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颖哲 来源：央视新闻
当地时间22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1.7万亿美元的2023财年支出法案，其中包括为联邦政府提供到明年9月的资金，并预留了380亿美元用于紧急灾难援助。法案包括在国防项目上的8580亿美元预算以及在非国防、非退伍军人相关项目上的7725亿美元预算。
法案还提供450亿美元作为对乌克兰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提供129亿美元用于稳定乌克兰经济，提供198亿美元为乌克兰军队和北约盟国提供武器装备。
来源时间：2022/12/23 发布时间：2022/12/23
旧文章ID：28995
作者：研究英美刘博士 来源：隔洋侃世界
北京时间2022年12月22日8时40分至9时04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美国国会大厦的众议院大厅发表了演讲。主要内容如下：
1、泽连斯基一开始就说：“乌克兰还是活蹦乱跳的”
他一开始就说：“尽管困难重重、尽管(面对)厄运和悲观的种种情形，乌克兰并没有倒下。乌克兰还是活蹦乱跳的。”
他还感谢美国人和 “所有珍视自由和正义的人”，感谢他们为帮助乌克兰所做的努力。
2、泽连斯基：世界联系太紧密，无法站在一边看乌克兰战争的热闹
他强调，世界联系太紧密，不能忽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
他说：“这场战斗不能冻结或推迟。它不能被忽视，(不能)希望海洋或其他东西能提供保护。从美国到中国、从欧洲到拉丁美洲、从每个国家到澳大利亚，世界太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了，不允许有人置身事外，同时在这样的战斗继续时感到安全。”
他还强调了美国和乌克兰的共同价值观。
他说：“在这场战斗中，我们两国是盟友。我知道，明年将是一个转折点，乌克兰的勇气和美国的决心，必须保证我们(拥有)共同自由的未来。坚持自己价值观的人们(所享有)的自由。”
3、泽连斯基：俄罗斯人“使用一切”，但乌克兰“永远不会投降”
8时48分至50分，泽连斯基提到巴赫穆特!两次被站起来鼓掌的美国国会成员打断。
他向乌克兰人民发出了能够满怀希望的信息，称俄罗斯人 “使用一切” 对付巴赫穆特等城市，但乌克兰 “坚守防线，永远不会投降”。
他说：“去年，在巴赫穆特，有7万人住在那里……现在只有少数平民留下来。那片土地的每一寸土地都被鲜血浸透了……顿巴斯在激烈的战斗中多次易手，甚至肉搏。但乌克兰的顿巴斯挺立着。”之后，全场起立鼓掌。
他接着说：“俄罗斯人使用一切，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来对付巴赫穆特和我们其他美丽的城市，占领者在火炮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他们在弹药方面具有优势。他们拥有的导弹和飞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得多。是真的。但是我们的国防部队顶住了。”
4、泽连斯基说，美国和盟国的支持对于乌克兰在战场上获胜 “至关重要”
泽连斯基告诉美国国会成员，战争爆发 300 多天后，乌克兰的士兵正在保卫自己的国家，但他们需要更多的武器才能在战场上获胜。
他说：“在这里，在前线，不乏残暴，那种对自由人民生命的残酷。你们的支持，不仅对于在这样的战斗中坚持住至关重要，而且对于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转折点至关重要。”
他说：“我们有大炮，是的，谢谢。足够多吗?说实话，真的不够。”
泽伦斯基说，乌克兰正在为其“独立和自由”而战，但呼吁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以帮助其实现这些目标。
他说：“你们的钱不是慈善。这是对我们以最负责任的方式处理全球安全和民主所进行的投资。”
他试图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尽管援助对乌克兰有利，但也符合美国和其他西方盟国的利益。
他说：“成百上千的伊朗致命无人机被送往俄罗斯，对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构成了威胁。一个恐怖国家就是这样找到另一个恐怖国家的。如果我们现在不阻止他们，他们将攻击你们的其他盟友，这只是时间问题。我们必须这样做。”
泽连斯基补充说：“乌克兰坚守防线，永远不会投降。”
5、泽连斯基称：“我们信仰中的光不会在圣诞节熄灭”
他表示，尽管战争和暴行依然存在，乌克兰人今年将庆祝圣诞节。他说：“即使没有电，我们信仰中的光也不会熄灭。”
泽伦斯基在掌声中说，就像 “坚守防线的、勇敢的美国士兵” 在 1944 年与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作战一样，乌克兰士兵 “今年圣诞节也会对普京的部队做同样的事情”。
他补充说：“如果他们用伊朗无人机袭击我们，我们的人民将不得不在平安夜去防空洞，乌克兰人仍然会坐在节日餐桌旁互相加油。我们所有人，数百万乌克兰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胜利。只有胜利。”
6、泽连斯基呼吁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
他敦促美国国会议员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并 “让恐怖分子对侵略负责”。
他说：“我们需要和平。是的。乌克兰已经提出了我刚刚与拜登总统讨论过的建议，即我们的和平方案——为了我们的共同安全，应该而且必须实施的 10 点……以及可以举行的峰会。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拜登总统今天支持我们的和平倡议。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协助实施，以确保美国的领导地位保持稳固的两党两院制。”
他接着说：“你们可以加强制裁，让俄罗斯感到它的侵略是多么具有破坏性。真的，你们有能力帮助我们把发动这场无端和罪恶战争的每个人都绳之以法。让我们去做吧。让恐怖分子对侵略负责，并赔偿这场战争造成的所有损失。
7、泽连斯基在国会发表讲话时援引美国独立战争历史
他在演讲中提到了美国独立战争转折点的萨拉托加战役。
泽连斯基说：“就像萨拉托加战役一样，巴赫穆特之战将改变我们争取独立和自由战争的悲惨故事。”
1777年的萨拉托加战役标志着纽约萨拉托加军事行动的高潮，使美国人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对英国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8、9时03分，泽连斯基将来自巴赫穆特士兵的那面乌克兰国旗交给了佩洛西!上面签满了名字。9时04分，泽连斯基讲话结束。
泽连斯基在结束演讲时说，乌克兰将取得“绝对胜利”，重申了他在开场白是说的那句话：“乌克兰还是活蹦乱跳的。”
结语
正如泽连斯基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意义不仅巨大而且深远。另外，巴赫穆特方向的最新局势对乌军有利，本号将在今日晚些时候更新。敬请期待!
