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火炮军事网  来源：新浪微博

美国媒体报道称，中国被指责正在针对美国展开大规模网络间谍活动。网络安全专家们说，这是和平时期中国针对美国的网络战略，当两国冲突一触即发时，中国会先发制人，对美国军事和其他战略资源发动网络攻击。http://t.cn/RAPgX2b

来源时间：2015/3/20   发布时间：2015/3/19

旧文章ID：2689

作者：今日文沭阳  来源：新浪微博

洪磊：正如大家所看到的，中美双方在反腐败追逃追赃方面的合作正在不断加强。这也充分表明，世界上没有腐败分子的庇护所，这些外逃腐败分子终究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http://t.cn/RAPFMmx

来源时间：2015/3/20   发布时间：2015/3/19

旧文章ID：2688

作者：财联社  来源：新浪微博

自去年6月30日以来，原油价格已几近腰斩。国际油价为何“跌跌不休”，油市数据“偏空”是一大因素，中美原油库存都已接近满仓，加剧了全球油市供应过剩局面，另，传统产油国采取“不减产”策略，“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也是油价大跌的主因。http://t.cn/RAhLOSe

来源时间：2015/3/20   发布时间：2015/3/19

旧文章ID：2687

作者：新财富杂志  来源：新浪微博

@风雨下黄山：亚投行，肩负着中国和美国、日本在亚洲的角逐，肩负着人民币国际化的重担，但刀光剑影，危机四伏，甚至可能会爆发战争，缅甸战乱，中国在国外的大型建设项目受阻，都是明证，而且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http://t.cn/RAhXjgY

来源时间：2015/3/20   发布时间：2015/3/20

旧文章ID：2686

作者：蒙克  来源：BBC中文网

　　美国的中国观察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3月6日华尔街日报上发表评论说，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开始进入尾声，习近平执政把中国带到了崩溃的临界点。中国的媒体评论人士认为沈大伟的观点不值一哂，但中国媒体出现驳斥声音主要是因为华尔街日报发行量巨大，对美国和西方舆论影响巨大。

　　沈大伟对中国前途发惊人之语背后一个主要逻辑是，当初苏联解体出乎西方观察家的意料，美国中情局完全误判。而之前两年西方的反共分析家也没有预料到东欧共产党政权会垮台…因此类似事件直到实际发生前，大部分人都认为不可能。

　　其后这位中国观察家在文章中罗列了中国的几大问题或危机支撑他的观点：中国经济精英对中国失去信心，政治压制，国家宣传失效，官员腐败和经济改革遇阻等因素。而这几方面的观点频繁出现在中国和海外对中国的不同分析评论中，只不过其他分析没有得出如沈大伟那样吸引眼球的结论。

　　中国《观察者》网在沈大伟发表“崩溃论”后评论说，这位美国的中国观察家的“学术突变”越发让人无所适从。文章引述中国学者对沈的分析所作的逐一反驳，认为他几方面的分析都不足以支撑“中国崩溃”的结论。比如，澳门大学学者陈丁丁说，沈大伟指出中国腐败严重，但却没有提及中国反腐取得的成果;他将“经济放缓”挂钩“中国崩溃”更是漏洞百出。

　　《中国经济季刊》主编葛艺豪(Arthur Kroeber)在沈大伟文章引发的中国是否要崩溃的辩论中说他不赞同崩溃结论。他指出7年前沈大伟在《中国共产党:萎缩和适应》一书中曾经对中国作过更准确的预测。沈大伟在那本书中说中共是“十分强大而且顽强的体制…当然它存在问题并且面对挑战，但是这些都不会产生令体制垮台的可能性。”

　　早年令沈大伟在中国研究领域崭露头角的书大概是他在90年代探讨中国学界对美国看法的研究：《美丽的帝国主义》。他在那部书中探讨了中美关系中对彼此看法存在看法上的鸿沟，认为中美对对方都存在认知错误，一厢情愿，信息不确，误解……

　　沈大伟对中国的崩溃预测是否武断，读者只能从不同评论员的分析中和从真实的中国社会中寻找线索。数十年来中国经济有了迅猛发展，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变，其中不乏严峻的问题和潜在的危机令许多观察家对中国未来发展感到不确定。未来难以预料，中国如此，美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如此。

　　2008年北京奥运后“软实力”突然成为中国研究领域的一个热词。沈大伟对此的评论是，虽然中国经济实力、硬实力有了长足进展，但中国靠资金投入、大力对外宣传，无法换来软实力。

　　对此，中国一家著名时事网站的年轻编辑肖文对BBC中文网说，如果把软实力理解为文化吸引力的话，现在上海生活在她周围的许多年轻人，他们去不同国家游历，大部分人在有选择的情况下，都选择回到中国生活。至于中国崩溃，她笑着说，周围的年轻人在策划自己未来生活的时候，还没有人把政治崩溃因素计算在内。

　　读者反馈

　　中国让西方感到恐惧和无法接受的是“左派”，左派与文革几乎一脉相承。中国今天的主流派并非左派，比较接近于邓小平-江泽民-习近平所主导的改革派思路。主流派和左派并非敌对关系，但也决非像某些人想像的那么容易互相认同。这也是西方知识界和媒体对中国现状最无法把握的问题。如果中国确实进入左派主导时代，并且导致主流派分裂，三十年改革遭到事实上的清算，那么沈大伟先生的结论不能认为是错的。反之，沈大伟先生的判断是不符合事实的。

　　远西2014, Santander,Spain

　　沈先生、章先生专注崩溃三十年。

　　未署名

　　中国的环境崩溃正在加速，柴静在纪录片《穹顶之下》中以她的女儿为例敲响了警钟;落后制度导致腐败，腐败导致环境污染以至于崩溃;我在2010年7月23日的文章【环境崩溃的巨大威力将成为政治转轨的动力】中说过：

　　“ 而近几年环境崩溃是如此之剧烈,垄断媒体已经再无法再掩盖和忽略下去.空气、水、土壤、病毒、沙尘、有毒食物和医药、耕地减少、地下水超采、江河湖海的污染、旱涝灾害在以自然不可抗拒的力量向束手无策的中国人施威,使专制制度显得千疮百孔,摇摇欲坠.

　　我于2007年5月底,发现了[中国环境危机三定律]:

　　1,在专制制度下,不受人民监督的官僚层必然趋向惰性和腐败.

　　2,在专制制度下,必然出现信息不实和混乱.

