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曦  来源：《世界知识》2022年 第24期

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公布了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10月底，又以集体打包形式发布美国《国防战略》《核态势评估》和《导弹防御评估》报告。这些后续报告在基调上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高度一致，聚焦应对大国战略竞争，同时意味着核与反导能力将成为美国国防与军事战略的根本力量支撑。新版《核态势评估》报告是美国在冷战后发布的第五版此报告，比特朗普政府发布的2018年版本更为“理想化”，较奥巴马政府发布的2010年版本则更为“写实”。

提出诸多“去核”主张

作为美国“军控学派”代表性人物，拜登曾在竞选期间和执政伊始表示，将致力于降低核武器地位作用，努力使慑止核进攻成为核武器“唯一目的”，以减少核战争风险、减缓核军备竞赛、推动军控与不扩散进程。拜登政府的《核态势评估》报告系统性呈现了其“核进步”主张，主要观点包括：

——降低核武器作用。同2018年版本相比，新版报告在界定核武器作用时保留了“慑止战略攻击、确保盟友和伙伴国家安全、在威慑失败时实现美国目标”内容，删除了“对冲不确定性未来”表述，进一步约束了核武器的战略作用。在用核政策上，新版报告承诺“美国将维持一个很高的用核标准”，并将核武器的“根本作用”设定为“慑止针对美国、盟友及其伙伴国家的核进攻”，旨在为实现用核“唯一目的”奠定基础。

——减少核战争风险。拜登政府《核态势评估》报告宣称将采取多重措施，比如降低洲际弹道导弹戒备状态、防止意外及未授权发射、强化情报预警及态势感知能力等，并宣布将退役B83-1重力炸弹、取消海基核巡航导弹(SLCM-N)研发计划。

——推动军控与不扩散进程。与2018年版本相比，新版报告最大的“进步”是，系统性地提出军控与裁军主张，强调“相互、可核查的核军控有助于降低核武器在美国国家战略中的作用”。报告宣示，除继续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框架内与俄进行战略对话，还将继续推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生效。

但与奥巴马政府的2010年版本相比，拜登政府《核态势评估》报告有所保留。一是为“首先用核”原则预留政策空间，表示“将在极端环境下考虑使用核武器”，所谓“极端情况”既包括“来自对手国家的大规模和有限核进攻”，也包括“非核战略进攻”，这种“以核慑常”的原则与拜登竞选时承诺争取的“不首先使用”原则背道而驰。二是诸多“去核”措施并未降低美国的核威慑与打击能力，不会对其全球最强大战略战术核打击能力造成实质性影响。三是美国已初步实现《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目标，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将对核门槛国家和中小核国家造成约束，对具备先进计算机模拟试验能力的美国几无影响。

可见，拜登政府《核态势评估》报告提出的“弱核”“去核”主张，并不代表其政策理念多么具有“人道关怀精神”，也不会对美国的核威慑与反击能力造成负面影响，而是对国际格局多极化、核威慑效应有限、全球核治理缺失等客观现实的妥协产物，也是拜登政府综合考虑国际局势变化、国家战略选择、国内党派纷争和军种利益等因素的具体成果，本质上仍是着眼于恢复美国在全球核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年重申“去核”主张，也可助民主党“军控派”捞取选票，还有粉饰本国形象、迷惑国际社会、诱骗对手减核的目的。

延续“强核”政策内核

拜登政府《核态势评估》报告首页就点出“强核”内核，即“战略威慑仍是美国国防部乃至国家的首要优先任务”。在该报告指导下，美国将延续“实战威慑”理念，继续推动“核三位一体”现代化升级，强化首次打击、跨域打击、有限核战争、导弹防御和控制升级能力，以同时威慑中俄两个核大国。

报告预设了与两大国冲突的场景。2010年版报告宣称美国的“最大威胁”是“核恐怖主义”，2018年版报告调整为“大国核竞争”，新版报告进一步升级了对“外部威胁”的战略判断，认为美国可能身处于“与两个核武装国家同时爆发冲突的极端环境”。

