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Blog Page 253

孙成昊:美国中期选举后的政治新生态与中美关系未来走势

0

作者:孙成昊  来源:民智国际研究院

2022年中期选情分析

这次中期选举可以用民主党的“小输即胜”和共和党的“小赢即输”来概括。所谓的“红色浪潮”并没有出现,而是成为了一种“红色涟漪”。在中期选举之前普遍预测共和党会以非常大的优势赢得众议院,就是所谓的“红色浪潮”。但是从选举结果来看,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因为共和党占据非执政党的红利,包括在选区重划优势的前提下,很多之前的民调、媒体都预测共和党在众议院会大幅翻盘,但最后民主党不仅守住参议院,成功翻蓝宾州等多个关键席位,还把共和党在众议院的胜利压制在非常小的范围,维持两院目前的均衡状态。虽然众议院被共和党控制,但是参议院还是由民主党掌握,所以确保共和党在立法层面的阻挠能力有限。

在有所谓历史魔咒、拜登执政成绩差强人意的情况下,为什么最后共和党没有能够在众议院实现“红色浪潮”?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

一是候选人角度,候选人质量问题在此次选举中非常重要。例如参议院候选人质量参差不齐,一定程度上造成共和党在摇摆州接连失利。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众议院党内初选时,很多人得益于特朗普的支持而取胜。但这些所谓的“特朗普派”候选人大多为没有太多政治经验的政治素人,因此在两党对决中没有优势。

二是从竞选策略来看,共和党出现了一些严重失误。例如,今年6月份最高法关于美国堕胎权判定的“罗伊诉韦德案”,当时是保守派大胜,基本推动了限制女性生育自由权的法案。但此事对共和党有利有弊。当时共和党在国内保守势力上升,但到了后期中选时,普通选民对这一议题非常在意。然而,共和党没有在后期选举期间对堕胎议题作出很好的回应,民主党抓住机会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打压共和党。共和党始终聚焦攻击民主党的经济议题,宣传自己在教育和犯罪议题上的成就,但对堕胎三缄其口,导致后期在相关议题上出现失误。

另外一个可以观察的视角是关键选举人物和群体。特朗普主义具有极端倾向,无论在堕胎、移民问题,还是外交政策上,包括选举期间美国出现了很多极端暴力事件。由于特朗普很多支持者否认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这对很多美国民众及民选制度造成极大冲击。可以说,特朗普主义的极端主义将一些中间选民逐渐推向民主党阵营。

此外,针对关键人物和群体有很多可研究对象,包括少数族裔在这次中期选举的表现。传统少数族裔一般投民主党,但这次在中期选举有很多拉美裔也投了共和党,超越身份政治以外的阶层、经济收入、获得感等因素发挥了影响作用。对于年轻选民,一般规律为越年轻越支持民主党,年纪越大越支持共和党。此次中期选举18岁-29岁区间63%的人都投给民主党,年纪越大的逐渐摆向共和党。一种说法是,年轻选民对《通胀削减法案》比较支持,因为拜登推了一些取消学生债务的政策受到年轻学生欢迎,在控枪问题上年轻人也更加愿意推动。

从两党舆论操纵上,可以总结为“新鲜的恐惧”最终战胜“陈旧的愤怒”。“陈旧的愤怒”是指对拜登执政的不满,“新鲜的恐惧”是指对特朗普主义候选人上台的担忧。两党都在拿这种情绪做宣传,共和党主要是打愤怒牌,民主党打恐惧牌,最后看来还是恐惧战胜了愤怒。


中期选举对美国内政外交的影响

(一)美国内政

首先,对当前美国极化局势的影响。中期选举后美国内政极化并未结束,很难看出所谓的中间派回归以及极化逆转。或许部分领域出现了逆转苗头,但整体上美国政治极化趋势依然存在,两党斗争短期内难以解决。政治极化也让摇摆选民的数量急剧缩减。共和党和民主党在这次中期选举中各有输赢,未来两年或者是更长时间内两党斗争格局并没有因中期选举而颠覆。

其次,美国国内身份认同的政治根基出现潜在变化。中期选举的投票结果中,多数工人阶级的非洲裔、西班牙族裔等传统上可能会用身份政治投票的人群出现了一些变化。少数族裔不一定投民主党,白人也不一定投共和党。阶级认同或者意识形态的影响开始消磨身份认同的政治根基。

最后,中期选举牵涉2024年大选走向,而这与特朗普有很大关系。第一,中选不仅是对执政党的公投,也是对特朗普的民意测验。这次共和党初选里有很多人是特朗普的代言人,通过中选某种程度上能够看出美国国内目前对特朗普的支持度。第二,特朗普在党内初选中推举能力非常强大,这证明了他对共和党的掌控力截至中期选举前非常强劲。第三,结合特朗普在2018年中期选举时背书的输赢情况,现在特朗普所支持的候选人不一定能赢,所以特朗普的支持成了一把双刃剑。第四,共和党人开始反思与特朗普绑定的代价。

当前,共和党面临非常严峻挑战,即如何能够既能利用特朗普依旧强大的号召力,又能管控特朗普的破坏性影响。特朗普的极端主义在中期选举中暴露出一些问题,共和党内部关于特朗普是否是“造王者”也出现分化。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南卡参议员蒂姆·斯科特,还有弗吉尼亚州州长格伦·扬金等比较关键的几个共和党人可能在将来挑战特朗普。

民主党后期面临的挑战也不小。拜登执政前期表现多引发国内不满,包括经济表现、阿富汗撤军、乌克兰危机等。未来两年的机会窗口,关键在于他能否做出成绩,比如将前期推动的的《通胀削减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等法案落地,加强制造业回归,调整供应链,拉动经济走出衰退前景等。

(二)国内政策

美国国内政策也将受到中期选举很大影响。首先,由于众议院现在归给共和党,而众议院拥有拨款权和预算权,共和党可能利用“钱袋子”权力给民主党已有的政治议程添堵。共和党掌握众议院以后,就有权力为民主党推行的政策设置障碍。比如之前两党已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与《通胀削减法案》,虽然不会也很难推翻,但是共和党有权力在具体落实的时候加以阻拦,让民主党难有所成。

其次,在政治层面,共和党可能会加大对拜登政府以及民主党的打击报复,加剧两党斗争。包括解散之前的“国会山骚乱”调查委员会,该调查委员会是当时民主党针对1月6日“国会山骚乱”对特朗普及其亲信进行调查而成立,主要由民主党主导,设置在众议院之下。因此共和党掌控众议院之后,很可能会解散调查委员会。另外,共和党可能会反向对拜登进行调查,包括围绕海湖庄园搜查事件的反调查。

最后,共和党在掌握众议院后,也会推出一些对自身有利的议程。为体现自身政策主张,共和党将要推出一些相关议程,包括减少政府开支,加强能源独立,增强边境安全,提升供应链安全,打击非法移民等政策,接下来会继续推进。

(三)对外政策

第一,麦卡锡大概率会成为众议院议长,而他重要主张为聚焦内政。这是因为共和党认为外交事务在未来两年中不是重要议题,选民很难因为外交议题被打动。随着未来两年进入到大选模式,共和党的更多重心会放到内政,但也不代表完全搁置外交。

第二,中期选举后两院格局的变化将对乌克兰问题产生一定影响。首先,因为把乌克兰危机一直拖入到2024年对共和党有利,共和党控制众议院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对乌援助,在大方向不会有调整。但共和党目前想在援乌上有更多的参与感和主导权,包括期望拨款等援助方式走国会合法程序,与共和党商量,且希望在对乌军援和资金援助上设置限制或附加条件。

第三,基于对华事务负面感知上升,中期选举将对中美关系产生潜在影响。首先,共和党可能会加大推回民主党对华合作议程。拜登推出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到一些与中国的合作议程,这些领域可能都会成为共和党的打击对象,例如毒品管控问题、气候治理上进行的合作。其次,未来拜登政府与国会合力推动的涉华法案可能更加负面。最后,两党在涉华议题上的共识将增加中美在具体议题的风险。拜登谋胜2024年大选面临国会和政府分立的状况,所以必须与共和党保持接触,谋求两党在涉华议题上的勾兑,以换取国内政治上更重要的议程。例如对中美双向投资的审查可能会进一步加强。由于美国当前泛化国家安全,美企对华投资只要涉及到敏感领域都将受到限制和审查,其重要目标意在继续推动中美市场的脱钩。

中期选举后美国政治生态的新变化

中期选举之后,美国政治没有特别多的新生态,更多的是一些老生态延续下来并出现一些新变化。一个是“否决政治”,这是福山提出来的一个概念。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它在立国之初的设计是非常精巧的,立法、行政、司法机构,就是国会、白宫、最高法院三者之间形成了权力制衡。比如国会简单多数的议员同意通过一个立法,总统可以对此进行否决,将其打回国会。而国会也可以否决总统的否决,不过这需要2/3以上的议员一致同意才能实现。

否决政治就是互相在利用否决权利搞事情,国会内部的否决政治也是愈演愈烈,比如特朗普任内三次政府关门。2021年有一个援助计划法案,这个法案的背景是说美国当初处于新冠疫情高发的情况,经济上也缺乏活力,政府就想给中小企业还有一些困难家庭一些补助。两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利益其实是一致的,但是可以看到最后这个法案虽然通过了,但是参众两院没有一个共和党人支持这个法案,完全就是政治站位。那这个法案如何通过的呢?当时民主党利用了调和程序(conciliation)打破了冗长辩论(filibuster),绕过了可以阻拦这个法案的程序性的障碍。

另外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2021年11月15日签署的基础设施法案。基础设施投资其实是特朗普任内自己特别想做的事情,也是共和党特别想做的事情。而当时共和党没有做成就是因为民主党的阻拦。结果到民主党想推进这件事的时候,共和党又开始不断设置障碍。最后也是非常地胶着,对峙很严重。但是这件事也证明,同样是一个基础设施法案,共和党本身就是想推进的,但是一旦民主党上要来推进,共和党就百般阻挠。所以根本不是两党在这个事情上有什么认识上的本质不同,就是不能让这件事在另一个政党执政期间做成。这种否决政治已经出现了异化,在起初的设计中,否决这种手段不是要和彼此作对,而是说一旦一方执政出现了什么偏差,需要有一个制衡的结构来防止它出错。立国之初设计的这个体系现在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异化,而且目前看无论是两党还是美国其他的政治力量都没办法在短期内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美国未来政治生态中比较麻烦的一个事情。

另一个政治生态的新变化就是社会撕裂。我们客观来看,不将美国跟哪个国家比,起码和美国自己比它社会撕裂的程度是在上升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控枪问题。这背后的原因主要是两对矛盾:一个是集体安全和个人权利的矛盾,因为持枪的权利是天然地写在美国宪法修正案里的,所以人们会觉得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不能被剥夺。而且一旦要修改第二修正案,流程非常复杂,很难在法律上做出整体的调整。另一个是利益集团和控枪支持者之间的矛盾,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一些军火集团,还有NRA(美国全国步枪协会)都是支持持枪的,这些利益集团会给很多政客输送大量的金钱。所以一旦有军火集团支持的政客上台,他在出台控枪政策的时候必然会畏首畏尾。

(一)拜登执政理念及其未来挑战

作为一个资深政客,拜登29岁时已经成为了特拉华州参议员,并且6次连任。他于1988年、2008年两次竞选总统,2009年担任了奥巴马的副总统,2020年终于修成正果成为了美国总统。拜登的世界观比较传统,和奥巴马比较相似。一个是“伸手外交”,即沿袭了奥巴马任内的“不做蠢事”,阿富汗撤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另外是重视同盟,支持多边主义;还有就是崇尚价值观外交。对待中国,拜登的观点立场还是不放弃接触,但是竞争肯定是主题,另外就是在能够合作的地方开展合作。后来布林肯等人提的三点论、三分法也是对这种观念的反映。

中期选举后的未来两年,拜登政府最大的执政阻力来还是自于国会共和党人。他们会对拜登个人以及团队层面发起一些调查,无论是针对他的儿子还是他的团队,或是追究他阿富汗撤军的问题,多少会耗费拜登一部分的精力。中期选举之后各方都切换到了2024年大选模式,都想要出成绩,对拜登来说尤其如此。他要改变选民对他执政成绩不佳的看法,因为中期选举的获胜很大程度上不是来自于在拜登政府的执政能力有多好,而是来自于选民对于共和党,尤其是特朗普派上台的一种担忧。

在这种情况下,拜登后续还是需要落实之前提的一些法案中的具体内容,比如说《通胀削减法案》《科学与芯片法案》以及制造业回流。他面临的很大阻力还是来自于共和党不想让他成功落实这些事情,因此不管是在拨款预算这部分还是一些决策的推进都可能会被共和党下绊子。

