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Blog Page 264

台积电赴美设厂,对中美科技竞争格局有何影响?

0

作者:  来源:凤凰网-香港号

核心提要:

1. 拜登此次亲赴台积电位于亚利桑那州新工厂的揭幕仪式,规格如此之高,反映出美国在科技和制造业领域安全感的缺乏。台积电这笔“美国接受的最大单笔海外投资”肯定会推动美国半导体制造业的发展,美国力图在全球芯片产业供应链和中美科技竞争格局中保持优势。中国大陆面临半导体制造与台湾地区和美国的差距拉扩的现实,需更加努力去开发自身半导体产业的能力。

2. 台积电一直愿意服务全球范围内更广泛的地区,绝对不介意与大陆保持生意上密切的往来关系。台积电赴美不是一个纯粹商业的决定,更受地缘政治的影响。台湾地区整体“受美国保护”,对台而言几乎不可能不满足美方本土设厂的要求。先进技术制造转移和大量的成熟工程师赴美可能导致技术和人才流失的窘境,台积电选择“留一手”,坚持最先进技术不搬到美国去。

3. 作为投资人,谭新强对半导体行业持审慎态度。他认为当前半导体行业正处于产品周期变长、未来较难有新产品突破的阶段,且半导体行业整体受到太多工业政策和地缘政治的影响,因此投资人更倾向将目光投向产业链上游的器材与设计软件。巴菲特对于台积电的投资,可能出于多种目的,并非纯粹的投资决定。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各位网友好!欢迎收看“香港號”,我是陈笺。美国总统拜登于当地时间12月6日在商务部长雷蒙多等人的陪同下前往亚利桑那州出席台积电在凤凰城新工厂的“移机典礼”。他对台积电在美投资规模扩大至400亿美元的“历史性决定”给予高度赞赏,并表示:“美国制造业回来了。”而台积电面对制造成本将大幅提升50%也在所不惜,这其中到底是怎样的考量?代表台湾最先进制造业的台积电赴美斥巨资设厂,台湾会否“被掏空”?此举对全球半导体芯片产业链将带来怎样的影响?相关话题,今天请来香港知名投资人,专栏作家谭新强一起来聊一聊。

总统亲赴新工厂揭幕仪式,

台积电快改名为“美积电”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谭先生,您好!拜登亲赴台积电新工厂的揭幕仪式,如此之高的规格,台积电对于美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谭新强: 开玩笑地说,这意味着可能快要改名成为“美积电”。我讲了很多年这个观点,那就是半导体是中美科技战最重要的一环,双方都非常不放心。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机缘巧合,全世界最依赖的晶圆制造就在台湾地区,它的科技水平是全世界最高的、无可替代的,美国当然不放心,所以就逼台积电去美国投资。那么现在,台积电刚宣布其资金缺口会增大,原来是100多亿,现在追加原有约三倍的投资,就要投400多亿,当然台积电可以向美国政府要一部分的补贴。但是我相信可能只有几十亿的规模,美国方面总共500多亿美元的补贴,不可能全都给台积电,我估计最大部分还是会给英特尔。所以台积电还是要自己拿很多钱出来去投。

另外,台积电愿意增大在美国的投资,可以看到除了拜登参加开幕典礼,他还拉上了几个CEO,特别是Tim Cook——苹果的CEO,苹果说会将大额订单给台积电,所以就劝台积电要在亚利桑那州多建另外一个厂,所以届时将会有两个厂,其中一个几乎就是特别为苹果服务。但是这要小心,因为从过去的历史我们看到,当然苹果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客户,对于所有相关电子业生产商来讲,苹果可以帮你发达,但是也可以让你一夜之间(over night)毁于一旦——因为它随时能会取消这些订单。我们看过不少的例子,苹果取消订单是不会手下留情的。所以,我会建议台积电也要小心。再投资几百亿去建厂,但是结果苹果是否一定会按照合同来下订单?这不得而知。当前我认为整个半导体行业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状态,很多产品的周期越拖越长,例如智能手机每一代的推出的时间相隔越来越长,因为很难有突破,折叠屏幕——结果也不是很流行,然后很多人幻想的元宇宙等都不见得非常成功。

台积电去美国肯定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业的决定,很大部分是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所以,某一程度上当前整个半导体行业变成“uninvestable”(“不可投资”),不可以按照纯粹经济的逻辑去投资。 虽然我看到巴菲特买入台积电的股票,他非常爱美国,也是爱国者,但是很难说这完全是纯粹的商业决定,还是也包含某些政治因素。表面来看台积电便宜,市盈率只有12倍、13倍左右,但是如果你看所谓的price to free cash flow(股价对比现金流),便是30多倍,为什么?这恰恰因为台积电每年的资本开支,包括科研高达300亿美元,今年是超过300亿,明年稍微减少一点,都有200多亿。但是在美国,如果再继续投放更多的资源去建厂,肯定将来的资本开支也会巨大,而且希望台积电去投资的地方,除了美国以外肯定还有很多,欧洲也想它去,日本、甚至于中国大陆也会继续希望台积电去投资,所以结果可能变为整个半导体行业受到太多的工业政策和地缘政治的影响,因此就变成很难用一个纯粹的经济的逻辑去投资了。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您认为台积电到美国去投资建厂,其实已经不是纯粹商业考量了,而且芯片半导体行业是中美科技战中重要的一环。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得到最大的单笔海外投资了,拜登在揭幕礼上说“美国制造业回来了”,他是否也看到了这对美国的利好?

谭新强:美国当然希望这会对它有好处。首先,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选址建厂的主要原因,我相信是因为其隔壁就是英特尔(Intel)——英特尔公司也会在那里建厂。美国经常批评中国“偷抢”知识产权,而台积电的厂隔壁就是英特尔,反过来美国肯定希望有一些人、某些知识能够“溜”到隔壁去。所以如果英特尔都学懂怎么去做这些更精密的芯片,这当然对美国整个半导体制造业是有好处的,我估计台积电隔壁就是英特尔公司并不是纯粹的巧合。

另外,据美消息,不止台积电会在美投资,很多其他的国际半导体厂也会在美国去投放资源。三星也说了未来会投,据说将会投资千亿美元在美国建厂;另外美国国内的美光科技(micron)也会继续投资。所以,整体来讲美国也非常缺乏安全感。实际上半导体行业没有一个国家是完全独立和自给自足的,美国不是、台湾不是、韩国不是,日本,荷兰等所有国家都是依赖国际合作,所以中国大陆也不用太过在意,其实部分依靠国外是正常的,当然中国依赖外面芯片的比例目前过高,超过八成,因此还需提升自己的水平,这一定是应该这样做的。但是,如果上游到下游完全由自己做却不太可能,美国也做不到。美国有的人说,虽然台积电愿意再投那么多钱去建厂,估计将来也只能足够满足美国15%的需求。

赴美设厂遇风险

台积电面临地缘政治压力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有报道说,对于美国要求台积电赴美设厂,台积电原本反应冷淡。而现在像您所说,台积电最初同意斥资120亿美元,但现在追加到400亿美元,金额提升3倍多,您认为台积电这样反复,背后有着什么样深层次原因?

谭新强:首先,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之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如果可以的话,他是真的想留在台湾的,因为他估计去美国的制造成本会提高50%以上。但是台积电的客户在美国,且台湾地区整体“受美国保护”,所以对台而言,几乎不可能不满足美方这方面的要求。但是台积电现在说最先进技术还是不可以搬到美国去,我相信不单只有政治考量,也有技术层面考量。因为美国在这方面真的比较落后,所以就算到2026年,我估计美国还是会落后台湾一代,台湾明年已经可以生产2纳米的芯片了,那么到了2024年、2025年,美国厂商最多也只能做到3纳米,当然这比中国大陆已经先进很多了。所以美国的厂仍然会是落后于台湾一代,而大陆就会落后四五代了。

因为现在美国限制向中国大陆出口28nm芯片设备,还限制台积电在大陆扩产,所以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的差距可能会拉扩一些。但是我相信台湾除了受到美国的压力以外,自身可能存在一点不安全感,因为近期台海关系紧张,但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其考量之一。最主要我还是认为是美国给它的压力,但是就算在此压力下,它还是不愿意把最先进一代的厂搬到美国去。我看到最近的新闻,美国目前还不是完全满意。我估计美国还是想要求台积电将先进的一代也继续搬到美国去。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台积电明知美国的芯片制造成本比台湾高50% 。而它在其他成本较低的区域,比如中国大陆的南京,也已经有了建成的工厂。您觉得台积电选择赴美是不得已而为之?会遇到什么样的风险?

谭新强: 我认为台积电会遇到风险。首先不能完全依赖苹果的这些订单,如果因纯粹服务苹果而多投入三倍,我觉得这个是很危险的决定,这未必非常靠谱。但正如我刚才所说,美国是最大的客户,加上地缘政治的压力,台积电几乎没有选择。我们从前很乐意去投资半导体行业,但现在我们都非常审慎,虽然看到巴菲特都去投,但我觉得现在不单是台积电,其他很多半导体企业在未来可能都不只按照经济原因去投,因为其可能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反而我们比较喜欢上游的器材,还有一些设计软件,例如EDA工具软件。因为如果越来越多的国家想增加自身半导体制造的能力,那么虽然下游可能“over supply”(过度供应),因为大家都想做逻辑芯片,但是上游的需求,对于这些设备,器材,以及这些设计软件的需求越来越大。上游可能比下游好,下游就可能变成供应过剩,实际上暂时看不出未来一两年会出现一些突破性的新产品。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 针对台积电在美国的巨额投资,台湾地区民众和政治团体普遍担心把芯片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搬迁到美国会将台湾“掏空”,大量的成熟工程师赴美也会面临人才流失的窘境。美国将取代台湾的“技术中心”地位,甚至有观点提出台湾可能面临重蹈日本“30年前悲剧”的风险。您认为这样的情况会发生吗?

谭新强: 绝对有可能。所以当前台积电选择留一手,即最新一代的2纳米,台积电推搪说自己不能搬到美国去。 我有些朋友也是半导体的专家,他们说在台积电工作是挺痛苦的,虽然是高科技产业,但本身还是一个管理严格的工厂,其实没有什么给你太多创意的空间。所以虽然他们雇了很多博士,但其实像美国的博士未必会愿意在台积电工作,如果你是一个博士,可能你还是希望做一些比较有创意的科研工作,而未必想做管理一家工厂。所以美国有时候很想把制造业搬回到美国去,其实从成本方面考虑,以及结合完全后工业化的社会现实,美国很难回头再做工厂。所以像您说,刚开始时肯定需将大量在台湾的人才搬到美国去,要不然美国虽然也有人才,但是可能还是做不了。但是这对掏空台湾确实是一个担心点。所以台积电还是希望尽量留一手。从经济角度来看,如果台湾连半导体都搬到美国去了,还有什么其他行业?从地缘政治来讲也是很危险的,全世界那么在意台湾,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在世界居于最领先的地位,如果半导体产业都没了,那么,美国会不会像从前那么愿意去保护台湾?如果我是台湾,我会有这个疑问。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 台湾地区官员和台积电创办人都曾表示在此次赴美投资设厂过程中没有“去台化”。台积电在美国工厂投产的同时, 据台媒消息,台积电将未来的2nm,甚至1nm的芯片生产布局在它的总部新竹。请问您如何看待台积电的相关布局?

谭新强: 如果我是台积电,当然我希望能够面面俱到,我希望能够服务美国,也同时服务中国大陆,以及韩国和日本等所有地方。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越来越尴尬,他们尽量不想选择,但是到最后可能还是需要做出一些选择, 我觉得,张忠谋年事已高,已经退出管理层,但还是台积电的灵魂人物。他是浙江人,他五十岁后才去台湾,其实他原来跟台湾没有太多感情, 我相信对他个人来讲,绝对不介意设厂在大陆的,绝对不介意跟大陆保持生意上密切的往来关系。 所以他只是受到美国的压力,才不能把最先进的厂搬到大陆去,如果可以的话,我相信他们是愿意的。

如果我是台积电,当然想远离地缘政治因素,希望能纯粹地做生意,但是现在几乎不太可能,当前整个供应链依靠全球合作,是非常脆弱的,任何一方面稍有一些差池出现就会导致停产 。因此,我认为 全世界应该保持和平,半导体就是人类最高的全球合作的升华。 如果没有全球合作,产品生产以及我们的生活就不能维持,所以我们真的非常需要和平、需要合作。

台积电赴美设厂

对中美科技竞争格局的影响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 您多次提到,芯片半导体行业是需要全球合作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占鳌头。今年8月,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芯片和科学法案》,计划为美国半导体产业提供高达527亿美元的政府补贴,力图重塑自身芯片产业供应链,加强其全球半导体产业竞争力。这次台积电赴美设厂,会对全球芯片产业供应链和中美科技竞争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

谭新强: 如果每个国家都用国家安全为借口,便需大量投资在半导体等这些方面的产能,长远来讲会有过剩的情况出现,这对行业是不健康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可能性。

另外就中美关系来讲,中国大陆需更加努力去开发自己半导体方面的能力,但是,可见将来这一领域跟台湾跟美国的差距将会拉扩, 美国可能两三年内最少可以能够做到3nm,但是中国大陆我相信五年内也不可能做到3nm、2nm。中国现在面临很多的问题,就算已经购买了美国的一些设备器材,现在美国已经不可以再做维修保养,那么这些设备器材如果没有维修,也不能长期运作下去。还有最毒的一招是 美国上一次有关对大陆的制裁,包括不单设备不能去大陆,连人才都不能。 不单只是说是拿美国护照的,就算是有绿卡的华人,都要你做出一个选择,如果你继续留在大陆服务这些企业,就可能会取消你的绿卡。这一招就是连人才都可能被逼迫要回到美国去,当然有一些可能会选择留在大陆,但是我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以及这个比例是多少。如果连人才都回流到美国去,或者是台湾人才也去美国,那么中国大陆自己面临的困难又会稍微更大了一点。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 作为投资人您是不看好台积电在美国建厂这个举动是吗?

谭新强: 对!虽然我们所有人都非常尊重巴菲特,他是常胜将军,绝大部分的投资是成功的。但是我们还是不清楚他最近投台积电是纯粹的投资决定,还是也包含美国人自己的爱国主义。有的人形容他投台积电只是曲线投资苹果,因为它最大的仓位就是苹果,那么投台积电就等于投苹果的上游而已,我们也不太清楚。所以,现在我们就比较审慎,很多国家自己的工业建设扭曲了整个市场的芯片半导体行业,我们做投资当然就是喜欢自由市场,当企业重要举措、重大决定已经不是按照经济逻辑了,我们就认为对此要相对比较小心。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 好的,非常感谢谭先生,您认为台积电去美国斥巨资建厂已经不纯粹是一个商业行为了,也不是投资布局的问题,其中更多是来自美国的压力,毕竟芯片半导体行业是中美科技战中重要的一环。而因国家工业政策而扭曲了市场的芯片半导体行业,您建议投资需谨慎。谢谢您!

