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民智国际研究院

导语：

现阶段，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与中国的崛起，促使美国战略界开始重新思考，政府是否应该对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特定产业进行支持?对支持者来说，新的美国产业政策对于应对中国以国家主导发展的经济体至关重要。他们指出，产业政策不仅仅在中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使用，而且历史上的美国也曾使用。不过在批评者看来，产业政策不可避免地扭曲了自由市场，因为奖励公司的不一定是其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也可以是其游说立法者的技巧。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总统颠覆了共和党在贸易和经济政策上放任自由、不干预市场传统立场，为了增加就业机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补贴传统能源行业与制造业，并发动了与中国的贸易战。回顾美国此前的产业政策历程，华盛顿往往在感知到外部威胁时便做出反应，实施为自身所不齿的产业政策以扩大国家利益，在安稳度过“危机”焦虑后，又开始抨击和打压他国的“非市场行为”。当前，为应对国际新形势下全球供应链动荡和中国崛起，拜登政府监督了包括《2022芯片与科技法案》和《通胀缩减法案》等重大产业政策立法的通过。这一系列法案的通过标志着美国产业政策的新一轮回归，反映的不仅是美国游说集团的利益，还体现出美国将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大国竞争与国家安全挂钩的思维转变。

本文编译自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FR)的政策背景介绍，原标题为《产业政策正卷土重来?》(Is Industrial Policy Making a Come back?)。作者为CFR每日新闻简报的编辑安舒·斯里普拉普(Anshu Siripurapu)和助理编辑诺亚·柏曼(Noah Berman)。文章略有删改，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思考，与公众号立场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与中国的崛起，促使美国各界重新讨论政府在塑造经济方面可以起到的作用。当前的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的产业政策似乎正在回归。产业政策一般是指政府努力促进其所认定的，对国家安全或经济竞争力具有至关重要作用的特定产业。罗斯福研究所的托德·塔克(Todd Tucker)将产业政策定义为：通过改变投入成本、产出价格或其他监管待遇，鼓励资源从一个行业或部门转移到另一个行业或部门的政策。

这些行业通常是那些重型制造业或有军事用途的行业，如航空航天、半导体和造船业。政策措施可以是保护性关税或其他贸易限制，直接补贴或税收减免，研究和开发(R&D)的公共开支，或政府采购(政府购买的商品和服务，如军事装备)。CFR高级研究员爱德华·奥尔登(Edward Alden)指出：“这是政府把拇指放在天平上，而不是仅仅假设市场结果产生的最大利益。”

产业政策以前在美国如何被使用?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被广泛认为是美国第一个工业政策的主导者。1791年，汉密尔顿起草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主张通过关税和补贴的组合来支持刚刚起步的美国制造业。(编者注：即著名的幼稚产业保护政策，通过上述手段保护本国刚发展的工业不受到国际市场受到打击，待其发展壮大后再进入国际市场)

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吉尼什·锡塔拉曼(Ganesh Sitaraman)写道，汉密尔顿的这种产业保护传统在美国历史上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例如亨利·克莱对“美国制度”的设想——在19世纪初将关税、国家银行和基础设施发展结合起来。锡塔拉曼将美国工业政策的其他几个传统归功于早期的美国领导人，包括专注于促进研究和基础设施而不是特定行业的“富兰克林传统”(编者注：即支持大规模基建项目以保证各行业能够快速发展，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要想富先修路”)，以及以通过使用反托拉斯和其他法规创造竞争市场为中心的“麦迪逊传统”。

然而，在发达经济体中，美国在历史上是“最不愿意以任何形式持续使用产业政策的。”CFR的奥尔登说，“华盛顿通常在对感知到的外部威胁并做出反应时便会接受产业政策。”专家们将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在20世纪30年代的许多新政计划作为早期的例子。这些计划包括试图对一系列行业的工资和价格进行监管的国家复苏管理局，以及随后进行的大规模的二战动员。

二战后，美国的工业政策主要来自与苏联的竞争。其中包括太空竞赛的驱动。比如五角大楼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就是为了应对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而成立。其后来还在现代互联网技术和全球定位系统(GPS)等领域实现了突破。同样的，在20世纪80年代，与日本在半导体行业的竞争激起了人们对美国衰退的担忧。这种不景气导致了Sematech的成立，这是一个由14家美国公司组成的政府支持的财团，旨在通过协调研发支出和制定共同标准来加强该行业。而最近的例子，比如成立于2009年的ARPA-E项目，便是能源部自己用来开发新能源技术的项目。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于2016年开始的“美国制造”倡议，让美国建立起了十多个专注于促进先进制造业的公共和私人研究机构。

产业政策为什么会有争议?

