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国政学人

作者：Inderjeet Parmar，伦敦大学城市学院国际政治教授，国际政治系主任。社会科学院院士，曾任英国国际研究协会主席。

来源：Inderjeet Parmar, “Transnational Elite Knowledge Networks: Managing American Hegemony in Turbulent Times,” Security Studies, Vol. 28, No. 3, 2019, pp. 532-564.

导读

普遍观点认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对二战以后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造成了重大冲击。如今美国的中期选举已然落下帷幕，共和党赢得众议院控制权，特朗普于当地时间11月15日宣布竞选2024年美国总统，美国精英阶层普遍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未来感到担忧。

作者认为自由国际主义理论(liberal internationlism)有很大的缺陷，它更加关注以国家为中心、以物质权力为基础的国际体系。通过结合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和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ultraimperialism)理论，作者指出自由国际秩序在建立的过程中，美国所主导的精英知识网络(elite knowledge networks)起到了巨大作用，美国通过向其他国家提供贷款、鼓励新兴国家来美国访学等多种方式输出了美国的自由主义理念，并在这个过程中与新兴国家的精英结成了联盟。作者同时指出，特朗普的核心理念与之前美国总统的理念相比并没有根本区别，精英知识网络在维持美国领导下的自由国际秩序依然发挥巨大作用。

本文首先阐述了自由国际主义理论及其不足，第二部分提出了精英知识网络的概念并解释了它的运作模式，第三、第四、第五部分分别以第三世界国家和中国以及特朗普为例，对精英知识网络做出进一步阐释并指出特朗普并没有撼动自由国际秩序，在结论部分对精英知识网络的优势做出总结并指出对其进行进一步研究的意义。

引言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自身的理论与它所推崇的制度体系一样处于危机之中，这一方面是由于其理论自身的缺陷，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对精英知识网络以及美国霸权发展和持续过程中社会化的忽略。

这篇文章通过两个案例比较了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internationalist)和葛兰西-考茨基主义(Gramscian-Kautskyian)的观点：①20世纪70年代在国际经济新秩序(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NIEO)旗帜下的第三世界和中国的改革开放;②特朗普对于自由国际秩序的挑战。

通过分析，本文认为霸权自由国际秩序以及其中的核心国家和精英网络在与它自己的成功、不足和排斥做巨大斗争。作者认为，自由国际主义对自由国际秩序如何建立和运作有很强的解释力，但没有充分解释这个秩序的建立、发展、现代危机和未来前景。NIEO-中国(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的案例可以帮助我们检验自由国际主义的竞争观点和葛兰西-考茨基主义。NIEO-中国的案例检验了自由主义秩序鼓励(以西方国家为目标的)社会化的说法，而葛兰西-考茨基主义的观点则表明，社会化主要有利于容纳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的统治精英。

自由国际主义是多维的复合体，也是一个使得嵌入到精英知识网络的意识形态(尤其是美国的学术智库-国家复合体)合法化的体系。自由国际秩序是一个以阶级为基础、带有宗族和殖民假设的精英霸权体系，美国的精英逐渐把NIEO-中国的外国精英同行包含在内。

葛兰西-考茨基主义指出，强大的精英知识网络通过与对手竞争并满足对手的要求或者把他们的领导元素融合，帮助建立了自由秩序，自由秩序中精英同盟的构建和融合在新兴国家中产生了深刻的不平等。

自由国际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实践

自由国际主义是一种完善但模糊的理解、证明和实践国际政治的方法。作为一种源于自由主义的实证理论，它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被用来解释主要国家的外交政策是如何运作的。从规范上讲，它表明了世界应该如何运行。它也是一套政策和制度化的实践。

自由国际主义的不足在于：缺少对阶级和种族等国内权力不平、对精英主义的广泛依附，以及对其他大国的等级制度的分析。

根据伊肯伯里(Ikenberry)的分析，自由秩序构建和维持的核心在于对其他国家精英的社会化。然而，同化其他民族并不是拥抱多样性，而是保持对强国文化的顺从。对霸权社会化的持批判观点的理论将其视为精英议程的整合或驯化，而不是民主和良性外交政策的反映。在葛兰西-考茨基的视角中，资本主义大国在国内是不平等的，在国外是帝国主义的，最终追求的是其统治精英的利益。

网络权力

自由国际主义理论的一个关键缺陷在于未能认识到精英知识网络的精英主义和帝国主义力量，自由主义者将其视为仁慈的“软实力”(soft power)。作者的葛兰西-考茨基方法将精英知识网络视为国家和跨国精英权力战略的基础。其中，葛兰西主义中霸权概念的核心是一种权力技术，这种技术在建立霸权、管理或防止激进变革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

