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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的棺材上的又一颗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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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erek Scissors  来源:美国企业研究所

导读:根据多家媒体报道,中国将计划在本月推出国有企业合并计划。对中国共产党经济改革执行力怀疑的人们并不会对失败的结果惊讶。而那些还在观望的人,应该会看到更多中国不愿意行动的证据,因此中国仍会走向停滞。

Another nail in the Chinese reform coffin

Various press outlets report that Beijing will release a plan this month to consolidate and enlarg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ose skeptical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ability to execute economic reform will not be surprised if this proves accurate. Those still on the fence should watch for more evidence China is unwilling to act and thus remains headed for stagnation.

Start from the conclusion: China is already well on the way to economic stagnation. The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 are easy to list: natural resources, labor, capital, and innovation.

China has pillaged its resource base and there is little prospect of resources leading growth, as land did in the 1980’s, for at least another generation. The labor force isaging and either shrinking already or soon to shrink. While labor is still a source of growth, its positive impact is declining and will continue to decline.

Capital is where many get confused about China, as the country has spent a great deal of money and has the capacity to continue to do so. Some are also excited about ongoing liberalization of interest rates. But Japan already has market interest rates, as well as the capacity to spend a great deal of money. And Japan has been stagnant for more than two decades.

What’s killed the return on domestic Japanese capital are the same things killing the return on domestic Chinese capital – huge sums spent that don’t contribute to growth and, related, debt servicing. McKinsey puts the accumulation of debt at $21 trillion from 2007 to 2014. Chinese government researchers estimate $6.8 trillion in “ineffective” investment since 2009.

Like other aging, indebted countries – including the US to a lesser extent – China is therefore increasingly reliant on innovation. Broad innovation that can drive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requires clear property rights and sharp competition.

This is where state mergers come in. Some Chinese firms do have property rights (they even have the right to steal foreign property). But most of these are large state firms. Large state firms already faced little competition and now they are to face even less.

A highly indebted country with a shrinking labor force and depleted natural resources must foster an extremely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to encourage the needed innovation. China is manifestly failing to do so. What’s coming shouldn’t surprise any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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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5/3/19   发布时间:2015/3/12

旧文章ID:2676

美军海上新战略仍带着冷战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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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秀东  来源:京华时报

近日,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联合公布了一份海上战略报告,题为《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这份报告是对2007年版首份同名报告的修订更新。

对比老版本,新版报告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对美国面临的全球安全环境的看法更加严峻。2007版报告几乎没有提到任何具体国家,而新版报告花了大篇幅谈中国。报告的中文版把中国放在谈亚太的一个大段落里,而在英文原版里,是用单独一大段来谈中国。这显然是一种“特殊待遇”,虽然俄罗斯也是单独占一段,篇幅却小很多。报告表面上说中国之于美国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但侧重点在中国对美形成的“挑战”上,说白了就是侧重应对中国对美国的“威胁”。

二是调整了美国海上力量的基本职能,在能力建设方面强调“全域进入”能力。老版报告谈及美军海上力量的四项基本职能包括威慑、制海、力量投射和海上安全,新版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全域进入”,并且置于首位。所谓“全域进入”,是指美国要确保在陆、海、空、天、网络空间和电磁频谱等任何领域都拥有压倒性优势能力,拥有行动自由,能够破解有关国家的“反进入/区域拒止”战略。这一新战略的对象是否包括中国,报告没明讲,但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不言而喻。

上述报告同过去几年美方陆续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防务评估报告、国土安全评估报告等一脉相承,主要反映了奥巴马政府的全球战略调整思路,特别是亚太再平衡战略。报告渲染“中国威胁论”,是老调重弹,没什么新意,但反映的美国军事战略的倾向值得警惕。

美方提出的“全域进入”战略雄心勃勃,这需要庞大的财力支撑,而现代的不对称战争给美国带来很大困扰。美国在军事安全领域追求全面领先、全面优势,这很烧钱。况且,正如报告所说,美国面临的安全挑战是多方面的,那么美国把太多的国家作为威慑对象,想要缩小威慑范围,又不是美国自己说了算,因为时常会冒出新的敌手、挑战者。美国既要防范中国这样的崛起大国,又要应对各种燃眉之急。真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有时葫芦还没按下去,瓢已经浮起来,还不止一个瓢。这种左支右绌,会让美国很伤脑筋。

美方报告名为“合作战略”,可惜背后的冷战思维和“零和”游戏让美国“新战略”的效能大打折扣。美国什么时候能够学会用“合作共赢”的新思维来看待世界和中国呢?

来源时间:2015/3/19   发布时间:2015/3/18

旧文章ID:2675

韩国加入亚投行将改中美博弈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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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兴杰  来源:

韩国要加入亚投行了,消息一出,韩国政府马上出来辟谣,声称韩国还没有做出决定,还在研究。连英法德意都加入其中了,而且还可能是创始成员国,韩国作为亚洲国家,又有什么可以研究的呢?主要是美国的压力,美国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近日访韩,声称美韩同盟牢不可破。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建超也是刚刚结束访韩行程,必然会邀请韩国加入亚投行。

18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不排除在即将举行的中日韩外长会上讨论日韩加入亚投行的问题。

在大国之间,可以左右逢源,也可能会左右为难,韩国一夜之间发现自己处于中美博弈的最前沿。亚投行的倡议从提出到现在也有一年半了,韩国的态度一直比较暧昧,在3月12日之前,含糊其辞的策略还算可行,因为韩国可以躲在那些不加入亚投行的发达经济体之中,不会变成焦点。

从英国宣布加入亚投行之后,形势逆转,G7俱乐部中有四个成员加入其中,加拿大也可能加入其中,而美国和日本已经明确表态还没有考虑加入,而澳大利亚则将在一周内做出决定,加入的几率比较大。在亚投行问题上,七大工业国基本已经表态完毕,韩国发现自己已经孤零零地在“做决定”的状态。欧洲国家背美国而去,韩国的态度就变得尤为重要,韩国媒体遭政府辟谣,从中可以看出韩国政府是多么纠结,来自美国的压力何其大也。

从经济利益而言,韩国没有理由不加入亚投行,中韩已经完成FTA的谈判,韩国也要在中日之间卡位,因为日韩之间的产业相似度比较高,竞争压力比较大。中国自提出亚投行的倡议之后,就不断向韩国抛出橄榄枝,去年10月份韩国并没有出现在亚投行筹建的会议上。在亚投行问题上,韩国似乎没有选择,无非加入或者不加入,这是个问题,而且是让韩国政府挠破头皮的问题。

其实现在美国也在纠结着。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在17日的记者会上承认亚投行是对现有国际开发机构的补充,但美国没有加入亚投行的具体计划。而同时,美国财政部长则直言,亚投行的新加入者在挑战美国主导的多国框架。亚投行在美国主导体系之外,出现了一个非西方国家倡导并主动的多边合作框架。美国正通过TPP和TTIP重塑世界经济的规则,使劳工、环境、知识产权等标准进入多边合作框架。现在亚投行要在既有体系之外另起炉灶,触动了日本和美国的话语权。

对于欧洲盟友的“反水”,美国也已经无能为力,现在韩国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一环,如果韩国也加入了,那美国就成了光杆司令,自我隔离于亚投行之外,也就失掉了“亚太再平衡”的一个支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韩国变成了中美博弈的舞台,只是这场博弈没有硝烟,但同样惊心动魄。