来源时间：2022/12/22 发布时间：2022/12/21
旧文章ID：28994
作者：刁大明 来源：《世界知识》2022年 第24期
刁大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拜登上台已两年。相对于特朗普时期的喧嚣纷扰，这两年的美国内政总体上还算平静，甚至略显乏味。尽管民意基础不足，民主党内也存在较大分歧，这个所谓的“任务型总统”还是充分利用了自己丰富的从政经验，以及民主党名义上主导国会两院的有利条件，努力推动一些重要的政策议程落地，为数虽然不多，但影响却相当深远。《基础设施建设与就业法案》《更安全社区法案》《芯片和科学法案》《削减通胀法案》等，就是在政治极化状态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得到通过的。
两党内部调整与相互斗争
拜登政府应对疫情挑战和通胀压力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对外则是做了从阿富汗撤军、应对乌克兰危机、进一步落实“印太战略”、重振跨大西洋联盟、推进所谓“大国战略竞争”等几件大事。但是，与这些所谓“业绩”相比，拜登的民意支持度极不理想，从2021年8月起一直处在较低水平，不满意度高于满意度。究其原因，除了选民动员力不足、党内影响力有限外，大概也是美国政治极化现象不断加剧的必然表现。
过去两年，民主、共和两党各自进入了一个相对比较平静的调整期。在民主党内，传统民主党建制派吸纳了激进派的一些理念和政策议程，同时推进代际更新，试图找到新的方向。共和党显然在全面吸收前总统特朗普的纲领和主张，但也在与特朗普本人拉开距离。这是一条新的路线，意味着在“特朗普的共和党”之外还有“没有特朗普但特朗普化的共和党”这样一种选择。
“文化战争”的再度兴起是过去两年美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现象。在2021年的弗吉尼亚州州长选举中，共和党人杨金取得胜利，他在竞选中尝试将宗教色彩比较浓厚的“文化战争”元素更多地与当地教育、福利等政策相关联，将所能吸引的支持者范围从以往的铁杆支持者拓展到中间温和派选民，实现了最大程度的动员。2022年6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历史上著名的“罗伊诉韦德案”裁决，把衡量堕胎是否违法的权力放回地方州手里，很快刺激到民主党选民，也明显影响到很多中间选民的态度。未来两党党争可能更多围绕一些常识性的社会权利问题展开，形成对历史记忆的逆动，从而更加尖锐、撕裂，更加极端。
中期选举没有“真赢家”
中期选举是2022年美国最重大的国内政治议程，结果基本已经出来，民主党丢掉了国会众议院控制权，保持了参议院多数党地位，只能算“小输”。共和党虽然在国会众议院拿到多数党地位，但也只增加了不到十个议席，这是自1913年第63届国会以来通过中选成为多数党一方的最小增幅。但与此同时，2022年中期选举也算得上是一次比较典型的选举。回顾历史，虽然总统所在党往往表现不利，但也有1934年“罗斯福新政”背景下、1998年共和党试图弹劾克林顿激发选民不满情况下、2001年9·11事件背景下，总统所在党增加席位的先例。这样来看，2022年6月“罗伊诉韦德案”被推翻事件、特朗普高调介入中选等因素对民主党支持者和中间选民形成了一定的危机或刺激效应，使得共和党流失了一些关键选民，未能如选前预期地那样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说明共和党保守派利用司法权不断蚕食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权运动“遗产”的做法正令其付出政治代价。
再看州一级的选举结果，民主党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在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威斯康星等州表现尚可，说明其还在继续重建特朗普时代被摧毁的位于中西部的“蓝墙”。佐治亚、亚利桑那、内华达等州则是两党各有千秋，民主党虽没有明显延续2020年大选在东南、西南部州的高歌猛进，但也能在这些“新区域”与共和党展开强有力的竞争。除此之外，民主党候选人在堪萨斯、缅因等由温和保守派占主导的州蝉联了州长职位，说明“中间地带”仍为未来美国政党政治重组留有空间。
接下来的两年，美国政治内斗有许多看点，有两个特别关键。一是特朗普可能很快地宣布参选(注：2022年11月16日，特朗普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将参加2024年大选)，这就意味着2024年大选周期将提前开启。对共和党而言，如何安排、安顿甚至安抚特朗普将是个大问题。特朗普的选民动员力、党内影响力虽仍强大，但民主党支持者和许多中间选民对其厌恶更加深重也如本次中选显示的一样是客观事实，特朗普甚至有可能成为共和党的2024“票房毒药”，特别是在其可能作为第三方坚持参选的情况下。由此看来，共和党因特朗普发生分裂的可能性在上升。
二是身份政治问题更加突出。从2022年中期选举看，新的政党重组和政治周期变化比较明确的动力有两个，分别是族裔变动意义上的身份认同，以及体现两党价值观裂痕的基本民权纷争，前者是“美国是谁的美国”问题，后者是“谁是美国人”问题。这两个认同现在看都没有完全固定，还在极大的纷争当中，将在2024年交汇，导致一次更激烈的大选，推动美国进入新的周期。
来源时间：2022/12/22 发布时间：2022/12/22
旧文章ID：28993
作者：赵明昊 来源：《世界知识》2022年 第24期
赵明昊(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回顾2022年的美国对外战略，首先要看拜登政府对乌克兰危机的处理，这件事无疑是全年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点”。但应对乌克兰危机并没有中断拜登政府推进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步伐，相反，促进其更加重视美国内政与外交的相互关联，客观上加强了其在经贸、能源、粮食、供应链、科技、全球治理等不同领域的战略和战术调整。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布局也在继续深化。解读2022年的美国对外战略，必须把这三条主线上发生的事情串起来讲。
挑拨介入乌克兰危机影响深远
目前看，拜登政府对乌克兰危机的应对对国际秩序产生重要影响。
俄罗斯的实力地位因乌克兰危机发生变化，美国对中俄两个大国发展合作趋势的应对策略也发生变化。美国除了在战场上向乌克兰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持外，还联手在欧洲、亚洲等地区的盟友国家大打所谓“经济战”，以滚动式的严厉制裁向俄施压，以期实质、永久性地削弱、孤立俄。有1000多家西方跨国企业退出俄市场，参与对俄制裁的30多国经济总量占到全球的50%以上。美国还大造国际舆论，抹黑中俄关系，试图对中俄进行捆绑式打压，甚至还有意使受到西方制裁的俄罗斯成为中国的“战略包袱”，同步推进压制中国这个头号对手和对俄罗斯进行极限削弱这两大目标。
美国利用乌克兰危机进一步拉紧欧洲。通过联手制裁俄罗斯、援助乌克兰，“跨大西洋联盟”以及美国在其中的“领导地位”似得到再确认、再巩固。虽然近年来法、德等欧洲国家的“战略自主”意识有所提升，但是，未来数年欧洲恐怕将不得不更加依赖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随着瑞典、芬兰加入北约等有所进展，美国对欧洲安全的整体掌控力重新得到增强。下一步，美欧将加强北约东翼的军事部署态势，制定针对俄罗斯的长期性威慑计划。波兰等中东欧国家特别是波罗的海国家对美国的服从、配合程度也会不断加大。
美国正在利用欧洲国家的不安全感和对中国的猜忌，巩固和扩展美欧对华“统一阵线”，包括推动一些欧洲国家在涉台政策上向美国靠拢。美欧贸易和技术理事会(TTC)方面的合作持续强化，美方欲利用此机制，推动将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机制和“经验”用到中国身上。美欧还在围绕各自的“印太战略”深化协作，法国、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加大在“印太”地区的军事行动和相关部署，2022年一件大事便是组建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似正加紧酝酿
美国也在利用乌克兰危机推动“俱乐部式”的经济全球化。美国不是不要经济全球化，其针对中国的很多调整也不是简单地谋求“脱钩”“断链”，而是希望通过更小、更易掌控、成员互信程度更高的机制性安排，来更新、升级美国主导的国际经贸和科技规则，通过重塑供应链来削弱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影响力，甚至试图逐步构建针对中国等“战略竞争对手”的“经济战”体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公开提出，要打造“新型布雷顿森林体系”。
作为重塑国际经济体系的重要举措，美国在今年5月正式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该机制表面看缺乏约束力，但需重视其在供应链等方面的实质影响。东盟十国当中有七个选择第一时间加入，马来西亚等国希望借此得到更多来自美国的投资，提升自身在芯片等全球产业布局中的地位。拜登政府希望IPEF在2023年达成具体安排。此外，美国还在推动“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GII)、“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APEP)等机制。
美国国际经济战略的另一突出特征是加大了对数字经济、数字技术领域的投入。乌克兰危机让我们看到世界军事正在进入智能化作战的新阶段，各方面的军事需求与芯片的关联度更为密切。2022年10月初拜登政府发布空前严格的芯片禁令，目的就是要确保中国难以获取人工智能、超级计算、高超声速导弹等方面所需要的高端芯片。
对华战略博弈更加深入
