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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经济战中击败中国:美中经济关系回顾及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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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罗伯特·阿特金森 (Robert D. Atkinson) ,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创始人兼总裁,乔治城大学埃德蒙·A·沃尔什外交学院兼职教授,并先后在克林顿、布什、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政府供职。其著有四本书,包括《创新经济学:全球优势竞赛》(Innovation Economics: The Race for Global Advantage)。

【编者按】近年来,美国及其盟国媒体、中国媒体将美中之间的竞争以“贸易战”、“认知战”等词加以描述。最近,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创始人兼总裁Robert D. Atkinson发表评论指出美中之间“经济战”早已如火如荼,但美国政府并没有做好在这场战争中击败中国的准备。要在这场战争中获胜,美国政府必须开展全方位的整改,并设置美国国家经济安全委员会。本站编译此文,旨在向读者介绍部分美国精英在对华政策方面表现出的极端的、甚至失去理性的态度。点击这里下载评论原文。

阿特金森认为,当前对美国来说,中国展现的最大威胁不仅来自军事领域,也来自经济层面。美中经济之间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经济关系,比如,两国在创新和生产力上争夺主导权,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大部分是靠华盛顿的经济损失换来——反之亦然。中国领导人也意识到这一特点,并称“科技创新已成为全球竞争的主战场,对科技主导地位的竞争将空前激烈。”(“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s become the main battleground of the global playing field, and competition for tech dominance will grow unprecedentedly fierce.”)

文章对“经济战”作出定义:经济战争不同于经济竞争,前者是“他存我亡”的零和博弈,后者则是在互惠互利基础上开展的公平贸易。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属于前者。比如,中国对美国的技术和工业发起了大规模的攻击,包括2006年中国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15年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国家行动纲领。文章称,这两份文件明确表明中国要寻求在关键技术领域的自给自足,和设立在主导产业中市场份额目标。中国的宏伟计划导致了对外国公司知识产权的盗窃、强制性技术转让和对中国公司的巨额补贴等。

文章指出,目前的中美经济战争并非前所未有。比如,自1900年至1945年,德国利用不公平的贸易手段在全球范围内获得经济和政治实力,并最终为其军事实力服务。但文章认为中国的做法比德国更甚——北京长期以来致力于击垮其竞争对手并使美国成为其经济附庸国。

文章表示,中国这一企图并非一开始就为美国所察觉。在特朗普时代,特朗普率先意识到中国对美国工业和技术能力的打击并发起“贸易战”回击,但当时美国许多专家将其做法归咎于保护主义。直到最近几年,中国所展开的经济侵略(China’s economic aggression)才逐渐为人所了解。拜登政府对向中国出口的芯片和半导体设备发布禁令,证明美国政府已经意识到“经济战”的存在并作出了回应。

但是,阿特金森指出,美国政府仍未做好与中国打一场旷日持久的经济战的准备,理由有四点:1)虽然北京的“重商主义”政策远超其他国家的产业政策,但还是有很多人认为作为世贸组织成员,中国迟早会放弃这一不均衡的发展规划。2)中国自身面对的问题,包括民主和自由的缺失和限制,以及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都将阻碍中国成为经济超级大国。3)美国国家安全机构重视军事战争规划超过经济战争,美国政府在兵棋推演和国防建设投入大量资源,但对策划和展开经济战争准备不足。4)华盛顿并没有认识到与中国的经济竞争将是一场“生死存亡之争”,还有不少决策人认为与中国贸易仍然可以是互利共赢的,比如,美国生产客机,而中国生产 5G 设备。但事实并非如此,比如,中国在电信设备、高铁、建筑设备、航空航天、半导体、生物技术、清洁能源、汽车、计算、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业投入了巨额补贴和采取了诸多不公平手段,反映了其通过工业掠夺获得支配地位的愿望——压制外国竞争对手,壮大自身经济力量。这些做法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和美国的高科技产业自1995年到2018年在全球产出份额的变化之间存在强负相关性——中国在美国失去的产业中获得了份额。

文章称,虽然同军事战争相比,经济战可能造成的直接伤亡可以忽略不计,且仅凭单一的市场力量无法强大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无需干预和规划“经济战”,因为经济战同军事战争一样可以威胁到国家自主存在的能力。华盛顿需要投身经济战争,因为北京试图或者已经在最先进的行业取得全球领先地位。华盛顿需要阻止中国这一“经济称霸”的野心,并确保中国经济对美国(及其亲密盟友)依赖程度应远高于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经济的依赖。(···ensuring a significantly greater rate of Chinese economic dependence 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lose allies) than vice versa.)

文章针对美国如何对中国展开“经济战争”提出了六条政策建议:1)制定全面、连贯的经济竞争力战略,比如立足竞争性行业分析的经济倡议、将针对中国的生物技术产业战略和其他战略纳入贸易政策、税收政策、监管政策等。2)增加经济国防开支。3)确定领导经济战战略的政府机构。由于经济战涉及多个领域,商务部、财政部、州政府等出于各自利益诉求难以达成共识。因此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机构——比如国会建立白宫国家经济安全委员会——来针对性地管理与中国的经济竞争。委员会可以制定和协调政府整体的经济战略,令政府整体参与,并确保各级政府的主要活动目标协调一致。4)提升美国企业竞争力,包括阻止从不公平贸易行为中获益的中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减少贸易部门尤其是高科技产业的税收、反垄断等。5)培养国防、情报、外交政策等领域的人才,包括在一流大学设立课程讲授经济战、设立相关职业培训项目,这些教育改革可以推动美国对中国先进工业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的认知和评估。6)克服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政治分歧,比如共和党和民主党应搁置分歧,共同致力于同一个目标——让美国领先于中国。

美国制造业再回流,提升美国竞争力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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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水清 孔颖  来源:《世界知识》2022年 第23期

促进制造业回流是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各届政府的政策基调。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均采取过不同的措施促进制造业回流,以保障就业、稳定经济增长。拜登政府上台后,除继续实施制造业回流政策外,更加强调要保障所谓供应链安全。目前,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已经实施了十多年,其效果如何?对中国的制造业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制造业再回流的主要措施

2000年以后,美国“产业空心化”趋势加剧,制造业产值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呈明显下降趋势。随着美国制造业持续外流,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步失衡,金融部门快速扩张,并最终导致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逐渐意识到其“产业空心化”的问题,开始采取一系列举措来重振制造业,实现制造业回流。

奥巴马政府2009年上台后,提出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强调制造业的重要性,并对美国制造业的优势和面临的挑战进行了阐述。2010年,奥巴马政府通过了《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试图降低美国制造业企业的成本,提升制造业竞争力。2011年6月,奥巴马政府正式启动《先进制造伙伴计划》,通过在政府、制造业和学术界之间建立联系,旨在对国家产业政策和创新体系的构建进行完善,并最终实现产业升级。在此基础上,奥巴马政府于2014年通过了《振兴美国制造业和创新法案》,要求商务部、国防部与能源部合作,构建出一个全国性的网络体系,提高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和生产率。

