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伟  来源：上海公共政策研究会

【题记】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外交路线，告别了改革开放前“封闭僵化的老路”，纠正了以往长期的“左”倾路线错误。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图片来源：南方网

日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纪念日，我写了《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改革开放?》。今天是三中全会闭幕的纪念日，我再写一篇，作为前文的姊妹篇。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指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作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决策。四十多年来，党始终不渝坚持这次全会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究竟确立了什么路线?44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审视这一路线?

摆脱“封闭僵化的老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标志着继遵义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又一次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从此，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道路。所谓改革开放，“改革”在于破除传统社会主义的僵化，“开放”在于摒弃传统社会主义的封闭，亦即摆脱以往“封闭僵化的老路”，告别传统的“苏联模式”。其实质就是改革苏联模式下僵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同时坚持对外开放，探索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因此，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概括地说，就是在思想上破除人们的精神枷锁，克服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倡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激发全社会的思想力和创造力;在政治上破除权力过分集中，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正确贯彻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为现代化建设奠定良好的政治基础;在经济上破除大一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桎梏，坚持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焕发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同时，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改革和开放需要形成良性互动，这就需要在外交上破除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纷争，处理好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与西方世界的关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制定正确的对外战略，虚心向西方现代化学习。所有这四个方面，都体现了“破”与“立”的辩证法，是破除封闭僵化、走向改革开放的必由之路，也是三中全会路线的内涵和逻辑所在。

对此，邓小平在1987年4月3日作出如下总结：“粉碎“四人帮”之初，‘左’的错误没有完全纠正。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中国还处于徘徊状态。直到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非常严肃和认真地总结了建国后的近三十年的经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现在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开放有两个内容，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提出了我们的根本路线，就是把工作重点转到建设上来，不受任何干扰，一心一意、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搞好改革和开放，在国内需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国际上需要一个和平环境，据此提出了我们的对外政策”。

上述这一切，都是十一届三中全所制定的正确路线的产物。《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为了推进改革开放，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虽然这一概括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凸显了三中全会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的重要作用。

新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作了高度的评价，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工作重点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实行党的集体领导和正确的干部政策，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开始了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这一系列的“拨乱反正”，造就了伟大历史转折，基本确立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

首先，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战略决策，确立了新的政治路线。经过若干年的发展，最后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其完整表述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其中的“富强、民主、文明”后来又逐步完善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其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基本确立了新的思想路线。经过若干年的发展，最后形成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新时期的思想路线，其精髓后来被概括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最后，全会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切实贯彻民主集中制，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要加强集体领导，实际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基本确立了新的组织路线。经过若干年的发展，最后形成了包括实行党的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坚持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努力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等主要内容在内的新时期的组织路线，旨在建设一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确立新时期中国的外交路线

改革开放，关键在于实现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有机统一，必须营造一个有利于中国现代化的外部环境。有鉴于此，除了确立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还要确立新的外交路线。

在探索怎样才能使我国现代化建设发展得快一些的过程中，邓小平十分重视对外开放，提出了“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两个重要论断。同时，中国要进行改革开放，就必须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做出重大判断和抉择，这就是40年前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经过冷静观察和客观分析，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层改变了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估计。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修正了以往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这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来说是极具重大意义的判断。

实现对外开放，乃至中国要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都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因此，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在逻辑上注定是不可分离的。同时，和平发展不是为了和平而和平，而是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发展自己。因此，如何借助外部世界的力量来实现发展，就成了改革开放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处理好中国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关系，利用资本主义国家来发展自己，就成为实现和平发展的关键。

为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破除了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和对抗，把维护中国的独立和主权，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点。其中，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保持良好关系，是重中之重。只有这样，才能根本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安全，并借助西方的力量来发展自己。这就是为什么以邓小平不仅在酝酿改革开放的同时力争中美建交，而且在1989年中美关系面临巨大挑战的情况下及时提出了“韬光养晦”的对外方针，努力维护中美关系发展的大局，从而使中国在新世纪加入了WTO，为中国的崛起奠定了根本的外部条件，赢得了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结语：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

上述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外交路线，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正确路线。这四条路线，纠正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左”倾路线的错误，告别了改革开放前“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与传统的“苏联模式”彻底划清了界限。邓小平曾经语重心长地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中国共产党只有不偏离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和改革开放道路，才可能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正因为如此，1992年中共十四大以来的所有党章都写上了这样一句话：“全面落实党的基本路线，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可谓画龙点睛之笔。

(作者：胡伟，著名政治学者，上海市公共政策研究会会长)

来源时间：2023/1/1   发布时间：2022/12/21

旧文章ID：29062

作者：刘遵义  来源：中美聚焦

1960年以来，世界经济重心从北美、欧洲向东亚转移;90年代中期开始，在东亚内部从日本向中国转移。这种转变体现在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国际贸易、财富、制造业和创新领域。

第一，财富。根据各种发布的调查，中国据说有 600 多位知名亿万富翁(以美元计)，可能比美国还多。当然，中国可能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亿万富翁。不同调查的结果有所不同，但两国亿万富翁的数量级是相同的。中国家庭的总财富也在快速增长。

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过去几十年里，涌现出许多成功的中国企业，包括国有和私营企业。2022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中，中国企业145家，美国企业124家。许多中国企业从事制造业。上榜的中国企业的总营收首次超过美国企业。

创新、技术突破

在创新方面，中国自2014年以来大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研发投入也在不断增加，2021年占 GDP 的比重达到2.44%。按照国民在国际专业期刊上发表的科学与工程论文数量，中国已经在近年来成为头号大国;在论文引用总数以及前1%最常被引用的文章方面数量，中国也遥遥领先。此外，在美国专利商标局、欧洲专利局和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的专利总量方面，中国在2021年排名第一，其次是美国和日本。

根据2022年6月公布的世界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运算速度最快的电脑中，173台在中国，127台在美国，34台在日本。目前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是位于美国田纳西州橡树岭的Frontier。然而，外界认为，没有参加排名的几台中国超级计算机，比如神威海光和天河三号，速度可能更快。据称，这两台电脑完全使用中国元器件制造。

中国正处于创新和技术突破的边缘。5G通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高铁、量子通信、超级计算机、特高压输电等自主创新不断涌现。广阔的中国市场以其规模经济，吸引着企业家、创新者和风险投资家。中国将出现众多创业公司，也会有很多失败的公司，但少数会最终成为独角兽公司。