来源时间:2015/3/19   发布时间:2015/3/18

旧文章ID:2674

2015,中国思变——点评2015年中国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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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剑  来源: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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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3月15日中午12点半,随着李克强总理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问结束,为时13天的中国两会宣告结束。

  一. 2015年中国两会背景

  (一)改革与反腐,中国关键词

  每年的中国两会,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2015年的中国两会,按照官方说法,是一个具有标签意义的年份。它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一年,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还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和结构调整的紧要之年。这诸多“之年”碰到一块,说明了2015年的不同寻常。

  以笔者看来,2015年中国的两会,是在中国全面改革处于一个关键点召开的大会,也是反腐进入胶着期的一个大会。如果说,2014年是中国第三轮改革的元年,那么,2015年则是中国第三轮改革深入推进的关键之年,改革发展正处在重大历史的关节点上。这既有进一步落实中共18届3中和4中全会通过的两个《决定》所涉及到大量的改革任务,也有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确定轻重缓急,推出在新一年的改革重大举措。

  2015年,也是反腐进入胶着期时刻。反腐面临的严峻形势已经到了两军对垒的胶着状态。中共在打虎方面不能有丝毫犹豫,应当进一步对大小老虎施加舆论和精神压力。目前中国的反腐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如何将反腐进行到底,并推进制度反腐,是广大民众广泛关注的问题。当下中国腐败之严峻,已经严重影响了党的合法性,严重影响了社会公正的实现。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两年来全力反腐,极大提升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合法性,提升了党和政府的合法性,支持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严厉反腐,就是提升社会公正,提升国人对党的信心,对政府的信心。2015年的中国两会也是很好平台,借助中国两会,向全党全国人民庄严宣示,中共反腐打虎在2015年的力度只会增加、不会减弱!

  正是在上述的两大背景下召开的中国两会,改革和反腐,也成为了中国两会关键词。

  (二)2015年的中国两会,改革和反腐氛围浓厚

  没有哪次中国的两会,能够有本次大会浓厚的改革和反腐氛围。

  2月28日,知名记者柴静的纪录片《雾霾调查:穹顶之下》在网上热播,刷爆各路视频网站、朋友圈、微博等。柴静的纪录片提升了国人对国是关注度,也提升了国人对两会的关注度。

  3月2日下午,本届“两会”开幕记者会,记者们提出的问题热辣尖锐。包括头顶政治压力和新闻纪律的国内记者。大部分记者都直奔热点,比如《南方都市报》记者质疑人大代表选举的制度缺陷、《法制日报》的记者质疑人大立法权被虚置,如此尖锐辛辣的问题,对国内媒体记者而言相当罕见。

  3月3日,政协大会开场之前,解放军公布了14位落马高级将领,创造了“两会”前不制造热点新闻以免转移“两会”舆论焦点的历史惯例。

  3月4日,河北省委常委、秘书长景春华落马,这显示中纪委并不因为两会举行而推迟打虎进度。

  3月5日,《人民日报》官微点醒“两会”代表:“你来北京是来监督政府、参政议政的,不是来聆听指示、汇报心得的;今天,你来到这里,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你不称职,就意味着人民的缺席,你的失语,就意味着人民的沉黙;如果你只知道热烈鼓掌、点头赞是,人民民主就无法体现;质询政府,请动真格。会场讨论,莫惧交锋;政府工作报告,是用来审议批评的,不是用来‘学习领会’的”。人民日报的醒目短语,十分准确,每一则都是对代表履职的督促,这是人民日报最具正能量的点醒。每一个点醒,既尖锐,又有很强针对性。

  3月15日中午12点56分,李克强总理答记者问刚刚结束,也宣告中国两会结束,新华网报道“中纪委消息,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仇和在江苏宿迁曾以改革著名,但他所推行的那套强权改革一直存有质疑。他在今年3月13日上午在云南代表团发言时曾说,“我们这种体制,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应该是世界上最廉政”。如果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是因为贪腐,上述发言则表明此人严重的人格分裂。

  3月15日下午17点56分,中纪委网站消息,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徐建一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中国两会结束的当天,有两位副部级领导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说明中国反腐没有因召开两会而停止打击的力度。

  二.两会的成就盘点:正视问题,坦然应对

  中国的两会,之所以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是中国两会讨论的诸多国是,都与亿万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2015年的中国的两会,取得了哪些成就呢?笔者粗略概括,大体有以下一些方面:

  (一)政府工作报告重点突出,坦诚务实

  每年的中国两会,要通过政府工作报告、上一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本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草案;表决通过上一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本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草案;通过两高工作报告等重要文件。2015年的中国两会,除了通过上述文件之外,还要通过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草案。

  在上述诸多的文件中,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描绘了每年的政府工作的方方面面,全年工作的重心和主要任务,是每年两会审议通过的主要文件。2015年的政府的工作报告,将“四个全面”作为战略布局写入报告,重点突出:面对问题,坦诚务实,对策井然。

  报告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坦诚面对,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投资增长乏力,新的消费热点不多,国际市场没有大的起色,稳增长难度加大,一些领域仍存在风险隐患。工业产品价格持续下降,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发展方式比较粗放,创新能力不足,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农业基础薄弱。群众对医疗、养老、住房、交通、教育、收入分配、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等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有些地方环境污染严重,重大安全事故时有发生。政府工作还存在不足,有些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少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乱作为,一些腐败问题触目惊心,有的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该办的事不办。”政府工作报告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坦然应对,特别是对经济增长面临下行的压力,提出的对策措施扎实有效,说明本届政府的信心坚定。此份报告由于凝聚了社会各界的智慧,30处修改,重大修改之处达17处之多,因而得到了人大代表高度认同,反对票仅18张,赞成率为99.13%。8年来赞成率排第二。

  此外,每年全国人大代表对两高的工作报告的表决,都引发社会的高度关注,这既与两高报告内容重要性有关,也与多年来两高报告始终保持“反对票”最多这一因素有关。2015年,全国人大代表对两高的报告的表决,仍保持较高的反对票,对高检和高法的反对票分别为284张和213张,但却是十年来反对票最低的一次,或者说是十年来投赞成票最高的一年。说明法治建设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问题依然严峻,18届4中全会提出的建设法治中国,两高工作作风向好的方向转变得到了代表们的认同。

  (二)代表和委员们履职水平有所提高

  2015的中国的两会,就目前能够看到的媒体对两会的报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履职水平较之以往有所提高。这主要反映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是明星代表的会议以外的新闻明显减少。中国的两会,不应当是中国政治嘉年华,不应当是各界大佬的联谊会和明星们的学习会,而是来监督政府,参政议政的。2015年中国两会,是近几年最严肃的两会。明星代表会议以外的新闻明星减少,既反映了明星委员和代表们对自己的角色的认识的提升,也反映了媒体关注度的调整。而媒体关注度的调整,实际是中国两会会风变化的反映。

  二是政协提案和人大议案的质量有所提升。2015年中国两会,仍不乏有雷人的提案,但雷人的提案和议案有所下降,代表和委员们的议案和提案和内容更有可操作性了。

  三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两会上的履职表现较之以往也有所进步,较真的代表和委员越来越多了。例如,政协委员葛剑雄批评中国富人不该在政协大会上做广告;人大代表、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蒋洪围绕政府财政预算对财政部所作的较真,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样较真的委员和代表愈多,两会的作用也就愈显著。