美国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G20)等全球治理机制中的对华博弈进入新阶段，全球军备竞赛也在升温。受乌克兰危机影响，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以及俄罗斯在相关联合国机构和G20的地位等问题，都成为美国外交的着力点。随着乌克兰危机的深化，美国在加强战术核武器研发部署、推进“延伸威慑”方面加大调整力度，各方围绕人工智能武器化、太空安全等问题建构全球安全治理规则的努力变得更为困难，新一轮全球军备竞赛值得关注，各方管控冲突风险的难度也在上升。以此为鉴，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国际安全变局、中美战略博弈等将对中国引导全球治理改革、防止卷入恶性军备竞赛的努力会带来什么样的挑战，以及该如何应对的问题。
从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看，美国更加聚焦所谓“中国挑战”。拜登政府强调，未来十年是美国与中国进行较量的“决定性十年”，美国对华战略的总目标就是“竞而胜之”(out-compete)。与此同时，拜登政府也试图在推进大国竞争与应对跨国性挑战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强调“美国与中国的和平共处是可能的，两国共享并共同为人类进步作出贡献也是可能的”。拜登在为报告撰写的前言中提出，世界正处于“拐点”时刻，“民主”依然管用，美国能够赢得21世纪的这场竞争。显然，美国在中美之争问题上越来越有一股志在必得的劲头，中国需要做好应对更大压力的准备。
来源时间：2022/12/22 发布时间：2022/12/22
旧文章ID：28992
作者：Nox 谈行藏 来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导读：当地时间12月21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达美国。由于这是他在俄乌冲突爆发后首次离开乌克兰境内，因而受到各界关注。访问中，泽连斯基明确表达了希望美国及其盟友加大对乌武器和经济援助，美国总统拜登也给予了相当积极的回应。虽然一些美国国内分析认为，泽连斯基本次访问的目标可能不会顺利达成，但更为激进的美国鹰派却在积极推动美国进一步参与乌克兰问题。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旗手，历史学者罗伯特·卡根就在最近的文章中呼吁：美国要用更现实的视角看待世界，增强对外干预和控制。
通过包装美国参与一战、二战和后续其他战争、军事干预的历史，他提出：美国对国家利益的认知一直在维护本土利益和主导世界秩序之间摇摆，最终行动则往往都是在自认为“不得已”的情况下选择了主导世界秩序，而事实证明，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选择才是符合美国利益的选择。美国人应该放下对美国“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批评的担忧，因为这就是国际关系中的现实——美国必须积极动用自身实力，维护自己倡导的国际秩序，否则其他不满的大国就会像俄罗斯一样反抗，给美国和盟友带来不安定。国际秩序和规则就是霸权的副产物，而维护乌克兰就是维护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他提出，俄罗斯的行为表明没有美国霸权，世界不会走向更理性的和平，而是会出现更多冲突，因此，美国应当在俄罗斯2008年与格鲁吉亚争夺南奥塞梯时就进行干预，将其对美国的试探扼杀在萌芽中。
与自由国际主义者强调“自由帝国”的道德理由相反，卡根的新保守主义视角强调摒弃了关于战争的道德判断，却也同时暗中把美国霸权的性质“中性化”了。新保守主义与自由国际主义论证霸权路径不同，然而在现实中都殊途同归，表现为好战与对干涉主义的支持。他的观点代表了美国当前的一种认知和声音，值得关注。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原刊于《外交事务》，仅代表作者观点。
自由世界需要积极维护：乌克兰和美国的利益
文|罗伯特·卡根
翻译|Nox、谈行藏
2022年2月24日之前，大多美国人都认为乌克兰与美国的切身利益相关甚少。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 2016 年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说：“如果有人觉得我们应该考虑与俄罗斯就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的问题开战，那就站出来说话。”当时没人站出来。
然而，这种共识在俄乌冲突后一夜巨变。无足轻重的乌克兰突然变得举足轻重，重到足以让美国花费数十亿美元应对飞速涨价的资源和天然气;足以扩大欧洲的安全承诺，包括将芬兰和瑞典纳入北约;足以让美国成为对俄军事行动中的无形交战国，而其余波还在来的路上。迄今为止，这些举措无一不是获得了政党和公众的大力支持。去年八月的民调显示，4成美国人支持在必要时派遣美军帮助保卫乌克兰，尽管拜登政府坚称无意如此。
俄乌冲突不仅改变了美国人对乌克兰的看法，更让美国人对整个世界以及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都有了新的认知。冲突之前的十几年里，在两任不同总统的领导下，美国一直在削减海外承诺，甚至对欧洲也是如此。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称，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管好自己的国际事务，让其他国家自己走自己的路”。正如民调专家安德鲁·科胡特所说，美国公众认为美国“没有责任和意愿去处理那些对祖国利益没有直接威胁的国际问题”。然而今天，美国身陷两个国际争端，而且这两个争端无一符合我们通常理解的“对国家利益构成直接威胁”。
1 历史重演
俄乌冲突暴露了美国对国家利益的思考方式与他们在感知到危机时的实际行为方式之间的鸿沟。这不是美国第一次因为事态发展改变自己对利益的定位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如此摇摆不定，从克制、紧缩、冷漠和幻灭的时期到几乎恐慌地全球参与和干预主义时期。1914年8月，一战爆发，美国决心置身于欧洲危机之外，却在三年后派出百万军队;20世纪30年代，他们再次决心置身欧洲日益严重的危机之外，却又派出百万之众，参加了1941 年12月的又一次世界大战。
和今天一样，当时美国采取行动也不是因为安全面临直接威胁，而是在替国界外的自由世界出战。德意志帝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图攻击美国。美国对二战的干预不是出于对其领土的直接威胁。20世纪30年代后期，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所有军事专家、战略思想家和自称为“现实主义者”的人都坚信，无论欧洲和亚洲发生什么，美国都不会有被外国入侵的忧患。在1940年6月法国令人震惊的崩溃之前，甚至没人相信德国可以打败法国，更不用说拥有强大海军的英国了。而在这两国战败之前，对美国发起任何形式的进攻都是不可思议的。正如现实主义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所说，欧美不仅“相距三千英里”，更有大西洋“坚挺”在二者之间，美国的“边界”坚固无虞。
今天看来，这些判断的偏差大得可笑，但历史证据表明，德国和日本从未打算入侵美国，1941 年没有，而且很可能从来都没有过。日本偷袭珍珠港是为了防止或推迟美国对日本的进攻而采取的先发制人的行动，并非入侵美国的前奏。日本没有能力入侵美国。阿道夫·希特勒曾考虑过德国最终会与美国对抗，但在1941年6月陷入与苏联的战争后，这种想法就被搁置了。即使德国和日本最终在各自的地区取得胜利，也有理由相信两国并没有能力快速巩固对新征服的广大地域的控制，正如当时的反干预主义者的判断，美国完全有时间建立必要的部队和防御工事，以阻止未来的可能入侵。甚至连著名的干涉主义者亨利·卢斯(Henry Luce，译注：《时代周刊》《财富杂志》《生活杂志》创始人)也承认，“哪怕仅仅只是纯粹防御”，美国“也能足够强硬，让世界上的任何暴君都不敢与之抗衡。”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从1937年开始推行的干预主义政策并非是因为美国安全受到了某种日益增长的威胁。罗斯福担心的是美国领土外的自由世界。早在德国或日本能够伤害美国之前，罗斯福就已经开始武装他们的对手，并宣布要与民主国家在精神上团结一致，反对“强盗国家”，还宣称美国是“民主的武器库”。他在大西洋部署了针对德国的海军力量，同时在太平洋逐渐切断日本获得石油和其他军事必需品的渠道。
1939年1月，德国入侵波兰的数月前，罗斯福警告说：“人类有时不能只保护自己的家园，还要保护我们的信念与人性，否则我们的教堂、政府乃至文明都将失去根基。”1940年夏，他警告的也并非入侵，而是警告美国将沦为“武力哲学”主导下，世界的一叶“孤岛”，“人们被关在监狱里，戴着手铐挨饿，只能被其他大陆轻蔑、无情的统治者折磨、施舍残羹剩饭。”正是这种担忧，以及捍卫自由世界的愿望，导致美国在这两个强国对美国还没有任何传统意义上的直接威胁时，就主动开始了对抗。
2 使命召唤
对国家利益的传统理解并不能解释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采取的行动，也无法解释其今天在乌克兰的行为。利益的组成应该是领土安全和主权，而不是捍卫信仰和意识形态。西方关于利益的现代表述可以追溯到16、17世纪。先是马基雅维利，然后是17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为了应对滥用职权的残酷教皇和三十年战争中宗教间的恐怖冲突，他们开始试图切断国际关系行为与宗教信仰的联系。他们的理论直到今天仍然主导着我们的思想，那就是所有国家在生存和主权上，都该有一套通用的利益系统。要想得到公正稳定的和平，各国就必须切断信仰对其国际关系行为的影响，尊重宗教或意识形态差异，不干涉彼此内政，接受只有国家间的力量平衡才能确保国际和平。这种对利益的思考方式通常被称为“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所有关于国际关系的讨论都无法将之剥离。