来源时间:2022/12/13   发布时间:2022/12/10

旧文章ID:28923

比冷战时期更严厉的制裁?美国提高半导体竞赛赌注

0

作者:  来源:民智国际研究院

导语:

近日,美国商务部在将9家中国实体移出“未经验证清单”过程中,又将31家中国实体列入清单,并进一步升级半导体制造和先进计算等领域对华出口管制措施。美国新出台的制裁在某些方面比冷战时期的措施更为严厉,这一系列大范围出口限制政策旨在全面限制中国购买或自主研发半导体芯片的能力。一方面,美国禁止国内企业向中国出售半导体芯片,并倡导盟友也采取相应政策。另一方面,美国同时加大了禁止向中国出售自主制造先进芯片所需的设备的力度。然而,这些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值得讨论。首先,中国是很多美国半导体企业的重要销售市场,随着美国加大禁止出口的力度,美国国内科技公司的利益亏损可能会愈加严重,制裁政策的可持续性因此受到质疑。此外,尽管困难重重,中国已经在自主研发的道路上取得了一定成果。

本文编译自美国刊物《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官网的评论文章,原标题为《华盛顿在对中国技术的战争中提高了赌注》(Washington Raises Stakes in War on Chinese Technology)。作者爱德华-奥尔登(Edward Alden)是西华盛顿大学的访问教授。文章略有删改,仅供读者思考,与公众号立场无关。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今年5月一次关于外交政策的重要讲话中表示,美国不希望与中国进行一场新冷战,美国也不会阻止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作为一个大国的行动,以及中国或任何国家发展其经济或促进其人民的利益。

然而,此番看似友好的表态仅代表了当时局势,就在上周,美国宣布针对向中国销售的半导体实施全面的新管制。现在看来,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越来越呈现出冷战时期的影子。美国商务部表示,它将大幅扩大对华先进半导体和其他关键技术的限制。新的限制措施最快已于10月21日实施,而它的规模和严重性远远超出了以前的任何措施。美国政府试图将中国牢牢限制在落后的半导体发展状态中,并切断中国公司与美国行业专业知识的联系。华兴资本的董事总经理吴思浩(Szeho Ng)在与《金融时报》的采访中表示,中国芯片公司几乎回到了石器时代。

毫无疑问,这些新措施将对中国产生广泛而深刻的负面影响,它阻止了在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和其他关键技术领域对华进行关键半导体设备销售,并严格禁止向中国出售自主制造先进芯片所需的设备。这些芯片不仅对最新的武器装备至关重要,而且在从医疗保健到自动驾驶汽车等众多行业也有广泛应用。作为一项新举措,这些行动还禁止美国公司和公民与中国实体合作进行先进的半导体设计、研究或制造。一家中国国有公司的一位官员认为,这些政策的影响比阻止中国购买设备更大。他表示,在公司的许多重要岗位上都有美国公民(主要是来自大陆的华裔或台湾籍双重公民)的身影。

但是,对中国的半导体限制措施不仅仅伤害了中国的发展。由于中国对于全球电子供应链以及众多西方科技公司的重要作用,华盛顿曾一直试图寻找中国作为经济伙伴和地缘政治对手间的平衡。但现在他们已经做出了选择。对现阶段的美国政府来说,削弱中国比与中国合作更重要。

这种不惜牺牲本国及盟友经济利益也要对竞争对手进行技术限制的措施令人想到上世纪的冷战。今天,人们对冷战的记忆主要是对核毁灭的恐惧,这也许会在俄乌冲突中再次出现。但就其核心而言,冷战是一场经济斗争。美国及其盟国制定了一个全面的出口管制系统,旨在限制向苏联及其盟国出售先进技术,如计算机、电信设备和机床。对于20世纪的工业经济来说,用于制造从简单的汽车零件到先进航天部件的机床,就像半导体制造设备对于今天的工业经济一样重要。冷战的既定目标是限制苏联获得具有商业和军事用途的两用技术,但实际上,出口管制是一种更广泛的经济战形式。它们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阻止苏联发展其军事能力,也是为了减缓其作为先进工业经济体的增长。

尽管在外交层面上,美国仍不乏缓和对华关系,促进经济合作的表态,但从实际政策来看,美国政府的行动都旨在抑制中国作为高科技经济体的发展。过去几年中美国已经实施了一系列对华技术限制措施,包括拒绝向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及其附属公司提供最新一代芯片。但随着中美双边关系紧张程度的升级,美国正在采取更严厉的全面技术出口限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芯片行业高管告诉《金融时报》,美国产业政策的惊人之处在于,他们集合了一整套政治工具来达成目标,且其目标不仅是限制中国的军事技术升级,而是通过任何可动用的手段阻止中国技术与经济的全面发展。

尽管美国及其盟友在最先进的计算相关技术方面保持着巨大的优势,但美国政府担忧,跑得更快已经不足以保持领先。在上个月的一次演讲中,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表示,美国必须重新审视在某些关键技术上保持对竞争对手的“相对优势”这一标准的前提。他称这种标准是一种 "滑动尺度",在这种尺度下,美国曾试图确保它领先对手几个时代。然而,这不是今天中美所处的战略环境。鉴于某些技术的基础性,比如先进逻辑和存储芯片,他认为美国政府必须尽可能保持较大的领先优势。这一目标促使美国采取“双管齐下”的战略,即加大美国在科研和关键产品生产方面的投资(如最近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同时禁止向中国提供技术发展所需的西方技术。

在某些方面,目前不断升级的对华出口管制制度甚至比冷战期间针对苏联设计的出口管制制度更为严格。冷战时期的技术管控仅仅是为了减缓苏联及盟友的军事能力,但当下美国的新措施有更广泛的目标。美国商务部某高级官员表示,美国不仅对中国快速的军事现代化表示担忧,而且还担心中国利用这些能力来监测、跟踪和监视其他国家。这位官员还表示,新的限制措施不仅将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还旨在维护美国技术领导地位的价值正确性。

到目前为止,只有少部分的美国高科技公司反对该政策。但是,管制制度越是扩大,美国政府和美国公司之间的冲突就越是尖锐。政策公告发布后,美国芯片制造商的股票暴跌。其中受影响最大的公司,如英伟达和AMD(Advanced Micro Devices)公司的股票在今年下跌了近60%。中国是全球最重要的半导体出口市场,美国芯片公司的商业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可以进入中国市场。2021年,尽管华为和其他中国公司已经受到一定限制,但由于新冠大流行期间全球消费者居家时间的大幅增长,导致中国制造的笔记本电脑和其他家用电子设备的需求激增,间接导致美国对中国的芯片销售激增。与此同时,中国公司也囤积了许多芯片以应对美国未来的出口限制。但在2022年,美国芯片的销售额一直在急剧下降,这可能正是扩大管制和中国经济收疫情影响的综合结果。迄今为止,美国对华芯片年销售额下降了25%,半导体设备销售下降了15%。波士顿咨询公司估计,如果完全禁止美国向中国销售芯片,美国半导体公司将损失18%的全球市场份额和37%的收入。

拜登政府很清楚这些潜在困境,但他们仍然决定推进新措施,阻止中国制造或获得低于14纳米节点芯片的能力。这远远高于目前5纳米或更小的前沿芯片制造能力(节点越小,芯片就越先进)。像英伟达和AMD(Advanced Micro Devices)这样生产高功能芯片的美国公司,以及其他生产制造这种芯片的设备的公司,都已经被提前告知即将到来的限制。

但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即使美国扩大管制,这些政策对减缓中国发展自己的先进芯片制造能力不会有多大效果。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令人惊讶的进展,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SMIC)在8月宣布,它已经开始生产7纳米的芯片,仅比台湾和韩国制造的最先进的芯片晚一代。然而,该公司的生产效率明显低于目前的标准,因为美国的控制措施阻止了中芯国际获得最先进的光刻设备。最新的技术管制措施将使中国公司自主研发推进到下一阶段面临更多挑战。

冷战时期的经验表明,出口管制远非完美的政策,它们在减缓中国技术发展方面的作用可能无法达到制定者所期望的结果。这种限制本身就是漏洞百出,各国往往可以通过走私、间谍活动或通过第三国交货的方式找到绕过它们的办法。尽管有各种技术限制,苏联仍然发展了先进的核武器和其他武器装备。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西方的出口管制可能是成功的。直到其解体,苏联在技术创新方面一直落后于美国及其盟友,在经济和军事能力方面与西方对手的差距越来越大。

随着21世纪全球供应链一体化的深入,美国有更多的能力与机会来阻碍中国在前沿技术发展上的努力,这或许将削弱中国的商业竞争力和军事能力。撇开那些看似友好的外交辞令,美国现在的行动都证明其正在尽一切手段阻止中国的崛起。但美国的技术限制措施到底能否奏效,中国又能否突破重重限制成功研发前沿技术,一切尚是未知数。

编译:薛砚泽

来源时间:2022/12/13   发布时间:2022/12/13

旧文章ID:28922

WTO裁定关税违规,美国“输了官司拆法院”

0

作者:  来源:民智国际研究院

导语:

自特朗普2017年当选美国总统后,推出了一系列以“美国优先”为目的的对外经济政策,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特朗普政府不仅退出此前奥巴马总统竭力促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还以吸引制造业回流、维护美国工人利益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经济组织施行一系列贸易保护政策,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下倒行逆施。2018年3月,特朗普根据美国《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加征25%和10%的关税,中国、瑞士、土耳其等国家均在这份“加税名单”中。这一决定不仅导致多国向世贸组织提起申诉,美国主要贸易伙伴也纷纷出台报复措施。2018年11月,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召开会议,同意设立专家组审查美国颁布的钢铝关税措施,以调查该政策是否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四年后,来自瑞士日内瓦的世贸组织总部专家组终于发布了系列报告,于2022年12月9日正式裁定美国的钢铝关税政策违反了全球贸易协定,特朗普所谓的“加强国家安全”之由并不成立。然而,该裁定在美国国内引发强烈反对,姗姗来迟的判决也反映出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面对美式霸权的压力。

本文编译自美国《政客》(Politico)新闻网,原标题为《世贸组织称,特朗普的钢铝关税政策违反全球贸易规则》(WTO says Trump’s steel tariffs violated global trade rules)。作者为《政客》高级贸易记者道格·帕尔默(Doug Palmer)。文章略有删改,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思考,与公众号立场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12月9日,世界贸易组织发布专家报告,正式裁定时任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2018年违反了全球贸易规则。当时他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钢铝产品加征高额关税,引发全球贸易争端。

世贸组织裁定在美引发强烈反对

拜登政府强烈谴责世贸组织的裁定,并称这进一步证实了当前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亟需根本性改革。拜登政府还表示,并不会取消钢铝行业的加税政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言人霍奇(Adam Hodge)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强烈反对世贸组织的裁决。他认为,70年来美国始终保持明确立场,即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无权审查涉及“国家安全”问题,也无权对美国应对其安全威胁的行为进行事后批评。声明中强调,“美国不可能对来自中国等国的‘非市场过剩产能’构成的威胁袖手旁观,美国的基本安全决策权也不可能交付给世贸组织小组。”

美国前高级贸易官员、现任职于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的卡特勒(Wendy Cutler)表示,此项裁决为整个(全球贸易)体系带来了冲击,因为长期以来,成员国在“构成国家安全威胁要素”问题上是相互尊重的。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United Steelworkers Union)和美国钢铁协会(American Iron and Steel Institute)当天也发布声明,抨击这一决定。

就在美国国内对此采取“挑衅”立场之际,拜登政府8月份通过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为国内绿色技术提供了大量新补贴,这也引发了人们对于美国“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承诺新的担忧。

美《贸易扩展法》VS《关贸总协定》

2018年,特朗普援引美国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从世界各地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并加征关税,从而引发此次贸易争端。中国、欧盟等多个国家和经济组织认为,此举几乎是一种不加掩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中欧等许多世贸组织成员也因此对美国商品实施反制,并联合起来向世贸组织提出上诉。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基础文件《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第21条《国家安全例外条例》规定,允许成员国在战争、外交关系恶化等紧急情况下,为保护国家安全利益采取必要的行动,对其他相关成员不履行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的义务,这也是特朗普所声称的立场。然而,世贸组织小组经审查后认定,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并不符合上述战争时期或国际关系恶化等其他紧急情况,因此其所谓的“国家安全威胁”并不成立,不符合世贸组织安全例外条款。

“自行判断”不再成立?

此次裁决也是对美国长期以来的立场——包括许多其他成员国的共同观点“自行判断”(self-judging)原则的重大打击,即若一国认为某项贸易行动涉及其国家安全利益,其他成员国应该同意而不是挑战它。然而,许多国家认为,特朗普的钢铝关税措施已超出了“国家安全威胁”的范围,因此必然受到质疑。

卡特勒还表示,当各国以有限方式使用“国家安全例外条例”时,“自行判断”立场是有效的,但世界已经发生许多改变。她还指责称不应以国家安全为由,开启将互联网和其他经济部门隔离开来的趋势。

未来何从?

世贸组织花了四年时间才对该问题作出裁决,这既反映了问题的敏感性,也反映出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面对美国霸权的压力。此外,由于特朗普政府持续阻挠WTO上诉机构(Appellate Body)的改革草案,阻止该机构任命新的法官,这也使得上诉机构陷入瘫痪,上诉的小组裁决“陷入空白”,无法被正式实施。

事实上,除中国外,欧盟、加拿大、墨西哥、挪威、瑞士、土耳其、俄罗斯和印度等均遭到美国关税打击。加拿大和墨西哥在2020年与美国达成和解,撤回了报复性关税措施,而拜登政府也在2021年先后与欧盟、英国和日本达成解决争端协议。

目前,世贸争端解决小组已经对中国、挪威、瑞士和土耳其的诉讼作出裁决,印度和俄罗斯的诉讼仍悬而未决。在剩下的仍待处理案件中,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这些国家在法律上是否有权单方面反制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抑或是通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正式发起诉讼。

编译:朱格仪

来源时间:2022/12/13   发布时间:2022/12/12

旧文章ID:28921

性别规训与学业成绩——对美国教育分层现象的解释

0

作者::Joel Mittleman  来源:PoIiticaI理论志

摘要:

在对当代教育分层的解释中,性别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认为,在美国,性取向是分析教育分层的一个核心维度。本文首先分析了不同性取向群体的大学完成率,并使用2009年高中长期调查的数据,分析了不同性取向的学生所取得的成就。通过分析,本文揭示了两个人口统计学事实。一,女性日益上升的学术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异性恋女性,女同性恋和双性恋女性面临着显著的学术劣势。二,男性的学术表现总体相对较差,但同性恋男性群体在校成绩非常高。进而,作者认为,社会主导性别规范对性少数群体的学业成绩产生了重要但不对称的影响。本文使用了机器学习方法论证了这一假设。

作者简介:

Joel Mittleman,圣母大学社会学系

编译来源:

Mittleman, J. (2022). Intersecting the Academic Gender Gap: The Education of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Americ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7(2), 303–335.