产业政策的争论之所以会有争议，是因为它涉及了关于自由市场和政府在经济中各自的作用，以及其更深层次的长期争议核心。支持者认为，政府有能力也有责任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构建经济，因为自由市场可能无法做到这一点。例如，美国指南针(American Compass，美国著名的保守派智库)的执行董事奥伦·卡斯(Oren Cass)认为，制造业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利益，如稳定、高薪的就业，而这些利益并没有被计入个别公司的决策中。哈佛商学院教授Gary Pisano和Willy Shih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因为制造业的专有技术已经丧失，离岸生产阻碍了美国的创新能力。

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可以确定它需要在国内生产的关键商品，以保证国家安全。同时，支持者还认为，政府应该为研发提供资金，因为社会效益远远超出了公司的投资范围。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ITIF)的罗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D. Atkinson)说：一个明智的产业政策应该把重点放在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价值产业上，这些产业具有民用和军事用途，而且一旦失去就很难再恢复。

批评者反驳说，自由市场比政府更善于识别那些具有成功潜质的公司，而且干预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裙带资本主义，即政治关系良好的公司以牺牲其竞争对手的利益为代价。卡托研究所的斯科特·林西肯(Scott Lincicome)记录了他所描述的一系列以安全为动机的产业政策的失败，包括美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为支持半导体产业所做的努力，他认为这些努力对半导体产业没有什么帮助，甚至可能造成损害。一些左派专家也警告说，产业政策可能导致企业权力更加集中，他认为这将扼杀创新并损害国家安全。

美国国内目前的辩论关于什么?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发展，产业政策逐渐失宠，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是自由市场政策的结果，如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促进自由贸易。但是，由于中国的崛起、经济不平等的加剧、气候变化的威胁以及新冠肺炎的大流行，展现出来的供应链的脆弱和经济的疲软，都让支持或反对的两派政策制定者都重新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兴趣。

民主党人越来越多地提出了大胆的建议，有意回溯到FDR时代(20世纪三十年代，民主党人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任期间，提出的政府干预)。例如，拟议的绿色新政设想了一个广泛的、以气候为中心的产业政策，侧重于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和制造业。在右翼，特朗普打破了共和党长期以来的经济正统观念，宣称要恢复美国的就业机会，特别是在制造业。他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洗衣机和太阳能电池板征收关税，对中国价值数千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了额外关税，并阻止中国对美国科技公司的几起高调收购。但许多专家批评特朗普的关税是无效的，说这些政策实际创造的就业机会很少，而消费者和其他行业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其他一些共和党人也纷纷效仿，参议员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在2019年12月的一次演讲中说：“市场总是会达到最有效的经济结果，但有时最有效的结果与共同利益相抵触。”他主张美国采取新的工业政策来对抗中国，并带回“有尊严的工作”。他的计划包括增加联邦研发支出，鼓励对航空航天和铁路等“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进行投资，并激励企业对工厂和机器进行更多投资。

卡托的林西肯建议，美国应该向“使美国伟大的东西”倾斜，比如支持高科技人才移民美国，削减税收和法规，确保与盟友达成的新贸易协定等。林西肯进一步认为，工业政策的支持者描绘了一幅美国衰落的图景，但这远比现实要暗淡。虽然就业率下降了，但在过去20年里，制造业的产值却上升了，而且随着服务业的发展，该部门在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下降，这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情况一致。

拜登的产业政策做了什么?