　　3,在惰性的官僚层和混乱的信息下,任何治理的努力必然落空,使环境加速滑向崩溃.

　　这几年执政者开始为此而惊慌失措,而治理的投入都被打了水漂.政府只是一味求助于掩盖,甚至不惜把受害人和真相追踪者投入监狱,如胡佳,吴立红,赵连海,谭作人….这促使了更多的人从麻木和迷惑中惊醒.

　　我预测,环境崩溃的巨大威力最终将使习惯麻木的人民警醒,将使有良知的官员开始真正的思考,将成为未来政治转轨的动力…..”

　　陶达士, 中国深圳

　　社会第一定律 : 政府是为社会的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和诣幸福而存在的。如果一个政府执政的目标是努力使社会经济繁荣、努力创造一个公平和谐幸福的社会的话，就会是一个被人民所拥护的社会。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政府正是朝这个目标努力奋斗的。

　　威廉

　　胡锦涛将中共引向绝路，习近平将中共推向死路。习式反腐没有出路，是打倒贪官做贪官，赶走流氓做流氓的黑吃黑运动。对于百姓来说，让狼吃掉与被屠夫杀害没有什么不同，对习不要抱有任何希望。习式反腐，已经陷入“不反是等死，反是找死”的两难境地，就习近平的执政能力和政治水平，他不可能找到别的出路。

　　未署名

　　只能说这位沈学者是一位伪中国问题专家，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不真了解中国文化，根本不理解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的根深蒂固之处，对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革命缺乏根本性的认知。

　　上世纪末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无论从其民族历史、文化渊源，现实经济状况和民生，近代政治史等多方面因素来看，都与现今的中国缺乏科学的相互可比性。虽然表面上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在地缘政治、国家内涵、民族历史、宗教文化、社会制度基础、民众的政治水准和国家周边环境等因素上都大相径庭。以三十年前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国家运行轨迹来运算当今中国向未来的走向，实在是太不严谨甚至是可笑的。

　　上世纪下半叶的东西欧洲虽然意识形态严重对立，但是它们基本属于同一文化范畴和宗教渊源的种群，各国家和民族或地区间的政治制度以及经济科技文化的进步与发展虽各有快慢，但基本同代。他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理解，以及相互之间的影响则更容易发生。

　　而两千年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农业中国，闭关锁国，天各一方。每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都在忍辱负重中做着自己家的帝王梦。一旦贫富矛盾不可调和就必然引来一场暴风骤雨般的草民起义，这种起义的根源源于对财富的重新再分配欲望-财富占有欲。这些起义要么被镇压，而一旦成功则称新皇的原草根们马上效仿被他推翻的前任而实施更加严酷的封建专制统治。这种不具有政治进步意义的改朝换代恶性循环了两千年，它也桎梏了中国文化、经济和科技的发展。

　　历史上历次成功的农民起义，大都高举着“杀富济贫，分田地，均财富”的大旗。一旦夺得政权则会穿新鞋走老路。

　　而共产党则是历代夺取政权的革命者中对农民利益的倾斜照顾最坚决最彻底的一个。

　　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家庭享受着政府免费给予终身使用的、它们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土地。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从抗战初期的三万人迅速发展到八年后的一百二十万人;为什么这些被外界视为近乎乞丐的一百二十万人能在几年内战胜装备雄厚的八百万国军?这一切都是那个迄今为止仍然具有先进性的、针对中国农民特性的土地政策的作用!

　　几十年的时间里，无论何种政治风波，无论大小经济浪潮，中国的农村土地政策基本始终如一。农民们可能真的不了解宣统皇帝和袁大总统有什么区别?该没有土地的还是没有;也不真正的理解小平和紫阳有哪些不同?只要土地使用权在手则一切相安无事!

　　这让中国极具优越感的几亿城市人口可望而不可企及的农村土地优惠政策，将近十亿人口的农民稳稳的安置在广阔的土地上。这是这个国家坚如磐石版的基础!

　　所以，如果你不了解中国历史，不了解这个农业人口大国的悠久文化，不了解占世界人口六分之一的中国农民的特质;你就根本无法准确的描述和估算出这个国家的未来走向。

　　皎月星空, Surrey UK

　　沈大伟看见了真实的中国 那些唱赞歌的很多是利益相关者 他们不能代表大多数中国人

　　未署名

　　崩溃是历史必然， 这符合客观规律，

　　为官, Munich

　　中共不会轻易垮台的,中共几十年的洗脑教育,培养出了大批的"忠实"脑残!你们是不会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喜欢毛泽东,喜欢共产党,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喜欢!每当看到有人捧中共的臭脚,我就感觉无比的恶心,可在中国网络上就是这样!!

　　Thor

　　预测国家的兴衰史很不靠谱的，预测一场球赛的胜负就已经够不容易的了，何况是一个国家。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很多的，简直列也列不完，问题在于，这些问题会导致中国崩溃吗? 有很多视角。例如政府崩溃往往源于民众广泛的不信任。但是中国政府现在的支持度很可能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低。大病医保和农村退休金普及实际上极大的提高了农村人口对政府的支持，但是他们的支持在微博上看不到而已。尤其是大病医保，在山东省，一个70岁罹患癌症的农村病人，全年治疗手术无断档，报销比例一般在70%以上，这个比例可算不低吧。

　　即便在中产阶层，支持度也未必那么低。中产阶层抱怨雾霾，抱怨房价，抱怨入托，抱怨食品安全，种种抱怨，几乎每个人都说不移民不行，但实际上移民的比例并没多少。在北上广工作的理工科中产无数，几乎个个符合移民要求，实际移民的并不多。中产虽然抱怨，但他们仍然相信中国经济的潜力，相信在中国工作的前景。

　　现在的中国很多人觉得很像晚清，空有一身肥肉，连缅甸入侵扔炸弹的问题都不敢处理。如果一个军力看似极强的大国，被一个穷鬼小国入侵了领空，炸死了国民，居然不敢反击，只能说明这个大国实际外强中干。内忧已经自顾不暇，外患只好能避则避。中国不像晚清的地方在于，并没有什么外患。也许，这个江山还可以这样坐下去。毕竟，总有一部分人可以得到政府的讨好。得到讨好的人，总归会支持这个政府。

　　JAYDEN, Australia

　　"许多年轻人…..大部分人在有选择的情况下，都选择回到中国生活" 。这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谁真正愿意在中共独裁统治下，在无做人的尊严、无民主、无公平、无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之下生活?若举行自由自主的选择执政者的全民公决，谁会投中共的票? 年轻人的“有选择”大多出于无奈，回到大陆生活的理由很多甚至难以理解，唯一可确定的并不是真正对中共有好感等等。

