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卡特中心中国项目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费和中国研究报告

　　解读中国在亚洲的新兴大国战略

　　克里斯托弗·K·约翰逊

　　2014年6月

　　前言

　　亚太地区是世界体系充满活力的中心，发生在那里的事件正展现世界的安全与繁荣。不断加深的经济依赖和新生的制度结构为创造充满活力和稳定的未来提供了一个稳固的基础，但同时也面临一系列可能会破坏当前安全环境的挑战。美日同盟在过去60年里一直是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基石，其应当继续在塑造该地区秩序的过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美国和日本政府都已经采取重要的步骤来加强这种同盟关系以确保在维护地区稳定与繁荣方面的关键性作用得以延续。笹川和平基金会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2013年成立了一个由杰出的政策制定者和学者组成的双边委员会来制定一份关于美日同盟的战略性构想。这个委员会由理查德·阿米蒂奇、约翰·哈姆雷和加藤良三共同主持， 并已召开过两次会议，最近的一次是2014年1月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还会继续讨论一系列使双边关系更具活力的问题。讨论的主题包括同盟在保持亚太地区稳定中的作用、建立同盟与地区其他关键伙伴的关系、朝鲜核和导弹威胁、网络安全、贸易自由化、塑造与中国的互利关系、能源安全、以及其他由委员会设定的主题。

　　委员会已经广邀学者开展研究以为讨论提供内容，包括这个由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费和中国研究和亚洲研究课题组联合开展的中国战略行为评估研究。这项研究同时还考察了塑造美-日同盟的影响因素。应委员会要求，中国坚定的军事现代化努力，特别是中国军队能力和杀伤力的急速扩张并没有包含在本次评估中。对中国崛起中军队层面的更加全面的评估已经交给参与本课题的其他研究者进行，并将在委员会的努力支持下公开发表。

　　1、简介

　　中国在未来数十年内作为大国重新崛起会是美日安全同盟和亚太地区安全格局的主要挑战，并不断扩大。如果中国的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的影响持续增长，即使是以比较温和的步伐，我们将会见证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崛起之后全球权力分配中最大的变动。如果中国在未来10-15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将第一次使全球经济的领导者不再是英语国家，不再是西方国家，不再是民主国家。

　　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假设。在通向实现新的全球权力平衡的道路上，中国领导人将必须成功解决他们所面对的国内外挑战。他们在应对地缘政治的长期游戏和当下突发事件时将需要表现出足够的远见和灵活性。他们需要证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增长将如上个世纪最后三十年那样在下一个三十年得以持续，即使他们当前面临的任务比他们的前任们曾经经历的那些更加复杂。他们还需要制定周密的计划以让国家增长的财富和权力服务于中国重返东亚主导地位的目标而不会爆发与邻国，美国的冲突，后者更为重要。此外，更为根本的是，他们必须回答一个没完没了的问题，即中国想成为怎样的大国?即是否会遵循长期以来的全球游戏规则，即使中国并没有参与这个规则的建立。

　　在此背景下，找到一条能够解决这些挑战而又可以避免战争并促进地区可持续的——最终是全球的——经济增长的道路对确保未来亚洲的稳定和繁荣是必要的。然而，如果不能清楚地理解2012年上台的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地区外交政策和安全战略的根本支柱和轨迹，想要在东亚成功建立一个令各方赞同的权力平衡将是不可能的。对该地区的国家来说，在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和资源逐渐减少的情况下，了解中国对他们决定采取何种方式(单独行动，还是联合行动)来为维护地区安全和繁荣是必要的。

　　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快速的集中政治权力意味着他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理念将会更快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尽管如此，相对于他10年的任期，现在下结论显得为时过早。在此时认为我们能够看到他最终将把这个国家带向何方的完整过程中的任何事是愚蠢的。事实上，在一些一般性原则之外，一个令人信服的情况是，习本人也许还没有一个完全具体化了的世界观。

　　现在的挑战是很多看上去互相矛盾的政策倾向混合在一起指导着习和他的同事在其集体领导的任期内开展工作。比如说，在国内，要求实行自由市场的大胆的经济改革蓝图与严厉的意识形态的整顿结合在一起，几十年不见的毛时代的语言和党的整顿手段又都回来了，至少在西方看来，这是很令人不安的。对外，中国周边国家的领导人被中国领导人表面的无能所迷惑，在持续的缓和争夺的冲动以改善与中国关系的同时使中国更加坚定地全面主张领土、扩张军队的活动范围。

　　因此，这个项目的目标不是要尝试水晶球占卜的游戏以得出一个值得怀疑的关于中国前景的结论。相反，希望尽可能的得出一个分析框架以严密地阐述新的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优先事项以及政策偏好。如果这个项目能够为解释新的发展提供一个可持续的概念框架，为将来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线评估就可以说是成功的了。

　　这个研究将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个共同的——或者至少是一致的对中国如何运用其崛起的权力的评估会影响到美国和日本。主要民主国家和利益相关者在对中国日益增长的作用的评估和应对方面存在的分歧将会极大的危害到把中国纳入在过去六十年内建立的基于美国、日本和其他民主同盟合力的亚太地区现有规则的努力，而这个规则也会让中国多个方面受益。中国如果能够成功处理各种挑战，包括打破中等收入陷阱、打击蔓延的腐败、减缓快速的环境退化，美国和日本都会从中获益。因此，美国和日本有责任共同来阻止导致不稳定的行为，鼓励合作、透明和信任。

　　这份共享的地区评估是特别重要的，因为美国和日本有时对中国国际人格的关注点是不同的。新兴大国通常在国际舞台上搭便车，而在地区方面更加的修正主义。对日本来说，地区修正主义是迫切需要应对的。对美国而言，期待中国协助打击核扩散、应对气候变化和其他挑战的愿望超过了对日本的期待。然而，如果中国挑战现状，极大的可能是会发生在日本的邻近区域，而在那个区域，日本和美国的应对方法将不会存在分歧。

　　2、国内政治环境：从顺利交班到习时代的开启

　　顺利接班

　　总体而言，虽然出现了薄熙来事件，但仍然顺利实现了权力交接。相比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习近平面对的来自前任的压力相对较小。虽然他不能完全忽视胡和江的利益，但他运作的空间要比胡更大。是遵循传统，还是在政治上做出一些突破完全取决于习本人的考虑。

　　在现任政治局常委中有5人将会在2017年卸任，在他们剩下的3年任期内，因为不用考虑政治前途而可以更有勇气承担一些实施改革的风险，也不太可能阻扰习、李推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确定的改革项目的实施。

　　习、李各自的团队均由经验丰富的专家组成，他们作为改革目标的具体实施者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同时还参与到了中国转型方向的设计当中。

　　总之，顺利和完全的权力交接确定了习在新一届领导集体中的稳固核心地位，并得到了关键部门官员的支持。这使得他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人事安排以强化党中央的角色，确保所有的关键性决定都来自他本人以增强他作为总书记的权威。

　　习的国内政治力量：同僚中的第一人还是只排在首位?

　　习的政治地位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得到加强，并不断被巩固。一些因素促成了这一趋势，但仍有一些关键性的方面需要引起特别关注。

　　首先，习的太子党背景使他对权力本质的认识独具一格，他的成长经历帮助形成了他独特的政治艺术。他灵活运用一些毛、邓两位中国共产党领袖所各自偏爱的政治方法，来强化党中央的地位，打破同僚之间的政治平衡，在背负更多毛时代特征的同时体现邓的特点，至少在经济方面。这使得他能够娴熟的运用共产党意识形态中的所有耳熟能详的话语。

　　习的政治动力来源于他这样的观念，即在列宁主义的政治体系中，如中国，最高领导人应该控制绝对权力以执掌权柄。他意识到加紧对政权关键权力中心的控制是完成他大刀阔斧的政策愿景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他通过设立深改组、安委会来加强政策协调和实施，这表明他有足够的影响力通过在体系顶层设计结构性的方案来解决在部委和组织层面拖后腿的现象。当然，这也凸显了习在推进改革进程中遇到的来自僵化官僚体制的阻力。

　　最后，习已经制定了清晰的政治威吓战略来管理那些反对改革推进和反对他集权的人。他的策略重在运用所掌握的多种工具使他的批评者难以猜测他们将会面对什么。如，习推动的反腐已经使中国官员人心惶惶。习在上任第一年开展深刻意识形态的整顿活动，体现在打压互联网，开展沉闷的党内辩论，从对毛遗产的评价，到宪法在指导国家政治发展上的权威性和作用。此外，于2012年12月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旨在消除党内的异见。在习眼中，事实证明这项延续到去年9月的运动已经证明其效果。

　　3、国内经济环境：给予市场决定性作用

　　率先发布的高度概括的三中全会的公报令很多人失望，媒体认为既没有改革承诺，也没有更详细的改革措施。然而，稍后发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若干改革问题的决定》证明这个论断是不成立的。《决定》是数十年来最彻底的一个改革方案，这个大胆的方案是习在党内个人权威的强力证明。当然，这个方案仍然缺少具体的执行细节，在政策建议方面也有很多隐含的矛盾。另外，既得利益集团也可能因为这个方案损害他们的利益而施加阻力。

　　远景：平息争议

　　三中全会的改革蓝图反映了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一直困扰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几个基本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新的领导层正确认识到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吗?《决定》清楚地表明答案是“是”。全会公报和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都强调，领导层认识到了中国的基本问题——经济增长放缓和债务剧增——都是与更深层次的治理问题相关的表面特征。简单而言，对资源调配干涉太多、管制过多以及地方保护主义使得市场效率低下，再加上不合理的财政分配体系激励地方政府掠夺式地开发土地、鼓励投机性的房地产发展和过度建设基础设施。

　　全会文件将所有这些治理问题都作为改革的重点。习在向中央委员会解释这些关键决定时谈到：“市场与政府之间的恰当关系依然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要建立这种关系，就要首先解决究竟是市场还是政府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而市场已经被证明最为有效。”习近平将市场的作用从“基础的”提高到了“决定性的”，成为全会的重大理论突破之一。新领导层的一个中心政策就是大量减少像发放执照和资本注册这样的管制要求。

　　让市场真正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会对许多既得利益集团产生影响深远的后果。在全会文件确定的改革重要支柱——尤其是国有企业、财政改组和开放金融部门——等方面都会遭到国有垄断企业的激烈抵制。而本届政府寄希望于建立对应的改革领导小组，来克服这些反对的声音。另外需要对领导小组与政策执行机构之间的关系作出清晰的阐释。

　　但值得强调的是，领导层同时也希望对市场的作用做出严格的限制。全会《决定》要进行全面的治理改革，并不意味着要削弱中共对权力的垄断。相反，他们寻求通过改进行政体系，明确市场和国家的角色来加强国家控制，进而建立更加市场驱动的经济和更强大而有弹性的国家。如果能够成功，将实现中共国家导向的目标。

　　成功实施改革计划的障碍

　　即便改革实施计划才显出雏形，但也有必要强调几个可能出现的阻碍。首先是三中全会公告本身的问题。它仅列出了国家希望达成的目标以及要解决问题，并不包含明确、具体的实现目标的详细步骤。这可能会带来两个方面的风险。第一，缺乏明确的指引会使领导层陷于大量的任务，强调的重点也时有不同，从而导致改革停滞不前。第二，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实际上有可能还不够大胆，未必适应未来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变化。

　　其次，三中全会的政治宣言表明，领导层对中国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的看法与国外以及一部分国内经济学家和市场参与者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外界主流的观点是，中国最大的经济挑战是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巨量举债经营，而为了避免金融危机，北京至少应当接受几年更低的经济增长。但中共高层认为，经济增长放缓和债务上涨仅是深层治理问题的表征，用几年时间便可解决。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判断失误的话，不仅经济会出问题，改革也会受挫。

　　最后，就政权内部而言，一方面，习快速巩固权力并不利于改革。鉴于习在尽力展示其权威时已影响到很多党内精英的利益，而且反腐之类的运动正向军事和党内关键人物扩展。在当下政治斗争激烈的情况下， 很少有官员在政治风向缓和或明确之前而愿意将自己的政治前途放在改革的一方。另一方面，习近平强调自上而下的改革和信息控制，并把官僚体系视作改革的绊脚石。处于关键执行部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发改委——的技术官僚们担心自己在改革方案上没有发言权。如果习近平不能将他们争取过来，那么改革将很难结出果实。