外交方面阻力倒不算很大,就是继续推进一些长线的事项,比如印太经济框架以及处理乌克兰危机等等。总体上共和党在外交层面给他的阻力相对较小,更多的还是在国内议程上。

(二)中美关系走势

中美关系其实一直以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建交以来中美关系就有好几次波动。2015年-2016年的美国对华战略大辩论是整个中美关系发生所谓质变的一个起点。当时这场辩论并没有一个定论,因为2016年特朗普横空出世,对华战略大辩论整个就被当年的特朗普现象以及围绕特朗普现象的讨论所淹没,但是这场辩论中所提到的观点很多都被后来的美国政府所延续下来了。

这场辩论的核心议题就是美国对华接触,也就是所谓的engagement是否失败了?如果失败了,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如果看中美关系史的话,会发现中国大概是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中美1979年建交,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中美建交是前后脚的事情。其实当时中美都有各自的考虑,中国当时要改革开放,要融入国际体系,需要和美国接触。美国想要改变中国,就是通过接触的方式把中国拉入到国际体系,利用体系的力量来改变中国。于是乎,中美在当时就形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战略共识,就是一个想要融进去,一个想要把对方拉进来。一拉一融就形成了中美在接触问题上的战略共识。因此我们看到在中美建交之后,尽管中美有大大小小很多风波,但是大体上都维持了战略稳定的态势,因为中美双方对接触都是有共识的。

但是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基本完成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在2008年中国成功召开奥运会,再到后来美国逐渐发现中国并没有因为美国的接触而出现美国想要的变化,所以美国就开始反思这个接触到底对不对。在2015年的时候,这种讨论达到了一个高潮,形成了遏制派、容纳派和接触派,当然遏制派是主流观点。但无论如何,至少当时有接触派和容纳派的声音。现在再看可以说几乎没有,可能有人会这么想,却不敢这么说,因为现在很多亲华人士都被打上了标签,很少有美国学者敢站出来说美国要容纳中国的崛起,给中国一定的空间。在当今的美国,这种话语是政治不正确的。因此中美关系的变化其实早有征兆,不是说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突然就改变了,而是通过美国战略界人士的不断讨论,最终形成了一个共识。

(三)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和中美关系新动向

拜登执政后,外交政策的调整有几点很重要:一是重视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二是重抓民主,就是价值观的问题。三是重塑巩固盟友关系。最后是重返多边主义。中期选举不会改变这些外交方针,因为总统的外交权力毕竟是非常大的,来自国会的制约是有限的。那么在这些外交方针的指导之下,与中国相关的一个领域就是在印太地区的投入。拜登团队早在2021年初执政后不久就在印太地区进行大量布局,开展大量活动,为后续拜登的亚洲之行奠定基础。哪怕在乌克兰危机之后,美国也没有因此延误了在印太地区的投入。

有关最近中美关系的新动向,一个是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本次会晤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美方对形成指导美中关系的原则表示认同,并希望能够在已有共识基础上争取早日达成一致。因为我从一开始就认为中美关系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除了在具体议题上的分歧外,没有一个战略性的认知。双方还有没有一些新的共识?如何建立一个必要的战略框架?其实本次元首会晤已经谈到这个问题了,但是没有展开。

下一步中美双方应该跟进,努力达成一些共识,因为现在条件已经比较成熟了。当然也存在一些挑战,比如说磋商时间还很紧张,美方政策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来自共和党的干扰不容忽视。但是我们觉得有必要抓住拜登任内最后两年的机会窗口对中美关系进行框定。

文章2022年12月24日首发于“民智国际研究院”,根据作者线上讲座内容整理而成。

来源时间:2022/12/27   发布时间:2022/12/24

旧文章ID:29024

民主党是怎样反败为“胜”的?

0

作者:王建伟 林至敏  来源:澎湃新闻

12月6 日,佐治亚州参议员复选结果出炉,持续了近一个月的美国中期选举至此尘埃落定。

今年的选情变化好似过山车,可谓跌宕起伏——上半年无人喝彩的拜登政府和民主党,在夏季接近尾声时,忽然柳暗花明又一村;然而进入10月,共和党再现“红色浪潮”的势头,到选前一周,民主党似乎已回天无力。

战果

本专栏曾对选举结果做过预估:民主党大概率将保住参院多数,甚至还可能增加席次;共和党则将夺回众院多数,增加席次大致在10-15席之间。事实证明我们的判断基本正确——民主党的参院席位增加1席,从50变成51(近日一位民主党议员宣布登记为独立议员,但由于她继续按按民主党分配的委员会职务参加参院活动,所以民主党事实上的多数不变);共和党取得众院多数,席次从212增加到222,刚好10席。

这是近二十年来执政党表现得最好的一次中期选举。民主党不仅保住了参院多数,还扩大了优势。共和党虽然夺回了众院,但仅比对手多了9席,和选前预期的20-30席有很大差距。总统拜登虽然民调支持率低迷,但就其第一任期中期选举的表现来看,却超过了两位前任奥巴马(2010)和特朗普(2018)——这两位丢失的议席都是两位数的。二战后只有两位总统——肯尼迪(1962)和小布什(2002)没在第一任期的中期选举中丢失参院席位,并把众院的战损控制在10席以内。现在拜登是第三位。

在地方选举中,民主党的表现也可圈可点。在36个州的州长选举中,民主党从共和党手里夺回3个州,而共和党只成功反转了1个;双方“比分”从选前的22:28,变成了24:26。此外,民主党在三个关键州密执安、宾州和威斯康星都保住了州长的位子,这对两年后的大选来说无疑是好消息。

当然,共和党也不是一无所获,众议院毕竟变天了。“红色浪潮”虽然没有在全美出现,但在个别州肯定是出现了。如佛州,共和党州长德桑蒂斯(Ronald DeSantis)大胜民主党对手19个百分点,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Marco Rubio)也以17个百分点的优势轻松连任。至此,佛罗里达基本就从一个摇摆州变成了红州。此外,共和党在传统蓝州纽约州也杀出一条血路,囊获了该州在众议院的诸多议席。

值得一提的是,此番选举共和党在拉美裔选民中的支持率大幅提升,民主党在这方面的传统优势则严重缩水。据全国出口民调,民主党在拉美裔男性中的支持率只略胜共和党9个百分点,而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中,这个数字是29%。

复盘

对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的超水平发挥,坊间已有不少的分析。我们在讨论该党的“夏季攻势”时,曾谈到它的三张牌:政绩牌、堕胎牌和民主牌。回过头看,这三张牌对民主党挡住“红色浪潮”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先看政绩牌。一般认为政绩是拜登的弱项,其中通胀问题更是其软肋。出口民调显示,美国人确实对现状不满,对未来也不抱信心——3/4的选民认为美国经济不好或非常不好,近半选民认为他们的财务状况不如两年前。这大概也是为什么他们会把众院的控制权交给共和党。

但客观地说,拜登上台两年也并非乏善可陈,尤其在推动立法方面可谓硕果累累。参院民主党领袖舒默(Chuck Schumer)选后不无得意地表示,“我们不负众望,美国人民对此心知肚明”。这当然不乏自吹的成分,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经济问题对民主党的损害并没有分析预期的那么大。美国经济增长放缓,但总体还是健康的。通货膨胀虽然导致生活成本上升,但社会失业率很低,大多数人还有工作,还有收入。这就为他们考虑经济之外的一些问题,如堕胎问题,留出了余地。

再看堕胎牌。民主党得以发动“夏季攻势”,扭转局面,靠的就是这张牌。保守派把持的最高法院推翻赋予妇女堕胎权的“罗伊案”,一举激发了民主党基本盘,尤其是女性和年轻选民的投票意愿。

经过几个月的发酵,到11月接近投票时,这张牌的效应似乎已经减退。分析也普遍认为经济问题才是压倒性的,因此选举结果将有利于共和党。但出口民调显示,事情并不尽然如此——大部分选民表示他们对最高法院的决定感到失望或愤怒,60%的选民认为堕胎在多数情况下应该是合法的,27%的选民认为堕胎问题是中期选举中重要的议题(只比经济问题的31%差那么一点)。

在那些堕胎成为重要问题的州,民主党表现亮眼,而那些在乎堕胎问题的选民,多数把票投给了民主党。比如在公投确认女性堕胎权的密执安州,民主党州长横扫共和党对手,大胜连任;该州的众议院席位也几乎尽数收入民主党囊中。民调显示,在最重要的议题里选了“堕胎”的选民,有76% 把票投给了民主党,只有23% 投给了共和党。

对许多年轻选民和少数族群来说,只有堕胎问题让他们非投出手上的选票不可,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在他们看来,既然最高法院可以否决堕胎权,那么它也可能否决其他的一些宪法权利。比如一些同性恋者就担心如果让共和党把持国会,那么他们争取平权的斗争势必受到负面影响。

有分析认为,如果不是最高法院做出推翻罗伊案的宪法裁决,民主党就无法调动堕胎问题这一催票利器,选民的投票倾向将会由其他议题,如通胀、犯罪、移民等等来左右。这样一来,民主党很可能无法阻止“红色浪潮”的到来。

最后来看民主牌。参院多数派领袖舒默选后表示,他对美国感觉良好,因为那么多美国人对美国民主感到担忧。出口民调显示,2/3 的选民认为美国民主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威胁。而这些选民一半把票投给了民主党,另一半投给了共和党。也就是说,美国人对威胁来自何方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对民主党选民而言,威胁来自否认2020年大选结果的候选人,或是主张剥夺女性堕胎权的候选人;而对共和党的选民来说,威胁则来自选举舞弊的政客。

可见,民主党打的这一手民主牌,效果并不明显。民主党的策略家们曾试图将佛州州长共和党人德桑蒂斯描绘成民主的反面,一个独断专行的人,显然失败了。如果能够把民主转化成具体的问题,如否定大选结果,那么选民可能就会做出反应,但德桑蒂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含糊其辞,以免给人盲从特朗普走极端道路的口实。但是在那些共和党提名死硬选举否定派当候选人的州里,民主党候选人往往从中获益。

特朗普效应

民主牌效应往往与特朗普效应交织在一起。

在前面的专栏里,我们也提到过,特朗普几乎一手主导了共和党内的初选,胜出的候选人多是“选举否定派”。这些人在11月8日的选举中大多输得很惨。

如新罕布什州的波尔杜克(Don Bolduc),党内初选时支持特朗普的“选举舞弊”说;到了正式选举,又变卦承认2020年大选的合法性,最终仍以10个百分点之差不敌民主党候选人。

亚利桑那州长、共和党人道格•杜西(Doug Ducey)颇受选民欢迎,2018年曾以领先对手14个百分点的巨大优势连任州长。原本他有意转战参院,却因为不肯否认大选结果而得不到特朗普的加持,最终放弃。而特朗普扶上位的“选举否定派”候选人被民主党对手击败。

宾州的情况类似。民主党候选人菲特曼(John Fetterman)并不算一个很强的对手,身体不好(竞选中脑溢血),在一些政策问题上也比较激进。共和党的麦考米克(David McCormick)原本颇有竞争力,但也因为不愿否定大选结果,得不到特朗普的支持,初选就被刷下了。最终,共和党失去了该州的参院议席。

有些时候,选民甚至仅仅因为特朗普支持了某位候选人而转向支持其对手。在不少州出现了“交叉投票”的情况,也就是共和党选民把票分别投给本党和民主党候选人的情况。这时,选民的投票属性与党派的关系已经不大了。

比如在新罕布什尔州,特朗普钦点的候选人在角逐参院席位时不敌民主党对手;但同样一批选民在州长选举中却选择了共和党的候选人。又如佐治亚州,共和党州长公开与特朗普唱反调,反对否定大选合法性,他在竞选连任时,以53.4%:45.9%的大比分击败对手。但在同一张选票上,该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却输掉了选举,得票率仅为48.5%。也就是说,有许多选民在州长人选上选了共和党候选人,但在参议员人选上却投了民主党候选人。

所以在这次中期选举中,特朗普基本上是给共和党帮了倒忙。甚至有分析总结道:共和党候选人如果得到特朗普的背书,那么他也许会受到小的惩罚;而如果他得到特朗普的支持,又是硬核的“选举否定派”,那他几乎就死定了。

有媒体评论说特朗普并不擅长选战。在他漫长的竞选生涯中,除了2016大选出人意料地赢了一次,几乎全是败绩:2002年第一次竞选总统输了,2018年中期选举输了,2020年总统大选输了,2022年站台助选也输了……

