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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主权?美国的私人互联网资本、数字平台和基础设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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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国政学人

作者:Maryanne Kelton,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国家安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联盟关系和数字技术战略影响的研究员;Zac Rogers,南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新成立的美国数字技术、安全与治理联盟杰夫·布莱奇中心的研究负责人;Emily Bienvenue,国防科学与技术集团联合与作战分析部门的高级分析师;Sian Troath,弗林德斯大学的博士候选人。

来源:Kelton, Maryanne, et al. "Virtual sovereignty? Private internet capital, digital platforms and infrastructural power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 Vol. 98, No. 6, 2022, pp. 1977-1999.

导读

数字技术引领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大数据、5G技术、云计算等都是数字技术的关键竞争领域,并且激发了数字经济的繁荣。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长足进步,数字治理问题也不断突出。作者敏锐地发觉到美国数字平台可能对传统的国家主权概念产生冲击和破坏。因此,本文主要分析了数字平台的力量如何挑战传统的国家主权概念。作者首先梳理了关于国家主权和权力的经典文献;其次,作者借鉴了”基础设施权力“的概念,认为数字平台在美国催生了一种虚拟主权;然后,作者重点说明了美国数字平台是如何通过基础设施权力在虚拟领土上获得主权权力的。最后,作者得出结论:尽管美国的私人互联网资本和数字平台获得了相当大的力量来塑造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促进了“金融科技”的跨境流动,并获得了某些方面的变革性经济力量,但关于它们的“虚拟主权”的合法性和承认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回答。

2018年,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认为:Facebook在很多方面更像一个政府,而不是一家传统公司。微软总裁布拉德·史密斯(Brad Smith)在2019年也说:我们作为一个全球科技行业,需要成为一个值得信赖和中立的数字“瑞士”。虽然这些声明中的企业姿态是一个要素,但数字平台声称或渴望与国家一起行使某种形式的主权。

作者认为挑战来自于美国数字平台的“虚拟主权”(virtual sovereignty)的力量。它们通过对关键软件和硬件的商业开发和控制,以及由此对人类行为的影响而拥有实质上的主权。“虚拟主权”指的是数字平台在数字时代不断演变的虚拟领土中获取的基础设施权力。美国私人互联网资本和数字平台,如Alphabet(谷歌是Alphabet的子公司)、Meta、亚马逊、苹果和微软,正在获得传统上由美国政府行使的各种基础设施权力。基础设施权力包括:(1)采掘权力(extractive power),即在社会同意和合法性的情况下渗透到社会中,并提取和配置资源的能力,包括物质和人力资源的采掘;(2)变革性力量(transformative power),是指发起、赞助和利用重大技术创新以造福国家的能力。本文将虚拟主权和基础设施权力的社会来源定位在数字堆栈(digital stack)的硬件和软件中:数字堆栈是数字基础设施的聚合层,包括人机界面、地面传感器、本地数字蜂窝和区域通信网络、互联网网关(包括海底电缆、着陆点和卫星系统)以及地理空间价值、资源和供应链。

主权和权力是有争议的概念,它们在数字堆栈中的审查受到其不透明性和无定形性质的阻碍。2019年,全球十大数字平台中有五个总部设在美国。虽然美国的主导地位有所削弱,但全球互联网的根服务器仍然以美国为主。数字平台通过数字堆栈所扮演的角色对美国国家行使“结构性力量”的能力具有影响。作者将“结构性力量”定义为国家在国际上投射力量的能力,或国内基础设施力量的“外向”表现。

主权

本文重点讨论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对主权的概念,即包括权力、权利和在一个有领土边界的国家内的控制权。传统的主权定义是“单一的、绝对的、不可分割的、领土的和中央集权的”,经常被规范地用于维护国际稳定,以及断言一个国家对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克拉斯纳(Krasner)认为,主权由“一系列属性”组成,包括领土、承认、自治和控制,尽管很少有国家拥有所有属性。克劳福德(Crawford)和博拉克(Beaulac)都指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社会契约的合法性产生了权威,当社会契约的合法性消失后,国家主权也就随之消失了。主权可以位于一个政体中的多个地点。因此,我们有理由去质疑美国的数字平台是否正在承担主权国家的一些权威。在有边界的领土内拥有和行使权力是主权的关键属性。那么在数字环境下,“虚拟领土”的性质是什么呢?

数字空间的技术基础包括机器和通信信号网络的物理层,软件的句法控制层(它为计算机系统和网络格式化和构造信号),以及语义信息库(其含义来自电子信号)。这些关键的基础设施产生了新的地理位置和新的领土。

数字平台获得基础设施权力是一种私人商业逻辑的结果,这种逻辑依赖于积累和控制大数据,通过限制对国内和全球竞争的监管,超越软弱的美国反垄断法。这种商业逻辑最大化了美国私募股权投资的全球回报,这些投资为数字堆栈的全球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的设计和建设提供了资金。

权力的社会源泉

一个国家的采掘权和变革权,使主权国家能够决定政府政策、提供国家安全和指导技术创新。一个国家将基础设施权力转化为有效治理的能力是建立在社会认同的基础上的。在数字平台对大数据进行实时积累和商业化的时代,基础设施权力的行使并不局限于某个物理空间。数字堆栈为私人互联网资本提供了商业和监督机会,通过算法产生的大数据实时塑造着个人选择,通常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侵犯了个人的隐私权。大数据的指数级和无穷无尽的自动化生成使美国数字平台能够在没有竞争和国家监管的虚拟领土上,将私人互联网资本网络相互连接起来,从而形成新的组织形式。

由私人互联网资本资助的美国数字平台获得了“借助于并以美国政府本身为代价”的采掘和变革性能力。数字经济颠覆了美国政府传统上行使基础设施权力的方式,因为它不控制通过算法生成的大数据的实时收集和分发。这些活动的轨迹是平台,包括在线市场、桌面和移动计算环境、社交网络、虚拟劳务交易所、支付系统、交易系统等。如果网络真的“变成了世界”,我们能够提出一种形式的“虚拟主权”正在美国出现,因为数字平台行使着国家基础设施权力的特征。

采掘权:权威、控制和数字平台

1.通过关键技术获取采掘权

在这一部分中,作者考察了公司行为者通过对数字堆栈关键基础设施中的采掘权的指挥,在美国行使权威性控制的能力。主权国家提取和行使权力、传递命令和控制信息的手段越来越多地由私人商业平台持有或共享。海底电缆、卫星、云存储和带宽等实体基础设施是在由美国和非美国私营和国有企业组成的全球财富和供应链中创造的。他们创建和部署商业上可行的数字软件和硬件,跨越堆栈的人机界面和地理空间的陆地、海底和空间领域的各层。

与传统电信提供商不同,史无前例的网络、服务和数据商品化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美国政府的监管,甚至超出了监管范围,而数字平台则覆盖了连接和服务提供的方方面面。

2.人机界面上的采掘权

私人互联网资本为影响个人选择和行为的数字平台提供资金的能力,不一定与国家利益相称,也不一定与正常运作的自由民主所需的宽容多元主义、问责和透明度相称。国家主权是通过社会契约建立的,涉及放弃一些个人安全和公共服务自由,它的合法性不是通过数字平台和个人消费者之间的商业合同来建立的。

美国的私人互联网资本通过资助大数据的快速积累、存储和实时商业提取或商品化来行使采掘权力,数字平台以个体消费者的品味和欲望为微观目标,在全社会范围内实时塑造消费模式和空间联系。

3.采掘权、数字颠覆和外国干扰

主权权力和控制的属性之一是有能力维持自治,并排除外国行为者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国际不确定时期的数字平台破坏影响到国家的采掘权:其获得民间社会同意和向民间社会发出命令的能力。美国政府不仅容易受到敌意的外国行为者的攻击,而且容易受到心怀不满的国内行为者的攻击,这些行为者利用数字平台和社交媒体对国家的合法性发起社会认知攻击。此外,随着美国政府在国内行使基础设施实力的能力受到挑战,它作为一个全球大国维持合法投射外向型结构性权力的能力的能力也受到了挑战。

变革性力量和数字平台

有学者将国家和企业行为者之间的关系描述为一种“受治理的相互依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美国政府通过控制和管理技术创新巩固了其全球霸权地位。在随后的几十年冷战中,国家提供了资本、项目管理、赞助,并借助国家安全国家提供了大量资源,将大学与情报机构联系起来,以产生技术创新并将其商业化。然而,到2018年,私营企业在美国研发中的份额超过了国家安全国家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份额的三倍。在军工复合体中,私营企业部门在研发中的份额更大。数字平台运用变革力量来指挥和控制数字经济中的变化,但损害了部分国家安全。