　　4、转向新的外交政策思想

　　习近平外交政策愿景的大致轮廓初现，我们已经可以就其方法和工作重点归纳出一些关于初步的结论。毫无疑问，习热衷于在党的意识形态的话语中表述中国的外交政策原则。树立自己是党的意识形态的管事人这样的形象，对那些可能偏离他外交政策的党内其他强大利益集团有强大的威慑力。随着习政治权力的巩固，他正快速的将自己的意志加在中国外交政策上。

　　理论基础

　　审视支撑中国外交政策构建的几个理论基石对准确理解习发动的运动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也几乎是最重要的是 “战略机遇期”。这个概念是中共主要的对外战略纲领，反映了领导层对于外部环境的认识，隐含了中国将经济发展而非军备竞赛或军事冒险作为重点。只要这个概念仍然有效，北京从根本上重塑亚洲实力的愿望和能力将受到极大的限制。第二，“和平发展”。如战略机遇期一样，和平发展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一直是中国外交原则的基石。第三，是中共将以何种方式概念化本世纪上半叶两个重要的纪念日——即建党100周年和建国100周年。中共为这两个纪念日分别设置了雄心勃勃的目标，虽然看上去是国内目标，但习及其外交政策团队已经将中国外交政策导向置于这两个世纪目标之下。而如果这两个目标都得以实现，将会产生深刻的国际影响。在购买力平价超越美国之后，经济实力最终会形成战略力量，地缘政治力量，进而寻求在军事力量上与美国抗衡。

　　习的中国梦

　　如果说以上概念是中国外交政策思想和理论的长期标准，那么习的中国梦则是当下最新的指导思想。在习有关中国梦的论述中，到2049年，中国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这意味着中国将恢复其在地区中的首要地位。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视与美国保持稳定的关系为最首要的外交政策目标，但是北京在如何实现双方期待的稳定上的筹划仍是不清楚的。好的情况是，双方意识到以政策的形式避免双方直接的冲突;坏的情况是，中国借助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寻求美国对中国追求自己定义的核心利益的默许。

　　虽然中美之间的军事交流在不断改善，但仍有很多提升空间。近来，中国政府官员和外交政策观察者认为美国对日本、菲律宾的支持已经为中美关系增加了负面影响。对美国实现在该地区联盟的中心地位的根本性误解表明中国想为新型大国关系设置一条确定的界限。

　　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大国外交

　　大国外交的概念出现以后，取代和谐世界，成为中国外交的新原则，重塑与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关系。尽管作为江泽民时代提出的概念很快从媒体上消失，但被习赋予了新的内涵。从实践角度看，大国外交的实践已经对关键周边关系造成了实质性影响。

　　5、影响塑造大国外交的2.0版本

　　有一些因素帮助解释大国外交中更加扩张性的方法。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邓提倡的韬光养晦、国际事务中不当头的外交政策，在新的领导层看来已显得不合时宜。强调“活跃”是习时代中国外交的最鲜明特征，如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及在2013年APEC会议和东亚峰会上签署的大量贸易协议和投资基金。

　　改革开放后，中国主导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国内发展和现代化，其对外(东亚邻国)经济政策也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更积极的参与地区经济体系创建，发展与邻国的双边关系。然而，北京经济外交的努力被国内的经济实力、政策行动以及地区视为自私和缺乏连贯的声明所阻碍。中国新的领导集体加强了与邻国的经济合作，表现为大量的投资。但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行动增加了地区对其意图的担忧，并破坏了经济外交产生的积极成果。习这一届政府如何解决地区政策中的这些矛盾有待观察。东盟成员国迄今为止的反应表明中国在建立信任与争取地区事务合法领导者的地位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尽管中国宣称“像朋友和伙伴一样对待邻居，让他们感觉安全，并帮助他们发展”，包括帮助推进东盟“互联互通”计划，包括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地区国家新建基础设施提供资金。然后，习是否能够实现这个目标仍不清楚，特别是在中国国内政治环境越来越粗暴，地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也越来越多，这些使得政策实施变得更加复杂。

　　另外，中国如果成功实现从投资-出口型经济转向消费主导型发展，中国对地区的需求是否能够满足其所承诺的实现共同发展和双赢的目标?从近期来看，中国尝试利用经济优势来建立中国主导的地区经济结构，但是这个雄心是否会被国内显著放缓的经济或者过于自信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在领土问题上的政策所拖累?

　　6、地区印象和应对

　　韩国

　　韩国对中国的看法是令人困惑的：为什么韩国在视中国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喜欢的国家时，认为中国是仅次于朝鲜的第二个主要威胁?对外人来说，这似乎是矛盾的，但韩国对中国的看法确实是复杂的。这个复杂性不仅体现在公众的态度和印象中，也表现在韩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中。

　　朴槿惠政府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但声明其外交政策仍根植于与美国的联盟，这并不代表其政策摇摆或者是矛盾的，反而反映了首尔对华战略所面临的三大根本性困境。

　　第一，中国是邻居，并且是新兴大国。中国在土地、人口等众多构成国家实力的指标方面远超韩国激起韩国的战略忧患意识。另外，两国不同的价值体系也增加了韩国与中国关系的不安全感。

　　第二，韩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在加深。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双方也正在商谈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协议，但彼此的经济摩擦并不少见，这损害了双边贸易关系。尽管韩国了解其经济未来与中国关联，但其对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的忧虑远超日本和美国。

　　第三，中国帮助韩国实现半岛统一的意愿受制于中国与朝鲜的联系。对中国是解决朝鲜问题的关键这样的共识是驱动韩国与中国战略接触的主要力量。然而，中国和朝鲜的历史渊源，以及共同的战略和安全利益使得双方的伙伴关系很难被打破。然而，裂缝已经出现，这为韩国进一步与中国接触，并影响其对朝政策提供了机会。

　　虽然中韩关系有过一段蜜月期，但是因为一些问题，比中方未同意韩方要求重新设置防空识别区以去除与韩国重叠的部分，双方蜜月期已经结束，并可能使韩国放下与日本的历史争端而寻求建立美-日-韩三方联盟以加强领土合作。

　　南亚

　　南亚国家领导人更关注习本人，他们希望能够找到有关诸如“新中国是什么”“中国想怎样”的答案。中国地缘政治的分量和与他们的距离使得每个国家都把这些问题放在其国家安全问题、经济机会和威胁之上。东盟成员国10个成员国都在问同样的问题，但谁也不相信能够找到答案。

　　推测中国的意图是东盟国家外交政策的重点，当然理解诸如美国及其他本地区战略相关国家的意图和能力也是重要的。东盟国家寻求的是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权力平衡。这是为什么东盟国家花费同样的时间和精力来试图理解中国的意图和美国为保持地区领导者的身份所作出的承诺和相应的能力。

　　尽管各个国家因其与中国在地理位置、经济关系、历史、海上和领土争端等方面的差异而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印象有所差异，但总体而言，对习领导下中国不断发展的外交政策仍有一些共同的印象。

　　首先，习比其他领导人更快、更有效地掌握了权力。东盟相信一个决定性的、强力领导人能够回答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中国海事部门和军事资产在南海的挑衅是来自于基层指挥官和地方官员的命令，还是直接来自北京的指令，亦或两者的结合?

　　其次，习是民族主义者。东盟认为习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会将中国的利益置于其他考虑之上。

　　再次，习提供了一个机会。乐观观点认为习掌握大权之后将能够发展中国经济，增强他对军队的控制，将中国外交政策的重点转为与邻居合作而非挑战或者控制他们。这个观点已经一再被中国近期的行动所削弱。

　　最后，习是一个威胁。东盟国家内一个更现实和普遍的忧虑是中国会采取更加自信的外交政策，进而破坏地区稳定，迫使东盟国家加入美国、日本等国组成的联盟以对抗中国的侵略。

　　除了察觉到习掌权之后中国政策的变化之外，东盟还陈述了其对中国外交政策和进入亚太地区的方法的看法。

　　首先，中国察觉到华盛顿的弱势。东盟国家认为中国的行动取决于其对华盛顿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亚洲的承诺以及其履行承诺的能力的观察和判断。

　　其次，在亚洲，经济属于安全问题。东盟国家坚信经济接触是亚洲可持续安全战略的核心。

　　再次，中国从脆弱的东盟获益。东盟国家相信中国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而互相融合的东盟。

　　最后，中国容忍地区体系结构，但寻求双边杠杆。东盟希望能够利用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机构体系将中国纳入到地区讨论、规则制定中，并遵守法律规定。但是东盟意识到中国更倾向于利用中国能够主导的双边联系来主导地区关系。

　　7、有待观察的事项

　　在习的任期刚过1/4的时候预测其可靠的未来是不现实的，因而确定他的政治工具包中能够反映未来走向的特定的政策和计划才显得重要。到目前为止，有两个方面是他的方法的中心所在。

　　第一，习倾向于用结构性的方案来解决官僚权利和本位主义的问题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也是他整个任期内最重要的主题。一是成立多个领导小组并担任小组长。深改组的成立对保持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必要的，而安委会的成立则关系到中国能否成功、和平地执行其新兴大国战略。二是有关国防改革，将持续对解放军的指挥体系进行重构，其中一个重点是健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和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用以解决解放军在软实力上的短板，特别是将现代化的武器转化为实际战斗力上的能力不足。

　　第二，习貌似执着于营造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来证明其集权和大胆改革的合法性。具体而言，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习突出海上事务的重要性，强调海洋对于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日益增长的战略性作用，事关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在此背景下，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建立就不令人奇怪。二，习强调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只是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因此，成立国安委管理、控制各种危机，推动解放军改革来提升战斗力以应对可能的冲突。三，习将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压力归根于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

　　在此情况下，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当习认为保持一定的国内、外的紧张关系对实现其政策目标是必要的时候，这对其他国家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有何影响。

　　8、美日联盟可吸取的教训

　　本报告为美日同盟应对中国战略行为提供了一系列原则性的建议，报告认为美日双方领导人所作承诺应遵循以下原则：

　　美国和日本应该继续共享地区性评估，并增加与澳大利亚、印度和其他对中国看法有别于美国的国家之间的三边对话以强化评估。

　　美国和日本不能预测中国要么会成为国际体系中全面合作的利益相关者，要么是未来几年的战略对手。作为盟友，美日必须制定一个结合威慑、劝阻和安慰的策略。无论是美国和日本必须意识到，在亚洲没有邻国想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

　　美国和日本应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以确保多边论坛(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能增强地区承诺使其成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在其中任何强制性的手段都不被接受。

　　美国和日本应该继续帮助各国发展对灾难与海域控制和感知的管理能力，使他们在面对大国压力的时候不那么弱势。

　　美国和日本应该调整其对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发展援助战略以与他们更加亲密。战略援助对话有助于强化共同的重点。

　　总之，本报告认为，中国在亚洲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都将上升。在很多方面，这代表了一种回归，回到早前的亚洲国际经济格局。但是，现在的亚洲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同于过去的朝贡体系，亚洲绝大多数现代民族国家都遵循国际法和21世纪的全球性规则和规范，他们都不能接受自己国家利益被其他任何大国所损害。这给美国和日本的利益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地区环境，也极大影响了中国的选择。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是一个非盈利组织，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中心220名全职员工和中心的合作学者共同开展了大量针对未来的研究、分析，并提出了很多政策建议以实现预期的变化。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由戴维·阿布希和海军上将阿利·伯克于冷战顶峰时创建，致力于寻找有效办法以保持美国的盛名和繁荣，并使其成为世界上一份好的力量。自1962年开始，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已经成为防卫与安全、地区稳定以及包括能源、气候变化、全球卫生和经济融合在内的转型挑战等研究领域非常杰出的，世界级的国际机构。

　　50年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直致力于为世界上最艰巨的政策挑战提供解决方案。现在，中心的学者正为政策决定者提供战略性的分析和跨党派的政策建议以构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欧内斯特·Z·鲍尔，迈克尔·J·格林，维克托·查，马修·古德曼对本文亦有贡献。

　　文章原标题为：Decoding China’s Emerging “Great Power” Strategy in Asia

来源时间：2014/7/4   发布时间：201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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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卡特中心中国项目

　　“一国两制”白皮书与香港公投

　　2014年6月10日，国务院首次发布针对香港问题的白皮书，全面宣示中央政府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内涵与边界的立场，香港各界反响激烈。