引言

在现有的大多数衡量校园成功的标准上,男性总体落后于女性。这个“男孩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上述大多数研究中,有一个不平等的因素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性取向。性取向具有相对隐蔽性,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对教育分层产生影响。本文作者认为,性取向是学术不平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尽管其具体影响存在巨大差异。本文揭示出了两个人口学的事实:一,“女性的崛起”应该被更准确地理解为异性恋女性的崛起;二,“男孩的问题”掩盖了一个成绩相当不错的群体:同性恋男孩。

教育中的性别差距

(一)女性的崛起有统计显示,女孩在课堂上的表现一直优于男孩。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外部限制的缓解,女性“学术表现的潜在优势”迅速显现并不断上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男性的教育程度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着明显的平稳,在这个高学位会带来更多经济福利的时代,男性这种停滞不前的现象令人惊讶。“性别革命”是不均衡的:它使女性发生了某些深刻的变化,但男性的变化却少得多。

(二)课堂中的男性气质人类学研究的历史材料表明,处于青春期的男孩大都贬低学习,并重视那些与学校有关的叛逆行为。那些努力学习并遵守学校规则的男孩被他们的同伴嘲笑为“同性恋”。这种被认为是具有侮辱性的选择并不是偶然的。一个男孩向Pascoe(2007:55)解释说:“称某人为同性恋或基佬,就像是你能称某人为最贬低的东西”。

(三)女性气质与学业成功女孩的学业成功作为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让社会学家进行关注。在传统中,女学生在课堂上成功的一个核心要素在于她们坚持“好女孩”的角色,保持与男性气质的距离并对其敬而远之。与男生群体对“娘娘腔”的嘲笑相对应,在女生群体中存在着对“坏女孩”的偏见。

性别、性取向和学业成功

(一)性别与性取向

在宏观历史层面上,限制女性受教育的不仅仅是一个父权制的系统,而是一个持有异性恋思想的父权制。既往关于“女性崛起”的叙述忽视了非异性恋群体。在互动层面上,对同性恋的恐惧催生了对性别的规范性“划分”,这一现象在男性群体中更为普遍。

(二)美国学校中的性少数群体众所周知,学校对性少数群体而言,并不是一个很友好的空间。现实存在着性取向相关的校园暴力问题。

为什么非异性恋男性的学业成绩,与非异性恋女性的学业成绩,存在很大不同?对于男生来说,教师多将男孩的“阳刚之气”视为一种麻烦,如果学生与之保持距离,可能会带来学业上的一定好处。而对女生来说,具有男性气质的学生多会被教师认定为“坏女孩”,进而对其学业成绩产生不利影响。

对性少数学生群体进行研究的一个困难在于,有效样本量非常有限。这一有限性不仅会影响相关研究结果的真实性与有效性,也会阻碍学术层面的进一步分析。

研究数据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为了记录性少数成年人的受教育程度,作者参考了三个联邦赞助的家庭调查:NHIS(the National Health Interview Survey)、NSDUH(the National Survey on Drug Use and Health)和NCVS(the 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这三类调查的优势在于:代表了所有美国成年公民,而非特定州或特定年龄段的成年人。

此外,本文也使用了HSLS(High Schoo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2009)调查数据。HSLS是针对高中生的一个追踪队列研究,首先追踪了2009年时的九年级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学生的成绩,并在2012年、2016-2017年进行了跟进。

(二)变量

本文作者检验了以下三个因变量:受教育程度(学历)、学业成绩与学术方向、歧视压力。

在对自变量进行衡量时,主要的困难在于:性取向是复杂动态变化的,不存在一个稳定的、具体的性取向。本文使用重复验证、交叉验证和敏感性分析方法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三)分析方法与分析样本

本文使用了两种分析方法:描述性统计与回归分析。在所有的模型中,关键系数都与性取向有关。本文分析样本的情况具体如下图所示。

""

研究结果

(一)美国成年人群体的受教育程度

表2列出了美国成年人受教育程度的描述性统计,与同性的异性恋成年人相比,同性恋男性和同性恋女性都显示出了优势。同性恋男性的成功尤其突出:拥有博士学位的同性恋男性比例要比普通异性恋男性群体高出约50%。

""

为了更全面地探讨这些描述性结果,作者控制了种族/民族(由于样本量的限制,限制在白人、黑人、西班牙裔、亚裔和其他)、出生组别(1950年以前、1950-59年、1960-69年、1970-79年和1980年以后)和本土性措施(在NHIS和NCVS中直接报告;在NSDUH中通过调查是否以英语以外的语言完成而代之)进行了回归分析。具体如图2所示,同性恋群体的学位水平仍高于其他群体。

""

将种族/族裔纳入分析,在白人(非西班牙裔)男性、黑人男性、西班牙裔男性和亚裔男性中,同性恋者始终以两位数的优势超过异性恋男性,而同性恋女性的学位优势几乎完全集中在白人同性恋女性中。具体如图3所示。

""

将出生年份也纳入分析,可以发现近年来存在异性恋女性的“崛起”。而在男性群体中,同性恋群体的显著学位优势却依然存在。具体如图4所示。

""

(二)HSLS队列的学术经历和成果表3列出了HSLS样本结果的描述性统计,按性别和性身份分别列出。在学术成果方面,同性恋男性的表现仍然优于异性恋,而双性恋男孩略显弱势。在女孩中,同性恋女性和双性恋者普遍处于不利地位,而双性恋者的结果最差。值得注意的是,在面临歧视和心理健康挑战方面,非异性恋男孩和女孩都报告了更糟糕的结果。

""

“性别预测”方法

目前的研究表明,性身份并不是学术优势或劣势的单一来源。相反,性身份对学校成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与性别的交叉上,特别是在同性恋男性和同性恋女性之间。对男孩来说,与“男性气质”疏远的距离可能在学业上是有益的,但对女孩来说,与“女性气质”的疏远可能在学业上是有风险的。

如何具体衡量“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与传统统计学方法不同,本文使用了监督机器学习(supervised machine learning)方法。具体而言,监督机器学习将性别典型性视为一项预测任务:给定一些输入矢量X,进而估计一个函数f(X),以产生对每个受访者二元性别的预测,Ŷ。通过将单个数据集划分为训练和测试数据,并使用测试数据迭代调整模型参数,SML实现了一种更灵活的、数据驱动的模型选择方法。

为了说明这种方法,作者使用LASSO回归方法,利用HSLS调查中受追踪学生在9年级和11年级时的数据来预测他们对题目回答所反映出的性别身份。在759个问题的大约7,000个答案选择中,Lasso共选择了1,132个不同的答案选择以纳入模型。例如,表4列出了使用LASSO方法所确定的最能预测“男性”性身份的10个答案选择。

""

图7列出了学生的平均预测概率,按性别和性身份分别列出。正如预期的那样,结果显示性少数群体受访者在回答调查时,比他们的异性恋同龄人更具有性别非典型性。同性恋男孩与他们的异性恋同龄人的平均偏差最大。

""

性别非典型性是如何影响学生表现的?图8展示了对高中GPA和是否报告歧视两个关键结果的回归结果。对于学习成绩,性别非典型性对男孩有利,但对女孩来说是不利的。然而,作为歧视的风险因素,性别非典型性对于男孩和女孩来说都有风险。

""

到目前为止,这些结果证明了两个关键事实。首先,性别非典型性不对称地影响了男孩和女孩的学习成绩。第二,双性恋——尤其是同性恋学生,比他们的异性恋同学更具有性别非典型性。最后,本文作者直接探讨性少数学生的性别非典型性是否有助于解释他们的高中GPA。结果见图5。

""

表5的结果显示,除了性别、种族/民族、出生地、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外,性别非典型性是学生高中GPA的一个非常显著的预测因素(p<0.001)。此外,对于同性恋男性和同性恋女性来说,性别非典型性在解释他们的学术优/劣势方面有一定的作用。

小结

本文发现,性取向和性别的交叉对学业成绩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同性恋男性不管与任何其他身份交叉,都保持着学业上的优势;而同性恋女性的学业成绩受交叉身份影响较大。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教育体系对所谓“男性气质”表现出了负面偏好,同性恋男性与所谓“男性气质”疏远,而表现出“男性气质”的同性恋女性则受到了规训。

“本文有删减,详细内容请参见阅读原文”

编译|Morpheus

来源时间:2022/12/13   发布时间:2022/12/13

旧文章ID:28920

如何利用重大事件规避媒体与公众监督:基于美国总统行政令的研究

0

作者:  来源:国政学人

作者:Milena Djourelova,芝加哥大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应用经济与政治经济学,将于2023年赴康奈尔大学任教;Ruben Durante,庞佩乌·法布拉·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担任盖洛普民意调查机构研究咨询员,也是欧洲经济学会的成员。

来源:Djourelova, Milena, and Ruben Durante, “Media Attention and Strategic Timing in Politics: Evidence from US Presidential Executive Order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66, No.4, 2022, pp. 813-834.

导读

政治家是否倾向于在媒体和公众的注意力被其他重大事件分散时通过不受欢迎的政策?该研究通过分析过去四十年来美国总统签署行政命令的时间点,发现有力的证据表明,当新闻被其他重要事件占据时,行政命令更有可能在这些日子里被签署,因为这些事件会挤压行政命令的报道空间。同时,该现象仅在政府内部有分化的时期成立,即当总统与国会立场存在较大分歧、总统和国会就某个政策意见无法达成一致时,总统更有可能采取这样的策略以规避负面的新闻报道。最后,该研究为了确保这是一种公关战略而非偶然现象,还进一步研究了用来吸引公众注意力的事件是否属于偶然突发事件。结果发现,行政命令的发布时间仅仅与可预测的新闻有关,而与不可预测的新闻无关。

内容提要

大众传媒在向公民宣传政府政策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使他们能够对政治家的行为进行追责。然而,由于新闻空间和受众的关注度有限,其他有价值的事件会挤掉一些与政府行为相关的信息。基于这点考虑,一个老练的政治家可能会在媒体和公众被其他新闻分散注意力的时候采取不受欢迎的措施,以尽量减少公众对其行为的监督。

在过往处理内政与国际关系时,美国总统常常选择与其他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同时采取政治行动。例如,在2017年8月25日,朝鲜发射导弹的日子和哈维飓风袭击德克萨斯州的前一天,特朗普总统颁布了几项有争议的措施,包括赦免被指控有种族偏见的前警长乔·阿帕约,并发布了关于军队中变性士兵的禁令。在俄罗斯,普京政府在该国主办的2018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开幕当天,宣布提高退休年龄并增加增值税。在意大利,贝卢斯科尼政府在意大利获1994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决赛资格的当天通过了一项紧急法令,释放了数百名受到腐败指控的政客。

该研究主要考察和研究了美国总统的战略行为,重点是一种特殊的政策行动:签署总统行政命令(以下简称EO)。美国总统通过行政命令指挥政府的能力来自于美国宪法第二条,该条规定总统有权“维护法律的忠实执行”,也就是说,指导现有法律的执行。然而,由于行政命令具有与联邦法律相同的价值,并且不需要国会批准,因此在实践中,它们经常被用来制定与国会意图相悖的政策。

总统行政命令的特殊性

签署总统行政命令是分析战略时机问题的理想环境,原因至少有二。首先,与其他类型的立法不同,美国总统对总统令的发布时间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因此有足够的空间来积极操纵其时机。第二,尽管通过行政命令立法为总统提供了一种推动其议程和规避国会的方式,但它也可能引起国会的批评。与这种批评相关的潜在负面报道会促使总统尽量避免媒体关注。由于行政命令的新闻价值通常是短暂的,因此将其签署时间与其他有新闻价值的事件相吻合,是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负面宣传的可行策略之一。

背景因素:新闻压力与政府分化程度

为了实证检验这一假设,该研究收集了1979年至2016年期间美国总统签署的每项行政命令的时间及其内容信息,并将其与美国主要广播电视网络的每日晚间新闻内容数据相结合。根据此前关于美国媒体的研究,该研究用一个每日“新闻压力”的衡量标准来捕捉可能挤掉行政命令的其他重大事件。这项指标包括:(1)除开行政命令相关的新闻,每个新闻频道的前三个事件的总播出时间;(2)电视台是否调整新闻长度以保持新闻节目的总时间不变。基于此,较高的新闻压力表明,在这些日子里,其他重要的事件主要占据了新闻报道,因而在这段时间里,行政命令的新闻更有可能被忽视。

该研究首先分析了新闻压力、对紧急事件的新闻报道和总统支持率之间的关系。首先,该研究标记了行政命令是否被媒体报道。大多数行政命令,即那些相对不那么重要或没什么争议的行政命令并没有成为新闻。对总统令的新闻报道集中在总统令签署的当天和第二天,而且重要的是,时常被其他有新闻价值的重要事件挤压掉相关报道。

而后,该研究观察公众对行政命令的反应。研究发现,与行政命令有关的新闻只在“政府内部分化”时期,即国会多数派和总统属于不同党派时,才会与突发事件报道有关,而在政府统一时期则不然。这印证了以下观点:如果国会对总统使用行政命令表示批评,公众可能会对该行政命令作出负面反应。同时,国会多数派对总统超越国会权力的批评可能比国会少数派的批评更具破坏性。事实上,该研究记录了在政府分化下签署的行政命令更有可能涉及到总统和国会之间先前有分歧的主题,因此可以说这种情况下批评的力度和范围都更大更广。

时间点的重要性:重大事件作为避雷针

然后,研究者转而分析经济学中的时间决定因素。该研究的实证策略是基于每天的时间序列回归,在控制季节性和总统在位时间的情况下,将某一天至少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的指标与新闻压力的滞后值和领先值进行回归。该研究发现,在新闻压力较大的日子前夕,签署行政命令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而且这种影响只存在于政府内部分化的时期。这个影响是相当显著的:第二天新闻压力的一个标准差的增加(约等于2.5分钟)与某一天至少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的概率增加1.1%有关,这相当于从10%的基线概率增加11%。这一结果对使用不同的规格、不同的新闻压力衡量标准以及包括一系列控制措施都是显著的。