报告确认必须强化战略威慑与打击能力。报告公布的“核三位一体”现代化升级项目旨在保持对敌强大核威慑能力。陆基方面，用“哨兵”洲际导弹替换现役“民兵3”导弹，有望支撑陆基战略威慑力量至2075年。海基方面，计划2030年起生产至少12艘新一代“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以替代现有“俄亥俄”级核潜艇。空基方面，继续为已服役50多年的 B-52H“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进行现代化升级，以至少100架 B-21“突袭者”轰炸机取代B-2轰炸机。报告还强调保持非战略核打击能力，保留W76-2低当量潜射弹道导弹、全球部署的战略轰炸机、核常兼备的战斗机以及空射巡航导弹等，旨在以“可用”核武器慑止并打赢地区有限核战争。

报告强调丰富多样化威慑手段。这包括“定制威慑”，针对不同对手国家制定差异化威慑和打击方案;“拒止威慑”，强化“一体化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挫败来自敌国所有类型进攻性导弹的发展、获取、扩散和使用”;“延伸威慑”，在欧洲部署大量核重力炸弹，并将其升级为更智能精准的B61-12核弹;“一体化威慑”，除构建平战结合、攻防兼备、核常一体的战略威慑打击体系，还要在网络、太空、人工智能、高超声速等新兴战略技术领城取得更多优势。在“印太”地区，美国将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建立小多边核磋商共享机制，并考虑效仿欧洲模式，将战略轰炸机、核常兼备战斗机等“前推部署”。

尽管规划宏大，这些“强核”举措仍会遭遇诸多制约。一是国防预算有限。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从2021年到2030年，美国需投入6340亿美元(年均634亿美元)用于核现代化项目。在2022年3月公布的“2023财年国防预算”中，用于“核三位一体”项目的财政拨款共计344亿美元，离600多亿的争取目标相差甚远。二是核威慑的有限性。核武器作为战略性武器，可发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奇胜效应，但若想让其包揽从大规模报复到全频谱作战等各型任务，势必陷入“自我慑止”的战略困境。三是跨域升级风险。网络、太空、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正与核武器深度融合，但缺乏相应制度规则，美国在追求新兴技术赋能的同时，也将承受核误判核升级等风险。

更具对抗性

拜登政府《核态势评估》报告重新定义了“中国威胁”，从奥巴马时期的“合作伙伴”、特朗普时期的“竞争对手”演变为当前的“日益迫近的挑战”( pacing challenge )，俄罗斯则成为“重大威胁”(acute threat)，敌对性战略定位更加明确。这也意味着，中国取代俄罗斯成为美国位列第一的“核威胁”。根据这份报告，美国预想的中国核力量发展态势是：数量规模上到本世纪20年代末将拥有至少1000枚可部署弹头;手段上可能会运用核与非核力量实施“胁迫性对外战略”;军控外交场合对以数量为基础的军控谈判异常敏感并断然拒绝。

美国作出这些夸大中国核能力、污蔑中国核意图、渲染中国“核威胁”的判断，是要为后续抛出系统性对华核战略奠定基础。而在此方面，拜登政府《核态势评估》报告已有不少铺垫，包括：美国须保特一支强大的全球和地区性“三位一体”慑打能力，以延伸威慑、拒止威慑、一体化威慑等多样化威慑行动，抵消对手日益强大的核与非核战略能力，挫败对手“胁迫性”和“侵略性”战略意图;美国将与日、韩、澳等地区盟友强化包括信息和装置共享在内的“核共享”机制。与此相呼应，拜登政府的《导弹防御评估》报告明确了关岛的“国土属性”，使中美可能的核摩擦红线进一步前推。

针对中国核力量稳步发展，“报告”统筹设计了一套体系化对华军控方案，更具实操性、隐蔽性和迷惑性。例如，将限制中国核力量发展列入美俄双边军控议程，强调未来将与中国展开立足危机管控、信息沟通的战略对话，在力推《全面禁止核试验》和《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生效的同时却谴责所有有核国家共同削减的《禁止核武器条约》。