  在3月15日上午通过的8项文件中,2015年预算报告取代以往两高报告,成为本次大会获得反对票最多的报告。2014年修订了《预算法》,今年的预算报告在框架上有所改进,财政部在对代表审议预算报告的服务亦有所改善。但在此次会议表决中,预决算报告获得的反对票最高。其获赞成2483票,反对304票,弃权87票。财政预决算报告用来规范政府的收支行为,人大代表对政府的预算进行监督,是人大会的基本职能。纳税人的钱怎么花,如何保证每一笔钱都用于正途,这是代表们职责所系。反对票创新高,一些客观原因也不可忽视,没有给人大代表充足的时间看报告,代表们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实质性的内容。既然没有充足时间审阅,只有投反对票或弃权票。上述情形都说明代表素质的提高。

  (三)新闻发布会的质量有所提高

  2015年的中国两会,前后有多场新闻发布会,应当说,大多数的新闻发布会质量较高,特别是李克强总理回答记者的提问,回应了社会关注的问题,得到了较高评价。王毅外长的外交新闻发布会,环保部长陈吉宁的环境问题新闻发布会,也都得到了人们很好的评价。即部长回答提问视野开阔,思路清晰,角色定位准确。

  政协和人大的新闻发言人,态度端正,工作也十分敬业。但由于长年从事外交工作,似乎底蕴略嫌不足。去年政协新闻发言人一句“你懂得”,用的恰到好处。但今年“大家都很任性”,则属于明显误用。

  三.2015年中国两会,缺陷与不足

  在充分肯定2015年中国两会的同时,也应当看到,本届两会的存在的问题同样不可忽视,值得关注。

  (一) 委员和代表们的角色定位和履职意识仍需要强化

  人民日报对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点醒,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着明显的针对性。从目前媒体报道的情况看,代表们对自身角色的定位仍有待提升。例如,3月4号上午预备会。20多分钟的会议,主席团成员因为尚未选出,需要坐到台下的代表席中间,有些代表早早占据在预留座位周边,如追星般围着进场领导人,兴奋异常,让工作人员很有点紧张。代表的权力来自于人民,来北京开会是替人民行使议事权、监督权,而不是来朝拜,更不宜有追星动作。

  此外,领导人下团参会,很多代表和委员仍把与领导人接触看作是向领导汇报工作的好机会,而不是围绕会议议题进行讨论。当然,领导人的角色也应当有一清晰定位。参加两会的领导人,到各个代表团,主要是来倾听代表和委员们的发言,而不是来作报告的。当然可以讲话,但最好把控一下时间,把更多时间留给代表和委员。

  人大代表监应有强烈的监督意识,至少让自己首先不成为权力的追捧者。若人大代表都以仰视的姿态,率先成为权力的追星族,热衷与领导,也包括和电影、体育明星拍照合影,说明人大代表的角色远没有到位。

  两会代表和委员的履职意识也需要强化。3月8日,河北团第二组小组讨论会约有三分之一代表未到场,中途又有人陆续退场,剩下的代表仅有一半多一点。河北省委副书记赵勇痛批:“当人大代表不能浏览观光啊,想来就来想不来就不来。想当人大代表的时候是什么劲头啊!不能当上了就不负责任啊。”赵勇这一番“发飙”,赢得现场所有代表的掌声(3月9日《京华时报》)。我们不知道类似河北团的情形有多大代表面,但至少说明,一些两会代表和委员,履职的意识还有待强化。

  (二)议案和提案的质量还有待提高

  目前我们还不能知道全国人大代表提交的521件议案所涉及的内

  容。但从全国政协公布的部分提案内容看,至少政协委员的提案内容存在一些明显不足。

  截止到3月7日下午2时,全国政协共收到提案5857件,审查立案的4984件。这意味着,有871件提案没有进入立案阶段。占全部提案的14.87%。至于什么原因没有进入立案阶段,不清楚。但清楚的是,这些没有进入立案的提案,说明不具备可操作性,不具备现实性的品格。联想到为开好中国的两会,北京的公安和武警,全国各省区市的信访工作人员,北京各区县的领导全天候的高度戒备,为开好两会提供安全保障,而一些政协委员提交的提案都不能进入立案阶段,说明没有尽到责任。

  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协委员的提案也应当主要围绕三项职能展开。在已经立案的4984件提案中,属于政治建设方面的提案只有603件,占全部立案的提案12%。而政治建设方面的提案中,从目前公布的提案题目看,主要是党的18届4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所阐述的内容。有多少可监督、可采纳和可操作性空间,是存有疑问的。

  也不乏有一些雷人的提案。例如,改公历为农历的提案。此外,一些政协委员,在准备参加两会后,才想到要交提案,所谓半夜写提案,似乎很忙。很难设想,平时不关注,临时抱佛角,会有高质量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提案,

  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目前正处在一个重要关键点上。从目前已经公布的提案目录看,提案内容相对集中。这也是政协提案的重要特征。所谓重要,就一窝蜂上,围绕同样内容提内容相似提案,例如,环境污染的治理、法治建设、经济新常态、一带一路、生态文明建设,等等。但很多需要我们关注的内容却没有人关注。例如,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如何布阵,几乎没有这方面提案;中国的国防安全,包括中国的邻居,缅北发生的冲突,也几乎没有人涉及。居住在缅北的果敢人,同样是炎黄子孙,虽然缅北冲突属于缅甸内政,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对居住在外的炎黄子孙,如果仅仅用他国内政,我们不应干涉的说法似乎有不作为之嫌。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对印尼迫害华人的做法采取默不作声做法难道不值得反思?但如何应对,是否也可以有所应对,我们几乎看不到政协委员提案中有任何关注。

  此外,中国目前的严峻的腐败形势,执政党的强力反腐是从严治党的关键一着。此轮反腐思路明确,即先治标后治本,通过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以惩戒、教育、预防的“三位一体”,使官员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反腐的制度建设包括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广义的制度建设是针对一切公权力和政府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同时促进公民参与、信息公开、预算民主、简政放权等相关内容。虽然这些内容已经超越了反腐范畴,但对遏制腐败有预防作用。狭义的制度建设是针对腐败行为和反腐机构的,它包括重组反腐机构,加强中纪委对反腐的主导地位,强化办案过程的公开和透明,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及利益回避机制等。要使反腐不出现反复,在制度革新的同时,需要开放外部对权力和对腐败的监督,调动公民反腐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人民政协,如何发挥好民主监督的作用,为此轮反腐,包括推进制度反腐做一些贡献,我们从此次两会的报道中,似乎也看不到政协委员在这方面提交有价值的提案。

  (三)权力任性时有发生

  2015年中国两会,政府官员的权力任性也时有发生。仅举一例。

  3月6日上午的财政部长的新闻发布会,这个新闻发布会,财政部长严厉斥责三公经费3000亿元是“胡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财政部长语言有个性,值得肯定。如果财政部长能够说出全国三公经费的具体数据,这里用“胡扯”就较为确切。问题是,部长并不清楚全国三公经费的情况,也说不出全国三公经费的具体数据,“胡扯”用在这里,似乎就有点任性。因为你说不清楚,那你怎么有理由说是“胡扯”呢?几年前,就有多位专家计算出中国三公经费超过9000万。2012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就曾刊登对两教授的访谈,仅仅公款吃喝,当时所得出的结论就是3000亿。这还不包括公车消费和公费旅游。更何况,大量的三公经费,特别是在地方,很多并没有纳入政府财政清单,而是来自种种收费等。既然不清楚,财政部长的“胡扯”,只能看作是权力任性的一种表现。