商业激励和国家安全需求通常不一致。利用全球数字经济进行商业开发的潜在有利可图的商业模式吸引了大量私人互联网资本进入数字平台,而没有国家作为孵化器和受益客户。利用全球数字经济进行商业开发的潜在有利可图的商业模式吸引了大量私人互联网资本进入数字平台,而没有国家作为孵化器和受益客户。我们对传统观念中国家权力的社会来源的理解,受到了数字经济中新的社会权力来源的挑战。

结论

就变革力量而言,私人互联网资本对初创企业的支持,以及数字平台对大型商业研究预算的投入,远远超过了美国政府,甚至在国防和安全领域也是如此。在一些关键领域,美国政府已经放弃了在发起和赞助技术创新方面的大部分兴趣和能力。在美国,主权国家的基础设施权力和数字平台之间的区别在数字经济中是模糊的。数字平台似乎获得了一些传统上归属于主权国家的采掘和变革力量。

美国数字平台和支持它们的私人互联网资本深刻地影响着个人消费者的认知和行为,它们通过创新、不加限制地侵犯个人隐私,以及中介机构实时收集和购买大数据,然后将其出售给有意愿的广告商和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国内和国外的恶意行为者有能力破坏公民社会对国家合法性的认可。私人互联网资本和数字平台的力量不断增强,使治理变得更加复杂。美国政府仍然强大,而数字平台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对主权的理解所要求的合法性和权威,仍然存在争议,因为美国在虚拟主权的同意、问责制和透明度方面存在缺陷。

译者:孟晓宇,国政学人编译员,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

来源时间:2022/12/26   发布时间:2022/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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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贸易国内规制参考文件》在世贸组织的生效程序启动——减少跨境贸易成本 惠及服务贸易发展(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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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珊珊  来源:人民日报

12月16日,世贸组织举行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联合声明倡议谈判大使级会议,包括中国、美国、欧盟在内的55个参加方宣布完成《服务贸易国内规制参考文件》(以下简称《参考文件》)的国内核准程序。12月20日,中国、美国、欧盟等世贸组织主要谈判参加方正式启动《参考文件》在世贸组织的生效程序。这份文件包括哪些内容?将带来哪些变化?商务部世贸司负责人对其进行了解读。

承诺开放的领域包括大多数服务行业

“《参考文件》规则适用于各参加方在世贸组织项下承诺开放的所有服务部门。”该负责人说,目前,各参加方所承诺开放的领域包括大多数服务行业,涉及人民群众生产和生活的诸多方面。

据介绍,《参考文件》包括3个部分,共53个条款。

第一部分是总则。该部分规定规则适用范围,明确其适用于各方在世贸组织项下作出开放承诺的服务部门。体现发展导向,明确发展中成员将享受最长达7年的规则实施过渡期。确保监管政策空间,明确各方有权对其境内的服务提供进行管理和制定新法规。

第二部分是具体要求。一是明确适用的监管措施,规定规则适用于服务贸易的3类措施,即许可(如营业许可)、资质(如从业资格证)和技术标准(如行业的操作规范);二是规范监管措施的制定程序,规定了拟采纳的监管措施应遵循的标准,并对监管措施制定程序提出详细要求;三是详细规定监管措施的实施要求,规范监管部门行政审批申请受理时间、处理程序、收取费用以及资格考试安排等。

第三部分是金融服务专门规则。此部分规则与第二部分基本一致,不同之处在于该部分不包括“单一窗口”审批、技术标准制定和开展行业资格互认等规定。由于金融领域监管具有一定特殊性,各方在谈判过程中决定对其进行差异处理,不纳入上述规定。

具体来说,《参考文件》规则有助于规范这些服务行业的许可、资质和技术标准,如金融、电信、运输、医疗、教育、文化等行业市场的经营许可,律师、医师、教师、会计师、设计师、工程师等执业资格,道路、桥梁、房屋等领域特定设计和施工要求,通信、快递、环保等服务行业技术标准等。

响应业界减少跨境贸易政策壁垒期待

长期以来,跨境服务贸易面临大量政策监管壁垒限制,其贸易成本为货物贸易成本的两倍。根据世贸组织统计,监管规制壁垒(如监管政策不透明、许可审批流程繁琐等)所产生的成本约占服务贸易总成本的40%。

响应业界减少跨境贸易政策壁垒期待,《参考文件》所制定的规则,将有助于世贸组织成员提高监管政策透明度,简化许可审批程序,从而减少企业跨境贸易成本,惠及国际服务贸易发展。

此外,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第六条明确规定,成员应当围绕服务业领域的许可、资质和技术标准制定规则,确保其监管政策制定基于客观和透明标准、监管负担控制在合理限度、许可程序不构成市场准入限制。《参考文件》所制定的规则有利于推动实现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自由化便利化目标要求。

为维护世贸组织制定多边贸易规则主渠道地位,2017年,中国与欧盟、澳大利亚等59个世贸组织成员共同签署《服务贸易国内规制部长联合声明》,正式启动《参考文件》谈判工作。2021年12月,各方宣布结束谈判,并陆续启动各自内部批约程序。截至目前,《参考文件》参加方已扩展到70个成员,体现了参加成员为破解多边贸易体制面临的困难挑战进行的有益尝试和努力。

企业可据此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参考文件》正式生效,将成为参加方在世贸组织框架下的国际条约义务。

在政策透明度方面,《参考文件》对成员监管部门提出4点明确要求:一是提前公布拟实施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等监管措施;二是给予企业充分参与政策制定机会;三是及时公开行政审批信息;四是建立企业咨询反馈机制。

在许可审批事项方面,《参考文件》就受理申请时间表、确定申请材料完备性、提供审批进展状态、告知申请最终决定、提供拒绝申请理由、确保获批申请生效等6个方面作了具体规定。同时要求,成员监管部门应遵守监管独立要求,基于客观透明标准开展审批,确保审批流程公正、审批收费合理,以便提高工作效率,降低企业从业成本。

目前,《参考文件》中英文文本可在商务部官网世贸司子站中查询。其中,英文文本为作准文本,中文文本是参考译文。商务部世贸司负责人表示,如国内企业发现境外监管机构未履行其条约义务,可向其提出咨询,提醒其履行相关国际条约义务。企业也可将相关情况反映到我国商务部,商务部将视情在世贸组织服务贸易理事会等机制下向有关成员提出关注,敦促相关成员履行该规则规定,或视情启动争端解决程序,保障我国企业合法权益。

来源时间:2022/12/26   发布时间:2022/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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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将参加2024年总统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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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德智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当地时间12月26日,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已经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资料,确认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彭斯将与前总统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中竞争代表共和党参选资格。

来源时间:2022/12/26   发布时间:2022/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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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新条例迫使中企财审更透明 中概股从美退市缓冲时限缩短至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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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政辉  来源:联合早报

美国国会通过新条例,将中概股从美国股票交易所被除名的缓冲时限从三年缩短至两年,迫使在美上市中国公司在财务审计上更加透明。受访学者认为,美国此举意在施压中国政府和中国公司,确保中方配合尽早完成在美上市中国企业的审计工作。

在美上市陆港公司 约200家将受影响

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国会星期五(12月24日)表决通过了这项新条例,规定如果美国监管机构无法全面审查上市公司的审计底稿,这些公司被逐出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的缓冲时间,将从原来的三年缩短至两年。约200家在美上市的香港和中国大陆公司将受影响。

这项新规定近期将由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成法。推动立法的共和党籍议员肯尼迪(John Kennedy)说,新规定将赋予美国监管机构权力,“提醒中国遵守规则并非一个选项”。

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主席威廉斯(Erica Williams)也在一份声明中说,通过加大施压力度,让美国有权获取审计底稿,将能保护投资者。

根据美国之前的规定,在美上市的外国企业必须把审计底稿提交给美国监管机构审查,若连续三年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将被强制退市。但中国监管部门认为,在美上市中国企业的审计底稿信息涉及国家机密,如果允许美方检查,将威胁到国家安全;中美在这一问题上僵持多年。

今年8月,中美签署审计监管合作协议,允许美国监管机构对在美上市的中国大陆和香港公司的财务审计情况进行审查。PCAOB本月15日证实,已获得对中国大陆和香港公司审计底稿充分的检查权限,化解中概股面临的退市风险,而美国通过的新规定,可能再次让一些企业面对新的退市风险。

不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李明江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研判,上述变动并不会对审计工作带来任何负面影响或障碍,美国只是在透过施压,让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配合美国监管部门的要求,以期尽早完成所有审计工作。

