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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国际部微信：纽约时报，有色眼镜该摘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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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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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温宪来源：

　　《人民日报》国际部微信公众账号“镜鉴”今日(16日)刊登《纽约时报：那副有色眼镜害了美国，害了世界》，作者温宪。全文如下：

　　镜鉴的话

　　《纽约时报》是一份美国大报：1851年9月18日创刊，已有163年历史;得过114个普利策奖，比任何一家美国新闻机构都多;头版左上角天天用小黑框刊出该报座右铭“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所有新闻皆宜刊载)”，体现出一种追求。

　　世界上每天发生那么多事情，并不是所有新闻都能在《纽约时报》上刊载。取舍之间，便看出倾向。看得多了，便看出这张报纸还戴着一副度数挺深的有色眼镜，且常常自感高大上，其实是害了美国，害了世界。

　　人民日报微信：纽约时报的有色眼镜害了美国，害了世界

　　谋篇布局中体现着报道者或编者的主观意图

　　12月11日，《纽约时报》刊载一则有关香港警方在非法“占中”活动地区采取清障行动的报道。报道根本不提“占中”活动的“非法”性质，反而将其冠以“民主”头衔，这便有了黑白颠倒之嫌。不仅如此，报道中引用一个参加非法“占中”行动者的话称，“我们现在停止，但不意味着我们放弃。我们肯定还会回来的。”文章最后又引用另一个参与非法“占中”行动、并称准备“坚守”、“直面逮捕”的律师的话称：“通常我会到牢房为我的客户服务，这一次我将自己蹲进牢房。”这又有了煽风点火之嫌。

　　鱼龙混杂之间，引用什么人的话，怎么引，放在什么上下文位置，谋篇布局中体现着报道者或编者的主观意图。在香港“占中”行动发展过程中，《纽约时报》及其他一些西方媒体的言行令人真切看到，在那块似是而非的“民主”招牌下，确有一些人惟恐中国天下不乱。

　　恰如虽然《纽约时报》那栋玻璃大楼不远处便有流浪街头乞丐，但不能因此得出“美国到处都是乞丐”的荒谬臆断一样，对于中国发展过程中问题、困难、矛盾的无限放大及种种猜忌便犯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疑人偷斧”的错误。

　　对中国报道的总体把握上，一再戴着有色眼镜

　　在对中国报道的总体把握上，戴着那副有色眼镜的《纽约时报》近年来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着类似的错误。今年3月，马航370航班失联之后，中国积极参加营救行动。然而，《纽约时报》4月15日一则报道竟然题为“中国在搜寻客机行动中被认为伤害与帮助一样多”。这一报道借题发挥，极力渲染“中国威胁”，称“搜救也同样让中国突然间与地区竞争者来了一次亲密接触，这些竞争者对中国军力的快速扩展感到不安，也对中国意欲在更广的地区投射力量感到不安。”人命关天之时，这样的离间，除了暴露其心理极为阴暗和卑鄙，又能说明什么?!

　　今年1月底，《纽约时报》一名记者违反中国政府签证规定，被中方要求离开中国。《纽约时报》就此一再混淆视听，炒作该报因其对华报道而遭中方“惩罚”。10个月之后，在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该报记者再次借题发挥(观察者网注：本网曾就此事刊发评论文章《别闹了，纽约时报》)。11月13日，《纽约时报》在题为“从中国传出的混乱信息”的社论中说，中国领导人警告外国新闻机构“他们的麻烦咎由自取;他们将会因令人不快或引起争议的新闻报道受到惩罚，改变态度则可了却麻烦”，进而宣称该报无意于为了迎合任何政府的要求而改变自己的报道——无论其为中国、美国或其他国家政府。社论还说，《纽约时报》保证就影响世界的新闻事件和人物向其读者提供最为全面、最为真实的讨论。有着13亿人口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是地区和国际重要力量，理应得到认真报道。《纽约时报》将继续给予这个国家及其公民诚实报道与关注。

　　历史上不乏公然编造假新闻、奉行双重标准的例证

　　此番言论听起来振振有词，却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在《纽约时报》的历史上，不乏公然编造假新闻造成恶劣后果和奉行双重标准有失公允的例证。上世纪90年代科索沃战争期间，前《纽约时报》记者丹尼尔.辛普森便被强迫在相关报道中务必持反塞尔维亚族的立场。此后，他又被要求报道塞尔维亚人与伊拉克政府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交易，事实证明这完全是子虚乌有。辛普森本人因此后来愤然离开《纽约时报》，并著书说明真相。2003年5月11日，《纽约时报》承认该报记者布莱尔曾在四年多的记者生涯中编造众多假新闻。布莱尔在《纽约时报》发表的73篇报道中，至少有36篇存在造假、抄袭等问题。此事成为《纽约时报》历史上一大丑闻。虽然《纽约时报》编辑部就此认错并进行人事调整，但如此离奇的事情能够发生仍旧耐人寻味。

　　《纽约时报》更为恶劣的丑闻是曾经为了迎合小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的需要而极力编造萨达姆政府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谎言。在美军入侵伊拉克之前，《纽约时报》一位名叫朱迪思·米勒的所谓“名记”在该报头版见报《一位伊拉克科学家断言非法武器保存到战争前夜》等一系列报道，声称自己拥有独家信息，大肆渲染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她曾在一篇头条报道称美国截获了运往伊拉克的金属管，还援引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和“美国情报专家”的话，称伊拉克用这些金属管来“增强其核原料储备”，并称“伊拉克近几个月正在全球范围内采购核原料来制造原子弹”。《纽约时报》的大忽悠颇得小布什政府高官的首肯，并形成相互推波助澜之势。赖斯、鲍威尔和拉姆斯菲尔德等人向全世界推销美国准备发动战争理由时常常带上一句，你看，朱迪思·米勒都说了，伊拉克正在全球范围内采购核原料来制造原子弹……

　　《纽约时报》事后也曾因编造萨达姆政府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谎言做过检讨。问题是，《纽约时报》的所作所为为美国、为世界带来了多大伤害!在当今世界上，大中东地区乃至整个世界诸多热点问题起源于那场基于谎言的伊拉克战争。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国家公墓第60区内又新安放了多少美军亡灵?又有多少伊拉克人因此遭难?!伊拉克战争打开了大中东地区的“潘多拉魔盒”，美国至今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整个世界没有一块能够逃脱恐怖主义的净土。面对所有这些，《纽约时报》当年的忽悠逃不脱干系!