“精英知识网络”指的是一个流动系统(a system of flows)——包括人员、资金和思想——在容纳了大量思想家和活动家的空间之间流动。当思想嵌入到年轻学者、实践者和领导者的网络中时，它们就变成了定义常态的固有思维模式，比如“可思考的思想”和“可问的问题”。即使这些思维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不总是平稳的，但它们整合了知识和权力。

在国内，这包括一个由智库、大学外交事务组织、地区研究和社会科学项目组成的密集网络，所有这些机构都与政治、媒体和政府的从业者相互联系。这些知识网络的最大成就是形成了一种反对孤立主义的自由国际主义精英共识，跨越了两大政党、媒体和关注的公众。在美国政府的全力合作下，这种知识网络帮助建立了1945年后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这篇文章的新葛兰西主义观点是，尽管危机和挑战包括特朗普总统竞选的破坏性影响和随后在推特传播的言论，这些网络继续成功地管理、引导并阻止了对美国霸权的威胁。

作者的方法把葛兰西的思维同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超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结合起来。考茨基认为，与列宁主张帝国间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相反，超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阶级倾向于结成国际阶级基础的联盟以共同开发世界资源——导致竞争性合作，而不是直接的军事冲突。欧洲联盟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它通过持久的合作有效地防止了战争。

考茨基认为，由于发展的不平衡，国际联盟的格局可能会发生变化，这意味着即使拥有共同利益，也可能产生系统性紧张，并在国家之间炫耀武力的过程中给制度带来压力。考茨基方法的有用之处在于两个方面：第一，他认为由于自由国际主义的平等主义或相互依存的思想，战争在大国之间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第二，他指出，那些旨在提升自身实力以对抗其他国家的大国，会与已经掌握权力的外国精英同行建立精英网络和联盟，推而广之，就是这种力量在刚刚萌芽的国家中培养精英。作者认为，跨国的统治精英拥有共同的利益，即使这意味着他们的财富以牺牲本国的广大群众为代价。

葛兰西安-考茨基主义者预测，霸权秩序是帝国的、精英的、种族化的和等级制的。他们认为社会化实际上是通过精英知识网络而不是通过和平的说服，这是真正的跨国精英联盟的建立——即超级帝国主义。

维护秩序，引导变革：精英网络与第三世界和中国的挑战

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案例中，分而治之的策略(divide-and-rule)占了上风。三边委员会(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是美国当权派对抗NIEO的协调运动的核心，该运动与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联合，由库尔斯基金会(Coors Foundation)资助。这个鲜为人知的插曲说明了精英网络在遇到重大挑战时是如何动员起来的。

西方在应对第三世界崛起的挑战时采取了双重战略：拉拢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并将第三世界国家细分为中产阶级和非常贫穷的国家。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利用石油美元在西方和第三世界进行投资，对后者则是通过以结构经济改革为条件的贷款。这样的战略保证了西方维持世界管理中心的地位。

中美精英网络

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协调一致的长期精英网络建设计划。作者认为，美国帮助中国转型，自1978年以来逐渐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体系。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推动了中美精英知识网络的形成，这些知识网络与中国全球化精英紧密相连，既管理着中国角色的变化，也管理着全球权力过渡时期的中美关系。福特基金会在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建立中美精英知识网络的过程中，与历届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建立了三角关系。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开始整合全球政治经济，主要是为了抵消NIEO的诉求。经济学学科是美国基金会对发展中社会进行干预的主要工具。毫无疑问，中国政府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驱动力，但福特基金会等外部力量投资数百万美元也支持了中国学者在西方的培训，并与中国的大学和国家机构建立了多种形式的合作。其结果是，中国的经济模式更加正式地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挂钩。

1985年，中国国务院批准召开了巴山轮会议，这是中国国有市场关系发展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巴山轮的精英网络与福特建立的组织紧密相连，广泛地推动了市场改革的实施。精英网络还被用来克服来自保守人士的质疑，其中许多人认为外国模式不足以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

尽管特朗普对中国发表了不友好的言论，但《中国经济学人》(China Economist)2017年5月的一项调查显示，81%的中国经济学家认为，在未来20年里，即使合作与竞争并存，中美经济关系也将变得更加牢固，11%的中国经济学家认为中美将成为战略伙伴，只有不到5%的受访者认为中美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特朗普总统和精英知识网络：霸权的威胁还是重新校准(recalibration)?