李明江认为,既然中美已签署审计协议,后续审查工作也在逐步进行中,显示中美双方都有意愿解决审计争端,审计工作的完成只是时间和程序的问题。

来源时间:2022/12/26   发布时间:2022/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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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台湾政策法案与割据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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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评社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暨国际问题研究院副教授、武汉大学两岸及港澳法制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叶正国,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1月号发表专文《从美国政治的割据逻辑看“台湾政策法案”》,作者认为:“台湾政策法案”是以包裹立法的方式将原来散见于美国各种法律政策文件中的涉台条款的集约化,是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重要举措,也是中美涉台法理斗争的关键节点。鉴于国内的制度和现实困境,美国政治越来越趋向割据逻辑,议员利益越来越影响国会立法,国会立法日益侵害外交领域行政主导的权力配置,同时国会立法也愈发干涉国际事务,企图塑造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也反映在“台湾政策法案”的立法过程中,也势必影响其未来走向。对此,中国大陆应认识到涉台法理斗争愈发激烈,应不断强化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和法律。文章内容如下:

9月14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台湾政策法案”(Taiwan Policy Act of 2022),这是美国以价值话语、法律手段和身份政治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延续。它涉及外交、军事、经济、文化与国际参与等领域,不仅强化对台湾地区的军事和经济支持,而且改变美台关系的非官方性质,在实际上修改了“一个中国”政策。一旦明年初获得国会通过,这是自1979年“与台湾关系法”以来,美国对台政策最全面的调整。它也是美国打“台湾牌”的转折点,进一步暴露了美国的虚伪本质,改变了台海现状,进而试图掌握两岸关系的主动权和主导权。近年来,美国将中国大陆作为主要竞争对手和地缘政治挑战,以台湾问题作为抓手,不断将中国大陆的行为贴上军事威胁、经济胁迫和价值对抗的标签,以此在国际社会拉拢盟友,提升被特朗普时期损害的美国全球信誉,进而掌握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话语权。美国除以四方安全对话(QUAD)、四方芯片同盟、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AUKUS)、美日同盟等机制对中国大陆进行战略围堵外,还频频曲解“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甚至利用国内立法绕开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法。“台湾政策法案”是以包裹立法的方式将原来散见于美国各种法律政策文件中的涉台条款的集约化,也是将对台政策的新动向制度化和规范化的重要举措。虽然美国各种政治势力在台湾问题上有共识,但为了选举和部门利益等,也存在着激烈竞争,形成了割据逻辑。这也折射在立法过程中,不仅影响着“台湾政策法案”的走向,更是决定着中美涉台法理斗争的样态,有必要对其全面分析。

一、国会立法成为议员利益的规范表达?

美国以“自由民主”立国,民众具有天然的优越感,对民主输出抱有宗教般的热忱,认为各国应奉行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才能消弭在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上的冲突。在全球化时代,美国产业转移,政治过于偏向资本,难以发挥好平衡社会的作用,中下阶级被剥夺感不断增加。让人感觉讽刺的是,政治与资本的结合被一些精英解读为“民主与自由”的重要构成,但这无以解决美国社会的内在结构性问题,选民的选择空间并不大,反而让其越来越复杂。

近年来,美国各群体的撕裂日益明显,政治极化愈演愈烈,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大行其道。所谓的民主与自由只是政治精英用来包装虚伪承诺的借口与空话,在实践中作为排外和封闭的政治言辞,以便赢得周期性的选举。因此,选举民主逐渐成为民粹主义的发泄渠道。在特朗普时期,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领导力下降,“美国优先”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和美国的盟友体系,直至拜登上台后采取系列措施改变美国的国际环境。然而,拜登政府在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的错误道路上走得更远,以意识形态为名打造话语阵营,包装对抗战略意图,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大陆政治上对抗、军事上挑战与法律上否定的格局已经形成。当然,这反而加深了美国的通胀,致使美国民众的生活更加恶化。

为获取短期的政治利益,美国政治精英忽视内部治理的症结,将美国面临的问题归结为中国的发展。语言不是现实苍白的折射,相反,是价值及其符号形态的建构,是理解和创造现实的钥匙。这些精英找不到解决方案,炮制了所谓“民主自由VS.专制威权”的话语框架,影响舆论,操纵民意,将反中操作为政治正确进行政治动员。二分法使得选民也只有选立场、靠边站的份,不断以感性而非理性来看待美国存在的问题,也是对美国民众进行中国的认知塑造。原来在台湾问题上相对具有共识的选民日趋分化。很多国会议员在面临中期选举压力时,为博取民众的支持,对“台湾政策法案”各有盘算,即使相关主张比较极端,也不必为此负责。“选民意愿和选区利益对国会议员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绝大多数国会议员都想在下次选举中连任,因此如何为本选区捞取利益和争取选民也是他们在国会活动时的主要着眼点之一。”①在民粹主义的推动下,议员借助台湾问题塑造所谓对抗强权的形象,不断攫取意识形态对抗红利。他们藉台湾问题对中国进行各类制裁、造谣与抹黑,频频访台提高自身身价,来吸引选民的注意力,“访问台湾”显然成为部分政客获得曝光的机会和利益必备的行程,他们仿若过江之鲫。美国国会议员纷至沓来,比试谁更强硬,藉此累积政治资本。如果中国大陆给予制裁,他们反而更能向选民展示其功绩,可谓无本万利。

一直以来,美国国会存在所谓“友台”势力,这些议员很多长期得到台湾当局的利益输送,在国会中通过法案方式推动美国对台政策发展。这也是台湾当局倒逼美国政府的重要机制。民进党基于选举利益及政客本能,试图利用日益竞争的中美关系,将“台独”从乌托邦变为“伊甸园”。2016年蔡英文上台以来,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在“去中国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积极利用美国政府在对台政策转变的机会,试图将不可能的“台独”主张获得美国支持。与美国政客联手操作下,民进党当局将这个“假问题”当作美国选举的真议题进行操弄。所以,民进党当局在背后大力鼓动“友台”议员推动涉台法案,所谓的驻美代表萧美琴积极活动,一时间议员竞相提出各种“挺台”提案,尤其以“台湾政策法案”的象征意义最大,试图彰显台湾地区所谓的主权地位。在这一背景下,民进党当局对“访台议员”来者不拒,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利益输送,换取议员在国会支持涉台法案。民主党籍的梅南德兹和共和党籍的格雷厄姆作为共同发起人,4月曾率团窜访台湾,当时表示希望台湾采购波音飞机;6月联手提出“台湾政策法”草案,并令法案顺利排上议程,8月华航董事会就决定,订购16架波音787-9客机。格雷厄姆是南卡罗莱纳州选出的参议员,该州是波音787型客机工厂和交货地所在。因此,“台湾政策法案”在民进党当局的鼓动下,赢得跨党派相挺。

一般来说,议员权力来源和维系方式不同于行政人员,不必考量具体的政策措施的可行性,更容易变成鹰派,更乐于制造中美对立。这样反而可以制造民意,放大其影响力,进而收割丰厚的政治红利。外交政策主要取决于国家利益而非民意,举世皆然。国会作为民众“公意”的生产场所,立法作为“公意”的表达载体,必须以国家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然而,在美国议员利益和国会立法之间的张力一直存在,议员将地区或个人的私人利益包装成为“众意”,最后以国会立法作为“公意”的法律形式表达出来。经此,议员逐渐推动国会涉入外交领域,尤其是越来越介入作为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妄图通过立法的方式将选区利益与中美两个大国关系绑定。然而,这是违背国际关系的内在规律,台湾问题更是异常复杂,不能从地方本位来影响美国制定对台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式民主”的制度性衰落。议员的行为动机多为选举,是对民意的操弄以及民意与外交政策关系的错误理解,“压倒性反华”意图并不利于化解中美之间存在的冲突。“台湾政策法案”名义上是促进台湾的安全,但实际上破坏了台海的稳定,威胁区域和平,更不能实现其“以台制陆”的幻想。当然,这是民进党当局最希望看到的,中美因“台湾政策法案”闹得越僵,越可以为摆脱年底的选举困局大打“抗中牌”,为其“台独”行径张目。

二、国会立法框限行政主导的制度叙事?

