，美中两国在符合各自利益的共同基础上发展伙伴关系，对两国具有重要意义。21世纪的美中双边关系既有竞争又有合作。这并不是说两国关系必然走向互相敌视，决不能让偏执观念左右美国的对华政策。面对中国的崛起这个不争的事实，美国的一个重要反应是加强在该地区的联盟和友好关系，特别是与东盟的关系，与东盟的合作伙伴共同努力，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发挥的稳定作用。⑩

　　2013年3月19日，习近平主席会见美国总统特别代表、财政部长雅各布·卢。雅各布·卢表示，奥巴马总统坚定致力于加强美中合作，继续保持美中关系的连续性。习近平主席表示，中美联系紧密，利益交融。两国经济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其本质是互利共赢。2013年6月7—8日，习近平主席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同奥巴马总统举行会晤。这是两国政府换届后，中美元首之间首次面对面接触。通过会晤，两国元首增进了相互了解和信任，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取得重要积极成果，为中美关系未来发展定下了基调，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蓝图，双方谋求建立“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新兴大国关系，开启了中美“跨太平洋合作”的新篇章。当然，如何管控双方的分歧也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方面。“中美两国还是会存在不同的利益，会有不同观点，在意见出现分歧的情况下，我们会继续在市场、资源与影响力等方面进行竞争。同时中美两国也将继续采取措施，针对对方可能作出的不利行动实施对冲战略。”

　　在中美两国共同致力于构建中美新兴大国关系的背景下，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对华政策没有大的改变，但会出现一些新动向，比如，美国和欧洲关系重新升温后，美国和欧洲盟友会在对华政策上展开合作，尤其是在经济和政治领域。

　　4．受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奥巴马第二任期“亚太再平衡”战略也出现了摇摆，其连续性和系统性备受关注和质疑。尽管在获得连任后，奥巴马首选亚洲进行出访，但由于国内政府关门，奥巴马总统取消了2013年10月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之旅，这引发了对于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是否继续实施亚太再平衡政策的质疑。在2013年9月，奥巴马总统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集中阐述了美国外交政策，但只关注中东问题。而在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外交团队中，缺乏像希拉里国务卿和其副手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那样能够制定执行亚洲政策方面的重量级人物，新任国务卿克里是著名的大西洋主义者。同时，在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初期，负责亚太事务的关键职位———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长时间空缺，结果导致美国的亚洲政策缺乏明确的领导，严重制约了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亚太再平衡”战略制定和执行的连续性和系统性。由于美国自动减赤机制业已生效，未来十年内政府预算开支将在削减4710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减5000亿美元，其中国防开支占绝大部分。这制约了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军事资源投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为“亚太再平衡”战略注入了更多的经济动力，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最终能否顺利签订生效也受到美国国内政治体制的制约。如果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结束前，奥巴马总统不能劝说国会通过《促进贸易授权法案》，国会可任意修改TPP谈判协议条款，也可否决谈判结果，这将对于TPP和TTIP等美国与亚太国家和欧盟国家的贸易协定谈判具有决定性影响。美国的谈判伙伴和美国的工商业界开始怀疑，白宫是否有足够的政治能力说服国会通过《促进贸易授权法案》。

　　此外，欧洲局势的发展变化也会制约美国在亚太关注力的长期集中，分散美国的精力和资源的投入。乌克兰危机发生后，面对俄罗斯的强硬态度，欧盟内部法德合作加强，美国与欧盟立场迅速靠拢，进一步促进了跨大西洋两岸在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协调。奥巴马总统也必将更多的资源向欧洲倾斜。美国、北约和欧盟试图破坏乌克兰的稳定，支持反对派搞街头政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弗朗西斯·博伊尔认为，2001年“9·11”事件以来，美国就一直以北约为首要工具来做破坏别国稳定的勾当，先后有阿富汗、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利比亚、苏丹和叙利亚，现在又轮到了乌克兰，因为美国长期以来将把乌克兰拉入北约作为其战略目标，将乌克兰拉入欧盟是第一步计划，其最终目标是将乌克兰拉进北约，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生存空间。