  二是财政部长回应财政部在短短2个月内3次上涨燃油税的行为,其回答也反映了权力任性。在国际油价大跌的情况下,中国消费者却未得到多少好处,完全源于财政部对燃油消费税任性的大幅“三连涨”。因此,两会上有媒体质疑财政部违法随意加税的行为。面对这一质疑,回答是,财政部“也征求了各方意见,征求了有关部门意见,最后报国务院批准才出台政策的”。问题是所谓的“征求了各方意见”也并未言明究竟是征求谁的意见,即使是征求了意见,是否就有权威性也是一个问题。事实上,除去年11月28日那次明确提到了“经国务院批准”之外,其余两次涨税中,财政部和国税总局均未提及“经国务院批准”。至于中国燃油税为何要在短时间内上涨超过50%?本应经过反复博弈、论证的税收调整为何能在2个月之内上涨3次?增加的税收究竟用在哪里?统统含糊不清。

  此外,财政部长说财政部建议2020年完成税收法定,即由全国人大而不是财政部,决定征收怎样的税种,这是一个重要原则,也是本次人大通过修改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的重要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生效日期是通过之日,那税收法定为何要等到五年后呢?是否可以再缩短一些时间,也没有一个清晰的解答。

  四.政治改革,从中国两会开始

  2012年中国两会召开期间,笔者撰文,“改革,从中国的两会开始”,并提出推进中国两会改革的十大建议。认真盘点2015年中国两会,可以看出,中国两会改革十分必要和紧迫。中国政治改革,应当从中国两会开始,既可以减少震荡,又有利于形成共识,取得成效,推进中国整体进步。

  (一)减少两会人数,增加两会专职人员的比重

  作为一国协商共是的议事机构和最高权力机构,无论是政协或人大,都应当科学合理的设置委员或代表人数,委员或代表数量过多,特别是人数超过千人,虽然场面气势宏大,但真正议事效率不高,甚至降低议事效率。人数太多,耗费的纳税人的过多财物不说,两会的作用并没有随着人数增长而相应增长。代表过多难以发挥作用,效率明显降低!当一个议会人数超过2000人以上,除了更多的形式上的意义外,实际意义显然是下降的。

  要充分发挥两会的实际效用,几乎是一个铁定的标准,就必须大幅度缩减两会委员或代表的数量,并将总人数控制在千人以下,800人左右。

  无论是政协或人大,都应当设一批专职委员。道理很简单,专业和业余的区别,直接影响到参政议政的质量。层级越高,专职委员比例应当越高。国家应当为每位专职政协委员至少提供1名工作助手,以及必要的办公条件。只有这样,专职委员才有时间和精力对政府部门进行监督。例如,对政府的预算和决算进行审查和监督,这是一分很专业的工件。此次编制预算仅资料就已经有九大本了。根据人大代表蒋洪根据厚度估计,平均每本有200页。他所在的小组32人,一共两套材料,一共有4小时可以看,每个人大约能看15分钟。15分钟看9本材料,平均每本材料才能看两分钟,在此情形下,大部分代表是难以看懂看明白的,这也许是今年预算报告获得反对票最多的原因之一,既然没有时间看明白,只有投反对票了。

  要真正做到负责任的预算审查,需要安排专职人员,改变审查的时间安排,审查人员应在预算执行之前至少一个月前拿到材料。不然,是难以对预算审查发表意见的。国外的议员也审查预算,他们也并不一定是专家。但会组成一些专门委员会,每个专门委员里有会计师、估价师,律师等专门的技术性人才,这样才能真正达到审查目的。而我们代表绝大部分是兼职,真正专职的也就几个人。在大量代表是业余的情况下,在绝大多数的代表们还没有看懂或没有时间搞清楚政府预算报告时,代表就已经投下自己的一票。这也使得各级人大难以很好起到监督政府控钱的作用,这与专职委员比例太少密切相关。

  (二) 改变人大代表产生的形式

  虽然我们一在段期间还难以改变指定代表候选人的做法,但是否也可以放开一点空间,或者给一点比例,让一些希望参政议政的人自由参选人大代表.让出一些比例让公民自由参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二十九条中的规定,“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但实际上,候选人的产生都是上级圈定的,不是上级圈定的候选人,其当选的几率接近于零。更有甚者,在人大代表“选举”过程中,为了使组织圈定的候选人当选,便千方百计动用掌控的资源,打压那些非其圈定的候选人。

  实际上,让出一些代表名额,允许非其圈定的候选人参选,天塌不下来,既扩大了公民的有序的政治参与,又会极大提升人民代表大会的生机和活力,进而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只有当代表真正是选民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才会对选民负责,并充分反映选民的诉求,而在代表是上级领导机构圏定下产生的,代表也只能对上级领导机关负责,难以对选民负责.

  即使不能扩大代表的参选名额,至少也应当把好代表关,不能降低标准。全国人大代表、中组部副部长王尔乘在3月10日表示,人大代表非荣誉称号,必须要从源头把好代表关。近年来,不少代表因违纪违法而落马,意味着这并非某个地区的个别现象。2012年12月28日至2013年1月3日,湖南省衡阳市召开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差额选举省人大代表中,发生了严重的以贿赂手段破坏选举的违纪违法案件,经调查,共有56名当选的省人大代表存在送钱拉票的行为。在这些案件中,存在着代表结构失衡、代表身份失真等问题,如个别地方企业负责人占了提名代表总数近一半,基层工人农民代表难以得到提名。因此,在人大代表选举工作中,各级党组织应该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组织、纪检、人大等相关部门切实负起责任,“严把人大代表的提名关”。要从严审定人大代表资格,强化包括政治素质、廉洁自律作风形象等,同时进一步规范工作制度和程序,实行责任追究。

  (三) 改革政协委员产生的办法

  完全通过协商产生的委员,其缺陷是十分显然的,就是相当一部分没有参政议政能力的人,通过协商担任了政协委员,使得相当多数的政协委员,把政协当作学习班,成了“许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或应对差事,写几个笼而统之几乎难有价值的提案。其结果,不仅影响了政协组织作用的发挥,也使得人民政协这一“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打了折扣。

  政协委员产生,其改革的办法,可以协商与选举并举,就是在第一道程序中引入选举程序,即各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各界别向政协组织提出的推荐名单,不是内部通过协商产生,而是通过选举产生,然后再向政协组织提出推荐名单,最后由政协组织通过协商决定各机构政协委员的数量和名单。在政协委员产生过程中,引入选举元素,即竞争机制,既可弥补协商民主的缺陷,又充分吸收了选举民主的优势,进而形成以选举民主推动协商民主,以协商民主巩固选举民主的良性循环。

  (四) 改革政协的界别设置,增加“普罗”比重

  新中国成立前夕建立的中国人民的政治协商制度,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具有典型的精英政治的色彩,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情形决定的,十分必要。那时的人民政协是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协商共是的平台,需要精英政治的推进,才有共和国的产生。但历史演进到今天,65年过去了,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精英色彩仍十分浓厚。从全国政协到地方的各级政协,政协委员多属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方面面的代表人物,也即精英人物,全国政协34个界别,界别中基本没有普通群众。这样一种精英政治,是否仍适合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就是一个问题。道理很简单,这种精英政治,在利益协调和表达诉求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即,“普罗”大众的利益没有得到充分表达,而精英的利益得到了过于充分的表达。这样一种制度设计,在人民政协成立初期是形势所然,十分必要。在今天,随着形势和任务变化,继续保持这样一种制度设计,就可能是一个问题了。