然后,该研究进一步分析主要是哪种类型的行政命令和哪种类型的新闻在政府分化时有较多关联。结果发现,对于那些常规或仪式性的行政命令,即那些关于政府日常运作的行政命令,或那些重要性较低的行政命令,时间点几乎不影响其发布。同样,该研究发现,对那些不太可能成为新闻的行政命令,时间点也几乎没有影响。相反,通常总统和国会在前几个月中经常发生分歧的话题更容易受到媒体与公众的关注。

策略而非巧合:比较可预测与不可预测事件

就新闻的类型而言,前瞻性战略时机的假设意味着,只有预先可知的新闻事件才能被作为战略目标,以动摇公众舆论,而同样的情况不应该发生在不可预测的新闻上。为了验证这一预测,研究者使用基于字典的文本分析方法,将每个新闻片段分类为与预期有关(如政治竞选事件、经济新闻、体育)或与意外有关(如事故、自然灾害、暴力犯罪),并构建两个独立的新闻压力衡量标准。研究者发现,行政命令发布的时间与第二天容易引发高度反感的新闻压力相吻合,但与正向的新闻压力无关。

最后,为了阐明为什么总统会在第二天而不是当天的新闻压力下签署总统令,该研究分析了新闻类型的系统性差异。在签署总统令的当天与次日的报道中,研究者发现次日的报道更有可能是来自国会的反应(在政府内部分化的情况下,国会的反应往往是负面的)。因此,如果目标是尽量减少这种负面反应的宣传,针对第二天的新闻可能是一个明智的策略。

评价

首先,该研究对于公众注意力这一领域的研究,以及最近关于公司、非政府组织、军队、和执政者使用战略时机的研究有所补充。该研究的文章提供了第一个系统性的证据,表明民选官员也会采用类似的策略来限制公众对其行为的监督,这一发现或许不仅仅局限于美国这一国家,在其他国家我们也有类似的观察。

其次,该研究的研究为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大众媒体在公民社会中的作用做出了贡献。之前大量研究表明,运作良好的媒体是约束政治家和加强政治问责制的关键。该研究的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存在相对自由和独立的媒体,政治家的战略行为也会阻碍公民有效监督当选官员的能力。

最后,该研究的文章涉及到政治学中关于总统行政权力的使用以及推动或限制行政权力的制度因素。之前的主流观点是,由于国会或司法推翻的威胁是不可信的(除非是极端的超限情况),公众意见是限制总统单边行动的主要因素。而从该研究的结果来说,公众舆论并不完全反对使用行政命令,而是被国会的批评所激活。虽然有证据表明公众舆论和国会影响它的能力制约了单边权力,但该研究通过发现总统试图通过战略行为规避这一制约。

译者:刘睿洁,国政学人编译员,牛津大学政治学硕士生。

来源时间:2022/12/13   发布时间:2022/12/13

旧文章ID:28919

美国对华钳制愈演愈烈, 中国如何“二次入世”?

0

作者:沈伟等  来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导读:世界贸易组织上周裁定,美国2018年对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的措施违反WTO相关规定,驳回美国援引WTO“安全例外条款”进行的抗辩。然而,美国并不服从裁决,加之在美国干扰下,WTO上诉机构长期停摆这一事实,作为国际经贸规则重要基石的WTO如今似乎已经边缘化。中国入世20年取得了惊人的发展成就,如今国际经济秩序大调整的背景向中国提出了“二次入世”的命题。

中美贸易摩擦正在引起和推动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新一轮重构。本文分析了国外重要智库学者的主要看法,指出中美对“国有企业”“产业政策”等实体规则存在较大分歧。对于这些分歧,WTO规则一方面难以适应新兴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另一方面也无法满足美欧日等国实行保护主义关税的要求。结果是,美国以“美国优先”的主权话语打破了“全球主义”叙事,一方面强化对外制裁、强调捍卫对外贸易政策主权,另一方面阻扰WTO上诉机构运作。

中美对经贸规则分歧的处理,目前已经成为国际经贸规则体系调整的重要影响因素。美国在重构国际经贸规则上侧重“双边、区域一体化”,具有浓厚单边主义色彩。美国正通过双边协定集合新建符合美国利益、排除中国的贸易体系,对中国进行“规则围剿”,构建去中国化的新全球化。美国主导的美墨加协定、印太经济框架等多个自由贸易协定(FTA),都具有符合美国利益的高标准规则特征,体现出排他性、规则重构和控制强化。

中国同样选择通过区域性FTA构建规则,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构建的FTA网络,以及中日韩FTA谈判等。作者提出,中国应对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有三个重点方向,第一,推动WTO改革,不放弃WTO规则在缓和贸易战、限制美国方面的重要作用。第二,重视区域协定,除了RCEP、CPTPP等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区域协定,还要重视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合作。第三,顶住新冠疫情、俄乌冲突、中美贸易冲突的多重压力,坚持进一步开放市场,挫败美国反华派的中国“自我封闭”的期望。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本文,供读者思考。文章原刊于《海峡法学》,仅代表作者本文观点。

霸权之后的大转型:中美贸易摩擦中的国际经贸规则分歧和重构

文|沈伟;秦真;芦心玥

将当前中美关系置于历史长河中,中国崛起给西方国家带来焦虑,守成大国美国的权力在向崛起大国中国转移,这印证了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因此,中美间的冲突是必然的,贸易摩擦是中美矛盾冲突的一种形态。

2018年1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出口的洗衣机和光伏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中美贸易战拉开序幕;两国共进行了6个回合的“交战”,期间偶有缓和但总体不断升级,并在签订《中美经贸协定》(第一阶段)后告一段落,但“脱钩”仍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首选。美国的长期目的是限制中国驱动经济的“双轮”:市场规模和技术创新。美国相对中国在市场、制造业、高科技等方面的优势正在减弱。国际经贸规则中,一方面美国通过美墨加协议(USMCA)的“毒丸条款”,TPP中的知识产权、环境和劳工标准排除或限制中国加入新一代经贸协定,以限制中国深度参与全球市场;另一方面,美国视《中国制造2025》为威胁,试图通过制裁中国高科技企业、限制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等方式遏制中国的技术追赶。

美国外交官在大多数时候把中国描绘成美国的威胁,是挑战者、竞争者、征服者。贸易方面,美国的外交话语是美国对中国帮助很大,但是中国辜负了美国。美国对中国的外交认知整体是片面和扭曲的,这也会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在此背景下,国际经贸规则正经历新一轮重构,了解重构趋势、厘清应对方式可以为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进程创造条件,与更多国家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往来,从而削弱保守主义和单边主义对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1 中美贸易摩擦中的经贸规则分歧

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欧盟、中国已经形成制定经贸规则的三大力量;其中中国重要性凸显,正以“一带一路”倡议尝试形成新的规则。规则制定主体的改变使中美对规则主导权的争夺更加激烈,二者在许多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尤其在市场和改革方面,中国与外部世界仍有不同的视角和期待,中美在贸易领域的分歧成为必然。美国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是歧视性的,伤害了其贸易伙伴的利益。中国的渐进式经济改革并没有使市场化比重超过计划和国有经济比重,政府对经济的规划和计划仍然复杂,对特定行业和产业的支持经过了复杂的政策制定程序。

中国经济改革在全球金融危机后放缓,这既有世界经济走势的影响,也有中国改革议程的因素。中国要稳定与美国等国的贸易关系,就需要正视他们的诉求和主张。一些研究详细对比了美欧的立场及与中国的分歧,认为主要分歧在于国有企业和产业政策问题。

(一)国有企业

中国的国有企业被美国认为对世界贸易体系构成威胁,其在功能上是政府的政策工具,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根据政府指令提供原材料和贷款,促进关键产业发展。美国政府认为,根据政府控制说,中国国有企业可以被认定为公共机构。

哈佛大学Mark Wu教授认为,中国经济治理模式是“中国公司”模式,政府和企业构建了一个复杂、交错且有效的体系,美国难以瓦解,也无从有效应对。这个体系与WTO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新自由主义体系分立,甚至可能瓦解和破坏后者的基石。Mark Wu曾担任拜登政府贸易代表办公室高级顾问,对中国经济治理体系的见解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相应部门的观点。

有美国智库从美国的视角分析了所谓“扭曲市场行为”和要求中国遵守WTO规则的法理基础。美国认为,中国模式系统性地改变了公平竞争格局,使得中国公司在国内和国际上受益。中国的不公平贸易措施威胁到美国的高薪工作和高附加值制造业。中国推行科技自给自足的政策与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体系不相吻合。中国对国有企业的支持、政府补贴和有限的法治支持了国有企业的壮大;中国赢者通吃的产业政策,加重了产能过剩和海外倾销,扭曲了竞技场,与大多数WTO成员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冲突。美国乐见的是中国根据入世承诺对国有经济、政府补贴和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中国的国有经济和政府商业之间的协同由于中国经济的巨大体量会对世界经济和全球市场造成深远影响。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方面就是缩小中国和美国之间就WTO规则的认知差异,这样才可能减少与美国的贸易摩擦,至少是减少和美国在国际经贸规则方面的认知差距。该报告为中国检视这些规则鸿沟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注:布鲁金斯学会,The US-China economic relationship: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中国国家主导型的经济模式正在挑战国际经济秩序,特别是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当前者的体量足够大,就会对现有秩序产生影响和造成匹配性问题。如果不匹配,国际规则可能遏制国家主导型的经济体,后者也可能利用国际规则强化国有经济。真正的挑战是国家主导型的经济体打破了政府和市场的二分。其次,国家主导型的经济体发展出了更加机制化的工具,政府扮演了多重角色。政府参与到商业活动中,改变了公私法的二分。由于政府介于公私两个维度的商业活动,很多传统私法也会被作为实现公共目的的工具。国家主导型经济的运行有机制化和功能化两种解释。政治制度和国家体系是这一模型的机制化构造,而社会结构为其提供了语境和背景。当下的国际经济法应对的是传统的政府和市场的二分法,无从解释和回应政府主导型的国有经济形态。以国际投资法为例,其以限制东道国政府保护外国投资者。但是,政府通过国有企业可以作为竞争者、规划者参与国际投资活动,还可以通过合同推动对内和对外投资以实现投资利益。这样,国际投资规则就无从约束东道国政府。

(二)产业政策

中美两国作为最大的两个贸易国,贸易战肯定会对两国经济造成冲击。两国实体行业对中美供应链的依赖程度,贸易战在金融市场上给双方上市公司带来的市值损失,都表明美国的保护主义已经并还会对双方企业带来负面影响。由于存在“脱钩成本”和“门槛成本”,美国的“脱钩”成本比中国增长更快,负面影响更明显。贸易战下的政策不确定性会减少出口和高新技术投资,进而减少贸易流动和消费者的实际收入。

中国的产业政策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呈现出一些特征:首先,产业政策的目标更加雄心勃勃。其次,中国投资在产业政策规划的行业和产业更加庞大。第三,产业政策在战略上更加协调。第四,通过国际化实施产业政策和目标,如加大中资企业在海外收购高新技术和企业的力度。第五,更加隐蔽利用国际规则中的歧视性条款。中国产业政策可能给全球供应链和基于竞争的商业模式带来压力,继而弱化美国企业在高新技术领域的竞争力。美国正在动用单边、双边和多边的机制改变中国的进路。

美国商会特别研究了《中国制造2025》,在计划出台后两年发布了报告。计划将中国创新扩展到10个领域,占到中国整个工业附加值制造业的40%。计划的整体性规划和实施政策显示了在许多领域的政府主导措施的强化,比如强化了政府的垂直型控制、强化优惠政策和金融支持、设定全球标准。报告认为,命令型经济继续影响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中国制造2025》把中美两国分开,而不是融合。这一计划和相关政策是中国为了实现自主性公司市场份额的扩大而拥抱国际市场。与德国工业4.0计划不同,中国的计划为国内企业自主性研发提供资金和市场,支持它们于海外获得技术,加强它们的整体竞争力;《中国制造2025》是使用国家资源改变和创造关键技术领域以在世界范围内取得比较优势的更宏大战略。由于对特定行业和产业的投入,这一计划会导致全球的市场低效和产能过剩,随之而来的是低价、失业和对产业链的损害;政府的干预会扭曲市场并弱化创新生态系统。报告进而指出,中国在信息技术和产业方面的规制框架严重挑战全球互联互通,例如要求的商业数据的储存和流动已经影响了商业决策和创新。当然,这些提法并没有数据作为基础。(注:U.S. Chamber of Commerce, Made in China 2015:Global Ambitions Built on Local Protections 2017)

欧洲商会特别关注以强制性的技术转让换取市场准入、缺乏对等投资政策及《中国制造2025》等问题,认为外资企业在中国没有公平的营商环境,主要的问题涉及市场准入、补贴申领、外企牌照发放、区别待遇和垄断性国企对行业影响、执法不可预测、政府部门缺乏协调、标准非国际化等方面。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使不平等的贸易和投资政策产生全球性影响。

2 中美处理规则分歧的不同路径

美国下一步如何调整经贸规则以应对中国问题,是当前两国乃至全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总体来说,美国正努力面对世界新局面、维持霸权地位,抗拒逐渐出现的多极世界新秩序。美国政策的整体趋势仍是与中国“脱钩”,但在2021年10月,美国贸易代表戴琪首次提出了“再挂钩”(recoupling)表述。2022年4月,有美国智库分析了美国应对中美竞争及未来发展的“平衡性脱钩”战略,认为美国将继续计划新兴技术、国际规则制定以及国际影响力等方面的竞争,并导致未来战略竞争的常态化。(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U.S.-China Technological‘Decoupling’:A Strategy and Policy Framework)

(一)多边经贸规则

WTO反补贴规则被认为可以用来抵御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中国的国有企业在21世纪发生很大变化,已经成为各企业排行榜上的领军者。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被认为事实上造就了更强的国企和更弱的民企,因此WTO的反补贴规则可以用来审查中国的国企和非市场经济实践。但现有WTO规则适应新兴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的能力有限,因为WTO规则只约束命令型或市场型的经济并默认政府是以监管者的身份影响经济,用于规制政府作为竞争者和计划者的扭曲自由贸易行为比较困难。