特朗普政府2016年上台后,坚持所谓“美国优先”的原则,继续实行制造业产业回流政策。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发布了《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先地位战略》,明确了开发新技术、培训制造业劳动力、强化美国制造业供应链的发展方向。同时,特朗普政府还通过税收优惠吸引国内企业进行本土投资,利用贸易保护措施保护美国就业和国内制造企业。特朗普政府制造业回流政策的基调是不再强调政府投入,而是通过税制改革与关税保护相结合的体系,保护国内制造业企业利益,并促进企业的本土投资。

拜登政府2021年上台后,继续强调制造业回流的重要性。2021年1月,拜登政府发布《关于确保未来由美国工人在美国制造》的行政令,要求美国政府最大限度地使用美国生产的商品,雇用美国人服务。同时,拜登政府还强调加强美国供应链的建设,要求审查美国供应链,对关键工业部门的工人进行教育和再培训。为了降低对其他国家半导体行业的依赖性,拜登政府发布了《2021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支持美国芯片产业的发展。2022年8月,拜登政府连续发布《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试图加快关键产业链的本土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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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供应链仍高度依赖亚洲

尽管美国推出制造业再回流政策已经十多年了,但受新冠疫情等不确定因素的冲击,美国供应链仍然高度依赖亚洲地区。根据科尔尼企业咨询(A.T. Kearney)的统计,2008年,美国从14个亚洲低成本国家和地区(中国、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印度、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孟加拉国、巴基斯坦、香港、斯里兰卡和柬埔寨)进口的制成品总额占美国国内制造业生产总值的百分比(美国制造业进口比率,MIR)仅为9.15%。此后,尽管美国政府推出产业再回流政策,但MIR却持续攀升。截至2018年,该比率上升至13.06%。2018~2019年,中美贸易战爆发。特朗普政府向来自中国总计37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10%~25%不等的关税,这一举措显著降低了美国对华进口的比率。而中国在14个亚洲国家和地区中,是美国最为重要的贸易伙伴。美国自华进口的下降也使MIR在2019年降至12.08%。2020~2021年,新冠疫情的暴发导致美国国内生产几乎停滞,美国对上述14个亚洲低成本国家和地区的依赖增强,MIR在这两年分别上升至12.95%与14.49%。

疫情暴发后,拜登政府更加强调打造所谓的“供应链安全”,部分美国企业逐渐开始将生产基地迁到美国或离美国市场更近的地方,如墨西哥和加拿大。根据科尔尼企业咨询最新的调研,在初级金属制造行业中,70%的首席执行官已经计划或正在考虑将部分制造业务转移到墨西哥。

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通过考察发现,美国制造业再回流政策对于促进就业、抑制美国产业空心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缩小贸易逆差方面却收效甚微。

促进就业方面。创造就业无疑是美国实施制造业再回流举措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自200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2009年美国实施产业再回流政策以来,制造业岗位流失问题得到了较为显著缓解,尤其是在增加高科技岗位方面效果明显。研究表明,在2021年已回流的企业和职业中,中高技术水平类型企业和职业占比分别为59%和76%。

但从公布的数据来看,产业再回流政策对就业的促进效应并未能使美国的制造业就业水平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意味着其尚未达到美国制造业振兴政策的要求。

缓解美国制造业“空心化”方面。2000~2009年,美国制造业产业增加值占GDP比值持续下滑,从15.2%下降至11.6%。美国实施产业再回流政策后,这一下滑走势有停止的迹象。2010~2021年,该比例维持在10.7%~11.7%之间。这说明,产业再回流政策对于缓解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取得了一定成效。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方面。2000~2010年,美国FDI净流入波动较大,并不呈现单边走势。2010年后,美国制造业吸引FDI净流入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自2010年的628.82亿美元上升至2021年的1092.67亿美元。2021年FDI净流入已经超过了金融危机前(2007年)的水平(1027.56亿美元)。FDI净流入增加源于美国政府对本土制造业企业的贸易保护和税收优惠措施,其对促进美国就业和制造业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科尔尼企业咨询的报告,在2021年,71%制造业FDI流入促进了中高技术产业的就业。

缩减贸易逆差方面。美国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一直是美国经济的“顽疾”。美国政府认为,如果制造业回流到美国,其贸易逆差将缩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2000~2021年,美国商品和制造业产品贸易逆差均持续走高,商品贸易逆差从4668亿美元上升至10907亿美元,制造业产品贸易逆差从3172亿美元上升至10663亿美元。这说明,美国产业再回流政策在缩减贸易逆差方面与预期相去甚远。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政策性、强制性的产业再回流政策扭曲了美国的制造业结构,阻碍了制造业劳动率的上升,进而导致制造业的就业吸附能力和经济增长效应被削弱。统计数据显示,以2000年为基准(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为100),从2000年到2020年这20年间,美国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并在2010~2011达到峰值145,此后持续下滑至2020年的137。

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作为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美国制造业再回流政策与正在实施的产业链重构举措,对中国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美国产业再回流政策吸引部分高科技企业赴美投资,从而发生供应链转移效应,比如台积电、三星等全球高端半导体产业已经在美国增资建厂,未来中国企业与其开展合作更为困难。同时,美国频频出台新规,加强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并在国际范围内推行其技术参数限制标准,使中国企业采购相关的产品和物件更为困难。比如,今年10月美国出台的半导体新规,导致英伟达系列产品A100、H100GPU芯片均超过美国半导体出口管制的技术参数,只能用A800芯片来代替。不排除美国后续将技术参数进一步调低,限制更大范围的关键产品出口。

在实施产业再回流政策的同时,美国还有意降低对中国制造业(主要是一般贸易品)的依赖度,使中国制造产品在美国市场所占的份额部分被亚洲其他国家所替代。2018~2021年,中国制造产品在美国海外进口产品的占比从24.3%下降至20.3%,亚洲其他13个低成本国家和地区的占比从12.6%上升至17.4%。在2018年之前,美国从中国进口总额占上述14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比例都保持在60%以上,此后受中美贸易战以及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年第一季度降至最低点48%,之后由于中国快速控制了疫情,2020年第二季度又快速反弹至60%。但从2020年第三季度开始,该比例持续下滑。截至2021年第四季度,该比例已降至55%。从行业看,初级金属、纺织、机械(电气除外)类产品的降幅最为明显。其中,2021年,纺织产品在华的产量下降38%,亚洲其他13个低成本国家和地区的产量上涨26%。计算机、电子产品也有一定幅度减少。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制造业再回流政策和产业链重构举措对中国的影响将进一步显现,中国应该密切关注,认真加以研判,并及时出台相应应对措施。

