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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理想国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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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缉思  来源: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很多近现代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描绘过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的共产主义社会和孙中山的“天下大同”理念。不过他们的理想社会都建立在国家消亡的基础之上。从今天来看,国家消亡还没有任何现实可能。世界上预测未来50年、100年世界政治发展的著作很多,我没有读到其中任何一部认为主权国家体系或作为政治形态的国家,在可预见的将来会衰落下去。我认为,即使是从远期来看,更现实的政治目标,不是促进国家消亡,而是建设相对来说治理良好的国家。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名著《理想国》里讨论的核心概念是正义,指出正义是理想城邦的原则。柏拉图把人的灵魂分为三个部分。最高的一部分是“用来学习的”,是为了认识真理,而不那么关心金钱和荣誉。这部分又可称为“爱学和爱智”。灵魂较低级的两个部分,一是“爱钱”,二是“爱荣誉”。由第一部分统治灵魂的人叫作“爱智者”或者“哲学家”;由金钱统治灵魂的人叫作“爱利者”;由荣誉统治灵魂的人叫作“爱胜者”。与此三种人相应,有三种形式的快乐。只有爱智者的快乐才是“真实的快乐”“纯粹的快乐”,而爱利者和爱胜者始终得不到这种快乐。正义的政体应当由爱学爱智的哲学家来治理。爱利者(如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和爱胜者(如军人)地位都应低于哲学家。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公正是首要的,军事和财富是次要的。国家显然应由精英政治主导,而不是让平民主义居于统治地位。

孔子和柏拉图几乎可以视为同一个时代的人。虽然古希腊城邦国家和中国春秋列国的国情很不一样,但孔子和柏拉图观察政治的角度颇有些相通之处。《论语》的核心思想是“仁”。论及政治,孔子最著名的一句话是:“政者,正也。”这同柏拉图关于“理想国” 的核心原则是正义的思想完全一致。

《论语》记载了以下一段话:“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 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段话是说:孔子认为,治理一个国家应当具备三个起码条件:食、兵、信。但这三者当中,信是最重要的。如果只有兵和食,但百姓对执政者不信任,那这样的国家也就不能存在下去了。

柏拉图和孔子分别从正反两面划定了理想国的三个标准,就是要有公正,要丰衣足食,还要有维护尊严和安全的军队。在他们的年代,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还没有诞生或者流行,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所以本书中所说的“信仰”,在那个时代远未成型。本书所说的信仰和公正,对应的是孔子所说的“信”和“正”,以及“教之”所要达到的目标。至于现代意义上的“人身自由”,在奴隶制和流行殉葬的古代社会,连基本的生存都没有保障,自然是极其有限的。

用本书归纳的五大目标来衡量,一个成功的、令人向往的国家应当是:

第一,没有严重的外部和内部的安全威胁,国内政治稳定,暴力犯罪率低;

第二,国家和民众都比较富裕,经济稳步增长;

第三,国家有相对统一的信仰体系、道德准则和主流价值观,同时包容一部分公民所奉行的其他信仰,公民对国家认同度高;

第四,公民之间贫富差距较小,公民平等在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中得到较好体现,社会不公能够通过法律和政策调整得到矫正,抑制官员腐败;

第五,公民的自由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个人自由同民族、国家的自由相一致。

也可以说,安全、财富、信仰、公正、自由五位一体,是衡量“成功国家”还是“失败国家”的一个有机的指标体系。

美国政治学者福山心目中良好的现代政治制度,即“成功国家”,应由强大的国家、法治、民主负责制所组成。福山称赞丹麦,说它“是个具有良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神秘国家,它民主、稳定、热爱和平、繁荣、包容、政治腐败极低”。中国政治学者刘瑜为福山的近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写的导读,讲的就是“如何到达丹麦”——“有法治、又民主,政府还高效而廉洁”。

我无意否认福山提出的衡量成功国家的尺度,只是想运用本书所提出的由五大目标所组成的指标体系,论证为什么可以认定丹麦等国为成功国家。如果说福山关心的是“如何使国家成功地到达丹麦”,我论证的则是“丹麦的成功表现在哪些方面”。

丹麦作家汉斯·克里斯汀·安徒生以其美丽的童话举世闻名, 而丹麦也因此得到“童话王国”的美称,在世人眼里,丹麦在许多方面令人称羡。丹麦自19 世纪下半叶实现工业化以后,在欧洲保持中立政策,一直没有卷入战乱。1940 年4 月9 日,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入侵丹麦,第二天丹麦即宣布投降,“二战”中经济未遭受重大破坏。1949 年北约成立时,丹麦是第一批成员之一。丹麦积极参加国际维和行动。冷战结束后,丹麦参与了北约对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丹麦的国防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 左右,低于北约所要求的2% 的比例。就国内外安全而言,当代丹麦没有遭受重大威胁,在环境保护、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业绩出色。

丹麦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2016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5.34 万美元,在世界排名第七。丹麦拥有诺和集团、乐高公司等世界著名品牌,科技领先。截至2017 年,丹麦人口有575 万,呈缓慢增长趋势,其中87% 的人口祖籍为丹麦。作为单一民族国家, 丹麦的移民政策相当严格,近年来只从波兰、波罗的海三国等新近加入欧盟的国家吸收少量移民,多从事体力劳动。丹麦国民幸福指数很高,民族凝聚力较强。

丹麦人的主要宗教信仰是基督新教路德宗。1953年通过的现行丹麦宪法规定基督新教路德宗为国教,国家予以支持。截至2017年1月,76%的丹麦国民是路德宗丹麦教会的成员。不过,宪法仅规定皇室成员必须是丹麦教会成员,其余的人均享有宗教自由,国家禁止宗教歧视。不过,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只有19%的丹麦人认为宗教对他们的生活有重大意义。

和其他北欧国家一样,丹麦没有经历过政教合一的罗马帝国统治,因此欧洲中世纪的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难以在这个国家立足。欧洲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教义推崇诚实可靠,排拒非分之想、不义之财。丹麦政府清廉指数很高,国内贫富悬殊不大,是世界上基尼系数最低的国家。

在意识形态和社会习俗方面,丹麦是资本主义世界中最自由化的国家之一。1969年,丹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使色情书刊合法化的国家;1989年,丹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允许同性婚姻的国家,2012年又正式通过法律使之合法化。英国智库列格坦研究所进行的一项“繁荣指数”排名,综合考量了各国在经济平等、个人自由、社会宽容度、教育、健康、生态环境、国家治理、社会安全等各方面的指标,丹麦在2016年的这项排名中列全球第九。从上述指标看,丹麦被视为“最成功的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当之无愧。