建国后的一个世纪里，大多数美国人基本上都采取了这种世界观。虽然作为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民族，信仰是美国民族主义的根基，但美国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采取的都是现实主义外交政策，这也让他们看到了干涉欧洲事务的危险。欧洲在征服大陆，扩大商业，作为超级大国世界中的弱国，美国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国土安全上。即使有意愿，当时的美国也没有能力支持国界外的自由主义，更何况，当时的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这种意愿。一方面，在19世纪中叶之前，美国国界外并不存在可以支持的自由世界;另一方面，南北战争前的美国甚至还没有就国内的自由主义达成共识，更不用说整个世界了。
接着，在19世纪下半叶，当美国统一为一个更具一致性的自由国家，并积累了对更广阔的世界产生影响所必需的财富和影响力，美国更加失去了干预的必要。19世纪中期的西欧变得愈加自由，尤其是英法两国。英国的海军霸权与欧洲大陆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提供政治自由和经济和平，而美国从中的受益更甚于大多国家。而且他们还不需要承担维持这一秩序的成本或责任。这是一种田园诗般的生活，虽然一些“国际主义者”认为随着权力的增加，责任也应随之增加，但大多数美国人更愿意继续在别人的自由秩序中搭便车。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进入讨论之前，对于一个想独善其身的国家来说，将其国家利益定义为国土安全自然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英国主导的自由秩序在20世纪初的崩溃改变了一切。1914年8月爆发的一战揭示了全球权力分配的巨大转变。面对美国和日本这些新兴力量，以及法国和俄罗斯这些传统对手，英国再也无法维持其海军霸权。欧洲的力量平衡随着德国统一之后的崛起而崩溃，到1915年底，形势已经十分清晰：即使法国、俄罗斯和英国的联合力量也不足以击败德国的工业和军事力量机器。支持自由主义的全球力量平衡正逐渐变得反对自由主义。
其结果是，除非美国进行干预，将力量平衡向有利于自由主义的方向转移，否则美国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享有的自由世界将随之倾覆。捍卫英国无法再维持的自由世界秩序的任务突然落到了美国身上，也就是落到了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头上，他在努力置身于战争之外并以传统方式保持中立之后得出结论，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参战，否则欧洲的自由主义将被摧毁。他在1917年向国会发表的战争宣言中说，当世界和平受到威胁，当民主受到“有组织的力量支持的专制政府”的威胁时，美国自绝于世界的冷漠就不再“可行”。当时的美国人支持的是“保护民主的安全土壤”，而威尔逊当时的意思，是保卫已经生长了自由主义的沃土，而不是让民主遍地开花。
3 利益冲突
从那以后，美国一直在努力调和这两种对国家利益相互矛盾的解释——一种关注国土安全，一种关注保卫美国国界外的自由世界。第一种符合美国人喜欢独处，避免在国外行使权力的成本、责任和道德负担的偏好。第二个反映了他们作为自由民族对成为军国主义独·裁海洋中的“孤岛”的焦虑。正是这两种观点之间的矛盾导致美国的外交政策在过去一个世纪反复横跳。
哪个更正确，更道德?哪个是对世界的更好描述，对美国政策的更好指导?现实主义者和大多数国际理论家一直在攻击美国利益的广义版本，认为它缺乏克制，有可能超出美国的可控范围，甚至会带来核大国之间冲突的风险。但这些恐惧的合理性还有待证明，因为美国对冷战的积极推进并没有引发与苏联的核战争，甚至越南和伊拉克的战争也没有致命地削弱美国的实力。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实主义批评的核心却始终是道德，而非现实。
在20年代和30年代，对广义利益的批评者关注的不仅是美国在生命和财产方面付出的成本，而且还有这一理论中固有的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如果美国的自身安全没有受到威胁，那他们有何权利干预国界外的世界是否自由?这是强加于美国的偏好。无论德国和日本的行为在自由主义大国看来多么令人反感，但和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一样，他们都是在努力改变英美世界秩序，因为这种秩序使他们成为了劣势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凡尔赛达成的和解以及美国在东亚谈判的国际条约，都剥夺了德国和日本作为战胜国所应当享有的帝国甚至势力范围。美国和其他自由主义者可能认为德国和日本的侵略是不道德的，是对“世界秩序”的破坏，但毕竟，这本来就是由强权强加给他们的秩序。除了使用自己的力量改变它，它们又有什么其他选择?
正如英国现实主义思想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H. Carr)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所论证的那样，如果德国等不满的大国决心改变对他们不利的制度，那么“保证这些变化……以有序的方式发生”就是现有秩序维护者的责任。不满的国家日益强大的力量应该被接纳，而不是被抵制。这意味着一些小国的主权和独立不得不被牺牲。卡尔认为，德国实力的增长使得“捷克斯洛伐克不可避免地会失去其部分领土并最终独立”。当时在布拉格担任美国高级外交官的乔治·凯南也同意捷克斯洛伐克“是中欧国家”而且“从长远来看，它的命运与该地区的主导力量息息相关”。反干涉主义者则警告说，“德帝国主义”只是被“英美帝国主义”所取代。
批评美国支持乌克兰的人也提出了同样的论点。奥巴马经常强调乌克兰对俄罗斯比对美国更重要;左翼和右翼的批评者都指责：美国不否决乌克兰未来加入北约的可能性，鼓励其加入自由世界，是在实践帝国主义。
这些指控很有道理。无论美国的行为是否称得上“帝国主义”，从一战、二战至今的80年里，美国都在利用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捍卫和支持自由主义霸权。保卫乌克兰就是保卫自由霸权。共和党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等人说美国在乌克兰有切身利益，并不是说如果乌克兰垮台，美国就会受到直接威胁。他们的意思是，如果乌克兰垮台，自由世界秩序将受到威胁。
4 规则制定者
美国人往往执着于所谓的“必要战争”和“选择战争”之间的道德区别。在描绘历史时，很多人记得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被袭击，4天后希特勒向美国宣战，却不记得引发这一系列事件的正是美国的政策。在与苏联的冷战对抗中，美国人只看到共产主义的侵蚀和国家捍卫“自由世界”的决心，却没有认识到他们的政府坚持到处阻止共产主义也是一种霸权主义。美国人习惯将捍卫“自由世界”等同于捍卫自身安全，将他们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定义为迫不得已。
只有当战争进展不顺利(如越南和伊拉克)，或者结局不尽如人意(如一战)，美国人才会回顾性地认为战争是不必要的，美国的安全不会直接受到威胁，却忘记了他们最初支持战争时世界对他们的看法——2003年3月的调查显示美国人有72%同意在伊拉克开战的决定。但后来，他们忘记了当时的恐惧和不安全感，断定自己是被某些邪恶的阴谋引入歧途了。
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讽刺之处在于：虽然在后来的几年里，它们被描绘成促进民主的计划，是扩大化解释的美国利益面临危险的重要案例，但开战时美国人考虑的并不是自由世界秩序——他们只想到安全。在9/11后充斥恐惧和危险的环境中，美国人认为阿富汗和伊拉克都对美国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因为他们的政府要么窝藏恐怖分子，要么拥有可能落入恐怖分子手中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无论对错，这就是美国人最初支持他们后来嘲笑为“永恒战争”的原因。
但是美国的所有战争都是选择的战争。无论“好的”还是“坏的”，赢的还是输的，没有一场是保卫美国直接安全必须;实际上都是为了塑造国际环境。1990到1991年的海湾战争，20世纪90年代对巴尔干半岛和2011年对利比亚的干预，都是为了管理和捍卫自由世界并执行其规则。
美国领导人经常提及“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美国人并不承认这种政策中固有的霸权主义。他们没有意识到，规则本身就是一种霸权形式。它们不是中立的，而是旨在维持国际现状。80年来，国际现状一直由美国支持的自由世界主导，基于规则的秩序是这种霸权的附属物。如果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不满的大国一直遵守这些规则，那并不是因为它们皈依了自由主义，也不是因为它们对世界的现状感到满意，也不是因为它们对规则有内在的尊重，而是因为美国及其盟国为了他们理想世界秩序的实现动用了优势力量，不满的大国则除了默许别无选择。
5 现实开始
冷战后大国间的长期和平是一幅令人欣慰但极具误导性的图景。在和平时期，世界可以像国际理论家描述的那样，各国领导人在平等的会议中进行外交，参与维持和平的力量平衡。因为主导的利益理论，其他大国的目标不可能与美国存在根本不同。所有国家都希望最大限度地提高安全并维护主权;所有人都接受想象中的国际秩序及其规则;所有人都拒绝将意识形态作为政策指南。
所有这些论点背后的假设是：大国的不满会导致更稳定的和平，就像法国在拿破仑之后的妥协有助于维护19世纪初的和平那样，美国自由主义霸权的替代方案不是战争、专制和混乱，而是更加文明、公平的和平。