  从世界范围看,从精英政治向大众政治转变已成为历史潮流和发展趋势,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形式的人民政协是否也应当吸收世界民主潮流的时代精神,为更多“普罗”阶层提供更多利益表达的对话平台,这实际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此次政协会上,来自上海的全国政协委员葛剑雄批评中国富人利用政协这个平台为自己做广告,可以作一个经典案例说明这一问题的严峻性。

  3月10日下午,政协委员李河君,一位做新能源产业的上市公司的老总,他发言的内容是谈他做的两样产品,一个是薄膜电池,一个是移动能源,两个产品如何好,产生了什么样的效应。他的发言,实际是在为他自己的上市公司做免费广告,发言内容跟他的利益关系太密切。他发言后,11号,李河君公司的汉能股票价格大涨。因为李河君在政协大会上的发言已经给股民们产生了一个“中国政府力挺他”,“他有强硬的后台”,或者“他这个产品、公司前途无量”这样的印象,才产生了这样的结果。

  李河君的案例说明,当下的这种精英政治,有可能是导致中国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的重要原因。因为,政协委员既然有代表性,就有利益倾向。精英们在政协这个参政议政的平台上带有过多的精英的利益倾向,就会拉大贫富差距,影响社会公正。正因为此,为推进社会公平,应当加大改革力度。中国人民政协及各级组织,其政协委员的结构应作重大调整,“普罗”阶层的政协委员,其比重应当有大幅度提高,而官员、老板、明星等委员的比重应有大幅度下降。人民政协将从精英俱乐部,真正变成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不同阶层协商对话、反映诉求的平台。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各级人民政协,包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全国委员会,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形式,就只能是一种占中国社会人数很少的精英民主的一种形式。如果不能构成一个较为公正的利益表达和诉求的平台,其在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必然受到很大影响。有可能不是推进社会主义公平正义,而是影响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实现。

  如果说,人民政协从精英组织向大众组织转变这一表述是正确的话,具体改革的实施,就是调整政协界别设置,增加“普罗”比重.特别是应对农民、工人群体予以重点考虑,在尽早恢复独立的农民界别的同时,工会界别应有相当数量的普通工人委员。农民、工人原本是中国社会的主流群体,现在已经演变为中国最大的两大弱势群体,这与当下的中国政治架构的设置没有关系?

  人民政协的改革,需要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扩大农民、工人有序的政治参与,反映他们的利益诉求。同时应当针对中国社会出现的新阶层设置新的界别,以使界别设置与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相适应。

  (五)在中国中央电视台增设参政频道

  在中央电视台增设参政频道,包括对每年两会的全方位的报道,如全体大会实况,各个代表团的讨论情况,两会各项会议内容,新闻发布会的实况以及代表表决投票情况。

  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要求是政治公开。代表是由选民选举出来的,选民当然希望知道各位代表如何代表选民的意志,如何很好行使自身职责,发挥好代表的作用。将代表在会议上的作用公开,让中国公民都知道两会所要讨论的内容。知道这些内容哪些是与自己密切相关,就会对会议内容给予很高的关注。

  增设中央电视台的参政频道,日常工作则是将关注点关注到党的政府推进的改革,包括落实情况,地方的积极探索;政府的公共政策的制定,重大工程项目的上马,地方立法进展情况,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情况,社会各界人士对公共政策的制定、重大工程项目上马的意见,对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意见,等等。

  设立中央电视台的参政频道,将会推进公民对政治的有序参与,有利于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改革中国的两会,实际是涉及到,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已经实行多年的政治协商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改革和进一步完善,使这一项根本政治制度和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的潜力得到更好发挥,以与变化的中国相适应。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5/3/19   发布时间:201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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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煜达:中缅关系和缅北战事频发的历史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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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煜达,张宁  来源:澎湃新闻

    近日,备受关注的缅北战事胶着陷入拉锯。对中国来说,缅北局势直接关系中缅边境安全,以及中国在西南的地缘政治利益。1948年缅甸独立以来,一直存在多股地方武装,而且多集中在缅北地区。事实上,这一地区的割据由来已久,历史上与中国的关系也错综复杂。

  其中,乾隆朝的中缅战争虽列入乾隆皇帝的“十全武功”,却是颇有争议的一件,就是乾隆本人也说过,“五十多年八桩战事,就征缅这桩不算成功”。然而,这场战争的结果对近代中缅边界的判定颇具意义。

  2014年9月,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乾隆朝中缅冲突与西南边疆》。该书作者杨煜达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杨教授是云南腾冲人,那里靠近中缅边境,生活经验和学术兴趣使他对缅北地区的历史冲突有相当深入的了解。近日,杨煜达接受记者采访,讲述缅北冲突频发的历史根源以及乾隆帝“十全武功”之“征缅甸”的前因后果。

  澎湃新闻特约记者 张宁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杨煜达

  澎湃新闻:缅北冲突频发的历史根源是什么?

  杨煜达:就缅北现状来说,其历史来源非常久。

  从缅甸的角度来说,从北部的克钦邦到掸邦是缅甸北部和东北部的高原地区。然而,缅甸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是中部的曼德勒平原,就是伊洛瓦底江中部的平原地区。历史上,缅北高原实际上变成了云南高原向缅甸中部平原过渡的一个阶梯,这个阶梯是新兴的缅甸王朝要争夺的地区,也是中国的中央王朝或者地方政权努力要控制的地区。

  澎湃新闻:具体讲来,缅北地区在中缅历史上有怎样的记载?

  杨煜达:在中国史书中关于缅甸最早的记载,我们叫它骠国,这是在魏晋时期,记载有骠国进贡,所以唐代宫廷音乐中有一部是骠国乐。但是在缅甸自己的编年史里,在此之前它还有很多王朝,问题是这些历史都是后来追记的,那么,这段历史到底怎么回事就不是很清楚。实际上早期的缅甸王朝,它的影响力主要还是集中在中部地区,对北部山区的影响相对有限。

  缅北地区涉及中缅关系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是,东汉时期设立了永昌郡。永昌郡的设立对中国、缅甸和印度的交通及经济文化的交流影响很大,它是西南丝绸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地。

  永昌郡具体在哪儿?学界尚有争论。谭其骧先生主持的历史地图集把它定在保山金鸡村,是根据传说所定。方国瑜先生把它定在施甸,我觉得在位置上可能还是有点偏。近年考古普查说现在保山城汉营有蜀汉前后的遗址,这个遗址规模不大,发掘程度不高,但我认为可能就是永昌城。

  在东汉时期,历史记载说在永昌做官可以“富及十世”,因为当地产珠宝,玛瑙,还有各种各样的民族;根据上报的人口数字,永昌郡是全国第二大郡。永昌郡人口为什么这么多?前人研究都认为是此地与其他地方的统计口径不同,南中(今天的云南、 贵州、四川西南部)几个郡中最繁华的当是滇池周围,即当时的益州郡,而益州郡统计的人口数量不足永昌郡的10%,想益州郡统计的可能是汉族人口,永昌郡的人口数字则包括了投附民族的人口。按照方国瑜先生的看法,现在缅北的很多地方是永昌郡管辖的,不过,这一说法现在还不是定论。

  澎湃新闻:中缅之间,在缅北地区更为确实的冲突关系发生在何时?