人民币国际化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宏观经济趋势是人民币国际化。1994 年以来，人民币自一直是经常项目可兑换货币。其价值取决于人民币对中国商品、服务和资产的购买力。实际上，离岸人民币在香港是完全可以兑换的。资本管制仅适用于某些流入和流出中国大陆的资本。

与以第三国货币结算相比，两国双边交易采用本币结算，实际上降低了两国的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它只需要一次货币兑换，只承担一次汇率风险，对两国都有利。如果使用第三国货币进行结算，则需要进行两次货币兑换，交易成本成倍增加，并承受两次汇率风险。越来越多的国家与中国签订了本币结算协议。例如，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就以人民币和本币卢比和卢布结算与中国的国际经济交易。

以美元为支付工具的全球银行间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系统日渐武器化，迫使各国寻求替代方案。美元作为国际交换媒介和价值储存手段的使用量将逐渐减少。

世界贸易中，如果人民币结算的份额能达到日元现在的所占份额，那么人民币的份额将从目前的2.2%上升到9.2%，成为世界第三大结算货币。一开始，这种转变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于中国与其贸易伙伴的国际贸易的本币结算。

即使达到 9.2%，人民币的比重仍与美元超过40%的份额相形见绌。然而，用人民币取代美元作为国际交换媒介，可能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相反，中国应该推动双边贸易以贸易伙伴国的货币结算，这是原有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做法。

世界继续见证去全球化和脱钩的趋势。正如经济全球化增加世界各国的福利一样，经济逆全球化减少世界各国的福利。经济去全球化和脱钩减少了每个经济体面临的选择，导致每个人的福利下降，全球经济增长因此放缓。

经济脱钩可能导致现有供应链暂时中断，影响全球生产。将出现多个平行、独立的贸易集团和供应链。世界范围内的保护主义，将以进口壁垒和出口管制的形式死灰复燃。

中美经济以某种形式脱钩似乎不可避免，这不仅是因为新冠疫情和未来可能出现其他病毒，还因为双方的战略竞争日益加剧。

多样化

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都证明了通过渠道多元化，防范供应链中断的潜在好处。例如，一些欧洲经济体应该拥有更多样化的石油和天然气来源。它们中的一些国家一直主要依赖俄罗斯。中国的大部分石油和天然气都依赖进口，其来源(例如安哥拉、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美国)和运输路线则是较为多样化的。

多样化的先决条件，是至少拥有一个可持续的第二供应来源。第二采购渠道是指为产品或服务的长期供应寻找替代来源，无论是在国内还是通过从第三国进口。第二供应渠道是应对供应链可能出现的中断所采取的自然反应。有了第二个供应来源，经济基本上可以免受各种自然灾害(地震、龙卷风、海啸和火山爆发)以及新冠疫情、战争、革命和其他地缘政治的冲突。第二采购渠道就像购买长期可用的保险一样。

多个供应链

经济脱钩最有可能导致的长期结果，是世界上每一种产品和服务都拥有两条或更多条高效的供应链。世界市场足够大，可以为任何产品或服务容纳一条甚至两条以上的高效全球供应链。

对世界经济来说，多个供应链的存在可能是积极的变化，因为它能够减少垄断力量，增强竞争，并保护世界免受灾难性系统故障的风险。它还能够最终降低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提高质量。

由于其韧性和稳定性的提高，从长远来看，世界经济会变得更好。例如，除了SWIFT之外，世界如果拥有一个或多个可行的跨境支付系统替代方案，可能是有益的，这样它们就不会被武器化。

新冠疫情

不幸的是，新冠疫情仍在继续。但是，中国大陆在遏制病毒传播方面收效显著。据估计，如果大陆的死亡率与美国相同，截至2022年9月的累计死亡总人数可能从5226增加到450万。

由于新冠疫情，大陆自2020年以来10个季度的实际GDP累计增长率与前10个季度相比下降了7.5%，从16.3%降至8.8%。在美国，降幅仅为4.2%，从6.7%降至2.5%。GDP增长放缓与新冠累计死亡率之间似乎存在关系：GDP增长率下降时，累积死亡率上升。

经济形势

国际组织最新公布的实际GDP年增长率预测表明，除印度外，整个世界经济都在放缓。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将超过北美和欧洲，因为它们的增速都在放缓。此处，一条规律在起作用：一个经济体的实际人均 GDP 上升，其实际增长率就会下降。中国经济无法继续像1978年至2018年那样保持每年9%至10%的实际增长，但人均实际GDP仍将在6%的平均速度增长。我的预测是，到 2030 年，中国大陆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实际 GDP 将与美国持平——按 2021 年的价格计算约为 30 万亿美元。

随着实际GDP年均增长6%，国民储蓄率超过40%，中国家庭和机构的财富也将实现跨越式增长。由于多元化的需要，这些财富将推动中国对国内外有形资产和金融资产的需求。

中美战略竞争

包括军工联合体在内的美国统治精英，希望以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名义维持其全球霸权或者主导地位。它想要延续所谓的“美式和平”。美国统治精英的目标，是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阻止可能对美国说不的国家的崛起。如果允许任何一个国家对美国说不，其他国家可能效仿，美国的全球霸权很快就不复存在。

中国对美国的存在和持续繁荣并不构成真正的威胁，永远不会如此。然而，中国可能对美国持续的全球霸权构成“威胁”，因为中国可以对它说不，就像前苏联一样。

如果美国失去全球霸权，美元作为国际交换媒介和保值手段的主导地位可能受到威胁。对美国经济来说，这将是一个严重的不利形势，因为它不能再通过印刷和出售美国政府债券来无限期地维持巨额贸易逆差。因此，美国将竭尽全力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也正因如此，中美战略竞争很可能成为未来十年的新常态。

本质上讲，美国的战略是遏制战略，包括亚洲再平衡、TPP(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和 AUKUS(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美国发动贸易、技术和货币战争，包括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对高科技贸易的限制。

美国方面可能试图挑衅中国，使其打响台海局势的第一枪，从而为发动国际制裁制造借口。如果中美开战，对美国来说可能越早越好。但是，对美国来说，更好的局面是中国大陆和台湾陷入代理人战争，而不是美国部队投入实际战斗。