美国人经常劝说自己，其他国家会自愿遵守他们喜欢的规则。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欢呼《凯洛格-白里安公约》(译注：又称《巴黎非战公约》，1927年由法国和美国共同提出，表达了当时各国的和平主义倾向)“取缔”了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多数美国人希望联合国接过维护和平的重任;在冷战后的几十年里，人们认为世界不可避免地将朝着和平合作和自由主义的胜利迈进。这种信念的好处是，它们一旦实现，美国就可以停止扮演自由世界执法者的角色，并免除由此产生的所有物质和道德成本。
然而，这种令人欣慰的世界图景时常被残酷的现实所颠覆。普京就是一个狡猾的政治家，一个现实主义者，只寻求修复冷战后解决方案对俄罗斯造成的不公正待遇。他有支持自身诉求的充足论据，但现实也证明了他不介意对一个更弱的国家动用武力。现实迫使美国人看清世界的本来面目——并不是理论家们设想的整洁而理性。没有一个大国的行为像现实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在对最大化安全的理性判断的指导下进行。就像过去一样，他们的行为出于信仰和激情、愤怒、怨恨。没有独立的“国家”利益，只有居住和统治国家的人民的利益和信仰。
普京对邻国的连续入侵并不是出于最大化俄罗斯安全的愿望。冷战结束后的30年里，俄罗斯西部边境实现了历史最高程度的安全。俄罗斯在19世纪和20世纪三次被西方入侵，一次是法国，两次是德国，它不得不在整个冷战期间为西方入侵的可能性做好准备。但自从柏林墙倒塌以来，莫斯科没有面临任何西方攻击的可能性。
东欧国家希望加入西方的安全和繁荣，这可能打击了莫斯科的自尊心，也标志了俄罗斯在冷战后的软弱无力。但这并没有增加俄罗斯安全的风险。普京反对北约的扩张，不是因为他害怕俄罗斯受到攻击，而是因为这种扩张将使他越来越难以恢复俄罗斯对东欧的控制。
普京的行动并没有最大化俄罗斯的安全，反而破坏了它——即使他的军事行动按计划取得成功，情况也是如此。他这样做不是出于与安全、经济或任何物质利益有关的原因，而是为了失去伟大的屈辱，为他在俄罗斯的历史地位，也或许是为了捍卫某种信仰。他鄙视自由主义——像斯大林和亚历山大一世以及历史上大多数独·裁者那样——认为自由主义是一种可怜的、软弱的、甚至是病态的意识形态，只追求个人的琐碎享乐;而更重要的是国家和民族的荣耀，人民应当为其牺牲。
6 打破循环
就像当年担心希特勒屠杀犹太人一样，美国应该对所有批判自由主义的行动者有所警惕。每当曾经敌视自由主义的大国使用武力实现其目标时，美国人往往会从惰性中振作起来，放弃狭隘的利益考量，并采用更广阔的视野来判断什么值得他们牺牲。
这是更真实的现实主义。不是认为世界由按自己逻辑运转的非人格化国家组成，而是理解人类的基本动机。要明白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利益，这是根据其历史、地理、经验和信仰所特有的。也不是所有的利益都是永久的：美国在1822年的利益与今天的利益就不同。总有一天美国将无法再遏制自由世界秩序的挑战者——技术最终可能使海洋和距离变得无关紧要，甚至美国本身也可能变得不再是一个自由国家。
但那一天还没有到来。尽管经常有相反的说法，但一个世纪前使美国成为世界事务决定性因素的条件仍然存在。正如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证实，只要有美国作为参与者，独·裁霸主就无法实现自己的野心，俄乌冲突也告诉普京：只要弱小的邻国可以寻求到美国及其盟国近乎无限的支持，他就很难实现自己的目标。
然而，更大的问题是：美国人想要什么。今天，他们再次被唤醒捍卫自由世界，但早一点会更好。普京花了数年时间探索美国人会容忍什么，先是2008年在格鲁吉亚，然后是2014年在克里米亚，同时还在增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结果并不好)。美国对这两次军事行动以及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事行动的谨慎反应使得普京继续前进。我们今天因为当时没有冒险而过得更好了吗?
“认识你自己”是古代哲学家的忠告。一些批评人士抱怨说，美国人没有认真讨论过对乌克兰的政策，恐慌和愤怒淹没了反对的声音。批评者是对的。美国人应该就他们希望美国在世界上扮演什么角色进行坦率和公开的辩论。
然而，第一步是认清利害关系。在没有美国领导的情况下，历史的自然轨迹非常明显：它没有走向自由和平、稳定的力量平衡，也没有出现国际法律和制度发展。相反，它导致独·裁统治的蔓延和持续的大国冲突。这就是世界在1917年和1941年的发展方向。如果美国减少对当今世界的参与，对欧洲和亚洲造成的后果不难预测。大国冲突和独·裁统治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一直是常态，自由和平只是短暂的反常。只有美国的力量才能阻止历史的自然力量。
*文章原刊于Foreign Affairs，标题为“A free world, if you can keep it: Ukraine and American Interests”。
作者：Robert Kagan 罗伯特·卡根，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著名新保守主义历史学者，外交政策评论家。著有《天堂与权力：世界新秩序中的美国与欧洲》等。
来源时间：2022/12/22 发布时间：2022/12/22
旧文章ID：28991
作者：李岩 来源：中美聚焦
在百年变局背景之下，2022年的中美关系仍然处于新型关系模式不断探底与反复平衡的阶段。回顾全年，拜登政府对华战略全面明晰化，做实遏制布局与完善危机管控并行推进。围绕乌克兰危机与台海危机的多重博弈，亦逐步框定新时期中美竞合的边界。在此过程中，中国通过坚决斗争努力确保中美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
“新两面性”成为2022年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特征。经过特朗普时期对华战略疾风骤雨式大调整之后，拜登政府在执政第二年进一步明晰了对华定位与基本思路举措。以其首份《国家安全战略》出台为标志，拜登政府基本承袭前任政府将中国作为首要对手的总体定位，试图通过所谓“投资、结盟、竞争”来“塑造中国崛起的战略环境”，同时寻求确保中美关系在危机中不至破局，避免损害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
一方面，美国通过出台重大立法来构建对华长期竞争的实力基础，通过亚太与欧洲两大同盟体系的紧密化协作来构建对华施压的体系优势。一年来，美国围绕芯片、能源资源等关键领域推出多项遏制举措，不断构建以意识形态为牵引的多个对华围堵“小圈子”，并阴谋以“民主对抗威权”来编织新的国际话语体系。另一方面，在不断坐实对华压力的同时，美国反复强调所谓的危机管控建设，试图为其无限制地对华打压装上安全的“护栏”。这种做法既是民主党政府与共和党政府的一个重要区别，也表明美国实质上难以承受中美陷入重大冲突事态的代价，反映了美国对华心态上的色厉内荏一面。
在放弃对华接触与打压的长期政策之后，这种既对华全方位遏压又避免危机失控的做法，构成了新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新两面性。鉴于国际格局的总体特征与中美实力对比态势的进一步演变，这种新两面性可能将主导相当长时期内的美国对华战略思路。
危机博弈是中美关系在2022年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也较为突出地反映了美国对华战略的新两面性。过去几年，中美关系下滑过程中的危机事态并不鲜见，但今年内出现的乌克兰危机和台海危机，无疑对中美关系产生了更为复杂的重大影响。
今年2月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美国一面向中国泼脏水，声称中国应该对这场危机的解决承担“国际责任”;一面整合西方联盟，以次级制裁搞对华威慑，试图塑造将中、俄捆绑一并进行打压的态势。可以说，围绕乌克兰危机的国际舆论争夺和多条战线的外交博弈，构成了2022年上半年中美关系的一条主线。8月台海危机的出现则全面测试了中美博弈的边界。美国政府不顾台湾问题的极端敏感性，放任佩洛西窜台，酿成了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重大危机。这场危机作为过去几年美国以“切香肠”方式逐步掏空一中政策的突出体现，严重破坏了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在遭到中国坚决有力反制的情况下，美国不得不多次重申“不寻求对华冲突”，也将不得不从战略角度出发、从危机管控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其打“台湾牌”的危险性。围绕台湾问题的博弈新边界，可能将因此次危机而逐步形成。
面对中美关系的上述新态势，高层战略引领成为2022年中美关系保持正确航向的关键保障。过去一年，中美元首通过电话、视频、面对面形式进行重要会晤，成为中美关系的指南针和定盘星，对两国关系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在此过程中，中方基于对两国人民、对世界负责的态度，反复阐述防止中美关系脱轨失控、找到正确相处之道的重大意义;中方明确提出两国应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共同探讨确立中美关系的指导原则和战略性框架;中方明确阐释台湾等敏感问题的重要性，同时展现在全球性问题上推动中美务实合作的良好意愿。未来一段时期，在经历中美关系的磨合期和危机事态的考验之后，能否真正落实高层会晤共识，稳步恢复中美多层次接触，细致推进中美合作议程，对于确保中美关系的正确航向将具有决定性意义。
来源时间：2022/12/22 发布时间：202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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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法意观天下
法意导言