在谈判新规则较为困难的情况下,美国目前在反补贴税案件中对已有规则进行解释,采用“替代国成分”方式,选取相似国家生产同类产品相关成分的价格决定市场价格。美国在WTO双反案件中还提议,中国的国企如银行、能源公司甚至是有中共官员的企业都应被视为“公共机构”,他们都能给予下游企业补贴。美国对以WTO规则和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中国补贴问题不抱希望。WTO限制美国解决中国补贴政策,美欧日无从通过适用两反规则得到救济或者在非歧视基础上征收反补贴税。所以,美国开始利用国家安全规则合理化其他救济手段,如通过修改国内法以国家安全名义加强对外国投资的限制,防范他国收购美国高科技企业。对于WTO,美国认为其一国一票原则构成了对美国主权的外在限制,一方面强化对外制裁、强调捍卫对外贸易政策主权,另一方面阻扰WTO上诉机构运作。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核心“主权”话语,打破了“全球主义”叙事背景,重申区分主权内外的重要性;提出的“负责任的主权”(responsible sovereignty)理论在为自己减少国际义务同时,将全球化带来的经济依存关系作为武器,修正国际规则,推动全球价值链的重组。

有中国学者认为国有企业应进一步深化改革以达到国际标准,但对其中和国内体制冲突的议题也应据理力争。如果商业银行被划为公共机构,对企业的贷款都会被视为补贴,这会极大限制企业的发展。中国在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总体与美方并不矛盾;但面对美方提出的规则要求,中国既要抓住改革时机,也要根据自身特点审慎推进。国有企业方面的多边规则将对成员国经济体制以及国际经济秩序产生重大影响。此外,在美国批评外国国有企业、产业政策并僵化WTO体制的当下,我国坚持维护多边体制,与有共同意愿的部分成员达成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

俄乌冲突爆发后,WTO受到极大干扰,各项议程几乎停滞。美国代表宣称:“如果为了捍卫我们的价值观不得不牺牲多边贸易工作,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当前美国一方面试图将俄罗斯排挤到WTO外,另一方面以“价值观贸易体系”规锁中国,通过数字贸易谈判等方式推进产业链同盟,增强同盟国家承接“中国产能”的能力和基础,以图联合对抗中国。对此,中国坚定支持推进WTO谈判,努力争取在多边主义上不同意美国做法的西方国家和地区,他们并不愿意为了所谓“民主价值观”而瘫痪WTO,中国应争取创造有利的多面环境。

(二)区域、双边经贸规则

1. 美国的“双边关系集合方式”

美国在重构国际经贸规则上侧重“双边、区域一体化”,“美国优先”贸易政策具有浓厚单边主义色彩。美国正通过双边协定集合新建符合美国利益、排除中国的贸易体系,对中国进行“规则围剿”,构建去中国化的新全球化。从美国签署的FTA文本看,其对诸多问题提出了符合美国利益的高标准规则:美国认为WTO规则只有GATT第17条体现了国有企业明显不够,故试图借TPP、USMCA等内嵌竞争中立原则,以阻止国有企业进入第三方市场;知识产权等属于对促进贸易更有效的“深度条款”,有利于增加贸易促进的正面效应,但“高标准”规则有可能暗含“排他性”。美国积极推动这些条款进入经贸协定,以排除发展中国家的参与。

以TPP和USMCA(编者注:美墨加协定,北美区域的自由贸易协定,2020年签署生效)为例,虽然美国已经退出了TPP,但其仍为巨型FTA(自由贸易协定)的重要代表和引领者,强调国际贸易高度公平、政府信息高度透明,如“从纱开始”的原产地标准、政府采购方面市场准入的扩大、电子商务方面对数据本地化严格限制。这些高标准规则对新一代经贸协定具有引领和指导的作用。再如,USMCA内容涵盖广泛,很多条款超出甚至违反了WTO规定,如其中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条款违反了GAT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1994)第24条。该条款选择单方面界定“非市场经济国家”,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谈判造成巨大阻碍;“毒丸条款”还加重了第三方义务,限制缔约自由,背离WTO多边体系(编者注:该条规定任何一方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议时,应允许其他各方在发出6个月的通知后终止本协议,并以双边协议来取而代之。该条限制了限定加、墨两国和其他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权利);美国设置该条款,是为了建立没有中国的新WTO。USMCA还有一些条款具有相当大的限制性,如规定美墨之间的投资争端则通过ISDS(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解决,却限缩了可仲裁范围和前置程序。此外,USMCA出现了国别变化,加拿大完全放弃了国际仲裁,与欧盟签订的CETA(加拿大与欧盟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表明支持设立多边投资法院的立场,这反映了ISDS的弱化,不利于我国“一带一路”的发展。总之,美国FTA在文本框架、基本条款等方面具有贸易政策化倾向,比欧日标准更高,特别是在边境后规则方面;在近年来更加与单边主义相呼应,体现出排他性、规则重构和控制强化,“通过强制、吸引和社会化相结合的方式纳入精英阶层,走向大众层面的真正变革。”

自特朗普2017年宣布退出TPP,加上RCEP生效,美国的亚太经贸活动处于两难,因此美国也在亚太正式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13个初始成员国包括美、日、韩、印、澳等,共占全球GDP四成。一方面,美国将结合“建回一个更好世界”(B3W)与中国进行地缘政治竞争,笼络东盟国家以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美国试图在印太地区保持强大的经贸存在,把一众国家拉上对抗中国的战车,在印太地区建立排他的经贸主导权,从而抵消中国在RCEP与亚太地区现有贸易体系中的影响力。IPEF也着重提出了“高规则标准”,或将导致地区经贸呈现“非正常高标准”,破坏原有的经贸秩序,不利于经贸发展,且框架的重点在芯片、数字贸易等中美“安全竞赛”不断加码的领域。在芯片供应链领域,中美把数字问题视为安全问题:中国意识到自主研发突破“卡脖子”的必要性,美国意识到供应链本地化的必要性,加之美国已与马来西亚达成了半导体供应方面的协议,未来会持续向中国施压。

2.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FTA网络

可以预见,美国会扩大其多边平台,比如把“四方安全对话(QUAD)”扩张成“四方安全对话+(QUAD+)”,拉拢更多国家围堵中国,遏制中国崛起。在此背景下,我国选择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并积极同沿线国家构建FTA网络。截至2019年我国签署的FTA或类似协定已达17个,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建立的RTA贸易自由化程度普遍较低,我国对“一带一路”相关的法律机制和标准还缺乏足够的重视,且很多项目会受到时间、地缘政治、国际舆论的限制。比如,美国对“一带一路”一直持负面评价,上述B3W就是为了应对“一带一路”提出。因此我国需要探索将“一带一路”和FTA结合,拓展 FTA 的发展,比如中国和柬埔寨于2020年10月签署《中国和柬埔寨自由贸易协定》,首次将“‘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独立设章,为两国合作提供了更先进完整的规则保障。俄罗斯面对制裁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阵营中都位置尴尬:前者,尤其是美国,拒绝与俄罗斯代表同座,而后者又难以与俄罗斯达成实质性合作。该窘境的启示是,要找准位置,重视实质结盟和就近结盟,因此“一带一路”及沿线国家可以成为对抗美国霸权、防止经济冷战的基本盘,因应全球经济新冷战威胁,进行实质性、有选择性和有策略性的推进。

从经贸合作发展来看,在经济周期和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价值链长度缩短、运输成本激增、竞争加剧,区域合作已然成为更优选择。在WTO无法有效达成多边协议、“稳定协定体系可有效缓解贸易政策不确定的负面影响”的背景下,区域性协定自然成了优先项。因此,中国也需要积极签商其他可能的FTA,如中日韩FTA:三国已经历了16轮协商,该FTA在贸易战下既有机遇、也有挑战。首先,主导权问题因地缘政治和经济原因十分突出:中韩欲以东亚国家为亚洲合作体系中心,日本则主张包括印太国家的体系,且日本已经是CPTPP的主要经济体,更多考虑扩展自身势力范围;而且,日韩不满足于跟随者角色,这在大国塑造地区稳定与秩序方面作用的现有描述中未被重视。其次是三国的历史问题等会影响经济合作。最后,三国在电子商务和国企等高标准条款上仍有较大分歧;最后,三国能否构建起FTA仍较大程度受美国态度影响。

但是,拥有较多高标准条款的RCEP生效后,中日韩FTA“在 RCEP 大框架下众多障碍都有可能得到突破。”作为中日韩之间生效的第一个FTA,RCEP将促进东亚贸易一体化,代表了我国贸易开放的较高水平,可以缓解贸易战和被CPTPP边缘化的负面影响。RCEP较WTO开放范围更大、程度更高,比如扩大外国服务准入、减少国民待遇限制;但相对于CPTPP,“尤其在透明度和争端解决机制上”,RCEP仍有待提高。

3 中国的应对

根据政治经济学,中美经贸摩擦有必然性。“中国不断扩大的地缘政治视野……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相冲突。”有学者梳理了国际贸易体系中的非市场经济挑战,为相关争论提供了辩论思路:中国所谓的“非市场经济”体系被美欧日定性为对世界贸易体系的挑战,和WTO规则格格不入;中国需回应贸易伙伴在该议题上的关切,减少与贸易伙伴的摩擦,建立起更稳定的合作关系。有效的规则治理能缓解贸易战的经济冲击,越来越多观点认识到国际规则对秩序和经济的作用。“降低贸易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需要加强国际经济法律协调,提升全球经济治理水平,同时也需要将全球治理规则融入国内相关经济立法中”,中国应积极应对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参与国际秩序构建。

(一)推动WTO改革

总体来说,多边机构日渐衰落。WTO规则虽有不完善之处,“就中美贸易问题而言,根本不存在所谓‘规则供给不足’的问题,WTO现有规则也并非不能涵盖中美贸易中产生的问题。”WTO规则仍有重要作用。首先,中美双方一直在援引WTO规则,比如,为应对“232调查”征收的关税,中国根据WTO《保障措施协定》对来自美国的水果和肉类加征关税,后根据GATT第1-2条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而美国也向WTO提交文件,根据GATT第21条声称其符合国家安全例外,并对DSB(WTO争端解决实体)的管辖进行了论证;可见,WTO规则仍是中美贸易战的平衡器。其次,尽管WTO协定下“利益”界定模糊,WTO规则仍可以有效限制根据“301调查”采取的制裁措施的适用:《马拉喀什协定》第16.4条规定成员不得通过国内法违反WTO义务,制裁因而受到DSB管辖。再者,WTO规则或可成为击败贸易战的工具,即争取2/3成员通过上诉机构大法官遴选的新条款,迫使美国回归WTO或建立“双速WTO”(编者注:即一个有美国无上诉机构的WTO,和一个没有美国但有上诉机构的WTO并存)挫败美国对WTO体制的破坏;即使新条款无法立刻通过,也会动摇美国在WTO的主导地位。综上,WTO规则在缓和贸易战、限制美国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因此,WTO改革是艰难且必须的,多边体制无可代替,传统贸易体系也仍有解释空间,“WTO作为国际经贸领域最重要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多边规则体系必须得到维护。”中国应当继续积极参与WTO改革,始终坚持WTO的宗旨,推动贸易自由化、分阶段对WTO进行改革——优先解决危及生存的关键问题,再解决现有规则问题,最后探讨新问题。然而,中国目前在WTO的话语权较弱,提出的方案以原则性问题为主,在技术性议题上进展不多,因此中国应研究如何落实改革措施,结合优势产业对前沿议题提出有说服力的议题,如投资便利化、WTO临时争端解决机制、诸边《仲裁协定》谈判、应与哪些国家或地区签署双边仲裁协议等。此外,WTO改革谈判是一个集体协商过程,而在国际谈判需要国内机关“批准”的条件下,谈判的关键在于国内的表决,即国内的“获胜集合”(Win-sets)是否足够大;所以应当对各国对外贸易策略和国内政治进行分析,尤其是电子商务、知识产权等成员间分歧较大的议题。

(二)重视区域协定

在构建FTA网络方面,多数研究聚焦CPTPP、RCEP和“一带一路”。不少研究支持中国加入CPTPP,认为CPTPP正成为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重要蓝本、推动全球新一轮自由贸易进程,甚至可能发挥类似WTO的作用,中国加入对自身大有裨益。经济方面,中国加入CPTPP会产生巨大收益,其他成员也会从中获益;中国加入后福利将增加,而非成员会受到一定冲击,故支持中国加入CPTPP。构建经贸规则体系方面,中国通过区域协定可以构建范围更广的自由贸易体系,协定共同发挥作用也会带来积极影响。对抗、缓解贸易战方面,如果美国加入CPTPP,很有可能对中国形成“规则封锁”,中国在规则上更有可能被排挤,因此中国要化被动为主动。现实方面,我国可通过规则改革达到或超过CPTPP的标准高度:在一些领域我国的规定已经高于CPTPP,比如“侵权货物的种类范围”;高度不够的则可“以加入CPTPP为契机,准备一次新的立法革命”,例如细化《外商投资法》来对标CPTPP第10.1-10.2条的定义和范围,此外还可重点对标CPTPP的其他深度条款。但也不是所有CPTPP的条款中国都能够接受,相关条款按照接受难易程度可分为难度较大、难度较小、基本能接受三种类型。中国应该继续推进国内经济改革以推动中美关系,利用CPTPP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和地区经济融合的深度;而亚洲国家应该利用美国的退出真正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而中国需要推进有利于自己的多边主义。

RCEP、CPTPP固然重要,但这些协定合作开放的对象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中国要想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抗美国霸权和单边主义,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合作或许才是重点和难点。欧盟方面,“打破美国对中国在多变层面的围剿,欧盟是整个战略的关键。”《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ECAI)的标准高于RCEP,且中国在国有企业等议题上已作出了很多让步,CECAI的机遇和挑战都更大:一方面,CECAI达成并实施后“中国经济的开放度总体上将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另一方面,在内部CECAI对中国社会、企业有不小的压力,在外部CECAI审议会被欧盟取消,一些欧盟国家甚至扬言“冻结CECAI”。所以,CECAI谈判的过程可能会更加艰辛和曲折,应有更多研究关注CECAI的进程和发展,探讨中国应如何与欧盟合作。美国方面,中美已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但双方利益很难聚焦在同一点上,投资和技术冲突并未缓和,《2021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仍包括制裁中国高科技企业、限制人才培养等内容,美国在贸易谈判中也把将中兴和华为列入实体清单作为筹码,并提出了在核心竞争领域采取的“平衡性脱钩”策略,包括建立安全预案、促进技术控制等。美国贸易办公室还可能重新启动“贸易滥用”调查,并逼迫其伙伴对中国采取一致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高标准的协定有侵犯主权之嫌,其“逼迫”发展中国家修改国内法甚至经济制度。欧洲中心主义视角下形成的“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认识范式是解读中国国家成长的常用框架。民族主权国家和帝国式主权的二元分析框架难以解释不同国家围绕“发展权”进行的霸权与反霸权、依附与反依附的斗争以及主权政治符号功能和实践效果之间的落差。斯蒂芬·克拉斯那(Stephen Krasner)进一步区分主权,划分出“国际性法律主权”(international legal sovereignty)“威斯特伐利亚主权”(Westphalian sovereignty)“针对相互依存关系的主权”(interdependence sovereignty)和“对内主权”(domestic sovereignty),并进一步指出主权概念的“组织化”伪善(organized hypocrisy)。霸权国家在于己有利时就运用“国际性法律主权”,通过条约和国际组织强化霸权和领导地位;在于己不利时,就希望减负、强化主权。反恐期间,美国就借反恐和全球化大大增强主权能力,形成“超级主权”(hype-sovereignty)并削减他国主权为“有条件的主权”(conditional sovereignty)。无论如何界定,主权的政治属性是全球化进程中国家需不断利用和掌握的话语工具和政治议程。