　　偏见与成见根植于仍在泛着腐臭的冷战思维

　　在有关中国问题的报道上，《纽约时报》又怎能谈得上“最为全面、最为真实”?!又怎能谈得上“诚实报道与关注”?!纵观《纽约时报》关于中国的报道，人们无法真正全面、真实地看到中国所取得的历史性进步;人们无从理解中国的和平发展为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世界带来了怎样的“改革红利”;对于绝大多数从未踏出国门的美国民众而言，人们难以从那些充满偏见、成见的文字中生出对13亿中国人民的好感。在当今世界上，中美两国建设积极合作的良好关系何等重要!《纽约时报》那些充满偏见和成见的报道于此全然不具建设性作用，何谈“诚实报道与关注”?!

　　偏见与成见根植于仍在泛着腐臭的冷战思维。在《纽约时报》的思维定势中，“中国共产党”早已是一个被妖魔化的词汇。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时代进入21世纪也有十多年了，《纽约时报》仍然顽固地无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发展与进步，条件反射般地将中国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新问题统统归结为“专制”、“不民主”、“不自由”等，并据此大做文章。每当“藏独”、“疆独”乃至“占中”等问题突显时，更成为《纽约时报》冷战思维骤然发飙的“嘉年华”。作为有影响力的美国媒体，在《纽约时报》这种冷战思维支配下出炉的连续不断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又进一步加深了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成见与偏见，进而毒化了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民意基础。

　　无知与傲慢造成对华报道的冷战思维定势

　　对华报道中冷战思维定势之所以难以消弥，无知是一重要原因，傲慢则为必然表现。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也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最大发展中国家。观察和报道中国问题，应有必要的历史感和国情观。不如此，便看不到或看不清中国的进步，谈起问题来便会失察。可悲的是，这种缺乏历史感的失察不仅存在于《纽约时报》，在某些所谓中国问题专家身上也暴露无遗。不久前，在华盛顿某智库关于中美元首再度会晤的研讨会上，一位知名学者称，美国在与中国打道时，一定要认识到，美国是在与一个危机四伏的弱国打交道，中国共产党有着不可改变的“DNA”云云。其无知与傲慢若此，令人咋舌。

　　思维成了定势，改起来也难。但若不虚下心来，在一个更高的历史角度理性看待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慢说要对中国进行“最为全面、最为真实”的“诚实报道”，发回来的恐怕还是一堆继续误导美国公众的“混乱信息”。

　　都到了21世纪了，那一副戴了多年的有色眼镜，害人害己害世界，是不是该摘下来了?(温宪)

来源时间：2014/12/16 发布时间：2014/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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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雪：非洲眼中的双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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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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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雪来源：《财经》杂志总第415期

穿行在坦桑尼亚第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60多岁的出租车司机Woass对中国赞叹有加：中国人非常有能力，勤奋有加，那些在这座城市里挥汗建设的都是中国人。

　　Woass并没有实际接触过太多中国人，他对中国的好感要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那时中国给予了坦桑尼亚慷慨的巨额援助，时任总统尼雷尔不但与毛泽东成为朋友，还效仿中国在坦实行了少见的半军事化、高效的政府治理。

　　同样是出租车司机的Ali对中国的印象迥然不同：20岁出头没有找到稳定工作的他认定是大批中国人的到来抢走了他的工作机会，而且还有很多中国人非常“狡猾”地教会了当地工人技能，让他们为中国人工作。Ali从没与中国人打过交道，这样的印象完全来源于同龄朋友们的闲谈。

　　类似分裂的印象经常可以见诸当地媒体，背后是两位普通坦桑人年龄差距所折射出来的历史。

　　与不少国际媒体惊呼“中国突然涌入非洲”不符的是，中国在非洲早已存在，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向非洲提供大量金钱和实物援助;到了80年代以基础设施建设承包为主;21世纪开端后大量中国商品进入非洲，双边贸易额陡然上升;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进入非洲，“从前是周恩来总理代表的中国，而今天非洲街头上一位修路的工人也代表着中国”，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李安山说。

　　前后在坦桑生活工作过20多年的汪路生在1984年被选派为援外专家首次来到坦桑，他对《财经》记者回忆，出国前经过了长时间的培训，不仅技术援助的质量要远远高于在国内的标准，还被告知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关乎中国的形象。如今，据中国驻坦使馆统计，在坦约有中资公司500家，华人约3万人，实际数量还要高于此。

　　中国在非洲遭到的种种诟病，恰如成长的烦恼：从不起眼到随处可见的中国存在，各种问题自然被暴露以及放大;同时当地的中国人在遵守当地法律、市场竞争时确实存在先天不足。

　　正如商务部前副部长、长期从事对非工作的陈建所警告：我们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是经过多少年奋斗得来的，但现在却在消耗着这笔宝贵的资源。