　　二、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亚太再平衡”战略调整动因分析

　　1．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亚太政策调整的最深层次根源在于恢复、维持和扩展美国的亚太乃至全球霸权。维持和扩展美国霸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和一贯目标，历届美国政府概莫能外，只是维持和扩展美国霸权的方式和方法有所差异。受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国家实力有所下滑，重振美国领导地位依旧是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的主要目标。而奥巴马政府恢复和扩展美国霸权的重要特点之一是，除针对亚太地区出台应对性政策以外，还注重利用美国在当今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重塑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和价值标准的亚太秩序。2010年5月，美国公布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奥巴马总统对美国的战略定位是“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作为唯一的霸权，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便是维持这个地位。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汤姆·多尼隆表示，就地区安全而言，美国对亚洲盟友和伙伴负有安全义务。对亚洲恪守承诺也是亚洲国家要求美国在亚洲起领导作用的结果，而现在，这样的要求和期盼越来越强烈。除了传统安全挑战以外，亚洲国家对人道主义援助、灾难救援等也有新的要求。此外，在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加强地区合作机制、制定行为准则、通过法治来解决争端、保护个人人权等方面都需要美国发挥领导作用。

　　克里国务卿也表示：“美国的责任感不能仅在应对紧急情况时体现。它必须在预防灾害、加强联盟、建设市场、促进普世权利及支持我们的价值观中得到践行。国外发生的情况关系到国内，而正确把握这一点事关重大。”

　　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继续把美国长期外交政策的重点转向亚太地区，除了向亚太地区增加军事力量作为维持亚太主导地位的重要基础外，还希望通过发展与亚太的经济合作恢复作为美国全球领导力重要基础的经济实力。此外，美国还通过宣扬“美国领导必要说”来为其维持称霸全球目标寻求理由。如美国学者认为，在各个地区以及在美国国内，批评人士都高声谴责美国缺乏领导能力以及美国正在从世界舞台上撤离。如果美国放弃全球领导力，整个世界就会出现混乱和混沌，尽管有人会反对这样的说法，但美国有足够的能力、有强有力的联盟架构来支撑美国的领导，美国拥有全球利益促使其领导世界。

　　2013年8月，美国新任常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在联合国的讲话中提出，联合国对美国一系列利益实现至关重要，为了这些利益，美国在联合国的“领导”地位“绝对必要”。

　　2．因亚太地区特别是亚洲经济活力的突出表现，美国必然关注亚洲，美国的利益与亚洲的经济安全和政治秩序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继续强调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大国，美国在21世纪的成功与亚洲的成功紧密相关。

　　汤姆·多尼隆从经济角度说明了亚洲对美国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重要性。“按市场汇率来衡量，亚洲的GDP占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一，预计到2015年将增长到30%。美国25%的商品和劳务输入来自亚洲，而出口到亚洲的商品和劳务占美国出口总额的30%。与亚洲的贸易为美国创造了240万个就业机会，而且这一数字还在增长。因此，美国对亚洲活跃的贸易和在亚洲的投资对美国经济复苏至关重要，并有助于其长远经济能力的提升。”

　　2013年3月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艾什顿·卡特访问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向美国的盟友、安全伙伴表示，在美国大幅削减预算和政治内斗的情况下，美国依然承诺履行对盟友和安全伙伴的安全义务，并认为，继续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有助于美国的经济恢复与增长。2013年3月21日，美国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丹尼尔·贝尔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项战略性举措。亚太地区包括了世界上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以及一些增长最快、未来潜力巨大的经济体；美国绝大部分越洋贸易经过这一地区的航运通道；亚洲的区域安全直接影响美国的利益。再平衡提供一种机会，建设合作、信任和作出稳定预期的有韧性的相互关系，这将保护美国的利益，并有助于美国随时准备好应对未来的共同挑战。