可以看出，拜登政府的核战略更加强调备足多样化常规威慑手段、与“印太”盟友实施“核共享”、描绘无核“理想世界”，中国有可能面临“核透明”“核升级”“核禁试”“核禁产”等议程的全方位压力。中国必须认清美国“一体化威慑”战略发展演变的实质内涵，也要意识到现代战争与核威慑效应之间的相关性。在仍在持续的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的强大核实力虽然慑止了美国和北约的直接军事介入，但却慑止不了其他形式的军事干预行动。这显示，核武器威慑效应在复杂程度越来越高的现代战争中有一定局限性，是中国稳步发展自身核力量时需要意识到的问题。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副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2/12/29   发布时间：2022/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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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民智国际研究院

导语：

自2022年美国最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公布以来，美国各界人士对于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解读都达成一个很明确的共识，即华盛顿方面正在积极地制定更为激进的政策，以延缓中国崛起和复兴的进程。相对实力今非昔比的美国难以开展独自行动，而是选择与欧洲以及其他地区的盟友展开更加广泛的接触。然而，这种寻求全球盟友的努力却在中国周边诸多亚洲邻国屡屡碰壁，出于对地区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顾虑，大多数周边国家不愿“选边站队”。本文从三个层面分析了亚太国家对美国强硬对华政策普遍感到担忧的原因，并指出针对这一现象，拜登政府应认识到有必要最大限度地避免对中国采取零和博弈政策，同时必须表明有意愿和能力履行在亚太地区的义务和承诺。从长远来看，美国旨在竞赢中国的激进政策只会疏远盟友，中国也应把握机遇开展周边外交并扩大经贸合作，以争取亚太国家的支持，创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本文编译自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网站的评论文章，原标题为《亚洲国家普遍担忧美国成为长期“分心”的超级大国：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可能会疏离潜在盟友》(Asian States Are Worried the U.S. Is a Perennially Distracted Superpower：A more assertive China policy may alienate potential allies.)，作者为美国圣母大学博士生伊莎卡·克莱尔(Isheika Cleare)。文章略有删改，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思考，与公众号立场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2022年拜登政府正式实施出口管制，以限制向中国进行敏感技术的转让行为。这一举措标志着美国彻底放弃了曾经颇为流行的政治说辞，即若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将使其更加靠近美西方价值观的“自由”和“友好”。同时，华盛顿方面正在积极地制定更为激进的政策，以延缓中国崛起为全球霸主的进程。但是美国并不想独自行动，他已然选择与欧洲以及其他地方的盟友展开更加广泛的接触。然而，这其中最为困难的部分仍然是与中国的周边邻国展开接触。

对于亚太国家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要求：因为“选边站队”极有可能会对地区稳定和经济增长带来重大威胁。美国官员希望亚洲国家停止对中国的物质支持与合作，或更加积极抵制中国的扩张，以此来帮助美国遏制中国的崛起。然而从越南到菲律宾，大多数太平洋国家都希望继续享受与中国这一最大经济伙伴之间的贸易红利，同时从美国获得显著或隐晦的安全保护来保持地区平衡。这种策略使他们能够保持中立，避免疏远任何一方的“选边站队”。和平共处和维持现状是目前太平洋国家最好的选择。

如果这是一种集体倾向，那么美国的对华政策能得到太平洋国家多大程度的合理支持?实际上，由于亚洲不是一个像欧盟一样的整体，各个国家对美国政策转变的反应自然会有所不同。然而，对于亚洲一些主要大国来说，还是存在一些跨界的安全战略担忧。在该地区内抵制安全霸权的国家动机，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已然超越了限制该地区经济霸权的呼吁。