  杨煜达:比较确定地,对这一带进行管理的是南诏和大理。

  八世纪中叶南诏建立,八世纪后期它突破了吐蕃对它的束缚,到和唐王朝结成同盟关系之后,也就是在国王异牟寻的时代,南诏有一个大扩张。《蛮书》有南诏远征骠国的记载,说它向南打到了海边。我认为这个时候南诏至少对这一带有相对间接的控制,骠国,对南诏维持着某种朝贡关系。甚至不光是缅甸这一块,包括泰国中南部一些小的王朝实际上也对南诏大理维持着某种朝贡关系。

  到了南宋时,忽必烈为征服南宋,迂回而行先打垮大理,在这里设置了云南行省。之后蒙元帝国和缅甸王朝发生了冲突,导致中原王朝对缅甸的第一次大规模征服,这次征服使缅族建立的第一个王朝——蒲甘王朝被摧毁,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在这之后,元朝在缅北地区,包括中缅边境地区就建立可若干个掸族和傣族的土司政权。

  其后,明王朝完整地继承了元朝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明初在这些地方设立了九个宣慰司,包括了泰国北部到缅甸中部、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这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是麓川政权的兴起,麓川的核心地区就在现在的瑞丽,这个政权的兴起导致了明王朝对它的三次大规模征伐,战争大多发生在现在的中缅边境地区。

  关于这次战争的原因,中国的史书讲是因为麓川向内地扩张,缅甸史书则同时记录了麓川政权向缅甸一侧掸族土司地区的扩张。大规模的征伐肢解了麓川政权,其政治后果就是缅北和云南边境地区的傣族形成了若干个互不隶属,相互之间有联系又有争斗的土司政权,这就导致在这样一个过渡地带一种分割的状况,成为若干个大的政治势力之间的一种过渡区域。

  麓川政权实力很强大,明王朝将它肢解,分割成若干土司之后,它还几次入侵缅甸的腹心地区。到十六世纪中期,缅甸兴起一支势力,产生了两位非常伟大的君主莽瑞体和莽应龙,他们统一了缅甸中部,建立了缅甸的东吁王朝。

  莽瑞体和莽应龙是两位君主在中文里的名字,相应地,他们这支势力在中国被称为东吁宣慰司。这里就涉及一个政治制度史的问题,明朝设立这些宣慰司起什么作用?明朝对于这些宣慰司的管理和内地的土司相比有无异同?

  东吁王朝建立之后第一步要征服的是南部孟族的残余势力,就是南部沿海地区;在这之后就要处理北部的掸族土司。我有一个比喻,缅甸的中部就是它的黄河流域,缅甸南部就是它的长江流域,统一了这两个地区转过来就一定要打“蒙古高原”——掸邦就是蒙古高原。因为一旦掸邦强大,从掸邦居高临下冲入缅甸腹心地区只需要很短的时间,从缅甸王朝的角度来讲,掸邦高原是势在必争的。

  明朝和缅甸对这一地区的争夺持续了半个世纪,一直在战争,但大部分时候中国军队并没有出境,而是当地的土司在和缅甸在打仗,只是当战争打到了今天的德宏州、保山市一带,明王朝才发动了一个大规模的反击,将它们打到伊洛瓦底江以西。在争夺的过程中,缅北就基本形成一个稳定的局面,也形成了中缅之间大体稳定的国境线——比现在的国境线靠外一点,但不是太多。

  边境稳定下来之后形成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包括木邦、八莫、孟养这些土司,它们承认自己是明王朝的宣慰司,但实际控制它们的是缅甸;在中国境内的一些土司对缅甸有某种臣属关系,但实际控制它们的是中国。就是说,中缅边境既有泾渭分明的一面,也有政治模糊的一面,这就是我书中介绍的“花马礼”形成的背景,也是明末清初中缅边疆北部地区的历史背景。

  澎湃新闻:清初,中缅关系在这一地区是怎样的情形?

  杨煜达:清初吴三桂追击永历皇帝,率兵进入缅甸,缅甸把永历皇帝交出来之后,两个国家就没有正常的政治往来,但是经济交流非常频繁,远远超过以前。

  我们知道西南丝绸之路开通得很早,但是这条路上物流量实际上是不大的,因为交通条件十分困难,只有价值特别高的珠宝、丝绸等类商品才得以在这条道上流通。到了清初,这种贸易完全变化了,有大量云南内地汉人到木邦等掸邦高原地区种棉花,又有客商将棉花带回云南。因为云南本地不产棉花,棉花就变成中缅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产品,贸易量非常大。而内地大量的丝制品、铜铁金属和各种日用百货也大量进入缅甸,可以说,双方的经济往来直接影响到了滇缅双方人民的日常生活。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雍正时期有记载说,缅甸王朝误听谣言以为清王朝要收回木邦,于是就闭关不让云南内地人过去种棉花,然后云南的棉花价格飞涨,老百姓就缺少衣料可买。可见,双方的交流已经远远超过过去以奢侈品为主的贸易。

  另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是,从明代开始大批内地人到这个地方来开矿,主要是银矿,比较著名的大矿有茂隆银厂、波竜银厂,后来英国人也在波竜银厂大规模开采,这里一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含银铅锌矿。我曾经对这里的银产量做过估计,欧洲专门做冶金史的专家讨论认为这个估计偏保守,依据他们的判断这里的银产量更大。这样的白银产量对中国的白银流通影响很大。所以,缅北地区的经济对西南乃止整个中国的经济都是有影响的。

  澎湃新闻:那么,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边疆态势是如何被打破的?

  杨煜达:十八世纪中期,按照缅甸的说法,东吁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很腐败,任用非人,导致了缅甸的内乱。缅甸内乱首先就表达为民族战争,表达为孟族对它的反抗,并且也是孟族人最后攻占了缅甸的都城阿瓦。

  在阿瓦被攻占之前,缅甸国王派了一个使团,由在茂隆银厂开矿的矿主吴尚贤陪同到北京向清廷皇帝进贡,表示臣服,但是这个使团还没有回到缅甸,阿瓦就被攻破了。此时清王朝态度很有意思,虽然说缅甸王朝已经前来投奔,但是清王朝采取完全的中立政策,包括缅甸的一个王子和王妃逃到边境——就是现在的瑞丽,要入境避难,北京表示不同意,这些人从此就没有下落了。

  后来大规模战争的发生,缅甸军队几次进入内地。起初双方发生冲突的原因是缅甸一方要求中国归还入境的难民,这要求不过分,但前提条件是这些难民愿意回去,难民中有些人是反缅的,他就不愿回去。

  澎湃新闻:清廷为什么选择完全中立的态度?