美国是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外交权主要属于行政权,总统在对外政策制定中处于主导地位,但国会有高度自主性,通过立法权、财政权等对外交政策施加影响。在外交领域国会立法和行政主导之间的博弈也一直存在,这一点在中美关系中尤甚。建交以来,国会对中美关系尤其是台湾问题的影响多是消极的。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后,国会就通过了与建交公报精神相违背的“与台湾关系法”,甚至以卡特政府推动中美建交的相关行为违背宪法关于国会权限的规定而将其诉诸联邦最高法院。当前,虽然白宫和国会都支持通过台湾问题遏制中国,大幅升级了美台关系,但具体方式和步骤等存在分歧。遏制中国发展进而维护自身霸权利益是白宫试图打造“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的美台准军事同盟”的根本动机,但坚持“避战”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国会在制定对台政策方面则坚持盲动冒险主义,企图用自己的议事日程,从后方走向前台,进而约束行政部门的对台政策制定。虽然拜登政府是以台湾问题作为抓手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但战略模糊对美国来说最为有利。近年来,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紧张与美国国会的挑衅作为密切相关。美国国会的法案如果对行政部门有强制约束,势必会大幅提升美台交往的“官方”层级,“与台湾关系法”就是典型例子。拜登政府藉台海议题强化意识形态对抗,巩固盟友或伙伴关系,建构所谓基于价值共识的国际环境,推动欧洲各国改变立场。也就是说,一方面美国政府经过了贸易战和“中菲南海仲裁案”后,认为只有科技战和台湾问题能够遏制中国,另一方面竭力避免在台海发生战争来绑架美国战略走向;他们非常清楚民进党当局的谋划,因此提出中美就台湾问题设置“战略护栏”,避免任由“台独”狂飙突进所带来的极端风险。然而,“台湾政策法案”一旦通过,就改变了美国的“双重吓阻”战略,事实上是对大陆的吓阻升级,淡化对台湾地区的吓阻,甚至变相助长了“台独”。对此,美国的行政部门很难掌握好平衡,一旦因为“台湾政策法案”致使两岸冲突加剧,刺激中国大陆采取军事行动,台湾周边区域的权力平衡将发生根本性改变。

一部法案若要送交美国总统签署成法,须在参众两院的相关委员会过关,并分别由两院全院通过文字相同的版本。在历史上也有美国总统对涉台立法强力反对而没有通过的案例,但都是处于行政部门对台政策相对克制的阶段。如1999年“加强台湾安全法案”也是以翻修“与台湾关系法”为出发点,但克林顿政府认为该法草案赋予国会过大的权力,严重侵犯到行政部门的权力,而决定全力阻挡,最后国会没有完成立法。②现在民进党当局与美国行政部门的沟通管道畅通,很多问题不必再通过国会向行政部门施压,国会作为立法部门也具有压力,在很多涉台问题上日趋极端。由于当前美国国内的政治两极化,拜登政府在对内关键议题上有求于国会,使得国会在干预外交安全事务方面获得更大权力,不断突破法律的限制。民进党的“台独路线”早已在战略和制度上清晰化,并以所谓的价值同盟、对抗威权等“民主同盟体系”的思维捆绑方式牢牢盯住美国,通过国会这个二传手倒逼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实现“战略清晰化”。与此同时,美国国会正在逐渐侵蚀以行政部门为主的相对一元化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在对华和涉台决策领域发挥了越来越具有破坏性的作用。③美国国会往往采取“先进两步,再退一步”的策略,以蚕食的方式取得了外交权力的增量。梅南德兹在宣布法案通过的声明中称:“在北京持续对台湾采取胁迫性外交、政治、军事和经济手段之际,强有力的跨党派议案通过不仅显示了我们对台湾毫不动摇的支持,更表明我们认识到美国国会在面对这些挑战时必须发挥关键作用。”拜登政府对台政策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美国国会的权力斗争危机感,对台湾地区支持空前增强,并试图抢得主动权。对“台湾政策法案”,行政部门虽然私下也有保留,但很难公开明显反对,担忧被指责而伤害民主党选情。例如,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为拜登政府所不乐见,国防部的发言非常直接,但也阻挡不了。“台湾政策法案”一旦出台,将使得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都处于最危险新阶段,但国会在权力斗争中不考虑这些,甘愿作为民进党当局“抗中”的助力。对此,美国政府一方面做好对台政策升级的准备,另一方面也防止内部修法扩大国会权力,试图在法对法、制定和实施层面取得平衡。

这并不是说总统在对外政策的行政主导已经不复存在了,拜登还能对国会通过的法案行使否决权,如果两院推翻总统的否决,虽然可以通过立法,但就涉及复杂的政治角力。同时,行政部门也有很多手段来制衡国会,不明白拒绝或是全力阻扰并不代表会全力执行,可以技巧性回避。虽然美国国会通过“台湾旅行法”、“台湾再保证法”等涉台法案,但实际上美国行政部门按照自己的需要,有的问题改变了,有的还是坚持过往的工作惯例。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的“台湾政策法案”版本,经过行政部门的协商,在“半官方化”方面的挑衅及时收手。有观点认为是“台湾政策法案”在台湾“非北约同盟”、代表处名称等方面在不断突破中国大陆的底线,唯恐中美关系恶化,所以行政部门要求改变。这有一定的道理。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未必不是这些条款实际是国会对行政部门下指导棋,是国会对行政部门权限的侵犯,危害了总统在外交政策制定中的主导地位。这些方面容易引起行政部门的反弹,但其他方面可能也是行政部门所愿意的,如防务合作和经济支持等。具体来说,“台湾政策法案”很多措施的改变名义上看是对台湾政治地位的淡化,实际是对行政部门外交权力的捍卫,这些是国会权力的边界。如“非北约盟友”(Major Non-NATO Ally)、驻美机构名称和派驻机构的任命等。④这些条款都涉及敏感的国会和白宫关系问题,在历史上也对此产生过诸多争议。例如,在“非北约盟友”问题上,2002年国会通过2003年财政年度“外交授权法案”时就规定台湾可比照美国主要非北约盟友获得同等待遇(涉及移转国防品项与国防劳务应有待遇),当时小布什总统特别强调“该法条有可能被误解成美国有意改变‘一中政策’,而且正由于可能会被认为是在改变美国政策,因此令人不可接受地在干扰总统依据宪法处理外交事务之权限”。所以,国务院在官网上特别强调虽然台湾列入清单,但并没有正式宣告。可以解释的是,“台湾政策法案”在涉及“外交承认”方面从原先具有约束力的条款改为建议条款,实际上是白宫和国会双方在外交事务方面的权力妥协。当然,即使“台湾政策法案”没有完成整体立法,国会也可将该法草案打散,以修正案或是“化整为零”的方式放进一般立法中予以实现。但国会没有这么做,显然是考虑到与行政部门在涉台权限方面的关系。

除“外交承认”条款之外,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可能在很多问题上“扮黑白脸”相互配合。如增加军事防务介入、经济自由化和国际空间加强等方面,二者的目标具有一致性。双方都愿意在军事介入方面更显强势,推动美台同盟的指向更加明确。因为美国在深化和构建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和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推动核潜艇成为南海地区军备竞赛重要内容的同时,与台湾当局的军事合作也趋向常态化和制度化,试图完成对中国的围堵、防范与打击的军事准备。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杨永明直指这项法案是“台湾实质承认与代理战争法案”,实际上美国就是要发动一场台海的代理战争,该方案在根本上就是军事接管法。⑤这些都事实上让台湾的法理定位更加模糊化,以“一中一台”来暗中替换“一个中国”。⑥“台湾政策法案”是对现有法律文件中美国对台政策的汇编,并无太多创新或突破的地方,有的行政部门希望通过国会立法,以所谓民主之名为自身的政策转向提供背书,进而增强所谓合法性。

三、国会立法塑造国际秩序的法治话语?