如果精英知识网络能够抵御或管理对既有秩序的威胁，特朗普政府就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考验。

在实践中，特朗普与前任们的主要区别在于，他强调强大的主权国家支撑着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他的看法是，强大的美国主权国家“使二战后的美国和其他自由世界摆脱了半个世纪的全球大萧条和公开战争带来的混乱”。从本质上说，这一目标与美国前几任总统的目标并无不同。美国政届和学界很多人表示，特朗普政府可能的政策影响将重新校准国际关系，而不是推翻1945年后的秩序。

结论

以往的霸权研究往往以国家为中心，并对物质权力进行狭隘的定义，而实际上精英知识网络在美国霸权的建立和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文的精英网络分析有助于解释广泛自由派精英在管理国内秩序威胁方面的作用。截至本文撰写时，精英知识网络的力量足以阻止支撑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国际条约体系发生根本性改变。作者还指出，对精英知识网络的进一步研究或许还能解释当前美国霸权秩序政治中看似动荡的阶段。

译者：陈暄杰，国政学人编译员，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硕士，兴趣领域为国际关系理论、气候安全。

来源时间：2022/12/8   发布时间：202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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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尧池  来源：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专机“空军一号”徐徐降落在北京机场，翻开中美关系的新篇章。然而，随着中国的发展与崛起，美国国内反华情绪日益高涨，“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同时，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与美国对华“脱钩”(decoupling)趋势愈加显著。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出台标志着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十字路口”，其发展面临严峻挑战。马凯硕在《中国的选择》一书中，通过对比中美政治文化与战略优势，梳理中美关系发展方向，认为中美应当加强战略互信，鼓励良性竞争。所谓“当局者迷”，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的研究为学界提供了宝贵的“第三方”视角，但其对于国内政治的分析也具有一定局限性。

一、来自东亚的新视角

关于中美对抗，中美学界已经数度展开探讨。王缉思教授和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教授合编的《释疑：走出中美困境》，收录了相关国际问题专家的专题讨论与政策建议。同年，美国前任驻东盟大使妮娜·哈奇格恩(Nina Hachigian)主编的《辩论中国：十次对话中的美中关系》(Debating China: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n Ten Conversations)付梓出版，中美学者以信件的方式交流彼此的观点与立场。学界一致认为，中美之间本应是一种建设性的长期关系，如今却走到“战略互疑”的悬崖，如何破除成见、相互理解、加强合作，是亟待思考的问题。

了解是互信的基础。近年来，观察和解读中美两国的政治生态亦成为热门话题。澳大利亚学者理查德·麦克格雷格(Richard McGregor)以带有挑衅性质的叙事描摹中国政治;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则以美国自由主义霸权的失灵为切入点，直指其僵化的外交政策。然而，西方学者由于缺乏对东亚政治模式的理解，相关研究或多或少都带有主观的偏见，鲜有学者能够以“融合式”视角，客观梳理中美问题的缘起及发展方向。

因此，马凯硕补充的“东亚视角”弥足珍贵。他出生在新加坡的一个印度裔家庭，在政府的资助下先后于新加坡国立大学、达尔豪斯大学攻读学位。学成之后，他供职于新加坡外交部，并曾担任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卸任后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特聘院士。由于成长在儒家文化圈，他的著作中常常带有亚洲文化的影子，如在《大融合》一书中，他试着探讨东西方和谐共处的可能性。在《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Has China Won? The Chinese Challenge to American Primacy)中，他通过比对中美的政治文化与战略优势，厘清中美博弈与地缘竞争的头绪，旨在消弭误解，促进互信。

在本书前三章，马凯硕整体介绍了中美博弈现状，抛砖引玉地指出处理中美关系需要思考的核心问题，分别剖析中美两国在之前竞争中犯下的战略失误，并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具体而言，中国疏远了美国商界的支持者，美国则缺乏一个全面、清晰的对华战略，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亟待更新。在第四章至第七章中，作者就两国国内政治环境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外关系变化进行解读，以旁观者的身份澄清两国对彼此的战略认知偏差。在全书的最后两章，作者从中美关系视域下，分析欧洲、俄罗斯、日本等国战略选择，并就中美关系的地缘竞争与深层矛盾进行总结。

本文将结合《中国的选择》一书，分别聚焦于中美两国，力图诠释中美关系的历史演变与未来方向。

二、中美关系的历史进路

中美关系在三个公报基础上先后经历两次重构，大致可以分为1972-1989年、1989-2017年以及2017年至今三个阶段。

由于勃列日涅夫以积极介入的姿态推进世界革命，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以“关岛主义”为基点，试图重新调整美国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中的战略地位，希望借重中国力量以制衡苏联。