中国在谈判FTA时应注重条款解释,确保序言所列软性目标在条约解释与适用中的基础地位;应合理化“阶段性”和“趋势性”为“灵活性”。把握“阶段性”和“趋势性”需要利用自贸区做好试点,正如浦东新区和外高桥保税区“为整个国家进入WTO以后的开放托底”。如今,“中国需要积极主动地对接、适应这些高标准规则,以避免将来可能出现更大的被动。”中国在国际经贸秩序中面临“二次入世”挑战,“负面清单”“准入前国民待遇”“三零”规则及国有企业等问题都需试点自贸区先做先行,按国际经济法要求合理规划法治建设和规则压力测试。

(三)进一步开放市场

无论是多边贸易规则的改革抑或区域贸易规则或其他国际事务的推进,大多都以发达国家的本国法为原型,“具有鲜明的工具和实用主义特征”,实质上剥夺了大多数国家的话语权,遏制了他国参与构建规则的主动性。市场开放是永久性的过程,拥有规则制定权的前提是市场足够开放,让贸易伙伴对市场形成依赖,无法忽略一国的发声,因此中国应进一步开放市场,提供更多出口机会并提高外商满意度,让其对中国市场产生信赖,以获得制定规则的更多筹码、在WTO谈判中取得话语主导权。

具体来讲,可以先制定规则,把规则作为动力推动改革。“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已经成为新一代贸易协定中服务业开放的主要特征,服务贸易采用“负面清单”能“促进自由贸易和减少管理复杂性”。类似地,投资准入后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存在极大限制,外资进入的前提没有得到解决“无法适应全球价值链的运作要求”,投资准入也应以“负面清单+准入前国民待遇”条款为核心“将非歧视治理落实至准入前”。

有观点认为,全球贸易区域化发展将削弱各国的直接对外投资,对外开放程度也将受到严重威胁。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爆发后,新贸易模式要求国际经贸规则实行重大调整,1980年代由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和WTO促成的产业链出现了变化,调整动向对中国产业形成双重压力。一是中美贸易冲突和新冠疫情的直接影响:贸易战会导致全球价值链“收缩”、阻碍各国贸易合作,对中国“一带一路”带来挑战;疫情期间的城市封锁、生产停顿和供应链中断使价值链脆弱性进一步凸显。二是全球产业链调整对国内产业链的冲击使中国产业参与产业链的障碍和风险不断提高,先进制造业发展愈加困难,供应链也会遭到不稳定外部环境的冲击。在此背景下,不少学者仍主张坚持开放、加倍维系全球化,继续借助外资带来技术。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美互为对方最大贸易伙伴,同时又是全球前二大经济体,如果双方进一步脱钩,世界经济格局将更为严峻。总之,美国反华派希望看到的是中国“自我退缩型的防御”、进而自我封闭全面“脱钩”,而“只有高屋建瓴,阔视远想,才能击败反华派迫使中国与世界脱钩的图谋。”

4 霸权之后的大转型和国际经济秩序

早在2007年就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好消息是全球经济的梦魇,主张对中国经济进行严厉的改革和救济。中国经济威胁虽是荒唐之言,但需要我们认真分析,寻找解决之道。更多的美国政经界人士开始认同这类观点,也说明中美经贸关系的走向趋于紧张,美国或将倚重更多的单边措施以打压中国经济政策、压制中国经济影响力。

有国外学者指出,中国正通过备忘录、合同和贸易或投资协定,使用中国标准、复制中国基础设施导向的发展模式,构建中国中心的地区秩序并发挥主导作用。这种模式中开发融资和国际条约居于次要地位,核心则是政府计划和产业政策。中国渐进式地发展了一套内生性的经济治理模式,将融资、基建和国内创新政策整合,这种模式是实验性的、务实的、渐进式的,不同于美欧在二战后建立并于冷战后强化、以市场为基础、政府干预最小化、以自由主义和多边主义为框架、以规则为基础的模式,而两者显然会形成竞争关系。中美地缘经济竞争改变了全球经济治理和规则体系。

根据权力和相互依赖理论,国家之间相互依赖是理性反应。“当今国际机制下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利益,足以促成国家间合作。”在《霸权之后》一书中,罗伯特·基欧汉还阐释了国际制度对国际合作的激励意义,通过对制度的经济学分析发现国际机制可以降低成本、促进沟通和塑造偏好与预期,促进国家之间开展“霸权后合作”。但全球化、金融危机、新冠疫情和以国家主义面目出现的民粹主义正挑战这些理论。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自由民主的普世性价值与制度将迎来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但自由民主模式的扩张在解决转型社会问题的同时带来了民主化后遗症,“民主失败”“民主溃败”接踵而来。福山后又对“历史终结论”进行了修正,完善了其中的逻辑不足。福山叙事变迁中的不变因素是对自由民主的坚持,认为该模板代表了人类社会的终极方向。这种理论传承自欧洲中心主义从种族决定论到制度决定论和现代化理论的演进,强调不同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的对垒,试图在学术表达和意识形态方面占据道德高地;在全球化时代,文明决定论新瓶装旧酒,将世界划分为“文明”和“非文明”。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应超越福山叙事,推动开放的国家制度建设,汲取人类制度文明的有益成分。

国家既受内部生产集团影响,也受世界秩序制约。全球治理体系是美国维护全球资本利益和资本主义优势的工具,其制度安排反映了利益竞争和力量博弈和均衡。现实主义理论假设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国家作为追求国家利益的行为体,其利益由国家实力决定。现实主义否认全球治理的可能性,因为主权就是最高权威,全球治理只是霸权治理和国家间战略竞争的产物,是强权者的利益和意志,这与马克思主义强调列强间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的观点一致。该理论的假设是全球治理是全球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委员会,是全球范围的资本原始积累和全球资本主义获取剩余利润。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一体化强化了最有权势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优势。全球治理变革必须放在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中才能理解的观点,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的逻辑。

《大转型》指出,现代国家与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体化的社会结构,即全球治理安排的实乃宏观经济社会变化的孪生物,治理变革是社会大转型的一部分。“全球转型”正在全面展开,并造成高度不平等、中心和边缘分化的国家秩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正出现由“有中心的全球化”转向“去中心或多中心全球化”过程,而有理论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转型发生的转折点。全球转型必然伴随世界秩序重构。功能主义学派一方面指出国际共同体的治理逻辑,另一方面也认为G7、G8、IMF和世界银行等“豪华汽车”竞争已经陷入困境,联合国是见站即停、车厢拥挤的“国际公共汽车”。全球治理的制度创新需要政治创新家,对制度和规则创新有所投入,解决供需问题。

中美贸易摩擦是双方走入战略竞争的序幕,今后中美将长期处于矛盾多发的竞争相持阶段。这一竞争关系将在全文所述的诸多领域全面展开,并决定百年变局的走向。

*文章原刊于《海峡法学》,限于篇幅,有所删节。

来源时间:2022/12/13   发布时间:2022/12/13

旧文章ID:28918

美外交安全高官联袂访华,带着四大任务

0

作者:丁咚  来源:亚欧视点

美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里滕布林克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罗森伯格组成的美国高官代表团12月11日到访中国,在河北廊坊与外交部副部长谢锋举行了会谈。

此访是在中美元首会晤接近一个月之际进行的,双方一致认为,会谈是“坦诚、深入、建设性的”,并同意继续保持沟通,与元首面晤会后的描述如出一辙,由此显示出其取得了重要进展。

美国务院在两位高官访华前夕发表声明说,他们是要跟进两国元首的巴厘岛会晤,继续负责任地管理中美之间的竞争,探索潜在的合作领域,并为布林肯国务卿明年初到访中国做准备。

克里滕布林克和罗森伯格都是美国政府资深的官员,熟悉中国事务,而且身处现任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第一线,可以用“操盘手”形容之,因此此访对于两国推进下一步的关系十分关键。

拜登当局对华政策的两位一线高官访华基于几个重要背景:

中国二十大召开,进入新时代,而美国中期选举也已尘埃落定,白宫仍具关键政治影响力,两国开启双边关系的新局面,既成为迫切需求,也具备了基本条件。

新冠疫情大流行三年后,正进入其“后时代”,加强全球卫生合作,检讨供应链缺失,推动经济疫后复苏,正变成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紧迫课题,中美作为世界头二号经济体,肩负更大的国际责任。

突如其来的俄乌战争正在深刻改变大国关系,重塑欧洲和世界秩序,中美各自扮演何种角色,如何顺应新世界秩序的发展,需要更紧密的战略沟通。

特朗普当政以来美国推进对外战略从反恐向大国竞争转型,已逐渐定型,战略竞争因素在过去的六年时间里压倒性地影响了两国关系,激烈竞争愈演愈烈,从而使双方关系中的矛盾、对抗和冲突变得过于突出,建设性被破坏殆尽,中美亟需基于新的战略现实,协调构建新时期的多面、复杂和深广的双边关系,有效管理两国关系的巨轮不在航程中沉没。

拜登入主白宫后以此为目标开展了主动的对华外交,中美元首举行了5+1会晤(5次线上或电话会谈,一次面对面会晤),而其政府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相继在2021年访华,展开了初步接触,探索开启两国新时期关系的道路。随着两国各自完成重要政治议程,以及双方领导人在巴厘岛举行会谈定调“缓和”双边关系,中美政府从实务层面研究构建新型关系,时机趋于成熟。

克里滕布林克和罗森伯格的访问就是在这些背景下展开的,以两国元首5+1会晤达成的共识为引领,基于双方战略竞争的新基础、新现实,围绕缓和双边关系并有效管理竞争确定指导原则、战略框架和管控机制,就彼此关系的合作和潜在合作、重大和突出问题梳理清单,努力构建中美战略竞争基础上的稳定、恢复部分建设性和可预期的关系,进行面对面协调和谈判,达成一个总体安排和实施路线图,为布林肯访华举行更高层面的谈判,做好准备,应是此访的主要目标。

从此次访问的具体安排看,采取了先中国、后日韩的模式,与以往先日韩(或韩日)、后中国有所不同,反映了拜登当局对于缓和和稳定对华关系、有效管理战略竞争、使其不逾界为冲突,抱有更急切的期待,也更有可能。

这就不得不提到陷入泥潭的俄乌战争,美国拜登当局当前的焦点是在欧洲集中应对俄罗斯进犯乌克兰的战争,并保证中美战略竞争保持在和平理性的轨道上,进而寻求中方在美国、北约和西方对俄乌战争的政策方面提供支持和协助。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扩大或外溢至东亚-太平洋地区,不符合美国当前面对现实国际问题时的优先次序,不符合拜登当局的外交策略重点。在俄乌战争结束前,华盛顿不希望看到另一个重大冲突出现。

另一方面,将对日韩的访问置于后面,也是为了先行了解能够将中美关系推进到哪一步,以便在与日韩的会谈中协调政策立场。

具体来看,从美国助理国务卿和国安委中国事务高级主任级别的高官到国务卿布林肯的访华,能否取得成效,促成双边新型关系落地,在随后的两年中,有几个观察点:

在美国对华政策转向以战略竞争为主基调后,双方能否通过沟通和谈判,就构建双边关系新的指导原则和战略框架达成一致,特别是能否以某种方式恢复从小布什到特朗普政府早期,两国间延续的外交、经济和战略对话机制,作出新的机制性安排。

在国务卿级别的互访进行后,拜登第一任期结束前能否实现两国更高级别的互访。

双方能否围绕台海危机风险形成一个战略沟通和协调的常态化的机制性安排,有效落实到具体的事态处理中,保证双边关系的底线、边界和“护栏”,而在美方即将通过新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情况下,拜登当局能否从两国新型关系构建的角度出发,适度中和这部新法案的涉中内容——包括新版“太平洋威慑倡议”及《强化台湾韧性法》的一系列做法,遏制中美由于台海危机而导致的关系破局的态势。

双方能否就印度-太平洋地区潜在的军事冲突建立一套管控机制。

双方能否妥善处理由俄乌战争所直接带来或衍生的一系列问题,保持双边关系的稳定和建设性,避免冲突。

双方能否在气候变化、全球卫生合作、疫后经济复苏等重大全球公共事务中紧密合作。

在巴厘岛会晤中,美国总统拜登将对华作出的“四不一无意”承诺扩大为“五不四无意”,它们关乎中方的核心关切,美方能否总体上做到,将是观测未来两年中美关系的核心因素之一。

美国会众议长访问台湾地区在中美两国间引发了“惊涛骇浪”,台海军事紧张陡然升级,这是世界头二号经济体在重大危机中可能面对的冲突前景的一个缩影,而它们能否得到有效管控,并延续双方过去五十年关系中的部分建设性和善意因素,将两国关系牢牢建立在稳定和可预测的基石上,在元首会晤后,克里滕布林克和罗森伯格的访华开启了一个尝试的新历程。

来源时间:2022/12/13   发布时间:2022/12/12

旧文章ID:28917

美国高级官员访问中国 与中国副外长在廊坊会谈

0

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美国一个高级代表团于周日(12月11日)和周一(12月12日)在毗邻北京的廊坊市,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举行了会谈。

美国国务院上周六宣布,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Daniel Kritenbrink)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和台湾事务高级主任劳拉·罗森伯格(Laura Rosenberger)和美国国务院负责中国和台湾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华自强(Rick Waters)的陪同下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旨在跟进美国总统拜登最近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厘岛的会谈,并为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明年初访问中国做准备。

美国国务院证实,他们周日与周一在廊坊会晤了中国副外长谢锋。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一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在廊坊举行的会谈中,康达、罗森伯格和谢锋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

汪文斌在谈到罗森伯格的官职时只提及“中国事务”,省去了“台湾”。

“双方一致认为会谈是坦诚、深入、建设性的,同意继续保持沟通,”汪文斌说。

世界人权日声明

关于此次会谈相对乐观的语气,与汪文斌在同一次记者会上说到美国因中国政府在西藏侵犯人权而对两名中国官员实施制裁以及美国大使就中国人权问题发表声明时的语气形成了鲜明对比。

上周五(12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因侵犯人权的指称而对全球几十个实体与个人实施制裁,包括中国公民与实体,其中有前中共西藏党委书记吴英杰和西藏公安厅厅长张洪波。

汪文斌说,制裁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公然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损害中美关系,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予以强烈谴责。”

在星期六(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这天,美国驻中国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压制人权。

伯恩斯大使说:“美国向中国政府呼吁,停止其在新疆持续存在的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其在西藏的镇压政策、瓦解其对香港的自治承诺、任意拘禁和平公开发表意见者、以及全球性的跨国镇压运动。我们持续支持和平抗议的权利、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法治。”

汪文斌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说:“美方有关声明无端指责中国人权状况,充斥着谎言和偏见,充分反映了美方霸权霸道霸凌的本性,暴露了借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危害中国稳定发展和民族团结的政治目的。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对美中元首峰会的跟进

拜登和习近平于11月中旬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就台湾和朝鲜问题进行了直言不讳的讨论,两人的会晤旨在防止紧张的美中关系恶化为新的冷战。

两位领导人承诺,在双方就人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经济问题上的分歧增长之际,两国应进行更频繁的沟通。

美国官员表示,康达和罗森伯格的访问是跟进拜登与习近平的峰会,以“继续负责任地管控我们两国之间的竞争,并探索潜在的合作领域”。

拜登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说,美国官员在廊坊会晤期间强调,竞争绝不能演变成为冲突。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Ned Price)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对说,康达、罗森伯格和华自强与中国高级官员举行的谈话是“坦率的、实质性的”。

他补充说,美国官员格对中国官员“明确表示,美国将继续与中国展开强有力地竞争、捍卫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与我们的盟友与伙伴密切协调”。

“他们还强调了我们重视将在中国被错误拘留或被禁止出境的美国公民带回家的问题,”普赖斯说。

美国代表团接下来的行程是访问韩国首尔和日本东京。

(本文参考了路透社的报道。)

来源时间:2022/12/13   发布时间:2022/12/13

旧文章ID:28916

如果美国也想加入中国空间站,咱同意吗?