因此，导致亚洲国家对美国倾向于采取更激进的对华立场感到担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首先，中国经济实力雄厚。中国已连续13年成为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的最大贸易伙伴。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在该地区各国进行了数十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投资。同时，中国还相应进口了数十亿美元的商品和产品：仅在2020年，日本和韩国对中国的出口收入就超过了1300亿美元。然而，美国对中国商业实力的增强缺乏连贯的经济回应。尽管在前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领导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倡议时，曾试图建立一个经济回应体系,但当特朗普退出TPP时，就已经削弱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这是因为该地区主要由两类国家组成:试图致富的“发展中”国家和试图保持富裕的“发达”国家。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在拜登(Joe Biden)总统的任期内，美国贸易开放程度几乎没有太多改善。美国仍未加入新版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或其他任何亚洲自由贸易协定。拜登政府更加倾向于支持不具约束力的“非常规”经济制度安排，即保持关税水平不变，不扩大市场准入。这对于渴望市场、依赖出口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阻碍。此外，太平洋地区的中小国家将自由贸易协定视为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因为其不仅可以促进自由贸易，还可以制定最终将用于监管贸易和投资的规则。所以，低估商业利益动机的驱动力和放弃议程设定的权力，是美国为了赢得伙伴和对盟友施加影响而选择的最糟糕的策略。

其次，太平洋国家密切关注着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因为中方越来越有实力阻止这些国家从空中及海上进入有争议的领土和海域。就以美国最坚定的亚洲盟友日本和韩国为例，日韩本质上是海洋国家，严重依赖与中国共用的水道进行贸易以及进口重要战略资源。由于目前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强国，而美国的军事优势正在相对下降，日韩对中国的强硬姿态很有可能会带来实际的战略危险。对于日韩来说，美国似乎是一个遥远的盟友，而中国才是一个实际的地理威胁。然而，就像许多其他太平洋国家一样，日本的安全担忧并不只是单向的。美国鹰派的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日本遏制中国扩张的利益。本月早些时候，日本首相批准在未来五年大幅增加国防开支，部分原因是担心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且包括为了捍卫日本对有争议的尖阁诸岛(Senkaku Islands，我国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土主张。

从战略角度来看，中国被夸大感知的军事敌意可能会促使太平洋地区较弱的国家加入美国的制衡行动。然而，太平洋国家有理由担心美国对该地区的承诺，因为美国有时难以保持对亚洲的战略关注。这种反复无常就促使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Lee Kuan Yew)批评美国决策者总是将全球政治视为一部电影，每次都预告美国将重新参与亚洲事务，而当他们分心于其他事务时就可以“暂停”，当他们准备重新参与时只需按下“播放”键即可。李光耀警告说，美国“不能随心所欲地来去”的同时，还指望“实质性地影响亚洲的战略演变”。

在拜登宣称“美国归来”的三个月前，15个亚太国家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签署了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美方将其称为中国的“一招妙计”。由于当时美国全神贯注于反恐战争，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放弃了与中国打交道，直到9·11袭击发生多年后才重新与该地区展开接触，这无疑给了中国一份“令人难以置信的地缘政治礼物”。当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一次亚洲外交之旅中宣称“美国归来”并准备“高度重视这一地区”时，中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崛起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亚洲的安全和经济格局。

美国是亚洲的主导大国，但也是一个“注意力不集中”的大国。美国对于领导和决策的认真态度因其相互竞争的承诺和全球范围的利益而变得复杂。美国的国际政策已悄然涵盖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及国内政策，对世界政治造成了冲击，导致了政策不稳定。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战略强调的是战略接触，受到亚太国家的普遍欢迎，被视为多年忽视的喘息之机。然而，在2016年，特朗普将美国的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降至新低。当他所领导的政府设法引导和保持对太平洋的关注时，他个人的政策立场，显示出对历史先例和战略审慎的极度忽视。可以这样说，在特朗普时代，美国在亚洲可能已经退化到比“注意力分散”的大国更糟糕的状态——变成了一个对该地区“漠不关心”的大国。