其实,共和党党内对“特朗普效应”的副作用不是没有认知,事实上也有人建议那位前总统在选战的最后几周保持沉默,转而在资金上支持本党的国会候选人。讵料特朗普背道而驰,钱给得很少,却四处参加竞选集会,成功把共和党刚刚燃起的“红色火焰”给浇灭了。

鉴于特朗普一直有意2024年再度竞选总统,这次中期选举也被看成是对其政治资本及其对共和党影响力的一次测试。测试结果并不好。出口民调发现近60%的选民对特朗普印象不好,只有39%对他有好印象。而对特朗普印象不好的选民大部分都把票投给了民主党候选人。还有许多中间选民最后选择了民主党,动机之一就是为了削弱特朗普对共和党的影响。这些选民与其说是支持民主党的主张,不如说是对特朗普及其支持的候选人感到不满。

所以有评论说,中期选举本来应该是对在任总统拜登的一次公民投票,最后却变成了对前任总统特朗普的公民投票——而投票的结果表明,特朗普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共和党的“票房毒药。”

投票率

除了上述因素,民主党的逆袭还得益于选民的高投票率。这次中期选举的投票率达到47%,只比2018年的49%低了两个百分点,而2018年的投票率是1978年有记录以来最高的。从历史经验看,高投票率通常有利于民主党。

这次年轻选民的投票率尤其高,达到27%,是近三十年来的第二高。促使年轻人走进投票站的主要议题——气候变化、堕胎、枪支暴力,都是民主党的强项、共和党的短板。这些年轻人大部分都把票投给了民主党,数据显示,在参众两院和州长的选举中,62% 的年轻选民把票投给了民主党,而只有35% 投给共和党。

共和党方面在总结经验教训时,也提到了投票率。他们认为本党在动员共和党选民出来投票的方面做得不够,以致许多倾向于共和党的选民呆在家里没去投票。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Rick Scott)曾乐观地预言共和党能在参院拿下52席,而选举结果令人“彻底失望”。他认为一个主要原因是,共和党没有给选民提供正面和积极的信息,未能激发他们的投票热情。共和党只是一味地攻击对手,却拿不出自己有吸引力的主张。“我们没有计划”,斯科特说。

至于这次中期选举将如何改变美国国会的政治生态,又会给拜登未来两年的执政带来什么影响?且待我们下一期专栏分解。

—–

王建伟,系澳门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特聘教授。林至敏,系美国瓦尔波莱索大学政治系教授。

来源时间:2022/12/27   发布时间:2022/12/16

旧文章ID:29023

中外人员往来暂行措施发布!明年1月8日起实施

0

作者:  来源:外交部网站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联防联控机制(领导小组、指挥部),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各成员单位: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现制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乙管后中外人员往来暂行措施,于2023年1月8日起实施。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远端检测

来华人员在行前48小时进行核酸检测,结果阴性者可来华,无需向我驻外使领馆申请健康码,将结果填入海关健康申明卡。如呈阳性,相关人员应在转阴后再来华。

二、入境检疫

不再对入境人员实施全员核酸检测,对健康申报正常且海关口岸常规检疫无异常者,可放行进入社会面。

健康申报异常或出现发热等症状人员,由海关进行抗原检测。结果为阳性者,若属于未合并严重基础疾病的无症状感染者或轻型病例,可采取居家、居所隔离或自我照护,其他情况提倡尽快前往医疗机构诊治。结果为阴性者,由海关依惯例按照《国境卫生检疫法》等法律法规实施常规检疫。

三、国际客运航班

取消“五个一”“一国一策”及客座率限制等国际客运航班数量管控措施,分阶段增加航班数量,优化航线分布。简化机场入境航班处置流程,提高机场运行效率,加强重点城市航班接收能力建设。各航司继续做好机上防疫,乘客乘机时须佩戴口罩。

四、来华签证

进一步优化复工复产、商务、留学、探亲、团聚等外籍人士来华安排,提供相应签证便利。

五、口岸运行

优化配套管理措施,保障各类口岸货运尽快恢复至疫情前水平。调整陆路口岸“客停货通”政策,在综合评估的基础上逐步恢复陆路口岸客运出入境(含边民往来)。逐步恢复水路口岸客运出入境。对国际邮轮,先开展试点,再逐步放开。为中外籍船员在中国境内换班提供更多便利。

六、出入境旅游

根据国际疫情形势和各方面服务保障能力,本着试点先行原则,有序恢复中国公民出境旅游。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

联防联控机制外事组

2022年12月27日

来源时间:2022/12/27   发布时间:2022/12/27

旧文章ID:29022

孙韵:2023年中国即将到来的半岛风险

0

作者:孙韵  来源:美国之音

2022年对于朝鲜半岛来说并不是一个安稳平顺的年份。朝鲜虽然没有进行新一轮核试验,但是在全年进行了90多次弹道及其他导弹试验,导致朝鲜半岛的风险一路走高。对于朝鲜进行第七次核试验的揣测和讨论自从特朗普政府后期即已甚嚣尘上,业界普遍认为新一轮核试验大概率只是时间问题。中国自从今年春天以来对尹锡悦政府采取怀柔安抚的政策,但是朝鲜可能进行的挑衅活动将成为中国无法避免其发生亦无法消除其后果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朝鲜在2022年开放了关于新冠疫情的管控,但是由于中国全年大部分时间仍然执行的新冠管控以及过去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的影响,中朝贸易仍然处于历史低位。2020年同前一年相比,中朝贸易下降了80%;2021年前6个月,中朝贸易又比2020年同期下降84%,比疫情爆发之前减少95%。朝鲜的经济困难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美朝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朝鲜期冀中的发展机遇很难到来。美朝关于去核化和减轻制裁的矛盾在特朗普政府后期未能得到解决,目前执政的拜登政府执行的则是很多人称为“战略耐心2.0版本”的对朝政策,即外交大门敞开,但不降低外交接触和对话的门槛;提高对朝鲜的军事威慑,同时保持对朝鲜的国际压力。

在中国看起来,朝鲜2018年4月宣布暂缓核试验和导弹试验,但是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联合国和美国并没有因为朝鲜暂停试验而减轻对朝鲜的制裁。中俄在2019年、2020年和2021年都曾呼吁安理会调整对朝鲜的制裁,但是并没有得到安理会的支持。中俄在今年5月否决了加强对朝制裁的安理会决议草案。

在美中战略竞争大背景下,中国对朝核问题的心理悄然变化。朝核问题长期以来被归结为美中之间可以进行合作的议题,也是中方视为对美的重要战略筹码。业界普遍认为美中战略竞争为朝鲜在大国之间通过纵横捭阖、利用大国博弈为自己求得生存发展空间提供了极佳的条件。

在此条件下,中方最不乐见的是朝鲜半岛重新进入冷战僵局,即“北三角”(中国、俄罗斯、朝鲜)对阵“南三角”(美国、日本、韩国)的局面。这一格局不仅固化了东北亚地区的敌对竞争关系,直接恶化了中国的周边地缘政治背景;也破坏了中国一直孜孜以求的东北亚新安全构想,即在美中之间相对中立的日本、相对亲华的韩国、以及绝对亲华的朝鲜,从而削弱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存在以及战略影响力。

在这一安全构想中,韩国首当其冲是最为重要的环节。

自从2013年朴槿惠上台以来,中国就对韩国未来的战略选择产生了极大的期待。韩国对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的支持,朴槿惠亲自参加2015年中国抗战胜利阅兵仪式都向中国证明了韩国战略选择的“可塑性”。虽然2016年的萨德事件以及中国对韩国进行的经济制裁使得中韩关系陷入下行期,但是接下来2017年上台的文在寅政府在总体上执行了在美中之间寻求平衡的外交战略。考虑到韩国进步派政府同美国长期以来关系相较于保守派政府更为疏远,中国在文在寅时期对中韩关系、韩美关系的信心相对充分。美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也清醒地看到韩国才是中国在东北亚地区最想争取的关键枢纽国家。

由此可见,在过去的几年中,美中之间在半岛问题上矛盾的焦点貌似仍然集中在朝核问题上。但实际上,对韩国的争夺,包括对其战略选择的影响和塑造,才是美中在半岛最为尖锐的矛盾。

如前所述,韩国的外交政策受到国内政治和执政党的关键影响。2022年3月的韩国大选,在进行之前就被视为是对韩国未来五年外交政策、尤其是对美和对华政策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一次投票。在经历了将近十年相对亲华的朴槿惠政府和文在寅政府,如果韩国的新一届政府仍然执行类似的政策,韩国未来外交的总体走向很难再次回摆。毕竟,当韩国自称要在美中之间寻求中立和平衡时,身为韩国盟国的美国很难不会对此心怀非议——作为拥有共同防御条约的安全盟友,韩国怎么能独善其身寻求中立呢?

因此,5月上台的尹锡悦政府为中韩关系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尹锡悦政府自执政初始就表示要将对朝威慑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

加强对朝威慑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增强美韩军事合作;其二是韩国的对朝政策从文在寅时期的对朝接触、缓和彻底转向。如果韩国不寻求对朝接触,中国在朝韩之间劝和促谈的外交影响力就毫无用武之地,那么中国以此影响韩国政策的筹码也因此不翼而飞。除此之外,尹锡悦政府强调的价值观外交、对美国印太战略包括印太经济框架的向往、在供应链问题尤其是芯片问题上同美国的合作,无一不在触碰着中国的敏感神经。

到目前为止,中国对尹锡悦政府采取了怀柔安抚的政策,对韩国政府潜在的“反华”政策和倾向也没有进行回击或者制裁。如果双边关系处于敌对或者恶化的状态,中国不会在这个时候安排同韩国领导人的双边会见。

但是在2022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巴厘岛会见了韩国总统尹锡悦。韩国政策界普遍担心的是中国是否会因为韩国的安全选择采取2016年那样的经济制裁,给韩国经济带来高达数百亿美元的损失。

中国对韩国尹锡悦政府采取安抚政策有三个深层次原因。首先,尹锡悦政府刚刚执政,不像朴槿惠政府在2016年已经执政过半。如果现在中韩关系出现破裂,那么未来五年都很难恢复。

其次,尹锡悦政府同美国保持了强有力的盟友关系,同朴槿惠政府在美中之间的犹疑、文在寅政府在美中之间的平衡形成鲜明对比。中国针对韩国的行动必将招致美国的反应和制裁,这对于期待改善美中关系的中国来说时机并不合适。

第三,中韩之间的供应链使得双方形成了深层次的相互依赖。这固然意味着韩国不可能轻易放弃中国市场,也意味着中国不可能轻易放弃同韩国之间的芯片贸易。韩国的芯片产业在美国不断收紧对华芯片限制的条件下尤其具有特别意义。

在这种条件下,朝鲜在2023年可能进行的挑衅首当其冲会给中国的对韩政策提出无法回答的难题。如果朝鲜进行核试验,韩国一定会要求中国采取必要的惩罚和制裁措施。而在美中竞争的大背景下,考虑到朝鲜的战略价值,中国一定无法满足韩国的期待和要求。可以预见,对中国失望的韩国将转而寻求同美国加强延伸威慑从而应对朝鲜带来的威胁。对中国失望的程度越高,韩国深化韩美安全合作的意愿就会越强烈。2016年韩国部署萨德时的情况势将重演。韩国为维护自己国家安全而采取的行动很难不影响中国的国家安全,从此对中国在地区的安全态势、以及中国意图打造的地区安全架构都会带来破坏性的影响,而中国无论如何反应都无法彻底消除。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2023年的朝鲜半岛风险必自朝鲜始,而自韩国终。

来源时间:2022/12/27   发布时间:2022/12/25

旧文章ID:29021

中美关系年终回顾与展望:大国竞争将走向何方?