　　3．针对中国。美国维持世界霸权的重要途径是遏制类似于前苏联那样强有力竞争对手的出现。尽管美国政府多次宣称欢迎中国的繁荣和强大，但遏制中国崛起，使用综合性手段试图和平演变中国则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目的就是“平衡”中国在亚太日益增长的影响力，针对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美国政府更加关注于亚太地区事务，这体现在关注方式的变化上，而不是美国政治目标的变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基本利益包括政治稳定、海上贸易、自由和民主的推进以及人权保护，这是美国一贯坚持的原则。另外，奥巴马政府这些亚太政策背后的目标是：处理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一长期的挑战，同时，中国深化融入国际社会。”

　　奥巴马政府依然延续了冷战后贯穿中美关系发展历程的对中国两面下注的“对冲战略”，并体现出新的特点，即美国对华对冲政策从原来的“接触加限制”、“合作加防范”转变为“相互依存加制度约束”。这是前所未有的两国相互依存的深化，同时也是前所未有的大国在制度建设上的竞争。

　　这表现为：一方面，美国积极与中国进行接触，希望通过中美两国经贸往来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美国经济发展，脱离金融危机泥潭，与之相伴随的是中美相互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强化亚太同盟关系、拉拢中国邻国共同实施对中国的战略对冲。在实施对冲战略时，注重运用制度和规则因素来制约中国，如以所谓“维护美国的航行自由”来介入南海问题，要求中国对南海九断线作出国际法解释等。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依然是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核心，即美国希望与中国保持稳定的建设性关系的同时，努力加强与中国在一系列重大全球挑战，包括从气候变化到核不扩散，再到亚太安全挑战等问题上开展合作。2014年1月，候任驻华大使马克斯·鲍卡斯在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作证时提出，如果他能获得批准担任美国驻华大使，他希望能达到如下两个最重要的目标：第一，与中国发展对美国工商业和工人有利的经济关系。第二，在中国逐渐发展成世界大国的过程中，美国与中国结成伙伴关系并鼓励中国在解决国际争端、尊重人权和保护环境等方面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他认为，这两个目标对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至关重要，有助于在一个更安全和更繁荣的世界上实现双方的共同利益，同时，推动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要求中国为维护帮助其崛起的区域和全球安全承担责任、作出更多的贡献。中美双方从合作中获得的利益远远大于冲突获得的利益。

　　三、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亚太政策调整的主要影响

　　就亚洲而言，美国是“域外霸权”。普遍认为，美国的存在对东亚地区整合，构建合作秩序是一种消极因素。美国对东亚地区的合作不但采取不支持的态度，还千方百计阻挠、干涉。美国主张，亚太地区应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体系，维持和强化亚太国家对美国中心地位的认同和服从。实际上，美国主张，亚太地区未来秩序必须走向由美国主导的“亚太秩序”，而不是亚洲国家撇开美国“另立门户”，特别是要阻止中国在东亚获得主导地位。东亚合作离不开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深度介入东亚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需要；不仅局限在军事安全领域，政治经济领域也深受美国的关注。

　　1．美国战略目标决定了其亚太政策必然给亚太带来动荡，破坏亚太地区稳定。美国在亚太的战略目标是，维护其优势主导地位，保持地区力量均势并防范挑战势力的崛起。因此，美国必然通过制造地区紧张局势来为干涉亚太事务寻找借口，如在钓鱼岛问题上，虽然明确提出保持“中立立场”，但却明显偏袒日本；宣扬“中国威胁论”，以履行对地区盟国义务为理由，不断举行针对中国的军事演习等。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撰写相关报告批评美国国防部“军事部署计划与相关亚洲战略缺乏必要衔接”。“美国亚洲战略的首要任务不应该是为了与中国发生冲突而作好准备，而是应该塑造一个良好的环境，避免中美之间发生冲突，并且在未来使中美间发生冲突成为不可能发生的事。”为了降低冲突发生的可能性，“至关重要的是美国必须塑造和维持一个平衡的环境，以防止和劝阻冲突的发生”。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在关注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的基础上，也认为美国以咄咄逼人的方式来行事，可能会导致中美在亚太地区发生动荡的前景。