在特朗普时代的影响下，许多亚洲领导人正以更加审慎的态度看待拜登政府试图消除外交损害、重申美国安全并说服其他国家一同遏制中国崛起的相关承诺。实际上，特朗普在2016年的当选不仅打破了许多关于美国承诺坚定不移的先入之见，还播下了对美国政治制度产生怀疑的种子。美国对新冠疫情的长期反应失灵，加之令人震惊的警察暴行和选举混乱的场景，将已然存在的制度能力和民主诚意的问题推向了前台。这些担忧并不是针对美国的决心，而是针对美国的能力：一个分裂的国家无法抗衡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亚洲国家冒着触怒邻国的风险，支持一个不忠诚、注意力不集中的大国，在战略上毫无意义。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修补了美国在欧洲的形象，并展示了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尽管如此，亚洲国家仍对在自家后院挑起事端感到紧张。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拜登政府似乎认识到有必要避免最大限度的对中国采取零和博弈政策，也意识到不应当采取会疏远盟友的“选边站队”态度。在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报告中，美国政府声称要“优先考虑保持对中国的持久竞争优势，同时约束仍然极其危险的俄罗斯。”所以从字面意义上来看，美国拒绝将中国和俄罗斯构成的危险混为一谈：美国公开的意图是遏制危险的俄罗斯，同时在中美竞争中获得胜利。而实际上，华盛顿方面的注意力几乎是同等地集中在北京和莫斯科身上，即使中美之间的冲突没有俄乌冲突那么直接激烈，但亚洲国家仍然可以读懂美国所表现出的态度。

总之，虽然亚洲国家无法逃避中美竞争的现实，但他们仍然对直接站在美国一边以及随之而来的问题保持警惕，这是因为他们并不希望被一个不可靠的盟友推到台前。为了赢得并维持亚太国家对美国的支持，美国必须表明有意愿和能力履行义务和承诺，并做出打算将注意力长期集中在亚太地区。

编译：王珂渝

来源时间：2022/12/29   发布时间：2022/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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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编者按：

经济制裁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部分。俄乌冲突后，美国对俄罗斯施加了经济制裁，更将部分俄罗斯银行从SWIFT系统中移除，影响了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和经济发展，同时削弱了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对此，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沃利·阿德耶莫(Wally Adeyemo)近日在《外交事务》网站上撰文，分析美国对俄经济制裁策略的新发展与新特点。文章摘要如下：

俄乌冲突发生后，美国财政部对俄罗斯的部分银行和精英进行了全面的制裁，对敏感技术施加出口管制，任何俄罗斯金融服务公司都可能成为美国制裁的目标。拜登政府还呼吁美国政府各部门切断俄罗斯经济生产所需要的资源。

美国还联合亚洲和欧洲盟友制定了制裁俄罗斯的计划，成立国际工作组，在全球追踪并冻结俄罗斯的资产，更将俄罗斯部分银行从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系统中剔除。这些制裁的规模空前，行动也十分迅速，在俄乌冲突爆发的三周内，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等30多个国家就一起对俄罗斯施加了制裁。

多边主义对经济制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现在的国际经济体系反应了美国及其盟友在二战后建立的金融框架，主要目标是促进和平、繁荣和经济一体化。美国能够发起经济制裁主要是由于美国和其盟友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2014年美国就对俄罗斯施加了制裁，尽管俄罗斯想要减少对美元的依赖而免受制裁的风险，但它无法避免国际经济体系对其造成的影响。俄罗斯将面临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经济衰退，外国公司大量撤离，严重削弱了俄罗斯的经济基础，也削弱了俄罗斯的制造业和军工复合体的能力。

美国经济制裁的发展

在过去80年里，美国的制裁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在1940年德国入侵丹麦和挪威时，美国财政部冻结了丹麦和挪威在美国的资产。和如今的制裁不同，当时美国的做法是为了防止这些资产落入纳粹政权手中。