　　中国商品

　　位于达累斯萨拉姆市中心区域的卡利亚库市场是个有着80多年历史的商贸区，这里也是东非最大的中国商品集散中心。市场内共有3000多家商铺，其中有500家都是中国血统。

　　一位坦桑商人平均每两个月就会去中国进货，商品主要以箱包和运动类服装为主。做这门贸易生意已经有十年左右，近几年来原本红火的生意遭遇来自中国的竞争，“不断有中国商人涌入，坦桑尼亚的商业将会遭遇灭顶，这种零售业小生意应该是给本地人谋生的”，面对《财经》记者，这位商人的声音不断提高。

　　据了解，坦桑尼亚法律禁止外国人从事零售业，但中国有不少商人挂着批发的招牌做着零售的买卖，在当地造成价格竞争，同时还提高了租金。

　　中国在卡利亚库的存在从无到有，到今天的500多家，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发展与中国国内的经济和竞争环境不无关系。据卡利亚库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路统计，首批来坦的商贩可追溯到1997年到1998年，那时中国的小商品市场开始有所萎缩;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潮在2007年-2008年开始来到，那时在卡利亚库的中国商铺达到200家;不过相比于金融危机，小企业在2011年受到了更为严重的冲击，卡利亚库的中国商铺迅速发展到500家，若加上未合法注册的，可以达到700余家。

　　坦桑尼亚是联合国宣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虽然近年来凭借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吸引了外国投资，但其失业率仍然处在低水平。

　　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吕友清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将高失业率列为坦桑经济的主要担忧。坦桑尼亚工业基础差，工业增加值仅为GDP的9%，由于对人口流动不加限制，大量农村人口涌进城市，城市失业率可达20%，在达累斯萨拉姆有30%，女性失业率更可达到50%。“总统基奎特都承认，如果失业问题难以解决，阿拉伯之春发生在坦桑尼亚不是不可能的。”吕友清表示。

　　就业问题成为敏感问题，坦桑尼亚政府也多次开展行动，试图清查那些以投资为名行零售之实的违规中国商人。据一位在坦多年的商人回忆，移民局在2006年、2008年和2011年都曾有大规模抓捕华人的行动。中国在坦大量从事商贸活动以及从事建筑业的劳工，被视为挤压了当地人的工作机会，成为中国在坦桑尼亚的一大负面影响。

　　此外，随着中国商人一起涌入的还有大量中国商品–中国商人和中国商品是在新一阶段坦桑尼亚人对中国的主要印象。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坦桑尼亚最大的贸易伙伴，2000年中坦双边贸易总额仅为9053万美元，2013年双边贸易额达36.9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额31.4亿美元，进口额5.5亿美元，处于绝对顺差地位。

　　“在援助之后，坦桑对中国的下一阶段印象就是，中国商人带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商品来了，也不乏假冒伪劣产品。”坦桑尼亚调查记者协会会长Shermarx Ngahemera对《财经》记者表示。

　　不过现在事情开始有所转机，中国驻坦使馆和中国商会都做出行动解决假冒产品泛滥的问题。例如使馆宣布，对于进口假冒伪劣商品的坦桑尼亚商人将不再予以发放签证，同时大力支持坦桑海关进行查处。民众也开始了反省。Shermarx Ngahemera称，坦桑舆论开始倾向于责怪是本国商人将假冒伪劣产品从中国进口进来;而上述那位愤怒的商人在最后也将问题的矛头指向政府：“政府虽然声称要加强工作许可证管理，但由于腐败，情况并没有太多好转。”

　　中国因贸易的失分也开始随着在坦商业活动的性质转变逐渐缓解。坦桑尼亚中华总商会会长黄再胜预测：“趋势应该是投资会越来越多，仅仅从事贸易活动将会越来越艰难，有实力的贸易商早已转做大型批发。我的感觉是，中国人的层次和投资规模都在不断提高。”

　　投资带来的新问题

　　黄再胜八年前与合伙人一同创立了注册在坦桑的建筑公司。他所在的建筑工程承包行业，是中国企业在坦桑尼亚竞争最为激烈的行业之一。

　　目前中国企业在坦工程承包市场的市场份额高达80%，每年承包额大约为40亿美元。在招投标过程中，排在前十位的大多为中国企业。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随之而来–不论对于黄再胜的私营公司，还是中土集团这样已经在非洲经营了50余年的国有企业，这都是令人头疼的问题。吕友清大使也将其列为抹黑中国在非洲形象的头号问题。

　　恶性竞争最经常的形式是不计后果地压低价格、互相诋毁、在当地政府内部进行经营等手段也屡见不鲜。“现在逐渐意识到中国人之间的竞争、有些甚至是不择手段的竞争，不仅损害了企业的利益，对中国的形象也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中土集团前董事长刘志明对《财经》记者表示。

　　低价竞争还会造成工程质量的隐患，“我很担心过几年会出问题”，吕友清不无担忧。2012年时，坦桑尼亚公路每公里造价在50万美元左右，目前还有所增加;但在周边一些国家，公路每公里造价已经低至三四十万美元。“三五年之后会发生什么?(如果出问题)非洲人不会指责这条路是哪一家中国公司修的，只会归咎于中国人。”吕友清表示。

　　这与坦桑尼亚使馆的管理不无关系。首先是市场准入门槛。据中国驻坦桑尼亚经济商务代表处代表林治勇向《财经》记者介绍，根据商务部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坦桑尼亚是39个特殊国别之一，规定若无新的援外工程，不允许新的工程承包企业进入坦国市场。