0

作者:蒙江 刘晓琰  来源:长安街知事

2022年,中国航天圆满完成问天、梦天实验舱和神舟系列载人飞船、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一系列发射任务,中国空间站即将全面建成。

随着国际空间站迎来退役,中国空间站“天宫”未来将成为全球唯一的在轨空间站,依托中国空间站的一系列国际合作项目引发关注,其中也包括来自美国的项目申请。然而,横亘在中美航天技术合作之间的“沃尔夫条款“仍然是一大阻碍。

中国空间站的全面建成有何世界影响?什么是“沃尔夫条款”?它给中美航天合作带来了哪些恶劣影响?若美国提出同中国开展太空合作的意向,我们应该允许吗?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安全所所长刘冲在接受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专访时表示,美国有一种疑邻盗斧的心理,“沃尔夫条款”的目的就是妄图通过禁止中国从美国学到先进技术的可能性,迟滞中国空间技术的发展,事实证明这根本是痴人说梦。

知事:中国空间站即将全面建成,并将成为全球唯一在轨空间站,当前,有17国家已经加入了中国空间站项目,这代表着什么?未来将对世界航空航天研究领域产生何种影响?

刘冲:空间站对空间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科研工作发挥着巨大作用,拥有一个空间站,意味着在外太空有了一个长期稳定的生活、工作和科研空间。虽然中国从神舟5号任务时就开启了载人航天飞行,但在轨时间都不长,而空间站建成后,每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长达半年左右,还实现了在轨轮换,航天员就可以长期驻留太空进行重要实验,相当于拥有了一个“太空实验室”。

这些科研成果不仅能促进航天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比如长期在太空生活对人体的影响研究,载人火星探测的情况模拟,以及水稻种子的全生命周期培养实验,也能够带动相关领域技术进步,对机械加工与材料成型、液体动力学等技术领域多有助益。

从去年开始,中国在联大连年提交“在国际安全领域促进和平利用国际合作”决议,核心思想即不能因为技术有两用的安全风险,就影响广大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获得使用、研发相关技术用于和平目的的活动。

中国空间站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开放的平台,不仅能服务本国科研,也能够和有需求的国家共同合作,分享空间站的实验环境,提高全球空间站科研和生产活动的合作意愿,目的是让人类的科研水平变得更高、生活水平变得更好,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

“见不得人好”的心态越发明显

知事:2011年美国会通过“沃尔夫条款”阻止中美合作,“沃尔夫条款”出台的背景和目的是什么?具体规定反映了美方怎样的心态?“沃尔夫条款”出台10年后,中国即拥有了自主空间站,这说明了什么?

刘冲:在美国国会批准通过的《2011财年拨款法案》中,当时众院的拨款委员会主席沃尔夫等人增添了一项“沃尔夫条款”。该条款具有很强的反华色彩,要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不得使用联邦资金用于与中国航天政府和科研部门交流,基本上中断了中美航天合作。

“沃尔夫条款”出台的背景是中国的航天技术快速发展。在中国公布了自己的太空站建设计划后,美国许多反华政客都非常担心,沃尔夫更是声称,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步伐。

美国有一种疑邻盗斧的心理,那就是中国哪个领域发展的好,就怀疑是中国从美国偷技术,其实这不过是反华政客营造的宣传调门而已。沃尔夫的目的就是试图通过禁止中美科技交流,阻断中国从美国学到先进技术的可能性,从而迟滞中国空间技术的发展。事实证明这根本是痴人说梦。

从结果来看,“沃尔夫条款”出台十年后,中国如期拥有了自主的空间站,嫦娥五号探测器成功实现月球样品无人取样返回,用于载人登月的新一代载人火箭将于2030年前完成研制,中国的空间技术研发正在稳步推进,说明中国并未受该条款所限,中国的技术发展路线是完全自主和独立的。

竞争也要有边界、要公平

知事:如果有一天美国废除“沃尔夫条款”,想要加入中国空间站项目,我们应该允许吗?中国对国际合作的一贯态度是怎样的?

刘冲:中国空间站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合作持一贯开放的态度。只要是为了全人类,中国都会支持。但值得指出的是,中美关系当前的氛围是非常不正常的。

美国现在简单地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但即便是竞争也要有边界、有公平。美国的竞争核心并非是让自己变更好,而是要让中国不好,这是纯粹的恶性竞争。

美国现在对华搞“全政府的对华战略”,“沃尔夫条款”就是美国对华歧视性政策和不公平打压体系的一部分,“沃尔夫条款”解决了,中美就一定能在航天领域顺利展开合作吗?也不尽然。

王毅指出,在平等尊重前提下,中方愿同美方开展更多和更好的合作。既然是合作共赢,自然离不开必要的条件和氛围。美方不能一方面损害着中方核心利益,一方面又要求中方无条件合作。这一逻辑不能成立。

在美国对华为频下狠手、对中国采购芯片蛮横打压、禁运的恶劣氛围下,美国取消“沃尔夫条款” ,就可以顺利在空间站领域同中国合作?这显得非常不合时宜。我们当然可以在空间站问题上同美国合作,但合作能不能成行,能不能持续,更取决于中美关系是不是健康。

美国科技脱钩害人也害己

知事:美国动辄指责中国窃取技术,然而最近却被爆出NASA的月球车抄袭中国“祝融”号火星车的设计。排斥中国、“拒绝合作”的态度真的给美国带来好处了吗?真的可以实现打压遏制中国的目的吗?

刘冲:“祝融号”火星车的设计核心就在于强大的移动能力,美国的月球车也借鉴了“祝融号”的设计,我个人感觉是个好事,在科研探索方面,提升了各国的设备能力。而且这种技术没有敏感的军事色彩,包括中美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应该加强合作。

美国在太空技术方面总体上比较先进,是全球太空态势感知能力的领先者,美国更应该主动地为国际社会提供一些公共产品,让大家共同受益,这才是对待太空技术,尤其是科研技术的正确、健康的态度。

而美国现在就是不想同中国搞科技合作,想搞技术脱钩。这种脱钩断链,虽然能够造成短期阵痛,但长远来看,为什么中国“两弹一星”搞得好,为什么太空技术搞得好,就是因为美国长期封锁,反正买不到,那就只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在高新技术领域,美国越是封锁,国内就只能抛弃幻想,独立发展,最后反而还可能发展得更好了。因此,美国通过科技脱钩拒绝合作,实际上害人也害己,最后非但实现不了原来的战略目的,加强了中国科技战略自主,还损害了美国企业的切身利益。

来源时间:2022/12/13   发布时间:2022/12/11

旧文章ID:28915

雷颐:晚清转型失败的三大困局

0

作者:雷颐  来源:明清书话

晚清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鸦片战争”开始,我们之所以把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因为从它开始中国社会面临一个社会转型,这个社会转型必然会要求制度变革 。

当社会转型期间,当主管社会的政权没有积极主动地进行制度变革的时候,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社会变动。

今天我们以中国近代史为例, 看看以下这三大困局是怎么一步一步导致了清王朝的覆亡。

01

腐朽的传统观念:

传统“天下观”VS现代国家观

制度可以分为很多层面,但是作为社会来说最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制度,一个是政治制度,这两个制度比较稳固、完善并且具有弹性、开放性、动态性,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调节、调试,这个社会就是稳定的,政权也会是稳定的。

任何一个制度不愿意改革都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传统观念、传统意识形态的阻碍。认为这种新的制度是不合理、不符合我们传统观念或者意识形态的,这是阻碍社会制度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一个就是旧的制度或者在旧的制度下产生巨大的利益集团,如果变化的话会损害他们的利益,这些利益集团赤裸裸地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反对制度的变革。这两种力量有时是合二为一的,很难截然分开。

清王朝的变革,最先要突破的是观念上的阻碍,这是极其强大的力量。中国历史的辉煌、中国文化的灿烂,中国有源远流长的“天下”观,这个“天下”就是华夏中心,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我们周边的民族和国家都不如华夏文化悠久、灿烂、发达。

在历史上,他们都是学习中国文化,不论是日本、朝鲜,还是越南,甚至他们的文字都采用中国的汉字,在这些国家里,有文化的人要学汉字、作汉诗,以能够使用汉语为荣。

那个时候,中国处在文化中心。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并不仅是意识形态文化上的优越,还有对外关系的优越,中国是宗主国,其他国家都是藩属国。所谓的华夏中心观,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是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在这个视野下只有华夏文化才是文化、才有文化,其他都是没文化,都是野蛮的。制度、器物,它们的一切都不如华夏文化。

鸦片战争的时候,林则徐发现我们面对的是完全不了解的敌人,他们的国家状况我们完全没有记载。作为钦差大臣,他违反规定悄悄接见了传教士。通过传教士,他知道了中国之外的情况。随后,他又派人去广州、澳门等地,搜集外国的各种资料,并将这些资料翻译成一本书——《四洲志》。

随后,在林则徐的支持下,魏源又编了《海国图志》,这本书介绍得更加详细,对轮船、军舰、枪炮等都有描述。

林则徐和魏源提出一个口号:“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下更是错上加错,因为中国传统认为华夏文化与蛮夷文化之间有防线,这个防线不能破坏。只能是华夏文化影响蛮夷文化,而不是倒过来由蛮夷文化影响华夏文化。

当时林则徐很大的罪名就是被指责“以夷变夏”,指责他破坏了中国和外国文化的防线,也就是破坏了文化安全。

《海国图志》这本书,在中国没有受到重视,却启发了日本人。日本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内翻刻了20多版。

《海国图志》出版20多年后,由于汉族知识分子曾国藩等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大权,之前的清王朝,一直很警惕不让汉族有任何军权,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湘军、淮军势力壮大,汉族官僚逐渐开始掌握大权,并感到洋枪洋炮的厉害,认识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们开始造洋枪洋炮,随后推行了“洋务运动”。

李鸿章提出修铁路,有人就站出来反对,说铁路一过要惊动龙王、地神,还有人说修隧道会惊动祖坟。甚至有人提出,铁路确实能带来巨大的利益,但是堂堂“华夏不逐利,靠礼仪治天下”。从李鸿章最初提出到慈禧最后同意经过了十七年的时间。

建电报局也是如此,李鸿章提出建电报局。此言一出,就有官员强烈反对,说西方人不崇拜祖宗,崇拜耶稣基督,但我们中国人崇拜祖宗。电报埋在地下会惊动祖宗,这样是对祖宗不孝,不孝还能忠吗?

这样的大道理一讲,没有人能反驳。修铁路、建电报局,对一个王朝来说都是好事,不论是镇压内部的叛乱,还是抵抗外部的侵略,都需要铁路交通和电报,但是清王朝认为这违反了祖训、违反了传统,坚决予以反对。洋务派认为应该做,反对派认为这些东西外国人能用,中国人不能用。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泛道德化,反对者不是从技术上反对,而是习惯“上纲上线”说这是卖国,或是不敬祖宗,导致泛道德化。

当年这些提议都不涉及任何制度的变革,只是器物的引进,而且是对统治者最有好处的器物的引进,居然都遇到这么大的阻碍,那么,可想而知,若要进行制度性变革的阻力会有多大了。

02

腐朽的经济制度:

技术进步VS制度落后

接着看经济制度,晚清有没有固定的、成型的、理性、开放的经济制度。之前,洋务派要造洋枪洋炮都遇到障碍,但是引进洋枪洋炮大生产之后,清政府也没有因时而变,制定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经济制度。它的经济制度也是滞后的。

清政府后来明白“洋务运动”制造洋枪洋炮、机器生产对政权有好处,但还是明确规定商人不能从事。

我们知道政府、官员干这些都遇到阻力,私人企业更是完全禁止。但是“洋务运动”搞机器生产,造枪、造炮在一段时间之后就维持不下去了,反对者本来就很多,又耗费了很多钱,造的轮船和枪炮根本打不过外国人。

好在李鸿章比较聪明,他详细地分析了为什么必须造船造军舰。分析过后他承认反对派有一定的道理,便说现在没有钱但要想办法赚钱,怎么才能赚钱?生产民用品。朝廷被李鸿章打动,同意了。

从求强到求富这是“洋务运动”的一个巨大进步,但是要求只许官办不许民办。李鸿章做了很多调查研究,比如长江的航运基本被洋商垄断,这些外国公司经常找一些中国人当买办,当时中国最富的商人就是这些人,他们想投资清政府不允许,他们就挂在这些洋公司里。

清政府的政策是不许民办,李鸿章就提出来官督商办。这些公司的名字都叫某某“局”,比如“轮船招商局”。“局”就表示是清政府管辖下的衙门,所有的领导人都要有官衔。

这一招引得很多民营资本把挂在洋商下的股本撤出来进入“局”里,名义上是官办,实际上是商人入股、商人经营。由于是官办的,还会给各种优惠政策,甚至是垄断,所以这些企业大发其财。

但是,这些商人发展起来之后,入股变成很大的企业,这个企业究竟属于谁所有?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产权不清,是属于清政府,还是属于这些民营企业?整个的经济政策摇摆不定。

当时,官督商办很成功,谁都想把自己的亲戚、熟人、朋友派到企业里去,没有按照市场企业化的管理,完全是用官场的逻辑方式管理,慢慢弊病就显示出来了。

这时候就需要允许民办,但是清政府迟迟没有放开口子,没有采取变通的措施。所以,遇到红灯绕道走,在当时有好处,但时间长了就面临着产权不清的问题。

李鸿章是比较照顾商人利益的,他觉得应该,但是他去世之后袁世凯上台,袁世凯觉得这应该属于朝廷的,属于政府,就要收回国有,于是商人的利益受损。晚清没有一个固定的经济政策,一直是在变来变去。

李鸿章这种观点占主导地位时,就允许商办,支持民营,而当袁世凯这种观点占主导地位时,就要打击民营,要收归国有。

举个例子说轮电之争,也就是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当时也是官督商办,后来完全变成商办。轮船招商局创办不久就有人觉得不应该商办,应该把它收归官办。

李鸿章知道根本官办不了,其间发生多次风波,但是每一次都被李鸿章挡回去了。李鸿章去世之后袁世凯掌权,袁很强硬,一定要收回来,认为这些本来就是政府的企业。

当时盛宣怀是商人的代表,他当官的色彩比较浓,但是还讲究基本为商的利益。他和袁世凯几番斗智,但当时袁世凯更强势,轮船招商局就收回国有了,但在收回之后办得一塌糊涂。

等慈禧去世之后,后来的摄政王很警惕袁世凯,就把袁世凯发回老家去了。整个的经济政策也就因此动荡来动荡去。所以,清政府的垮台跟经济政策不稳固是有关系的。

导致清王朝垮台的具体原因就是铁路风暴,就是保路运动。当时四川闹得很厉害,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局面?还是因为经济政策不稳定。铁路究竟是国有还是商办?