(杨水清为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孔颖为剑桥大学经济系研究人员。本文受中国社科院智库基础研究项目《拜登政府经济刺激政策研究》的资助)

来源时间:2022/12/14   发布时间:2022/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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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党候选人,是“希望之星”还是“搅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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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艾莉莎·阿斯特罗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编者按:

今年7月,2020年大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一的华裔政客杨安泽(Andrew Yang)和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娜·托德·惠特曼(Christine Temple Whitman)组建了名为Forward的第三党,引发了广泛讨论。有观点认为,政治极化正不断加深美国民众对美国两党政治斗争现状的失望,无形之中给第三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但是,美国中间派智库“第三条道路”(Third Way)的高级政策分析师艾莉莎·阿斯特罗(Aliza Astrow)最近发布报告认为,美国的两党制决定了第三党候选人很难在大选中有斩获,支持第三党候选人只会帮助特朗普或者特朗普式的共和党参选人。报告摘要如下:

美国选民对美国的政治状况倍感失望,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支持率都很低,导致一些人准备让第三党候选人竞选总统。他们认为,现在时机已成熟,需要对陈旧的两党制进行改革。但是,美国两党制的发展情况让第三党候选人几乎不可能真正赢得大选。相反,他们会扮演搅局者的角色。虽然美国人支持实施改革,让民主更具有代表性并减少两极分化,但第三党候选人参与2024年大选对推进这些目标没有帮助。事实上,历史案例和数据表明,一个强大的温和派或第三党左翼候选人只会帮助特朗普或者特朗普式的共和党参选人。

第三党候选人从未赢得大选

历史表明,尽管第三党候选人往往在选举早期显示良好的势头,但最后都没有赢得大选。美国每个选举周期都有第三党候选人参加,但每次他们的表现都低于预期,离胜利还差得很远。

第三党候选人表现不佳的部分原因是,在解读美国选民对自己党派归属的描述时,对选民的真正含义过度简化。正如538民意调查网站在2020年指出,大量的选民认为自己是政治独立人士,但这种自我认知并不一定表示选民在投票时会投给独立候选人,尤其是在大选中独立人士的表现往往很普通。根据盖洛普咨询公司的民调,39%的美国民众认为自己是无党派人士,但他们通常都有党派倾向,其中44%的人倾向于共和党,47%的人倾向于民主党。这些有倾向的选民比坚定的党派人士更具流动性,但他们倾向于在一个选举周期内投票给他们偏好的政党。研究人员认为,只有9%的美国人觉得自己不属于任何一个政党。9%并不是一个小数目,它代表了大约1400万选民,足以影响选举结果,但不足以与主要政党竞争。

美国人偏好两党制,不愿意支持第三党有历史渊源。从1912年以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为首的公麋党(Bull Moose Party)参与竞选起,第三党候选人在27次总统选举中,共获得了186张选举人票。其中88张是由担任过总统的罗斯福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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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以来赢得一张选举人团票或5%普选票的第三党参选人

在竞选过程中,人们非常看重第三党,候选人看起来很有前途。根据盖洛普民意调查,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的支持率高达26%。1992年《华盛顿邮报》的民调显示,罗斯·佩罗(Ross Perot)支持率领先其他候选人。2016年8月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自由意志党的总统参选人加里·约翰逊(Gary Johnson)的支持率为10%。甚至在没有广泛的民意调查的时代,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也赢得大量南部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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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党参选人在大选中的表现持续低于在民调中的峰值

这些候选人的一时强势表明,他们能暂时利用人们对政治现状和两党不满的情绪,但在选民投票时,第三党候选人的表现总是低于他们在民调中的峰值。在1912年至2020年的27次大选中,他们赢得的选举人票加起来还不足以赢得一场大选。这证明在两党制中,选民可能不愿意在第三党上浪费选票,只有主流政党的候选人才有获胜的机会。

特朗普支持者忠诚度高,民主党人支持者的忠诚度略低

拜登在2020年大选获胜并不是因为特朗普支持率下降。相反,特朗普的原始选票总数不仅增加了,在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等关键州的得票率也有所增加。希拉里在2016年的失败与拜登在2020年的成功,区别在于第三党候选人的支持率下降。

在动荡的四年总统任期后,特朗普的支持率实际上有所扩大,因此没有理由相信他的部分选民在2024年会放弃他,转而支持第三党候选人。相反,第三党候选人有可能像2016年那样分流反对特朗普的选票。

第三党选民难以预测,他们不一定以意识形态投票。但2020年的出口民调数据表明,2016年投票给第三党的选民在2020年确实以35个百分点的优势支持拜登。美联社的Votecast显示,拜登在2016年以30个百分点的优势赢得了第三党选民,这些选民是否决定了2016年的选举结果还有待商榷。但很明显,这些选民在2020年加入了拜登的阵营,巩固了他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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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党候选人在2020年大选中获得的选票下降,为民主党提供了助力

特朗普的支持率和好感度也展示了选民的忠诚度,在他的支持者中,绝大多数人非常赞同他。根据美联社Votecast的数据,在2020年大选中,50%的选民偏好拜登,47%的选民偏好特朗普。但在那些对特朗普有好感的人中,69%的人非常看好他。而在拜登的支持者中只有56%的人非常看好他。拜登在民主党人中的支持率逐渐下降,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41%的选民对拜登的工作表现表示认可,其中21%的人表示强烈认可,20%的人表示些许认可。相比之下,皮尤研究中心在特朗普任期结束时的数据显示,他获得了29%的民众强烈支持,只有9%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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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和特朗普的支持率比较

显然,强烈支持某位候选人的选民比那些仅略微支持的选民更有可能投票给该候选人。拜登的选民对他的忠诚度较低,如果有第三党作为候选人,选民也不太可能继续支持拜登。

“讨厌两边者”倾向于民主党

第三党选民往往是那些不喜欢任何一个主要政党候选人的民众。这些选民通常被称为“讨厌两边者”(double haters),也就是对两党的候选人都不看好。在2016年,希拉里在这些选民中表现不佳,落后17个百分点,在2020年有47%的“讨厌两边者”支持拜登。

对“讨厌两边者”人口结构和立场的分析表明,他们更倾向于民主党。这些选民更加年轻,50岁以下的人占65%。在具体议题上,“讨厌两边者”认为种族主义是美国社会中的严重问题的可能性比所有选民高出5个百分点,2020年11月他们认为疫情没有得到完全控制的可能性也比所有选民高出7个百分点。

这些选民的投票历史、人口结构以及在2020年大选关键议题上的立场表明,这些选民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党。但鉴于他们对两个主要政党候选人的不满,他们是可靠的第三党候选人的理想目标。鉴于这个倾向于民主党的选民集团更有可能支持可靠的第三党候选人,共和党人将获得真正的优势。