另一个北欧国家挪威,也同丹麦相仿,在各项社会发展指标中名列世界前茅。比如,在上述列格坦研究所的“繁荣指数”的2016年排名中,挪威名列全球第二;2016 年挪威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达7.08 万美元,全球排名第三。这两项指标都领先于丹麦。挪威出生、在英国牛津大学任教的政治学者斯坦·林根,发表过一篇题为《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国家究竟有多好》的案例研究,对挪威大加赞扬。他说,挪威是“当今最健康最标准的民主国家之一”。他描述道,挪威工业化进程从20 世纪初才开始,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该国就从一个赤贫国家转变为当今世界上几乎最富有的国家。“二战”期间,挪威遭到法西斯德国5 年的残酷统治,这一痛苦经历强化了挪威人的自由、平等思想。现今的挪威社会福利优厚,性别平等,社会和谐,教育发达,社会冲突很少,犯罪率低,政府廉洁,家庭幸福(在欧洲国家中出生率最高),国家财政盈余,等等。但林根同时指出,挪威的代议制民主出现了衰落现象,国民的价值观和社会生活开始缺少凝聚力和生命力。

不过,新加坡的例子似乎可以证明多族群国家也可以走向“理想国”。新加坡人主要由100 多年来从亚洲其他地区迁来的移民及其后裔组成。移民社会的特性、殖民统治的历史、地理的特殊位置, 使这个国家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色。新加坡公民中华人占74%,马来族人占13%,印度裔占9%,欧亚裔混血占3%。1965 年从马来西亚联邦脱离成为独立国家后,新加坡实现了奇迹般的发展,今天的各项社会发展指标都位居世界前列,2016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5.3万美元,同丹麦不相上下。

但是,为何福山等西方学者不把新加坡视为当代国家中的典范呢?因为在福山眼中,成功国家的三个标准——强大政府、法治、民主负责制,新加坡只占其二,被福山称为“在民主匮乏的情形下取得经济奇迹”的国家。新加坡毗邻马来西亚和印尼这两个比它大得多的伊斯兰国家,需要在大国间维持微妙的战略平衡。新加坡的国防预算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比丹麦、挪威等国高两倍左右。加上族群多元的特殊国情,使新加坡至今有强烈的不安全感,也就不得不牺牲某些个人自由,采取相当严格的社会管控政策。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世界上不少人都羡慕、向往美国。但是,在各国政治学者(包括福山等美国学者)当中,没有多少人将美国视为典型的“成功国家”。这是为什么呢?

应当看到,美国独立以来的200 多年中,发展步伐是相当快的, 成功经验当然不少。但美国在政治上也走过不少弯路,而且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和弊病。美国建立了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遍布全球的武装力量,但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自认为面临严重的外部安全威胁。美国政府多次动用暴力镇压国内动乱,美国总统几次遭遇政治谋杀。美国的服刑人数长期居世界第一,枪支泛滥,凶杀案频发。美国经济有长期繁荣的时期,但1929—1933 年的大萧条和2008 年前后的金融危机都严重打击了美国经济,造成了全球恐慌, 并引发不少国家的经济迟滞。美国人的政治信仰相对统一,各派政治势力都以“自由”为旗帜,信奉宗教的人群比例大于多数其他发达国家。

但是,长期被奉为圭臬的盎格鲁– 撒克逊白人基督新教传统受到文化多元主义日益强烈的冲击,政治极化严重。美国有较为完善的法治,但未能消除种族歧视,贫富悬殊持续扩大,引起民众对社会不公现象的强烈不满。在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2016 年公布的一项关于世界各国自由度的研究报告里,丹麦和挪威分别位列“个人自由度”世界排名的第一和第三,而美国位列第28,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几乎是最低的,跟东欧国家不相上下,而且比2008 年进行的同一项调查低了很多。这说明从西方标准看来,美国远非“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综上所述,美国距离本书提出的五项“理想国” 标准,还差得很远——但愿不是越来越远。

来源:本文摘选自《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中信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

来源时间:2022/12/21   发布时间:2022/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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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部正告美方:生化危机制造者必须澄清其生物军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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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汨汨、米思源  来源:新华网

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非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是生化危机的真正制造者。中方郑重要求美方以负责任的态度,认真面对国际社会的关切和质疑,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具体的澄清,并接受多边核查。

谭克非表示,生物武器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近期,有关美方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从事生物军事活动的情况不断曝光,引发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持续关注和担忧。中方认为,在此重大安全问题上,美方有必要讲清楚。

谭克非指出,美方是生化危机的真正制造者。有确凿证据表明,美军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朝鲜半岛,包括中朝边境地区使用了细菌武器,这一点连美国历史学家都公开承认。越南战争期间,美军使用的“橙剂”对越南人民和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可以说,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对他国使用过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等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

“越来越多的现实疑问是无法回避的。”谭克非说,根据美方自己公布的信息,美在30个国家建立了336个实验室。根据美国副国务卿自己的表态,乌克兰有美国参与的生物研究设施,还要避免研究材料落入俄军手中。那么,世界人民有权利质疑美方,美国国防部和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到底是什么关系?如果美在乌实验室仅仅是科学研究,那么美国国防部为什么要深度参与?为什么美军海外生物实验室所在地常常暴发罕见流行病?上述问题,美方必须给出一个清清楚楚的交代,光躲是躲不过去的。

谭克非强调,我们一贯严格遵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相关规定,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包括生物武器在内的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在任何情况下研发、拥有或使用生物武器。美方炮制的所谓《军控遵约报告》摆出一副“教师爷”的姿态对他国履约指手画脚,毫无根据,十分荒唐。反而是美方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在全球设立生物实验室,开展生物军事活动。美方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又搞双重标准?到底想遮掩什么?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极大加重了国际社会在此问题上的忧虑。

谭克非表示,生物军事活动事关国际和平与安全、事关各国安全利益。作为曾经的生物武器的受害国,中方郑重要求美方以负责任的态度,认真面对国际社会的关切和质疑,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具体的澄清,并接受多边核查。

来源时间:2022/12/21   发布时间:202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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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巍:拜登政府的经济外交战略及其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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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巍  来源:《当代世界》2022年第12期

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发出了消除“特朗普主义”影响、重新激活美国全球领导力的明确信号。拜登政府不再强调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大力推行政府主导的经济外交,在产业链、高端技术、基建和数字贸易等方面构建排他性经济联盟。拜登政府一系列重大的经济外交举措实质是经济上构建针对中国的“统一战线”,通过政府力量强行改变现有全球市场格局。美试图通过这些举措将重振国内经济与强化对华经济竞争合二为一,由此深刻影响中国发展和安全的外在地缘政治经济环境。

拜登政府的经济外交战略

拜登是在美国内外均面临诸多严峻挑战的背景下上台的,其走马上任之后旋即推进包含经济战略在内的各种政策议程。拜登政府的经济战略分为对内的产业支持政策和对外的经济联盟外交两个方面。在产业政策方面,拜登政府利用民主党在国会的优势席位,先后通过了《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这三个法案是拜登政府在经济立法上的重大胜利,也构成了“拜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其目的是推动所谓在岸生产、复兴本土制造业,以加强其国际经济竞争力。

美国经济战略的实施离不开盟友和伙伴的配合。因此,除了内政措施,拜登政府还在国际上大力推进经济外交,试图以所谓经济安全为旗号构建新的国际经济联盟,将经济联盟与所谓“民主联盟”相互协同,打造对外战略的双轮驱动。具体而言,拜登政府的经济外交战略主要在全球和区域两个层次展开。