　　未署名

　　记者辛苦了，找出这么一篇文章来讨论。唱衰中共的文章太多了，而且时间也不短了。可惜到现在中共还是稳稳地好好地治理发展着国家。那些文章只能做垃圾处理了。恐怕只有不识时务者才会还拿这当宝贝来展示，供讨论吧。

　　那位

　　《中国经济季刊》主编葛艺豪(Arthur Kroeber)不同意沈大伟的“中国崩溃论”。葛艺豪有一段话，BBC没有引述：“中国崩溃论”有很长、但屡战屡败的历史。：“中国崩溃论”之所以屡战屡败，来源于一个基本的概念错误，那就是：“中国崩溃论”的鼓吹者不去试图探讨为什么中国的制度取得了成功，而是拿中国的制度和西方制度对比，然后举出中国制度的缺陷。

　　这段话说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西方学者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假设，即：西方制度是唯一能成功的制度。判断其他国家的制度，只需简单地与西方制度对比。和西方制度相似，就肯定能成功;即使现在有问题，也是暂时现象。和西方制度不同，就肯定会失败;即使现在成功，也是暂时现象，以后肯定会失败;出现任何问题，那肯定是崩溃的先兆。

　　未署名

　　不能苟同作者觀點‧，并非在是否崩潰這一點上，在部份中國人選擇回中國生活的同時，許多人把家人從中國送去了國外，這又是基於甚麼憂慮呢?

　　南太, auckland

　　3月10日，《福布斯》杂志刊登斯蒂芬·哈纳(Stephen Harner )文章《沈大伟的“中共开始溃亡论”为什么是错的?》，逐条驳斥沈大伟的5条论证。

　　例如，沈大伟的“中共开始溃亡论”第一条论据，是中国人到美国生孩子。沈大伟因此得出结论，这说明中共马上就要崩溃了，中国人开始逃亡。而哈纳认为，这表现了中国人见便宜就占，钻美国荒唐的福利政策的空子，跟中共崩溃不崩溃没关系。

　　未署名

来源时间：2015/3/19   发布时间：2015/3/18

旧文章ID：2685

作者：杨光斌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治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不久前在《华尔街日报》发文，明确地将自己划入“中国崩溃论”的支持者队伍。17日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又对自己的这一看法作了解释。过去发出此类言论的往往是记者、律师之类的人士，而这次是一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分量自然更重一些，舆论效果也更大。

　　不过，熟悉沈大伟的学者，可能不会对他的立场突变感到奇怪。因为在中国问题研究方面，此人一直就是善变和多变，像“墙头草”一样摇晃。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他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书，就为了附和当时的英国舆论，唱出“中国威胁论”调子;转战到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之后，他又开始“看好”中国，并发文嘲笑当时名噪一时的《中国即将崩溃》的作者章家敦;如今则自己喊出了“中国即将崩溃”。

　　虽然沈大伟一度被某些圈子捧为“美国中国问题专家2号人物”，但正是这种名头制约了其研究的深入，沈成名之后热衷于走穴演讲，用一些惊人之语积攒自己在美国的人气、吸引媒体的“眼球”。就连这次突然用“崩溃”一词，实际上也是《华尔街日报》建议的。

　　沈大伟的中国研究到底如何?就对华政策研究和中国国内政治研究而言，沈大伟在美国比不上他的前同事何汉里(Harry Harding)和狄耿蒲(Bruce Dickson)教授。他能在中国引起反响的那本《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充其量是不专业的大众读物。不客气地说，沈大伟关于中国的研究，大多是文献梳理性质的，之前的《中国总理的产生》、《美丽的“帝国主义”》都属于这一类。

　　沈大伟的“中国即将崩溃”立论，显示出专业水准的欠缺。他将结论的依据归结为富人移民、腐败、干部木讷、经济增长下滑，是极不认真的。

　　沈大伟对中国制度的看法不能不说很幼稚。就拿腐败来说，每个国家都存在，中国的反腐让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体会到了中共高层的勇气与胆识，支持反腐并且相信通过反腐可以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发展。反腐造就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都更加强大、更加高效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

　　沈大伟的“变调”实在有些不是时候。今天的中国比当年中国崩溃论刚出台时，变得更好更强了，民众对自己国家的信心也更足了。中国在变化，这让一些人很不适应。沈是其中之一。

　　随着中国崛起已经成为既定事实，美国国内对中国的认知也逐渐陷入了理论准备不足的混乱逻辑之中，各种声音纷扰杂乱，没有什么统一的看法，今天这个人说中国崩溃，明天哪个说中国马上就要压倒美国，后天又有人放出中国与美国必有一战的耸人听闻预测。沈的观点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要想在如此杂乱的声音中“被听到”，恐怕真得像沈大伟这样，用过激的言论制造点标新立异的“观点”来。

　　因此，对中国听众来说，“沈大伟们”用什么腔调来发声，是刺耳的高音还是沉重的低音，或者是突然暴出什么奇谈怪论来，可能并不重要。借其言观真相，才更重要。沈的言论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美国学界的机会主义。但这一次，他踩错了点。▲(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国家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

来源时间：2015/3/19   发布时间：2015/3/19

旧文章ID：2684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3月17日文章，原题：了解有关中国经济逃犯问题的5个方面

　　以下为了解中国抓捕经济逃犯战略的5个方面：

　　一、资金外逃。私人交易、挪用公款和收受贿赂，这些都是中国过去30年来创造巨额财富的后遗症，并且北京表示，犯罪分子太容易携款潜逃海外。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全球金融诚信组织称，在截至2012年的10年内，中国的非法离境资本已超过1.25万亿美元。

　　二、追逐房产。美国全国房地产同业公会表示，在截至2014年3月的1年内，美国房地产吸引的外国投资接近翻番，达到220亿美元，而中国现金占近1/4。尽管其中大部分资金合法，但坊间传闻暗示一些涉嫌犯罪的人至少已将部分赃款用于购买不动产。

　　三、新的外交舞蹈。中国领导人希望美国和其他国家提供帮助。但美国上一次按照中国的引渡要求采取行动已是2004年的事。中美合作通常局限于一事一议。某些西方政客不愿意将嫌犯遣返回中国，因为他们担心逃犯得不到公正审判，或者面临死刑。