  杨煜达:缅甸内战是从乾隆初年开始,缅甸使团入京朝贡是在乾隆十五、十六年,缅甸王子要求避难的时间是乾隆二十年前后。当时清朝整个战略的中心是对付准噶尔,一方面是无暇顾及,第二个方面就是它对整个西南的战略态势是防御性的。即使是北方的压力减小,它也不愿意在这个地方轻易开启战端。尽管后来清朝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处理这个问题,但是战争前期,它是不愿意这样做的。

  而且,战争前期是缅甸王朝和不服从它的傣族土司在打仗。这里面的情况很复杂,缅甸会在土司政权中扶植亲近自己的势力做代理人,代理人和土司之间也会打仗;这些土司又会联合起来和缅甸王朝打仗,这就形成反复的战乱。乾隆二十七年以前,这些战乱基本没有波及中国边境,所以中国对这一地区也没有做出直接的反应。

  另外,这与地方官员、封疆大吏的性格也有关系。当时云南的官员,包括总督爱必达、吴达善、刘藻这些人都不喜好边功,他们开边患的积极性不高。我在书中举了几个例子,一个是参加缅甸内战的桂家宫里雁,一个是积极防边的矿民集团的首领,总督吴达善把这两个人都处斩了,可以看出他不愿意惹事的心态。

  澎湃新闻:既然如此,中国最终是如何参与到这场战争中的?

  杨煜达:中国是稀里糊涂被卷进战争的。

  关于这场战争有两份重要档案,一个是《莽匪节略》,一个是《木匪略节》。当时清朝把骚扰西双版纳一带的人叫做“莽匪”,把骚扰孟定一带的人叫做“木匪”,清廷知道“木匪”就是缅甸王朝(注:缅甸贡榜王朝起家的地方叫木疏村,故称为“木疏夷”);至于“莽匪”是哪一部分人,与木疏夷有什么关系,实际上没有搞清楚,清廷从上到下都不知道 “莽匪”和“木匪”都是缅甸王朝。真正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是在乾隆三十二年,这时战争已经打了几年了。

  澎湃新闻:中缅之间进行这场战争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杨煜达:从当地关系来看,要分两个层次来讲。

  一是王朝之间的关系。王朝之间实际上有清楚的势力范围,但是当时有一个矛盾就是“花马礼”(花,即花银,马,即马匹,也就是每年给缅甸送一定数量的以银和马匹为代表的礼物)的问题。

  前述中缅之间有泾渭分明的一面,也有政治模糊的一面,一个表现就是中国的几个边境土司因为常受缅甸的侵扰,而不得不向缅甸缴纳贡税,即“花马礼”。对土司来说,这是花钱买平安。对此,清政府是知道的,但并不干涉。在清政府看来,虽然我不能禁止这些土司向缅甸缴纳“花马礼”,但是我对土司的重大事务有决定权,你缅甸不能干涉。然而,缅甸却有不同的认识。缅甸的国家领土观念发育较清朝落后,它还是传统朝贡、属邦观念,把向其进贡“花马礼”的土司看作是它的属邦,认为对其有一定的权力。

  清代前期进贡“花马礼”的土司主要有两个:孟连、车里(今西双版纳)。问题是“花马礼”是缅甸东吁王朝强盛时期向北征服的产物,在东吁王朝覆灭后,这些土司已经停止进贡“花马礼”。缅甸新王朝要恢复“花马礼”,有的土司愿意给,有的土司不愿意给。其中孟连土司给了,但车里土司没有给,于是导致了缅甸对车里的入侵,当然缅甸入侵车里也还涉及别的原因。

  但是后来缅甸要求征兵孟连,攻打车里,孟连拒绝,于是也起来反抗。从孟连的角度来说,可以花钱交“花马礼”,但是帮缅甸出兵打车里,就是形同叛逆,所以他理所当然拒绝,那么,就被缅军蹂躏。另外两个被缅军侵扰的土司是耿马和孟定,但这两个土司实际在清前期并不存在“花马礼”,因此当然拒绝了。

  冲突一开始,云南总督吴达善不愿调绿营兵,仅调取文山的沙练和边境的厂练(银厂中的矿民自卫武装)去防堵;而当刘藻接任总督的时候,沙练、厂练已经不能抵御缅军,这才调绿营兵防御,战争于是全面升级。

  澎湃新闻:王朝之外的另一个层次是土司?

  杨煜达:对,还有一个是土司层面。

  中缅之间一部分土司归缅甸,一部分土司归中国,但是土司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交织的,因为它们都是同等地位相互交往的,没有这么清楚的王朝认同,这些土司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交游圈。这个交游圈可以以欧洲中世纪的贵族来理解,比如中世纪的德国,德国由很多诸侯邦国组成,它们之间互相联姻、打仗。

  西南傣族-掸族土司之间也是这样。土司可以娶很多夫人,但是只有掌印夫人有地位,这是傣族政治制度中很特别的一点。掌印夫人的权威特别高,子以母贵,只有掌印夫人生的儿子,才有优先的继承权。掌印夫人一定要找门第高贵的,为了显示门第高贵就会陪嫁很多东西,包括土地。所以,缅北的一些土地会在土司之间倒来倒去,也搞不清楚土地的具体流转,果敢地区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至于王朝对土司的管理,乾隆年间这场战争结束之前,王朝主要管土司的继承(保证土司的合法性以防止土司内部的动乱)、土司对王朝应尽的义务,包括进贡和出兵等等。至于基层事务,王朝并不直接管。土司之间的往来,王朝也不完全知道,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如果内地的两个土司把土地作为嫁妆陪嫁来陪嫁去没有关系,但边境土司之间的这种交往就有问题了。也就是说,至少在清代前期,王朝对边境上的这些土司的控制是不够的。

  澎湃新闻:经过这场战争之后,中缅关系有怎样的变化?

  杨煜达:战争结束,在乾隆中期以后,王朝越来越强调对土司下层土目的控制,把这些土目也变成土司,由王朝直接任命。这一方面可以分割土司的权力,另一方面可以对土司下层控制得更为具体,以前大的土司有一个府的面积,小的也有一个县的面积,后来就是要将其控制到一个乡的级别,通过这样逐步分割土司的权力,加强王朝对边疆的控制。

  就中缅关系来说,经过20余年的冲突,清王朝和缅甸重新建立了宗主藩属关系。当然,这种友好关系是在按中国大一统观念建立的宗主藩属关系下实现的,即使在缅甸看来,它并不认为是清王朝藩属,但是中缅之间和平友好的关系一直维持下来,直到英军占领缅甸,对其进行殖民统治。

  经过这场冲突,实际上双方建立了正常的对话机制。冲突结束以后,清方虽然规定缅甸十年一贡,但是,双方使节来往频繁,特别是以云南地方督抚名义和缅甸的交涉也比较多。这样双方的经济联系也就更加密切了。

  同时,清王朝和缅甸建立的这种宗主-藩属的关系,在19世纪后期对中英之间的边界谈判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来源时间:2015/3/19   发布时间:201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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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在韩反导“瞄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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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微天下  来源:新浪微博

韩美可能下月讨论是否在韩部署美反导系统萨德,以“应对朝鲜”。韩媒18日报道,去年12月,中国驻韩大使邱国洪曾反对该部署,认为这“相当于大炮打蚊子” 。大使说,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是“直接瞄准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昨日表示,希望有关国家“慎重行事”。 (新浪)

来源时间:2015/3/19   发布时间:2015/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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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彻底大摊牌:北京真实态度令美恼羞成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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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火炮军事网  来源:新浪微博

 奥巴马智慧的确不够。重返亚洲战略实质流产,组建TTP组织隔离中国经济影响力却难见成效。美国遏制中国崛起不遗余力,中国各种反制措施层出不穷。http://t.cn/RAv12XL