　　此外，2009年还成立了中资承包商会，通过内部认定的规章制度约束企业行为。在过去三年内，主要是对竞标时提出低于常规的低价竞争进行处罚，处以短则半年、长至一年停止投标资格的惩罚。林治勇透露在其任期内，已经对几家会长单位进行过处罚。

　　不过，这种管理方法很难完全复制到其他非洲国家，对于私营企业的约束也有限。林治勇坦言，随着中国在坦桑矿业投资的增加，他正在推动建立类似的矿业企业协会，但与在坦工程承包商多为国有企业不同，矿产投资企业多为民营企业，“管理也就更为复杂”。

　　刘志明也认为，从整个非洲市场来看，虽然政府采取措施管理低价竞争问题，但“还没有起到非常明显的效果，没能完全杜绝这种问题”。

　　资源投资是中国投资在非洲的另一个敏感地带。非洲虽然贫穷，但对资源的保护有来自于原始宗教的信仰，再加之非洲国家多沿用殖民时期宗主国的法律制度，在环境保护立法方面有些比中国还严格;此外，还有殖民时代被掠夺的历史记忆，对中国在非洲实行“新殖民”主义的指责多源自中国对非洲的资源投资。

　　2012年的油气大发现让坦桑尼亚正在成为天然气出口的潜在明星。2012年5月，英国天然气集团和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先后在坦桑有了大发现，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称，坦桑尼亚已探明天然气储量约40万亿立方英尺，价值约1500亿美元，相当于坦桑尼亚目前国内生产总值(约220亿美元)的6倍-7倍。IMF在今年8月公布的报告中称，坦桑尼亚已经拥有在未来十年成为主要的天然气生产国和出口国的良好机会。

　　在此前景下，中国也开始进军坦桑的资源领域。2011年11月，中国石油技术开发公司承建的全长532公里的天然气管道以及两个天然气处理厂项目开工，总金额12.25亿美元，是目前中坦双边经贸合作中最大的一个承包项目。

　　这一被誉为第二条“坦赞铁路”的工程在施工初期遭遇当地人对施工的阻挠。这条天然气管道将天然气从南部的Mtwara运至达累斯萨拉姆，被坦桑尼亚政府视为是改善该国长期电力紧缺、促进经济增长的优先项目。开工伊始，Mtwara当地居民进行了游行示威，声称这一属于当地的自然资源应该首先用作帮助改善当地贫困的状况，而非运往他处，此后和平游行演变成暴力事件，当地警方称造成7人死亡，数十人被捕。

　　在暂时停滞后，这一项目继续进行，并预期将在2015年6月按计划完工。Shermarx Ngahemera和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都认为阻挠事件主要源于坦桑在野党的挑唆，但大量的报道仍然给项目承建方中国带来不少负面压力。

　　Shermarx Ngahemera提出，在这个项目上中国实际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个如此大规模项目的正常程序应是政府批准后对民众进行广泛宣传，让其了解这个项目;但中石油则是在两国间协议签署后，立即就进驻开始施工准备，当地民众完全不了解情况,对项目也就生起反感。“应该让民众完全了解将要发生什么，才能保证今后施工的顺利。”

　　这种以中国思维在非洲行事的做法，是给中国形象抹黑的另一个负面因素。相比于企业不恰当作为所受到的炒作，中国人作为个体在坦桑的行为累积了更多、更难消除的负面形象。

　　坦桑尼亚及大部分非洲国家都对象牙、犀牛角、矿石等当地宝贵的自然资源严格禁止私带出境，但这恰是不少中国人热衷于收藏的物品，私带出境的现象屡禁不止–少数人缺乏法律意识、明知不可为而偏为，也就造成了坦桑尼亚警方、海关对中国人的普遍性“苛刻”。

　　“我应该是70多个国家驻坦大使中，遭遇领事保护问题最多的大使。中国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其他国家外交官很少遇到。”吕友清有些无奈。

　　加分艰难

　　各种负面因素在慢慢侵蚀着积累下来的良好印象，中国已经在展开各种活动试图挽回，但这些希望加分的行动还不够成熟和深入。

　　坦桑尼亚和不少非洲国家类似，拥有从气候到资源的优良自然禀赋，但政府治理方面的缺失影响着该国的健康成长。中国愿意将三十年来的成功治理经验作为软实力的一部分传播，非洲国家则艳羡中国在短时间内让数亿人脱贫。两方面一拍即合，中国向非洲国家官员提供前来中国学习考察的机会，让双方的距离拉近不少。

　　坦桑尼亚出口加工区管理局主任Adelhelm Meru就曾两次前往中国天津港参观学习，对中国沿海工业园区的管理模式十分推崇，他声称坦桑尼亚正在计划兴建的巴加莫约工业区就希望以中国的工业园区作为蓝本发展。

　　Adelhelm Meru与《财经》记者谈起中国来，满是赞誉，并表示中国的投资给坦桑尼亚的经济发展带来诸多利好。被问及中国屡屡被诟病“掠夺非洲资源”，他毫不犹豫地表示，与中国在资源方面的任何合作都是“双赢”的。

　　对坦桑尼亚官员进行培训是援外培训的一部分。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将对非洲官员和技术人员提供技术培训作为援助的一环，自2006年中非论坛以来力度不断加大。林治勇介绍，每年中国为300名-400名坦桑尼亚官员提供培训，内容从治国理政到教育、医疗卫生等全方位内容。

　　“一方面加深了这些官员对中国的理解和认识，对双边政治经贸工作的开展也非常有利。”林治勇介绍，“不少官员去过一次中国后，再打交道确实不一样。以前对你爱搭不理，去了以后马上佩服你。”