　　《纽约时报》文章指出，这份白皮书发布于香港倾民主团体活动日渐频繁之际。白皮书宣称，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民主制度进一步扎根香港，中央政府和香港地方政府坚定不移地推进香港的民主政治体系，在特首选举方面正日益民主化。而部分团体领导人威胁说，如果中央政府不保证采取民主变革的话，他们将发起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25周年集会活动吸引了大批民众参与，这被视为将催化“占领中环”运动的有力证据。

　　CNN报道，这份长达1.45万字的“一国两制”白皮书一经发布便激起了香港民众对于选举改革和“一国两制”基本概念的激烈辩论。香港多个团体甚至举行抗议集会，呼吁香港应获得更多自主权。

　　许多分析家认为，“一国两制”白皮书是中国政府自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后所发布的第一份旨在强调中央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的官方文件。2017年香港将选出下一任特首，“白皮书”的发表对于那些想要推行普选的竞选者来说起到了警告的作用。

　　《纽约时报》中文网文章说，中英联合声明中的基本政策之一是，虽然香港将会“直辖于”中央政府，但“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而“一国两制”白皮书则坚称其对香港的管辖，这引起许多香港人的批评，他们说共产党的领导人正在背弃遵守“一国两制”政策的诺言，该政策让香港在北京的统治下，保持民主自治。

　　报道引用亲民主的公民党(Civic Party)领袖及立法委员梁家杰的话，说“白皮书让我们非常吃惊，对我们来说，它是在重写‘一国两制’政策。” 梁认为白皮书“重新定义了高度自治的含义，甚至还暗示我们的法院应该由那些具有政治意识的人担任法官，他们不仅要维护香港的繁荣，而且要维护全国的繁荣。实话说，如果这份白皮书是在《基本法》刚刚公布的1990年代发表的话，那时，我敢打赌香港不会那么顺利地回归中国。”

　　政治分析人士戴高礼(Michael DeGolyer)认为，“这份报告用7种语言同时发表。这显然不是一份仅仅针对中国大陆和香港人的文件，这份报告显然是要制造国际舆论，为中央政府采取行动奠定一个法律基础。”他说，“这是对香港宣读防暴法。这非常明显是为对‘占领中环’采取行动打下基础，因为这份白皮书称，中央政府在认为国家面临危险时，有权、也有责任出动人民解放军。”

　　报道引用一份最近的调查结果，指出在接受调查的香港居民中，有一半以下的人相信“一国两制”会持续下去，这反映出，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们对该政策的信心不断下滑。在另外一份调查中，不到十分之一的受调查者只是“有些”相信梁振英将会允许一个更公正的提名程序，也就是不排斥那些与北京观点相悖的人参加竞选。

　　政治评论家和专栏作家Frank Ching在CNN博客撰文说，白皮书对香港提出了明确警告，界定了中央政府拥有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的权利。“如果中央政府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那将意味着人民解放军能进入香港并接管香港警察的防务工作”。他补充说：“那样的话，我们现在所熟知的香港就完结了。”Frank Ching还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份白皮书是用七国语言发布的，“这是在警告外国势力不要利用香港问题搞颠覆活动。”

　　《时代》杂志网站的文章说，评论家们担心，受基本法支配的香港资本主义正逐步与一党专政的大陆模式相融合，并且局势正朝着有利于大陆利益的方向转变。将香港民众分为欢迎和反对大陆影响对立两类的做法是有问题的，会导致这一地区的严重分化。其实大部分民众持中间态度，一方面，认为香港与大陆在一定程度上的融合必不可少，另一方面，愿意积极争取他们所珍视的自由——集会的自由、独立司法、言论自由，以及相对的媒体自由。

　　分歧不仅存在于香港民众之间，同样还存在与香港和大陆之间。香港大部分民众认为自己在文化上具有独特性。2012年，在香港推行“国民教育”的计划遭到强烈抵制，很多家长和学生认为这是项洗脑运动，政府最终被迫取消该计划。

　　纽约时报文章说，此次香港公投为期10天，在头三天里收到689000余张选票，数量等同于香港注册选民数的五分之一。然而，大陆政府无法控制此次的非官方公投。一些民众甚至表示，大陆政府的反对更加激发了他们参与投票的欲望。

　　这个周末，亲大陆政府的报纸撰文抨击了此次公投，认为电子投票这种形式漏洞百出(比如说，一位投票人可以通过使用多台电脑或智能手机进行重复投票)，并认为这场闹剧不可能决定香港的未来。

　　“占领中环”的一位发起人表示，如果香港和大陆官方质疑此次投票的完整性，则有一个很简单的解决方案——由中央政府组织一次官方公投，让选民自主选择公投方案，他们会对此表示支持。

　　在投票站参与投票的选民对此次公投表示出了极大的热情。一位学界公投的支持者表示：“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是中国政府会不会采纳我们的提议，最重要的是，香港人民能享有真正的民主政治体系。不论结果如何，这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根据《纽约时报》中文网的报道，针对此次公投，中国内地媒体及支持内地的香港报纸都曾指责，占领中环运动组织者威胁到了香港的稳定及经济健康。据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报道，周五，中国政府的一名代表对这次非官方的公投活动表示谴责。国务院港澳办一名未透露身份的代表表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任何形式的所谓‘公投’均没有宪制性法律依据，是非法的，也是无效的。”国务院相当于中国政府的内阁。据官方新闻机构中国新闻社报道，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公投活动是“是对《基本法》的公然挑战”，《基本法》是香港法律

　　的基础，这进一步说明了北京方面对此次非官方投票感到非常愤怒。

　　发生上述僵持局面之际，一项权威调查显示，在香港，针对北京统治方式的不满情绪已达到10年来最高水平。这一趋势在年轻人中尤其明显，“香港过渡期研究计 划”(Hong Kong Transition Project)去年12月和今年1月调查的21到29岁的永久居民中，82%表达了不满情绪。

　　驱动这种情绪的一个因素是：人们担心，随着大陆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增长，香港的公民自由正在慢慢被蚕食。依照法律，香港人在2047年之前都享有公民自 由。但国务院最近发布的一份白皮书提醒港人，他们的自由是由北京授予的，并且表示，法官和其他政府官员必须是“爱国者”。香港大律师公会称，这种表述是对 司法独立的侵犯。“占领中环”运动的参与者担心，尽管2017年人人都可以投票，但提名过程将受到北京的控制，选民实际上别无选择。

　　《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张洁平的文章。张认为，像是三十年前那句针对主权谈判的“三角凳”，2014年的白皮书，针对民主治权，字字句句仿佛又在提示香港人：认清自己的位置。

　　时隔三十年，香港再次走到了政治上命运攸关的时刻。这一次，很多香港人不甘心呆在谈判桌外了。

　　一场可能是回归以来香港最大规模的激进社会运动“占领中环”正在酝酿。运动的方式很直接──如果没有“真普选”，就“公民抗命”，不惜以违法(而后伏法)的牺牲手段“占领中环”，瘫痪政经中心;试图凭这张蓄势未发的底牌强行登上谈判桌，逼迫中央妥协，落实“真普选”。

　　而《纽约时报》中文网30日的文章认为，尽管截至投票结束前的几小时，已有超过78万香港居民通过手机应用、网站或投票站的投票方式，对三个方案做出选择。最终参与人数达到了香港351万注册选民的22%。在香港立法会最近一次选举的2012年，约半数的注册选民参加了投票。尽管“这个数字超出了任何人的预期，包括我们和政府在内。” 香港立法委员会亲建制派委员田北辰 (Michael Tien) 在周一接受采访时仍认为，要想让北京的中央政府考虑改变其在行政长官提名问题上的立场的话，公投还将需要得到远大于这个数量的选票。而运动的香港前高级公务员王永平(Joseph Wong Wing-ping)则认为，中央政府不大可能会公开承认来自香港民意的压力，但公投所反应的不满情绪有可能最终帮助诱导北京悄悄地做出让步，支持“占领中环”。

　　编译：贺蓉

来源时间：2014/6/30   发布时间：2014/6/30

旧文章ID：378

作者：  来源：卡特中心中国项目

　　编译

　　中国南海行动的影响及美国应对策略选择

　　编者按：中国在南海的行动，特别是设置钻井平台引发与越南的冲突之后，美国智库、媒体均对此发表了大量的分析文章，为美国应当采取的战略建言献策。本期《中美印象》集中编译了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的一组文章。

　　菲律宾众议院的政策顾问及马尼拉雅典耀大学讲师理查德·贾瓦德·海达里恩(Richard Javad Heydarian)认为，中国在南海对越南的行为可谓一石多鸟。一方面，通过公然反对美国以规则为导向的和平解决南海海事争端的呼吁，来重申中国在南海的领土要求。这也迎合了中国国内不断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另一方面，北京也想借此测试美国支持盟国的原则底线及美国实现国际公海航行自由的决心。同时，越南并没有与军事大国结盟，与其发生冲突也不必冒险应对来自美国或其他太平洋势力的军事回应。另外，南海争端也可转移国内公众对近几个月频发的新疆暴力事件的注意力。

　　作者认为，冲突源自中国与越南双方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南海领土问题的应用有不同的解读。中国认为“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的位置是处在中国领土中建岛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所以其在该地区的开采是合法的。因此，中国以此间接证明“九段线”说法的合法性。但中国以模糊的“九段线”领土原则宣称领土主权不足以使他国信服。中国也试图诉诸于大量的法律解释以证明其挑衅行为的合理性。但恰恰是这个原因，一些东南亚国家愈发寻求南海领土争端问题的国际化，寻求联合国的仲裁。

　　这些国家认识到多边机制的局限性，面对来自中国的威胁，越南加快与菲律宾等其他担忧中国挑衅领土行为的东南亚国家合作。日本，如美国所期待的有能力承担维护地区稳定的国家，逐渐成为菲律宾和越南的重要的合作伙伴。印度、澳大利亚也愿意在太平洋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志同道合”的国家试图阻止中国控制海上交通线，因为国际公海的自由航行有利于这些国家的自身安全和利益。

　　罗维国际政策学院国际安全项目主任，布鲁金斯学会对外政策非驻院研究员罗里?梅德卡夫(Rory Medcalf)认为，中国试图建立新的亚太地区多边组织，如亚信峰会，成为亚洲新外交架构的核心，倡导以双赢模式来处理亚洲的安全问题，中国这样的弄权行为实则走错了路。首先，这个所谓的“亚洲”指的是谁?亚信峰会的参与国大部分都不是亚太地区国家，其成员包括埃及、伊拉克、伊朗，但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均不在其中。但俄罗斯可以列席，美国却没有。中国有可能已经厌倦了以往数十年逐步成熟起来的、亚太国家偏好的外交机构及行为方式。事实上，尽管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东盟国防部长会议这些机构进展缓慢，但作为多边地区秩序的支柱，这些机构正取得越来越多的成果。而且它们可以代表亚太地区的各方利益。

　　本地区需要的是一种新的均势——不是权力均势也不是决心上的均势，而是不确定性构成的均势。如果能将中国最近行为在某种程度上用幼稚、误判和疏导民族主义情绪来解释，那么美国及其盟友就要坚定下来，小心且迅速地将中国推回去，并且要给中国的安全决策者发出信息：冒险的行为可能导致自己无法控制的后果。现在所需要的，是让中国战略决策者对美国、日本和地区中型国家的反应感觉到更多的不确定性，避免中国做出更激进的举动。

　　海军分析中心高级顾问詹姆斯?凯利(James Clad)和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曼宁(Robert A. Manning)认为，中美关系处于危险的临界点。仅仅一年前，奥巴马总统与中国主席习近平在加利福尼亚会谈时宣称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但却事与愿违。两国之间接连不断发生的摩擦使两国关系处于危险的临界点。美国及其伙伴国对中国实施对冲战略。一面是集贸易和投资的全方位经济合作;另一面美国制衡着中国不断增长的军事能力。然而，中美经济之间的合作关系由于两国的政治安全问题被搁浅了，两国之间的军事竞争也越发严重。所以，互相冲突的经济融合路线和安全对抗的路线不能共存下去。如果中国继续做出反对现有权力模式的行为的话，中美关系就真的处于危险的临界点了。中国学者认为美国拒绝承认中国的“核心利益”，但是美国自身的核心利益也需要被认可。北京不停挑战着美国的核心利益，尤其是维护自18世纪以来就存在，并从1945开始确立的与亚洲之间及在亚洲地区内的海事和商业的利益。因此，美国必须重新获得主动权，并采取主动议程。我们应采取不同的减缓危机并能重塑信心的措施。同时，要针对北京僭越改变全球规范的行为采取明确地惩罚措施。而且，恐怕中国国防安全的专家错误估计美国的真实实力。另外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是，如果中国继续挑战美国的根本利益，将可能导致美国采取全方位的对抗，如对中国的弱点加以利用，如新疆、西藏问题，那将是一个极为糟糕的结果。然而，奥巴马在最近的西点军校演讲中，并没有强调美国关于亚洲问题的外交政策，而这实则是美国外交的重点。