　　四、避风港关闭。华盛顿确实有兴趣与北京在逃犯问题上合作。美国也在竭力阻止本国公民逃税和限制可疑资金外流，并希望北京提供帮助。两国都在此类事务上加大工作力度。华盛顿也不希望传递出美国欢迎犯罪分子前来寻求避风港的信号。

　　五、中国追踪的脚步。中国正在采取措施，赢得其他国家的信任。北京还谨慎提防任何法律上的失误，以期西方政府能遣返中国逃犯。去年，中国司法机关开展的“猎狐”行动已抓获境内外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749人。外交部部长王毅表示，中国的目标是“将反腐败国际合作这张天罗地网织得更密，让再狡猾的狐狸也无处可逃”。(王会聪译)

来源时间：2015/3/19   发布时间：2015/3/19

旧文章ID：2683

作者：刁大明  来源：《当代世界》2014年11月第11期

　　2014年11月4日是美国的中期选举日，届时国会众议院全部435位议员及6位无投票权代表、国会参议院36位议员、36个州的州长、3个属地的行政长官、46个州的州议会等都将面临改选，可谓是仅次于总统大选的重要政坛洗牌，直接牵动着奥巴马政府内政外交的走向，并将对中美关系的稳步发展造成重要的影响。

　　作为美国政治的“停车检修”，中期选举多以美国内政外交的重大挑战作为核心议题。[1]从2014年国会中期选举的发展态势看，经济与就业形势、奥巴马及其民主党的民意压力以及共和党的竞选战略与内部整合等因素，共同塑造着选举结果。

　　第一，选民对经济与就业形势的主观感受直接左右选举。根据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字，2014年以来每月新增就业岗位水平呈现出在波动中攀升态势，其中4月新增30.4万个岗位，是2012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期失业率则持续下降，自2013年12月以来一直低于7%，2014年9月的失业率已降至5.9%，回到了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水平。但选民没有感受到收入及生活水平提高等实在的好转，他们对经济与就业情势仍抱有更高期待，民主党选情因而也并未明显好转。

　　第二，奥巴马的民意满意度低拖累民主党选情。一般而言，中期选举是对在任总统政绩的“民意大考”。[2] 盖洛普长期跟踪民调显示，奥巴马第二任期以来的满意度总体上持续下降，不满意度则持续上升。进入2014年以来特别是临近选举时，奥巴马在医改网站瘫痪、退伍军人事务部医疗丑闻、得州边境非法入境移民危机、弗格森种族骚乱、乌克兰危机、伊拉克及中东乱局甚至是应对埃博拉病毒疫情等国内外事务上的表现也直接牵绊了其满意度，2014年10月6—12日的较新数字显示其满意度已跌至41%、不满意度为55%。[3]

　　第三，竞选策略与内部整合是共和党能否落实优势的关键。对共和党而言，2014年中期选举是扩充华府权势的重要选举，更是2016年大选的前哨战，经济与就业、奥巴马全民医改两个议题成为共和党在2014年选战阻击对手的有效抓手，而其他议题则扮演着“侧应”的辅助角色。相对于竞选议题设置的明确，共和党党内整合问题更为严峻，茶党仍旧扮演着重要角色。以国会参议院选举为例，12位谋求连任的共和党籍议员中就有6位在初选中面临茶党支持参选人的挑战。又如在国会众议院选举中就出现了多数党领袖埃里克·坎托(Eric Cantor)在初选中意外惨败给茶党候选人的情况，这是自1899年国会形成党团领导机制以来的首次。[4]

　　茶党势力在本次中期选举中的持续发酵虽并未产生决定性影响，却也暴露了共和党党内分歧的加深，为其未来发展方向增添了更多变数。

　　2014年国会中期选举结果及其政策影响

　　根据目前第113届美国国会两院中两党席位对比情况观察，结合历史经验预估，共和党在两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优势，本次选举不但无法扭转目前华府的府会分立僵局，甚至可能导致更为紧张的对峙局面。

　　共和党的优势不但体现在可以保持国会众议院多数，还存在着在国会参议院翻盘的较大可能。就国会众议院选情而言，自1856年民主、共和两党竞逐的政党体系形成以来，只有四次中期选举令总统党获得了更多众议院席位，即1902年(198席增至207席)、1934年(313席增至322席)、1998年(207席增至211席)及2002年(221席增至229席)，但这四次获益无一改变了国会众议院两党的基本实力对比。同时，这四次中期选举中总统党平均仅实现了7.5个席位增长，最多也只为9个席位，低于本次选举中民主党在国会众议院翻盘所需的17席，据此可推断民主党获取在国会众议院多数的机会极其微弱，共和党将保持多数地位。历史经验还表明，1856年以来总统所在党在中期选举中国会众议院席位的平均变化为减少36.47席。这就意味着，2014年中期选举后共和党可能增加席位，但应当与三分之二的“超级多数”即290席存在一定差距，在新一届国会中仍无力推翻总统否决。就国会参议院选情而言，民主党维持多数的难度较大，共和党翻盘的可能性持续增加。共和党则基本确定赢得南达科他、西弗吉尼亚及蒙大拿三州，从而将参议院席位增至48席，因而存在较大获胜可能的艾奥瓦、阿肯色及路易斯安那三州席位将是关键所在，如果全部斩获，则可实现51席的多数。同时，共和党在科罗拉多、阿拉斯加、北卡罗来纳等席位上也具有一定竞争力。总体而言，即便共和党在参议院翻盘，也应该只能维持微弱优势的多数地位。

　　基于对本次中期选举结果的预估，府会对峙的华府僵局不但不会有所改善，甚至可能跌入“强分立”的更糟情景，这无疑为奥巴马最后两年的内外政策执行和战略布局制造了巨大成本与不确定性。就内政事务而言，由共和党主导的国会众议院或两院将与奥巴马持续角力。在财政议题上，2015财年(2014年10月1日开始)的拨款法案无法在中期选举前获得批准，已由众议院动议、经参议院通过，以延续拨款法案方式暂时延长拨款至2014年12月11日。2015年新国会开幕后还需审批2015财年的正式拨款，届时党争是否会再次导致政府关门危机需要密切观察。而2015年3月15日债务上限到期，届时会上演新一轮两党妥协。[5]