　　此外，中国为当地年轻人提供奖学金来中国接受高等教育、在当地与上至总统、下至县长的关系热络，这样的沟通互动都可以为中国的形象加分。对非洲政府高级关系的依赖，正是中国特色的一种。但在非洲大部分已经实行了民主制度的国家中，仅仅与上层的良好关系是不具备根基的。

　　硬币的另一面是中国与当地民众交流较少。已经来坦六年的张凤龙就观察到，中资企业已经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生活圈子，与当地社会的融入度较差。基础设施建设、电力等项目由于可以为当地生活改善谋福利受到的影响不大，资源性项目就很容易受到诟病，这与中国不注重基层不无关系。

　　吕友清也对《财经》记者指出，欧美国家重新重视与非洲的关系，相较于他们，中国对非交往存在着一些先天不足：在语言、宗教、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方面，非洲与欧美有着更深层次的渊源;对舆论有着更多的控制权，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已经在非洲长期生根，他们的援助项目大多直接面向基层，且有大量志愿者参与，好感在这个过程中自然生成。

　　这种客观清醒的认识正是在非洲长时间耕耘所得到的，中国与非洲打交道的方式也在慢慢发生改变。

　　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项目正在越来越多地从体育馆、会议中心等地标式建筑，转向更接地气的民生项目，企业也将社会责任作为必修课之一，更可期的力量来自于正在不断涌入的中国投资。

　　按中国驻坦使馆的统计，中国工程承包公司在当地的用工比可达到1∶8到1∶10，即有10个中国工人的工程项目，会雇佣80个到100个当地人;日渐受到重视的制造业的数据更加可观，刚刚来到坦桑尼亚投资的东奥纺织厂已经有千余名职工，中国管理人员只有数十人。

　　在中国的建筑工地上，在中国投资的农场里，有不少追随着同一家企业、从最底层的技工做到管理人员的非洲劳动者，他们正在构筑着对中国的新印象：来自中国企业的机会让他们得以看到家乡之外的世界、掌握未曾接触的技能，依靠自己的劳动改善着全家的生活。

　　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Jacob Kehinde Olupona所说，雇佣当地的员工，投资本土人才的教育，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影响力;而他判断，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模式，可能不同于以往欧美在非洲的模式，“中国应该有更高明的投资模式，与当地人构建充分的信赖关系，这样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双赢效果”。

　　《财经》特派记者袁雪/文(发自坦桑尼亚)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qqgc/20141215117498_all.html

来源时间：2014/12/16 发布时间：2014/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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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卡利亚：酷刑报告让美国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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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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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扎卡利亚来源：共识网

译者注：美国参议院公布CIA的酷刑报告后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美国国内时下从政界到民间对此正展开激烈辩论，共和民主两党人士也是各执一词，同一党派中也分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有些人认为如此详细的披露这一报告，自曝家丑只会让美国的“盟友”尴尬，让美国的“敌人”暗喜，更会损害美国的利益，毫无必要。但也有些人主张这么做从长远来看是完全值得的。美国著名印度裔记者，《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兼CNN节目主持人Fareed Zakaria(法里德·扎卡利亚)则持后一种观点。

　　以下文章译自Fareed Zakaria在12月11日发表于《华盛顿邮报》的文章Why releasing the CIA torture report will make America stronger (《为什么公布CIA酷刑报告会使美国变得更加强大》，原文链接：http://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fareed-zakaria-the-case-for-openness-around-the-cia-torture-report/2014/12/11/17d11260-8174-11e4-81fd-8c4814dfa9d7_story.html)。以下是文章译文：

　　有些支持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布酷刑报告的人甚至也认为这可能损害美国的海外利益。而该报告的反对者则肯定(用参议员特德·克鲁兹的话说)，它“将危及生命，驱走我们的盟友”并“损害”国家安全。但真会是这样吗?

　　克鲁兹的论点与我们在冷战期间经常听到的说法相类似。当时都说美国与苏联相比处于劣势，因为它不得不面对国会的干预，媒体的曝光和所有其他象征民主体制的东西，如同绑上了手脚行事。而莫斯科却能够有效的，有杀伤力的，且神不知鬼不觉的雷厉风行。即使像乔治·凯南那样的鸽派人物也会经常感叹，在一个庞大纷杂的民主体制下实施外交政策是个不利条件。

　　事实上，苏联奉行了彻底失败的外交政策。由于残酷压制盟友，到上世纪80年代，它已被一群对其深怀恨意的东欧国家夹在当中。根据某些估计，它对美国搞的军备竞赛消耗了其10%到近2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它入侵阿富汗，让一场它无法承认已经输掉了的战争掏空了自己。

　　所有这些缺陷都是一个封闭的，没有制衡体制的产物。克里姆林宫和克格勃有充分的回旋余地，没有监督，也从来没有披露任何行动的要求，没有媒体对其进行报道。其结果便是错误不断的犯，并最终断送了整个事业。

　　美国在冷战期间也犯过错误。但由于一个竞争的，透明的，制衡的民主制度，许多错误一开始就被暴露了出来。新政府可以在不丢面子的情况下转变政策。路线修正是惯常进行的。尽管很多高官留恋老套的梅特涅模式，但最终在世界上胜出的是那些庞大，喧闹，充满争论的民主国家 – 英国和美国 – ，而不是纳粹德国，日本帝国或苏联。

　　已故的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1998年在有关此一题目的书中写道：“有理由说，遮遮掩掩属于失败者”，并称：“开诚布公现在成了一项突出的，而且明显属于美国人的优势了”。封闭体制运行的一塌糊涂。开放体制拥有获得反馈的巨大优势——批评，评论，审查，报道。CIA声称其于911事件后所实施的计划进行的很好，并说这一切最好的评判者应该是它自己。参议院报告依靠大量的证据与论据提供了另一种观点。这场辩论将会使CIA变得更好，而不是更糟。对国家安全局大量谍报活动的种种披露将迫使它改进其“窥探”行为以达成有效合理的方案。