　　美国国会议员兰迪·福布斯(J. Randy Forbes)认为，美国的“再平衡”举措既不是一项政策，也不是一项战略，而是美国政府要将其在亚太的利益和职责优先于其他地区的总体概述。他认为美国应注重的是与中国实际的、可行的军事制衡。几十年来美国在亚太地区维持的规则导向的单边地区力量正受到来自中国的挑战。关于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动权的怀疑也越来越多。不是海洋权，也不是制空权受到威胁，而是美国自二战以来在亚太地区确立的以规则为导向的原则正处于险境。美国应直面应对中国的挑战，而不是放任中国在南海的行为。另外，强有力的美日关系是未来维护亚太稳定繁荣的最好保证。日本自身也在努力承担起维护东北亚稳定的责任，美国应努力促进日本国家“正常化”。美日应联合对抗中国在南海的非军事化强压行为，共同制定针对中国的反强制策略。

　　美国国防大学的杰出研究人员哈姆斯(T. X. Hammes)和国防大学的国家战略研究院主任R?D?小胡克(R. D. Hooker Jr.)认为，美国试图避免将中国列为安全上的威胁，避免与中国发生武力冲突。但直到今天，美国政府还未详细阐明美国如何运用军事武力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繁荣，阻止中国对邻国的挑衅行为。中美之间的严重冲突不易发生，但需要清晰明了的军事战略。由于缺少已成形的军事战略，我们建议“离岸控制：防卫第一岛链”战略，这是对中国冲突的有效解决措施。“离岸控制”防卫了第一岛链国家的海上和空中空间，也控制了岛链外的领空和海域。“离岸控制”并非袭击中国，它利用地理空间，阻碍了中国重要的海洋进出口贸易通道，削弱经济。唯一可以让中国打破岛链封锁的是建立控制全球海域的军队，或是发展可替代海上运输的陆上运输。但是前者需耗费大量资本，后者则难以替代海上运输贸易。“离岸控制”政策可以成为美国在亚洲推出的国家战略中清晰明了的军事战略部分。这一战略试图实现两个主要目标：促进中国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和阻止中国的挑衅行为。中国也许认为他们逐渐增长的实力能抵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通过“离岸控制”，美国及盟国能打消中国这样的念头。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分析师哈利?怀特(Harry White)则关心美国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对中国发动战争。他认为，“再平衡”战略不足以解决问题。美国要想在亚洲保有强而稳定的地位，需要明白他需要的是什么，可抛弃的又是什么。

　　直到现在，奥巴马对待北京的态度是出于强硬和重塑信任之间的。奥巴马总统没能让北京了解维持地区现状的好处，也没能让北京了解到寻求改变现状将引发的后果。如果亚洲继续当前的战略轨道，中国将愈发大胆冒险地声张主权要求，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也会越发紧张。美国政府希望北京明白亚洲事务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无论事关越南还是日本。但中美两国对一些问题的理解是相冲突的，而这会导致危机，甚至是战争的爆发。如果华盛顿想要减缓危机，需列出最有可能与中国发生战争的议题。列名单是痛苦的过程，因为需将很多美国关乎的重要议题排除在外，例如难以控制的台湾议题。美国总统也认识到了此名单的重要性。名单上的问题关乎美国的核心利益，而不仅仅是重要利益。另外，对于北京，美国应灵活面对。美国和中国应展开实质性对话，而不是只求说服中国接受华盛顿的偏好，应多考虑中国利益。但是，关乎美国的核心利益是不能放在谈判桌上的。通过这种实质性的对话，中国愿意参与现有亚洲秩序，而不是重塑或改变它。列出清单将为更强有力的威慑及与中国达成更实质性的对话奠定了基础，为维持美国在亚洲的角色这一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提供了保证。

　　外交关系委员会斯坦顿核安全研究员米拉·拉普-胡珀(Mira Rapp-Hooper)评论了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和迈克尔·欧汉伦(Michael O’Hanlon)的新书《战略安全与互信：21世纪的中美关系》(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在书中，他们提供了一个限制对抗并强化中美战略合作的方法。

　　作者指出，21世纪，中美冲突是可能的，但并非不可避免。他们提出建议，以帮助华盛顿和北京避免军备竞赛和危机，即为两个国家的战略目标提供再保险，来缓解潜在的安全困境。

　　两位作者观点的核心是“克制”概念。他们主张，在不削减各自国家利益的情况下，中美都可以放弃具有潜在威胁性的技术、学说和政策，从而展示并强化对对方的友善意图。他们主要关注两国可能选择采用的那些单边的、非正式的限制手段。就像多局囚徒困境，如果自愿的克制导致了互惠，那么长期的双边合作就可能维持。除了“克制”以外，作者还强调了“强化”——让已宣示的保证更加可信的那些行动有助于理解对方实力的“透明度”，以及避免单方面的先发制人行动或冲突升级的“弹性”。他们也强调，但并未过多关注“决心”——即双方要澄清那些愿意为之战斗的目标。

　　米拉指出，作者的伟大贡献在于，他们为减少21世纪最重大双边关系的冲突风险制定出了一幅微妙而清晰的宏图。正如作者所言，中美两国的长期战略意图都不明确、无法确知，而且永远充满变数。但假如说世上还存在一种避免危险对抗、促进稳定的方法，那就是“战略安全与互信”。

　　翻译：小米

　　校对：守石

来源时间：2014/6/26   发布时间：2014/6/26

旧文章ID：377

作者：  来源：卡特中心中国项目

　　亚洲的权力与秩序

　　——一项关于区域展望的调查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

　　一、摘要

　　作为世界上最富生机和活力的区域，亚洲的竞争冲突与快速增长的经济合作和共同体建设交织并存。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亚洲的这种双重变化?它对美国政策有何启示?在麦克阿瑟基金、朝日新闻社、韩国中央日报、中国时报的协助下，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与美国民意动态集团合作，通过对亚太地区11个经济体的战略精英进行调查，总结出以下九大主要发现。

　　发现一：权力正在转向中国

　　53%的受访者表示，十年内中国将会在东亚地区发挥最大的作用。美国次之，占43%。同样地，56%的受访者预计中国将在十年内成为其所在国家最大的经济合作伙伴，而28%的受访者认为会是美国。高达79%的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能起到或大或小的积极作用，但6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区域安全有着非常大或某种程度上的消极作用。

　　发现二：美国的领导地位依然无法动摇

　　尽管中国被认为在十年内将会成为这一区域实力最强的国家，尽管美国的实力正相对减弱，但接受调查的专家仍认为美国会维持其领导地位。当被问及未来十年东亚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时，57%的受访者预测美国仍将占据主导，仅有7%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会取而代之。韩国和日本的受访者非常肯定美国将能继续维持其领导地位，绝大多数的中国专家也认同这一点。多数受访者认为，美国保持该地区的领导地位将更加符合本国的利益，对此，只有11%的中国受访者同意。作为美国的协议同盟国，泰国是个例外，其对美国能否维持领导地位最不上心。

　　发现三：美国的再平衡政策获得广泛支持，但其执行却堪忧

　　79%的受访者对奥巴马政府的亚洲 “再平衡” 战略表示支持。中国是唯一一个大部分受访者(77%)都反对这一政策的国家。当被问及如何评价“再平衡”战略，平均51%的受访者认为这是一项正确的政策，但并未给予足够资源，政策实施也不够有效。有24%的受访者认为该政策加强了地区稳定和繁荣。中国是唯一一个绝大多数受访者(74%)认为这是一项针对中国的挑衅性政策的国家，而持同一观点的区域平均值仅为18%。

　　发现四：领土争端是区域共同体建设的最大障碍

　　领土争端被公认为是东亚区域建设所面临的最大障碍。韩国、新加坡、中国对不能成功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担忧也是一大障碍。根据调查数据，高居第二位。第三大障碍是日渐崛起的中国的不确定性，这主要来自于日本和台湾的受访者。当被问及是否需要依靠军事实力来防止另一方恶意占领本国领土时，超过80%的中国和日本受访者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发现五：东北亚仍被历史问题所扰

　　来自韩国和中国的受访者对历史问题的担忧超过了领土问题。除此之外，中国88%的受访者，台湾62%的受访者，以及韩国60%的受访者认为日本对区域安全或多或少有负面影响。大多数受访者(平均42%)认为这些历史问题会停留在外交层面，而不会引发军事冲突，但是，43%的中国受访者认为历史问题有可能会导致军事冲突。

　　发现六：区域经济危机被认为是国家安全的最大挑战

　　大多数的受访者认为区域经济和金融危机是对本国安全的最大挑战，持这一观点比重最高的国家是印度尼西亚。区域和历史争端排在第二位，韩国、中国、台湾、印度，以及日本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担忧。气候变化被认作是第三大挑战，以印度和新加坡为代表，东北亚国家对此的担忧相对较小。

　　发现七：跨太平洋区域经济框架得到大力支持

　　当被问及各种经济框架对本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重要性时，受访者将APEC论坛和G20列至首位，82%的受访者认为他们非常重要或相对重要，紧跟其后的是东南亚国家经济联盟共同体(81%)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75%)。

　　发现八：民主价值观的区域支持率强健，而目前美国人持怀疑态度

　　在2008-2009年的CSIS调查中，受访者将民主准则列为区域共同体建设的重中之重，当时美国人对此的认同率几乎是最高的，而中国的受访者对将民主准则作为头等大事并不确定。而如今，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在所有参与调查的国家中，美国人对民主是共同体建设的优先事务的认同率降到了谷底。在人权和妇女赋权方面，美国专家的支持率也排在最后，低于中国同行。在支持推动自由和公平选举方面，美国受访者的排名倒数第二。

　　发现九：台湾海峡的和平对于整个区域发展至关重要

　　70%的受访者认为，如果中国大陆使用强制手段统一台湾则会对各国的利益产生一定的、甚至是非常负面的影响。对此，美国和日本表示了最大的担忧(分别为99%和98%)，紧跟其后的是台湾(89%)，澳大利亚(85%)，以及韩国(80%)。中国受访者对这一问题的态度也是消极大于积极，比例分别为43%和40%。

　　二、介绍

　　1、项目背景

　　2008至2009年，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在麦克阿瑟基金会支持下曾以“地区体系结构的未来”为题对九个亚太国家的战略精英进行过调研。该研究在美国民意动态集团(ODC)、朝日新闻社(日本)，以及中央日报(韩国)的协助下完成，旨在通过对亚洲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制度和规范的考察了解区域内国家和民众对未来的愿望与预期。

　　2008-2009年的调研显示，尽管受访者名义上对成立“东亚共同体”持支持态度，但是仍然对亚洲的区域组织处理安全、经济或跨国危机的能力深感怀疑。这项研究还揭示，人们普遍支持这样的观点，即未来东亚共同体的发展应建立在保障人权、自由公正选举、有效管理等民主准则的基础之上，然而也有部分观点质疑是否有必要为了发展民主而放弃国家主权。在区域多样化方面，存在这样一个清晰的论断，即该区域的权力正在转向中国，但是美国所获得的信任度却最高，其次是日本。泰国的反应有些出人意料，也许是受2006年泰国政变以及中泰关系缓和的影响，它对美国表示出了明显的不信任。