众所周知,二战后的国际法秩序是在美国推动下建立的,按道理说美国应该维护联合国宪章和相关国际法的权威。国际法尤其是国际条约是一个国家的法律承诺,代表着一个国家的信誉,尤其对作为大国的美国来说,这些是符合其国家利益的。然而,国际法在规范层面具有碎片化和模糊性,与美国的主张等现实面的张力越来越大。“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与法律“护栏”,但是美国近年却愈来愈重视“与台湾关系法”与六项保证⑦,强调台湾的主体地位不受影响。美国虽然一直操弄台湾问题国际化,但长期以来面临着国际法的拘束,没有跳脱出干涉中国内政的范畴。所以,美国要建立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这里的规则主要是美国的“家法”及其主导的“帮规”,并将之强加于世界人民头上。这背后日益充斥着霸道、偏执的对抗思维,认为中国不仅是最严峻的长期挑战,更是唯一兼具重塑国际秩序意图和能力的国家。因此,美国极力构筑有利于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国际环境,转化为“民主VS.专制”的叙事框架,试图以此污名化中国,获得盟国和国际社会的支持。⑧美国掌握了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在美国的推动下,北约在文件中将中国视为“系统性挑战”。然而,二战以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中国也在国际社会上始终如一捍卫一个中国原则。王毅外长指出:“联大第2758号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以及国际机构中的代表权问题,也彻底封堵了任何人、任何国家企图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任何空间。”美国置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于不顾,公开质疑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等行为,以危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手段来遏制中国,反而给中国贴上“国际秩序挑战者”的标签,藉机打造以围堵中国为目标的“热爱自由的国家的全球联盟”。⑨一旦中国准备采取军事行动捍卫国家主权时,美国就以所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繁荣作为借口介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任何国家都不能以武力重新划定另一国家的边界,这同样也适用于台湾问题上。美国不能以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掩盖或绕开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法,将台湾进一步武装化和工具化。随着美国若在这么明确的国际法秩序面前都要改变美台关系,那么其在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上对国际法的言说自然就显得苍白无力。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美国极力将乌克兰与台湾地区进行对比,通过社交媒体进行有选择的信息传递,来影响国际社会对台湾问题的认知,成功将台湾问题作为国际议题推出。这样一方面可以将美国行为正当化,直接将所谓的普世价值法律化和司法化,避免国际社会一个中国原则的框范;另一方面藉台海议题强化意识形态对抗,建构所谓基于价值共识的国际环境,巩固盟友或伙伴关系,推动国际社会分群,让西方国家民众自以为占据了道德高地后,理所当然地敌对和仇恨中国。

然而,美国惯于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以“国内法”规制国际问题,以所谓的国家安全等借口对别国实行“长臂管辖”或“单边制裁”,通过单方面立法将台湾作为美国的“势力范围”和“安全提款机”,目的是为美国强化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制度竞争和认知塑造提供所谓正当性,试图撬动整个国际局势朝有利于美国领导的方向发展。“台湾政策法案”以包裹立法方式全面增补“与台湾关系法”的基础,纳入“六项保证”的精神与规定。“台湾政策法案”旨在通过强化台湾的防卫能力,逐步从“一个中国”政策立场后退,偏向于纵容“台独”以及支持台湾国际化。虽然它表面维持了“一个中国”政策,但实际是暗中替换为“一中一台”,将台湾议题越来越国际化,甚至也把“台湾地位未定论”法律化。例如,“台湾政策法案”针对联合国恢复中国席位的第2758号决议称,该决议并未处理台湾代表权问题,亦未含任何攸关“台湾主权”的声明。这是直接挑战中方底线的提法,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也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无论美国如何在国内法中重新定义“一个中国”,都不能回避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中“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规定的约束力,以及做出的“美国政府对于其与中国之关系极为重视,并重申其无意侵犯中国之主权与领土完整或干涉中国内政或采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之政策”的政治法律承诺。台湾是中国的最核心利益和神圣领土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也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核心意涵。对中国大陆来说,这些使得作为两岸关系的内政问题和中美的外交问题交织难解,以“切香肠”方式危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把台湾作为非建交的“准同盟国”,事实上已触犯了《反分裂国家法》,触碰“一个中国”底线,也违背了中美建交的承诺。

“台湾政策法案”是“与台湾交往法案”的升级版,是继美国政府将“与台湾关系法”放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之前,进而改变“一个中国”政策法理内涵的延续。具体来说,“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一个整体,完整地体现了一个中国的原则。”⑩将国内法放置在以三个联合公报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法之前,一方面为美国的对台政策行动进行法理松绑,另一方面以“与台湾关系法”中所谓的台海和平为名干涉台湾问题制造所谓的法理基础。这些国会立法,不过是美国从技术和操作层面跟进,进而使具体政策宣示在体系上与法理操弄保持一致,逐渐使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偏离国际社会一个中国原则,为美国后续的政治操弄扫除政策和法理障碍。美国未来会继续在具体政策和行动层面推动上述法理转变,最有可能推动对台军事援助的加强和军事合作的台面化。在拜登政府将中美竞争定义为“民主对抗专制”的话语框架中,中国大陆是企图片面改变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的一方,在进行强政治宣示的过程中还想进行军事避险。如果中国大陆增加军事演习等活动,美国则会进一步以维护和平为名,将中国大陆的相关行为认定为“违法”,甚至利用台湾问题来操弄南海局势。在这种循环中逐步把中国大陆推进美国所设定的法理陷阱中,进而掌握台湾问题的话语权和主动权。这些动作对中国大陆最大的风险是推动两岸关系的国际化和台湾问题的军事化,而这二者是美国最为擅长的手法,法律化是二者的前奏。美国在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法不符合自身利益时就不愿接受,试图以自己定义的国际规则来取代。但中国作为现代国际法的接受者、塑造者和捍卫者,不可能在作为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吞下这个苦果,这也是中国大陆一贯的立场和态度。

四、结语

“台湾政策法案”作为国会立法成为议员利益的表达,也是国会与行政部门争夺主导地位的媒介,也是对“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法”的曲解。“台湾政策法案”说明各方根据政治立场构筑所谓的法理论述,涉台斗争越来越转为制度、规则和法律之争,中美战略竞争已经进入“法理斗争”阶段。通过“台湾政策法案”,可以看到美国的战略问题受制于议员利益,他们往往从地方和短期来处理中美关系。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如果美国各界还沉溺于18世纪以来的陈旧思维中,基于过往的经验还习惯性搞对抗,盛行霸权思维,以往的经验必然成为今天失败的教训。然而,这些主张通过国会立法转变为美国的外部政策后,不仅会对世界秩序造成颠覆性影响,势必给整个国际社会带来分裂动荡,而且对美国的发展也是致命的,也会进一步影响美国的国家信誉。事实上,美国问题的解决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从解决内部的政治经济关系着手,而不是将矛盾外溢。

“台湾政策法案”成为美国重塑对台关系最全面的法案,推动对台政策朝向“战略清晰”。一旦通过,美国就在台海棋局中单方面强行充当裁判官,台湾问题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台湾政策法案”生效对台海的影响将比佩洛西访台更严重,根本在于美国对中国的国际战略定位出现了问题。虽然美台都在操弄台湾问题国际化,但二者在历史意识、价值体系和战略利益等方面并非铁板一块,前者将其作为遏制中国的方法论,而后者则将其作为两岸关系的本体论。民进党当局趁机通过国际路径推动“法理台独”,积极主动把台湾镶嵌入地缘政治的竞争中,台湾已经越来越失去主体性,成为美国的扈从,在军事和经济等方面越来越嵌入美国主导的体系中。这是一个分水岭,将极大动摇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对台海和平稳定将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台海方向不确定、不稳定性增多,国家统一面临新的挑战。

中国大陆应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对美关系定位,避免被美国牵着鼻子走。对此,中国大陆应不断强化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和法律,打破台湾当局所谓的“台湾作为独立国家是一个事实”的论述⑪。面对美国以切香肠的方式来塑造台湾问题的法理认知,中国大陆要充分认识到该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法律战”不可避免,法理斗争势在必行。这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最为根本的是,我们要在国际社会强化一个中国原则的法理认知,不断夯实台湾问题作为中国内政的法理基础,进而占领台湾问题的法理和道义制高点。同时我们要将国家统一作为过程而非仅仅是结果,进一步强化对台湾事务的实际管辖,通过具体行动体现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地位,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注释:

①夏立平:《美国国会与中美安全关系——以台湾问题为例的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3期,第47页。

② 《“最为危险的一项对外政策法案”——美专家批评<加强台湾安全法案>》,《两岸关系》1999年12月,第24页。

③ 参见信强:《美国国会亲台势力的回潮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7期,第1页。

④不再直接赋予台湾“非北约盟友”地位,变成以等同于相关地位对待;将“授权”驻美机构更名改为“建议”;不再要求美国在台协会台北负责人的任命须获参议院批准,等等。

⑤例如对台武器供应将从防御性扩大到攻击性,军售种类、数量与用途将不再受限;美台之间还要建立军事性的“联合工作组”,并且金援台湾强化防卫系统;美台军事合作将不再有上限,协防台湾更便捷有力。其实,2016年以来的很多国会涉台法案都在强化军事合作,如 “201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很多涉台法案触碰军事交流议题,部分已在事实上或明或暗转化为军事合作活动。“2021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更是建议邀请台湾参与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和执行医疗舰停靠台湾任务;“防卫台湾法案”甚至准备容许军事介入台海战争。兰德公司等智库2018年后多次报告指出美国为了战略目的,可能与中国大陆进行传统(常规)局部(区域)军事冲突,美军应做好准备。