0

作者:常思颖  来源:BBC中文

过去一年,美中关系的主轴是竞争与对抗。两个大国陷入一方行动、一方反制的漩涡,双边关系呈螺旋式下降。

台湾问题是主要症结。双方都认为对方言行不一,持续的“口水战”与相互指责令互信丧失,一场热战如箭在弦上。

临近年底,关系恶化才开始降温。两件国内政治大事——中共二十大和美国中期选举——落幕后,两国关系似乎迎来一些转机。但综合分析认为,降温不代表缓和,未来一年并不乐观。

2022年主轴:激烈的竞争和对抗

过去一年里,美国两党对华强硬共识持续强化,国会的两党多数与拜登政府密切合作,在战略、科技、军事等方面逐渐形成以抗衡中国影响力为宗旨的政策框架。

与特朗普不同的是,拜登强调中国破坏国际秩序,他通过加强伙伴关系抗衡中国的影响力。

今年2月,美国公布了最新的《印太战略》,打算从南亚到太平洋诸岛各个地区加强美国的领导地位。5月,拜登开启就任以来首次东亚之行,推出了由韩国、日本、印度、越南等13个政府共同参与“印太经济框架”(IPEF),旨在数字经济、供应链、绿色能源等方面加强成员国之间的联系。

拜登还通过强化共同的价值观来团结盟友。比如5月24日,美国与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的领导人在东京举行四方安全对话(QUAD),强化在网络安全、医疗、基础设施和教育方面的关系。

今年2月,俄乌战争打响,将美国与西方国家的联盟推入空前高峰。

拜登政府与欧盟和北约一起建立了广泛的国际联盟,纷纷谴责普京总统的行为,并在多个领域对俄罗斯发起制裁。这无疑对中国形成强大压力,不得不走钢丝一样地在各个利益团体之间保持平衡。中国一方面避免谴责俄罗斯,一方面在经济上对俄罗斯提供支持——印证了中俄两国在北京东奥会后的共同宣言“合作无止境”。

科技方面,与中国的竞争此起彼伏。其中最受瞩目的是7月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针对芯片行业的高额补贴法案《芯片与科技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 2022),将对高科技产业补贴 2800亿美元。这奠定了未来五年支持企业与中国竞争的主旋律。

10月,美国出台了更广泛的出口管制措施,限制中国企业获取高科技计算机芯片的能力,并阻碍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进步。这被认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在向中国输出技术方面最大的政策转向。

“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越来越多地是在应对中国在经济、安全、治理等方面构成的严峻挑战”,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国际关系教授罗伯特·萨特(Robert Sutter)对BBC中文说,“这些挑战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美国最近几年才做出抵抗”。

他所说的是美国政界近年来达成的“华盛顿共识”。此前美国认为通过接触(engage)中国,在经济上对中国打开大门,就能改变中国的政治体系。这种观点已经被抛弃。正如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cob Sullivan,苏利文)所说,美国不再寻求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制度,而是希望创造一种环境使两个大国在国际体系中运行。

在10月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中国被视为“唯一一个有意向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并且越来越多地拥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来实现这一目标。” 根据该战略,美国的目标是“战胜(out-compete)中国”。

随着今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裴洛西)到访台湾,美中关系的紧张达到顶峰。

中国在台湾周边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军事演习,指派军机多次穿越“台海中线”,打破了多年来两岸只在两侧巡航的默契。中国还中断了与美国在气候变化、军事交流等关键领域的合作。观察者惊呼,一场战争犹在眉睫。

中美两国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台海和平与稳定。在3月和7月仅有的两次元首通话中,台湾问题依然是重点分歧。习近平在7月强硬指出,“民意不可违,玩火必自焚”。

前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亞洲政策協會研究所(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副所长丹尼尔·罗素(Daniel Russel)近日在一个论坛上表示,两国陷入“安全困境”:“我们都把自己看到的问题归咎于对方,都坚持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完全合理的,是对方走错了路,需要改变方向的也是对方。”

“两国关系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阶段,充满了竞争、不信任和误解”,罗素说。

脆弱的转机

美中两国在临近年底时迎来缓解紧张关系的契机。不过,这一契机可能非常短暂。

在中国,习近平主席在中共20大中巩固了权力,进入第三任期,外交成为他接下来的一项重点。重头戏便是与拜登总统在印尼巴厘岛的会晤。

虽然美国一直对中国的集权体制表示反感,不断强化民主与集权的意识形态的差异,并指责中国在人权方面的恶劣记录,但在全球领导人、高层领袖以及媒体聚焦的场合,拜登总统与刚刚完成权力巩固的中国领导人会面并握手,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对他的政权合法性的默认。

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中国项目主任孙韵在一档节目中说,习进入第三任期后要对自己大国领导人的形象进行再塑造,“没有比同美国总统见面是更好的宣示了”。

“同拜登的见面充分显示出习近平是跟拜登平起平坐的,是世界领袖,而且他们讨论的是中美关系对世界的影响这样的重大战略问题。”

在美国,中期选举尘埃落定。民主党保持参议院多数,共和党以微软优势占据众议院,与此同时,特朗普的支持者大多落选。这一结果令拜登政府在处理对华关系上可以较少地受到国内政治的牵制。

拜登在选后国家演说中自信地说道,“美国人通过投票再一次发声并且证明,民主就是我们的特性。”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Bucknell University)国际关系教授朱志群此前对BBC中文说,在顺利完成两件国内大事之后,双方领导人都更加自信,有理由放软身段处理外交事务,加上两国都面临疫情后经济复苏的挑战,“当前合作是最佳时机”。

中国已经开始接受与美国官员进行互动。12月11日,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Daniel Kritenbrink)等高级别官员与中国副外长谢峰在河北廊坊会面,为明年年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访华做准备。这是一年多来首次有美国代表团访问中国,双边均表示对话是“坦诚的”。

不仅对美国代表团表示欢迎,中国近日还接待了日本外相和澳大利亚外长,这两个国家均是美国的安全盟友。

萨特教授说,“中国政府正在尝试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对待美国以及美国的许多西方盟友,中共的报道更少地强调斗争,在许多公开场合也放下了强硬立场。” 他认为中国做出了一定的让步,放下了对话的前提条件。

他并不清楚中国这样做的动机,但指出中国此前采取的强硬态度“得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必须通过某种方式改变”。中国逐渐摒弃邓小平时代倡导的韬光养晦的路线,转向敢于斗争的“大国外交”。过去几年,一些中国外交官在多个场合表现出咄咄逼人的姿态,被西方国家称为“战狼外交”,损害了中国的对外形象。

萨特教授强调,目前中国的改变是“有限的,但很重要”。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改变了立场,但表示他们准备好了要更加开放、更加灵活,我认为这是两国关系取得进展的好迹象,至少在处理紧张关系方面可能会有所进展。”

美国丹佛大学(University of Denver)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穗生对BBC中文说,中国国内出现了很多问题,包括经济衰退、疫情管控从动态清零到无序地放开,都使中国处于非常脆弱的地位,所以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现在处理中美关系非常重要。

2023年:持续竞争与管控风险

不过,缓和关系的时机可能很快消逝。专家分析,未来一年里,美中两国免不了激烈的竞争与对抗。

“一个巴掌拍不响”,赵穗生说,未来一年里当美国大选的序幕拉开,包括特朗普、蓬佩奥等对华强硬的共和党人必定会把中美关系议题提上日程,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也不会示弱,激烈的交锋会对中美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从过去的大选经验来看,打“ 中国牌” 成为越来越常见的选举策略。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不可能在大选期间做出缓和中美关系的任何姿态。顶多就是政府所讲的管控分歧,使关系恶化不至于导向战争。”

另外,由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可能出现不可预测的因素,令政府难以控制事态发展,从而难以引导双边关系的走向。

有望成为下一届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的麦卡锡(Kevin McCarthy)多次批评拜登与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对中国不够强硬,他在11月下旬对美国媒体表示,如果他当选议长,将成立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负责立法和监察工作,尤其是要重启调查新冠疫情的起源问题。在关键的台湾问题上,如果下一任众议院议长继续访台,可能再次引发台海区域的激烈冲突。

萨特教授认为,国会一些共和党人展示出强硬姿态,的确会令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变得复杂,但“重要的是,政府的政策基本上与国会大多数人一致,在许多方面都有共识,包括佩洛西访台。”

“政府对这一事件的反应是坚决的,美方随后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表明对台湾的支持是坚定的,不会被中国军演吓倒”,萨特教授说。他因此认为,由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在台湾问题上除了做出强硬的姿态以外,没有太多可以发挥的余地。

也有专家认为,目前中国的开放态度只是表象,未来会继续强硬。

美国迈阿密大学(University of Miami)政治学教授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对BBC中文说,中国目前对其他国家的开放态度不代表做出了让步,而是“政治舞台上的一种姿态,没有实际意义”。现实主义的她认为,如果中国真的希望合作,就要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比如在气候问题上实现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停止军队穿越印中边境;进口更多澳洲的煤炭等等。

金德芳引述近日一则报道称,日本将于明年2月把高龄大熊猫“永明”和他的双胞胎子女送回中国。这只象征中日友好特使的熊猫已经在日本生活了近30年,他的11个子女都被送回中国。

“一边在言辞上表示希望建立更好的关系,一边在行动上做着别的事,即便只是一只熊猫,也说明了问题”,金德芳说。

对中国来说,美国也言行不一。一边表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一边对台湾提供实质性支持。中国国防部发言人11月在中美防长会面后表示,“中方对于发展两国两军关系的态度是真诚的,但基本前提是美方必须说到做到,信守承诺。”

金德芳认为明年美中双边关系将“维持现状”:“双方继续相互指责,相互发表陈词滥调,表示为了世界和平需要合作;但与此同时,继续他们目前在做的事——美国不会在澳英美防御协议(AUKUS)方面有所让步,中国也将继续对其他地区施加压力。”

萨特教授也说,“目前大多数国会成员和政府都在努力应对中国构成的严重挑战。这种势头非常强劲,今年已经如此,明年还会出台更多措施。”

有学者建议,当美中双方都不愿意做出单方面让步时,在行动上显示一些克制也许能够缓和紧张关系。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政治学教授罗伯特·罗斯(Robert S.Ross)近日在一个论坛上提议,每年美国的军舰约有10次穿越台湾海峡,如果将这个数字减少一半,“国会不会注意到,但台湾和中国大陆会”。

“如果我们在未来表现出一些克制,中国也许会觉得我们已经稳定了对台政策,这或许会有帮助”,罗斯说。

赵穗生认为,中美两国目前在台湾问题上很难走出漩涡,“只能是延缓(冲突)爆发”。“这就是解决办法,虽然不理想,但也比战争和冲突更好。”

来源时间:2022/12/27   发布时间:2022/12/26

旧文章ID:29020

CEBR:中国至少到2036年才可能超越美国

0

作者:  来源:联合早报

英国智库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CEBR)说,全球经济将在2023年面临衰退,这主要是因为应对通货膨胀的借贷成本上升,导致多个经济体出现萎缩。

彭博社报道,CEBR在最新公布的世界经济排名报告中指出,全球经济规模在2022年首次超过100万亿美元(约135万亿新元),但由于决策者继续面对遏制高通胀的挑战,全球在2023年的经济将停滞不前,并很可能陷入衰退。这是因为各国纷纷调高利率以应对更高的通胀。

研究员预计各国央行行长将在2023年不顾经济成本,坚持升息立场,而把通胀降至更舒适水平的代价,就是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前景会更差。

CEBR的调查结果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预测更为悲观。IMF在10月份警告称,2023年三分之一的全球经济体将会萎缩,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低于2%的概率为25%。

即使如此,预计到了2037年,随着发展中经济体赶上发达经济体,全球GDP将增长一倍。经济发展格局转变的同时,到了2037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占全球产出的比例将超过三分之一,而欧洲比重将降至不到五分之一。

CEBR的基础数据来自IMF的世界经济展望,通过内部模型来预测增长、通胀和汇率。

中国预计至少要到2036年才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比预期晚了六年,主要是受到中国动态清零政策,以及与西方贸易紧张局势升温的影响。

CEBR说:“中国与西方经济战的后果,将比乌克兰战争的后果严重几倍,几乎可以肯定世界经济急剧衰退和通胀回升会发生。这对中国的伤害将会大很多倍。此外,中国想引领世界经济的希望也会被打乱。”

来源时间:2022/12/27   发布时间:2022/12/26

旧文章ID:29019

中评深度:汪滨析台海局势与美因素

0

作者:海涵  来源:中评社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汪滨日前接受中评社记者专访,他总结了2022年两岸关系的特点,并重点就美国因素对台海局势的影响予以分析。

汪滨认为,2022年两岸关系的发展变化有五大特点:其一,两岸政治立场底线清晰且没有交集,矛盾性突出;其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关系的最大公约数和基本共识所在;其三,大陆方面更加牢固地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其四,台湾方面大陆政策没有脱离冲突性和对抗性思路;其五,中美积极管控台海局势有助于缓和两岸关系的对抗性。

汪滨表示,美国因素是台湾问题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不仅影响着台海局势、两岸关系、中美关系的演变,而且对亚太局势和我们的发展与安全环境都会有深刻的影响。我们既要注意到美国因素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又要客观认识到这种影响的局限性,毕竟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定性力量还是在两岸之间,而不是外部力量。

汪滨认为,中美间确保战略关系的稳定,防范因台湾问题引发两国间严重的冲突尤其是陷入战争之中,这是两国的共同利益,也是具有高度共识的。但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仍然落脚于维持台海现状,这是其台海政策的基点。美方的表态既有防范大国冲突对其造成负面影响的务实考虑,也有回归对华政策“传统”立场的行为,但这些并不意味着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我们让步,两国围绕台湾问题的根本矛盾仍然存在。

谈及明年台海局势,汪滨表示,明年台湾地区大选是在拜登总统任内,目前看拜登政府台海政策呈现出“形式模糊、实质清晰”的变化态势,但维持台海总体稳定的政策基调可能不会出现重大变化。只要中美关系能保持总体稳定,那么台海局势平稳的可能性就较高。

汪滨,湖北武汉人,中共党员。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事务研究所/国际政治系副教授,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备案中心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台湾与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周边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国际政治专业委员会理事。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关系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国际战略、大战略与地缘政治理论、中国周边安全、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北约与大西洋关系。主持多项省部级和厅局级课题项目,代表性论文有:“孙中山对日结盟外交思想研究”,收录于邵宗海主编:《孙中山与现代中国》,台北:陈守仁孙学研究中心,2018年9月出版;“国际政治视角下的‘集聚优势’战略析论”,《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1期;“美、欧国际战略异同与北约协调作用”,《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年第5期,等。

以下是专访问答全文: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关系最大公约数

中评社:2022年已经进入尾声,在您看来,2022年的两岸关系有哪些特点?