　　有什么机构曾经依靠自己给自己的表现打分而获益的?民主问责制对于政府机构来说差不多就像是市场测试。它强制实施一种靠其他方式难以获得的外部检查。

　　把国会的披露行为说成有损美国外交政策的典型案例当属丘奇委员会(Church Committee)了(译者注：它是美国参议院研究政府情报活动特别委员会的常用名称，是一个在1975年由民主党人弗兰克·丘奇主持的美国参议院委员会，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的前身。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一些活动因水门事件而被曝光后，此机构负责调查CIA和FBI收集情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很多人深信水门事件丑闻后所建立的该委员会毁了CIA并且削弱了美国。但是该机构披露了哪些情况呢?CIA曾试图在第三世界国家搞一系列暗杀领导人的活动，却每每因行事笨拙而搞砸锅，结果激起了延续几十年的民族主义反弹。CIA掩盖错误。CIA曾监视美国公民。

　　那个时代的改革包括禁止暗杀，对情报机构的国会和司法监督，总统正式批准一项秘密行动(以便建立问责)的要求，以及FBI主管的任期限制(以便没有个人能够像J·埃德加·胡佛那样连续四十年的揽权和滥权)。这些改革措施如今毫无争议，恰恰体现了它们乃是明智之举。

　　至于更广泛的后果，丘奇委员会(Church Committee)设立的几年后，阿富汗的反抗，东欧的异议和苏联的运转失灵 – 全仰赖于美国的情报机构 – 导致了苏联帝国的解体。今天，当你听到同类警告(译者注：即公开披露情报机构的活动将会损害美国利益并削弱美国之类的警告)的时候，请记住这一点。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qqgc/20141215117530.html

来源时间：2014/12/16 发布时间：2014/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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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CIA关于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解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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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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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enqin 来源：共识网

　　问：网上有一份PDF，据说是CIA关于61年的时候关于中国的一些情况报告，第三页中介绍说，虽然持续2年的异常气候导致60年粮食产量不高于57年，且人口比57年增加5千万，进而导致部分省市发生营养不良的情况，但并未出现大范围的饥荒。

　　我的问题是

　　①这份文件真实性如何

　　②是否有力颠覆了现阶段对三年自然灾害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观点。

　　①这份文件真实性如何

　　答：这份文件是真实存在，且由CIA出具的。

　　②是否有力颠覆了现阶段对三年自然灾害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观点。

　　答：不能。

　　CIA每年都会针对对中国的经济情况做一份报告，标题为The Economics Situ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比如1961年的这份，首段里的一句话被某些人反复品读：

　　这句话的意思是，1960年比1957年多了5000万人要养;广泛的饥荒现象并未立刻发生。这句话被一些人认定为「CIA认为中国不存在大规模饥荒」的证据，且由于CIA的属性，进一步假设「美帝不会对中国的情况进行美化，只会抹黑」，并推论出「中国不存在大规模饥荒」。

　　且不说这样的假设和推论是否有道理，CIA在这里的估计，从一开始就错了。回头看标亮两句话的前一句：「1960年的粮食产量不会远大于1957年」。

　　事实如何呢?上表来自农业部出版的《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的146到147页，1957年的粮食总产量为19505万吨，而1960年仅有14350万吨，1960年比1957年减产超过26%的差距，CIA的预估却远比其保守。

　　CIA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China Confidential: American Diplomats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5-1996》一书可以给出参考(我没有原版，此段为他人翻译，来自：)：

　　第108-109页

　　GRANT：我1950到52年第一次外派香港的时候，没有关于中国的数据，中共自己也只有最原始不过的数据……。我1955到58年返回香港做经济汇报时，我想我很快就学到了两点，中国人怀着政治目的利用统计数字，他们自己也承认，说是“统计数字必须为政治服务”。对他们的宣传材料你最好是不要正眼看。我想，是在1955年12月吧，中国第一次公布了规模很小、微不足道的经济数字。我发动所有人手进行翻译并送交给华盛顿。我们还有很多中文读物，比如省报，这是面对国内读者的，而不是宣传品，这些材料会使你了解一些当地市场上猪肉、棉花等等的供应情况。以此为起点，我们开始对中国有了一定认识。他们的情况比我们的官方评估所承认的要好。我们以前受了太多的误导，包括被希望所误导，也包括被那些老的反共汇报人员所误导，这些人包括我们在当地的华人，他们痛恨共产党，把中国往坏里说，而我们最后的结论是，中国没有这么糟。但是，我们开始学到的另一点是，官方的数据并不一定像他们吹嘘的那么好。我是1958年离开香港的，中国开始了大跃进。我回到华盛顿，发现很多人居然相信他们的吹嘘……。我们在香港的人比很多在华盛顿的人明白得要早。

　　CLOUGH：中国人，特别是在早期，很不情愿公布可靠的统计数字，经济学者无法靠这些数据来了解实际情况。我们在香港得到的东西，可以说是印象派的。那时还有大批的情报贩子，他们想靠出卖情报，换取赴美签证等等各种好处。这些人很麻烦，因为很多人是假货，可是识别假货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在那些年，中央情报局还是新手。在我们的总领事馆，有中情局的一个小单位，他们的工作就是搜集秘密情报，他们有钱可以向人收买情报，而我们没有。

　　LILLEY：有人自称能从大陆情报网络搞来情报。这成了骗钱的捷径。给我十万美元，我就拿出你想要的情报。中情局挨了蜇。这大概持续到50年代末，后来他们在远东地区就变得成熟了。

　　显然，50年代的CIA对中国的信息搜集主要来自中国的公开信息源(例如报纸)和各种各样的华人情报源头，前者可能高估而后者常常低估。CIA本身并没有能力对「中国是否存在饥荒」这一问题进行实地调查。

　　可以想象的是，CIA在对1960年的中国情况进行评估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原本按照官方数字和那些反共汇报人员的数字取一个中间数字即可得出八九不离十的结果，却没想到60年反共汇报人员的数字变动不大，官方汇报数字却由于大跃进而成倍增加了……

　　既然这份CIA的文件从粮食产量都估计错误了，我们是否还有必要相信这个「人口增加了5000万」和「大饥荒没有出现」的结论呢?