⑥美国国务院官网5月5日删去“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文字。拜登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9月18日播出的节目采访上提到,若台海发生前所未见的攻击,将出兵协防台湾。这是第四度做出相关表态,也是最明确的一次。

⑦六项保证于2018年写入“亚洲再保证倡议法”,确认了协助防卫台湾的义务。

⑧2021年3月拜登在首场记者会上就宣布世界如今面临着“民主与专制的较量”; 2021年12月拜登在 “民主峰会”宣称世界正处于民主与专制较量的“拐点”; 2022年9月21日拜登在联合国大会上演讲时,再次谈到民主专制较量。

⑨参见信强:《拜登政府对台政策的嬗变与困境》,《台湾研究》2022年第3期,第3页。

⑩陶文钊:《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纪念中美<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国际关系研究》2022年第1期,第4页。

⑪台湾地区外事部门2022年9月16日称,“中华民国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双方在民主、自由、人权及法治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共产党政权’也连一天都没统治过自由民主台湾,这是长年存在的事实与国际公认的两岸现状,无论中国共产党政权如何片面扭曲其对台湾的主张,都无法改变客观事实”。

来源时间:2022/12/26   发布时间:2022/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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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在2022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研讨会上的演讲(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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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露  来源:澎湃新闻

——在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研讨会上的演讲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外长 王  毅

(2022年12月25日,北京)

各位专家,各位朋友:

很高兴和大家再次相聚,共话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今天的世界正在经历深刻而宏阔的历史之变,此时我们更需要引领时代的思想、化解挑战的良方、凝聚共识的力量。在此,我很愿意和大家交流分享,也期待听取各位的真知灼见。

即将过去的2022年,无论对世界还是中国而言都是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

放眼世界,变革和动荡两种趋势持续演进,团结与分裂两种取向相互激荡。人类社会这艘巨轮穿越世纪疫情的波涛,又遭遇地缘冲突的飓风,阵营对抗的漩涡,通胀高企的暗流,能源短缺的寒潮,前路充满颠簸动荡。与此同时,危机也带来变革、蕴育希望,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更加自觉地加强团结,更加积极地开展合作,更加从容地应对变局。在新的世界图景中,冲突、对抗、遏制、脱钩违背潮流、注定失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才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回望中国,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戮力同心,迎难而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伟大成就。特别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擘画了宏伟蓝图,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中国方案,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宝贵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各位朋友,

2022年的中国外交,是迎难而上,勇毅前行的一年。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下,在党中央有力部署下,我们以元首外交为引领,以服务党的二十大为首要,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线,应变局,解困局,创新局,全方位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一是元首外交高潮迭起,纲举目张。归结起来,是“一大主场,两大倡议,三大访问”。

一大主场,就是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在中国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下,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取得圆满成功。来自五大洲的31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国际组织负责人来华出席开幕式,与我们共襄盛举,让国际社会看到了一个更加自信、自强、开放、包容的中国,也让冰雪之约成为人类一起向未来的新起点、新希望。

两大倡议,就是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今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为应对国际安全挑战、实现世界长治久安提出中国方案,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半年多时间里,已有70多个国家对全球安全倡议表示赞赏支持。6月,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主持首次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推出中方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32项主要举措,设立开放式项目库,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在内多个国际组织支持倡议,近70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

三大访问,就是从9月到12月,习近平主席开启疫情以来首个线下高访季。从撒马尔罕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到巴厘岛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曼谷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再到利雅得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在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前后,习近平主席相继出席5场多边峰会,与4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铸就了全年元首外交的三座高峰,实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外工作的崭新开局。

二是反对阵营对抗和零和博弈,维护大国关系战略稳定。世界要好起来,大国要作表率;大国如何相处,攸关人类前途。中国从对世界、对历史负责的高度,积极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

我们坚决抵制美国的错误对华政策,推动探索中美正确相处之道。面对美方执意把中国作为最主要竞争对手,大肆围堵打压挑衅,致使中美关系陷入严重困难,中方采取坚决行动,反制强权霸凌,同时开诚布公沟通,指明正确方向。

习近平主席两次应约同拜登总统通话,在巴厘岛举行三年来中美元首首次面对面会晤,剖析中美关系实质,划出中方底线红线,强调应摒弃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零和博弈思维,确立对话而非对抗、双赢而非零和的交往基调,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轨。两国元首进行的坦诚深入沟通富有建设性战略性,双方都重视中美关系的世界性意义,都强调探索确立中美关系指导原则的重要性,都希望双边关系尽快止跌回稳,都同意有效管控分歧、推进务实合作。拜登总统再次重申“四不一无意”承诺,并进一步表示美方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寻求把台湾问题作为工具遏制中国,美方也无意寻求同中国“脱钩”,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无意围堵中国。

事实一再说明,中美之间脱不了钩,断不了链。新形势下,中美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了。不冲突、不对抗、和平共处,这是共同利益;深化经济融合,更多从对方发展获益,这也是共同利益;提振全球经济、应对气候变化、解决地区热点,这还是共同利益。渲染竞争有百弊而无一利,寻求合作是必需而不是选择。我们敦促美方信守承诺,把拜登总统所作积极表态付诸行动,停止对华遏制打压,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双方沟通合作创造良好的氛围。我们要求美方改弦更张,树立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共同为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搭建“四梁八柱”,夯实“坚实地基”。

我们同俄罗斯深化睦邻友好合作,全面战略协作更加成熟坚韧。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在北京实现“冬奥之约”,在撒马尔罕举行重要会晤,为中俄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拓前行提供战略引领。一年来,中俄坚定支持彼此维护核心利益,政治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两国贸易额加速迈向2000亿美元大关,重大投资项目稳步实施,本币结算规模持续扩大,黑河公路桥、同江铁路桥建成通车,跨境互联互通取得标志性进展,互利合作内生动力更加强劲。面对个别国家重拾冷战思维,制造“民主对抗威权”的伪命题,中俄同各国一道,坚定不移推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坚定不移反对霸权、抵制新冷战。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基础上的中俄关系坚如磐石,不受干扰挑拨,无惧风云变幻。

我们坚持对欧友好合作取向,致力于中欧关系健康发展。中欧合作关乎全球格局稳定和亚欧大陆繁荣。友好是中国对欧政策的主基调,合作是中国对欧政策的总目标。我们乐见欧洲加强战略自主,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期望欧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一年来,习近平主席同欧方领导人举行20余次通话和会晤,接待德国总理朔尔茨、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访华。中欧贸易投资逆势增长,一系列重大项目相继建成,充分说明中欧是伙伴不是对手,是机遇不是威胁。中欧在国际舞台上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全球性挑战,对世界具有重要意义,给人类带来积极启示。我们愿同欧方在相互尊重和平等基础上继续妥处矛盾和分歧,加强战略对表和务实合作,携手打造亚欧大陆稳定锚、发展繁荣新高地。

三是奉行开放的区域主义,共建稳定繁荣的亚洲家园。面对个别国家试图将集团对抗引入亚洲,搅乱地区和平稳定,我们坚持亲诚惠容和睦邻友好方针,支持地区国家远离地缘政治陷阱,把团结合作镌刻在亚洲版图上,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起步有力,势头强劲,双方达成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中国与印尼、泰国朝着共建命运共同体迈出历史性步伐,澜湄国家致力于打造区域合作“金色样板”,亚太经合组织重启建设亚太自贸区对话进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高质量实施,中老泰联通发展构想蓄势待发,区域一体化红利加快释放。中国东盟合作继续走在时代前列,共筑安全环境,共聚增长动能,向着共建“五大家园”坚定前行。

中国同中亚各国隆重庆祝建交30周年,一致同意建立元首集体会晤机制,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我们还同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在双边层面就践行命运共同体理念达成重要共识。中吉乌铁路项目取得新进展,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注入新动力,地区国家共同防范外部势力策动“颜色革命”,联手打击“三股势力”,有力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大局。上合组织迎来新一轮最大规模扩员,为亚欧大陆和平发展提供更有力保障。

中日共同纪念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两国领导人时隔三年首次面对面会晤,就稳定和发展中日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双方要以史为鉴、以诚相待、以信相交,不倒退,不折腾,向远看,向前行,从战略高度把握好两国关系的大方向。中印保持外交军事渠道沟通,致力于维护两国边境局势平稳,我们愿与印方相向而行,推动中印关系得到稳定健康发展。中巴坚定相互支持,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弥足珍贵,“铁杆”情谊不断巩固。中韩关系平稳过渡,在建交30周年之际继往开来。中蒙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携手推进现代化进程,致力共同发展繁荣。