汪滨:我认为,2022年两岸关系的发展变化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两岸政治立场底线清晰且没有交集,矛盾性突出。自2016年以来,两岸之间的政治立场底线就日益清晰,大陆方面主张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提出研究“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主张;而台湾方面的立场从不承认“九二共识”到“四个坚持”,核心是“两岸互不隶属”的升级版“两国论”。可以说两岸各自的政治立场底线不仅非常清晰,而且没有交集,矛盾性非常明显。这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大陆方面的立场没有变,底线是清晰和延续的,变的是台湾方面的立场,民进党当局的大陆政策导致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特别是2019年以后,民进党当局操作“倚美抗陆”、“抗中保台”并借2020年新冠疫情而限缩两岸互动,不仅推高了两岸对立态势,而且加深了民间的“敌意螺旋”,这成为台海形势紧张和两岸关系不容乐观的主要原因。对2022年两岸关系观察离不开这个大背景,今年两岸关系的矛盾性不仅没有缓和,而且还在加深;两岸当局立场清晰、没有交集的态势仍然延续,没有政治共识和基础,也就不可能有对话,两岸间基本没有互信;“台独”势力对美勾连深化,进一步推动两岸矛盾向冲突方面发展。

第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关系的最大公约数和基本共识所在。尽管两岸之间的矛盾性、对抗性没有缓解,政治互信是缺乏的,但我们仍要看到,维护台海和平依旧是两岸的共同利益。这次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中在涉台部分明确延续了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路线主张,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仍然是大陆方面对台政策的主基调,这充分体现出近最大限度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意愿。同样,台湾民众对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意愿在这次“九合一”选举中也十分鲜明地表达出来。不论是选举中,中国国民党喊出“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的口号,在台湾民众中产生了反响,还是民进党意图操作“抗中保台”来转移矛盾、拉抬选情却未能奏效,虽然这些议题在台湾基层选举中的作用不大,但仍然很明确地反映出台湾社会对于维护台海和平和避免战争的高度期待感。因此可见,确保和维护台海和平对于两岸来说都是核心利益,这也是两岸未来重启自主互动重要的共识基础之一。

第三,大陆方面更加牢固地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从中也更为鲜明地体现出促进祖国统一的诚心、信心和耐心。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政策主张,提出新征程上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目标要求。充分彰显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中的和平、民主、善意与共赢的价值,特别是祖国大陆愿意继续以最大诚意和最大努力来争取和平统一,是诚心的充分表现。在实现祖国统一的进程中,一方面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另一方面要坚决清除“台独”分裂势力和排除外部干涉势力的干扰,这是大陆方面深具信心的表现。同时,争取台湾民心、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仍然是大陆对台工作的职责使命,而塑造有利于统一的战略环境,不被外部因素打乱我们的统一步骤和节奏,则充分体现出我们的战略定力和耐心。

第四,台湾方面大陆政策没有脱离冲突性和对抗性思路,对两岸关系的消极性影响较大。民进党当局大陆政策采取消极性立场和对抗性策略,阻碍两岸民间互动,不仅无助于缓和台海紧张态势,反而引发新一轮台海危机。民进党当局大陆政策寄托于“倚美抗陆”思路,通过积极对美勾连,“邀请”美国众议长佩洛西访台,试图以此深化与美国民主党当局的关系,为此不惜引发新一轮台海危机。疫情之后,民进党当局以防疫为由限缩两岸航点,导致在大陆的几十万台胞难以顺利往来于两岸,这既成为其在“九合一”选举中加以操作的工具,又使得希望借此来尽量断绝两岸的联系。即便是符合台湾民众利益的“小三通”的恢复亦面临来自岛内的阻力。这些都是民进党当局对大陆冲突性和对抗性政策思路的直接表现。

第五,中美积极管控台海局势有助于缓和两岸关系的对抗性。台湾问题是涉及中美关系政治基础的关键问题,是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和红线底线的重大问题。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今年举行了多次线上、线下会晤和通话,不断就台湾问题展现中方的立场,美方也多次表示要维持台海的稳定,避免台海战争的爆发。中美对于台湾问题的沟通无疑有助于维护台海局势的稳定,客观上也压缩了民进党当局操作两岸议题的空间,特别佩洛西访台事件不仅未能给民进党当局带来所谓加分效应,反而使得台湾社会反思民进党大陆政策路线的负面效果,台湾民众对于维持两岸关系稳定的诉求与民进党当局大陆政策路线的矛盾日益明显。不论是大的战略形势,还是台湾社会的要求,都意味着两岸关系在未来向缓和发展的可能性在增大。尽管这是一种被动性的反应的结果,但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定性力量还是在两岸之间

中评社:从佩洛西访台造成台海局势空前紧张,到11月14日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再谈台湾问题,在台海局势的波诡云谲中,总是伴随着美国因素。我们应当如何看待美国因素在台湾问题上的角色?

汪滨:美国因素是台湾问题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不仅影响着台海局势、两岸关系、中美关系的演变,而且对亚太局势和我们的发展与安全环境都会有深刻的影响。当前台海形势的变化和台湾问题的演变,美国因素越来越成为具有重大影响的外部因素,这是我们要高度重视的。特别是在祖国统一进程中,反对外部势力干预的主要矛盾就是如何防范美国以各种形式的介入。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注意到美国因素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又要客观认识到这种影响的局限性,毕竟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定性力量还是在两岸之间,而不是外部力量。第一,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会缺席,而且会产生较大的负面作用。台湾问题的形成本身就深受美国亚太战略的影响,在一些美国学者看来,台湾就处于美国势力范围之内,两岸的统一意味着美国势力范围的收缩和战略地位的受损,为此美国是实质性反对我们统一的,这是我们已经认识到的。第二,近些年来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加剧,美国日益将台湾问题视为迟滞我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工具。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就希望推动台湾问题乌克兰化,借此发挥对我牵制、巩固美亚太联盟体系等战略目的,因此我们看到美国在台湾问题中的作用不是弱化了,而是强化了。第三,在促进祖国统一进程中,我们既要让美国发挥“积极”作用,又要有足够的力量和策略准备以应对美国的“消极”作用。国家统一是一个渐进过程,我们不仅要牢固把握两岸关系的主动权和主导权,还要牢牢掌握统一的主导权,特别是不能让“台独”势力和外部势力打乱统一的节奏,这既有必要稳定中美关系,又要有足够的能力调动各方面的力量。但需要注意到,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角色作用终究是“负面”大于“正面”,为此我们还是要有足够的力量和策略准备,廓清外部势力于台湾问题之外,这样才能确保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

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根本矛盾仍然存在

中评社: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及之后两军高层的会谈被认为就台海局势形成了一些共识。对此,您怎么看?如何看待会谈中美方表态的虚实?

汪滨:中美间确保战略关系的稳定,防范因台湾问题引发两国间严重的冲突尤其是陷入战争之中,我想这是两国的共同利益,也是具有高度共识的。这次会晤后,两国元首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拜登总统的对华承诺也从之前的“四不一无意”拓展为“五不四无意”,而两军也就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保持沟通接触,加强危机管控,努力维护地区的安全稳定形成了共识。一方面,这当然对缓和台海紧张局势有非常重要和积极的意义,特别是有助于缓和自佩洛西访台之后所引发的台海局势紧张,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稳定中美两国的政治基础,这对于两国、两军关系的发展,尤其是避免两军误判有着重大的影响。

当然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仍然落脚于维持台海现状,这是其台海政策的基点,虽然重提“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但这也只意味着重新回到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传统”基调上来,其本质仍然是要维持台海和平不统一的状态,这显然与我们所主张的实现两岸和平统一仍然是本质矛盾的。因此可以认为,美方的表态在当前历史阶段,对于稳定中美关系、缓和台海局势有积极意义,但从长远来看,并不意味着美方会就此让步。同时还需要注意到,美方的论述的调整只不过是回到建制派传统的立场上来,目的是规避与我们的冲突风险,这个部分也的确是美方所关切的,毕竟对华冲突甚至战争,不论是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面向来看,都是不利于美国维持既有的权力优势地位的。总的来看美方的表态既有防范大国冲突对其造成负面影响的务实考虑,也有回归对华政策“传统”立场的行为,但这些并不意味着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我们让步,两国围绕台湾问题的根本矛盾仍然存在。

对台军售是美国政府宣示对台政治承诺的主要方式

中评社:中美元首会晤后不久,拜登政府再度对台军售。多年来,美方“说一套做一套”的行径屡见不鲜。对此,我们应当如何应对?

汪滨:美国对台军售是一个长期行为,也是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主要矛盾面。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已经有7次对台军售,其中有两次所卖的M109A6自行榴弹炮系统、弹药和AIM-9X空中格斗弹、“捕鲸叉”反舰导弹,都是特朗普政府时期所批准的。M109A6那个军售案也已经被取消了,其他的就是爱国者导弹系统的导弹及发射器升级和保养,以及战斗机、雷达的零部件更换。

拜登政府的对台军售有很多考虑,第一,执行美国前政府所核准的军售案,延续对台军售的做法。第二,根据台海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地调整军售内容。第三,对台销售既有武器,自认不会实质性影响到中美关系。第四,为下一步调整对台军售做准备。

当然,美国对台军售是美国政府宣示对台政治承诺的主要方式,同时也是美国获取经济利益的主要方式,在这个链条上寄生着美台各种类型的军火商、掮客和获利者。对于美国对台军售,我们当然是坚决反对的,毕竟这涉及到我们的主权和核心利益的问题。第一,祗有一劳永逸地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对台军售问题。第二,美国对台军售毕竟强化了台军“以武拒统”的能力,为此我们也有必要强化人民解放军维护祖国统一的作战能力,抵销甚至压制美方军售所带来的军事负面影响。第三,积极开展对美交涉,尽量压缩美国对台军售的质于量。第四,防范其他国家仿效美国开展对台军售,对此有必要采取多重手段加以防堵。

美国频繁对台售武意在强化对台控制

中评社:美国新一轮对台军售总价高达4.25亿美元,事实上,美方每次对台军售台湾民进党当局都要“大出血”,更有岛内网友直指这是“向美国交巨额保护费”。美国频频对台军售给台湾本身、给两岸关系带来哪些影响?

汪滨:第一,强化台方“以武拒统”的观念和能力。美国对台军售被视为美对台政治保证的主要方式,台方形式上买的是武器,但更重要“买的是信心”。因为美国对外军售不仅是经济行为,更是政治行为,在《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中,美国曾对此有所承诺。因此美国对台军售无疑是阻碍两岸走向统一和破坏两岸政治互信的问题。

第二,美国频繁对台售武意在强化对台控制。台军的武器体系和制式都是美式的,这一方面使得台军在主战装备上对于美国的零部件供应和支持依赖度很高,另一方面台军若想在某些领域实现技术突破和发展,美方就回销售同等能力的武器给台湾,迫使台方在技术上难以摆脱对美依赖。因此,美方通过控制台军武器来深刻影响和控制台军发展,使得台军建设能服从美国战略的需要。

第三,牢固地将台湾方面固定在美国的战略轨道之上。对台军售不仅有军事影响,更重要的是有政治影响,这样就使得台当局对美政治依赖难以改变,从而为美方塑造台湾的角色提供方便。比如这两年,美国希望推动台湾问题乌克兰化,为此希望台湾方面强化“堡垒战”的作用,因此在军售上就希望按照美国设想来出售军备,而不是说台方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向美采购。这不仅使得美国能牢牢控制台湾,而且还能让台湾来扮演美国战略中所需要的角色。

第四,增大两岸统一的难度。一方面售卖给台方武器,就使得后者拒统的意识得到加强,不仅手中有武器,而且认为背后有美国的支持,这无疑增大了两岸自主统一的难度。另一方面台湾方面通过军购与美方建立起长期的利益输送关系,形成了美台间相关利益集团、组织和人士的利益共生关系,由此形成了内外联系的反统一势力,甚至为了维护利益关系,而不惜制造台海局势的紧张,借此扩大利益输送力度。

中国国力的提升使美“台湾牌”作用被不断压缩

中评社:此次岛内“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大败,有分析认为,美国或会因此加大打“台湾牌”的力度,对于这种说法,您怎么看?