“克制派”、“优先派”、“骁勇派”三大势力在美国共和党内角逐下一任共和党总统的外交政策。无论哪一方势力获得胜利，对欧洲乃至全世界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高级政策研究员马季达·鲁格(Majda Ruge)及研究主任杰里米·夏培罗(Jeremy Shapiro)认为，当前共和党的政策与MAGA主义深度绑定，其对内的立场将外溢，成为下一届共和党总统对外的态度，继续采取“美国优先”的政策。本文纂于2022年11月17日，是从欧洲视角对当前美国共和党的外交政策的梳理、概述。法意观天下特此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参考。
美国当前外交环境
即便是在中期选举中失去了对众议院的控制权，民主党却出乎意料的守住了参议院。当然，两党获得票数仅有微弱的差异，如实反映了美国的内部分裂，同时也暗示了2024年的总统大选将依旧激烈：共和党在11月的表现虽然不佳，却丝毫没有减弱下届总统大选获胜的可能性。而唐纳德·特朗普宣布再次逐鹿白宫，令西欧人对美国共和党执政的可能性，更是加深了一层顾虑。因为，即便特朗普获得提名的机会再渺茫，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必定是MAGA主义分子【译者注：MAGA，即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让美国重夺辉煌”，特朗普总统在2016年参选总统时的竞选口号，当前成为美国本土主义的重要政治主张之一】。换句话说，无论他本人最后是否当选，特朗普主义将继续存续在美国政坛。
这对欧洲人意味着什么呢?众所皆知，共和党在堕胎、枪支和移民等国内事务上有明确的立场。但在关键的外交政策上，共和党内部仍然存在分歧。因此，一些思维活络的共和党要员及政坛黑马目前正想方设法，为下一任共和党总统塑造外交方针。
在这个大背景下，“克制派”、“优先派”、“骁勇派”三股势力在共和党内部逐渐抬头，并争先恐后地想获取党内外交政策的主导权。如果2025年，共和党成功获取总统席位，这三股势力中的赢家将对美国外交政策带来革命性的冲击。因此，欧洲现在就应该采取措施，以应对共和党总统上台所带来的潜在冲击。
三大势力都是谁?
要了解各势力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应从其共同点出发。这三股势力建立在对MAGA国内政策主张的认同上，并试图将其推广至外交领域。MAGA的主张的核心是：(一)反觉醒主义;(二)提高移民门槛;(三)认为美国的经济和文化在全球化中受损。在国际舞台上，这些立场可能代表着：(一)反对气候变化和可再生能源相关议题;(二)反对自由贸易;(三)对中美经济关系具有强烈的重塑意愿。拥护自由贸易及全球化的共和党已经成为历史，而支持报复性关税、产业政策、出口管制才是当前共和党的重心。虽然共和党的主要目标是中国，其相关措施也将对欧洲产生重大影响。
在此之外，这三股势力也存在较多分歧，包括美国在世界上应该扮演的角色、美国对其盟友及联盟的态度、美国对欧洲安全和俄乌冲突的立场等。
克制派的主张
共和党内的克制派主要由传统的杰克逊外交政策的支持者们组成，主张在国内保持实力，而在国外部署、使用军事力量时保持克制。铁杆的克制派议员，如兰德·保罗(Rand Paul)、麦克·李(Mike Lee)等，建议减少美国在海外的安保承诺，并与以北约为代表的美国的盟友保持距离。克制派与特朗普军师团的重要成员们，包括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和理查德·格林纳尔(Richard Grenell)等，主张政府减少对乌克兰的支持。虽然克制派目前在共和党精英中是少数派，但在拜登政府5月份提出的对乌克兰400亿美元援助计划中，共和党有11名参议员和57名众议员投了反对票。据新闻媒体Axios的报道，国会中反对美国政府参与乌克兰事务的声音将增加，特别是在这次选举中，共和党的反扑将更多对当前政策持怀疑态度的共和党议员送入了国会。新当选的MAGA议员，如俄亥俄州参议员詹姆斯·万斯(JD Vance，《乡巴佬的挽歌》的作者)和德克萨斯州众议员卫斯理·亨特(Wesley Hunt)等，对美国给予乌克兰的大额援助及对美国南部边境和其他国内问题缺乏关注所形成的鲜明对比，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克制派势力往往喜欢把特朗普视为自己人。然而，特朗普在任期内只表现出相对薄弱的支持。特朗普曾宣称要从叙利亚、阿富汗撤军，甚至结束美国在北约的成员资格，但最终都没有执行。同时，特朗普也曾威胁干预伊朗和朝鲜局势，这是也与克制派的主旋律相违背。即便是从实事求是角度来看，特朗普的确是冷战后的美国总统中最为克制的一员，但他的前后矛盾也可以让每个势力解读为自己的一份子。同样，另一潜在的总统参选人德桑蒂斯(Ron DeSantis)的外交政策也是一个未知数，各个阵营也将争相对其施加影响。
优先派的主张
共和党的其他两个势力支持美国主导全球事务的外交思路，但其关键的分歧在于如何应对中国。优先派认为中国给美国带来的战略挑战是深远的，关乎国家存亡。与克制派一样，优先派强调美国的资源是有限的，但认为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威胁，需要与美国以对抗苏联同等的努力，来主导对华的外交策略。优先派担心美国在欧洲和中东等次要地区上过度分散注意力和资源，削弱了美国对华角逐中的实力。密苏里州参议员乔什·霍利(Josh Hawley)和前国防部副助理部长艾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等共和党人认为，中美的激烈竞争，将产生两种不可避免的情况：一是中美将发生军事对抗;二是美国将从欧洲和中东地区撤军。优先派坚信中国所带来的挑战，以美国当前的军事实力，是无法在两线作战并获得最终胜利的。霍利参议员曾投票反对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并反对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他认为美国已经力不从心，无法保卫其更重要的盟友。
骁勇派的主张
相对于优先派，骁勇派认为华盛顿能够且必须保持在全世界政治、军事上的主导地位。该阵营的代表人物包括尼基·海利(Nikki Haley)、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和迈克·彭斯(Mike Pence)等建制派人物。他们都加入了MAGA阵营，并曾在特朗普政府中任职。尽管特朗普承诺要结束’永世之战’【译者注：forever wars，指代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采取的国际安保策略，包括反恐战争及治安战争等】，但骁勇派还是反对阿富汗撤军。他们认为这标志着美国的软弱，并且直接导致了俄乌冲突。因此骁勇派认为，美国不仅在亚洲，而在欧洲和中东也要保持强大的军事震慑力。他们并不接受美国缺乏资源来维持全球领导地位的观点，但同时也承认实施该策略需要美国的盟友们——特别是欧洲和东亚的盟友——为国际安全做出更多贡献。
MAGA共和党人的三大外交政策势力观点梳理
对于美国的欧洲盟友们的影响
任何共和党政府的上台，都会给大多数欧洲政府带来困难和挑战，但美国政府将执行的外交政策，更是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如果是克制派或优先派占主导地位，欧洲将要准备面对的是美国即将撤回的安保责任。如果是在克制派的领导下，这种回撤可能是相当突然的，欧洲将不得不自己收拾残局。而优先派可能将有序撤出欧洲，但仍会坚持要求欧洲牵头对抗俄罗斯、支持乌克兰，并自行维护欧洲的稳定。骁勇派可能将维持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力量，但要求欧洲在美国处理亚洲及中东事务上做出更大贡献，其中不排除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
虽然共和党三股势力的不同外交政策将对欧洲造成很大的影响，但其共通之处也不可忽视。这三股势力对欧盟的气候议程充满敌意，同时将积极追求与中国的经济脱钩，可能采用的手段包括技术出口管制、引导制造业回流、扩大经济保护主义的措施等。他们也期望欧盟采取相同的策略，即便美国的产业政策及限制欧洲对华贸易将影响欧洲的经济。正如一位不记名共和党的战略制定者所述：“任何一位共和党总统肯定会要求欧洲在中国问题上站队。任何人认为欧洲能在这场竞赛中保持中立的人都是疯子。”当然，2024年总统选举的结果还远未明确。但无论如何，美国政坛亘古不变的新旧交替，意味着共和党——或应该称为“MAGA”党——总有一天会上台。
文章来源：
Majda Ruge, Jeremy Shapiro, Polarised power: The three Republican ‘tribes’ that could define America’s relationship with the world, ECFR
译者介绍：
熊宜安，现为法意观天下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2/12/22 发布时间：2022/12/22
旧文章ID：28989
作者： 来源：民智国际研究院
导语：
随着中期选举结果的基本揭晓，拜登领导下的民主党取得了较为乐观的结果。预期中共和党的大胜并未出现，民主党也保留了对参议院的基本控制。在这一结果面前，拜登难掩喜色，表示接下来“不会以任何方式改变任何东西”。但本文作者对此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由于通胀率高企和潜在经济衰退的到来，或许民主党的有利局面很难保持到下次大选。作者通过对国会负责贸易事务的委员会人事变动进行分析，并结合选民态度以及贸易战的相关研究结果，指出拜登如果想要保住支持率，应该立即转变贸易政策，取消对华关税条款，加大与盟友的贸易合作力度，并确保全球供应链安全。
本文编译自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官网评论文章，原标题为《拜登的贸易政策会在中期后转变吗?》(Will
Biden’s Trade Policy Shift After the Midterms?)。作者是外交关系委员会 (CFR) 贸易政策研究员Inu