随着冷战结束，两种声音贯穿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一种声音认为，美国应当积极接触中国并鼓励其参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从而塑造其政治经济模式与对外行为方式;另一种声音则敏锐地观察到中国的崛起，并将其视作美国未来的挑战。2017年以来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宣告接触战略破产，经济民族主义和美国认同主义(American Identitarianism)思潮日渐盛行。在偶然因素(特朗普现象)与必然因素(实力对比与认知转变)的交汇下，美国对华政策发生质的转变，中国被列为所谓的“战略竞争者”与“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state)。

对于如何理解中国崛起，美国学界有几种论断甚为流行。经济学教授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在2004年提出，中美贸易在特定情况下将威胁美国的长期利益，这一观点被美国保守主义者概括为“萨缪尔森之忧”。

而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另一篇政策建议中强调，美国应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与“金德尔伯格陷阱”，前者认为中国国力的提升或与美国产生严重冲突，后者认为中国无意承担提供公共物品的责任将造成世界秩序混乱。两者进一步激化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论调。

以今天的视角看，中美关系发展的特点之一便是“内大于外”：宏观层面看，有学者认为中美关系正在由“外驱”逐渐转为“内驱”。通俗地讲，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由幕后走到台前，从“棋子”变为“棋手”;微观而言，国内政治成为驱动国际对抗的重要力量，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

本书的作者马凯硕认为，中美之间的根本性矛盾即政治价值观念的差异，即美国强调个人权利，中国重视社会和谐。在此基础上，地缘政治的铁律、对于异族文化的恐惧、美国对华战略的误解成为推动中美竞争的三个结构性因素。不过作者所观察到的并非至善，中美之间日益缩小的实力差距以及特朗普“蛮权力”(rude power)的运用，都是影响中美关系走向的深刻原因。

三、中国道路与中国的选择

20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抱着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态度，带领中国人民逐渐探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中国化道路。作者首先提出的议题是：何谓“中国道路”，中国“路在何方”?

诚如马凯硕在书中所言，很少有人认为中国的命运是模仿西方，中国道路将是对人类历史的有趣补充。然而，美国却孜孜不倦地向发展中国家推行民主制度，人权与价值观亦是美国外交最顺手的工具。

作者在书中提出了有趣的观点：美国宣扬民主绝非因为民主本身，而是更多地基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考量，即通过鼓吹民主培植一个亲美政府，或者削弱、破坏当前稳定的社会。作者此言道出了西方的“小心思”，倘若民主是这样有益国家发展的法宝，显然不会轻易授之于人。

中国是否具有“扩张的野心”，这是中国道路的第二个重要议题。作者首先从现实的角度进行解释：美国的媒体总是选择性地报道中国的“进攻”姿态，却忽视美国自身的挑衅行为，因而塑造了一个好斗形象。而后在历史层面，作者认为汉族本质是农耕文明，中国的历史是崇尚和平的，政治思想亦非穷兵黩武。

历史为战略文化的研究提供注脚，地缘政治也总是与战略紧密相连。对于中国战略的研究，可以追溯到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与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论中国》，两者按照时间线索梳理了美国人眼中的中国。而对于中国战略文化的讨论，加拿大学者江忆恩的著作《文化现实主义》具有参考价值。

传统观点认为，中国的战略文化具有道德和现实的两种倾向;近年的研究发现，此二者并非系统性对立的观念，但总的来看，儒家战略是审慎的、自守大于扩张的。作者也赞同这一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批驳西奥多·罗斯福的扩张行径，这也与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对于美国的批判不谋而合：“以‘天定命运’之名在整个美洲大陆扩张，却宣称绝无帝国企图;对重大事件发挥着决定性影响，却矢口否认有国家利益的动机;最终成为超级大国，却声言无意施行强权政治。”

笔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思想也能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提供一条解释的路径，这也是作者在书中所忽视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石的外交政策;八十年代，中国提出“韬光养晦、绝不当头”的独立自主外交;十八大以来，中国明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由此可见，这种不称霸、不扩张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今后也将延续。

四、极化与分裂：美国的当下

自“五月花号”抵达美洲大陆，这些“虔诚的冒险者”在荒蛮之地建立起“指引世界的灯塔”。20世纪以来，美国自诩肩负神圣的使命，向世界宣扬自由贸易的价值信仰以及经济发展模式，后者被凝练为“华盛顿共识”，并被许多发展中国家奉为圭臬。尽管如此，美国的体制被证明不是唯一正确的，1997年金融风暴下的亚洲四小龙正是最好例证。