在全球层面,美国主要在供应链韧性与基础设施建设两个方面发力。在供应链外交方面,美国先后主持召开了两次与供应链相关的全球会议,即2021年11月拜登亲自召集的全球供应链韧性峰会,以及2022年7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共同主持的供应链部长级论坛。两次会议都是美国为构建供应链联盟所进行的外交努力,体现出美国领导全球供应链重塑的雄心。全球供应链韧性峰会由包括美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参加,成员均是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节点国家;部长级论坛有18个经济体参加,在峰会成员基础上新增了巴西与法国。相比之下,部长级论坛进一步推进了供应链的实质性合作,各方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承诺将通过落实透明、多样、安全和可持续的四项原则,维护供应链的长期弹性与稳定。

在基建外交方面,美国推动七国集团(G7)于2022年6月举行领导人峰会,正式宣布启动所谓“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PGII)计划。PGII的前身是拜登政府在2021年提出的“重建更美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B3W),表面标榜助力G7投资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实则是为制衡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拜登宣布美国未来五年内将为PGII筹集2000亿美元,并争取与G7国家共同筹集6000亿美元用于全球基建投资。白宫还为此发布备忘录,将清洁能源、信息和通信技术网络、卫生系统确定为优先投资的支柱产业。

在区域层面,拜登政府的经济外交战略在印太地区、大西洋地区、美洲地区和南太平洋岛国多管齐下、全面铺展。印太经济框架(IPEF)是拜登政府在亚太地区最主要的对华经济竞争机制。2022年5月,美国、澳大利亚、文莱、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在东京宣布启动该框架,太平洋岛国斐济随后加入,至此,IPEF已有14个成员国。IPEF旨在保障供应链韧性,加强清洁能源、数字和技术部门的合作,其四个关键支柱为贸易、供应链、清洁能源以及税收和反腐败,分别对应互联经济、弹性经济、清洁经济和公平经济。6月,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召集IPEF伙伴国在巴黎举行非正式会谈,阐述了美国对打造IPEF贸易支柱的愿景,并期望在贸易支柱下启动谈判。7月,IPEF成员国在新加坡举行首次高官和专家会议,讨论框架内的合作内容;同月,戴琪和雷蒙多共同主持了IPEF首次部长级线上会议,各方称将在上述四个方面加强合作,以建设具有高标准和包容性的经济框架。9月,IPEF成员国在洛杉矶举行了首次线下部长级会议,就启动正式谈判达成协议。IPEF填补了美国在印太战略中经济合作机制缺失这一空白,表明美国希望重塑区域经济秩序和复兴区域经济领导力的意向,将对该地区以RCEP和CPTPP为两驾马车的既有经济合作格局形成巨大冲击。

拜登政府的经济外交也在欧洲方向持续发力。2021年6月,拜登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美欧峰会上正式宣布成立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在某种程度上,TTC以一种新的形式“复活”了此前因美欧分歧而不了了之的跨大西洋贸易及投资伙伴协议(TTIP),并在贸易之外增加了技术合作内容。2021年9月,布林肯、雷蒙多及戴琪三位牵头人与欧盟相关负责人在匹兹堡共同主持了首届TTC部长级会议,标志着TTC作为美欧跨大西洋经济合作新机制全面启动。首次部长级会议就推进投资审查、多边出口管制、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规则、半导体供应链韧性、应对“非市场经济体”带来的挑战等五个方面达成合作共识。2022年5月,美欧在巴黎召开TTC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宣布成立供应链、贸易对话等两个早期预警系统。对于未来的工作安排,会议将气候变化、绿色公共采购和电动汽车等气候和清洁能源技术作为对话重点。TTC第三次部长级会谈于12月5日在美国马里兰州科利奇帕克举行,会后美欧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在消除欧盟对美国气候法的担忧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未能彻底解决问题。

美国还在其“后院”发起“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APEP)倡议。2022年6月,在洛杉矶举办的第九届美洲峰会上,拜登宣布启动涵盖投资、清洁能源、供应链和贸易等领域的合作倡议,制定了美国与美洲国家经济合作框架,称未来将与合作伙伴讨论这项框架并开启正式谈判。虽然这一伙伴关系的细节尚未确定,但毫无疑问,这昭示着美国在美洲的经济参与程度将大幅提高。

不仅如此,美国还与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国联手在南太平洋地区启动“蓝色太平洋伙伴”倡议(the Partners in the Blue Pacific, PBP),旨在帮助太平洋岛国解决气候变化、非法捕捞等问题,加强五国在太平洋岛国的外交存在。此举是以美国为首的海洋国家在中国和所罗门群岛达成新的安全合作框架协议后,针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不断上升的影响力所发起的遏制措施。

拜登政府经济外交战略所带来的影响

拜登政府的经济外交战略在全球和区域层面构建的多个经济伙伴关系都有排他性。这些行为将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三个方面的重大影响。

第一,在全球和区域层面进一步激化中美经济竞争氛围。从2010年开始,在美国逐步加大对华遏制背景下,中美经济竞争色彩开始日益显著,这一现象在2018年美国对华发起全面“贸易战”之后更加突出。拜登政府的经济外交战略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对华经济竞争的烈度,尤其是其突出强调与国际经济合作相关的“国家安全战略考量”,使经济要素日益成为地缘政治竞争的武器。这使得中美在全球和区域经济治理中的合作越来越困难。

第二,加剧全球经济分裂甚至形成两个平行的市场体系,进而危及全球经济治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美两国的经济融合。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逐步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旗手”。可以说,美国的对华接触战略是维系经济全球化进程顺利运行的重要基础。如今,美国放弃接触战略转而采取遏制战略。但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一大制造业大国、世界13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世界离不开中国。美国的经济外交逼迫多国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严重干扰了全球市场的正常运行,与美国一贯标榜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必将加剧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混乱,引发国际规则竞争与冲突,从而与真正的经济全球化渐行渐远。

第三,拜登政府经济外交战略涉及印太、欧洲、美洲、南太平洋等多个区域,几乎遍布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联合其盟伴挤压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空间,如中欧全面投资协定(BIT)、中国与中东欧合作机制等中国力推的国际经济合作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因美国的施压而遭遇障碍。美国通过这些林林总总的经济合作框架,试图重塑全球产业结构,主要体现在推动高端产业回流美国本土以及推动中低端产业转移至印度、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这将危及全球的产业安全和经济秩序稳定。

拜登政府经济外交战略面临的挑战

尽管拜登政府的经济外交战略看似紧锣密鼓、声势浩大,但有多少政策举措能够最终实质性落地,还存在诸多变数。回顾历史,美国的不少内政外交政策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草草收场不了了之。拜登政府经济外交战略的限度,主要缘于美国国内与国际社会的双重压力,并且还要面对具体领域政策实施中的诸多障碍。