中方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热点问题解决之道。成功举办阿富汗邻国外长会和首次阿富汗邻国与阿临时政府外长对话会,发表致力于包容与重建的《屯溪倡议》。坚定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推动主要当事方认真对待解决合理关切。支持东盟以东盟方式斡旋缅甸问题,落实“五点共识”。以《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20周年为契机,推动各方排除干扰、加快磋商,早日就“南海行为准则”达成一致,为南海长治久安提供坚实保障。

四是开展真实亲诚的团结合作,汇聚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合力。面对国际格局变革动荡,多重危机肆虐侵袭,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坚定地站在一起、干在一起,维护国际道义、拓展共同利益。

我们书写了金砖合作的新篇章。作为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中国成功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和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金砖“中国年”亮点纷呈,全年共举办160多场各领域高级别活动,就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出金砖强音,为实现全球复苏发展注入金砖动力。稳步推进金砖扩员进程,首次举办“金砖+”外长会晤,邀请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金砖+”活动,十几个国家提出希望加入“金砖大家庭”。金砖合作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南南合作平台,一批新兴市场国家正大踏步赶上来,从全球治理的跟跑者成长为并跑者。

我们打造了发展中国家平等相待、真诚互助的新典范。中非合作全方位提升。践行正确义利观,加快推进“九项工程”,支持非洲自主发展。积极提供疫苗和粮食援助,纾解非方燃眉之急。提出“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探索破解地区深层挑战。率先公开支持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鼓励非洲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中阿关系迈出历史性步伐。习近平主席出席首届中阿、中海峰会,展开新中国成立以来对阿拉伯世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外交行动,就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阿命运共同体达成一致,宣布同阿方推进“八大共同行动”,中海之间建立并加强了战略伙伴关系。中阿两支力量和两大文明携手并肩,在助力各自民族复兴、促进地区和平发展的大道上坚定前行。中拉深化战略性共识。中国同阿根廷庆祝建交50周年,同古巴启动共建命运共同体,同地区国家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务实合作不断拓展。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关系取得突破性发展。首次对建交岛国开展“全覆盖”访问,应岛国发展需要和民众愿望,量身打造应对气变、减贫、农业、防灾、菌草技术、应急物资等六大合作平台。

五是建设性参与应对全球挑战,展现大国责任担当。面对乌克兰危机,我们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的基本原则,不拉偏架、不火上浇油,更不趁机牟利。遵循劝和促谈的正确方向,探寻标本兼治的解决方案,坚定做和平的稳定器,不做冲突的鼓风机。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四个应该”和“四个共同”,深刻指出冲突战争没有赢家、复杂问题没有简单解决办法、大国对抗必须避免,以自己的方式,为劝和促谈、缓解人道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

面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难,我们始终感同身受,伸出援手。中国全面落实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缓债总额在G20共同框架中贡献最大。我们在G20提出数字创新合作行动计划,力争缩小南北国家间数字鸿沟,增强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

面对全人类共同挑战,我们主动担当,提供中国方案。针对不断上升的全球安全挑战,推动五核国领导人就防止核战争发表联合声明。针对肆虐全球的粮食能源危机,呼吁建设全球经济复苏伙伴关系,提出国际粮食安全合作倡议。针对气候变化,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之路,积极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担当、发挥了表率作用。

六是不畏强权霸凌,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和民族尊严。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不可逾越的红线。针对美国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严正警告,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我们坚决斗争、坚定反制,有力打击美国反华分子和“台独”分裂势力气焰,充分彰显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的坚定意志。1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表达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支持认同。100多个国家的政府、政党、议会和多个国际组织公开表态,理解支持中方维护国家主权的举措。占世界人口80%以上的国家同中国站在一起,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格局更加巩固。

针对少数国家炮制涉疆、人权等问题对中国污蔑抹黑,我们以真相戳穿谎言谣言,邀请联合国人权高专及众多国际人士实地走访新疆,连续多次在联合国平台挫败美西方的图谋,形成上百个国家支持中国正当立场的强大声势。许多发展中国家表示,这一胜利,不仅是中国的胜利,也是发展中国家的胜利,更是国际公平正义的胜利。

我们还对“民主与威权”的虚假叙事予以揭露,指出其本质是挑动国家对抗、分裂国际社会,以所谓“民主”之名,行干涉别国内政之实。我们阐释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成功实践,守护真正的民主精神,倡导正确的民主观,激浊扬清、明辨是非。世界上不接受垄断民主定义权、反对以意识形态搞分裂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七是迈出开放合作新步伐,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重要机遇。当前,世界经济风险积聚,保护主义逆流横行,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深化合作的步伐从未停歇。

一年来,我们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从达沃斯到进博会,习近平主席发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最强音,打出扩大高水平开放的新举措。第五届进博会盛况空前,服贸会、广交会、消博会再创佳绩,“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成为普遍共识。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持续缩减,海南自贸港扬帆起航,陆海新通道加快推进,内外联动、东西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正在形成。

一年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蹄疾步稳、捷报频传。前11个月中国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贸易额逆势增长20.4%,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再创新高,展现出强劲韧性。一大批标志性项目全面开花,东盟第一条高速铁路试验运行,柬埔寨第一条高速公路正式通车,中老铁路开通交出亮眼成绩单,匈塞铁路、克罗地亚跨海大桥有效改善了当地交通。今年又有5个国家同我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150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组成“一带一路”大家庭,标注着国际经济合作新高度,打造了促进各国发展新引擎。

八是践行外交为民理念,为维护海外同胞利益用心用力用情。中国外交始终保持人民外交本色,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

乌克兰局势突变之际,党中央、国务院高度牵挂在乌同胞安危。习近平主席多次过问,要求全力确保中国公民的安全。外交部第一时间启动领保应急机制,实施紧急撤侨行动,在战火纷飞中安全转移5200多名中国公民。我们妥善应对了世界上一系列紧急事态,及时发布安全提醒,撤离高风险地区侨民,全力营救遭绑架人员。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身在海外的每一位同胞,纵有万里归途,危难之际祖国一定接你回家。

我们在全球范围推动“春苗行动”加强版,为生活工作在180个国家的460多万中国公民接种疫苗,持续发放“春节包”“健康包”,努力安排确有困难的滞留同胞回到祖国怀抱。我们不断提高领事服务水平,启动“领事信息系统建设”,让同胞一键直达驻外使领馆。12308热线24小时高效运转,全年受理求助来电近50万通。海外同胞走到哪里,领事保护就将延伸到哪里,外交为民永不停步,祖国关怀永远在线。

各位朋友,

回首过去,中国外交之所以能够在变局中劈波斩浪,在乱局中勇毅前行,取得历史性成就,最根本的政治保证是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在每个关键节点作出正确战略判断和决策部署;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是创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新时代外交开拓前行提供行动指南;最宝贵的实践经验是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彰显了大国外交的使命担当。

展望未来,党的二十大报告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指明了前进方向、确立了基本方略、明确了战略部署。新征程上:

我们将坚持初心使命,矢志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深刻思考人类的前途命运,立志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贡献于国际体系赓续与变革的宏图大业。

我们将坚持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新选择。坚定支持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早日迈上实现现代化的快车道。

我们将坚持和平发展,永不称霸,永不扩张,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捍卫自身及各国人民要和平、谋发展的正当权利,为解决发展安全两大赤字做出中国贡献。

我们将坚持胸怀天下,倡天下大道,行人间正道,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我们将坚持高水平开放,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我们将坚持独立自主,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根据是非曲直决定自身立场,同各国互尊互信,互惠互利,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

我们将坚持文明对话,尊重文明多样性、平等性,倡导各大文明交流互鉴。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把民主自由从少数人操弄的政治工具变成全人类的共享价值。

我们将坚持斗争精神,斗争是为了坚持原则,弘扬道义。国家核心利益不容损害,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大业不容破坏,这是中国人的志气骨气,也是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各位朋友,

2023年是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起步之年。新征程充满光荣和梦想,也面临风高浪急的考验。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确立的方针,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格局。

一要更好服务保障元首外交和中心工作。明年元首外交将掀起新高潮,主场外交也将亮点纷呈。我们将乘党的二十大东风,全力做好总体设计和服务保障,展现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气象。牢记“国之大者”,紧密对标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外部风险挑战。

二要统筹拓展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化中俄战略互信和互利合作,夯实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落实中美元首达成的共识,争取中美关系校准并重回正确航向。密切中欧高层往来和战略沟通,推动中欧关系行稳致远。坚持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拓展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