两党候选人不能获得270票意味着共和党人获得优势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即使是资金充足的第三方候选人也将获得零票,或者只有少数的选举人团票。但如果第三党候选人打破历史并赢得大量选举人团选票,足以阻止任何候选人获得270张选票,选举结果将由众议院决定。虽然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但对第三党候选人而言,是值得考虑的最佳情况。

第三党候选人不会有机会在深蓝或深红州获胜。根据这个规则,以下州或选区都不在考虑范围内:

阿拉巴马州、阿肯色州、加利福尼亚州、康涅狄格州、华盛顿特区、特拉华州、夏威夷州、爱达荷州、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堪萨斯州、肯塔基州、路易斯安那州、马萨诸塞州、马里兰州、缅因州第一区、密西西比州、密苏里州、北达科他州、新泽西州、纽约州、内布拉斯加州第三国会选区、俄克拉荷马州、俄勒冈州、罗德岛州、南达科他州、田纳西州、犹他州、佛蒙特州、西弗吉尼亚州、华盛顿州、怀俄明州。

第三党候选人不可能赢得上述州的289张选举人票,这意味着他们只能争取剩余的249张选举人票。

尽管第三党不能获胜,但是他们赢得选举人票的表现将产生重大影响,他们可以确保没有候选人达到270票,选举结果将由众议院决定。

当众议院决定选举时,每个州代表团都会获得一票。2022年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控制了50个州代表团中的25个,而民主党控制了23个。要赢得大选,候选人需要得到26个州代表团的支持。因此,如果由众议院决定大选结果,美国很可能会陷入宪法危机,两位候选人都无法达到获胜的门槛。而且由于共和党人控制了更多的州代表团,共和党候选人将处于优势地位。

支持第三党相当于帮助特朗普

美国民众普遍认为,美国当前的时刻完全是前所未有的,尽管第三党候选人过去从未获胜,但现在他们获胜的时刻已经到来。

这种观念是错误的,绝大多数美国选民仍然倾向于民主党或共和党。虽然有些人喜欢第三党的想法,但是人们想要一个符合他们特定信仰的第三党,有些人是左派,有些是温和派,最成功的第三党候选人可能会使任何候选人都无法获得270张选举人票,并且可能将选举交给众议院的共和党人。

专家们们花了数年时间等待特朗普的支持者离开他转而支持民主党,但特朗普的选民基础比拜登的联盟忠诚的多。任何支持第三党候选人的民众应该看清楚,他们不是在建立新的政治派系,因为他们的候选人不会获胜。相反,他们正在制造一个“搅局者”,帮助特朗普最终获胜。

文章摘译自“第三条道路”(Third Way)网站文章The Dangerous Illusion of a Presidential Third Party in 2024。

来源时间:2022/12/14   发布时间:2022/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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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在邦:国际政治博弈的第三方行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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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在邦  来源:海外看世界

编者按

赵全胜 【海外看世界】主编:

“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说是“不读”,但还是开卷有益。三国演义魏蜀吴争霸,相对弱小的吴国因其第三方的地位,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成为两强争夺的对象。面对中美之间跌宕起伏的剧烈争斗(例如科技战和台海),有关 “第三方” 的议论不绝于耳,诸如 “得欧洲者得天下”,“得日本者得天下”,或者“得发展中国家(亚非拉)者得天下”,不一而足。为此我们邀请了在美国,日本,中国大陆和港澳地区的28位学者集思广益,从不同的角度和地区进行分析。

参与本次快评的学者及所在单位:

吴白乙 社科院欧洲研究所

谭青山 美国俄亥俄克利夫兰州立大学

刘亚伟 美国卡特中心

陈志瑞 外交学院

朱志群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

王在邦 太和智库

杨光斌 人民大学

陈淑英 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

王建伟 澳门大学

尹继武 人民大学

庚欣 凤凰卫视

沈丁立 复旦大学

黄靖 上海外国语大学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

郑继永 复旦大学

李相万 韩国庆南大学

伍国 美国阿勒格尼学院

王星星 上海外国语大学

熊达云 日本山梨学院大学

赵宏伟 日本法政大学

殷燕军 日本关东学院大学

刘星 日本山梨学院大学

武心波 上海外国语大学

刘卫东 社科院美国研究所

金应忠 上海国际关系学会

林晓光 北京世界政治研究中心

李海默 复旦大学

王梓元 外交学院

张望 日本早稻田大学

29位学者评“中美竞争中的第三方”系列第6篇

国际政治博弈的第三方行为逻辑

王在邦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中美元首在G20峰会期间成功会晤,引发美西方内部一波对华关系调整小高潮,促使人们对大国博弈第三方行为的关注与思考。从历史上看,在大多数国际政治博弈过程中,总有两国或者两个集团扮演主角,构成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第三方行为逻辑也就成为国际政治的某种规律性现象。远的不说,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东西方两大集团内部关系都有过复杂的互动。

从理论上看,需要从相关方的利益分析入手,来把握第三方行为逻辑。我们看到,美西方内部,美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澳英加法德等国家是矛盾次要方面。第三方跟随美国步调调整对华政策的程度取决于其与美国复合相互依存的程度。当美国对华强硬时,这个第三方因为对美依赖程度高,便一定有过之而无不及,否则便难以承受惹毛美国的后果。当美国表现出对华政策缓和时,这种国家能否紧随美国做出调整还要看该国与中国相互依存的程度。例如澳大利亚,前两年活脱脱一个美国的走狗,哪怕这样做明显有损中澳经贸关系也在所不惜。但眼看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在即,澳大利亚新总理立马在台湾问题上表态坚持一个中国。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这种第三国追随美国对华强硬的结果是自身利益严重受损且很难从美国获得补偿时,这个第三国有可能主动地调整对华政策而不必看美国眼色行事,例如巴厘岛峰会前后的德国政府,就是因为美国导演俄乌冲突使欧洲陷入能源危机和产业困境,便一改先前消极对华政策,促成了中德高层会晤。那些紧随美国对华强硬却迟迟不愿或不能够紧随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国家,很大可能是没有意识到这种调整迟钝的后果有多严重。

国际政治第三方的行为逻辑具有现实合理性,其后果自然也具有难以规避的复杂性与危险性。当一个第三方因为对华政策调整迟钝后意识到不得不调整的时候,这种调整的主动权就已经不在第三方手中了,这个第三方将不得不独自承受由此产生的所有消极后果。就像今天的立陶宛政府,或许因为意识到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后再来谋求改善中立经贸关系,就不是你想改善就能够改善得了的!所以,还是要奉劝众多美国小兄弟,在追随美国对华强硬时最好留有某种回旋余地,别把事情做绝了!