在国内层面,美国的经济外交战略面临民众是否支持与政治如何摇摆的双重难题。一方面,拜登政府权力稳固的核心要素之一在于得到国内中产阶级的支持。而作为美国支柱的中产阶级主要关注国内经济发展,而非拜登政府雄心勃勃的国际战略,他们对于拜登政府将大量资源投入到经济外交上的支持力度有限。虽然拜登政府称美国外交政策是为“更好地服务于中产阶级”,以捆绑内政与外交的方式博取民众好感,但关注经济增长与就业岗位的中产阶级更加看重直接且短期的结果,而非动员式的口号。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的经济外交战略能否发挥效果还需考虑美国政党轮替的因素。拜登政府的这些经济外交举措,需要长期一以贯之的努力,而难以在短期内见效。但是美国业已形成的极化政治和否决政治将妨碍美国经济外交战略的连贯性。特朗普上任伊始就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奥巴马政府八年经济外交努力在旦夕之间就付之一炬,导致外交资源大量浪费,美国两党政治的荒谬性可见一斑。在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中,共和党以微弱优势击败民主党拿下众议院多数席位,府会一致的局面被打破,拜登政府的经济外交战略必然会受到共和党领导的众议院的诸多掣肘。两年后的总统选举也是政策延续的难关。拜登政府能否在两年之后连任已成重大悬念,在这种背景下,拜登政府主推的多个国际经济合作机制和倡议能否熬过政党轮替这一关,充满巨大变数。

在国际层面,美国同样面临着重大的盟伴分歧,其盟伴们不完全唯美国马首是瞻。不少国家难以心甘情愿搭上美国的“战车”,只是在美国的胁迫和利诱之下“逢场作戏”。俄乌冲突更是对美国和西方领导下的世界秩序造成了巨大冲击。在俄乌冲突中,印度、沙特等国采取了与美国不同的行动与立场,更是放大了区域多元性和差异性。在美国国际领导地位相对下降的新阶段,挑战来源的多元性、美国与盟伴之间的利益分歧等因素,对美国的国际协调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将增加美国弥合伙伴间分歧以形成合力的成本。

不仅如此,美国目前推动的印太经济框架、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等都是比较松散的合作倡议,缺乏执行上的约束力,虽然大多已经确定原则和方向,但尚未出台具体的路线图。如果美国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好处,仅让盟伴充当排华反华的排头兵,恐怕难以得偿所愿。实际上,未来美国经济外交的诸多倡议成效如何,都要取决于其执行力。如果这些框架没有具体落实的动作,而只停留在口号与倡议上,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也将虚与委蛇。比如,作为印太经济框架重要成员的印度,在参加完2022年9月举行的印太经济框架首次线下部长级会议之后便明确表示,因“看不到好处”而退出该框架四大支柱之一的贸易领域的谈判。

相比之下,中国的诸多优势会对拜登政府的经济外交战略形成强大的对冲之势。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在基础设施、市场规模、人才储备和产业集群等方面积累了巨大的优势。这些优势对于全球商业力量而言,已然形成一种强大的“磁场效应”。拜登政府企图通过经济外交战略改变市场格局犹如逆水行舟,毕竟市场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政府,企业以追求利润为宗旨,未必会完全遵照政府指挥而违背市场规律。

结 语

相较于特朗普政府,作为美国建制派力量的代表,拜登政府的国际战略从制定到实施都在恢复其正常状态。与历届美国政府相比,经济外交是拜登政府国际战略的重要新内容,其在全球和区域两个层面都推出了诸多新的经济合作倡议。这些倡议主要针对中国,但最终有多少能够落地仍需观察。

面对拜登政府经济外交战略的全面打压与围堵,中国需要充分发挥在基础设施、市场规模、人才储备和产业集群等方面业已形成的巨大优势,通过积极构建最广泛的经济伙伴关系网络,来化解美国施加的遏制战略压力。相较而言,中国需要推动中日韩和中国—海合会这两大自贸区谈判尽快取得进展,进一步深化与东南亚国家的多领域合作,全面加强和东盟这一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在经济上的精准对接。同时,实施差别化的经济外交政策,重视对欧洲的经济外交,积极应对美国的“小院高墙”策略。

来源时间:2022/12/21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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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为台海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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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编者按:

当地时间12月15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以83-11票批准《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NDAA),该法案已于12月8日在众议院通过,接下来将送交白宫由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案授权的国防预算高达8579亿美元,较拜登提出的国防预算申请增加了450亿美元,创下新高。法案不仅指定资金提升美国空军和海军的能力,支持美国国防工业基地扩大生产,还包含与台湾相关的重要立法,尤为值得关注。

近日,美国退役海军少将、保卫民主基金会(FDD)高级研究员马克·蒙哥马利(Mark Montgomery)和该基金会军事和政治力量中心高级主任布拉德利·鲍曼(Bradley Bowman)联合撰文,分析了《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有关台湾的重要立法。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美国国会通过的《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包括与台湾有关的重要立法,涉及三个重要因素:加强台湾反击攻击的能力;提高美国军队在台湾受到攻击时迅速增援的能力;建立美台联合军事计划和演习。

投资支持台湾武装部队

法案包括对台湾武装部队的投资和支持。譬如,法案规定,如果美国国防部长和国务卿能证明台湾比前一年增加了国防开支,就可以在五年内每年为台湾提供高达20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资助。这实际上相当于将台湾的防务开支增加10%到12%,推动台湾将防务开支提高到其GDP的约2.3%。但是,这笔年度外国军事资助中至少85%的资金必须在美国使用,这反过来将加强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

法案还为国防部和国务院提供指导,以确定向台湾交付武器的优先次序。由于美国军工产业生产能力不足,以及审批程序的迟缓,美国积压了近190亿美元打算提供给台湾的武器。譬如,美国在2020年宣布向台湾出售“鱼叉”海岸防御系统和相关导弹,但如果没有紧急干预,可能要到2029年才能完成交付。又如,美国2015年批准向台湾出售200多枚“标枪”导弹和发射器以及250套“毒刺”系统,但至今还没有交付。鉴于美国现在需要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美国和盟友的武器库也需要补充,可能要到2026年或2027年才能交付。国会的关注和监督可以推动美国国防部相关部门加快对台军售程序。

法案还授权国防部为台湾建立“地区应急储备”,主要由弹药和其他国防物品组成。这一点不容忽视,因为弹药在冲突中会快速消耗。该部分还授权为专注于台湾突发事件的项目增资,在未来三年内每年最多增加3亿美元资金。

法案还特别确定台湾是美国“国际军事教育和培训”(IMET)计划的参与者,该计划成立于1976年,由国会拨款,旨在为个别外国军官和高级现役军人提供培训。法案还授权台湾可以从“总统拨款权”(PDA,每年高达10亿美元)和“特别国防采购基金”中获益。拜登今年曾动用“总统拨款权”向乌克兰提供军援,因此,“总统拨款权”将允许美国军队在危机中通过使用美国的库存更迅速地武装台湾。法案还包括一项20亿美元的台湾军购贷款计划,为台湾的军事采购提供贷款。

美国国会希望通过上述计划和项目,加强台湾迟滞大陆“进攻”的能力,从而为美国军队提供时间进入战区;增强美国前置部署的部队,并与其他愿意作战的盟友联合起来。

加大对美国空军和海军的投资

国会尤其看重空军和海军在潜在台海冲突中的作用,因此,法案特别加大对美国空军和海军的投资,以增强这两个军种的能力,如加速开发和采购第五代战机、加油机、新型空中预警机、攻击型潜艇和多任务驱逐舰。