中国的目标和战略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目标截然不同。对于中国来说，一切都是为了和平发展。与世界标准相比，中国人均实际GDP仍处于较低水平。中国需要提高实际人均GDP，目前该指标还不到美国的1/4。中国没有发起针对美国的战略竞争或者贸易和技术战。它的目的是确保国家生存和持续发展，以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实现这些目标，中国愿在相互尊重、互信、互不干涉、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基础上，与其他大国建立新型关系。其重点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需要寻求合作，解决气候变化和疫情等全球性问题。

中国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NFU)的政策，同时维持着可靠的核武器二次打击与威慑能力。为了对抗遏制中国的行动，中国政府正在自主开发国家生存关键系统(如北斗导航卫星系统)、促进自主创新和创建替代跨境支付系统(如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为可能的脱钩做准备。此外，中国对所有友好国家保持贸易和投资开放。

潜在的导火索

目前存在几个潜在的导火索，包括南海、东海和台湾问题，以及可能将中国和美国拖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的全面竞争。

作为几乎所有东盟成员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很可能与大多数东盟成员国达成和解。共同发展、共享成果是可行的长期解决方案。中国几乎没有，或者也根本没有动机中断南海这一重要海上航线的航行自由。相反，它担心外部海军强国的潜在干扰。

东海的冲突主要集中在钓鱼岛，该岛历史上由台湾宜兰县管辖。该问题不太可能引发全面战争。只要日本无法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即无法拥有自己的独立国防，就不得不继续作为美国的受保护国，听命于美国。日本只有能够独立自卫，才能拥有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1989年，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与索尼公司联合创始人、前董事长盛田昭夫共同撰写了《日本可以说不》。事实是，时至今日，日本仍不愿也无法对美国说不。日本可能对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问题最为敏感，因为这将使台湾海峡成为中国的内海。目前，日本与东南亚、南亚、中东和欧洲的贸易大部分要经过台湾海峡。原则上，通往欧洲的北方航道有可能通航，但俄罗斯将控制这条路线。只要和平成为主流，任何人都没有意愿中断海上交通。

台湾与大陆的统一，就像香港和澳门回归中国一样，事关中国民族的荣誉。台湾之于中国，犹如阿尔萨斯-洛林之于法国，果阿和本地治里之于印度，北方四岛之于日本。任何有能力的中国中央政府都会追求统一，无论其意识形态如何或者是否由民选产生。两岸人民将从和平统一中受益匪浅，都应该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世界其他地区也将受益匪浅。和平统一，可以避免大量伤亡，避免大规模的破坏，共享巨大的和平红利。武力是最后的手段。

修昔底德陷阱

尽管两国关系紧张，中美战略竞争不太可能导致两国之间发生热战，因为这样的战争没有赢家，只有输家。双方领导人都知道这一点。上世纪美国和前苏联没有开战，本世纪中美就更没有理由开战，尽管存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对两国而言，确保相互毁灭仍然是和平的基础。

持续不断的俄乌冲突是当前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之一。战争能被遏制吗?会否一直持续?停火有可能吗?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

综上所述，世界经济很可能陷入衰退。俄乌冲突得到解决之前，世界经济不太可能恢复强劲增长，尽管新冠疫情造成的阻碍和不可避免的经济脱钩是暂时的。脱钩以及替代供应链和第二来源的出现，能够削弱垄断的市场力量，增强世界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性和韧性。它们还将使经济工具的武器化变得毫无意义。每个产品、服务和供应链都有两个或多个来源，世界也可以免受自然或人为灾害引起的灾难性整体系统故障。中美战略竞争未必有清晰的结果。某个时候，美国可能会意识到阻止中国崛起是徒劳之举，而且中国不对美国的存在构成威胁。届时两国关系或许能够缓和。

来源时间：2022/12/31   发布时间：2022/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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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帆  来源：破圈了

2022年的美国，一面在国内应对着混乱，一面在国外制造着混乱。

美国国内政治继续上演两党内斗，经济面临通胀压力，民生持续下滑。对外则利用地缘冲突谋利，把乌克兰危机作为分化新老欧洲的工具，更把陷入战火的欧洲作为美国的提款机。与此同时，念念不忘中国这一“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关系仍面临严峻挑战。

输出通胀动摇美元地位

今年的美国经济，新老问题交织，通胀和加息影响全球。

2022年，美国全年平均消费物价指数增长率约为8.1%，为40年来最高水平。面对40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美国无法在短期内从根本上解决本国的结构性问题，以加息强行遏制高通胀，并不断“甩锅”他国。

从3月开始，美联储连续7次提高利率，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和国际货币汇率大调整，造成世界经济新动荡。

美国《通胀削减法案》通过后，引发欧盟国家强烈不满。该法案将大大降低欧盟输美产品的竞争力，直接伤害欧洲企业的利益。

正所谓“美国有事，他国买单”。美国的这一做法是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其再工业化企图以他国的去工业化为代价。

美国向全球输出通胀压力，更使全球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平稳运行面临巨大阻碍。美国此番连续加息，给世界经济复苏造成巨大冲击和严重破坏，同时也如双刃剑最终伤及自身。

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分析，出于美元收紧、制裁风险、本币贬值等因素，多个国家正在考虑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世界生产商品，美国印刷美元”的体系正在发生动摇。

在美国就业市场，劳工短缺问题日益加剧。不少年届65岁的美国人仍需为生活而劳作，大多数从事运输、清洁、超市零售等，而年轻力壮的人反而不愿上班，再加上政府派钱给国人炒股，使得美国出现了严重的辞职潮。尤其是医护人员大量辞职，对疫情防控造成了巨大影响。

一些长期问题则难有改观。美国经济面临结构性失衡，制造业重启困难重重，虚拟泡沫飞扬。

以基础设施为例，它曾一度是美国制造的骄傲，现在却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美国不少城市的饮用水管道还是始建于“罗斯福新政”实施之前的20世纪20年代，早已年久失修。即便是拜登政府去年签署了半个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基建法案，但在执行层面仍面临重重困难。

两党恶斗加剧分裂

11月举行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备受关注。据统计，本次中期选举两党耗资超过167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为昂贵的一次中选。这再次证明美国的选举政治已经完全沦为金钱政治，成为富人的游戏。

同样受到诟病的是，美国的“两党制衡”愈来愈成为两党恶斗，两党都将各自党派利益置于联邦利益之上。从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的口罩法案到美国的基础设施投资，从控枪法案再到国会中期选举，两党在所有国内议题上均是针锋相对，纷争不断。