拜登总统在竞选时曾承诺“重建美好未来”计划(Build Back Better Plan)，提出了数千亿美元的新支出，以提高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并承诺采取“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外交政策。上任后，他的第一项行政命令，旨在加强所谓的“购买美国货”法律，该法律要求联邦政府从美国公司购买商品和服务。而在其另一项行政命令中，他开始用美国制造的清洁能源车型取代联邦政府的庞大车队，这对美国国内电动汽车行业来说是一个潜在的福音。

2022年8月，《芯片法案》的通过将会使美国政府把大约2800亿美元用于科学研发和半导体生产，希望鼓励先进技术制造业转移到美国并远离中国。在该法通过后的几周内，有六家半导体制造商宣布计划利用联邦补贴来加强他们在美国的生产。为了从该法律中获得资金，公司必须承诺不在中国、伊朗、朝鲜或俄罗斯建立某些类型的设施。此外，拜登政府还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行动：为了在新兴技术方面超越中国，限制中国获得先进计算芯片，以及打击中国维护和开发超级计算机以及制造半导体的能力，拜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出口限制措施。

同样在8月通过的《通胀缩减法案》包含额外的600亿美元的税收减免、赠款、贷款和投资，以使先进的运输和技术制造业回到美国。该法包括为消费者和电动汽车制造商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新补贴。这些电动汽车的最终组装在北美进行，其电池包含主要来自美国或其贸易盟国的部件和关键矿物。2023年后，在中国制造电池部件的汽车制造商将没有资格获得美国政府补贴。

然而，CFR的香农·奥尼尔(Shannon K. O’Neil)警告说，推动将一些国内制造业重新引入美国，实际上可能会使国内的供应链弹性降低。因此他认为，美国应该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等盟友协调，建立联合供应链和战略储备。这种合作将使其能够应对未来的危机，并避免低效地集中在少数制造商身上。“将世界拒之门外并不是缓解差距和带来繁荣的方法。如果美国想保持一个经济强国，与亚洲、欧洲和其他国家竞争全球消费者、企业和行业，它就不能独自行动，它需要邻国。”奥尼尔写道。

编译：马宏涛

来源时间：2022/11/25   发布时间：2022/11/25

旧文章ID：28844

作者：  来源：香港01

自11月14日中美元首会晤之后，两国启动了不同领域的一系列密切互动。11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印尼巴厘岛见了美国财长耶伦(Janet Yellen);11月18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泰国曼谷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Chi Tai)进行了坦诚、专业、建设性的交流;11月19日，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透露，中美两国气候问题特使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期间进行正式磋商。11月22日，正在柬埔寨出席第9届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应约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Lloyd Austin)举行会谈。这是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后，中美两军高层首次对话，也是中美两国防长今年继4月通话、6月线下会谈后的第三次沟通。

这些，都被一些人看做中美关系正在企稳的最新迹象。有美国媒体据此认为，「中美关系正在解冻」。

频密，本身就是信号。这些会见的契机，消息里说得很明确了，正是落实中美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的共识。中美双方各不同层面的团队如此快速高效地面对面沟通，近几年来看，并不多见。

经济：战术层面专业化处理分歧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美元首会晤后，中美经济团队就宏观经济政策、经贸等问题进行了3次沟通，可见其急迫性。

11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G20领导人峰会期间会见了美国财长耶伦;

11月16日，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艾伦(Craig Allen)和其率领的美企业代表团;

11月18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泰国曼谷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应约会见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特别需要用放大镜来看王文涛同戴琪的会晤。可以对比看看戴琪自2021年3月17日正式上任以来，与中方的三次交流，是如何描述的：

第一次交流，在2021年5月27日，是「坦诚、务实、建设性」的;

第二次交流，在2021年10月9日，是「务实、坦诚、建设性」的;

第三次交流，也就是最近这次，是「坦诚、专业、建设性」的。

「坦诚」的态度和「建设性」的目标没有变，只有「务实」这个词，变成了「专业」。

什么叫「专业」?「专业」，在当下这个环境来说，就是不要把经贸问题政治化，不要为了实现某种政治目的而去污名化，或者是扭曲实际的经贸行动。这个观点，实际上是美国企业界的共识。无论是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科技制裁还是双向投资限制，无一不是把意识形态凌驾于经济问题之上。两国利益都直接受到影响。因此，还是应让专业的事情回归专业，这个道理，不难懂。