法案还包括一系列国会提出的计划,以解决美军弹药库不足以及工业基地相关弹药生产能力在短期、中期和长期面临的危机。法案指定专门资金用于国防工业基地的生产扩张,如远程反舰导弹(LRASM)。现在,美国远程反舰导弹的年产量是88枚,法案计划在未来十年将远程反舰导弹的库存从目前的200枚左右增加到1200枚。法案还指定资金扩大标准导弹、鱼叉导弹、海军攻击导弹和联合空对面远攻导弹(JASSM)的生产。

法案还允许为远程反舰导弹(950多枚)、鱼叉导弹(2600枚)、海军打击导弹(1250枚)、标准-6防空导弹(1500枚)和近15000枚AIM-9X空空导弹、AMRAAM和爱国者防空导弹制定多年期合同。这为工业界提供了急需的可预测性,并鼓励私营部门投资,逐渐建立额外能力。2023财年国防部的特定弹药采购也有增加,包括MK48和MK54鱼雷。

国会也审视了国防部的关岛防御计划(这与台海危机有关),并指示国防部在2023年12月31日之前采购并投入使用三套可容纳海军操作的拦截器的岸基垂直发射系统。

建立美台互操作性

法案旨在威慑中国大陆的第三条防线是建立美台互操作性。作者认为,美台部队的作战整合目前处于最低的合作水平,目的是降低冲突。美台部队需要迅速过渡到“协调”甚至是“综合”的合作水平,跨越多个战争领域。法案为国防部提供了明确的指导,计划和执行联合演习,以提升台部队的准备状态,并提高与美国部队在所有军力要素方面的互操作性。这是法案中最具成本效益的部分。桌面演练、战争游戏、联合演习和轮流部署可以从小投资中产生重大的作战改进。

文章摘译自防务新闻网站文章Washington is waking up on weapons for Taiwan。

来源时间:2022/12/21   发布时间:2022/12/21

旧文章ID:28983

2023年国防授权法预示美国对台政策的重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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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晓博  来源:国观智库

美国国会参议院在12月15日通过了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确定了2023财年的美国国防开支达8580亿美元,比上一年度增加了800亿美元(之后法案会交总统签署)。在这项法案中,除了继续强调加大军费投入应对与中国及俄罗斯的大国竞争外,还大篇幅涵盖协助台湾发展军事防卫能力的内容,尤其是增加了对台提供军事援助的条款,计划在未来5年共向台湾提供100亿美元的军事财政援助。该法案首次为台湾制定具体的防卫计划,大大加强了美国与台湾的防务伙伴关系,这是自1980年《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正式终止以来美国对台政策的重大转变,会给两岸关系和中美两国关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01法案涉台主要内容

美国2023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包含了《强化台湾韧性法》(Taiwan Enhanced Resilience Act)。该法案核心内容是基于今年9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的《台湾政策法》中关于台湾安全防卫的内容。《强化台湾韧性法》的主要内容,一是授权美国国务院在未来5年内,每年向台湾提供2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二是规定了一项新的“外国军事贷款”担保授权;三是授权美国总统为台湾建立一套包括弹药和装备的“地区应急储备库存”,授权每年1亿美元的美国军事储备库存设备;四是加快推动台湾的武器采购速度,并指示美国政府就台湾的防卫能力进行评估,为台湾制定专门的训练计划以提升台湾的防卫能力。此外,法案中还隐含鼓励美国与台湾进行联合军事演习,以提高台湾军队的战备水平,并要求美国政府制定一项“全政府”战略来抗衡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影响力。另外,法案还将为“太平洋威慑倡议”(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注入115亿美元的资金,强化印太战略的实施,提升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能力。

在国会通过国防授权法案之前,美国行政当局的举措也明确体现出强化对台军事政策的转变。12月6日,拜登政府向国会提交了不到两年任期内的第7次对台军售案,对2010年总价28.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进行了更新,包括向台湾出售8.82亿美元的100枚最先进的“爱国者三型”防空导弹以及配套的雷达和支援设备。这是“爱国者三型”导弹的“弹体升级增程”型号,比台湾目前拥有的“爱国者三型”导弹更为先进。台湾军队也将因此获得更强的防空作战能力。

02法案释放出的几个危险信号

一是从对台军售转变到对台军援,进一步例证了美国的对台政策正在逐渐放弃战略模糊,转向战略清晰。1979年中美建交后,并没有解决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中美“八一七公报”中美方承诺“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解决。”但在“八·一七公报”签署次日,美国即向台湾提出所谓的“六项保证”。之后历届美国政府也在不断提升对台军售的数量和质量。之前台湾花钱从美国购买军事装备,如今转变为美方无偿提供军事援助。进一步公开挑明了美国对台湾安全事务的介入。

二是国会立法授权美台进行联合军事训练,进一步推动了美台准同盟的关系发展。通过首次为台湾制定具体的“防卫现代化计划”,强化美国与台湾的防务伙伴关系,形成事实上的“准同盟”。之前多年来,台湾就在私下与美国进行双边军事训练,包括台湾的海军陆战队从2017年起赴夏威夷进行训练等项目。美国下一步依据国会立法,可以公开邀请台湾参与双边和多边联合军演,并且还为台湾评估其训练水准,为台湾拟制训练计划,这都是事实上的军事同盟关系的体现。

三是体现美国高层对中国大陆将要武力收复台湾的战略判断。2021年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德森就宣称“中国计划在2027年对台动武”;今年10月,国务卿布林肯又说“中国大陆已决定加快统一台湾日程”,同月海军作战部长吉尔代进一步预言“中国侵台窗口可能比2027年提前”。美国战略判断的依据主要源于对中国军力高速发展的评估。美国国防部最新发布的2022年《中国军力报告》中明确:中国已经拥有足够挑战(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的军事能力。报告还列出了中国大陆对台四大可能的军事行动:入侵、海空封锁、有限的军事行动和导弹空袭。

四是体现了美国国会两党和拜登政府调整对台政策的高度共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12月6日表示“以美国国家利益而言,台湾比乌克兰更重要。”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嫩德斯12月8日在评论《强化台湾韧性法》时说“台湾依然是我们印太战略的中心。”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在包含这些重大内容的情况下,顺利在12月8日和15日在参众两院顺利通过,表明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对强化美台关系,加快增强台湾地区军事能力具有高度的紧迫感。通过立法强化对台军售和军援,就是当前美方反对中国大陆对台政策的最直接举措。

在中美战略竞争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的涉台条款只会是美方战略措施之一,向台湾提供1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也只是一个开始,这些都是美国深化与台湾关系,坚定推动与中国战略竞争的决心体现。对中国来说,美国的国防授权法案严重挑战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底线,进一步损害了两国战略互信。在当前两国防务领域对话机制大多处于暂停状态的情况下,两国高层发生战略误判、一线海空兵力之间发生危险事件,乃至两军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都在不断增加。未来最大的风险就是美国对台政策会由此发生根本性转变,完全否定之前的共识和默契,那或许会成为两国战略竞争关系一个重要“拐点”的到来。