Manak。文章略有删改，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思考，与公众号立场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虽然中期选举中共和党的浪潮并未像预期那样席卷两院，但拜登的议程也将很难再获得压倒性支持。尽管贸易政策不是选举中最突出的热点，但通货膨胀和整体经济健康状况仍然是选民关注的焦点，这使得本就在国会中优势微弱的民主党人担心，贸易政策的任何调整都会导致支持度的下降。那么，国会控制权的分裂对拜登的经济政策意味着什么，他是否会因此在贸易问题上做出调整呢?
虽然民主党人保留了对参议院的控制权，但负责贸易事务的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即将经历重要的人事变动，这将大大增加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参议员理查德·伯尔(R-NC)、罗伯·波特曼(R-OH)和帕特·图米(R-PA)即将退休，目前尚不清楚谁将取代他们的位置。图米是国际自由贸易的有力倡导者，也是极少数支持改革贸易法规(第232条和第301条)的参议员之一。在特朗普时期，美国政府曾以这两项法规为依据向中国发动贸易战。而波特曼也是参议院中自由贸易的重要支持者，他曾在小布什时期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在最近的一次活动中，波特曼发表的评论称，目前围绕贸易政策的争议可能 "导致我们忽视贸易的好处"。波特曼和图米的退休将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中引发重大影响。随着参议院自由贸易支持者的离开，行政部门对于贸易政策的干涉可能将进一步加剧，自特朗普时代开始征收的关税也将很大概率延续下去。
财政立法委员会中众议员的离任同样也将造成重大影响。众议员罗恩·金德(Ron Kind)、斯蒂芬妮·墨菲(Stephanie Murphy)和托马斯·索齐(Thomas Suozzi)即将离任。其中，索齐的席位已经确认转移给共和党。金德和墨菲都是民主党中态度温和的贸易支持者，他们对贸易的看法更接近前总统奥巴马，而不是拜登，后者的贸易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特朗普时期的延续。此外，众议员阿德里安-史密斯(Adrian Smith)正在竞选委员会主席，尽管现在还无法判断他能否夺取这个位置。史密斯一直对拜登政府的贸易政策持批评态度，他一向认为现政府在推进贸易议程上不够积极，而且不明智地放弃了贸易知识产权协议(TRIPS)，该协议是在去年夏天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十二届部长级会议上谈判达成的。虽然委员会的最终构成还无法确定，但至少共和党在委员会领导层影响力的加强可以使拜登更清楚地认识到，在贸易问题上两党必须进行协商。
然而，一个分裂的国会预示着关于贸易促进授权法案(TPA)的立法情况将十分不妙。该法案已于2021年7月失效，它允许国会制定贸易谈判目标，同时也给予总统有时间限制的权力来谈判协议，这些协议须经过国会的快速投票程序。重要的是，该法案要求行政部门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与国会协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宪法赋予了国会管理涉外贸易的专属权力。因此，贸易促进授权法案是对行政部门贸易权力的一种制衡，但同时也向外国贸易伙伴发出信号，即总统在谈判中提出的建议将得到国会的尊重。但问题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在TPA立法上仍然存在分歧。民主党人坚决要求法案包括贸易调整援助项目，该项目旨在为因贸易中断而失去工作的工人提供帮助。但共和党人仍然对贸易调整援助持怀疑态度，因为有研究表明它对就业结果没有显著影响。
由于自特朗普以来，行政权力在贸易政策上的影响力不断加深，两党关于贸易促进授权法案的分歧将是国会未来的主要争议。拜登政府无疑承袭了特朗普对贸易行政协议的偏好，即由行政部门直接与外国政府达成 "小型协议"，这些协议与贸易有广泛的联系，但不需要接受国会审查。拜登的标志性贸易倡议——《印太经济框架》(IPEF)就属于这一类别。拜登的贸易代表戴琪最近表示，她对TPA立法持开放态度，但对贸易自由化持批评态度，称印太经济框架中提高市场准入门槛是一个特点，而不是一个错误。国会对她 "未能与国会进行适当协商 "表示失望。在新一届国会中，她可能会面临更大的透明度压力，特别是来自共和党的压力。
因此，中期选举结果预示着拜登的贸易政策可能遭到更大的限制和反对。如果拜登反思中期选举的结果，那他无疑应该在贸易问题上做出调整。根据民意调查，选民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堕胎权和通货膨胀。虽然民主党的基础选民由于堕胎权问题选择继续支持民主党，但大多数选民都因为高通胀率对拜登和民主党感到失望。共和党人可以对拜登施加额外的压力，让他解释为什么没有使用所有可行的手段，包括通过贸易来降低通货膨胀。如果拜登想消除民众对通胀率上升和潜在经济衰退的担忧，他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尽其所能地减轻美国人的钱袋子所承受的负担。
对于拜登而言，首先要做的是取消在贸易战中继续对中国征收的301条款关税。(编者注：根据301条款，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确认某贸易伙伴的某项政策违反贸易协定，或被美国单方认定为不公平、不公正或不合理时，即可启动单边性、强制性的报复措施，报复手段包括中止贸易协定、关税等进口限制、取消免税待遇和强迫签订协议等)尽管一些政府官员担心取消关税会看起来像对中国示弱，继而导致民众的不满，但美国人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并没有政府所认为的那样激进。媒介科技公司Morning Consult的外交政策追踪器显示，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选民认为中美关系是美国面临的最重要的外交问题。事实上，有证据清楚表明，美国公司和消费者不仅没有如愿惩罚中国，反而首当其冲地承担了成本。有研究指出，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因针对钢铁和铝的232条款关税付出了高昂代价。正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现的那样，削减这些关税可以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拜登完全可以根据这些理由调整贸易政策，并取消这些关税条款。
同样，拜登可以促进美国人了解与盟友合作以确保供应链安全的好处。一个可行的方法是在贸易技术委员会的主持下扩大与欧盟的谈判以消除贸易的监管障碍，例如阻止美国从欧洲进口婴儿配方奶粉的障碍。这种贸易自由化可以直接帮助无数的美国家庭。拜登还可以在《印太经济框架》的供应链弹性谈判中加大努力，向贸易伙伴提供额外的好处，如市场准入，以帮助推动这些谈判。
最后，拜登可以展示如何在不给美国家庭带来沉重负担的情况下实现其宏伟的气候目标。为此，他可以与美国的贸易伙伴合作，确保他们的电动汽车有资格获得《通货膨胀法案》提供的消费者税收优惠。这将使美国人能购买对他们来说最实惠的电动汽车，并有机会获得更多的选择，如欧洲或韩国制造的汽车。此外，拜登可以采取行动，通过在世界贸易组织重启“环境商品协议”(EGA)谈判，降低消费者和企业获得绿色转型所需的成本。达成这项协议将使美国人能够获得来自世界各地的环保产品和技术。拜登还可以更进一步，将EGA扩大到包括工程和建筑等服务，这对设计绿色基础设施至关重要。
拜登曾因中期选举中共和党的颓势而兴高采烈，并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不会以任何方式改变任何东西"。但在贸易政策方面，这将是一个错误的选择。虽然民主党人成功地避免了被共和党彻底击败，但如果通胀率持续攀升，他们在2024年可能不会再如此幸运。随着对国会控制权的分裂，拜登的国内政策议程将停滞不前，如果他想有所作为，则必须寻求外交层面的突破。国际贸易是他可以做到这一点的为数不多的领域，而且如果框架适当的话，他可能会得到两党的支持。
编译：蒲星妤
来源时间：2022/12/22 发布时间：202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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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外交部网站
12月22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联席主席桑顿。
王毅表示，中美关系要实现稳定可持续发展，首先美方要树立正确对华认知，坚持对话而非对抗、双赢而非零和的交往基调。两国元首在巴厘岛会晤时就探讨确立两国关系指导原则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构建中美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美方应放弃对华无理遏制打压，将拜登总统积极表态真正付诸行动，回归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
王毅表示，面对此起彼伏的地区热点问题和气候变化、粮食能源危机等全球性挑战，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应开展必要合作，发挥表率作用，展现大国担当，这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我们对同美方开展各层面对话持开放态度，欢迎包括桑顿先生在内的美国工商、战略、学术界人士更多来华面对面交流，增进两国相互理解。
桑顿表示，美中理应成为可以合作的战略伙伴。我愿继续为促进美中经贸往来、增进美国民众对华全面了解、推动美中关系稳定发展发挥作用。