2020年，中美贸易额按年增长8.3%;2021年，中美贸易额按年增长28.7%;今年前10个月，中美贸易额按年增长5.1%，达到6398.3亿美元。再看看美国企业代表团的动作，也能说明问题：嘉吉(Cargill, Incorporated)，今年连续几个月持续宣布增加对华投资。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在中国投资的广州重大石化项目开工，成为美国企业在中国独资建设的首个重大石化项目……

这些数据和行动反映的，是全球两大经济体停止经贸活动的不现实。下一步，就是在不能「脱钩」的宏观认识上，找到解决问题的具体路径。这也是理解本次通话「专业」所在的另一个线索。

还值得进一步观察的是：2021年5月，双方第一次交流的具体内容，提到了发展双边贸易;2021年10月，第二次交流的内容有三个方面，主题基本是围绕中美经贸关系;这次就不一样了，消息稿说得很具体，中美不仅讨论了中美经贸问题，还讨论了多边和区域经贸问题。

中美经贸层讨论维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对外展示得正越来越明显。讨论中美经贸问题，着眼点还有区域和全球。

中美同处亚太区域，都与亚太国家贸易往来密切，但美国提出所谓「印太经济框架」对抗中国，中美不会不聊聊如何协调区域贸易政策。「印太经济框架」的成员国日韩，最大的贸易伙伴都是中国，东盟十国与美国的贸易额仅占东盟十国与中国贸易额的43.7%。这么来看，专业，不应该是不计成本放大分歧，而应该是寻找区域的共同利益。

此外，包含中美在内的亚太地区的供应链合作是非常密切的，在电子、机电、汽车、新能源等很多产业的产业链上都有非常突出的体现。

不久前，美国宣布「豁免」东南亚四国的光伏组件关税。表面上，这和中国没什么关系，但实际上，在这个区域内，光伏产业链的上下游已经形成了互补的分工协作，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在这条链条上环环相扣，不是外力能轻易拆解的。强化新能源转型的美国，更是依赖于这一供应链的充分供给。这就是中美经贸关系在区域连线成网的底色所在。

再放眼到全球，中美经贸关系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经贸关系之一，对全球多边经贸体系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年结束的世贸组织第12届部长级会议，中美之间的合作就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会议持续了6天，达成了世贸组织过去9年内的首份多边协定。这些用专业和理性促成的合作成果，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世界负责。

回过头来看，中美谈到现在，从战略上讲，双方的原则彼此都已经很清楚了。而从战术上讲，一些核心经贸问题的分歧肯定会越来越专业化，双方聊得越专业，也意味着越在深入沟通，切切实实去真正解决问题。

把分歧从意识形态对立的战略层面落实到具体务实的战术层面，这是好事，更是智慧。

军事：危机管控将是两军主线

在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Paul Pelosi)访台后，北京宣布多项反制措施，包括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及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等，此次魏凤和与奥斯汀的会晤，是两军军事对话的重启。

这次对话，最「抢镜」的自然是魏凤和在会谈中掷地有声地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这展现出中国军队的强大决心和必胜信心。但基本上，这就是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立场的一再重申。

在今年6月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当时「爆点」内容也是台湾问题。也是在那次香会上，魏凤和响亮地说出，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分裂出去，解放军一定会「不惜一战、不惜代价，一定会打到底」。

台湾问题，一定是未来最容易引发中美「擦枪走火」的关键所在，但就本次魏凤和的表态，基本上是态度的一再表达和重申。

在观察人士看来，相较于媒体抓住不放的这个「爆点」，其实更重要的是，这次军方恢复面对面交流，对稳定两军关系、避免因为战略误判出现擦枪走火，是非常必要，也是非常重要的。双方对危机管控的重视值得更加关注到。