来源时间:2022/12/21   发布时间:2022/12/20

旧文章ID:28982

芯片战争:美国的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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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克里斯托弗·A·麦克纳利 (Christopher A. McNally), 美国檀香山查明纳德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二十大刚刚结束,理所当然地引起了记者和外交事务分析人士的关注。然而,一个同样重要的事态却很少受到关注:美中芯片之争的大规模升级。

半导体或者芯片是所有现代电子产品的命脉,因此也是工业经济的命脉。从智能手机到飞机再到太空探索,它们是一切事物的关键。没有先进的现代芯片,一个国家将在技术、经济以及最终的军事领域迅速倒退。这也是俄罗斯国防科技部门现在面临的命运。

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虽然不像针对俄罗斯的出口禁令那么确凿绝对,但相当于意图扼杀中国制造半导体的雄心。

芯片是极其复杂的工具,依赖于分布广泛的全球供应链。然而,尽管总体上地理范围很广,涉及到实际制造芯片所需的复杂和昂贵的机器时,这条产业链却极其集中。这种可以在纳米级层面蚀刻、沉积和测量材料层的精密机器,只有少数几家全球公司有实力生产:美国3家,日本1家,荷兰1家。荷兰公司ASML可能是这个生态系统皇冠上的明珠。它的光刻芯片机需要数年时间才能生产出来,每台设备的成本高达数亿美元。

拜登政府延续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一直在研究如何阻止中国打造本土芯片行业的努力。诚然,这些努力一开始并不顺利。

美国的新政策非常有杀伤性。它富有想象力、目标明确且咄咄逼人,使用美国商务部的各种工具,阻止美国公司和个人与越来越多的涉及芯片制造的中国公司合作。他们还禁止将最好的美国芯片和相关的制造机器转移到中国。

这些举措的后果,可以透过存储芯片领域加以了解,而这是中国真正有机会迎头赶上的领域。借助国家补贴,长江存储科技一直在积极扩大产能和研发。该公司在生产232层存储单元方面非常有可能实现突破,并且有可能赶上美国爱达荷州的竞争对手美光和韩国利川市的SK海力士。但现在,这家公司将这种先进芯片投入量产的愿望已经不太可能实现。

当然,这些限制措施也将对向中国出口芯片制造设备的美国企业产生严重影响。泛林集团和应用材料公司已经发布了盈利预警。虽然失去中国市场可能会在短期内扼杀这些公司的可用研发资金,但从长远来看,拜登政府可以通过两党通过的《2022芯片与科学法案》加以解决。

该法案投资近2500亿美元,是近几年最大规模的公共资助研发项目。它旨在促进美国的半导体研究、开发和生产,确保美国在纳米技术、清洁能源、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未来技术和产业中的领导地位。该法案中包含的联邦资金,旨在刺激全国范围内的私营部门投资,从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乘数效应。

因此,芯片制造供应链一方面面临着一根巨大的美国大棒,一方面面临着不少多汁的胡萝卜。许多分析师指出,禁止向中国芯片制造商出口美国设备的规定可能会使他们倒退几十年。尽管如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实施情况。

这些新规定尤其面临两个挑战。首先,要取得成功,美国的规定也必须完全适用于外国公司,尤其是荷兰(即ASML)和日本的公司。换句话说,它们必须得到多边执行才能真正有效。由于这些公司本身往往依赖于美国的投入,因此很可能会达成协议,例如“芯片四方联盟”倡议下正在进行的谈判,涉及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

此外,外国政府可能会发布自己的规定,和美国的规定同时实施,但可能会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在这方面,台湾可以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如果台湾当局效仿美国的先例,禁止个人与涉及芯片制造行业的一系列中国实体进行合作,由此造成的阻碍可能与美国的措施同样严重。

美国的规定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漏洞,例如走私、出口转移和非法技术转让。芯片非常小,最先进的芯片现在限制出口到中国——例如Nvidia的H-100处理器,但可能成为走私活动的目标。同样,要使美国的行动发挥作用,涉及所有盟友和志同道合的政府的多边措施至关重要。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拜登政府的新规定还是改变了行业游戏规则。它们导致美中芯片之争升级,远远超出特朗普政府乱无头绪的的制裁。毕竟,中国在微芯片方面仍然依赖世界其他国家,每年的进口成本超过石油进口。

现在,中国为“维护”国内产业而投入数十亿美元,可能带来回报,也许能够实现不使用硅作为芯片主要原材料的突破性技术。但即便突破也需要数年甚至超过十年时间,才能转化为大规模生产。

眼下,中国一定感受到美国产业政策带来的种种不适。他们面临着美国的大棒,以及全球芯片制造供应链的关键节点效仿美国做法的可能性。美国用一根多汁的胡萝卜——至少过去五年以来的最大规模技术投资,用以抵消制裁将给国内行业带来的巨大痛苦。

来源时间:2022/12/21   发布时间:2022/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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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对华关系:细节决定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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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裕舜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黄裕舜(Brian Wong),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罗德学者,政治学博士研究生

拜登总统执政以来,他和习主席进行了首次面对面会晤,双方也提出了友善的提议。但是,如果希望在拜登的首个任期内缓和美中竞争,仍然任重而道远。

对于11月14日的中美元首会晤,外界进行了广泛分析,包括会晤的背景、准备工作以及对双边关系的影响。无论对中美关系持有怎样的立场,大多数人认为,这次会晤通过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为“激烈的竞争”提供了急需的底线。

美国方面一再表示,此次峰会及随后做出的承诺对于恢复双边关系的“护栏”至关重要。但中国认为,这是对其世界观进行的根本性调整和重新表述:一个多极化的世界里,中国和美国仍然是全球安全的主要参与者和支柱。

问题在于:怎么才能实现这一点?鉴于华盛顿对中国的严重猜疑和尖锐指责,这种多极化但又同时存在两股领导力量的世界观如何才能实现?

很明显,中美两国在很多问题上存在分歧,包括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中国的芯片生产和产业政策、美国的关税及其对中国的经济战略等问题。其中一些分歧在巴厘岛公开暴露出来并成为焦点,例如台湾问题。其他问题被淡化,尽管它们在议程上仍然占据重要位置;一些人发布的言论也涉及到这些问题,而且他们的观点与美国对华日益强硬的共识相符。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巴厘岛会晤表明双方存在探讨改善关系的初步意愿。但无论是两国领导人在巴厘岛的会晤,还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与中国驻美大使秦刚之间的会谈,都远远不够。这些会议有助于制止双边关系持续迅速恶化,清理双边关系面临的阻碍和误解,并促使两国同意乌克兰应保持无核武器状态。然而,两国关系要真正有所改善,并朝着2016年以前的方向转变——虽然我对这一前景仍然感到悲观——必须看到以下变化:

首先,“护栏”是关键。双方需要采取积极、协调一致的行动,为军事、经济、产业和技术领域的双边交流恢复强有力“护栏”。其中大部分行动可能被认为过于雄心勃勃,但如果中美对各自防范的东西保持现实和谨慎的态度,并且在确定必须反击的根本性威胁时谨守最高原则,那么越界行为是可以避免的。一场全面的热战或核战争,导致部署的武力不可逆转地扩张,似乎是双方最应考虑的重要问题——从乌克兰遭受的严重破坏,我们已经看到21世纪两个核大国之间的“代理冲突”如何收场。