来源时间：2022/12/22 发布时间：202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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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胡伟，著名政治学者，上海市公共政策研究会会长。本文转自微信公号「上海公共政策研究会」。
去年这个时候，我曾写了《始终不渝坚持三中全会路线和改革开放道路》（点击阅读详情）一文，一年来似乎达成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党的二十大提出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五个坚持”重大原则，之一就是“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在当前改革开放再次成为一个口号之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44周年的今天，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究竟什么是改革开放？这个问题并非是不言而喻的。
不是无论制定什么政策，都可以放在改革开放麾下的。改革开放有着特定的内涵。去年我曾作出这样的概括：所谓改革开放，“改革”在于破除传统社会主义的僵化，“开放”在于摒弃传统社会主义的封闭，亦即摆脱以往“封闭僵化的老路”。
所谓“封闭僵化的老路”，就是以前的“苏联模式”。这是一种传统的僵化的社会主义，以对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和对内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为主要特征。所谓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就是党和国家的权力高度集中于党的各级一把手，形成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和家长制、一言堂、个人独断专行的局面；所谓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就是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作为资源配置的唯一主体，形成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完全窒息了市场和社会的经济活力；所谓高度集权的文化体制，就是所有的思想文化只能定于一尊，形成文化上的专制主义，思想僵化，迷信盛行，教条主义泛滥。同时，“两大阵营”对立和对抗，又造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自我封闭，这种自我封闭与僵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相互助长，断送了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条死路。
新中国成立后，以苏联为师，总体上沿用了这一模式，走上了“封闭僵化的老路”，以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改革以往僵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同时坚持对外开放，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上述观点，我在去年的文章中已经阐明，这里再重复一次。
改革开放的决策是在1978年作出的。这一年发生了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改革开放奠定思想政治基础；然后为期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举行，为改革开放扫清了障碍；最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正式做出了工作重心转移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在上述历史过程酝酿的同时，党中央决策层也在布局另一个大手笔。1978年7月，中美开始秘密进行建交谈判，但初期进展缓慢。在1978年11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审时度势，指出美方想加快正常化，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同美国关系正常化要加快，从经济意义上说也要加快。”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是决定改革开放的关键会议，闭幕会在12月13日召开，但中美建交谈判还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此时邓小平坐不住了，他只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特别重要，实际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余下的时间就直接进行中美建交谈判。12月13日，邓小平亲自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果断扫除了中美建交的障碍；15日中美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即“中美建交公报”）；16日，中美两国同时公开发表《中美建交公报》发表。在中美建交问题迎刃而解之后，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历史时期。
可见，党中央对改革开放的布局，实际上是“明”和“暗”两条线同步进行，“明”的是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暗”的是中美建交谈判，因为这一谈判一直是秘密进行的，中美两国只有极少数领导人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布“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同时《中美建交公报》确定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不难看出，中国改革开放和中美建交是同步进行的。这是为什么呢？
改革开放，是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有机统一。所谓对外开放，实质是对西方的开放，利用西方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来发展自己。改革开放前所谓的“封闭”，并不是对整个外部世界的封闭，我们对亚非拉一直都是开放的；当时的“封闭”，只是对西方世界的封闭。因此，所谓改革开放，关键是向西方世界打开国门。正因为如此，中美建交就成为改革开放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
如何借助外部世界的力量来实现发展，是改革开放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据一位党史专家透露，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开启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之后，需要重新谋划中国的对外关系。当时外交战线负责人认为，既然要改革开放，营造和平环境，首先要想办法缓和与苏联的关系，当时双方在边境上陈兵百万，剑拔弩张。但是邓小平决定首要的外交任务是和美国建交。当时外交战线的负责人起初不太理解，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我们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最需要的是资金、人才和先进技术，苏联能给我们什么呢？正是基于这一考量，邓小平亲自参与了中美建交谈判的全过程，双方谈判几次遭遇“谈崩”的时刻，都是邓小平力挽狂澜，果断拍板，推动中美两国迅速建交。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不仅是简单取得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的问题，而且是借助什么外力来帮助自身发展的问题。因此，处理好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利用资本主义国家来发展自己，就成为实现和平发展的关键。
中美建交后，1979年1月29日，恰逢中国大年初一，邓小平访美。这是邓小平的最后一次出访，为营造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迈出了关键一步。陪同邓小平出访的一位著名美国问题专家在飞机上问邓小平：“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同美国的关系？”邓小平回答：“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这位专家在回忆中写道：邓小平如此重视美国是因为他认为，要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首先就要对美国开放，不对美国开放，对任何其他国家开放都没有用。对此，邓小平并不刻意向美国隐瞒。1979年1月24日，邓小平在访美前夕会见美国客人时说：“我们相信中美关系正常化能为美国用先进的东西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这点对美国来说也是有利的。”
如果当初中国选择和苏联改善关系而放弃中美建交，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许就不是今天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