来源时间:2022/12/14   发布时间:2022/12/14

旧文章ID:28929

朱志群:第三方与两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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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志群  来源:海外看世界

编者按

赵全胜 【海外看世界】主编:

“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说是“不读”,但还是开卷有益。三国演义魏蜀吴争霸,相对弱小的吴国因其第三方的地位,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成为两强争夺的对象。面对中美之间跌宕起伏的剧烈争斗(例如科技战和台海),有关 “第三方” 的议论不绝于耳,诸如 “得欧洲者得天下”,“得日本者得天下”,或者“得发展中国家(亚非拉)者得天下”,不一而足。为此我们邀请了在美国,日本,中国大陆和港澳地区的28位学者集思广益,从不同的角度和地区进行分析。

参与本次快评的学者及所在单位:

吴白乙 社科院欧洲研究所

谭青山 美国俄亥俄克利夫兰州立大学

刘亚伟 美国卡特中心

陈志瑞 外交学院

朱志群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

王在邦 太和智库

杨光斌 人民大学

陈淑英 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

王建伟 澳门大学

尹继武 人民大学

庚欣 凤凰卫视

沈丁立 复旦大学

黄靖 上海外国语大学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

郑继永 复旦大学

李相万 韩国庆南大学

伍国 美国阿勒格尼学院

王星星 上海外国语大学

熊达云 日本山梨学院大学

赵宏伟 日本法政大学

殷燕军 日本关东学院大学

刘星 日本山梨学院大学

武心波 上海外国语大学

刘卫东 社科院美国研究所

金应忠 上海国际关系学会

林晓光 北京世界政治研究中心

李海默 复旦大学

王梓元 外交学院

张望 日本早稻田大学

29位学者评“中美竞争中的第三方”系列第5篇

第三方与两强竞争

朱志群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教授


因为中美是两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所以它们之间的竞争对世界各地的国家都会有影响,特别是对身处亚太地区的国家和美国的盟友压力更大,前者因为地理因素,后者牵涉到立场和忠诚度的问题。

选边就像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是不明智的,而真正选边的国家也不多。连美国的铁杆盟友也没有几个“唯美首是瞻”完全跟着美国与中国对抗。绝大多数国家不想选边,也没必要选边,都在闷声发大财。新加坡算是比较敢言,多次明确告诉美国,新加坡乃至整个东南亚都不希望被迫选边。新加坡能够成功在两强之间游刃有余令人佩服。有意思的是,拜登政府自己也说,没有强迫其它国家选边。中国领导人访问沙特,拜登政府很着急,但也只能表示,沙特作为主权国家有权利发展对自己有利的双边关系,美国不会迫使沙特选边。

从小布什到特朗普,美国政府有要求他国选边的惯例。虽然拜登政府表面上没有强迫其它国家选边,但实际上或明或暗一直在施压盟友紧跟美国对抗中国,让一些盟友苦不堪言,比如以色列。

美国往往将一些正常投资提高到国家安全角度。以色列学者跟我讲,海法港准备扩建时,海法市先联络美国大使馆,希望帮忙找美国公司来建新港,给美国首先拒绝的权力(right of first refusal)。这给美方很大面子,但几个月过去美方杳无音讯。后来海法市公开国际招标,2015年上海国际港务集团中标,2018年正式启动港口建设工程,并获得了25年海法新港码头运营权。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两届政府软硬兼施,给以色列巨大压力。美方的主要理由是,海法新港离美军第六舰队停泊的地点太近,便于中方窥探美以军事情报。以色列朋友笑称,难道中国这么笨, 要花巨资搞这么个大工程来刺探情报?在港口附近租个房子不就行了?2021年9月1日,上港集团海法新港正式开港,也算是美国盟友成功抵制美国压力的一个案例。

当今世界已经不是美国独大的单极世界,美国自己还不习惯或不愿面对这个现实, 但大部分国家包括美国盟友都心知肚明。大部分国家都希望跟两个强权维持良好关系,这样最符合它们的国家利益。中国是120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很多情况下,这些国家积极发展跟中国的经贸关系,同时维持跟美国的安全伙伴关系, 从而形成了目前的双轨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这种局面将继续维持下去。绝大多数国家显然是希望中美和平共处的。

来源时间:2022/12/14   发布时间:2022/12/14

旧文章ID:28928

刘亚伟:中国与美国竞争的“杀手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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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亚伟  来源:海外看世界

编者按

“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说是“不读”,但还是开卷有益。三国演义魏蜀吴争霸,相对弱小的吴国因其第三方的地位,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成为两强争夺的对象。面对中美之间跌宕起伏的剧烈争斗(例如科技战和台海),有关 “第三方” 的议论不绝于耳,诸如 “得欧洲者得天下”,“得日本者得天下”,或者“得发展中国家(亚非拉)者得天下”,不一而足。为此我们邀请了在美国,日本,中国大陆和港澳地区的28位学者集思广益,从不同的角度和地区进行分析。

参与本次快评的学者及所在单位:

吴白乙 社科院美国研究所

谭青山 美国俄亥俄克利夫兰州立大学

刘亚伟 美国卡特中心

陈志瑞 外交学院

朱志群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

王在邦 太和智库

杨光斌 人民大学

陈淑英 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

王建伟 澳门大学

尹继武 人民大学

庚欣 凤凰卫视

沈丁立 复旦大学

黄靖 上海外国语大学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

李相万 韩国庆南大学

伍国 美国阿勒格尼学院

熊达云 日本山梨学院大学

赵宏伟 日本法政大学

殷燕军 日本关东学院大学

刘星 日本山梨学院大学

武心波 上海外国语大学

林晓光 北京世界政治研究中心

王星星 上海外国语大学

刘卫东 社科院美国研究所

金应忠 上海国际关系学会

李海默 复旦大学

王梓元 外交学院

张望 日本早稻田大学

28位学者评“中美竞争中的第三方”系列第3篇:

中国与美国竞争的“杀手锏”

刘亚伟丨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

中美已经进入全面竞争的“持久战”,这一竞争最早由奥巴马总统的团队启动(亚洲再平衡);特朗普总统入主白宫后单方面加剧了竞争的烈度,但未能让其盟国和友邦加入对中国施压的攻势,北京仍有回旋余地;拜登总统执政后提出了在激烈竞争中完胜中国的“处方”,即投资、结盟和竞争(invest, align & compete),手中明显比特朗普政府多了两张“王牌”。对北京来讲,华盛顿的第三张牌早就打出了,自己一直在应对和应付;对第一张牌可以说无能为力,只能隔岸观火;而对拜登的第三张牌应该说反制的措施很多,但却一而再、再而三地错失良机。