三要不断汇聚全球治理最大公约数。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大力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以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为路径,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为依托,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为全球发展和安全事业形成更多共识、汇聚更大力量、采取更多行动。

四要积极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和对外开放。明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各方都期待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共同总结成就、擘画蓝图,让这条造福世界的“发展带”更加繁荣、惠及人类的“幸福路”更加宽广。疫情防控在取得重大成果基础上,面临新形势,进入新阶段,有必要为中外人员往来提供更多便利,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全球发展的新动能。

五要持续筑牢捍卫国家利益坚强防线。旗帜鲜明反对一切霸权霸凌霸道,抵制任何单边保护行径,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同一切企图迟滞甚至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势力开展坚决斗争,牢牢掌握我国发展和安全的战略主动权。

六要着力提升国际传播力和话语权。深入做好党的二十大精神阐释宣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不断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理念制度的理解认同。适应数字化、全媒体的新发展,让真相传得更广,让谎言无处遁形。

各位朋友,

对历史最好的致敬,就是不断书写新的历史;对未来最好的把握,就是不断开创更美好的未来。迈上新征程,外交战线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胸怀天下,踔厉奋发,以更宏阔视野、更有力行动,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谱写新篇章、创造新辉煌。谢谢大家!

来源时间:2022/12/25   发布时间:2022/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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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1400华裔学者离美返华,寒蝉效应“出美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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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香港《亚洲周刊》12月25日文章,原题:1400华裔学者离美返华 寒蝉效应“出美国记”

据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联合报告,美国1400名华裔科学家返华,全因美国司法部调查造成寒蝉效应,质疑他们对美国的忠诚甚至怀疑他们泄露国家机密,不少华裔教授被诬告起诉。报告显示,2021年至少有1400名华裔科学家离开美国科研机构,回到中国进行研究工作。最多的是数学家与物理学家,共639人;生命科学专家,478人;工程学与计算机专家,298人。

过去20年里,中国变得富裕,科学研究中心的地位日渐提升,越来越多在美国接受培训的中国科学家回国。过去10年,中国一直招募顶级研究人员,但大多数人都选择留在美国。然而从2020年开始,离开美国的华裔科学家急升。一方面与新冠疫情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时代美国司法部的“中国行动计划”,声称要保卫美国科技领先的国家安全,针对华裔学者的刑事案件增加;到了拜登时代,这种刑事调查仍然存在。

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中国科研经费越来越充裕,科研实力迅猛增长,吸引了大量科研精英。

随着自费留学生增加,中国成为美国国际学生的最大来源国。在截至2018至2019学年的前10年里,人数从15万攀升至37万。疫情暴发前,中国学生占美国海外留学生人数的35%,贡献159亿美元的学费。

美政府的政策对华裔学者群体造成巨大的寒蝉效应,并影响美国科研的整体水平。由于拜登政府仅仅是暂停而非结束该计划,加上美国国内政治氛围恶化,对华裔群体的伤害仍将挥之不去。

目前正在中国C9联盟高校任职的一位副教授曾在美国完成了博士项目,回国任教。他表示,最终寻求的还是一片最能够让自己的研究自由生长的沃土,而哪里能够提供最优条件,哪里便是最优选项。另一位曾在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工作的青年科学家指出,中国近年来兴起许多新兴高校及科研机构,都有巨大的人才缺口和良好的科研环境,吸引了大批留美青年科学家“归巢”。

来源时间:2022/12/25   发布时间:2022/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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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胖:闭上眼睛不一定是天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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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胖子等土星  来源: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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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2/12/25   发布时间:2022/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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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乌克兰须以具体战绩 换取美国北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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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联合早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华盛顿,向俄罗斯展现了乌美两国的团结与决心。但防务分析员认为,他必须在战场上取得更多具体成果,才能让美国和北约在2023年继续支持乌克兰,同时顶住与莫斯科谈判的压力。

法新社指出,泽连斯基星期三(12月21日)到华盛顿虽获得美国总统拜登与美国国会议员的支持承诺,但到国会听他演讲的共和党人不多,拜登也表明不会提供乌克兰要求的所有先进武器。这显示,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仍然有限,加大了乌军在未来几个月内取得更多进展的压力。

安全咨询公司勒贝克国际(LeBeck International)情报主管霍洛维茨(Michael Horowitz)说,西方盟友私下担心,泽连斯基要重夺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所有乌克兰领土的目标是否能实现;俄罗斯则希望,乌克兰与盟友的战争疲劳能迫使基辅屈服,这也是近期俄罗斯猛攻乌克兰能源设施的“冬季战略”目标。

霍洛维茨认为:“乌克兰未来几个月最需要的是新的军事胜利。这些胜利是消除冲突疲劳的唯一有效方式。”

哈德逊研究所防务专家科菲(Luke Coffey)预计,乌军将在这个冬季对南部俄控城市梅利托波尔(Melitopol)发起新一轮反攻,若成功将有助于巩固更长期的支持。但他也指出,俄乌战事可能持续数年,“我们必须开始相应的规划”。

科菲认为,俄乌下来会各有输赢,乌军在南部的潜在反攻行动,可能受到俄军从北部发动的攻势干扰。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琼斯(Seth Jones)警告,来自俄罗斯的所有迹象都表明,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俄方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取得胜利。

来源时间:2022/12/24   发布时间:2022/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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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高官通电话 王毅批美边对话边搞遏制 布林肯:中国疫情须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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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联合早报

中美元首会晤后两国在芯片领域继续交锋。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时间星期五(12月23日)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话时,批评美国“一边要对话,一边搞遏制”;布林肯则强调,中国对冠病疫情保持透明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性。

中美高级别官员在两国元首11月举行面对面会晤后,密集展开对话。根据中国外交部文告,王毅与布林肯通话时表明,双方团队按照两国元首共识开展了一系列接触,“总的看是有益的”。美国国务院发布的简短文告则重申,美中必须维持开放沟通渠道,并且负责任地管控两国关系。

过去一个多月来,中美两国经贸、军事和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官员举行了至少四次面对面会谈;这是王毅和布林肯首次在习拜会后通话,布林肯料将于明年初访华。

在中美力求加强沟通之际,两国在芯片领域的交锋持续升级,美国商务部12月15日宣布把36家中国科技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中国已向世贸正式投诉美国对华的芯片出口限制措施。

王毅与布林肯通话时说,美国“不能一边要对话,一边搞遏制;一边谈合作,一边捅刀子”。他批评美国“不是管控分歧,而是激化矛盾,实际上还是搞单边霸凌的老套路”。

王毅敦促双方聚焦将两国元首巴厘岛共识转化为实际的政策和具体的行动。他肯定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与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的廊坊会谈是“深入、建设性的”,并呼吁加紧中美关系指导原则磋商,有序推进各层级、各领域对话,通过联合工作组解决两国之间的具体问题。

中国新一波疫情持续引发美国的关注,美国文告称中美双方讨论了目前的疫情局势,布林肯强调保持透明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性。中国文告中并未提及有关疫情的内容。

美国星期二(12月20日)已表明愿意向中国提供冠病疫苗。布林肯在美国时间星期四(12月22日)的国务院记者会上透露,中国并未向美国寻求疫苗援助,但美国已准备好为任何人提供援助。

根据中美双方的文告,王毅和布林肯也就乌克兰局势交换了意见。布林肯对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的战争,以及这对国际安全与经济稳定带来的威胁表示关切;王毅则重申,中国始终站在国际社会劝和促谈一边,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为化解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

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荣誉教授陈一新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分析,此次通话相信主要是为布林肯访华铺路,中国仍希望美国在科技方面开一些“绿灯”,因此通话基调算是比较客气。

陈一新认为,若中国疫情持续恶化,疫情有可能成为中美一个合作契机,毕竟中国需要解决医疗资源短缺的问题,疫情加剧对全世界也都没好处。

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研究员夏尔(James Char)指出,中国在中美对话中对疫情议题的冷处理在意料之内,因为中共自疫情暴发以来长期以中国的低死亡率与感染率,作为中国制度与疫情防控系统优势的论证。

他说,若中国接受美国的援助或承认国内疫情的现状,等于是“把球踢进自家门”,直接与中共“东升西降”的论述产生矛盾。

如果中国接受美国的冠病疫苗援助或承认国内疫情的现状,等于是“把球踢进自家门”,直接与中共“东升西降”的论述产生矛盾。

——南洋理工大学 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研究员夏尔

来源时间:2022/12/24   发布时间:2022/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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