汪滨:美方是否打“台湾牌”并不取决于这次“九合一”选举的情况。

第一,美方对台控制和渗透力度在强化。一方面,美国近些年对台湾的渗透不断加深,不仅美军安全合作旅的部队和一些作战部队的基层士官长期在台湾开展台军战力评估和班排战术训练,据说已有接近千人的规模。另一方面,美方积极谋求行政人员、智库研究人员的长期驻台。这次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里就有“台湾学人计划”,提出要安排美方人员驻台两年,一年学习语言,一年在台当局各类机关里熟悉作业流程。可以看到,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深化,美国对于台湾的控制是在加强的,不但是希望让美台联系更紧密,更是为了深化对台影响和控制。

第二,美国不可能放弃“台湾牌”。“台湾牌”是美国用以对华制衡的工具,只要“台湾牌”握在手中,美国就认为对华具有优势,因为“台湾牌”打出来,我们必然就会有反应,这样美国就会处于对华竞争的主导地位。但美方是否会彻底打出“台湾牌”呢?这就要看美国如何评估对华竞争的态势,如果美方认为不打不足以遏制中国,它一定会把“台湾牌”打出来,但这也就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崩盘,美国手上再也没有“台湾牌”可用。因此,美方在认为“摊牌”之前是不会打出“台湾牌”的,更不会放弃,而是要牢牢握住“台湾牌”。

第三,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对美能力的强化,“台湾牌”的作用会被不断压缩。“台湾牌”作用的存在取决于中美实力的巨大差距,以及中国对美高度依赖。随着我国国力的持续提升以及我国在亚太地区对美斗争能力的强化,美国打“台湾牌”所产生影响的局限性是在增大的。我们看到,美国台海政策现在回归传统政策基调,就是认识到风险在增大,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实力提升制约着美国打“台湾牌”。

第四,美方没有放弃打“台湾牌”的意愿。今年以来,美国内保守势力不断主张推动台湾问题乌克兰化,希望借由所谓乌克兰模式来形塑台湾的角色,其本质还是要对我打“台湾牌”。当然这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完全破裂,美执政当局还没有下定决定要这样做。即便如此,拜登政府还是希望给予台当局生存空间,这符合美国台海政策的基调,就是要把“台湾牌”长期握在手中。

第五,“九合一”选举的结果和美国打“台湾牌”没有直接联系。美国控制台湾,在岛内是有不同的代理人,美方要看谁听话、谁上台最符合美国的利益。目前民进党当局的政策路线不完全符合民主党政府的需要,加上赖清德是否完全被美国人所接受还要观察,这些都会影响到美国对台湾的判断。可以假设,美国民主党政府是否更愿意选择一个符合其战略设想和价值观念的代理人,以便于更好地控制住“台湾牌”,这是接下来观察美台互动的重点。

2024民进党操作“抗中保台牌”仍有空间

中评社:民进党在此次“九合一”选举中大败,有分析认为其“抗中保台牌”已失效,对此您怎么看?在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中,民进党是否还会维持“抗中保台”路线?

汪滨:现在还不好说“抗中保台牌”已失效,毕竟“九合一”选举是台湾地区的基层选举,选举诉求和地区大选的诉求是不同的,两岸关系、台海局势不是基层选举中的主要议题。另一方面,这次佩洛西访台后引发台海局势高度紧张,民进党当局希望推行兵役制度延长,这让台湾很多家庭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很多民进党的支持者是没有出来投票的。但是到大选时,涉及到统独问题,民进党操作“抗中保台牌”仍然还是有空间的,特别是届时台海局势是否有利于民进党来操作,这也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即便是风平浪静,也有可能有势力希望能够制造事端来借以操作,这些可能性和风险都会存在的。目前,台湾政治变动很大,很难说2024年民进党如何操作“抗中保台牌”。例如国民党候选人的出现过程是否很难看,台湾社会是否会出现影响民生的重大变化,美国对华是否会制造事端,民进党赖清德出线后能否整合全党,等等。影响因素很多,仍需要进一步的观察,现在只能说民进党操作“抗中保台牌”的可能性非常大,但如何操作、影响有多大,现在还不好说,特别是目前看中美关系、两岸关系、岛内政局都不利于其操作。

拜登政府台海政策呈现“形式模糊、实质清晰”变化态势

中评社:2024年美国和台湾都将进行大选,也就是从明年台湾和美国就将进入选举年。在您看来,明年的台海局势有哪些观察点?

汪滨:台湾地区大选是2024年1月,美国大选是11月,所以台湾地区的竞选主要是在2023年,美国是在2023年下半年到2024年,两地还是有个时间差。总体上明年台湾地区大选是在拜登总统任内,目前看拜登政府台海政策呈现出“形式模糊、实质清晰”的变化态势,但维持台海总体稳定的政策基调可能不会出现重大变化。只要中美关系能保持总体稳定,那么台海局势平稳的可能性就较高。

当然明年1月美国新一届国会就要开议,共和党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一定会大打“台湾牌”。例如“台湾政策法案”是否会在众议院重新提出,就值得观察,毕竟这个法案对于台湾问题的影响很大。新任众议长麦卡锡是否会访台,也有必要高度警惕,毕竟他之前是说过这个话的,麦卡锡若访台,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局势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和风险恐更胜于佩洛西。美国参众两院议员访台也不会少,一方面要看这些议员访台是干什么,是谁邀请和付费的,谈些什么;另一方面,拜登政府是否会排除第三个特使团去台湾。明年台湾地区大选,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或无党籍的候选人是否会赴美面试,这也需要关注。蔡英文是否会在“毕业前”再次寻求过境美国,值得关注。美方是否会推进对台军售也值得观察。欧洲安全形势的变化对于美国亚太战略是有影响的,特别是俄乌冲突如果告一段落,欧洲安全形势出现缓解,那么美方是否会强化在台海一线的力量布局就值得防范。特别是在明年下半年,美国进入大选季,两党候选人如果争相打“台湾牌”,特别是主要候选人访台,这势必对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造成巨大冲击。

来源时间:2022/12/27   发布时间:2022/12/27

旧文章ID:29018

影响力图腾?为什么中期选举后的共和党仍难与特朗普割席?

0

作者:门易安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在刚刚结束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在选举前所预期的红潮(Red Wave)并没有出现。在参议院的选举中,民主党在12月6日佐治亚州的复选中成功获胜,赢得参议院,并且在宾夕法尼亚州被民主党翻转了一个议席。而在众议院中,共和党仅以8票微弱优势赢得多数。而因为美国众议院中期选举的铁律便是执政党会丢失较多席位,例如2018年特朗普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丢失了42个席位,2010年奥巴马的中期选举中,民主党损失了52个席位等。在这条铁律下,民主党在此次选举中损失较小,无疑是较为显著的胜利,而共和党作为大选中的少数党,在此次中期选举获利颇少。

本次中期选举的初选中,特朗普背书的候选人胜率达到了可怕的81.8%,特朗普本人也称自己为“背书之王”。而在中期选举中,得到特朗普背书的部分候选人失利,这也是共和党中期选举战况不如意的很重要一部分原因。因此,很多人将此次共和党的失利归咎于特朗普,哪怕入福克斯新闻网等保守派媒体都发文谴责特朗普,称其为“最大的输家(Biggest Loser Tonight)”,还有共和党人称特朗普并“没有图腾一般的影响力”却一直在影响干预中期选举,最终搞砸了共和党的选举。因此,便有观点称此次中期选举导致了温和派共和党人对特朗普进一步猛烈的批评,并使共和党与特朗普更加割席。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共和党真的可以与特朗普割席甚至摆脱特朗普的影响吗?本文认为,由于特朗普选民的支持以及特朗普数年来对于共和党候选人竞选方式本身的塑造,共和党建制派是或将难以摆脱特朗普的影响。

一、特朗普政策理念的拥趸:难以逾越的忠诚

首先,尽管共和党建制派可以决心与特朗普割席,但是支持特朗普的民众是其难以跨越的鸿沟。与特朗普划清界限必然导致的便是这部分选民群体的损失。‍‍‍

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都认为特朗普并非是一个有希望在2024年重新竞选成为总统的人,但是正如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特朗普支持者查克·史密斯(Chuck Smith)表示的:“如果特朗普参选,我一定会支持他”。尽管认为特朗普所受到的攻击会对共和党造成重大的威胁,在特朗普宣布竞选后,这部分选民群体仍然会支持特朗普。

那么基于此,最重要的问题便是厘清共和党内到底有多少特朗普的支持者。在NBC开展的一项民调中显示,当被问及“你认为你自己更支持特朗普还是更支持共和党?”时,在2022年11月大约有30%的共和党注册选民选择了更支持特朗普。尽管比起2020年10月的54%大幅减少,但仍有三分之一的共和党人忠诚于特朗普而非共和党本身。根据AP VoteCast采访了超过94,000名中期选举参与者,66%的共和党人表示他们认为自己是MAGA运动的支持者,而三分之一的人表示他们不支持MAGA运动。因此,不难看出尽管特朗普已经不再是美国总统,同时也并未亲自下场参加中期选举,但同样获得了大批的、对于其本人的支持者。

同时,一个广泛存在谬误便是:认为特朗普赢得选民的支持是因为其所主张的MAGA运动、否认2020年大选结果或者是因其鲜明的个人性格。但实际上,根据纽约时报9月份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4%的共和党人表示对特朗普有非常好的看法。特朗普的支持者很多并非因为2020年特朗普对总统选举结果的否认,反而是因为反对移民、本土优先的经济政策等。因此,仅仅从特朗普的极右翼观点来看其在共和党中的影响力同样是错误的,特朗普在执政时所取得的政绩同样塑造着其在选民心中的形象。

在2016年的选举中,当共和党人否认他的提名等情况发生时,其反复宣称自己要组建第三党参选。同样,在2021年1月6日国会山暴乱发生后,在面对共和党建制派的谴责时,他又称自己要组建第三党。在2021年2月的保守党政治行动会议(CPAC)的演讲中you3宣称其不会组建第三党。尽管特朗普是否真的会组建第三党仍然是不确定的,但实际上这是特朗普的一张“王牌”。根据上述的民调数据来看,超过三分之一的选民对于特朗普的忠诚是大于共和党的。那么,相比起于共和党传统建制派的号召与动员,这部分的选民群体显然是更坚实的特朗普跟随者。一旦共和党建制派与特朗普产生分裂并在关键议题上产生分歧,那么其仍然有可能失去这部分选民群体的支持。因此,NBC新闻称之为“自杀式谋杀”。而当特朗普在宣布再次竞选总统后,根据《政客》(Politico)的一项民调显示,假设共和党今天举行共和党总统初选,大约有47%的共和党人活倾向于共和党的独立人士将会支持特朗普。在面对三分之一乃至半数的选民的忠诚建立在特朗普个人之上而非共和党本身,在当前阶段共和党难以与特朗普真正割席开来。

二、MAGA候选人对共和党的具体影响

尽管从中期选举的结果上来看,特朗普背书的部分极右翼候选人在选举中落败,我们可以看到极右翼MAGA主义作为一种运动本身的力量可能在消退,特朗普也广受共和党内部温和派与建制派的批评。但是,特朗普与支持特朗普的党内候选人以及普通的共和党选民一直都在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特朗普拒绝承认失败等极右翼性格与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共和党人,以至于我们现在很难将特朗普的性情与策略同共和党区分开来了。