首先,在特朗普大大得罪堪培拉的时候,北京应该全心全意维护中澳关系,然而,澳洲的一点点“小不敬”(病毒溯源)造成中国对澳洲大打出手,把对方一股脑推向了与北京“不共戴天”的境地,最后导致了澳英美联盟的形成。拜登入主白宫之前,欧盟在德国总理默克尔的督促下终于与中国签署了中欧全面投资协议,如果获得欧洲议会批准,中国在与美国史诗般的竞争中不仅不会“孤家寡人”,还可以游刃有余地“挑拨”美欧矛盾并从中获益。

之后北京对立陶宛”犯上作乱”的极限施压更让欧洲国家与中国离心离德,在拜登主导的“孤立”中国的路上越走越远。令人遗憾的是,在华盛顿加剧对中国的遏制攻势之时,北京未能及时修复与新德里、东京与首尔的关系,让自己的近邻也更为渐行渐远。最后,2022年2月,俄罗斯把战火烧到了乌克兰,虽然中国此行径的“对冲”做法可以理解,但它为拜登纠合和巩固“反华”联盟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俄乌战争的僵持、全球经济的疲软、中国抗疫措施的缺失、美国外交的自以为是和中国在20大前后对国际局势和自身处境的客观评估为北京修正自己的外交政策创造了新的机会。

首先,北京再度向华盛顿表明,中国认为中美双边关系有三个确定性,即谁也灭不了谁、必须共同赚钱和各种全球威胁离不开两国的合作。其次,在上合组织峰会和之后的一些重大国际场合表明北京与与莫斯科并不是一股道跑的车。三,利用欧洲国家对美国一些极端遏制中国措施的不满和俄乌战争给欧洲带来的各种困难,北京及时发起新的外交共识并促成了德国总理在20大之后对中国的访问。四,打破疫情期间首脑不出国的惯例,最高领导人先后参加了G20和APEC峰会,增加了与他国首脑切磋与交流的机会。五,放下身段,努力改善与近邻的关系。最后,在海湾国家与华盛顿的关系裂痕越来越大的关头,果断“出击”,即有地缘收获,更有贸易丰收,还为人民币国际化找到了新的出口。

中国要在与美国的战略、科技、贸易和政治制度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手头必须有自己的“杀手锏”,而这个“杀手锏”就是中国与第三方生机勃勃的关系,特别是搞好与美国之外的发达国家和资源丰富国家的关系。否则,中国的内政和外交之路只会越走越窄。

来源时间:2022/12/14   发布时间:2022/12/13

旧文章ID:28927

线上英文国际圆桌讨论:2022年后中国的全球领导力:机遇和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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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美印象的编辑

2022-12-13

线上英文国际圆桌讨论:2022年后中国的全球领导力:机遇和束缚
CHINA’S GLOBAL LEADERSHIP AFTER 2022: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讲座时间:
美国东部时间12月20日下午3点|北京时间12月21日上午4点
点击此处注册讲座
主办单位:

乌克兰当代中国研究中心(Ukrainian Platform for Contemporary China)

讨论问题:
  • 中国领导人在20大会议上提出的中国的全球抱负是什么?
  • 作为全球领导国,中国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价值观和机会?
  •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10月有余,它给中国的经济和外交带来了什么影响?
  • 美国能督促中国对俄乌战争采取更为积极的立场吗?

 

伊莎贝尔·希尔顿(Isabel Hilton:中国对话【China Dialogue】创办人

 

克里·布朗(Kerry Brown):英国国王学学院刘鸣炜中国研究院 【Lau China Institute】院长

 

甘思德(Scott Kennedy):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中国企业与经济项目主任

迪米特罗·叶夫雷莫夫(Dmytro Yefremov):乌克兰国立基辅莫希拉学院【Kyiv Mohyla Academy】国际关系讲师

 

刘亚伟(Yawei Liu):美国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中国事务高级顾问

 

许钦铎(Qingduo Xu):中国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

线上英文讲座:中国抗疫清零政策的政治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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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美印象的编辑 2022-12-13
线上英文讲座:中国抗疫清零政策的政治和未来

面对民众抗议,中国已开始调整其新冠清零政策一开始中华民国已开始调整 抗议清零政策。是什么激发了这些抗议?中国疫情现状如何?是什么促成了这些示威?今天中国的 COVID 情况如何? 中国2023 年的抗疫政策将走向何方?敬请期待本次讲座。

讲座时间
美国东部时间 2022年12月15日下午1:00 |北京时间2022年12月16日上午2:00
点击此处注册讲座

吴白乙:理性认识中美关系的第三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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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海外看世界

尽管对原由、程度、后果的解释可能各不相同,但关心国际关系问题的人都会承认世界已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动荡调整期,而居于问题核心位置的自然是中美两个大国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纠葛和矛盾。相当一段时间来,很多国家都普遍感受到中美关系恶化持续带来的外溢性压力——归结起来,一是在政治上“选边站队”。然而,国际社会的多数成员已不再认可“阵营”“联盟”“集团”“冷战”这些老旧的地缘政治概念和逻辑,也并不相信美国还能像战胜苏联那样再完胜中国。此外,绝大多数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国际关系民主化,认同全球政治和经济多极化这些总趋势,其意愿主要基于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进程带来的直接收益。

二是在经济上“强势霸凌”。美国要用“美国优先”的理念来重写国际规则,以极端利己主义政策主导世界经济秩序,从特朗普到拜登这六年来已经登峰造极。但是,许多国家并不看好这种保护主义的极端做法,对违反市场经济和全球价值链,搞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甚至“断链”“脱钩”的霸道行径是不满的,因为这也会造成其原有优势及发展定位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三是在和平大局上“战乱风险增大”。随着美国利用台湾问题制华反华力度不断加大,中美关系这一核心问题的政治和法律基础遭到严重侵蚀,双方围绕这一核心进行的斗争也愈加激烈,国际社会特别是亚太地区国家也必然产生空前的关切和担忧。

正因如此,第三方国家大体在沿着以下方向和维度作出反应。它们并非一如既往地被动和从属,二是对中美关系起到一定的反作用:

第一,在外交上明确表态反对在国际上搞系统性分裂,不甘于“选边站队”,成为大国对抗的战场和受害者。这些立场和态度形成的道义力量,一方面反映出国际社会维护和平的主流民意,另一方面对制造动乱和战争风险的始作俑者也产生了限制、威慑效应。中国多次明确表示反对“新冷战”,无意改变现存国际秩序。美国领导人也一再表示无意与中国对抗,不寻求进行“新冷战”。

第二,更多的国家采取明智的对冲策略,在经济上坚持对中美平衡下注。在发达国家群体里,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瑞士乃至新西兰、新加坡等,都在务实合作领域加强与中国的对话、投资、贸易活动。发展中国家则更将中国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除在双边关系上加快对华合作提质升级,还更加积极地通过东盟、阿盟、海合会、非盟、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南南合作”新机制扩大、改善自身的发展到位和安全空间。