对于共和党与民主党而言，是非曲直并不重要，自身政党的利益才是关键所在。

极化政治正在撕裂着美国社会，标志性事件是今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取消对美国女性堕胎权的宪法保护，将是否允许堕胎的决定权交归各州。

这一裁决震惊全美，标志着美国妇女人权的历史性倒退，同时也是美国政治极化的重要体现，并将持续加剧美国社会的内部撕裂，进一步扩大美式民主的合法性危机。

极化政治的恶果进一步显现。由来已久的种族歧视问题依旧不减，暴力执法事件层出不穷，种种社会撕裂问题频频发生。

比如，今年5月，就在弗洛伊德案两周年之际，在纽约州布法罗市的非裔社区超市，一名年仅18岁的白人枪手，在“白人至上主义”的魔咒中，对准非裔扣动扳机，造成10死3伤。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承认，一场“仇恨流行病”正在美国蔓延，这已被暴力和偏执行径所证实。

美国的贫富分化是发达国家中最严重的，并且还在加剧分化，部分中产阶级一夜致贫。

瑞银集团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乌克兰危机升级、各国货币政策收紧、股市下跌等，2022年全球亿万富豪人数下降，但美国亿万富豪人数却不减反增，从去年的724人升至735人。与此同时，盖洛普公司12月初的民调显示，由于通胀居高不下，超过半数的美国成年人表示自己的家庭遇到财务困难。

欧亚集团负责人伊恩·布雷默说：“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外交上，美国人已经非常怀疑本国的政治当权派。因为他们觉得获得的好处没有落到自己头上。”

这一年，美国的枪支更多了。美国平民的枪支持有量近4亿支，占全球平民枪支总量的40%。今年1月至4月，芝加哥997人遭到枪击(去年同期为718人)，发生的187桩杀人案中多数与枪击有关。芝加哥位于伊利诺伊州东北部，由于枪击暴力犯罪事件频发，近年被媒体冠上“谋杀之都”和“犯罪之城”的别号。

另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全美有超过6000名儿童和青少年因枪支暴力死伤，达到近10年来的最高纪录。

如今的美国似乎没有变革的能力，却并不缺少呼吁变革的声音。皮尤中心的民调显示，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需要政治体制变革，90%的美国民众期望一个“更大的政府”提供更多的服务。

盖洛普民调显示，只有不到四成民众为自己是美国人感到非常骄傲，创下同一民调20年来最低纪录。

美联社与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创办的公共事务研究中心的另一项民调显示，85%的美国成年人认为国家正走在错误道路上。

对外制裁花样翻新

作为霸权国家，美国热衷于使用制裁大棒，在经济、政治、安全、军事等各领域，美式单边制裁无所不用其极。2022年，美国的单边霸凌行径不仅没有任何收敛，反而变本加厉。

在乌克兰危机中，美国对俄罗斯的全方位制裁可谓开了先河，既包括冻结财产、禁止出口、禁止投资，还包括对人文领域的体育、音乐界人士进行限制入境等，更包括对俄罗斯祭出了“金融核武器”，即把俄罗斯从国际结算系统SWIFT中剔除出去的极端做法。

极限制裁的真正目的是掠夺窃取。美国不仅借乌克兰危机试图控制欧洲的政治，更是试图拼抢欧洲的粮食、能源等其他市场。美国军火企业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借乌克兰危机赚得盆满钵满，即是明证。在欧洲大陆的战火中，美国霸权主义的贪婪本质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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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中国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以莫须有的罪名实施打压也是无所不用其极，所谓“脱钩断供”是以竞争为名行制裁打压之实。美国以中国为假想敌，不断完善对华“新遏制战略”。

美国参议院表决通过了《美国竞争法案》，标榜的目标是增强美国在关键技术、产业等领域的竞争力，但实质是在他国科技力量尚未能够完全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时候，强行打压其发展势头。

美国还动辄以自由人权卫士之名，充当“民主教师爷”，将长臂伸向中国内部，长期在新疆、西藏、香港等问题上对中国横加指责，无端构陷。美国推出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就是盗用人权之名，实施单边制裁之实的恶法。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自身人权问题成堆，种族问题积重难返，却热衷于给别国开治理药方，自家后院失火，却把灭火器对向别人。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美国自身焦虑、无所适从，只能通过转移视线的方式来缓解自身统治压力的做法。

人们不会忘记美国在中东和阿富汗犯下的包括战争罪、危害人类罪、任意拘押、滥用酷刑、虐囚和滥施单边制裁等一系列严重违背国际法的罪行，构成对人权的系统性侵犯。美国强调的人权，实为美国的干涉权、介入权、主导权，更是美国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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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以竞争界定中美关系

2022年，美国借势乌克兰危机，不断强化在欧洲的军事存在，人为制造欧洲地缘政治对立分化的格局。

在亚太地区，美国以“印太战略”为统领，形成“二、三、四、五”架构，即双边同盟、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日印澳“四国机制”和五眼联盟为核心的遏华机制，荼毒地区合作氛围，人为加剧地区紧张态势。

美国执意向盟国提供“延伸威慑”，通过虚张声势的军事挑衅使朝鲜半岛安全面临巨大风险，半岛局势进一步恶化，重启朝美谈判仍是未知数。

南海面临更为激烈的博弈态势，美国从外交和军事双管齐下，加大了所谓“航行自由”行动的频率，鼓吹地区内国家对立，并拉拢英法德等盟友强化在南海的军事存在，阻挠中国与东盟关于“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进程。

受此影响，亚太地区气候问题、粮食安全与能源保障等民生和非传统安全风险也在不断加剧。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多次警告，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引发台海局势一度紧张。美国将台海与南海进行联动，大肆公开渲染美军舰艇穿越台湾海峡之后进入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美台军事合作也有向南海延伸的趋势。

美国虽然声称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却不断踩踏台湾问题这一中美关系的红线，这表明美国对华打压遏制的政策取向没有改变。

美国今年10月推出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的系统性战略竞争对手，仍然坚持以竞争来界定中美关系，并将未来十年作为对华竞争的关键周期。报告虽然也强调有效管控中美竞争，但其寻求的合作并不是主基调，而是权宜之计，服务于“竞赢”中国的战略目标。这就为中美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埋下了后患。