　　在医改议题上，即便共和党控制国会两院也难以在立法意义上推翻奥巴马医改，但或将诉诸司法诉讼以及行政执行手段修正甚至阻碍该计划的实施。在移民议题上，虽然面对拉美裔的激增，两党出于选举考虑都具有推进的动机，但共和党可能更为强调边境安全议题，并在针对移民的医疗制度持极为保守立场，因而在奥巴马任内推进成型的可能性比较有限。就外交事务而言，奥巴马在2013年10月因关门危机而缺席亚太峰会所表现出的“内向化”，即外交政策与战略布局受限于内政的趋势，在2014年中期选举期间和其后将更为鲜明。目前看，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和中东政策都已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国内政治特别是选举政治的牵动。作为亚太再平衡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在选战背景下招致民主党党内高层和一部分共和党的强烈反对，迟迟无法得到国会的“贸易促进授权”，这也增加了TPP 最终在国会两院顺利通过和有效实施的难度。此外，国会在中东事务上的介入日益加深，特别是在伊朗核问题、班加西美使领馆遭袭击事件以及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等议题上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干预。

　　2014年国会中期选举与中美关系

　　2014年国会中期选举作为美国政治的一次重要洗牌，势必会对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走向造成某种程度的影响。

　　第一，关键涉华议员新陈代谢，持续扮演“不和谐音”。一方面，“涉华连线”组织在中期选举中将发生构成变化。在国会众议院方面，127位台湾连线成员中的17人(13.39%)、38位中国连线成员中6人(15.79%)以及44位美中工作小组成员中的8人(18.18%)不再连任。三个涉华连线成员的不谋求连任率均高于国会众议院整体水平(9.43%)。国会参议院台湾连线现任25位成员中则有11位的席位将面临改选，其中5位谋求连任、4位宣布退休，其改选率和不谋求连任率也高于参议院整体水平。这就意味着，新一届国会中的涉华连线将面临较大规模的重组，为国会在中美关系中的负面影响带来新的观察点。另一方面，本次中期选举将导致某些国会关键涉华议员个体的新老交替。目前看，将离开国会的关键涉华议员包括长期抨击中国人权的弗吉尼亚州国会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Frank Wolf)、多次炒作人民币汇率议题的缅因州国会众议员迈克·米肖(Mike Michaud)以及猛烈抨击中国人权议题的密歇根州国会众议员克里·本蒂沃利奥(Kerry Bentivolio)等人。这些涉华议员的离开，可能暂时减缓负面涉华行为，但其后有资历略浅者“接班”。

　　第二，中国议题回归美国选举政治舞台中心，为中美关系埋下隐忧。在20世纪90年代的多个选举中，中国议题以“最惠国待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形式出现、充当了当时经济、医改、弹劾丑闻等主要议题的陪衬。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反恐议题地位由高点持续下降，经济与就业议题再次回到美国选举政治的首要地位，随之而来的是对中国议题的关注度和曝光度再次上升。2006年中期选举前后，人民币汇率议题被反复加以炒作，两党政治人物将中美贸易失衡归罪于中国对人民币汇率的“人为控制”，希望通过施压，促使人民币汇率升值，削减中国的经贸优势。2010年中期选举期间，两党多位国会议员甚至是领袖纷纷抛出攻击中国的竞选广告，将美国经济颓势归罪于中国的“恶意竞争”。中国议题所呈现出的“回归”态势，足以证明中国议题在当今美国政坛上不仅仅是一个外事议题，更是一个美国国内经济与就业议题的外化延伸。

　　选举期间对中国议题的大肆负面炒作导致了一系列对中美关系不利的后果。在选举年当年，美国国内政治气氛被过分渲染，对中美进一步推进双边合作、中国企业在美国特别是州和地方层次的投资等都将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成本。同时，虽然美国政治人物当选后并不能完全兑现竞选承诺，但中国议题却可能是其展现“诚信”的重要领域。相对于其他国内议题，在国会内推动中国议题的难度较小、成本较低，而且还能吸引媒体眼球，甚至能为下次选举连任做铺垫，因此某些国会议员有将“炒作中国议题”常态化的趋势。[6]此外，对于国际视野有限的普通美国公众而言，旷日持久的选举无疑是一次“政治教育”，使其对华态度持续恶化。[7]

　　第三，亚太战略和中美关系有可能成为奥巴马的外交遗产，国会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越发关键。2014年中期选举之后的奥巴马将面临更为糟糕的府会僵局，在内政议题上举步维艰，在外交议题上则可能因为分歧略少而放手一搏。从目前中东和亚太两个热点地区观察，中东事务受制于美国国内犹太利益团体的影响较大，而亚太事务则相对更具空间。就奥巴马而言，正是他在第一任期推出了美国长期谋划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因而也有理由在第二任期继续强化推动，以主导亚太秩序维系美国全球领导力，打造其外交遗产。

　　在亚太战略中，美国对华政策以及中美关系显然是重中之重。面对当今的中美关系，奥巴马政府从美国利益出发，应选择理性而稳健地处理对华事务，与中国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但必须强调的是，奥巴马政府势必对中方首先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进行改造甚至重构，使其更为符合美方利益，在实际操作中不但会接受某种程度上的合作，更会为中方设置各种要求与门槛，试图以“新型大国关系”来要求中方遵守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与体系，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与责任。

　　在奥巴马政府推进亚太战略的同时，国会发挥作用的空间也在持续扩大。一方面，国会两党显然在亚太战略上存在一定的共识，另一方面国会两党对亚太特别是对中国的关注度正在上升。2014年4月底，时任国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埃里克·坎托率团访问中日韩，大有检视奥巴马亚太政策的意味。2014年8月，国会参众两院约35位两院议员相继访问中国以及亚太地区，讨论涉及军事安全、中日关系、南海局势、两岸关系、关税、贸易、知识产权以及高铁技术合作等多个议题。这种访华规模不断创造历史同期最高水平，在选举前夕这一时间点的选择也足以说明国会在亚太事务特别是中美关系中扮演更为积极角色的趋势。中期选举后，新当选的第114届国会将在亚太以及中国事务上如何与奥巴马展开互动，值得密切关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来源时间：2015/3/19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2682

作者：杨士龙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中国外交如何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切实走出一条与历史上传统大国不同、具有中国特色的强国外交之路?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阎学通教授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从如何进行外交思想创新、外交策略创新和外交制度改革等方面畅谈了他的思考。

　　《瞭望》：过去两年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风生水起，从外交思想到实践都显示出了创新进取，奋发有为的特点。你认为，改革创新成了中国外交关键词的大背景是什么?