现在美国将经济制裁看成一种辅助外交政策的工具。20世纪40年代，美国对苏联施加了一系列制裁和出口管制，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推动经济制裁政策现代化。2004年，美国财政部成立了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办公室(Office of Terrorism and Financial Intelligence)，协调财政部的制裁和情报活动，使财政部可以使用复杂的制裁战略对对恐怖分子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施加经济制裁。

在过去20年里，国际金融系统的规模和重要性不断增加，需要一个更复杂的制裁机构。加密货币和去中心化金融的扩张创造了转移价值的新方法，使国家、组织、个体可以洗清非法收入，规避经济制裁。2021年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要求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合作，对美国制裁战略的执行情况进行审查。同年10月，美国公布了审查报告，认为多边制裁更难规避，因此和盟友的协同制裁最为有效。从2000年至2021年，美国财政部对外制裁对象从912个暴涨至9421个。

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对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的统计

美国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俄罗斯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同时是能源大国，由于俄罗斯的经济和国际社会高度融合，美国的经济制裁让俄罗斯付出了代价。

拜登总统表示，美国需要对俄罗斯施加最大限度的制裁，同时尽可能减少对美国自身、盟友以及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美国主要打击了俄罗斯经济的三个要素：金融体系、精英和军工复合体。在金融体系上，美国制裁了俄罗斯主要的金融机构，冻结了俄罗斯中央银行的储备金，将部分银行从SWIFT系统中剔除。为了打击支持俄罗斯政府的精英，美国成立了由八个国家和欧盟委员会的代表组成的国际工作组(REPO Task Force)，阻止俄罗斯精英和寡头获得支持普京的资源。为了打击俄罗斯的军工复合体，美国执行了严格的出口管制政策，使俄罗斯的军队只能使用过时的武器。

美国财政部还和盟友密切合作。美国将多边主义作为应对俄罗斯的基础，美国情报部门与欧洲盟友分享了俄罗斯行动的相关情报，并制定方案。美欧联盟对经济制裁非常重要，从金融角度看，联盟包括了世界主要货币的发行国，而俄罗斯在国际经济交易中需要这些货币。截止2019年，俄罗斯87%的外汇交易以美元计价，所以俄罗斯难逃经济制裁。同时，欧盟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因此欧盟的经济孤立对俄罗斯的打击非常大。不仅如此，联盟还包括日本、韩国等关键的高技术生产国，制裁严重削弱了俄罗斯的军事实力。

美国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新策略

在俄乌冲突中，俄罗斯曾一度每桶石油获得100美元的盈利。2022年夏天，俄罗斯的石油价格比去年同比上涨了60%，可见即使俄罗斯石油出口量下降，其依旧可以盈利。

美国及其盟友寻找一种新的经济制裁方法，既不让俄罗斯石油退出国际市场，又限制俄罗斯从石油出口中获得巨大利润，即设置价格上限。西方国家可以为等于或低于价格上限的俄罗斯石油提供海上原油出口相关的服务，如保险、贸易融资和航运服务。

价格上限为俄罗斯石油创造了两个市场，一个是等于或低于价格上限的市场，俄罗斯石油可以继续在这个市场上流动，并享受相关服务。另一个市场则高于这个上限，俄罗斯石油只能通过其他保险公司或服务商提供运输成本更高、风险性更大的服务。全球所有的石油净进口国，尤其是中低收入的石油进口国和石油消费者都会从较低的油价中受益，同时俄罗斯的收入会相应减少。

美国和其盟友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已经影响了俄罗斯向外投射实力的能力，也将影响俄罗斯未来几十年的国际经济政策。

国际经济体系为了适应21世纪应该有新的发展。美国和其盟友应使构建起该体系的支柱更加现代化，如加强多边开发银行的建设，完成全球最低企业税的国际协议，更新国际支付基础设施，使其更快、更便宜、包容性更强。这些措施将确保国际经济体系践行其创立时的价值观，取保其保持足够强大的影响力。

文章摘译自《外交事务》网站文章America’s New Sanctions Strategy。

来源时间：2022/12/29   发布时间：2022/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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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微信群

来源时间：2022/12/29   发布时间：2022/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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