美国对华战略充斥着冷战思维的老调、强权政治的过时脚本，其对华战略虽然花样翻新，但早已经脱离了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

11月14日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中方再次为中美关系重回健康轨道指明方向和路径，美方在台湾问题以及不干涉中国内政等议题上再次作出了明确清晰的表态。这有助于管控竞争，防止中美关系“自由落体”式下滑，还为未来双方的持续交流开辟了更多空间。

但是，中美关系能否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仍取决于美方能否摒弃错误思维，回归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如果美国不改变对华战略的错误认知、不真正放弃冷战思维，将对中美关系造成根本性损害。

总之，2022年的美国难挽衰颓之势，却仍然抱残守缺。为了霸权之私，美国不惜以牺牲他国根本利益为代价，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别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削弱别国发展的基础上，把与他国的竞争从一开始就置于不公正、不合理的框架之内。

然而，继续沿用过时的冷战思维，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制裁，肆意践踏国际法和国际规则，搞小圈子政治和伪多边主义，这样损人利己的做法终将难以持续。

美国的虚伪和双重标准将遭到更多国家反对，其叠床架屋的联盟体系也终将因自身实力衰落和对外霸道行径而土崩瓦解。

来源时间：2022/12/31   发布时间：2022/12/30

旧文章ID：29059

作者：郑继永  来源：海外看世界

29学者评“中美竞争中的第三方”系列第15篇

中美竞争中的韩国政府，面临战略“撕裂伤”

郑继永

复旦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

中美之间的大国战略竞争，经历了眼花缭乱、不讲规矩、没有规则的“乱斗”阶段。这一阶段的后果就是中美双方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而在疫情的催化下，这种损失事实上又被放大，并波及到了全世界。

在两国首脑直接会面后，似乎有在一定领域管理和规制“乱斗”的迹象，开始尝试着向收起打斗，走向制度化的竞争阶段演化。

然而，这种演化，只是竞争烈度的调整，而并非竞争程度的缓和。相反，这种更为制度化的竞争引发的震荡预计会比过去更为激烈与深远，全方位的乱斗成为规定范围内的极限战斗，摧毁之战演化成为一城一地之战。因为双方一旦了解了底线所在，划定了战场范围，如不发生核战争等限度也给了各方施展拳脚的更大空间，各个领域内的竞争将朝着这个底线的无穷大方向演进，如情报、半导体等领域。

这样的战略态势变化自然会对韩国产生莫大的影响。

韩国过去一直是中美竞争中的“摇摆国家”，战略上自诩“中坚国家”(或“中等强国”)，战术上奉行“经中安美”(即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行动上运用战略对冲“吃两边”。

然而，环境的变化导致了韩国的选择空间不断萎缩。原因有四：

一是美国的强压，美国一直在压缩世界各国的选择空间，用极端的“二选一”与敌友逻辑要求选择美国，而对于小盟友韩国，美国当然更不会让韩国有“三心二意”。美国更是要求韩国不要过于顾及经济利益而忽视战略利益，如同盟、价值等“长期战略政治利益”远大于短期的经济与发展利益，以此来说服韩国。

二是韩国内政的变化。近年来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使得韩国内部保守化、民粹化明显，导致的结果就是尹锡悦上台。而尹锡悦上台后也进一步导致了对进步势力的全方位打压，动用各种借口试图铲除其生存根基。这当然也激起了进步势力的反弹与反击。这种左右对立也进一步压缩了韩国的选择空间，容不得各方势力有模糊的可能。在内部的政治转向与美国的“忽悠”之下，当政的保守派的选择自然也就非常鲜明。

三是韩国内外经济环境导致对中国的认知有巨大的退步。在产业上除了半导体之外中国对韩国形成了压倒性优势。到目前为止，韩国产品中对华依赖度70%以上者达2430类，100%依存度者达500多类产品。中国经济的风吹草动，意味着韩国经济的强震，成也中国，败也中国，这是普通韩国人对中国的认知。2021年底一个车用尿素水就能让韩国经济陷入困顿，这让韩国相当震惊和害怕。而萨德事件的冲击也让韩国认识到了经济武器的威力。

总的看，中国经济上巨大的进步彻底埋葬了韩国在上世纪90年代建立起来的对华巨大优越感，韩国陷入了担心、依赖、畏惧等复杂情绪中。而民众也将这种失落感转化成了负面情绪，将面临的问题都怪罪于中国，政客们也推波助澜，导致对华认知甚至都低于日本。

萨德将令韩损失17亿韩元 gdp下滑1.07%，图片来源于网络。

四是韩国国力与民族心态的变化导致了身份与心态的变化。韩国人均GDP高过4万美元，排名全球前十，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而在美国的帮助与护佑下，韩军自认其军力也跃升至世界前7，甚至前5。与此相对应，韩国的战略家们认为韩国已经不再是“中等强国”，而应忝列“强国”之林，其战略自然也不应囿于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应从全球角度重新思考韩国面临的战略环境，尤其应追随美国行使其强国之力。身份与心态的转变当然也会反映到战略演化之中，这一角度也能一定程度上理解韩国要求中国“尊重”的根源所在。

这样的环境中催生的尹锡悦政府的外交安全战略，自然会带有深刻的烙印，表现出的更多是“一边倒向美国”。在文在寅政府后期，尤其是尹锡悦上台后，韩国政府先后多次染指台海与南海问题，并明确将人权、价值观等奉为对华外交的指南，都是这种“一边倒”政策的反映。

最近发表的韩国版“印太战略”透露出了这种变化。即战略上韩国将以“强国”身份处理国际事务;战术上将奉行“安美经世”，即安全上追随依赖美国，经济上转向全球而不仅仅是中国;行动上将全方位地与美国一起参与围堵并打压中国，有人甚至评价称，尹锡悦政府的对华政策不仅毫无新意也乏善可陈，因为从美国国务院网站上都能找到相同的叙述，只须将“美国”替换成“韩国”就好，几乎是美国的翻版。

一国的外交安全战略被锁定于美国，毫无疑问，其前景自然也已经注定。

来源时间：2022/12/31   发布时间：2022/12/30

旧文章ID：29058

作者：官锦台 楚天舒  来源：上观新闻

据央视《新闻联播》12月30日消息，第129号国家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2022年12月30日决定，免去王毅兼任的外交部部长职务，任命秦刚为外交部部长。