从宏观层面来看,尽管特朗普支持的一些极右翼共和党人在大选中落败,仍然有近90位极端MAGA主义者成功当选众议员议员。这部分议员在议会中可以发挥的作用无疑是较大的,他们可以通过众议院内不同的委员会对领导层实现影响。例如,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便曾表示过,“如果共和党人在2022年获得众议院多数席位,那么众议员保罗·戈萨尔(Paul Gosar)和马乔里·泰勒·格林尼(Marjorie Taylor Greene)将重新获得委员会的任命”,而这两名议员都曾因发表煽动性言论被开除委员会职务。如此多数量的极端MAGA主义者在中期选举获得胜利本身也便导致共和党无法轻易与极端MAGA主义割席开来。

而从候选者个人的层面来看,特朗普的支持者丹·考克斯(Dan Cox),其曾多次转发或发表以“拯救美国(Save America)”或提到特朗普(@realDonaldTrump)的推文,其在马里兰州的州长竞选中以超过25个百分点落败。而在其落败后发布的声明中,他提到他曾致电获胜的民主党候选人韦斯·摩尔(Wes Moore),“在他被宣布为获胜者时祝贺他”,“根据其他人所说的事实,另一方已经被宣布为赢家”。他又提到:“我们的内部数据显示,摇摆不定的选民大量转向共和党,而共和党人的投票率也很高。尽管据报道,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从这份声明中,不难看出尽管考克斯承认了对手选举的胜利,但措辞都为“根据其他人的报道或事实”而又提到共和党内部的统计数据与情况。其对于失败的承认仅仅是出于客观情况的举措,而非真心实意。

此外,在中期选举中,尽管得到特朗普背书的候选人有相当一部分最终落败,但仍有超过200名MAGA支持者在选举中顺利当选,例如极右翼保守派利兹·切尼(Liz Cheney)等。尽管很多共和党人都在纷纷谴责特朗普对于美国政治秩序的破坏,但他们本身也仍然是依照特朗普的极右翼模式、发表极右翼观点而成功当选的。以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DeSantis)为例,其在竞选中发布了一段视频,其中说:“上帝俯视着他计划中的天堂,然后说:‘我需要一个保护者。’所以上帝创造了一个斗士。”就像特朗普被视为基督教民族主义者的保护者乃至救世主一样,德桑蒂斯同样将之塑造成为了保护者的形象,有着与特朗普类似的营销路径。

共和党人称特朗普为失败者,但他们都没有表现出勇气去寻找另一种不那么特朗普式的取胜之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共和党主流与特朗普割席开来,他们也并不能将特朗普对于党内的影响力消除。相比起于个人特质,MAGA似乎已经成为了共和党部分候选人的共性与路径。因此,对于那些想要清楚特朗普在共和党影响力的温和派共和党人来说,仅仅与一个特朗普划清界限是难以达成这个目的的了。

三、结论

尽管在中期选举中特朗普所背书的候选人失利且特朗普本人广为共和党党内批评,但从之前的分析中不难看出,特朗普在美国仍然有着较为广泛的坚实支持者,这部分选民群体对于特朗普的支持是远大于其对于共和党的支持的,当共和党同特朗普割席时,很有可能流失这部分的选民群体。同时,自从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其一直塑造着共和党党内的文化,共和党内也有着许多MAGA群体。

近日,特朗普宣称要参与2024年的大选,而德桑蒂斯同样暗示要参加选举。尽管离大选还有两年的时间,两人之间已经火药味颇浓,特朗普扬言要放出关于德桑蒂斯的丑闻。一边是MAGA运动的领袖而另外一边是建制派共和党人,两者在民调中也各有胜负。尽管两者之间胜负难分,但可以料到的是,两者间的冲突会导致共和党内部的分化,同时与德桑蒂斯势均力敌的特朗普同样保有着其在共和党内的影响力与控制力。对于共和党来水,尽管他们可以批评特朗普以及逐渐削弱其影响力,但是在后特朗普时代,共和党人能否真正摆脱特朗普的影响,如果能够摆脱的话该以何种形象示人、自身实力尚存几分都还是值得观察与商榷。

参考文献

1.How a G.O.P.Wave Became a Ripple

https://www.nytimes.com/2022/11/09/us/politics/republican-election-results.html?action=click&pgtype=Article&state=default&module=styln-2022-midterms&variant=show®ion=MAIN_CONTENT_1&block=storyline_levelup_swipe_recirc

2.Trump Reminds Republicans He’s Not Going Away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trump-reminds-republicans-hes-not-going-away/2022/11/15/fb615d64-6555-11ed-b08c-3ce222607059_story.html

3.At Trump’s angry announcement,the magic is gone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2/11/15/trump-mar-a-lago-announcement-angry-dana-milbank/

4.Republican rivals start considering a post-Trump future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2/11/13/trump-republicans-rivals-2024/

5.Trump Is the Chief Obstacle to a Republican Revival

https://www.nytimes.com/2022/11/11/opinion/midterms-trump-republican-revival.html?action=click&module=RelatedLinks&pgtype=Article

6.Republicans Pushing to Move Past Trump Face One Big Obstacle:His Voters

https://www.nytimes.com/2022/11/14/us/politics/trump-presidential-campaign-voters.html?searchResultPosition=4

7.NBC News Survey

https://s3.documentcloud.org/documents/23272032/220806-nbc-november-poll-v2.pdf

8.September 2022 Times/Siena Poll:Cross-Tabs for All Respondents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2/09/16/upshot/september-2022-times-siena-poll-crosstabs.html

9.Don’t Be Fooled,Trump’s Hold on the G.O.P.Is Stronger Than Ever

https://www.nytimes.com/2022/11/14/opinion/trump-republican-gop-midterms.html?searchResultPosition=9

10.Trump blasted across media spectrum over Republicans’midterms performance:’Biggest loser tonight’

https://www.foxnews.com/media/trump-blasted-across-media-spectrum-over-republicans-midterms-performance-biggest-loser-tonight

11.It’s still Trump’s party and he’ll run if he wants to…run if he wants to,run if he wants to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2/11/15/donald-trump-president-campaign-00066886

12.Trump-DeSantis Rift Grows,With Dueling Rallies in Florida

https://www.nytimes.com/2022/11/06/us/politics/trump-desantis-republicans.html?searchResultPosition=5

13.Why Trump may choose to run third-party in 2024

https://thehill.com/opinion/white-house/591847-why-trump-may-choose-to-run-third-party-in-2024/

14.Donald Trump CPAC 2021 Speech Transcript

https://www.rev.com/blog/transcripts/donald-trump-cpac-2021-speech-transcript

15.First MAGA Congress

https://www.axios.com/2022/11/09/maga-trump-house-republicans

来源时间:2022/12/26   发布时间:2022/12/25

旧文章ID:29017

美国有四类人主张对华“脱钩”, 哪一派风头正盛?

0

作者:Max Bessler  来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导读:中美“脱钩”是跨越特朗普和拜登政府的共同议程,然而,作为相互依赖的最大两个经济体,“全面脱钩”从过去到现在都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经由今年拜登政府重塑供应链、加强对华竞争部署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若干领域中的“部分脱钩”似乎成为一个未来很可能发生的现实。这也需要我们更仔细地审视美国内部政策制定者和专家们关于“脱钩”的不同立场及其力量消长。

2021年4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乔恩·贝特曼(Jon Bateman)撰文介绍了对华科技“脱钩”三种意识形态:“限制主义”阵营认为中美科技关系是零和博弈且有利于中国,因此有必要大幅缩减双边科技关系;“合作主义”阵营认为中美科技关系是非零和博弈且有利于美国,因此质疑“脱钩”议程;“中间派”阵营认为中美科技关系复杂且不确定,既有零和因素也有非零和因素,两国的成本和收益都是混合的。本文试图扩大和明确贝特曼对这一话题的阐述,通过影响贸易、技术、资金和人员流动等政策渠道,进一步理解美国政府推动与中国进行“脱钩”的四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作者尤其指出了这四类人的主要特征:支持合作主义的通常是亲商的技术官僚或行政部门之外的进步主义力量和硅谷跨国企业;支持分离主义的则是诸如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政治家;限制主义者和中间主义者有时难以区分,因为他们往往使用同样的政策工具,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实体清单”的明显兴起即为中间主义政策的一个例证。

拜登政府的立场在限制主义与中间主义之间暧昧不清,贸易代表戴琪、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财长耶伦围绕对华关税的一系列分歧却透露了中间主义和限制主义的微妙差异。但是,在2022年夏天以及10月份实施了一系列全面的技术脱钩和技术管制政策之后,限制主义政策似乎正在取代拜登政府当前的中间主义政策。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转发本文,供读者思考。本文原刊于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网站,原题为“Demystifying the Debate on U.S-China Decoupling”。

解读美国的四类对华“脱钩”立场

文|Max Bessler 

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微妙的竞争中相互交织着。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与美国一起成为了世界经济的领头羊。随着中国成为经济和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对这种经济交往产生了更深层次的国家安全担忧。政策制定者和专家们现在正在争论美国是否应该“脱钩”(decouple)以及如何“脱钩”——即广义上来说对中美国际贸易的限制。

在理解美国政府推动与中国进行“脱钩”的四种截然不同观点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美国为什么要限制与中国私营企业的经济往来。

美国对廉价进口商品的巨大需求推动了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崛起。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有8亿多中国公民摆脱了贫困。自1985年以来,美中贸易额增长了51倍,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为美国维持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提供了支撑。中国一直是世界和美国制造业供应链的中心,为美国投资者创造了数千亿美元的利润,向美国派遣了最多的学生,并在直接出口部门为美国公民创造了近100万的就业岗位。

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奉行更激进的外交政策,美中两国关系开始恶化,地缘政治竞争也随之出现。许多人认为,奥巴马政府在其执政后半期重新调整美国对华外交政策优先顺序的“重返亚太”(Pivot to Asia)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缓解其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的焦虑。2016年美国大选时,一些政界人士开始对美中经济交往所带来的好处提出质疑。继奥巴马之后,特朗普寻求与中国达成“一项公平互惠贸易协议”的言论引发了一场值得商榷的贸易战,美国在数十年来首次提高了关税。2022年10月,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宣布,“后冷战时代已经结束,大国之间正在展开一场竞争,以决定下一步的走向。”

竞争促使美国政策制定者重新考虑美国私营企业应当如何与中国同行、中国市场打交道。美中关系的恶化在美国政策制定者中引发了四种关于脱钩的广泛立场:分离主义者(separationists)、限制主义者(restrictionists)、中间主义者(centrists)和合作主义者(cooperationists)(见下图)。在2021年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乔恩·贝特曼(Jon Bateman)专门用一章介绍了限制主义、中间主义意识形态和合作主义,并为中间主义的中间道路奠定了基础。本文试图扩大和明确贝特曼对这一话题的阐述。

""

1 合作主义者

在所有关于“脱钩”的立场中,合作主义者最倾向于经济一体化。它主导了前几个时代美国对华经济交往的思考。如今,他们通常是亲商的技术官僚,认为继续进行美中接触的好处大于其战略风险。甚至在许多战略领域,他们认为利润、创新以及这两者所创造的和平,比任何针对性的限制“所谓的妨害国家安全的”商业活动措施都更有利于美国的利益。

合作主义者奉行的政策,例如自由贸易协定、降低关税、知识、非关税壁垒和数据共享协议等,将使两国经济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美中经济关系的上一个时代(即合作时代),北京和华盛顿合作主义的里程碑政策包括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在2015年签署美中网络协议。

今天已经很难找到奉行合作主义的政策制定者。自从特朗普赢得大选,公开宣扬其对中国政府的鹰派立场,并发起了一场提高关税的贸易战以来,两国政府间几乎没有任何官方的经济合作。2022年8月,在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关于经济问题的几个初步谈判也被暂停。但2022年11月,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G20峰会上进行了面对面交谈,这引发了新的希望。但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答案。无论如何,那些支持合作主义的人都更多集中在行政部门之外。许多人在硅谷等跨国企业工作,或在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等和平进步主义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内工作。这些人认为,脱钩政策可能带来“自以为是的大国竞争”。

2 分离主义者

与合作主义者倾向于合作的观点截然相反,分离主义者则主张“完全脱钩”。美中竞争加剧促使政策制定者和专家们开始考虑一个不太现实的未来,即美中停止所有经济活动,分裂成相互独立的集团,这让人想起冷战时期。分离主义通常作为经济民族主义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出现在民粹主义政治家的政策中。前总统特朗普和其他人在推特上发表的某些声明促使分析人士对完全脱钩的影响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鉴于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和随之而来的分裂言论,专家们已经开始分析切断美中之间所有经济联系可能会产生的影响。例如,近来受到第四次台海危机的影响,杰拉德·迪皮波(Gerard DiPippo)的线上评论和克里斯·米勒(Chris Miller)所著《芯片战争》的最后一章都分析了台海局势对中美经济关系的影响。他们都认为,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军事冲突本身就很可怕。由于中国台湾是全球半导体制造中心,一旦爆发战争将破坏数万亿美元的全球贸易,阻碍全球电子产品消费,制造商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取代台湾在芯片生产中的中心地位。