　　阎学通：在过去两年里，中国政府阐述了中国梦的世界意义，倡导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提出了正确义利观，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提出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等，这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举措，贯穿着改革创新、奋发有为的积极进取精神。这是中央对当前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格局变化做出的战略调整，也是对我国与世界的关系进行战略再思考的结果。

　　其一，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要求中国开展大国外交。今后十年，在中美综合国力差距缩小的同时，两国还将拉大与其他大国的综合实力差距。除美国之外，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实力对比不再是“弱对强”而是“大对小”，我国外交需从“以弱对强”向“以大事小”转变。

　　其二，中国海外利益迅速拓展需要全球外交。今后十年，伴随中国海外利益的快速拓展，其面临的海外安全威胁也必然上升。这要求我国具备全球性的外交视野和应对能力。如何从全球角度制定我国的双边和多边外交政策，正在成为新的课题。

　　其三，民族复兴任务需要政治导向型外交。当前外交战略的任务是服务于“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民族复兴创造条件和实现民族复兴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战略任务，前者是积累实力，后者如参加比赛。在积累实力阶段我国有避开与世界主导国进行正面战略竞争的可能，但在参赛阶段却无法回避。

　　中美结构性矛盾加剧要求中国外交更多考虑安全战略利益。今后十年，美国防范我国崛起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会改变，美国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与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结构性矛盾将日益深化。承担更多国际安全责任，就是向全球和地区提供更多安全公共产品。由于非传统安全的威胁不断上升，我国要提高自身的国际战略信誉，还需要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提供公共产品，如防范金融危机、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威胁。要通过逐渐提高我国外交友好关系的质量，有效扩大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政治支持。

　　其四，经济和社会的转型要求外交改革跟上社会治理现代化步伐。社会利益的多元化要求外交决策需要更高水平的协调能力，在兼顾不同利益集团利益的同时，平衡好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防止个别利益集团对外交决策产生过大影响。保证外交政策的公共属性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网络化使应对意外事件的决策时间被压缩，需对外交应急决策机制进行改革。优化外交决策程序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与世界的深度融合要求我国加强公共外交，强化自身软实力，提升中国文化亲和力，更积极主动地介入国际事务并提出我国的主张和建议，参与国际安全规则的制定，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

　　总之，我国外交工作能在多大程度上服务好实现民族复兴的这个国家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外交改革创新的能力有多大的提高。

　　《瞭望》：你在新著《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指出，未来十年，历史的惯性有利于中国的崛起。世界历史经验表明，崛起大国需要创造出相应理论支撑其外交战略。要切实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落到实处，你认为最关键、最需要创新的是什么?

　　阎学通：任何改革创新都始于思想观念的改变。一方面，我国需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势，创造出新的外交理论，用于指导我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外交战略。

　　今后十年，随着中国崛起速度加快，防止中美战略竞争升级为战争成为一个现实的任务。因此我国需要创建和平竞争的国际关系理论，以适应总体外交的需要。建立国际新秩序是国际权力的再分配，进行全球治理是国际责任的再分配，两者性质不同，但两者均要求对现有国际规范进行修订和发展。因此，我国需从权力再分配、责任再分配和建立新国际规范三方面进行理论创新。这种理论创新需结合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知识经济等时代特征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从而使这些新理论具有实际作用。

　　“民族复兴”是我国特有的国家利益，目前尚无其他国家提出类似的政治目标。民族复兴本身就是以我国特有的历史为基础形成的。在去粗取精的原则下，从我国古代传统政治思想中汲取营养，是创造民族复兴理论的捷径和必由之路。《管子·霸言》说：“夫国大而政小者，国从其政;国小而政大者，国益大。”这种政治领导决定论的认识，对理解政治领导力在民族复兴中的重要性，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另一方面，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还需要培养大国外交意识。

　　简言之，大国外交是舍小利而谋大势。今后十年，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大国责任无法掩饰和回避，因此中国外交需强化敢担当的意识。在个人层面，外交工作者应敢于担当，负起责任。在政策层面，我国应主动承担与自身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同时，需勇于参加大国博弈，在涉及国家利益以及全球重大问题上要主动表明立场和提出主张，尤其要在动员国际社会接受我国主张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在全球化的时代，许多国际事务已难以区分是地区性的还是全球性的，我国外交还需要强化全球外交意识，即使是双边和地区政策也要从全球角度进行考虑，特别是有关国际规范的事务更要从全球的角度进行考虑。

　　《瞭望》：你在《历史的惯性》对中国对外战略向全球性大国战略转变也做了深入探讨，请简要阐述下你的主张。

　　阎学通：其一，从回避冲突向直面冲突转变。今后外交工作应是面对冲突而非回避冲突。国家间的冲突是以双方发生关系为前提的，深化改革开放的政策必然导致我国与他国间的冲突增多。但从另一方面讲，冲突又是促成多种合作的重要条件之一。国际冲突增加将使预防性合作与积极合作同等重要。当我国与他国发生冲突时，可发展两类战略合作。一类是与第三方进行积极合作，如针对安倍政府否定日本二战罪行的行为，我国可与韩国进行战略合作，共同牵制日本的对抗政策。另一类是防止冲突升级的预防性合作，如上世纪90年代，中美达成战略核武器互不瞄准对方的合作。当前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根本目的是管控双方的分歧和冲突。

　　全球性冲突增多也是推进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动力。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给世界各国带来的冲突也必然增加，贸易规则、减排规则、引渡规则、避税规则等诸多方面都会频繁引发各国之间的冲突。解决此类冲突需要大国提供领导和公共产品。借助我国在世界经济领域影响力不断上升的趋势，我国可在一些非军事冲突的领域加大与相关国家的合作，推进国际规范的建立。

　　其二，从维护战略机遇期向创造战略机遇转变。历史表明，大国崛起靠的不是一个时不再来的“战略机遇期”，而是靠自身化“危”为“机”的战略能力。有抓住机遇的能力，战略机遇就源源不断，没有这种能力，就永无战略机遇。实现民族复兴的任务要求我国自己主动地创造战略机遇，这样才有把握国际战略机遇的主动权。

　　其三，从融入国际体系向塑造国际环境转变。崛起大国实力增长与国际体系压力成正比的规律是客观存在且难以改变的，只有依据规律制定策略才能为民族复兴创造有利条件。目前，我国已具备从正反两个方面影响国际环境的能力。塑造于我有利的国际环境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改造那些于我不利的国际环境。

　　《瞭望》：在外交改革创新的执行制度层面，你有何建议?