年轻人，熟面孔

四年前，当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礼宾司长秦刚接受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递交的国书副本时，他可能没想到自己会出使美国。秦刚这位外交部“熟面孔”，将迎来全新的挑战。

1966年出生属马的秦刚，虽然没有打破当年杨洁篪创造的“最年轻驻美大使”纪录，但他特有的亲切和活力，势必给亟待转圜的中美关系刮进一股新风。

如今外交部新招录的年轻干部，多半会先到新闻司历练，这是因为不像其他具体业务司，新闻司接触的面实在是比较广，活也杂。秦刚没有赶上这个年代，他从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就加入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千万别小看这个事业单位，曾任驻美大使的周文重，外交生涯也在此起步。

秦刚被外界熟悉，绕不开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这个岗位，他也是为数不多同时在新老两个发布厅主持过例会的发言人。一名前辈曾如此回忆2005年4月5日秦刚第一次主持记者会的情形，“他非常友善，发布完之后，下台跟所有中外记者一一握手。”

2017年6月29日，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礼宾司长的秦刚曾接受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递交的国书副本。图片来源：外交部网站

在获得此番任命前，他是现任外交部副部长中最年轻的一位。

外交部官网显示，2018年，年仅52岁的秦刚履新副部长。除秦刚外，现任外交部副部长还有乐玉成、马朝旭和谢峰。乐玉成和马朝旭出生于1963年，谢峰生于1964年，三人的即任年龄分别是55岁、56岁和57岁。因此，1966年生的秦刚在四位现任副部长中不仅年龄最轻，而且即任年龄也最小。

不过，从外交部历任副部长的履历看，2015年12月，郑泽光升任副部长时，刚刚过了52岁生日两个月，比秦刚升任副部长早了4个月。

秦刚参加2020年外国驻华记者新年招待会。

说“熟面孔”，是因为秦刚曾担任过8年外交部发言人，因而被公众熟知。尤为特别的是，自发言人制度成立以来，他是唯一一位两度担任外交部发言人的官员。因此，外交部32任发言人，实则只有31人。

秦刚分别于2005年至2010年和2011年至2014年两个时期，担任外交部发言人。2010年至2011年，他被派往英国担任驻英大使馆公使。

曾三次常驻英国

曾三次被派驻英国，这种情况在外交部也是极其少见的。1995年至1999年任驻英大使馆三秘、二秘;2002年至2005年任驻英大使馆参赞。

2010年，当第三次被外派、以驻英公使的身份在伦敦首次亮相时，秦刚也忍不住感慨这样的缘分，“外交官到国外常驻，如同抽六合彩。能被派到英国工作，就是中了头彩。我三次出国工作，三次到英国，有谁一生能连中三次六合彩呢?我感到很幸运。”这是他2010年到英国当公使时，在欢迎宴会上开场白的一句话。

秦刚三次远赴英伦，善于观察和学习的他不仅积攒了大量的人脉，更转化成外交实践的一部分。

领衔开始外交礼宾改革

2014年，秦刚从新闻司调任礼宾司担任司长。随后的那几年，主场外交轮番上演， “9·3”阅兵、G20杭州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厦门金砖会晤、上合青岛峰会、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秦刚不是一个守成的人，他领衔开始了外交礼宾改革。彼时的秦刚曾援引周恩来总理的话说，外交干部是文装解放军。礼宾司是文装解放军中的一支特殊部队，战斗在重大外交行动最前沿，近距离服务党和国家领导人，所从事工作关乎国家利益和尊严。

他领衔大礼宾改革，充分展现了中国风格、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展现出泱泱大国礼仪之邦的底蕴和威仪，展示出中国人自强不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自信风范。

今天，人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国家主席接受外国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仪式，国宾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国事活动三军仪仗队中的女兵，欢迎仪式鸣放礼炮等画面，就是“改革者”秦刚带领全体礼宾司外交官所创造的。这些改革不仅大气，还有暖心的一面，一次沙特萨勒曼国王来访，注意到一个细节，从前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欢迎仪式时，奏国歌时元首站立的检阅台上下都有两阶台阶。那天的台阶消失不见变成缓坡，方便拄着拐杖的萨勒曼国王行走。秦刚说，这个不易察觉的礼宾细节变动就是专门为萨勒曼国王准备的。

秦刚曾在央视一部纪录片中谈到，2017年4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德国时，“德国人以精准闻名。当习主席抵达机场、步出专机机舱的那一刻，德方的战机恰好掠过机场的上空，向习主席致意。值得一提的是，默克尔总理的丈夫绍尔先生平时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但是习主席两次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绍尔教授都陪同出席有关的活动”。

“礼宾是政治的体现，也是国与国关系的晴雨表。各国给予习主席的高规格特殊礼遇，是对中国大国地位的高度认可和对习主席大国领袖风范的崇高敬佩。作为中国人，每看到这些场景，从中都能深切感受到我们国家发展昌盛带来的荣耀，对我们的国家，对中华民族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不禁油然而生”。

“刚猛”且“睿智”

2019年8月初，外交部网站“主要官员”栏目信息更新，秦刚作为副部长，分管工作由“拉美地区事务和新闻、礼宾工作”调整为“欧洲地区事务和新闻、礼宾工作”。今年2月，他一段回应“战狼外交”的视频在网上热传。

视频的背景是今年2月9日，外交部就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情况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有德国记者提问时称，当前欧洲方面有人质疑中国是否值得信任，因为中方有媒体和官员曾提到辉瑞疫苗致人死亡事件，认为中方这样做是“战狼外交”的表现。

2021年2月9日晚，中外媒体吹风会，外交部副部长秦刚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秦刚对此一一展开驳斥：

“首先我要澄清，中方媒体关于欧洲疫苗出现问题的报道，不是中方媒体自己编的，而是引用了外媒报道。中国从未散布谣言或者虚假信息。恰恰相反，中国是各种谣言和虚假信息的受害者。

至于有人说中国搞‘战狼外交’，如果我们看一看当前有的国家和有的人对中国进行的毫无根据、毫无底线的抹黑诋毁，他们恐怕都不能用‘战狼’来形容，那简直就是‘恶狼’。

同世界任何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外交的首要职责是捍卫自己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捍卫自己国家的尊严。面对针对中国的各种疯狂攻击，中国外交官当然要站出来说不，这和一味示强完全是两码事。有人无故无理骂人，还不让别人还嘴，岂有此理?!”