　　近些年，权力竞争、经济合作以及区域共同体建设并存的局面比CSIS最初调研之时更为明显。2010年，朝鲜的鱼雷击沉韩国的“天安”号巡洋舰;中国和日本反复陷入钓鱼岛之争;在南海，菲律宾和越南开始抗议中国海军的扩张。这些冲突由突发事件演变为多边外交议题。当东盟区域论坛在数十年间首次因南海冲突而未能发布联合公报时，正如之前CSIS研究所发现的那样，其区域组织的弱势地位暴露无疑。无论是中国新兴的“近海战略”还是美国提出的“空海一体战”概念，都暗示着，中国东海和南海的区域性争端正逐步与中国和美国的战略竞争息息相关。另外，在历史解释和主张人身份认定方面的冲突而导致的领土争端不断增加。

　　2008-2009年的CSIS研究结果阐释了亚洲在区域制度、规范以及实力方面的战略格局。自此之后，朝鲜半岛问题和中国东海和南海争端的出现，以及ARF和其他论坛的治理表明了对该区域趋势进行重新评估的必要性。CSIS联合美国民意动态集团(ODC)设计了针对战略精英的新一轮调研，在朝日新闻社(日本)，中央日报(韩国)，以及中国时报的协助下，更进一步地探究有关亚洲权力与秩序的议题。

　　2、研究方法

　　2014年的研究以来自11个亚太经济体的战略精英为目标，CSIS的亚洲学者团队选定了来自澳大利亚、缅甸、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新加坡、韩国、台湾、泰国、以及美国的受访人。该项研究中所定义的战略精英是指在国际/亚洲区域事务的辩论中具有影响力的非政府专家，不包括服务于立法、执法或行政机构的人员以及与国际关系或亚洲研究无关的人员。

　　美国民意动态集团(ODC)与CSIS合作设计了在线调查模板，并通过电子网络方式于2014年3月24日至4月22日实施了调查。来自中国、日本，以及韩国的受访者可以通过本国语言进行填写。该项研究要求受访者对一些政策问题有着相当高的专业水平，但是需要在10分钟以内完成在线电子问卷。最终各国参与研究的人数如下：

　　澳大利亚 26

　　缅甸 8

　　中国 35

　　印度 33

　　印尼 23

　　日本 52

　　新加坡 28

　　韩国 59

　　台湾 29

　　泰国 28

　　美国 81

　　总计 402

　　为了对11个经济体进行比较，我们使用平均值。因为参与人数太少，缅甸被排除在外，但是我们会在主要评估部分对它进行单独分析。

　　正如在之前的研究报告中提到的，这类精英研究样本既有优势也有局限性。受访者是具有影响力的个体，他们在研究课题上有所建树，因此，这402份问卷提供的信息足以对亚洲的权力与秩序这一问题展开比较。然而，“战略精英”的选择必然具有主观性，并且参与的数量也因国家而异。除此之外，样本也并不一定反映了所有精英们的观点。尽管问卷的设计和研究方法都经过仔细推敲，但是，在研究的精确度或误差范围方面，这种针对精英调查的效果还无法与数量巨大的民意调研相媲美。

　　尽管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项目组仍然坚信研究结果会有助于提高对亚洲区域权力、规范和体系战略结构的理解。

　　三、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是一个非盈利组织，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中心220名全职员工和中心的合作学者共同开展了大量针对未来的研究、分析，并提出了很多政策建议以实现预期的变化。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由戴维? 阿布希和海军上将阿利·伯克于冷战顶峰时创建，致力于寻找有效办法以保持美国的盛名和繁荣，并使其成为世界上一份好的力量。自1962年开始，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已经成为防卫与安全、地区稳定以及包括能源、气候变化、全球卫生和经济融合在内的转型挑战等研究领域非常杰出的、世界级的国际机构。

　　50年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直致力于为世界上最艰巨的政策挑战提供解决方案。现在，中心的学者正为政策决定者提供战略性的分析和跨党派的政策建议以构建一个更好的世界。

　　原文：Power and Order in Asia: A Survey of Regional Expectations

　　

　　翻译：贺蓉

　　校对：守石

来源时间：2014/6/20   发布时间：2014/6/20

旧文章ID：80

作者：迈克尔·沃尔兹，劳伦·里德  来源：卡特中心中国项目

　　中国的气候变化、人口流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中国和世界面临的复杂的危机情况和政策选项

　　迈克尔·沃尔兹，劳伦·里德

　　美国进步中心研究报告 2014年5月

　　变化中的太平洋地区

　　在过往的35年里，中国史诗般的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气候变化、人口流动及社会政治冲突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里日渐凸显。这些变化交织在一起，造成了中国国内动荡及周边地区的不稳定，而这使得欧美诱使中国完全依附后冷战国际体系的努力变得复杂或受到削弱。这些复杂的国内危机——有潜在可能跨越中国的边界——的后果会对地区安全、繁荣、和平构成挑战。

　　在这个地区，奥巴马政府清楚地明白什么是紧要的。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在2011年11月澳大利亚议会的一次讲演中，把美国描述为一个太平洋国家，并许诺道，他的政府“将在塑造这一地区和它的未来时扮演更加重要的长期性角色。”正如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外交政策》发表的文章 “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中提到的，美国在过去十年里将大量的资源投到伊拉克和阿富汗地区。而现在是时候投资亚太这个将主导21世纪的经济、政治、安全决定的地区了。

　　最近，副总统乔·拜登在太平洋地区一次纲领性的演讲中坚持认为，为了实现重要的战略宏图——一个更加民主、统一的地区，“在经济、战略方面上联合，以共同的价值观为一个更加繁荣安全的太平洋做出贡献”， 美国和太平洋地区的盟友(尤其是拉美国家)应在太平洋问题上抱有相似的地缘性观念。

　　采取这些新的步骤来加强亚洲双边安全联盟、参与地区多边组织、扩大贸易和投资以及促进民主和人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越来越要面对环境、人口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所有这些都是决定亚太地区走向的重要因素：是会经历地区稳定与繁荣，还是遭遇经济放缓、地区冲突、公众不满及普遍的人道主义灾难?。

　　这些是中国的内政，它们难以被中国以外的决策者用传统外交手段和发展工具所左右。中国及执政的共产党面临严重的问题，威胁其维持领导地位的潜力——-包括国内的、地区的和国际的领导地位。快速城市化、政治腐败、劳动力短缺、地方政府债务猛增、房价虚高、污染严重、人口过剩和老龄化，这些国内的问题和挑战在中国保持经济发展和成为地区关键利益攸关者的道路上，日益严重。

　　中国和美国——环太平洋地区的轴心

　　环太平洋地区是全球经济活动的主要中心。该地区展现出惊人的多样性特点——香港、台湾及新加坡的经济深度;日本、南韩及美国的高端科技;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墨西哥、菲律宾、俄罗斯及美国的自然资源;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人力资源;还有澳大利亚、智利、新西兰以及其他国家的农业生产能力。一些数据表明了该地区的重要性：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论坛的21个成员国约占世界人口总数的39%、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或GDP的55%以及占世界贸易总量的44%。

　　美中两国会越来越成为环太平洋地区的重要轴心，这意味着，两个国家将同是战略上的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反过来，这也要求两国保持稳定的有建设性的双边关系。但近年来两国关系比较紧张，中国向其邻国强硬地施加领土要求，包括美国的两个条约盟国——菲律宾和日本，还有南韩和台湾——然而中国还抱怨，美国近期在该地区的再平衡调整看上去是对中国遏制战略的开始。

　　中国境内的气候变迁、人口流动及接连不断的国内矛盾让这些冲突日趋恶化，这是这篇报告的主题。考虑到这些情况的发展，美国及其欧洲伙伴在应对国内预算削减的同时，将必须调整防卫措施和发展政策来适应新的环境。如果美国想在欧洲不得不处理持续财政危机——它威胁到了国际干预和前瞻性全球介入战略的资金来源——的情况下，维持自己太平洋地区首要大国地位，明白这一点便至关重要。

　　当然，中国也必须适应作为环太平洋地区轴心国家的新角色——这个角色越来越意味着要处理好国内气候变化、人口流动和冲突所带来的挑战，也要建设性地而不是对抗性地处理好与邻国的关系。这份报告的主要篇幅审视了这些挑战，并为美国、欧洲以及中国的邻国提供了积极影响中国决策的方法。

　　此外，公众对附近重污染工厂和发电厂的公开抗议，加上国内人口流动的压力，以及为发展基础设施而征地造成的连带后果，加剧了中国正面临的众多环境、社会和经济的挑战。气候变化、人口流动和不安全感等问题相互交织，潜在地动摇了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抑制了经济增长，还威胁到了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而政府提供可靠的公共产品的能力，例如电力供给、防洪、抗旱等，都紧密关乎政权合法性，对国内安全产生重大影响。

　　北京的领导人清楚他们面临的威胁。一些顶层政策针对性地试图解决碳排放和能源利用率低的问题，防治污染和资源短缺，再平衡人口流动和城乡社会经济差别，并试图提高整体的社会福利。然而，通过独立而分离的官僚机构，这些政策的实施是支离破碎的，并没有和与之相互影响的气候安全政策相关联。如果中央政府没有采取气候安全政策，并使其在各级别政府——省级还有地方——得到实施，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未来便危在旦夕。

　　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和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繁荣，都依赖于如何处理中国的气候变化、人口流动、社会不稳定等问题造成的后果。国内人口流动导致的城市扩张、环境污染及增长的能源需求等压力，已经使一些中国决策者拥护一种“走出去”的战略，将触角伸到中国南海、东海及更远，使国家能源来源多样化。同时，中国采取措施发展更多的水电能源，解决不断增长的国内用水需求会让南亚和东南亚的邻国会看到，从喜马拉雅山脉流入自己国家的水会越来越少。

　　沿着中国边境，这些可能的冲突确凿无疑且越来越多。在这篇报告中，我们详细审视了气候变化、人口流动和不安全问题在中国国家层面上以及在国内不同的气候和人口流动热点地区的变化趋势，以及它们对国内政策和地区政策的影响。接着我们考察了它们对美国和中国政策制定者的影响。

　　然而，简单地说，我们的调查结果指出，中国领导人以自己的方式在解决其面对的气候变化和人口流动等个体层面的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但是，缺乏全面的战略规划意味着，国家根本不能解决它现在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这反过来表明，我们可以预期，这篇报告指明的五个气候变化和人口流动热点地区会出现严重的危机，这对中国及其邻国乃至世界都将造成严重的政治经济影响。

　　但是，报告中描绘的复杂的危机情形也提供了可能的解决方案，这是中国领导人，美国、欧洲和环太平洋周边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们都应该考虑的。由于中国气候变化的影响可以预见，如果能促进政策合作并认真对待的话，危机和冲突并非不可避免。关注气候变化的双边和多边组织以及各议定书就是一个起点。我们在报告篇尾建议进一步加强这些协同、合作关系——推动中国内部的协商或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谈判都是不容易的。但是，要维持冷战结束之后环太平洋地区国家享有的和平与繁荣，就必须要采用这种方法。

　　机构简介

　　美国进步中心是一个无党派的研究和教育机构，致力于促进一个强大、公正、自由的美国以保障所有人都享有机会。我们相信，对这些价值的普遍承诺使美国人团结在一起;我们立志确保我们的国家政策能反映这些价值。我们为重要的国内和国际问题提出进步的、务实的政策建议，制定政策建议以塑造一个真正“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

　　报告英文标题为Climate Change, Migration,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in China.