对于美国，作者首先批判其战略失误。总的来看，囿于国内政治的结构性挑战，美国往往作出非理性决策。当下的美国缺乏一个全面、长期、可行的对华战略，来解释和定位美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字里行间之中，作者流露着对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等人高瞻远瞩的赞许以及对特朗普政府的批判。

作者认为，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的战略失误在于以下三点：首先，“美国优先”的信条促使特朗普政府不得不采取单边的方式处理对华关系，进而自绝于美国辛苦建立的国际多边体系，使得盟友对于美国的信任急剧减少。其次，特朗普政府将美元“武器化”，频繁制裁使得国际社会不得不做好降低对美元依赖的预期。最后，究其本质，“美国是世界第一”的观念使得美国难以做好分享国际舞台的准备，这种僵化的认知使其难以做出灵活的对外决策。

战略调整的失败进一步解释了美国国内面临社会不平等的危机，而一个强大的美国国内社会对于战略制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者着重强调美国内政与外交之间的互动。对于美国的体制，作者将其形象地描述成“新封建主义”及“美国的三级会议”。绝对的金钱带来绝对的权力，也因此带来绝对的腐败。“向钱看齐”的政治模式以及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使得“机会均等”的美国梦摇摇欲坠。外交政策僵化背后掩盖的，是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以及愈加死板的富豪政治。

具体而言，美国的智库为外交决策提供参考性意见，而在市场化运营的理念下，鼓吹“中国威胁论”的智库更容易得到国防利益集团的赞助，利益集团的游说很大程度上绑架了外交政策的制定。另一方面，五角大楼和美国外交决策机构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使得美国重军事而轻外交，而轻率的干预往往使得事情变得更糟。

对于国内政治议题，作者认为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或许不如中国，但对于个中原因并没有过多涉足。美国当下激烈的社会冲突实质上是身份对抗因素与资本逻辑作用的共同结果：长期以来，两党的竞选策略强调文化逻辑而忽视阶级议题，贫富的分化使得美国逐渐形成“上层合作、底层分化”的社会结构;而特朗普遵从着美国政治制度的惯性，推行激进的政治举措，使得大国冲突将成为国内阶级矛盾转移的场域。

同时，美国的社会动荡也在自下而上地传导，具体表现为精英层面的政治极化。近来的研究发现，美国政治极化纵容了对宪法和民主规范的挑战，助长美国政治的种族化，削弱美国政府的治理能力，深刻地溶蚀美国民主体制。

五、结语：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节点

自2021年执政以来，拜登政府基本上延续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框架与对华战略竞争，经济遏制与安全遏制的交织大大加强中美问题的复杂程度。纵观全书，作者以对现状的批判为主，立论不多，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其一，中美应当摒弃偏见，凝聚共识，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封闭的心态与狭隘的认知都是不可取的，这都会导致对彼此实力的误判以及战略意图的误解。只有充分调动理性，才有可能释解互疑、走出困境。

其二，作者鼓励中美之间良性竞争。两国政府都应当以增进人民福祉作为第一要义，减少不必要的军事开支，把外交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优先手段，致力于“和平共处”，达到中美博弈的“帕累托最优”。

其三，中美关系的发展关乎于全人类。“最终的问题不再是美国或者中国赢了，而是人类是否会赢得胜利。”中美关系将成为横亘于世界政治秩序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理性地管理冲突和危机符合所有国家的长远利益。

在书中，作者以一个裁判似的视角，客观、公允地督促着两位选手，并真挚地提出意见。他以清晰的条理阐释中美之间的博弈，并客观地撷选材料加以论证，这种不偏不倚的视角是极其宝贵的。在具体的分析当中，作者更偏向经验论以及实证材料，缺乏理论的批判，全书多次提到地缘政治但基本在延续布热津斯基的思路。另一方面。作者“第三方”的身份使其对于两国的政治生态都缺乏深入体察，因此没有展开更多探讨。但这并不掩盖书中的闪光之处，中美之间的博弈本就繁芜庞杂，很难面面俱到。

作者在书中屡次提到乔治·凯南，显然，中美博弈给予遏制思想以新的生命。而在当下，遏制的形式与内涵呈现出多元的面貌。张小明教授在《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中的思考仍然极具现实意义，在此援引为结语：

“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时代，大国之间的斗争只能采取和平的方式，而且战略竞争的结果主要取决于竞争各方能否保持自身社会的健康与活力……冷战时期如此，冷战之后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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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22/12/8   发布时间：202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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