然而,要使“护栏”的概念不是单纯的空谈,一项基本要求是在两国政府的所有部门以及高级决策层之间建立起开放的常规沟通渠道。各个部门的领导应该确定太平洋彼岸的同僚,并建立起工作关系。出现紧张局势时,这种沟通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澄清各自的立场,对于防止过激反应同样至关重要。例如,恢复军方和国防部之间的会谈是值得欢迎且重要的第一步,有助于管理在争议水域出现的冲突或者险肇事故可能引发的后果。

其次,中国和美国都必须积极探索实质性合作的前景,而不是口惠而实不至。“中美必须合作应对紧迫的挑战”,这是一句老生常谈的话。如果说这句话现在很少听到,这并不是因为它是复杂的概念,而是鉴于日益对抗的双边氛围,两国政治家发现支持双边接触的立场变得越来越困难。

然而,魔鬼在于细节:通过合作,双方应该或者可以在哪些领域有所收获?第一,最明显的领域是气候变化,比如优化太阳能电池板供应链;共同推动去碳化、植树造林行动和技术;协调减少排放和促进绿色转型,同时不给两国造成沉重的代价。这些可以成为明智的开端。第二,加强从非洲之角到海地等地区的维和任务,以及在诸如俄罗斯持续入侵乌克兰等冲突问题上寻求共识。中国最近发表的声明令人鼓舞。第三,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是再次为医学和公共卫生研究创造中立、非政治化的空间。恢复大多数敏感行业的互信是可以做到的,这种想法本身是幼稚的,但至少科学家和医生应该专注于科学本身,而不是保护自己免受政治影响。

以上两点都需要时间,都需要极大的政治资本和决心。那么,问题来了:双方可以采取哪些措施,确保在巴厘岛会晤之后连续取得成果?以下是一些值得考虑的建议:取消对双方记者和学者的出行和签证限制,恢复大学之间的学术和教育交流,以及举办有意义和坦诚的“二轨”对话。承认麦卡锡主义言论意在污名化和骚扰华裔美国人的同时,还应采取相应的应对行动。

另一方面,所有各方都应反思狂热民族主义的局限性和危险。过分宣扬民族自豪感和团结的说辞,不仅破坏国际信任和信誉,对那些致力于弥合两国分歧的人士也是不公平的。中美元首会晤之后,两国关系是否会进入缓和与和解的阶段,目前还有待观察。乐观主义者可能认为这种观点值得持有,但我仍然持怀疑态度。话虽如此,可以而且应该采取更多措施,才能让两国关系的风潮再次转向。

来源时间:2022/12/21   发布时间:2022/12/20

旧文章ID:28980

东盟选择避开中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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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萨贾德·阿什拉夫  来源:中美聚焦

作者:萨贾德·阿什拉夫(Sajjad Ashraf),新加坡国立大学前兼职教授

东盟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采取微妙的平衡行动,最近举行的东盟峰会体现出其中的复杂性,因为该组织试图避免不必要的紧张。

随着中美竞争升温,东南亚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该地区以由10个国家组成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为主导力量。由于其地理位置和经济潜力,这个多样化的地区正成为中美两个大国的重要地缘政治和经济战场。东盟现在是亚洲第三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其7亿人口和充满活力的经济政策赋予该地区巨大的增长潜力。

诸多重要的峰会,包括东盟(及其和两个合作伙伴的峰会)、二十国集团(G20) 峰会和拥有21个成员国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都于 11 月在东南亚举行,而且安排在10天以内,这并非巧合。

东盟面临着如何与中美两个大国接触的困境。它的“中心地位”主张意味着需要与这两个大国保持同等的距离。它继续受益于中国的经济崛起,同时让美国确保局势稳定。它不想成为军事同盟体系的一部分,也不想被迫在中美之间“二选一”。

东盟峰会一直面临阻碍达成共识的分歧。例如,10年前,柬埔寨担任主席国时,由于南海问题的表述存在分歧,峰会未能就主席声明达成一致。尽管声明指出“一些成员国表达了”对南海各种行为的担忧,但只是“重申需要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寻求和平解决争端”。今年的峰会上,东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相当谨慎,只是呼吁停止敌对行动,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以及尊重主权。东盟还强调了《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曼谷条约)和《东盟宪章》对于保持其无核武器地位的重要性。

在东盟区域内运作之外,中国还在该地区悄悄施加着一种日益蔓延的影响力。2021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达到8782亿美元,约为美国与东盟贸易额的两倍。中国自2009年以来一直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2020年,东盟超越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也大幅增长,但仍落后于美国和欧盟。

随着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中国渴望获得亚洲邻国的外交支持。东盟所有成员国都支持“一个中国”政策,但几乎都与台湾保持着相当正常的经济关系,其中几个国家向台湾输出劳动力。截至2021年底,台湾拥有669922位东盟劳工,分别来自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和泰国。

中国与东盟国家地理相邻,既有优势,也有劣势。但正是中国对南海大部分地区的主权要求,使其与菲律宾、越南、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陷入直接冲突。多年来,中国试图与东盟成员国分别接触,以双边方式处理存在争议的领海主张。一些与中国没有冲突主张的国家可能态度柔和,但东盟向来团结一致,通过联盟集体与中国打交道。这种数量优势常常促使中国保持谨慎态度。东盟与中国关于“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已拖延多年,令东盟感到懊恼。看到其中的机会后,美国自然支持东盟的立场,以赢得一些国家的好感。

在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经济体的时候,美国的影响力就已经进入东盟。今天,美国在该地区的直接投资仍然超过中国。尽管如此,华盛顿在该地区的行动表明美国领导人担心中国的崛起。正如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在《注定一战》一书中所说,“中国的崛起及其对美国这一主导大国造成的恐惧,推动着美国战略和外交政策”。美国的政策纲领中缺少贸易,艾利森教授认为,这正是中国崛起的因素,因此与东盟的关系密切。

美国发起的印太经济繁荣框架(IPEF)的意义并不明朗,因为它不涉及降低关税壁垒或提供市场准入。相比之下,由15个成员国组成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协定,中国是成员国之一。该协定承诺削减 90% 的货物贸易关税,并在10年内将成员国的关税降至零。中国还申请加入由10个亚太国家组成的全面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继承者,而美国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退出了该协定。

这种情况下,IPEF 将无助于改变中美在东南亚的平衡。受制于国内政治,美国无法在该地区采取更多行动。

东盟对“四国联盟”等带有军事色彩的联盟没有兴趣,尤其是美国的三个伙伴——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对中国的崛起持怀疑态度,并与美国结成军事联盟的情况下。东盟的主要重点仍然是和平与稳定,这也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

东盟的情绪在柬埔寨首相洪森的闭幕词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说:“为了整个地区的最大利益,我们必须不顾一切地维护东盟的团结。”这种团结,能够帮助东盟应对美国和中国要求它在大国博弈中选边站的压力。他的这种情绪在即将上任的东盟主席、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身上得到了更强烈的体现。佐科·维多多誓言,在美中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不会让东南亚成为新冷战的前线,并且表示东盟不会成为“任何大国的代理人”。