分离主义的路径难以走通,因为这条路线要求(美国)必须在非战略领域切断与中国的有益经济联系。迪皮波和米勒一致认为,完全切断美中间的贸易联系将会损害两国经济、损害大多数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利益。而当推测“完全脱钩”所产生的二级效应(second order effects)时,由于其导致的后果可能会颠覆全球供应链、银行和劳工制度,“完全脱钩”的影响被证明是很难预测的。随着美中军事摩擦的增多,分离主义相关分析出现的频率以及其重要性可能也会随之增加。

3 限制主义者

限制主义者也试图大幅减少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以抑制中国的经济和崛起。但与分离主义者不同,分离主义者设想的是一个完全切断美中贸易的世界,而限制主义者则仍然允许与中国进行经济贸易,但前提是这能增强美国的国际主导地位,同时可以遏制中国追求所谓的“主导”。限制论者认为美中之间的经济互动是一种零和博弈,若中国企业获得了经济收益,那意味着中国获得了胜利,而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就输了。限制主义者还通过摩尼教的善恶之说,声称中国是一个“修正主义大国”,来阐明一种观点,即中国威胁到了全球经济秩序,必须予以遏制。

鉴于(全球间的)相互依存关系,限制主义政策通常会以某种方式损害到美国经济。特朗普政府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而对华实施全面禁令就说明了这一点。尽管其在战略上是可行的,但寻求经济实惠替代品的智能手机消费者却输给了其它领先的竞争对手。为了使限制主义政策被民众所接受,该政策的支持者需要不断证明中国对美国经济的依赖程度远远超过了美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由此,限制主义政策就能经受住那些在美国市场中重视国家安全问题的人的批评。

4 中间主义者(Centrists)

中间主义者试图开辟一条中间道路,他们希望在最具战略敏感性的领域限制中国企业,同时允许在其他(不敏感)领域尽可能多地开展安全的业务。与限制主义者不同,中间主义者使用了更多的外交辞令,提出的议程也没有前者那么宽泛。中间主义者认为,中国在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但如果不谨慎行事,中国有可能会取代美国在地缘政治中的主导地位。在言辞上,许多人采用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小院高墙”(small yard, high fence)的比喻来阐述他们的主张。中间主义者的战略通常专注于在微芯片等尖端领域推动与中国的技术脱钩,但其在贸易、金融、传统技术或劳动力和学生流动等其他领域则允许与中国进行公平的经济接触。

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实体清单”的明显兴起就是中间主义政策的一个例证,该清单指定并限制外国公司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进口美国货物。2018年至2022年,被限制购买某些美国商品的中国公司数量增加了四倍多,其中大多数(被限制的商品)是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原材料和下游技术。在可能会与国家安全相关联的情况下,技术投资流动也被限制。从2016年到2020年,美中之间技术相关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96%,而中国的研发支出则激增至创纪录水平。

在这个框架中,区分限制主义者和中间主义者的政策要比区分其他派别的政策更难。尽管他们秉持的理念和表达方式有所不同,但他们却普遍依赖于相同的政策工具,如出口管制、关税、投资审查和产业政策。当新措施出台时,专家们必须忽略这些言论,并确定新政策本质上是属于限制主义还是中间主义。

这种区别确实存在。限制主义者和合作主义者可能有相同的政策,但他们提出的范围和所产生的影响却各不相同。因此,专家之间需要达成一些历史共识。例如尽管依靠相同类型的政策工具,限制主义者将选择更深入的政策工具来尽可能多地切断美中之间的经济联系。在2022年夏天以及10月份实施了一系列全面的技术脱钩和技术管制政策之后,限制主义政策似乎正在取代拜登政府当前的中间主义政策。

来源时间:2022/12/26   发布时间:2022/12/24

旧文章ID:29016

如何解释美国自2008年以来在东南亚外交政策的失败?

0

作者:  来源:国政学人

作者:Laura Southgate,英国阿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专业讲师,主要研究东南亚地区安全、东南亚地区主义和国际关系理论。

来源:Southgate Laura, “Explaining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Failure in Southeast Asia since 2008,” Asia Policy, Vol. 28, No. 4, 2021, pp. 195-215.

导读

本文考察了自2008年以来美国领导层的变化对东南亚外交政策的影响,评估了以精英观念和政治约束为形式的系统压力和国内进程对美国在该区域外交政策执行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自由开放的印太”外交战略与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有明显的不同。由于考虑到美国并未改变其保持太平洋大国地位的利益追求,因此本文认为外交政策的此种变化可以通过系统压力和国内变量来解释。较宽松的战略环境增加了美国在东南亚的政策选择,使外交政策的选择更大程度上受到领导人的看法和国内约束的影响。由此产生的政策结果则是使东南亚地区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本文发表于2021年10月,因此,第四部分针对拜登政府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选择分析具有一定的时滞性,读者应该注意。

系统性制约和亚洲战略环境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行为一直受维持其全球霸权地位愿望的影响,并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国相对实力上升的影响。这一目标影响了历届美国政府在东南亚地区制定的外交政策。本文认为,以下因素阻碍了美国在东南亚实施强有力的政策回应。

首先是对中国的实力缺乏明确认知,特别是对中国实力增长的紧迫性以及中国在物质能力层面是否能对美国造成伤害。本文采用现实主义立场,认为当一个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时,行为体可以称其行为是来自外部的强迫而非出于喜好。然而,在奥巴马和特朗普总统任内,对中国的实力认知均没有达到完全支配美国在东南亚外交政策的程度。原因就在于中国没有对美国的主权或生存构成直接实力威胁。这种并非紧迫的威胁,创造了一个宽松的战略环境。

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下,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在亚洲寻求了不同的战略外交政策。奥巴马政府强调了国际联合和与盟国一起采取集体行动的重要性,而特朗普政府则强调有必要通过“前沿军事存在”以及强大的防御网络、联盟和伙伴关系,在印太地区维持有利的力量平衡。

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

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战略可以被看作是一边试图维护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未果,同时又对国内对他在外交政策上“幕后领导”(leading from behind)批评进行的反击。首先,中国通过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与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抗衡对应了再平衡进程。其次,东南亚地区如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也对再平衡战略表示了担忧,表示不愿被夹在大国竞争中的进程里。

同时,奥巴马政府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实施还受到了国内进程的破坏。尽管TPP在许多方面都是奥巴马政府在亚洲经济政策的基石,但在国内却遭到了强烈反对。包括但不限于部分社会派系、有组织的劳工和环保组织等,这些群体在2016年实施了反对国会批准该战略的活动。

在许多方面,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一项基于合理决策的政策。然而国内变量对政策的实施造成了影响。奥巴马政府在国内没有面对精英阶层明确阐明该政策,也无法与国防部就基础财政政策达成一致。同时由于缺乏对TPP等关键环节的制度支持,以上问题便变得更加严重。

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议程

随着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美国在东南亚国家外交政策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扩大。特朗普在就任总统之初就明确表示要放弃先前政府制定的所有政策,其中也包括亚太再平衡战略。

虽然特朗普和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战略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但特朗普的领导风格和对世界的看法是产生不同外交政策方针的一个新变量。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强调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反映了特朗普对多边联盟的排斥。这一思想在他对亚洲论坛和会议的缺席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他没有出席2018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并选择缺席2018年、2019年、2020年东盟峰会和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的东亚峰会。而对于东南亚这样一个优先重视多边对话的区域来说,这一战略并不受欢迎。

与他的前任不同的是,特朗普持有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世界观。他认为实际上没有国际社会,所谓的盟友都是利用美国的搭便车者。同时他也不赞同奥巴马关于普遍自由主义的观点,而是采取零和观点以及对国家利益的狭隘定义。比如他赞扬那些为解决自己地区问题承担更多责任的国家,于是美国在2019年初与韩国签署了美军在该国驻军的费用分担协议。

然而,美国国内精英的看法和其他限制因素也影响了政策的执行。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导致美国不愿真正参与地区多边论坛。而政府内部的分歧、官员的高流动性以及在海外任职的高级外交官的缺乏,都阻碍了真正有效地实现亚洲外交政策。

拜登政府早期的外交政策

拜登政府早期的声明表明,其对东南亚的外交政策结合了奥巴马政府对地区盟友的优先考虑以及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更强硬立场。

美国的亚太盟友是这一遏制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一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证实,“拜登政府希望支持现有的组织,比如东盟(ASEAN)与四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新一届政府已将在亚洲的外交接触列为优先事项,以实现这一目标。拜登于2021年3月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首相举行了线上峰会。峰会后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证实了四方组织成员的愿望,即“努力建立一个自由、开放、包容、健康、不受胁迫约束的地区”。

这些早期的政策倡议让我们得以了解拜登总统对国际体系的看法。然而,精英阶层的看法只是可能限制外交政策选择的潜在变量之一。对于拜登政府来说,其继承的国内制度体系对未来政策的实施既有利又具有挑战。比如新冠疫情造成的潜在国内限制就不易预测。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仍是拜登政府的一项优先任务,而该任务有可能耗尽本可分配给外交政策规划和执行的资源。

除此之外,拜登政府还必须应对公众和媒体对其外交政策的争论。比如拜登政府于2021年8月从阿富汗撤军的争议性决定,就引发了一场危机。《纽约时报》发表的评论文章称拜登的退出决定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historic mistake),是“没有好结果的混乱”(mess with no good outcomes)。撤军引发了一场国内政治危机,并向盟友发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信息:美国的承诺和参与是靠不住的。对其后果的处理也分散了拜登政府对亚太政策的优先考虑。2021年2月缅甸发生的政变和暴力镇压就给拜登政府带来了初步挑战。拜登在国内受到来自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巨大压力,要求对缅甸实施严格制裁。作为回应,他批准了一项新的行政命令,制裁应对政变负责的军事领导人,并冻结了有利于缅甸政府的美国资产。此反应与东盟的反应形成鲜明对比,后者优先与缅甸军事领导人进行接触和建设性对话。这个截然不同的对待问题的方式极有可能会对拜登在东南亚的双边和多边合作产生负面影响。

美国能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地区参与者吗?

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特朗普政府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都试图在亚洲地区对抗日渐强大的中国。这两项政策还均试图支持地区盟友,维持地区和平与稳定,并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然而两种政策之间有明显的差异,特别是特朗普个人偏好双边主义、保护主义,以及将地区访问和高层交流委托给高级官员和军官。

尽管如此,特朗普政府政策和行动的不一致性质却有可能疏远美国的传统盟友。同样奥巴马政府的再平衡战略也未能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如何解释外交政策的这种变化?系统性压力决定了美国对东南亚外交政策的大方向。尽管在部分方面变得越加紧绷,但总体宽松的战略环境阻碍了更有力的战略实施。这种宽松的环境增加了可以选择的政策数量,但外交政策的选择却受国内因素的影响。

对东南亚地区外交政策的变化和政策执行的限制意味着两届政府的亚洲政策都没有达到其核心意图。具体表现在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仍然受到威胁、盟友仍不确定美国的意图、该地区的力量平衡也处于不稳定状态。在许多方面,奥巴马政府在宣布再平衡战略后未能坚持到底的结果让该地区的盟友“都太清楚美国战略的缺陷”。而特朗普政府的不可预测性又加剧了这种情绪。尽管特朗普和他的政府把亚洲作为国家的核心安全利益,但其言论和行动有时似乎与美国的整体政策不一致,使得该地区的合作伙伴感到担忧。

这种未能在地区保持一致和可信战略的状态,阻碍了美国实现其在东南亚的目标,并影响了美国作为一个可靠的地区参与者和结盟伙伴的形象。这对已经明确将中国列为美国战略利益的威胁的拜登政府造成了严重影响。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所带来的系统性约束,以及同时带来的对权力相对分配的影响,正在形成一种日益限制的战略环境。随着政策制定者的选择范围变得更加有限,国内干预外交政策的能力也将随之减少。

这一发展为在东南亚和整个亚太地区采取更强有力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机会。然而,正如对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在东南亚政策的考察所表明的那样,外交政策的成功与否都将取决于拜登政府是否支持修复地区关系、支持多边倡议以及在其任期内保持持续水平的能力。如果拜登政府不能扭转美国对东南亚政策的不确定性,美国可能将难以恢复其信誉。

译者:杨璐源,国政学人编译员,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研究兴趣主要为政治经济。

来源时间:2022/12/26   发布时间:2022/12/26

旧文章ID:29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