这样直截了当的言辞沿袭了他作为发言人时的话语风格。人如其名，有新闻媒体用“刚猛”二字形容秦刚的发言风格，认为他的记者会气场很大，从来不会绕着问题走，而是态度鲜明，特别是回应带有挑衅性的提问时，“犀利、给力”，不会躲躲闪闪，更不会语焉不详。

也有人认为，“刚猛而不失睿智”才是秦刚的特色，不少记者用“机智幽默”评价他。他在担任发言人期间，留下了众多让人印象深刻的“名场面”。

2009年4月，有记者就所谓“中国网络间谍系统”提问，秦刚回应：

“在国外，有一种鬼魂叫冷战，有一种病毒叫中国威胁论，冷战鬼魂附体的人携带着中国威胁论的病毒，不时发作，这些人利用谣言抹黑中国的企图决不会得逞。”

秦刚上述回应，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2009年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就曾评价说，“我就觉得他说的很生动、很幽默，而且切中要害，讲得很好”。

在2014年3月的一次例会上，回应一家外媒批评中国军费增长的提问时，秦刚明确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是只端着红缨枪的童子军”，并一连发出六个反问：

“国外有些人总是希望中国是长不大的童子军。如果是那样的话，谁来维护国家安全?!怎么维护世界和平?!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就安宁了?地区就稳定了?天下就太平了?即使是童子军，他的个头也是一年比一年长，他的脚也是一年比一年大。你总不能让他总是穿着以前的小衣服、小鞋吧?”

来源时间：2022/12/31   发布时间：2022/12/31

旧文章ID：29057

本文首发于China Research Center的China Currents。点击这里查看英文原文。翻译：涂湘

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亨特（Michael Hunt）认为，中美关系与美国其他的双边关系不同，其依赖于两个支柱，这两个支柱今天仍然是美国例外主义的核心。

一，传教士们渴望把无神论的中国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二，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它可以消费全球最有生产力的国家所种植、制造的任何商品。（在中国）受到阻挠的传教士和商人呼吁美国外交官和军队减少中国对他们的事业的顽固抵制。如果审视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我们也能找到类似的特征，这个特征主要反应在中国精英对美国的认知。

当中国精英认为美国阻碍了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时，他们的对美政策是敌对的。然而，一旦他们认为美国在中国寻求民族尊严、提升国家实力方面起着核心的促进作用，他们会迅速做出改变，以适应美国的傲慢与居高临下。

目前，美国充斥着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和对这个忘恩负义的国家利用美国的慷慨和直率的厌恶。因此，美国政府没有心情与中国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其不认为能轻易或永远改变中国。美国的决策者们也意识到，与中国做生意只会让中国变得更强大。因此，最好的做法是遏制中国，即使这样做需要付出损害与中国的商业往来的代价。中国的想法与美国则截然不同。美国以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再次安全的名义极力阻挠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领导人、精英和普通民众则对此感到不安、沮丧和愤怒，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考虑到美国对其现代化的核心促进作用，中国并未决心放弃继续推进中美关系。中国政府似乎在给华盛顿一个重新考虑与是否中国脱钩的机会；同时，它也在极力说服美国，表示倘若美国仍然坚持其丑陋政策，并决心让中国在史诗般的中美竞争中失败，中国会让美国付出代价。

一边倒

去年，中国共产党庆祝其建党一百周年。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还只是由约50名成员构成的非法政治组织，而在过去短短的100年里，它已经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并拥有近1亿的缴费成员。实际上，是威尔逊总统在一战结束时的巴黎和会上对中国要求民族自觉的背叛激发了那些有抱负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成立了共产党。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深深失望让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转向莫斯科，为了摆脱西方列强和他们在踪国的买办给中国带来的屈辱和拯救中国，他们逐渐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暂时帮助修复了中美关系，迪克西使团（the Dixie Mission）发现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同志们领导的革命运动比国民党的执政更令人钦佩。然而，短暂的相互吸引被苏联和美国之间的敌对打破了。毛泽东和共产党在建设国家的过程中再次被迫选边，并决定倒向苏联。朝鲜战争的爆发则促使美国坚定了其亚洲政策——竭尽全力遏制共产主义的蔓延，防止多米诺骨牌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当中方支持的越南独立同盟赶走了法国军队后，美国介入越南局势。

在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一年之后，美国终于停止了在越南的军事行动。但由于中美各自在国内面临的困难，《上海公报》没有得到贯彻，中国政府尚未决定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此时此刻，两国未来的领导人都在等待取决策权的时机，并完成中美邦交的正常化。

接触

具有道德权威和政治勇气的新领导人终于出现了——美国的吉米·卡特和中国的邓小平。为了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并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邓小平决定搁置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关键分歧。邓小平曾说过广为人知的一句话：跟随美国的国家都富起来了。换句话说，中国将追随美国，中国希望富起来。

1979年农历新年，邓小平访问美国，这次访问意义深远，揭开了美中关系的新篇章。当时，中国需要各方面的帮助，无论是为了防止苏联入侵的军事援助，还是重启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本，无论是为学生和学者提供良好的教育和研究机会还是中国产品寻求市场。这些美国都有，而且都拱手交给中国，美国人当时的心态尼克松1967年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说得最清楚，一个积极参与的中国将是一个更和平的中国。

然而1989年天安门事件上则让美国深感失望和不安。往后三年，中美关系岌岌可危：美国制裁中国，而新的中国领导层则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急剧左转。为了挽救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在1992年初南巡，并在军方的支持下迫使当时的领导人改变路线。尽管美国试图将中国的人权记录与它的最惠国贸易地位挂钩，美国商界及其在国会和政府的支持者竭力阻挠这一政策。邓小平坚决追求中国的现代化，而美国人则不情愿地压制了自己的失望，他们的遥相呼应为中国在21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铺平了道路。2010年，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两国都从二十年的亲密经济接触中获益良多。尽管两国在许多双边和多边问题上摩擦不断，但美方领导人仍然希望一个现代化的中国会是一个友好的中国。

亚洲再平衡

2012年，美国政界开始重新思考其对中国的常规性接触政策。同年，中国新领导人上任。2015年，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联合发表《修订对华大战略》的报告，同时奥巴马政府启动了“重返亚洲”政策(the pivot)。但在2014年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和2015年的G20峰会上接待了奥巴马总统后，中国仍然感觉良好，并也开始为奥巴马执政结束后的年代做准备。