　　实际上，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明显偏袒日本的做法，引发了东亚国家对美国纵容日本军国主义发展的担心，既不利于中美关系也不利于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更不利于地区稳定。美国并不能像其承诺的那样为亚太地区带来更加稳定的地区环境，相反，会带来地区动荡的现实和隐忧。

　　2．将深刻地影响东亚格局和东亚地区秩序的发展走向。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合作获得了较快发展。这突出表现在，东亚国家以东盟为主导，以“东盟10+3”为框架，以“中日韩10+1”和中日韩合作为重要支点，以实现东亚共同体和推动构建东亚地区秩序为目标而不断努力。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将战略重点放在防恐和中东地区，东亚合作更是取得了长足进展。2009年，前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在提出“东亚共同体”这一理念时，将美国排除在外。他提出“东亚共同体”的意图在于，强化东亚地区的国家间合作，首先是建立中日韩三边合作组织，之后延伸到“东盟10+3”。2011年，中日韩在韩国首尔建立了秘书处办公室，并在2012年峰会上达成共识，开始商讨三国间自由贸易协定。

　　2013年3月，中日韩三国就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了首轮谈判。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则是遏制东亚盟国的“离心倾向”，增加在亚太的存在，承诺履行对亚太国家承担必要“义务”，增加自身在亚太的吸引力，改善自身形象，并试图控制亚太地区事务，按照美国的意愿来推进亚太合作。从目前情况看，美国通过参加东亚峰会、推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增加在亚太的军事存在等措施左右和影响东亚及亚太合作进程。美国通过推动高标准的自贸区建设———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对冲中国———东盟自贸区，在劝说日本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后，积极拉拢韩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以架空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美国试图以“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战略框架和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为支柱推进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其目的是为亚太地区国家提供一个替代方案，防止亚洲国家日益依赖崛起的中国。

　　3．对中美关系发展提出了新挑战与新机遇。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亚太政策调整的重要驱动力是中国的崛起和中美关系的演变。在中国地区影响力日益增强的情况下，奥巴马政府将美国的军事政治外交潜能转变为实际地区影响力，从而营造对美国有利的战略态势，挤压中国的战略空间。而从中美两国在亚太的互动关系来看，两国关系既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以对抗和竞争为主的关系，也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美日经济上的竞争、政治和安全上相互依赖的特殊关系。中美两国为了实现各自利益、履行全球责任而必须进行合作，同时，战略互信的缺失又导致两国彼此对对方充满疑虑、猜忌和竞争。经济政治上需要密切合作，军事和安全上面临竞争甚至对抗，这种合作和竞争并存的关系是中美所面临的新型国际关系，在中美两国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加、中美之间权力转移趋势不断强化、中美之间竞争与合作同时并存并不断加深的情况下，如何看待、处理和协调美国在亚太的地位和作用，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共识，并已经具备较为充足的条件。首先，中美双方都有建立这一大国关系的政治意愿。第二，以往40年的合作积累，使中美两国合作具有很好的基础。第三，中美之间有着90个政府间机制，为我们的努力提供了制度化保障。第四，这样的中美关系具有强大的民众支持。中美之间现有220对姊妹省州和城市。中国有19万学生在美留学，美国有两万学生在华留学。第五，中美两国有着未来合作的巨大空间。中美两国经贸往来不断扩大，相互依赖趋势不断深化，对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责任不断增加，中美协调合作可以促进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强劲、可持续、平衡的经济增长。中美贸易总量从1981年的50亿美元上涨到2012年的5360亿美元。目前，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以及最大的进口来源国。中美两国也正在经济、贸易、能源、环境、人文和文化领域以及地方层次不断加强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两国共同利益。同时，改善和加强中美两国军事关系，推进双方新型军事关系建设。

来源时间：2014/10/27   发布时间：2014/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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