　　阎学通：首先要建立持续性的改革机制，保证工作效率得以不断提高，创新热情得到激发，创新能力得以加强，改革得以持续不断。

　　其次，建立政策评估机制。政策评估机制应与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相结合。评估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及时调整政策目标，应根据我国实现目标的能力的变化，及时将短期无力实现的目标调整为未来的中长期目标，将具备实现条件的中长期目标提前为当下的现实目标。

　　每项具体的外交政策都要经历决策、执行和结束三个阶段。然而，在多数情况下，如何结束一项外交政策的执行常常被忽视。在进行政策的可行性研究时，不仅需要评估出台一项政策的利弊，还需要制定如何结束这项政策的方案。顺利结束一项政策的意义在于，可避免该项政策陷入困境或节外生枝的弊端。在一项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也需要评估结束该项政策的时机和条件是否已经具备。

　　定期评估和废除过时的文件和规定，可及时减少旧文件对现行政策的不必要干扰。政策退出机制能增强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主动性，进退有序。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很可能与已出台的中长期战略不一致，因此中长期战略并非不可改变。对中长期战略的评估，关系到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的及时性。

　　第三，简化决策程序以提高效率。对于外交工作而言，一个虽有缺陷但及时的决策，比一个正确但迟到的决策更能发挥作用。因此，为减少工作层级，宜推进机构设置的扁平化，这将有利于缩短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

　　外交工作事关重大，需由高层领导决策，这一制度需要坚持，但对具体事务应权力下放。领导要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考虑本单位的全局性工作。

　　第四，建立鼓励创新的激励机制。外交创新不应只局限于政策创新，在干部任用、培养人才、海外工作方法、外交礼仪、接待制度、后勤社会化等方面都需要鼓励创新。鼓励创新的制度并非是制定奖金发放标准，而是要为创新性工作提供合法的制度保障，提供平台或渠道。

　　第五，进行专业化与社会化相结合的改革。利用社会智库是提高外交政策研究质量的常见方法。我国外交职能部门已日益重视对各种智库的利用，但还缺乏制度性的建设。

来源时间：2015/3/19   发布时间：2015/3/8

旧文章ID：2681

作者：  来源：中国新闻网

　　奥巴马请求国会授权对IS动武。(资料图)

　　美国《世界日报》日前社论表示，奥巴马总统向国会提出授权对伊斯兰国(IS)用武议案，在国会触礁。而共和党主导的国会最近因众院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国会演讲，47位共和党参议员致函伊朗领导人，警告勿在核政策上与奥巴马达成协议，否则国会将改变协议内容，下任总统也可轻易否决。堂堂大国竟一再把内斗延伸至外交领域，打破内政分歧不影响外交的惯例，美国的笑话真的闹大了。

　　文章摘编如下：

　　到底是奥巴马总统没当好家，未孚众望，或共和党杯葛过了头，让国际看笑话，也间接造成美国强权威信和国际形象下挫，结论可能因党派立场而见仁见智。但从事件进展细节，不难看出双方都有不周或欠妥之处。

　　奥巴马去年11月中期选举败选后，即宣布将向国会寻求特别授权对付IS。他说，需要让世界知道美国在这件事上团结一致。但“纽约时报”报道，提案送国会后“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当局为获得支持而游说议员”，两党更未准备好好探讨授权用武的替代方案。

　　造成新僵局有两个原因：一，两党近年不睦，府会政策协调奇差。众院议长贝纳杯葛奥巴马不遗余力，月前绕过白宫和国务院，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美国国会演讲，反对美国与伊朗核计划谈判方案。贝纳借外力干扰总统外交权，而授权用武法案属总统和参院权责，众院议长显然捞过了界。

　　二，国务卿克里、新任国防部长卡特和参谋首长联席会主席邓普西都明确表示，政府已拥有相应法定权力，不用新的授权用武法案，也可对IS采军事行动。法律依据是2001年，国会已授权总统在全球打击基地组织及其分支机构;2002年，国会再度授权小布什总统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美国近年在伊拉克、阿富汗用兵，一直根据这两项授权，期限虽嫌浮滥，法律却有根据。

　　既如此，奥巴马何必多此一举?就如他说的，让国际看到美国的上下团结一心;没想到却是让国际看美国的分裂笑话。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保罗(Rand Paul)很不爽奥巴马，他说，这就像说“我希望你们能通过那个东西，但它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我们用2001年的授权就可以了”，“这很可恶，根本是荒谬”，简直认为国会无关紧要。

　　部分共和党议员认为，寻求国会新授权，反将限制地面部队运用;民主党议员也疑虑，再授权用武，将让美国卷入新的海外冲突。由此可见美国人厌战情绪之高，不愿投注更多军力在海外战场，所以IS嚣张地向美军叫阵，一个IS却倾四、五十国力量，还难以消灭，间接印证美国国力衰退，根源在白宫和国会两党歧见太深。

　　共和党是否陷入“逢奥巴马必反”氛围?英国“金融时报”说，贝纳“从不放过任何一个为难奥巴马的机会”。贝纳邀内塔尼亚胡至国会演讲反对向伊朗妥协，无异让内塔尼亚胡将美国绑上以色列的战车，共和党人却甘之如饴。

　　强硬主战的内塔尼亚胡，为了国会改选胜选，到华府攻击美国总统的政策，大违外交惯例，这是因美国犹太裔游说力量强大。但“金融时报”也评论，这是拆以色列的台，除了国会山庄，没有人会给内塔尼亚胡掌声;以色列不妥协立场，也渐失去欧洲的支持。

　　依美国宪法，外交权属于总统;参院对宣战、缔约等享批准权。奥巴马与伊朗和其他四国协商核计划即将达协议，47位共和党参议员却致函伊朗领导人，要挟不能和奥巴马达成协议，非常突兀和荒谬。

　　参院即或对协商有意见，亦应透过府会协商，如今演变成向敌国领袖提建议(白登之语)，导致多股民众向白宫网站请愿，控47位参议员“叛国”，朝野恶斗迈向高峰。奥巴马未依礼貌，事前把对伊朗谈判策略、底线告知参院领袖;而参院手段过激，已成笑柄。

　　奥巴马剩22个月任期，想在外交上有更多作为，遗留政治遗产。透过六方协商冻结伊朗核武发展，并解除一些经济制裁作交换，最终能否抑制伊朗发展核武，是争议所在。两党歧见过深，导致对IS用武授权也闹僵，共和党想打击奥巴马声望，最终反而伤害了美国威信和利益。