　　没有必要。这是CIA自己给出的答案。CIA在1962年12月给出的第二份题为「Communist China: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1962」的报告，实际上根据更新的信息，否定了1961年的报告。其第3和第4页给出了下面的表格：(http://www.foia.cia.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_conversions/89801/DOC_0000402879.pdf，1962/12/4)

　　该表说明，1962年的人口数字由1958年预测的7.17亿被修正为7.06亿，其原因是「粮食严重短缺导致的营养不良，进而使死亡率在58年后大幅提高」。也就是说，大跃进期间的情况使CIA认为中国人口应当少增1100万。

　　(此处若疑问：少增人口是否是因为人口出生减少?请在知乎 – 与世界分享你的知识、经验和见解找答案)

　　这是CIA在1962年的预测，该预测仍然不对，因为在2年后中国进行了第二次人口普查，普查数字显示中国在1964年也仅有6.94亿，比CIA预测的1962年人口数字7.06亿还少1200万——除非1962年到1964年中国人口出现了下降，否则CIA的1962数字必然出错了。

　　事实上，根据现有的统计资料，1962年人口应为6.73亿，CIA在1962年的人口预测仍然太乐观了，还需要再下调3300万。

　　1962年的人口，58年预测为7.17亿，CIA由于饥荒的存在下调到7.06亿，结果却只有6.73亿，距离预测存在4400万人的差额。他们去哪儿了?

　　CIA在以下两份同样在1962年出具的文件中描述了各种各样大饥荒中出现的问题(http://www.foia.cia.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_conversions/89801/DOC_0001285652.pdf，1962/7/27、http://www.foia.cia.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_conversions/89801/DOC_0001275014.pdf，1962/7/26)，比如公开的反抗行为;腐败、黑市和偷窃横行的现象;向香港逃难的难民(1962/7/27)以及卡路里估计——广东农村1958年人均每日卡路里摄入为2200，1962年下降到1350，1962/7/26)等。还有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大家可以自己阅读，比如在7月27日的文件里引述了广东农民的抱怨，我就不翻译了：

　　1964年，CIA出具了一份稍具总结性的报告，「中国国内的崩溃：迈向1964」，地址在这里http://www.foia.cia.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_conversions/14/polo-10.pdf，其中第22页写道：

　　高亮部分翻译为：藏人文件显示，中国第一集团军中，10%的士兵的家庭在1960到1961年的那个冬天出现了非正常死亡。毛泽东自己也承认在1960到1961年间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了五百万。

　　总结：

　　CIA文件在是否存在大饥荒以及大饥荒的死亡人数这两个问题上，并没有一致的结果。虽然1961年的报告认为大饥荒并未立刻出现，但这份报告不仅将当年粮食产量高估了26%，更是被1962年的数份CIA报告所推翻。在1964年的报告还详细讨论了大饥荒的可能数字。

　　因此，这份CIA报告无法像题主所猜测的那样「颠覆了现阶段对三年自然灾害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观点」，相反，由于这份报告的错误数据以及接下来多份报告对这份报告的订正、更新和拓展，他们可能会从另一个角度为大饥荒期间的死亡情况提供更多证据。

　　我非常不能理解一件事，为什么有人会用CIA报告来证明没有大饥荒的观点?CIA难道会遂了你们的愿吗?石头已经搬起来了，砸的却是自己的脚，何苦呢?

来源时间：2014/12/16 发布时间：2014/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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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决中美共治后两国关系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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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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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CMP_南華早報来源：新浪微博

即使中美双边关系对于全球的未来至关重要，但两国都毫不犹豫地指出，不会出现“中美共治”全球事务的情况。但中美如果受零和政治影响而争斗不休，甚至让分歧转化为负和博弈，后果将令世界无法承受。即便两国仍无法确定如何分配彼此间的利益，也需达到正和结果。

来源时间：2014/12/16 发布时间：2014/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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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生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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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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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尚远学美工作室来源：新浪微博

在中国学生的印象中,美国高中学生的课外活动非常的丰富多彩,甚至到了"应接不暇"的地步,所以用在学习的时间相比较中国学生就少多了.中美两国文化与国情的不同,造就了两种模式迥异的教育体系.两种模式各有利弊,对于打算到美国高中留学的同学,可以熟悉一下美国模式http://t.cn/RznXM70

来源时间：2014/12/16 发布时间：2014/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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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重塑世界金融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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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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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FT中文网来源：新浪微博

中国正在推行宏大计划，力图打破美国在全球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并创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体系与之匹敌。这一计划的核心就是打造强大人民币。尽管面对多重阻碍，但即便中国的设想仅实现一半，也必将对中美、以及未来世界的金融版图产生深远影响。http://t.cn/Rzn6YEP

来源时间：2014/12/16 发布时间：2014/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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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将：中国只要不当美国附庸就得警惕颜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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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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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来源：环球时报