来源时间:2022/12/21   发布时间:2022/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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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文:中美矛盾依然是双边问题,但应放到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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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雅栀  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

12月17日,在以“二十大之后的中国与世界”为主题的环球时报2023年会中,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何伟文就“中美共处:新模式要磨合多久?”的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何伟文认为,中美矛盾的基本面依然是双边问题,但俄乌冲突大大改变了地缘政治格局,凸显了世界的阵营化。在美国的强力推动下,世界地图变成西方集团和非西方集团两大阵营,因此中美矛盾固然是双边矛盾,但是更多的是全球阵营对抗的组成部分,这是俄乌冲突带来的新变化。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恶意捆绑中国和俄罗斯。华盛顿已经做好了各种沙盘推演和预案,准备对中国实行与俄罗斯一样的毁灭性制裁。之所以没有实施,是因为美国实在抓不住中国的把柄。”

何伟文在发言中指出,为了实现阵营化的地缘政治,美国在大西洋方向搞G7,搞“奥库斯”联盟;在印太方向部署印太战略,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在产业方向,强化美欧政治观共同基础上的价值链,排除中国的芯片供应链;在军事方面,强化北约,并把北约活动扩大到亚太;在中美双方的双边关系上,增加对台湾、台海问题的挑衅,突出对新疆问题的干预,这是整个多边战略中的组成部分。

何伟文还提到,今年直到10月,美国才公布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得出最后结论:中国是唯一既有意图又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对美国构成最严重的地缘政治挑战,而不仅是双边问题。他表示,这透露出两点信息:第一点,未来十年是关键,是窗口期,是一定要对抗的;第二点,从地区来讲,印太是关键,主要“战场”在印太。因此虽然中美的尖锐矛盾依然是双边关系的问题,但是我们应该将这一问题放到全球地缘政治更大的格局中去看待、去判断、去处理。

来源时间:2022/12/21   发布时间:2022/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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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伟: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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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伟  来源:上海公共政策研究会

【题记】44年前的今天,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谨以此文作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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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等同志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图片来源:《抉择1978》

去年这个时候,我曾写了《始终不渝坚持三中全会路线和改革开放道路》一文,一年来似乎达成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党的二十大提出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五个坚持”重大原则,之一就是“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在当前改革开放再次成为一个口号之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44周年的今天,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究竟什么是改革开放?这个问题并非是不言而喻的。

什么是改革开放?

不是无论制定什么政策,都可以放在改革开放麾下的。改革开放有着特定的内涵。去年我曾作出这样的概括:所谓改革开放,“改革”在于破除传统社会主义的僵化,“开放”在于摒弃传统社会主义的封闭,亦即摆脱以往“封闭僵化的老路”。

所谓“封闭僵化的老路”,就是以前的“苏联模式”。这是一种传统的僵化的社会主义,以对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和对内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为主要特征。所谓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就是党和国家的权力高度集中于党的各级一把手,形成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和家长制、一言堂、个人独断专行的局面;所谓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就是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作为资源配置的唯一主体,形成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完全窒息了市场和社会的经济活力;所谓高度集权的文化体制,就是所有的思想文化只能定于一尊,形成文化上的专制主义,思想僵化,迷信盛行,教条主义泛滥。同时,“两大阵营”对立和对抗,又造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自我封闭,这种自我封闭与僵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相互助长,断送了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条死路。

新中国成立后,以苏联为师,总体上沿用了这一模式,走上了“封闭僵化的老路”,以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改革以往僵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同时坚持对外开放,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上述观点,我在去年的文章中已经阐明,这里再重复一次。

三中全会和中美建交为何同步布局?

改革开放的决策是在1978年作出的。这一年发生了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改革开放奠定思想政治基础;然后为期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举行,为改革开放扫清了障碍;最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正式做出了工作重心转移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在上述历史过程酝酿的同时,党中央决策层也在布局另一个大手笔。1978年7月,中美开始秘密进行建交谈判,但初期进展缓慢。在1978年11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审时度势,指出美方想加快正常化,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同美国关系正常化要加快,从经济意义上说也要加快。”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是决定改革开放的关键会议,闭幕会在12月13日召开,但中美建交谈判还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此时邓小平坐不住了,他只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特别重要,实际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余下的时间就直接进行中美建交谈判。12月13日,邓小平亲自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果断扫除了中美建交的障碍;15日中美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即“中美建交公报”);16日,中美两国同时公开发表《中美建交公报》发表。在中美建交问题迎刃而解之后,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历史时期。

可见,党中央对改革开放的布局,实际上是“明”和“暗”两条线同步进行,“明”的是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暗”的是中美建交谈判,因为这一谈判一直是秘密进行的,中美两国只有极少数领导人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布“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同时《中美建交公报》确定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不难看出,中国改革开放和中美建交是同步进行的。这是为什么呢?

对外开放的实质是什么?

改革开放,是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有机统一。所谓对外开放,实质是对西方的开放,利用西方的资金、技术和人才来发展自己。改革开放前所谓的“封闭”,并不是对整个外部世界的封闭,我们对亚非拉一直都是开放的;当时的“封闭”,只是对西方世界的封闭。因此,所谓改革开放,关键是向西方世界打开国门。正因为如此,中美建交就成为改革开放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

如何借助外部世界的力量来实现发展,是改革开放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据一位党史专家透露,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开启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之后,需要重新谋划中国的对外关系。当时外交战线负责人认为,既然要改革开放,营造和平环境,首先要想办法缓和与苏联的关系,当时双方在边境上陈兵百万,剑拔弩张。但是邓小平决定首要的外交任务是和美国建交。当时外交战线的负责人起初不太理解,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我们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最需要的是资金、人才和先进技术,苏联能给我们什么呢?正是基于这一考量,邓小平亲自参与了中美建交谈判的全过程,双方谈判几次遭遇“谈崩”的时刻,都是邓小平力挽狂澜,果断拍板,推动中美两国迅速建交。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不仅是简单取得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的问题,而且是借助什么外力来帮助自身发展的问题。因此,处理好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利用资本主义国家来发展自己,就成为实现和平发展的关键。

中美建交后,1979年1月29日,恰逢中国大年初一,邓小平访美。这是邓小平的最后一次出访,为营造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迈出了关键一步。陪同邓小平出访的一位著名美国问题专家在飞机上问邓小平:“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同美国的关系?”邓小平回答:“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这位专家在回忆中写道:邓小平如此重视美国是因为他认为,要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首先就要对美国开放,不对美国开放,对任何其他国家开放都没有用。对此,邓小平并不刻意向美国隐瞒。1979年1月24日,邓小平在访美前夕会见美国客人时说:“我们相信中美关系正常化能为美国用先进的东西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这点对美国来说也是有利的。”

如果当初中国选择和苏联改善关系而放弃中美建交,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许就不是今天这样了。

(作者:胡伟,著名政治学者,上海市公共政策研究会会长)

来源时间:2022/12/20   发布时间:2022/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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