来源时间:2015/3/19   发布时间:2015/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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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最后的亚洲虎在中美之间走钢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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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ZAKER新闻频道  来源:新浪微博

缅甸:最后的亚洲虎在中美之间走钢丝 http://t.cn/RAvfUQj

来源时间:2015/3/19   发布时间:2015/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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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防部回应美军方发表《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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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央广军事  来源:新浪微博

近日,美军方发布《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报告,指责中国以武力胁迫手段,推进领土主权声索。国防部新闻事务局表示,希望美方采取客观公正立场,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为加强中美两军互信、推进新型军事关系健康发展作出切实努力。

来源时间:2015/3/19   发布时间:2015/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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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关系将重于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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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魏城WEICHENG  来源:新浪微博

新加坡国立大学马凯硕:美中关系是如今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未来它将被中印关系取而代之。这两个邻国仍然存在着“信任赤字”,但合则两利,争则两伤,在今年五月的会谈中,习近平和莫迪应抓住机遇,让中印合作出现重大突破。(分享自 @FT中文网) http://t.cn/RAPUXmc

来源时间:2015/3/19   发布时间:2015/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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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接受凤凰专访 回应美国对亚投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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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凤凰财经  来源:新浪微博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发展需要更多的资本,现有架构和新的架构的共存应该是有可能的。诸多事情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国际体系,中美间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很重要。”

来源时间:2015/3/19   发布时间:2015/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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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敏欣:美政商学界看中国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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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燕青  来源:美国之音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简称GW)的中国问题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3月6日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表述了他对中国、尤其是中共前景的看法。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沈大伟之所以将“中国共产党统治结束的大戏已经开演”这样的观点公之于众,是因为美国的政界和学术界,已经对中国以及中共的前景达成了共识。

    美国究竟是否这样的共识?出生于中国的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者裴敏欣就此对美国之音谈了他的看法。裴敏欣目前在美国加州克莱尔蒙特·麦克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担任政治学教授兼该校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对中国看法变化中

    问:您认为美国政界和学术界有没有这种共识?

    答:我想这种共识并不存在;因为在美国的中国学界,对中国的总体的判断,一直是有很大分歧的。所以像沈大伟这样的文章出来,有人会赞同,有人会提出各种各样的疑问;所以这种共识可能是一种虚幻的假象。

    但是我必须指出,美国的学界对中国走向是否看好、还是不看好,在这个问题上,最近出现了一系列很重要的变化,特别是在薄熙来事件之后,在美国的中国学界对中国的看法起了很大的变化——对中国看好的人,开始比较少了,对中国的前景比较悲观的人,开始多了。但是所谓大部分人对中国看法的“共识”,那是不存在的。

    问:为什么薄熙来事件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

    答:最主要的是薄熙来事件披露了中国高层内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

    在毛泽东时代,这种政治斗争使共产党遭受了很大的打击;在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国的高层一直是十分努力企图在高层保持团结,但是薄熙来事件说明中共在毛泽东时代之后的这种努力是失败的。

    最近习近平做的一系列的反腐的事情,他的反腐运动进一步揭示了中共内部的团结可以说是十分脆弱的。可以说中国、中共高层内部的团结已经不存在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前景就使人十分担忧。

    中共倒台还是转型

    问:中共倒台、或者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中国朝着民主化转型,不正是外部世界和中国内部民众都想要看到的么?

    答:有许多人希望中共、中国能够和平民主转型,但这其中一定要有一个修正:人家并不是说希望中共倒台——倒台你要有一个定义; 一种是被革命运动推翻,一种是自我改造,平安退出历史舞台,这是有根本区别的。 我看大部分人都是希望中国能够进行和平民主转型,而并不是像阿拉伯之春这种经过十分动荡的革命运动来实现的民主转型,因为前者的民主转型是比较有希望的,而后者的民主转型风险很大,弄不好又会出现军人统治,甚至是短期的政治混乱。

    人家提起中国的民主前景,基本上都是希望中共采取像台湾、甚至南韩、墨西哥这一类从专制到民主的平安转型,就是精英自己主导下的和平转型,而并不是经过暴力、或者是群众运动的(更为动荡的)转型。

    问:你说的“人家”指的是……?

    答:美国国内对中国比较关注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界精英。

    中共“精英”心态

    问:中共内部对这一点是否真正了解?

    答:共产党里面有许多“精英”根本就不想转型,因为在中国,控制了政治权力,俗话说,就可以“发大财”,就可以掌控许多经济资源,那种政治权力他怎么可能放弃呢?所以,他根本就不想要进行和平的民主转型。(这些人)为了要向中国老百姓有一个交代,往往会说“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对外的官方说法就是“西方希望中国乱、希望中国分裂”,而实际上,西方真正有脑袋的人根本就不希望中国乱、根本就不希望中国分裂。因为中国分裂和乱,对整个世界是有很大的负面冲击的,而西方是不想看到这种局面的。

    但是,西方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同时也知道,中共现在是一个没有合法性执政基础的政权,它的长期的稳定和持久性都是不可能的。

    中国现在基本上是靠两个手段来执政。一个是靠暴力、靠镇压,所谓“维稳”;一个是靠经济发展,来向人民显示中共是一个执政有效的政权。

    第一个手段代价很大,第二个手段不可持续,因为经济上的表现一时好,一时坏,长期下去,这种政权它必须面对自己合法性缺失这么一个问题。

    问:习近平属于哪一类精英?

    答:习近平目前的政策显示,他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强势的政治手段来使共产党的执政能够长期保持下去。他是属于这种“要使共产党的红色江山永保万代”这样的精英。

    中共政权的寿限

    问:沈大伟的那篇文章,最终要说的是什么?

    答:他说的就是习近平的这种努力最终是要失败的,而且中国现在已经出现系统性的不稳的预兆,就是从各种矛盾——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经济矛盾、精英之间的矛盾、甚至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的矛盾,都体现出中国现在,或者说是在今后5到15年之内,会面临很大很大的危机。

    问:你同意沈大伟文章中的观点吗?

    答:他讲的都是事实,中国出现这些矛盾是无可争议的, 唯一不能判断的,就是这些矛盾是否能够导致中国的政权更替、是否会导致共产党下台,以及通过什么方式下台,这是没法判断的。因为这么一个充满矛盾、充满内部不稳定因素的政权,有时候只可以持续几年,但是有时候也可能持续很久。这是一个很难确定的问题。

    这方面我个人认为,根据比较历史、以及我们对专制国家转型的了解,中国今后10到15年是一个共产党政权的高危期、即危险程度(系数)很高的这么一个时期。因为一党专制一般寿命都不超过75年左右,而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是65年左右了。而且,在人均收入一到1万5千美元这种情况下,保持专制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在历史上没有先例,除非你是一个产油国。所以从历史来看,今后10到15年,中国出现政权更替的可能并不是没有,而且相对比较高。

    裴敏欣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80年代中期来美后先是到匹兹堡大学研读写作,之后获得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一度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政治学,并长期出任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库之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目前除在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任教以外,还兼任另外一个智库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高级研究员。裴敏欣著有两本政治学书籍:1994年出版的《从改良到革命:苏联和中国共产主义体制的终结》(From Reform to Revolution: The Demise of Communism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2006年出版的《中国掉入陷阱的转型:专制发展政权的局限》(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

来源时间:2015/3/18   发布时间:2015/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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