　　要防颜色革命，先反和平演变

　　昆仑岩

　　香港“占中”终于清场，但事情没完。旷日已久的风潮，给安逸中的国人敲响警钟，应该引起一些思考。

　　莫让今日之“占中”变成明日之占“中”

　　颜色革命离中国有多远?问题已不成立。因为它无疑已在中国土地上发生，只不过香港这块土地是中国的特定地域，只不过它没有达到策动者的预期图谋。 “港乱”是一个信号，一个前奏，一个预演。它告诫国人：针对中国的颜色革命已经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正处于颜色革命由准备阶段向发动阶段推进的危局中。这决非无由之言。

　　应当明确，今天特指的“颜色革命”，不是真正革命意义上的人民民主运动，本质上都是由西方背后策助的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街头政治对抗运动。颜色革命的对象选择，取决于西方垄断资本利益需要，不管你叫不叫“社会主义”国家，皆有可能中枪，因其选择标准只有一个，你是不是一个听命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利益集团的附庸性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你中国搞什么“主义”，都免不了成为颜色革命对象，因为西方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

　　香港与内地虽有差异，但又是密不可分的。自回归后，香港就一步步成为西方反华势力蓄谋颠覆中国的桥头堡和策源地。内地稳则香港可治，内地乱则香港必失。当下中国，表面的平静下掩盖着激烈的利益冲突和思想较量，群体性事件乃至社会风波生起的可能性随时存在，且完全可以被外部势力利用，内部也会有策应，尽管我们对这种危险估计不足。就像战争总是在睡梦中打响，“于无声处听惊雷”是矛盾酿发之必然规律。莫让今日之“占中”变成明日之占“中”。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颜色革命是资本主义化的产物

　　现实紧要的是，中国有没有办法避免颜色革命之危?答案是肯定的。一句话：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和道路，是防止颜色革命最根本、最有效、最可靠的武器。道理显而易见，颜色革命在真正搞社会主义的国家不具备条件。因为要搞街头运动，最基本的条件是民众的支持和参与，而民众对一个社会的满意度评价恰恰与这个社会实际涵有的社会主义因素多少呈正比。凡是真正走共同富裕道路、让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能够共享发展利益的社会主义社会，政权必定得到广大人民拥护，敌对势力想鼓动人民起来“造反”是很难得逞的。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要颠覆你，就只能以“和平演变”为先手，让你在“糖衣炮弹”的攻击下腐蚀和蜕变，在经济私有化、政治腐败化的进程中背叛社会主义原则，滋生和积聚起颜色革命所需要的社会矛盾条件，然后再对失去民心的政权搞街头运动。和平演变是社会性质的转变，颜色革命是执政权力的更替。前者是后者的准备，后者是前者的结局，且这种结局可能重演多次——因其不过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利益集团制造附庸国代理人的一种手段，只要目的没达到就可继续进行，借口是随机可找的。

　　回顾总结历史，世界上的颜色革命，毫无例外都发生在搞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下。那些发生在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颜色革命，尽管以推翻共产党领导为标志，而实际上其执政的共产党早已背离社会主义原则，颜色革命是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引起社会矛盾激化而被西方势力利用的结果。前苏东国家就是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讲，颜色革命不是社会主义化的产物，而是资本主义化的产物，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政治体系里国家战略利益争夺和较量的产物。现在很多人不愿意提和平演变，好像这是“冷战思维”。其实，要害恰恰是和平演变。和平演变是社会主义国家颜色革命的必经阶段，只有和平演变才能酿成颜色革命。不反和平演变，只防颜色革命，无异于舍本求末。

　　内地波澜不惊，源自对党中央的信心

　　我们反思港版颜色革命，西方首选是在这块资本主义土地上，而不是在社会主义土地上搞尝试，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利用了当今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差距悬殊、人们对经济生活现状和前景不满的社会矛盾。正像一些网评借用的那句话，香港问题“是经济，蠢货!”一切政治都是为了利益。民主的口号，只有在经济利益严重失衡的社会里，才会得到人们的相信和响应。这些年中央“惠港”政策和两地合作促进了香港经济繁荣发展，可是在香港大资产阶级控制下，两极分化加剧，回归带来的红利并没有都让普通民众共享，反而相对于内地竞争发展，港人原先的“优越感”日渐失落，而舆论操控者有意把这种怨气转嫁到中央政府和内地同胞身上。

　　这就不难理解，一些追求公平正义、向往美好未来的热血青年，为什么容易被“民主、自由、独立”的羽衣诱惑和裹挟，而沦为颜色革命的棋子和炮灰。也就不难理解，今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要对付美国的控制颠覆，为什么不得不重拾曾经拥有的社会主义强国药方，且能够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拥护。实践证明，并将越来越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是民族独立、国家振兴和人民幸福的可靠出路。

　　所以，要防颜色革命，必先反和平演变。自古来，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西方寄希望于港版颜色革命能够在内地引起连锁反应，就是因为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他们和平演变的战略已经在中国埋下“炸药”。而之所以未能得逞，相反内地波澜不惊，原因固然可列若干，但最根本的一条，是因为广大民众没有对执政的共产党失去信心。

　　他们看到了反腐纠风、顿纲治乱、扶正祛邪的行动，相信党中央能够代表人民意愿，真正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把准改革开放航向，有效解决当今中国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给广大人民带来文明共富的美好前景，而不愿意以国家分裂、社会动乱为代价，把自己的未来命运交给高喊“自由”“民主”口号的外国资本。中央能够“稳坐钓鱼船”的定力，正来自这份底气。“港乱”有险无惊，最值庆幸的当是这一点。▲(作者本名宋方敏，是昆仑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解放军少将)

来源时间：2014/12/16 发布时间：2014/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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