　　译者：小米

来源时间：2014/6/10   发布时间：2014/6/10

旧文章ID：76

作者：  来源：卡特中心中国项目

　　快报

　　中俄天然气协议及其影响

　　经过长达10年的谈判，中俄于5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上海之际签署了天然气供应协议。该协议涉及金额4000多亿美元，有效期长达30年，俄罗斯每年将通过新的输油管向中国运送38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文章指出，这份合约涉及一个更基础的考量维度——能源安全，这对各方来说都是有益的。俄罗斯输送给中国的天然气将来自西伯利亚东部的两个欠发达地区，根据协议约定，将建造新的配套基础设施来实现天然气的运输。俄罗斯对中国的天然气供应量约等于纽约州的年消耗量，这就意味着中国需要新的能源供应渠道来满足其天然气需求。这对各方来说都是个利好消息。这份协议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俄罗斯的能源输出目的地从欧洲转移到了中国，在偏远地区投资建造基础设施使得世界天然气能源的供应又多了一个新的渠道。

　　《华尔街日报》的另一篇文章则认为，虽然天然气协议对双方都有益，但对中国的好处更大。一是，价格相对较低，相当于中国购买土库曼斯坦天然气的价格，而远远低于每千立方米625美元的亚洲液化天然气价格。另外，对于国内的昆仑能源(Kunlun Energy)和中国燃气(China Gas)等燃气分销商来说也是好消息，这些公司的业务量会逐渐增多。

　　《国家利益》杂志的文章也认为中国在谈判中始终占上风，因为东西伯利亚的天然气只能供应给中国，在这一地区，中国没有其他竞价对手。输送给中国的天然气距离欧洲很远，因此不能视作是俄罗斯能源市场的东移。对于中国来说，俄罗斯供给的38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量将占到中国2020年天然气消耗量的10%-15%。中国的天然气供应结构已经趋于多样化，与俄罗斯的能源协议将进一步保障中国的能源供给安全系数。

　　外交政策网站的文章认为，中俄天然气协议解决了俄罗斯能源公司急于开拓新的出口市场的燃眉之急。与此同时，这笔交易的达成同样意味着，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美国政府及其欧洲同盟就克里米亚问题的僵持中取得了胜利。简单来说，这份协议的签署是对西方制裁普京的致命一击。

　　该协议加强了俄罗斯与中国的经济联盟关系。这种关系免于西方的干扰和经济压力。尽管俄罗斯将在几年后才会向中国运输天然气，但是这项协议的签订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西方国家对普京的俄罗斯所实施的制裁将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

　　中美交流基金会的文章指出，除了经济影响之外，这项协议的签订允许普京向世人展示，面临西方的制裁，俄罗斯仍然是有盟友的。对于刚刚执政两年的中国新领导人来说，在经历东海和南海争端、与美国就贸易和网络安全问题产生分歧之后亟需一项地缘政治方面的胜利。中国主席习近平现在可以宣称，中国成功地找到了天然气供应方，敲定了他的前任所未能完成的项目。然而，尽管这项协议的达成对中国具有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意义，但是距离成为联合中俄共同抵制美国的基石还为时过早，并且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亚洲天然气市场的多样化特征。

　　俄罗斯反复企图利用能源问题作为政治工具，这已经使得中国对其有所防范。目前，中俄两国的贸易额仅为中美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中国仍然视中美关系为最具战略意义的双边关系。因此，没有必要过高评价中俄天然气协议的意义。

　　《国家利益》杂志则对协议的实施性方面对协议的意义表示了怀疑。文章说，人们在讨论这份协议的重大意义的时候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经历了若干年的讨论后，中俄所达成的协议是否具有可实施性。如果没有新的天然气田、没有输油管道、没有配套的基础设施，那么天然气就没办法输送，最终这份协议的实际意义并没有今天看来这么重大。这里面包括两个问题：第一，这份协议的实际情况是否与媒体所报道的一样?中俄两国几乎没有公布合同的细节，外界并不清楚双方究竟谈妥了哪些条件以及哪些需要双方政府继续洽谈。考虑到这单生意悠久的谈判历史及经历的诸多挫折，这绝非是个可以忽视的问题。第二，俄罗斯是否有资金实施如此大的一项工程?据媒体报道，俄罗斯承诺将投资550亿美元用于天然气勘探和开发、石油管道建设，以及其他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似乎承诺投资200亿美元，但并不清楚有多少资金会被投入到俄罗斯境内的管道建设，而不是中俄边境。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文章认为，因乌克兰问题而导致的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紧张从某种程度上推动了该协议的达成，但是并不是主推因素。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使俄罗斯原本就脆弱的经济在未来将面临更大的压力，这导致普京需要回归中国，通过签署天然气大单向世界展示，西方不可能孤立俄罗斯。

　　文章指出，中俄两国的经贸合作日益加强，尤其是在能源领域。俄罗斯需要多样化的、不断膨胀的市场来消耗他们的能源，从而维持其经济发展。中国则需要更多样化的天然气资源来满足其国内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的需求。在过去的12个月里，中俄宣布了多项大型能源项目交易的达成，这足以凸显两国关系的日益紧密。

　　《纽约时报》中文网文章认为，中俄天然气合同，为俄罗斯的头号出口商品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也将两个大国联系在了一起。尽管有过时友时敌的曲折交往史，中俄两国还是走得更近了，为的是与美国和欧洲相抗衡。

　　这项交易被普京称为一起“划时代事件”，巩固了中俄之间的关系。自习近平2012年掌权以来，因为习近平和普京找到了共同的事业，中俄关系持续升温。

　　中美两国对美国的看法相似，都反对美国在科索沃、伊拉克和利比亚进行的单边军事行动，也都希望“杀杀山姆大叔的威风”。普京尤其想向世人证明，美国及其北约(NATO)合作伙伴正在衰落。尽管中国已表示对乌克兰危机持中立立场，中美双方在其他领域的紧张关系却使中方更倾向于支持俄罗斯。

　　《华尔街日报》文章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和俄罗斯一直公开赞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此制衡美国，并以此实现这两国所称的“构建多极世界”这个目的。但两国间不信任的根子几十年前就埋下了，这也对这两个邻国间的关系构成了阻碍。此次天然气协议的达成更多是出于双方的利益考虑。俄罗斯急于利用中国天然气需求不断增长这一机遇获利，特别是在近年来一些欧洲买家的需求下降之际。中国希望更多地利用这种更为清洁的燃料，以此来遏制空气污染。

　　《纽约时报中文网》也认为，普京一直热衷于在亚洲为俄罗斯的天然气销售找出路，从而转移出停滞的欧洲市场。同时，他急于表明，在俄罗斯因吞并克里米亚而面临制裁的时候，该国并不依赖于西方。而习近平则愿意帮助这位俄罗斯领导人。另外，尽管俄罗斯与中国相互保持警惕，但两国都对在以美国为主导的现有国际和地区机构的范围之外展开合作感兴趣。

　　《国家利益》杂志的对双方关系进展持谨慎立场。文章认为，虽然每当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中国主席会晤，总会有关于加强两国特殊关系、双倍增加贸易额、进一步加强安全、政治、外交关系的戏剧性对话。但在实际操作层面，总是存在显著的延迟和滞后。诚然，两国关系近年来不断升温，但是中俄两国始终相互有所保留。中国绝对不会加入俄罗斯对西方的讨伐，从而影响其与西方大国的关系。对于中国而言，与西方保持良好关系具有更现实的意义，而俄罗斯也害怕被卷入中国的轨道，最终沦为中国的低级合伙人。

　　传统基金会的文章对中俄合作做出了言辞激烈的回应。文章建议，面临中俄两国签署的天然气大单，美国的正确做法应该是联合加拿大和墨西哥共同开发北美的页岩油、天然气和石油资源，修建基础设施将这些资源输送给我们的欧洲盟友。文章呼吁，总统先生，请停止担忧半个世纪后极地冰川会融化，全球温度会上升，让我们先着眼当下的危机，对中俄联盟做出具有男子气概的强势回应。

　　《外交事务》则评价了此次合作对中美俄三国关系的影响。文章认为，普京对中国的访问标志着中美俄三国关系进入了新纪元。

　　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后，美俄两国陷入僵持，因而中国成为新的支点，有能力联合一方去击倒另一方。

　　文章指出，很难断定这次的转变究竟有多么的重要。冷战时期，美国很好的利用了中苏两国长期且时而极端的紧张态势，拉近与中国的关系，从而使得苏联惧怕被彻底隔绝。苏联解体和天安门事件导致第一次三足鼎立的格局的瓦解。在后冷战时期，美国无需利用一个蹒跚前行的俄罗斯来遏制中国，但是得益于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自信心的恢复，三足鼎立的局面又回来了。然而，这一次，美国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

　　译者：贺蓉

来源时间：2014/6/6   发布时间：2014/6/6

旧文章ID：74

作者：  来源：卡特中心中国项目

　　书讯

　　中国的第二个大陆：百万移民如何在非洲建立新帝国

　　傅好文

　　最近一本关于中国在非洲的新书——《中国的第二个大陆：百万移民如何在非洲建立新帝国》(China’s Second Continent: How a Million Migrants Are Building a New Empire in Africa)由克诺夫道布尔迪出版集团(Knopf Doubleday Publishing Group)于2014年5月出版，引起了广泛、热烈的讨论。

　　作者傅好文(Howard W. French)，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此前曾长期担任《纽约时报》驻外记者和资深作家，出任过该报驻中国、日本、西非、中非、中美以及加勒比地区主任一职。

　　该书是一部层次分明、兼具深度与张力的调查性作品。通过细致入微的实地报道——使用普通话、法语、葡萄牙语、以及其他语言，为读者细述中国在非洲的故事。写作过程中，作者不仅与影响政策制定的大亨和外交官们探讨，同时还广泛接触游走于由这突如其来的地缘政治发展所带来的合作、偏见、腐败、以及机遇之中的普通民众。通过敏锐的观察和共振共鸣，作者揭开了中国在非洲大陆的经济、政治、以及人文影响力，从而揭示这一进程对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书中，作者提到在非洲见到的大量顽强的中国移民，从努力改造非洲基础设施、振兴商业、甚至是改造环境的商业大亨，到那些经营小本买卖，勉强维持生计的普通老百姓，都认为非洲这片土地为他们提供了比在国内更好的发展机遇。然而从非洲当地所得到的反馈却有助于更全面的理解这个现象：在塞内加尔，民众抗议一个叫“特洛伊木马”的中国工程项目，这个项目会在当地人喜爱的足球场上方修建一个综合大楼，他们认为这会给本国经济带来压力;在赞比亚，一位政治候选人因为抗议中国在此前的选举中横加干涉而落选了，现在他迎合这种干预;非洲矿工谴责他们的外国雇主，抱怨矿井的安全保障措施不到位，他们的工资远低于同级别的移民雇员等等。

　　作者认为当地人之所以对中国移民横加指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移民潜在的优点，即贸易和商业移民的扩散有助于创造财富。如果有效管理，移民同样能为非洲带来福利。另外，大量高层之间的秘密交易，绕开公开竞标程序等事实增加了交易的不透明度，也强化了中国在非洲的负面印象。

　　作者细致入微的描述揭示了日益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的范式，从人们耳熟能详的传统的殖民野心——资源和劳动力的掠夺、劣质的基础工程建设、不可靠的条约协定，到耳目一新的文化经济交流，这中间交织着的怀疑与信任，同化与孤立、理想与幻灭一直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

　　作者以他敏锐的洞察力就现代中非关系中不为人熟知的领域为读者呈现了全新的解读：中国为什么要着力发展非洲，它的经济文化辐射力究竟有多强，非洲在这一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会对中非两方，乃至整个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书评

　　对本书的评论和解读也来自于多个角度。南华早报认为作者凭借出色的语言功底，通过与大量的中国工人和非洲当地人进行了交流，对中国在非洲的活动，包括移民在非洲的影响有全面的理解，为最终的结论提供了丰富的案例支持——即“不要轻信中国政府‘双赢’的甜言蜜语”，中国在非洲的大量移民正在建设一个新的“帝国”。柯克斯书评则认为作者对非洲普通人怀有深切同情，批评中国移民只顾追逐利益、忽视非洲历史和种族的形象;批评中国政府只关注于基础设施和教育援助，而不太在意贪污腐败、职权滥用、劳动力安全、工资公平等。而悉尼大学教授凯利·布朗认为这本书对那些谴责中国在非洲政策的人是个反击，作者通过大量的事实证明中国政府的确支援了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并打通了其经济发展脉络，尽管这个过程稍显混乱无序，但它的确为非洲带来了财富，改善了当地民众的生活状况。

　　参考信息：

　　1. Howard W. French, http://about.me/howardwfrench.com

　　2. Random House, http://www.randomhouse.com/book/213738/chinas-second-continent-by-howard-w-french

　　3. 傅好文，中国：深入非洲，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http://www.chinaelections.com/article/722/231846.html

　　译者：贺蓉

来源时间：2014/5/29   发布时间：2014/5/29

旧文章ID：73

作者：  来源：卡特中心中国项目

　　卡特中心中美关系论坛简报《中美印象》 总第11期 || 2014年第11期 (2014/5/27)