第三,还有一些国家则抓住机遇,试图借重中美矛盾解决自身面临的长期难题。日本、印度不仅在美国推进印太战略的棋局中获得了更为重要的外交、安全定位,而且也在相关政策上捞到了来自华盛顿的青睐和实惠。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国也在台湾问题上对华“变脸”,向美国献上“投名状”以获取更大力度的援助。在国际多边舞台上,不少国家积极进取,利用全球公共卫生和防疫、基础设施建设、气候变化、联合国和世贸组织改革、债务减免等各类紧迫议题向大国施压。无论美国还是中国,不仅不得不为“面子”或“里子”做出持续投入,而且也被迫加快其创设新的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和速度。

总体而言,国际社会是一个复杂多元的政治生态系统,其相因性与相克性无所不在,无时不变。诚如邓小平先生所说,“世界上的矛盾多得很”。中美关系固然很重要,但并不是唯一能够决定世界前途和命运的国际关系。相较于几十年前,美国主导、控制世界的能力进一步下降,从南到北,自西而东,中小国家结伴组群的趋势更加显著,它们在变局中发展战略自主意识和集体博弈之力,对大国形成更强的牵制力甚至某种引导力。在这一背景下,中美两国都要清醒认识这一重要趋势,顺其而为地与各方进行建设性沟通与协作,为全球共同发展与安全注入动力,而不应重蹈大国政治陷阱,为争夺第三方而过多、过快地消耗自身资源。

吴白乙: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前所长、欧洲所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2/12/13   发布时间:2022/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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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参议员宣布脱党,影响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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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东辰,陈佳骏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12月9日,亚利桑那州联邦参议员柯尔丝滕·西内马(Kyrsten Sinema)宣布退出民主党,并登记为独立人士。此举瞬间引爆美国舆论场,但西内马脱党并不令人意外。她的选择从其政治立场和政治前景中均有迹可循,更是在某种程度上与亚利桑那州的“独立”相契合。尽管如此,西内马的脱党对未来两年的参议院运作和2024参议员选举都将带来不确定性,可谓给民主党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

一、西内马:特立独行的民主党人

一直以来,西内马都以政治异类的形象示人。在2004年之前,西内马是立场远比民主党更为激进的绿党成员,是一名左翼政治活动人士。她曾痛批当时民主党内的“独立人士”乔·利伯曼(Joe Lieberman)是“可怜”的,甚至曾在利伯曼的竞选总部前抗议。讽刺的是,在西内马以民主党人身份于2018年当选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后,其政治立场却却变成了“利伯曼2.0”,这一点在拜登-哈里斯政府任内显得尤为明显。

西内马反对废除冗长辩论规则,主张保障少数派的权利,让包括投票权法案、堕胎权在内的大量民主党政策因为必须获得60票才能通过而化为泡影。此外,她还是一个财政保守主义者,是参议院民主党人中投票记录第二保守的民主党人:她反对将最低工资提高至15美元,这让她成为了甚至觉得15美元都不够高的进步派民主党人的眼中钉;她在环境政策上反对对企业进行过多限制,反对进步派心心念念的“绿色新政”;她在《通胀削减法案》问题上,成功阻止了带息漏洞的修复、企业税负的提高,让民主党人十分恼火。

尽管这些与民主党的不和让她与共和党人展开了大量合作,并使她与罗姆尼(Mitt Romney)、波特曼(Rob Portman)等温和共和党参议员建立了友谊,但是她在堕胎、性少数群体权益等方面的自由化立场让她与共和党也并不契合。同时,她在特朗普两次弹劾案中都投票支持对特朗普定罪,更让她在共和党内也难以生存。可见,西内马令人难以捉摸,确实是一个夹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中间的独立士。

二、独立政客为何成为亚利桑那州“特产”

西内马特立独行的政治立场在亚利桑那州并不稀奇。亚利桑那州似乎是一个盛产特立独行政客的神奇之地。在西内马之前,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共和党阵营。自2016年特朗普当选后,共和党呈现出全面的特朗普化趋势。然而,亚利桑那州似乎是反抗特朗普的一个重要桥头阵地,无论是生前拒绝特朗普参加其葬礼的前联邦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指责特朗普贬低了总统职务并在大选中背书拜登的前联邦参议员杰夫·弗莱克(Jeff Flake),还是拒绝特朗普推翻选举结果的州长道格·杜西(Doug Ducey)都来自于亚利桑那州。随着西内马成为独立人士,亚利桑那州的神奇具有了跨党派的属性。究其原因,归根结底在于亚利桑那州的摇摆性和麦凯恩在该州的巨大影响力。

一方面,亚利桑那州是一个标准的摇摆州。根据目前州务卿办公室公布的的选民登记注册信息,共和党选民占比34.67%,民主党选民占比30.66%,独立选民占比33.89%。从数据上看,独立选民的数量与共和党选民基本相当,且高于民主党选民的数量。在今年的参议员选举中,独立选民的占比更是高达40%,远高于共和党的33%和民主党的27%。因此,从理论上讲,一个来自亚利桑那州的政客如果想要真正代表亚利桑那州选民的意志或者想要赢得选举胜利,需要尽量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换言之,亚利桑那州的选民基本构成奠定了该州出现特立独行政客的基础。

另一方面,亚利桑那州长期以来被“麦凯恩机器”所控制,麦凯恩的特立独行塑造着亚利桑那州政治家的行为模式。麦凯恩作为一名越战老兵,有着坚毅的品格。在2008年总统大选中,麦凯恩避免对奥巴马进行阴谋论式的攻击,甚至称选择萨拉·佩林(特朗普之前的共和党民粹主义者代表)担任竞选搭档是自己最后悔的一件事。麦凯恩对特朗普非常不满,特朗普曾讥讽麦凯恩是一个俘虏而非英雄,麦凯恩则曾批评特朗普的集会“点燃了疯子”。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麦凯恩成为了少数几个仍在批评特朗普的共和党高层。尤为令人惊讶的是,麦凯恩在废除奥巴马医改的投票中戏剧性地投下了决定性的反对票。麦凯恩在亚利桑那州政坛耕耘35年,未尝败绩。2016年,特朗普在亚利桑那州收获了48%的选票,而麦凯恩则收获了53%的选票,麦凯恩在该州的地位可见一斑。同时,作为战斗英雄和2008年共和党总统提名人,麦凯恩也是当之无愧的全国性人物。特朗普和今年的共和党州长候选人卡里·莱克(Kari Lake)都曾对麦凯恩大放厥词,甚至扬言摧毁“麦凯恩机器”,但是他们最终都失败了。可以说,麦凯恩的特立独行具有巨大的投射效应,影响着他的同事弗莱克,也影响着如今的西内马。可以想见,如果没有麦凯恩这样的政治巨擎在前,亚利桑那州恐怕不会出现这么多“有风骨”的政客,西内马也可能不会如此特立独行。