　　这种趋势或许直到奥巴马卸任，都难画下句点。只能说，奥巴马调和鼎鼐能力欠佳、保守派议员杯葛过激，民主制度运作的局限多症并发，这是美国国势雪上加霜，非常不幸。

来源时间：2015/3/19   发布时间：2015/3/18

旧文章ID：2679

作者：Robert Kahn，Eleanor Albert  来源：美国外交关系协会

导读：七国集团中至少四个国家宣布同意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成员国，这在推动亚投行成立的同时，让美国又惊又慌。

A Bank Too Far?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has gained a boost with the announcement that at least four Group of Seven countries have agreed to become founding members, drawing surprise and alarm from Washington. The Beijing-backed bank appears to be gaining momentum for its expressed goal of addressing wide infrastructure gaps in Asia. But the bank also reflects Beijing’s dissatisafaction with existing global institutions and its desire to play a leading role in the Asia-Pacific, says CFR’s Robert Kahn. Though it would be a positive step for Washington to join the bank, Kahn says that there is little chance that Congress would approve U.S. participation.

China’s Finance Minister Lou Jiwei (L) gives a speech with the guests of the signing ceremony of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in Beijing, October 24, 2014. (Photo: Takaki Yajima/Courtesy Reuters)

What is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nd what are its goals?

The AIIB is a regional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 originally propos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2013 and launched in October 2014. The objective of the bank is to finance road, rail, port, and other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projects. More than twenty countriesjoined the AIIB at the start, but leading G7 economies, as well as South Korea and Australia, initially declined to join. Over the past several months, more countries have signed on, and with the decision of the UK and three eurozone economies to join, there are now about thirty members. The bank was established with $50 billion in capital, making it roughly one-third the size of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but that capital is expected to grow to $100 billion as more countries join. The AIIB expects to make its first loan late this year.

"The AIIB is a challenge to the existing global economic order."

While there is broad agreement that there is a critical need for additional infrastructure globally, it is hard to do it. The World Bank and ADB are often criticized for being slow moving and overly bureaucratic. But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 Asia, as elsewhere, is constrained by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economic challenges. Private-sector projects also appear constrained by legal and commercial considerations. Though there is a clear case for public provision of infrastructure—“public goods”— budgets are stretched and standards, including important environmental ones, limit governments’ capacity to respond. 

The Chinese-led AIIB hopes to do infrastructure better, while also pledging to work closely with other institutions. Still, there is little doubt that the initiative also exposes Chinese frustration with global institutions, the failure of these institutions to reform to provide a greater voice to emerging powers, and the United States’s inability to pas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quota reform.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AIIB—along with its companion BRICS bank [comprising Brazil, Russia, India, China, and South Africa]—is a challenge to the existing global economic order and a clear statement of intent from China that it desires to play a leading role in defining new rules of the game for investment in Asia.

Why is the decision by four G7 economies to join the bank significant?

In the fall of 2014, the U.S. government caught many by surprise when it made an aggressive and public effort to persuade countries not to join the Beijing-led institution. The United States clearly had concerns about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a new multilateral lending agency led by China, and in any event, it was highly unlikely that the U.S. Congress would approve a financial contribution allowing the United States to participate.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efforts led a number of countries to hold back from signing on the the AIIB. The decision by the UK, and subsequently, France, Germany, and Italy, to participate is therefore significant not only because they will be major shareholders, but also because the decision by traditional U.S. allies signals that Washington is increasingly isolated.

What motivated these countries to back the AIIB?

The decisions by these European governments reflect the belief that it would be better to be a participant in the Beijing-backed bank to ensure that its operation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work of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rather than remain outside the tent. It also signals a growing hope that the new institution could spearhead collaborative projects with other multilateral organizations and that some of the initial concerns about the AIIB’s internal governance have been addressed. Nonetheless, the United States first expressed disappointment with the UK decision, stating: “We are wary about a trend of constant accommodation of China, which is not the best way to engage a rising power.” But on Tuesday, Washington played down its tough stance and stated that each government was free to make its own decision vis-à-vis the bank.

The bank is now composed of about thirty member states, yet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South Korea—all prominent actors in the Asia-Pacific—are not among them. What are their reservations?

There has been broad concern that the AIIB would have lower standards for projects or would choose to invest in projects based on Chinese political objectives, someth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denied.There has been additional concern that the new funding agency represents a challenge to existing institutions and a fraying of global governance. But now there is little doub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in the minority in its opposition to the bank.

Does China’s guiding role give it an effective veto over the bank’s decisions?

The AIIB’s voting structure, like that of other regional banks, gives China a strong voice as its leading shareholder. The United States has argued that China will have an effective veto on decision-making, a charge deni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IIB for other multilate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e jury is still out whether the AIIB will be complementary to or competitive with other exist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itially, it would make sense for the AIIB to cofinance projects with the World Bank and ADB, if agreements can be reached. The World Bank endorsed the creation of the AIIB despite initial reservations, and in October 2014 it created a new global investment facility (GIF) to boost funding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ing nations in a bid to fill infrastructure gaps. The GIF could make partnering with institutions like the AIIB easier.

"The jury is still out whether the AIIB will be complementary to or competitive with other exist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hile 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energy behind the AIIB, it’s hard to imagine it scaling up quickly without risking a major weakening of standards, poor project selection, or capture by borrowing countries. A successful AIIB will require in-house expertise, on-the-ground capabilities, and a strong-enough governance structure to resist pressures in the borrowing and investing countries to support favored projects. We will have to wait and see if the AIIB can collaborate effectively with the World Bank and ADB while avoiding fragmentation.

Might Washington reconsider its staunch opposition?

My colleague Elizabeth C. Economy has an excellent blog post on the issue, making a compelling case that it’s time for the U.S. government to shift course. While I agree with her on substantive grounds, I have a great deal of concern about the consequences of heading down the path toward membership.

First of all, it’s extremely unlikely that Congress would approve U.S. participation in and a financial contribution to a Chinese-led bank. To date, Congress has been unwilling to approve a much less controversial IMF reform package, and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efforts to negotiate a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will require whatever political capital the administration can muster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ssues.

Even if Congress were to consider the bill, there would be a substantial risk of congressional add-ons, such as enforcement of penalties against countries found to manipulate their curriencies for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at would make the bill unacceptable to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It would be a black eye for the administration for to the United States were to join the bank and then not deliver on its commitment.  The best course for the United States is to back away from opposition to the AIIB, allow others to join, and let the bank rise or fall on its own mer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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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5/3/19   发布时间：201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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