一开始清政府是坚决反对办铁路,而当铁路办起来之后,它发现利益巨大,各方都想抢这个资源。但是修铁路没有钱,于是各方入股,由商人办铁路,所以那时是商办铁路。

人往往是随着自己的利益和地位的变化而改变策略。在盛宣怀和袁世凯斗的时候,他是维护商人利益的,而在1910年袁世凯被免职后,盛宣怀受到重用。

1911年,他擢升为邮传部大臣。当官后,他的立场就变了,他建议将各省自己建立的铁路、邮政转为中央领导,收归国有。其实,当时都是股份制,收归国有也可以,按照股份制拿钱赎买就可以。

但是,官员总相信当官的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就要用很便宜的价格让商人把股份售出。所以湖南、湖北、广东、四川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由于湖南、湖北参股的大商人比较多,力量比较强大,清政府看到这点,对湖南、湖北就采取了一个措施,用原价赎买,用比较公道的价格。但是在广东就不同,低价赎买。

只是,因为广东商人多数都是华侨,华侨有钱,和国内联系也少,他们觉得损失这笔就完了,再也不来就是。

但四川的问题不一样,川汉铁路在四川一带是人人参股,有的平民把自己家里的积蓄都投入进来,然而政府却用极低的价格收归国有,等于抢了平民们多年的积蓄,所以四川的“保路运动”轰轰烈烈。

由于当地的总督镇压打死了好几个人,而四川的会党、会社又特别发达,最后运动就爆发了。究其原因,是这个制度不讲契约精神,政府为所欲为。

03

腐朽的政治制度:

改良VS革命

若经济制度都是这样的话,政治制度就更加滞后。我们先讲行政制度的改革,甚至谈不上行政制度的变革,只是一些行政机构的增设都障碍重重。

比如外交机构的增设,“北洋”一开始是管外交的,由地方大员来管外交,很有趣。中国从来都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其他国家都是藩属国。“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列强打败了,不断地签订不平等条约。

明明晚清政府被打败了已经趋于不平等地位,但是还想保持天朝上国的姿态,觉得天朝上国不能设外交部与这些藩属国交往,一开始设了五口通商大臣,由两广总督兼任,后来发展到上海,因为当时的上海是江苏下辖的一个小县,于是就由江苏巡抚接任通商大臣的职责。清政府认为,外国的政府只能和地方政府打交道,不能进北京,还是高他一等。

清政府没有想到外交权是中央政府必须掌握的权力。随后北方开了三个口岸,后来又设立北方通商大臣,也叫北洋大臣。北洋设在天津,清政府的基本思路是这样的,北方由北洋管,南方由南洋管,就这样把整个外交权下放到地方。

后来李鸿章当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外交上的事都经过他,几乎成了没有外交部的外交部,这实际上是清朝的外交制度。

1861年清政府设立总理衙门,咸丰皇帝加了一个通商事务衙门,代表了和外国平等的关系。但这个总理衙门就比其他的内务部要小,门也很小,表示外国人要从小门进去。

后来它管的事越来越多,北洋大臣的权力也就越来越大。清政府在经过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最后直到1904年搞新政才设立外交部。

可见,不要说政治体制改革,设立一个对政府自身最有好处的行政机构都要遇到很多阻力,付出很大的代价。

清政府的愚昧不止在外交事务上。在中国,以前没有海军只有水师,清政府在外国的侵略下,李鸿章建立了北洋水师。李鸿章和左宗棠知道海军得有统一的标准,统一的指挥,朝廷应该设立海军司令部。

但朝廷不干。有现代化的海军,有一个统一的海军司令部,明明是对朝廷最有好处的事,可它居然为了维持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迟迟不设立,直到1884年中法海战后才设立,这时暴露出来没有海军司令部,海军不能相互协调、支援、配合。

于是,左宗棠和李鸿章就抓住这个机会纷纷上书要设立海军司令部。但是海军衙门设立之后还有很多问题,慈禧让亲信总管海军衙门,这个亲信压根儿就不懂管理海军。

李鸿章会办却是兼职的。在这之前总理衙门看到了问题的所在,他不敢叫海军衙门,而是叫做海防衙门,并且不设在北京,设在了烟台。

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它的弊病越来越清楚地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中表现出来,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清政府发现仅仅有经济改革还不行,必须有制度改革,要发展私人经济。

为什么有这个认识?我们知道“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洋务运动”破产的标志,“洋务运动”的失败最重要的是北洋水师的失败 。

我们从当时的奏折中可以看到,慈禧把给海军的预算拿来修颐和园,而且慈禧也讲究合法性,也估计到自己的名声,她知道庆祝六十大寿修颐和园是不太合理的。

那么,为什么要用海军的钱来修?海军递的奏折是要建立一个海军训练基地,慈禧就命人在圆明园旁边挖昆明湖,名义上是建立海军学校,实际上就是给慈禧修皇家花园。

现在,你查档案就会看到颐和园是海军学校。我写过一篇文章《莫道昆明池水浅,原来是为“练海军”!》,讲的就是这件事。

以“练海军”为名给慈禧太后修颐和园再次证明了政府权力应受制约和财政公开的重要性。当权力不受制约、实行“秘密财政”时,掌权者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财政。

然而,掌权者不受限制、为所欲为地“花钱”固然可以痛快一时,但无异于吸食毒品,最终是包括统治者在内的全社会的利益受到重大损害。慈禧挪用巨额海军军费为自己修建颐和园并兴建“三海工程”(北海、中海、南海),是甲午海战失败的重要原因,而甲午惨败,恰恰是清王朝走向灭亡的重要一步。

在内忧外患不断、财政几濒破产、统治岌岌可危之时,她竟能动用巨额军费为满足自己“颐养”、游乐之欲而大兴土木、修建奢华园林,且无人敢上前劝阻,则不能不说大清王朝的“气数”将尽了。

反过来看,政治体制改革对人民有好处,对政府的长治久安也有好处。当这些都发生之后人们才意识到,比如说李鸿章建议修铁路打通北方,但是没有钱,钱都拿去修颐和园了。

虽然慈禧反对西方的东西,但是她使用的东西都得是世界最先进的。北洋水师建成之初,在世界上都是力量比较雄厚的,但是轮船没有维修、锅炉没有更换、火炮系统也没有更换,在北洋水师建成后十年,1888年日本也建了他们的舰队,自1888年到1895年间,日本平均每年添置新舰2艘,日本天皇甚至节省宫中费用,拨“内帑”以充造船、买船费用。

在这几年间,世界海军造舰水平和舰载火炮技术都有飞速的发展,舰速与火炮射速都有大大提高。而北洋水师没有钱建新的,到甲午海战时,日本舰队的航速与火力都大大超过北洋舰队。

04

不改革哪有不亡的道理

戊戌维新时,康有为明白不能太过激,因为他知道反对的力量太强大了。他们只是提出几个发展措施,主要还是想走行政改革的路线。当时很多废旧部门没有任何作用,有很多官员拿着薪俸,清政府财政困难,所以康有为想走行政改革的道路,要把这些旧的衙门撤掉,把一些多余的官员裁掉。

但是清政府没有把握住这次机会。它本想绕开一些阻力,只搞行政改革,但是遇到的阻力也不小,因为这必然会侵犯官员的利益。百官在颐和园围着慈禧哭诉,于是慈禧就反对维新。可见,想从行政改革引向政治改革的道路也无法走通。

可以说,维新运动的领导者康有为、梁启超都是体制内的读书人,当他们都被镇压之后,政治体制变革的任务就由体制外的包括孙中山在内的海外留学生来承担,这些人是体制外的人,如果由他们进行改革,这种变化就是从根本上推翻清王朝。

当清政府连体制内温和的改革者都镇压掉,不主动变革,不采纳适应社会发展的政治体制,最后就很可能被体制外的革命者推翻。维新失败之后,清政府还做过几次努力,但是都没有成功。

在这种情况下,1904年,慈禧提出要实行新政,其实就是几年前维新派要做的事,就这么几年形势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要做得更多,可她又不愿意做得更多,这时候就面临矛盾和冲突,一拖再拖就导致了立宪派的兴起。

立宪派的兴起跟日俄战争有关,清政府关注日俄战争主要不是战争在中国打、中国损失多少、中国老百姓受多少苦,而是立宪派和顽固派双方都在做预测是俄国赢还是日本赢。流亡海外的立宪派就觉得日本会取胜,国内的顽固派就认为俄国肯定胜,他们认为俄国是君主专制,有高效率,高效率肯定胜。

所以大家都从自己的政治观念出发预测最后的结果。但结果竟然是日本胜。近代以来的战争都是白种人打败黄种人,欧洲人打败亚洲人,这是第一次黄种人战胜了白种人,中国人一下子觉得看来不是人种的问题,而是政治制度的问题。

在这个背景下,1904年立宪运动就起来了,慈禧宣布要搞新政,“预备立宪”。但是清政府没有诚意,不把民意当回事,一拖再拖就是不开国会。当时有一些富商组织起来上街请愿,要求召开国会,但清政府还是拖延不决。1908年慈禧去世之后,清政府说要搞内阁制,人们还是抱有某种希望。

1911年5月,内阁制一出来,人们却发现是个彻头彻尾的皇族内阁。按照君主立宪国家的传统,皇族成员是不能入阁的,梁启超在东京的时候与革命派进行了论战,当时支持维新的人比较多,革命派就说清政府是假改良,梁启超认为清政府会真改良,但是预备立宪大纲一出,人们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这个预备立宪大纲是向日本学习的,但它比日本明治维新又退了一步。清王朝搞了一个预备立宪大纲比明治宪法还要大。

其实,改良也能达到革命者需要的效果,但是统治者要真改才有可能,到最后人民认为统治者不会改了,这时候改良派的前景就不存在了。预备立宪大纲一出来,在国外的留学生马上都倾向于革命派,革命派力量变得很大。

清政府就又想搞行政体制改革,具体的操办者就是袁世凯。袁世凯的能力很强,但搞行政体制改革只是要增加一些部门裁撤一些部门,传说他要把太监们所在的内务府撤销,惹得一群太监围着他打他。后来袁世凯就离开北京了,行政体制改革也没搞成。两次行政改革都遇到很大的反抗。

其实,当时如果直接搞政治体制改革阻力可能会小点,官员就是对自己的权力被缩减反抗极强,搞立宪制所有人的权力都受到限制,大家心里可能平衡一点。而搞行政改革,有可能他的权力增强,而我的权力削弱,那么我的反抗就会非常强。

当这些改革的动作都没有达到效果的时候,革命派必然从少数变为多数,这时候清政府再搞出来一个皇族内阁,人们便认为这是假的。那边又把铁路收归国有,四川广大民众都起来造反,清王朝很快就覆亡了。

由上可见,清政府从来没有主动想要变革某种政治制度、建立某种政治制度,总是被环境、时代、历史推着走,总是被打得不行了才变一点点,或者说总是在下一阶段才做上一阶段应该做的事情。

当你在下一阶段做上一阶段的事情是远远不够的,你应该做得更多,也就是说你应该“付利息”,而清王朝不愿意付利息,不愿意付利息只能导致要付的利息越来越多,就像高利贷一样,所以说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滞后是清王朝覆亡最重要的原因。

没有一个稳定的经济政策,没有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协调改良的政治制度,最后就僵化了,最后就只能垮掉。

所谓清末立宪,非但没有在挽救大清,而是一步步把“立宪派”都逼上了绝路,把革命请进门,是清朝执政者自断了生路。

真正值得反思的是,晚清70年间,大清为何一错再错,即便遭遇致命危机,执政者仍执迷不悟,最后自掘坟墓?

""

雷颐老师的《帝国的覆没》,正是来回应这个对中国近代史至关重要的问题。

雷颐老师抓住晚清政局的三大困局:传统“天下观”VS现代国家观、技术进步VS制度落后、改良VS革命。在他看来,这三对矛盾的长期撕扯与断裂,是近代转型屡屡陷入困局的关键所在。

雷颐老师先知书店的书友想必非常熟悉了。他虽曾在社科院就职,却不同于一般学院派历史学家,过分着力于史实考据,拒普通读者与千里之外;也不同于通俗写史的作家,著作缺少扎实的史料根基。雷颐着力于梳理历史表象背后的思想史、社会和制度逻辑,并且故事技巧高超,在学术界和历史爱好者圈子内,都备受推崇。

中国近代转型之困难,难于上青天。这其中的文化阻碍与利益纠葛所反映出的深层问题,依然严重左右着今日的社会。本书写的虽是大清覆没的历史教训,但只要中国的现代转型尚未完成,就仍值得继续反思。

来源时间:2022/12/12   发布时间:2022/12/12

旧文章ID:28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