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出乎中国的意料，而更让中国震惊的是特朗普之后居然与台湾领导人蔡英文通了电话。然而，中国领导人似乎认为，可以通过让美国获得甜头的“交易”来应对身为商人的特朗普。第一笔交易是中国的领导人在2017年4月对海湖庄园（Mar-A-Lago）的访问。同年晚些时候，中国给出的交易甜头更大了——在紫禁城隆重欢迎来访的特朗普，并与美国签署了超过2400亿美元的采购协议。然而特朗普总统和他的幕僚们则认为中国政府没有履行其承诺，并发起了前所未有的贸易战。新冠疫情的爆发使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美国政府对中国展开了全社会和全政府的攻势；而中国则处于被动，对美国的制裁均是对美国的打压的回应，甚至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同意在两年内购买25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中国虽然吃尽了苦头，但中共领导人仍有自己的考量：一，如果两国脱钩，中国的经济增长无法持续；二，中国可以等待一个更明智的总统入主白宫。

2020年，约瑟夫·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中国的等待似乎得到了回报。拜登比以往任何一位美国领导人都更了解中国，他甚至在总统竞选期间宣称他不认为中国有能力吃掉美国的午餐。中国人希望拜登能够缓并稳定双边关系，但这一希望在拜登入主白宫后迅速破灭——拜登宣布其不允许中国排挤美国并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希望破灭带来的挫折感让中国的最高外交官杨洁篪于2021年3月在阿拉斯加猛烈抨击美国的对华政策。

中国的特色的接触

拜登和他的中国政策团队上任后，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情况更加棘手。拜登政府不仅全盘采纳了特朗普的中国政策，还通过国内投资、建立联盟和在技术领域施加最大压力强化了对中国的挤压。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立于发达国家。许多人开始担心，中国是否会因为愤怒和挫折而放弃继续与美国接触，并组建新的意愿联盟。这样的担忧似乎被2022年2月的中俄联合声明所证实。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2022年5月的中国政策演讲、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2022年8月初对台湾的访问、白宫2022年10月12日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以及两周后五角大楼出台的美国国防战略、国会颁布的一系列涉及中国的法律以及拜登政府旨在加速中美高科技脱钩的行政命令，都向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表明，美国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意图与能力威胁并取代美国的大国。

五年多来，美国一意孤行地遏制中国，并几乎完全无视中国修复、稳定中美关系的要求。在这种氛围下，如果中共及其最高领导人将美国划为中国的头号敌人，并在其历史性的党的二十大之前和期间采取脱钩政策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中国似乎决定再给美国一次机会，保留最初由毛泽东和尼克松倡导、后由邓小平和卡特实施的中美接触框架。9月底，中国国务委员和外交部长王毅访问美国，并告诉美国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14亿人口的共同繁荣之旅将为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提供更多的市场和发展机会，中国决心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王毅表示，中国认为中美关系有“三个确定”：如果美国不寻求改变中国或利用台湾来阻挠中国现代化求，那么中国与美国的接触是确定的，中国努力加强与美国的经济合作是确定的，中国准备与美国合作应对全球挑战是确定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领导人在政治报告再次重申了中国的对美政策。在他的规划中，中共的核心任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外交政策部分，他表示中国旨在坚持“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方向”，“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并呼吁所有国家“珍视人类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和自由的共同价值观”。至少目前看来，中共明显不想放弃对美的双边接触政策，因为倘若美国决定从中国现代化友好的同路人转变为敌对的干扰者甚至致命的狙击手，那么中国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的计划将被大大打乱。

中方的对美政策也许并非出于某种强烈的信念，而只不过是一种战术思维，中共内部的许多决策者可能都坚信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遏制中国，但也认为中国除了继续与美国接触之外，并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1921年，中国共产党举起列宁主义的大旗，并在1949年倒向苏联，这两个决定都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搭上由美国推动、维持的全球化列车让中国变得富裕、强大，也让中国的声音能被世界听到且尊重。

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之路

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发表重要讲话，敦促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佐利克指出：“中国比许多发展中国家更加开放，但也展现出了越来越多的重商主义迹象——中国政策旨在引导而非开放市场。但如果不能够与中国进行更深入合作，美国将无法作为在国际经济问题上分担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以继续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或保证美国国内对该体系的支持。”

目前，美国对中国的不满比佐利克所列举的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核心问题仍然不变：美国在塑造中国的未来方面可以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过去的50年里，美国在改变中国这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中国的变化并不完全符合美国领导人和美国选民的意愿，但美国需要意识到，放弃与中国接触不仅是对自己的一个崇高职责的放弃，而且有可能使中国滑向令人窒息的孤立主义、丑陋无比的仇外心理和铁拳铁腕的极权主义。此外，不负责任地处理这一关系甚至可能使两国陷入冲突，使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对现代化的追求搁浅，并将美国拖入另一个泥潭。

中国显然希望成为全球社会中负责的利益攸关方。然而，如果中国拒绝改变一些信念和行为，中国将无法获得在国际社会驰骋的通行证。首先，中国政领导人必须敏锐地意识到美国人真心关注中国对本国人民和其他国家的所作所为，他们对中国一些无视国际规则和规范的经济国策感到惴惴不安。尽管美国人可能被自己的狂妄和种族优越感所迷惑，但他们并未制定让中国分崩离析并让其成为美国附庸国的邪恶计划。第二，中国领导人可以完全相信中国的治理体系在摆脱极度贫困和发展经济方面要更优越、更高效，但他们也需要意识到任何政府都需要捍卫和保证其公民享有某些普世价值，否则这个政府终将失去民众的支持。第三，无视行使权力时的选择和问责因素，只会导致不受约束和制衡的权力滥用，让曾在中国经久不衰的封建制度重返政治舞台。

中美两国要想和平共处并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美国精英的当务之急需是不再将中国视为一个竭尽全力破坏美国的理念、政府体系和经济制度的邪恶超级大国；而对中国的决策者来说，他们必须意识到，美国并非正在不可逆转地衰落，中国也并非注定代表未来。面对棘手的国内局势和全球挑战，双方都应该保持谦逊的态度。只有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双方政府才能完成使世界和平与繁荣的使命，并保障人民自由、合法地追求幸福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