　　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于2013年11月10日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举办了首届卡特中心中美关系论坛。配合年度论坛，中美印象网站(www.uscnpm.org)在论坛召开前夕上线。《中美印象》电子快报于2014年4月开始试运行。《中美印象》电子快报旨在于第一时间用中文向中国大陆的读者提供美国传统媒体、智库及学术期刊对中国的内政和外交的报道与分析的快报并提供这些信息的链接。需要订阅《中美印象》电子快报的朋友请发电子邮件到uscnpm@gmail.com或uscnpm@163.com。

　　编译

　　中越冲突与南海局势

　　5月3日，中国海事局公布了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 简称：中海油) “海洋石油981” (HD-981) 钻井平台的位置，并发布了航行警告。此举招致越南强烈抗议，中越关系骤然紧张。随后，中越海军对峙，中越冲突加剧。华尔街日报认为由于两国缺乏危机管理协议，眼下的危机有可能会引发致命事故。

　　5月11日，上千人聚集在河内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抗议中海油在越南东部海域架设钻井平台。这是越南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反华示威之一。

　　《国家利益》文章认为在保护海外移民方面能力不足成为中国的阿喀琉斯之踵。因为担心采取同样的报复措施会给海外移民带来更大风险，中国政府不太可能采取不可预知后果的行动，但也不愿意被国内认为对越南反华时间置若罔闻，因此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几天内，中国只会大声谴责越南的野蛮行为。假以时日，骚乱就会降温，这两个亚洲国家将恢复之前的状态：双方会继续各执一词, 但不会在南中国海发生直接的军事接触。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文章建议越南起诉中海油。越南既无力军事对抗中国，也无意承受对抗的经济损失。而如果选择与中海油合作共同开发会使河内在未来类似的行动中处于弱势。因此，文章认为在越南可以以逃税、未履行越南有关审批手续以及其他违法行为来起诉中海油是一个理想的选择。原因有三。首先，此举会增加中海油的经济成本，限制其未来在越南经营的能力;其次，将越南置于道德高地，因为起诉中海油证明越南在法治和和平解决争端方面的承诺;最后，此举是与美国和其他同样关注中国行动的国家的选择是一致的。总之，利用越南国内的法律程序来孤立中国既避免纵容中国的行动而又不至于为中国进一步升级事件提供借口。

　　麻省理工副教授泰勒·弗拉瓦尔(Taylor Fravel)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回答了有关此次中越南海冲突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在南海争议区域架设钻井平台更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非经济利益。中国此举不仅在于宣称和执行其对南海地区的管辖权，也可能是对美国重返亚洲决心的试探。但中国此举是令人困惑的。下周，东盟会议将在缅甸召开，而中国此举会成为此次会议的核心议题，并吸引更广泛的国际关注。另外，中国与越南已于2011年10月达成了处理海上冲突解决的基本原则，并建立了热线、工作组来处理海上划界及联合开发。他认为，中国此举只能强化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负面印象，认为中国在南海主权问题上更倾向于采取单边行动，并让周边国家尽其所能采取行动来保护自身利益，如建设更加强大的海军，提高海事法律执行能力，增加与美国、日本的海上安全合作等。

　　耶鲁全球化中心认为中国在南海的行动推动了该地区国家的分化。文章认为，尽管越南在东盟会议上言辞激烈的表明中国对周边地区的威胁，但许多东南亚国家并不愿意挑战中国，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他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援助国，如柬埔寨和老挝。很多美国的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越南专属经济区建立钻井平台是为了测试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中保护盟友和朋友的承诺。美国和一些东盟国家希望借助不断增加的国际压力推动中国向诸如联合国海洋法等国际规则低头。这种做法的效果有待进一步观察，但显然中国当前并不会为自己的做法付出很高的代价。中国坚信，周边国家从中国获得的经济利益最终会使他们接受中国主导南海地区的现实。东盟国家对此事“严重关切”的表态并不能改变中国的既定计划。

　　华尔街日报文章认为中越的冲突，体现了利益之争，不仅阻碍了南中国海开发，也给亚洲能源合作蒙上阴影。而东盟国家中并没有国家站出来力挺越南，在应对中国日益强硬的姿态方面，东盟缺少新思维。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文章认为，中国在南海越南专属经济区部署钻井平台犯了四个战略性错误。首先，这一新的形势使越南再无退路，只能坚决的采取行动。此前，越南并没有清晰地表明其对于南海地区海上争端的立场，为协商和灵活操作留出了空间。但中国的最新举动超越了越南最高领导层的底线，招致了激烈的反击。形势的发展使得越南疏远中国，而更加倾向于与美国等其他国家进行合作以加强安全。其次，中国此举违背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原则，加深了各国对中国意图的疑虑。除了越南，菲律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对中国行为的忧虑也在增加。印尼也改变了其在海上争端中的中立立场，加入与中国在南海的主张进行争论的行列，因为中国的声明挑战了雅加达对纳土纳水域的权利。在南海争端中表现的越独断，中国的国际威望就会越受损。第三，中国失去了军队现代化的借口。之前，中国一直宣称其军队现代化是为防御性的，不会破坏地区安全。但是，在此次中越海上争端中，中国近年来首次派出了军舰。这不能不引起其他国家对中国军队现代化背后真实意图的担忧。最后，中国此举可能导致区域安全不稳，并为北京调整经济结构保持增长的努力造成了困难。

　　文章认为，中国独断、挑衅的行动削弱了此前为赢得南海地区影响力而开展的努力，同时迫使其他国家加强与此地区以外国家，如美国、日本、印度等国的合作，促成并加快了美国重返亚洲的行动， 而这是中国领导层所不希望看到的。变得更具挑衅性，导致地区不稳定并不能帮助中国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中国成长为全球大国的最好方式是找到新的崛起方式：对外关系必须以合作互利为核心原则，尊重其他国家的合法权益，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欲速则不达。

　　《国家利益》发表了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主任布拉德·格罗斯曼(Brad Glosserman)的文章。格罗斯曼认为中国当前的战略会带来灾难。文章指出，中国国内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如腐败、经济增长放缓、环境问题、国内安全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个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选择四处出击，与周边国家日本、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等发生冲突实在令人费解。虽然每个单一的对外政策都有迹可循，如中国的领导层需要维护领土完整，需要对日益增加的民族主义呼声做出回应，需要维持与莫斯科和平壤的关系，需要加强与俄罗斯的联系从而推进世界发展多极化， 但从整体来看，这些行动加在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巨大的战略灾难。文章认为，针对北京的行动，唯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北京正在尝试获取新的能源渠道以满足其经济增长的需要。

　　国家利益的文章评估了中国在南海的法律战略，认为北京既要维持地区稳定，又要推进扩张的战略注定会失败。文章认为，这一难以两全其美的策略已经使北京更强调采用拖延策略来应对冲突。但是这一策略正日益边缘化，因为其他与中国有领土或领海主权争议的国家采用更加主动的行动促使中国停止犹豫而正面应对这些问题。中国为如何回应而纠结，相应的动作因未能改变对方的筹划而加剧了地区的紧张局势。随着争端升级，中国很可能会放弃拖延策略而选择更加迅速的方式来应对冲突。为了应对其他的申索者，中国必须在使用过少的强迫手段(可能鼓励其他相关方)或者使用过多的武力(可能被认为地区霸权)之间寻求平衡，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没有能够很好地维持这个平衡，因而导致地区的舆论普遍反对中国。最糟糕的是，目前的局势没可能得到改善。这一战略带来的与其他国家的互动产生的结果是不稳定，抗击一个挑衅行动可能导致其他某个地方更大的挑衅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北京可能将不得不硬着头皮在两个很不情愿的选项之间做抉择：升级争端为军事冲突，或者放弃有战略价值的领土。

　　《国家利益》发表西南威尔士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博士候选人Ha Anh Tuan的文章，认为中国近年来在东海和南海的一系列行为已经表明其和平崛起的时代已经终结，其独断和挑衅性的行为将使周边国家远离中国。而北京只有尊重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尊重国际法，才有可能缓解地区紧张，实现可持续的长期发展。

来源时间：2014/5/27   发布时间：2014/5/27

旧文章ID：72

作者：  来源：卡特中心中国项目

　　卡特中心中美关系论坛简报《中美印象》 总第10期 || 2014年第10期 (2014/5/23)

　　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于2013年11月10日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举办了首届卡特中心中美关系论坛。配合年度论坛，中美印象网站(www.uscnpm.org)在论坛召开前夕上线。《中美印象》电子快报于2014年4月开始试运行。《中美印象》电子快报旨在于第一时间用中文向中国大陆的读者提供美国传统媒体、智库及学术期刊对中国的内政和外交的报道与分析的快报并提供这些信息的链接。需要订阅《中美印象》电子快报的朋友请发电子邮件到uscnpm@gmail.com或uscnpm@163.com。

　　编译

　　美国司法部起诉中国军官

 

　　2014年5月19日，美国司法部对中国人民解放军61398部队的五名军官提起指控，因为他们涉嫌从西屋电器、美国钢铁公司、美国铝业公司等几家规模最大的美国公司窃取商业机密。

　　纽约时报中文网5月20日文章称，此举是美国以商业间谍罪名控告外国公职人员的罕例，加剧了美中双边关系的紧张。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相比暴露出来的“冰山一角”，美国官方会如何处理正在追踪的中国境内其他20多个黑客组织的成员。安全官员表示，此次起诉的目的是迫使中国认真约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黑客组织，这些组织已经活动了两年。官员称，主要挑战之一在于说服受害企业站出来，因为这些公司害怕它们在华的销售遭受损失，或是遭到报复。文章援引安全专家的话，认为如果中国不采取有效的行动约束此类行为，将会付出比美国更大的代价。

　　CNN的报道称中国外交部对美国的指控予以否认，并指出美国在这件事情上采用双重标准。中国驻华大使崔天凯在接受CNN采访的时候说，“斯诺登事件表明美国在此类问题上并没有占据道德高地。”

　　纽约时报文章称中美均在利用网络搜集情报，包括政府部门、国防设施等均是目标。区别在于美方坚持认为这些情报不应该用来为特定的公司谋取商业利益，而中方认为商业利益也属于国家安全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并不认同这一点，尽管他们也会从事以商业优势为目的的间谍活动。中方在美国起诉后宣布退出中美互联网行为准则小型对话。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文章则认为必须要对中国的商业间谍采取措施，认为绝对不能容忍中国企业通过商业间谍获利而不必为此付出代价，因此建议司法部、情报部门和商业部门制定一份逮捕名单，将涉及间谍事件的中国官员和企业高管列入其中。当然，文章也提醒这可能会招致中国的报复，需要权衡这一做法的成本和收益。美国不应该鲁莽行事，但必须对间谍事件采取行动。美国企业研究所另一篇文章也赞同此观点，认为起诉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并认为中国的执法制度远不及美国，所以即使他们针锋相对地报复，也不会有人相信他们的刑法和司法制度，对美国构不成威胁。同时，文章批评白宫对中国网络犯罪轻描淡写，实属不幸。文章指出，网络犯罪不仅影响到美国的经济，还导致国家基础安全设施日益恶化。对于中国的网络黑客，美国不仅仅要采取法律手段，更要诉诸军事手段，采取强制性外交政策。

　　威尔逊中心的文章对美国司法部的做法表示疑惑： 这是对中国黑客袭击最好的回应吗?文章认为“点名批评”是迫不得已的一种手段，但这种方法也很有可能在短期内对中国无效，甚至只会适得其反。 它不仅不能解决网络犯罪这个问题，还有可能影响到两国的军事关系。如果有别的国家和美国一起起诉，胜诉几率会更大。但是这不大可能，美国也同样被认为是间谍。中国在历史上屡受外强侵略，各国更倾向于相信中国是无辜的。起诉并不是最好的方法。如果只是想解决问题，让中国丢脸并不是一个好方法。在长期看来，双边、多变协商会取得会更好的成果。

　　《国家利益》杂志的文章认为应该将此事诉至WTO专门委员会，这将比司法起诉更能达成美国的一系列目标。这不仅是因为WTO专门委员会的成员是国际知名司法专家，可以堵住中国任何关于不公平、敌视的借口;也因为WTO的判决是具有执行力的，可以使美国开展经济制裁以使中国付出实际的经济成本。另外，在WTO起诉，包括动员其他国家也对中国的网络攻击起诉等一系列的行动可以造成更广泛的影响。文章认为，中国不会停止此类行为，因为这是其利益所在，而只有使其认识到成本超过收益才能使其停止。将此事诉至WTO将能实现这个目标。

　　《国家利益》的另一篇文章则对此事的后续变化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虽然起诉表明了美国的决心，将此类事件的处理方式从外交对话上升到司法行动，借此向中方表明网络违法行动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另外，在起诉书中明确中国国有企业与网络攻击的关联会使得在国际市场越来越活跃的企业声誉受损，面临更大的压力，进而可能促使他们减少与政府的关联。同时，也可能会促使中国政府为帮助国有企业减轻面临的压力而减少网络间谍活动。但中国政府究竟会如何应对，会真的如美方预期的减少此类活动吗?还是会继续改进技术，更加精心的选择目标，甚至压根就不理会美国的做法?