三、西内马的政治前景

两年后的改选,西内马确实面临着严峻的连任压力,若不脱党,她将迎接强劲的初选挑战。近年来,亚利桑那州的民主党化趋势较为明显,西内马的参议院同事马克·凯利(Mark Kelly)尽管被共和党人称为拜登的“傀儡”,但依旧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以约5个百分点的优势击败特朗普支持的候选人布莱克·马斯特斯(Blake Masters)获得连任。因此,西内马并非是民主党两年后赢得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席位的必要条件,民主党人不必勉强团结在西内马身后,可以在初选中“大胆”挑选真正符合政党利益的其他候选人来挑战西内马。

目前,国会众议员鲁本·加莱戈(Ruben Gallego)和格雷格·斯坦顿(Greg Stanton)都是西内马的潜在挑战者。在2021到2022年组织的民意调查中,西内马没有在任何一份初选民调中领先。更令人惊讶的是,西内马在今年一月的民调中甚至落后加莱戈58个百分点。在7月Data for Progress的民调中,西内马在民主党人中的支持率只有34%。在9月AARP民调中,西内马在民主党人中的好感度只有37%。在10月Civiqs的民调中,西内马在民主党人中的好感度更是只有7%。因此,西内马难以克服自己面临的确实的初选挑战可能性,她很难在党内初选中获胜。

那么,脱党对于西内马来说能否增加其连任的可能呢?从历史上看,政客为了连任选择政党转换,其效果往往喜忧参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近20位国会议员为了连任转换党籍。

成功案例方面,对于像理查德·谢尔比(Richard Shelby)这样能预见到所在地区的政治重组即将到来的南方政客来说,抛弃原来的政党被证明是一种聪明的选择。即将退休的亚拉巴马州共和党参议员谢尔比于1994年共和党赢得参议院控制权后的第二天脱离民主党。自那以来,他从未遇到过任何连任挑战。

佛蒙特州参议员吉姆·杰福兹(Jim Jeffords)也在2001年退出共和党,充分利用其成为独立议员的机会与民主党结盟,不仅让民主党人在参议院获得了18个月的多数席位,作为回报,杰福兹本人也获得了一个关键委员会主席职位。

不过,更多的党籍转换先例都以连任失败而告终。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史密斯(Robert Smith)在1999年的几个月内先从共和党人变成了独立人士,然后又回到了共和党,但共和党基本抛弃了他,史密斯在初选中也最终落败。前文提到的利伯曼曾被民主党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但当他在其最后一个参议院任期内将自己的政党名称改为“独立民主党人”(Independent Democrat)后,其在党内也受到多方面指责。

西内马的政治盘算最能参考的先例或许是宾夕法尼亚州的阿伦·斯佩克特(Arlen Specter)。2009年,他从共和党籍转换到民主党籍,和西内马一样,斯佩克特的温和派属性使他成为其所在政党的“眼中钉”,面临严峻的初选威胁。然而,与西内马不同的是,斯佩克特是在得到当时的正副总统奥巴马和拜登在内的民主党高层领导人的支持保证后,才转换到民主党。即便如此,斯佩克特照样连任失败,因为当时两党已经在意识形态上变得如此僵硬,以至于对任何“皈依者”的兴趣都有限。

相对而言,西内马的选择更适合当前的政治气候。作为独立人士,如果她选择在2024年竞选连任,可以让她逃过来自左翼的艰难初选挑战。如果民主党想要保住该议席,将不得不决定是否冒着分裂选票的风险,在一场潜在的三人竞选中支持她还是一名民主党候选人。

四、影响几何

西内马的脱党无疑对未来两年的参议院有着一定影响。首先,西内马的脱党使得她在未来两年的参议院工作中所受到的政党牵制更小。在新一届国会中,西内马可能会更加独立和中立地投票,削弱民主党刚刚通过中期选举扩展的参议院多数。民主党在未来两年将不得不更加费力地争取西内马的支持。

其次,西内马可能会成为两院合作的桥梁。在未来两年,美国立法分支将会由一个共和党占微弱优势的众议院和民主党占微弱优势的参议院组成。西内马和可能的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有过共事经历,他们之间的合作可能会促成一些两党、两院合作。

第三,西内马的脱党可能会吸引西弗吉尼亚州参议院乔·曼钦(Joe Manchin)的效仿。在参议院中,曼钦与西内马经常成为民主党推进立法过程中的障碍。并不能排除曼钦效法西内马的可能性,而一旦如此,民主党的参议院多数就将岌岌可危。

不过,西内马的脱党对参议院架构的影响在目前来看是有限的。西内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不会参加共和党党团会议,并且表示自己会保持在民主党多数下的委员会分配,这也就意味着她将仍然与民主党党团共同议事。正如她所说,她不会改变自己过去的行为模式,她的脱党不会对参议院的结构产生变化。

此外,西内马的脱党也为2024年该参议院席位的选举增添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西内马宣布在2024年寻求竞选连任,她将会使民主党人在两个选项间面临艰难抉择。

第一个选项是直接背书作为独立人士的西内马。这对西内马来说是最好的选择,但这对民主党人来说既不甘心也有风险。首先,亚利桑那州日趋民主党化,直接支持西内马意味着民主党放弃了选举一个真正的民主党人接替西内马的机会,这对民主党来说并非上策。

其次,民主党在亚利桑那州有加莱戈和斯坦顿这样的有资质的候选人,民主党高层很难劝阻他们放弃参选或是在党代会上弃他们于不顾直接支持西内马。

最后,西内马目前在亚利桑那州并不受欢迎。根据Civiqs民调,西内马在亚利桑那州的满意度只有20%,甚至低于拜登和莱克。因此,民主党人支持西内马并不意味着西内马能够取得胜利,西内马在大选中可能会面临投票热情低迷的情况。

第二个选项是提名自己的候选人,与西内马和共和党候选人进行三方混战。在这种情况下,西内马赢得选举的几率很小,共和党和民主党候选人都有机会从三方角逐中获胜,究竟谁能获胜则取决于西内马能够分走更多的民主党选票还是共和党选票。

一方面,西内马在2018年作为民主党人当选,且长期作为民主党人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因而三方混战中的西内马可能会分走更多民主党人的选票,从而让共和党候选人甚至是像莱克这样的极右翼候选人坐收渔翁之利。

另一方面,根据Civiqs民调,西内马在民主党人、共和党人和独立人士中的满意度分别为7%、27%和29%。单从民调上看,西内马分走民主党选票的能力弱于分走共和党选票的能力。同时,西内马主打温和牌,她所吸引的选票料将主要为温和选民。如果民主党人提名进步派、共和党人提名温和派,那么民主党人也有可能因此而坐收渔利。

本文作者:李东辰,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研究助理,现就读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陈佳骏,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2/12/13   发布时间:2022/12/13

旧文章ID:28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