　　译者：Yuhui Lu, Jiabing

来源时间：2014/5/23   发布时间：2014/5/23

旧文章ID：71

作者：拉里·翰尔，莱尔·莫里斯  来源：卡特中心中国项目

　　卡特中心中美关系论坛简报《中美印象》 总第9期 || 2014年第9期 (2014/5/19)

　　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于2013年11月10日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举办了首届卡特中心中美关系论坛。配合年度论坛，中美印象网站(www.uscnpm.org)在论坛召开前夕上线。《中美印象》电子快报于2014年4月开始试运行。《中美印象》电子快报旨在于第一时间用中文向中国大陆的读者提供美国传统媒体、智库及学术期刊对中国的内政和外交的报道与分析的快报并提供这些信息的链接。需要订阅《中美印象》电子快报的朋友请发电子邮件到uscnpm@gmail.com或uscnpm@163.com。

　　编译

　　中国在非洲的介入：动力、反应及对美国政策的影响(摘要)

　　拉里·翰尔，莱尔·莫里斯

　　编者按：

　　本文是兰德公司近期发表的研究报告《中国在非洲的介入：动力、反应及对美国政策的影响》(Chinese Engagement in Africa：Drivers, Reac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的简介。这篇报告试图通过全面审视中国和非洲各自政治、经济目标以及如何实现这些目标来概括中非关系动态的本质特征，同时考察了非洲的政府和人民对中国介入非洲的反应以及中国如何调整其政策来回应这些反馈。报告还分析了中美在非洲可能的竞争与合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报告的作者非常看好中美在非洲合作的前景，并强调因为中美对非洲的介入性质和内容不同，他们的互动可以是互补的，因此是双赢的。如需报告全文，请点此下载。

　　中国在非洲扮演的角色既颠覆了传统的刻板形象，也不同于新闻媒体耸人听闻的报道。中国既是与非洲建交已久的外交伙伴，又是非洲的新投资者。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利益不仅包括自然资源，还涵盖了贸易、安全、外交和软实力等。中国是非洲的主要援助者，但媒体对中国援助的范围、规模和模式知之甚少，且常错误引证。

　　中国与非洲的外务关系以全新的、积极的模式展现了中国不干涉、友好的外交关系原则。为了与欧洲殖民时期及中国认为的对政治事务进行家长式干涉的西方政策划清界限，中国在非洲力图展现基于平等，相互尊重，互利的形象。对中国支持非洲的独裁专制，并阻碍促进非洲人权的努力的指责惹怒了中国。根据中国官方的说法，食物、安全和经济发展等基本需求就是他们的人权，而中国强劲的经济开发和贸易合作有助于非洲人权的发展。

　　没有几个非中国专家接受中非关系是平等互动的观点，他们指出，一个大而富有的强国和一个囊括54个国家的群体有着与生俱来的不平衡，这54个国家罕有——如果有过的话——在经济和外交问题上的协调统一。相反，西方观察者倾向于将中国描述成非洲的“搅局者”，对矿藏“贪婪”和“不知足”的欲求不过是对原材料新的殖民掠夺，并导致非洲国家长期滞后。中国意图与苏丹和津巴布韦的独裁政府接触，明显表现出中国想规避、甚至是完全不理会那些旨在减少暴力、保护人权和制止腐败的国际努力。中国将经济开发援助与政府贷款捆绑的政策常被认为是对国际金融机构常用援助机制的挑战，也是一种促使非洲长期依赖中国的努力。

　　非洲对中国的看法有赞同的，漠不关心的，也有谴责的。总的说来，非洲人民和政府对中国介入非洲抱有积极心态。绝大多数非洲官员认为中国在非洲发展中有积极作用，他们欢迎中国着重强调的几乎无附加条件——如果有的话也很少——的政府间合同。许多非洲人称赞中国对他们国家基础设施的贡献，这一功劳显而易见，它有助于扩大经济活动，给当地工人提供就业机会，显著改善了公路、铁路、桥梁以及其他交通网络设施——所有这一切都间接惠及普通人民。大多数人接受中国介入非洲大陆，为非洲经济增长发挥积极的进步作用，他们还想办法利用这一机遇为自己谋利。

　　然而，也一些非洲人中国的介入不满。工会、民间社会团体、以及非洲其他社会群体批评中国企业劳动环境欠佳，环保措施难以持续，其裁员政策也遭到质疑。善治监督机构警告说，中国利用相对软弱的非洲政府达成了不公平交易，滋养了腐败和决策浪费，形成持久的新殖民关系——非洲以出口原材料换取工业制成品。在某些国家，对中国商贸活动的愤恨已经导致了大规模抗议和针对中国商人及移民的暴力活动。

　　面对这些阻碍，中国还没有保持稳定的应对政策;当然，北京通过调整介入非洲的方法，来回应非洲内外施加的压力。为了努力使中国的贸易与投资显得不那么一边倒，北京通过以提供工作、培训和技术的方式使非洲国家产生有形的、长期的经济效益的“双赢”的贸易协定推动“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北京也越来越致力于加强人民之间的联系、文化和教育的交流、普通话训练和稳健的公共外交形成更广泛的中非关系。北京的政策调整有可能使中国和其非洲伙伴都受益。紧密的文化联系和积极的推广或许能使中国赢得更广泛的公共支持;产生的有利环境将使中国投资在继续巩固自然资源的供给，并增加利润的同时，增加当地就业机会和促进经济发展。

　　中国介入非洲对美国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中国在这一地区主要关注自然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产品加工制造。与之相反，美国侧重于高科技贸易与服务，以及旨在促进民主、善治与人类发展的援助政策。即使中国“没有附加条件”的投资纵容甚至可能滋生了低效的决策和政府官员腐败，但中国的介入没有从根本上破坏美国在非洲大陆的政治和经济目标。相反，中国建造的基础设施有助于减少商业运营成本，扩大区域市场规模，也为非洲及美国投资者建立有利可图的合资企业增加了机会。美国和中国介入非洲的方式和利益本质上不是互相冲突的，而且美国官员——包括乔治W·布什和巴拉克·奥巴马两位总统——已经否认华盛顿和北京在影响和介入非洲方面是“零和”博弈。简而言之，在非洲，中国未必是美国利益的战略“威胁”。

　　即便美国和中国政府在非洲可能不会成为战略上的对手，但如果美国公司越来越多地涌入非洲市场，两个国家在商业上的竞争会逐渐增多——2013年夏天奥巴马访问塞内加尔、南非、坦桑尼亚时曾明确提出希望通过贸易和基础设施相关的多重举措来推动美国公司进入非洲。这样的商业竞争既能使非洲国家受惠，又利于美国。如果非洲政府没有对中国资助感恩戴德，他们可能会交涉要求获得更多有利的商业条款。当美国公司比中国同行更能在技术类和非技术类职位上雇佣当地劳动者、转移工业技术从而与当地合伙人合作、确立人性化的工作环境、并为提高全体员工的健康和福利做出贡献的时候，非洲的社区将会受益。这样的商业实践将很可能鼓励中国企业做同样的事情以赢得生意、在当地劳动力和消费者市场展开竞争，并提升中国在非洲的形象。

　　然而，为了有效地接触中国和非洲，美国政府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理解非洲国家从中国介入中所寻求的利益、中国政策背后的动机、非洲回应的方式，以及中国调整其在非洲定位的方法。尽管乐观主义者认为经济合作就会是互利的，但如果美国政府及美国公司也发现自己因推动与非洲的单方面关系而被谴责，那么检验中国在非洲的经验就会证明是有用的。

　　作者简介

　　拉里·翰尔(Larry Hanauer)，兰德公司国际政策高级分析师，他的研究主要是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此前，他曾在国会众议院常设情报委员会任职。

　　莱尔·莫里斯(Lyle J. Morris)，是兰德公司的项目专员，他主要研究与中国和东亚相关的对外政策和安全问题。

　　译者

　　米诗雅，上海华东示范大学政治学系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

　　Chinese Engagement in Africa

　　Drivers, Reac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by Larry Hanauer, Lyle J. Morris

　　RAND Corporation

来源时间：2014/5/19   发布时间：2014/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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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卡特中心中国项目

　　卡特中心中美关系论坛简报《中美印象》 总第8期 || 2014年第8期 (2014/5/16)

　　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于2013年11月10日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举办了首届卡特中心中美关系论坛。配合年度论坛，中美印象网站(www.uscnpm.org)在论坛召开前夕上线。《中美印象》电子快报于2014年4月开始试运行。《中美印象》电子快报旨在于第一时间用中文向中国大陆的读者提供美国传统媒体、智库及学术期刊对中国的内政和外交的报道与分析的快报并提供这些信息的链接。需要订阅《中美印象》电子快报的朋友请发电子邮件到uscnpm@gmail.com或uscnpm@163.com。

 

　　快报

　　李克强访问非洲

 

　　2014年5月4-11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携夫人程虹访问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安哥拉、肯尼亚和非盟总部，这是中国新一届政府总理首访非洲。

　　访问期间，李克强总理提出了中非深化合作的461新框架，包括加大投资，并承诺向控制着大宗商品(矿石、农产品等)和石油的非洲国家政府提供更多贷款并达成更多的贸易协议。华尔街日报认为，北京需要这些大宗商品和石油推动经济增长。但李克强的承诺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近几年资源领域的一系列巨额贷款和投资结果不尽如人意，有鉴于此，目前中国对非洲大陆正在采取更加谨慎的投资战略。

　　对于中国在非洲所面临的指责，如建筑质量低劣、对雇员和当地法律缺乏尊重、在非洲开展殖民等等。赫芬顿邮报引用李克强总理的话，将之称“为成长中的烦恼”，“中国政府会严肃对待”。同时引述新华社报道称，“要求企业严格遵守当地法律，对工程项目和产品的质量以及消费者负责，同时承担起对当地社区和环境的责任”。

　　纽约时报中文网则以中国和尼日利亚之间的合作为例表明日益加深的联系对双方均有利。拥有1.77亿人口的尼日利亚是中国商品现成的市场，中国对尼日利亚的石油也存在迫切需求。而对中国人本身仍不受欢迎的原因，纽约时报认为主要是中国企业不愿与当地人交往，太唯利是图，苛刻对待员工。文章同时指出，这样把中国单挑出来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尼日利亚雇主有些时候甚至比中国雇主更糟。或许，只是因为把自己的所作所为怪罪到外国人身上会更容易一些吧。

　　针对李克强总理此行达成的众多合作项目会取得怎样的效果也引起很多思考。布鲁金斯学会以连接内罗毕和蒙巴萨港的铁路项目为例进行了分析。文章总结了这条铁路在减少交易成本(运费、时间等)推动贸易，和刺激投资方面的积极作用，但也点出了现有中国项目习惯雇佣中国工人，而很少培训当地工人、忽视当地法律的问题。文章同时也对肯尼亚国家债务的增长表示担忧。此外，铁路建成后如何筹集维护资金也是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资金和其他中国在非洲项目的公开透明问题。文章认为公开透明可以让非洲人更好的评估项目成本与收益，以及知道未来几代将为此付出的代价。如果项目成功了，其他外国投资者也能更好评估当地的政治风险以及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相关的其他风险，从而愿意参与进来。这样，中国将会对它在非洲基础设施发展中的发挥领导地位感到满意。

　　李克强总理访问非洲之际，恰逢同样访问非洲的美国国务卿克里。对比两国对非政策，《外交官》杂志文章(译文见《中美印象》第7期)指出，美国更强调民主，而中国更关注经济。相比之下，中国不带附加条件的经济发展思路更得到缺少资金的非洲国家欢迎，至少眼下如此。

来源时间：2014/5/16   发布时间：2014/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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