今年以来，中美国防部长第三次沟通交流。值得注意的是，三次交流，中美都谈到了危机管控的问题。今年4月，中方讲的是管控风险危机，开展务实合作，确保两军关系正常稳定发展。说这话的背景，是一些地区热点问题可能产生溢出效应引发危机，中美两军都有管控风险、稳定两军关系的意愿;今年6月，中方谈的是管控好矛盾分歧，不把矛盾分歧变成冲突对抗。很明显，中方的措辞发生了变化。原因是美方没有将拜登总统的「四不一无意」承诺落到实处。会谈前，美军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对美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战区部队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做好挫败任何挑衅准备。此次会谈前一周，奥斯汀就公开表示，需要努力保持同中国沟通渠道的畅通，这有助于危机管控。

在这次的东盟外长会议上，中美防长谈危机管控，谈论「不相撞」的问题，「不相撞」就是在军事层面上不发生冲突。中美两个大国，不发生冲突、不发生战争，对两国以及世界都至关重要。不发生冲突本身，就是危机管控的一部分。

奥斯汀还表示，希望中方开通战区层级的沟通渠道，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John C. Aquilino)希望与他的中国同行也能沟通。中美之间有两条热线，一条是元首级别的，一条设在国防部。开通战区层级的热线，有助于中美加强沟通，更好地管控分歧。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一定还是会说这样那样的一些「狠话」，这一方面是为了安抚盟友，美国的策略就是「结盟」，而另一方面，在美国国内政治大环境下，也要看到美国五角大楼和美国军方会做出一些有利于自己的表态。对此，不用大惊小怪，因为美国国会里的「对华强硬派」希望看到这些。该斗争斗争，该谈就谈，该合作就合作，这才是大国气魄，也是负责任大国该有的样子。

危机管控，近来经常被提及，相信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中美两军间最受关注的一条主线。而这里的一个关键核心自然是台海局势的危机管控。

当然，观察中美两军关系或者说中美关系的发展，还需关注两大背景。

一是中国开展的新一轮外交正在赢得世界更全面的理解。11月8日至13日的东盟峰会及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15日至16日的G20峰会， 18日至19日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前后12天时间，三场重量级地区及国际峰会密集举行。在此期间，中国不仅展现出积极进取的外交姿态，也体现了始终维护并践行真正多边主义的外交理念。

二是究其本源，美方需要矫正对中国的战略误判。

美国在10月陆续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前者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后者把中国视为美国的「首要战略竞争对手」，认为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最根本威胁」。美国还试图把自己的对华战略定位强加给国际社会。奥斯汀称，「北京是唯一想要改变国际秩序，且越来越具有改变国际秩序实力的竞争对手。」

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都忍不住批评美国政府，认为美国对华战略判断一直存在错误，毫无必要将中国当成「致命的威胁」。

结合之前提到的中美密切沟通，可以看出，美国的对华战略充斥着竞争与合作的矛盾心态。在这方面，美国不仅需要有行动能力，更需要有正确行动的能力。

但这是不容易的，如今中美已经是G2，中美的结构性矛盾源于「老大」对崛起的「老二」之不信任和敌意。如今只要中美综合国力差距进一步缩小，中美关系的天秤进一步倒向「矛盾冲突」就不会变。美方活在权力格局中，这种权力格局容易演变成力量的冲突，这就没有办法不对中国产生战略误判。

来源时间：2022/11/25   发布时间：2022/11/24

旧文章ID：28838

作者：Lingling Wei / Charles Hutzler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中国正寻求通过美国企业界的一位老朋友，来加强与美国的沟通。目前习近平正试图稳定双边关系，同时为这两个大国之间更大程度的竞争做好准备。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上周习近平与拜登举行峰会的几天前，北京方面派遣了一个由高级政策顾问和企业高管组成的代表团前往纽约，与一个由保险业高管格林伯格(Maurice "Hank" Greenberg)组织的美国同行团体会面。格林伯格是在中国最成功的美国商人之一。

华尔街高管长期以来一直在北京的权力走廊中占有特殊地位。北京将97岁的格林伯格视为中国领导人所说的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格林伯格是一位二战功勋老兵，也是共和党的主要捐助者，他是保险和投资公司C.V. Starr & Co.的首席执行官，也是保险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Inc., AIG)的前首席执行官。

新冠疫情暴发近三年来，还没有像格林伯格招待的这样的高级别代表团来过美国。其间，中美关系已跌至双方认为的数十年来最低点，两国政府就新冠病毒起源、中国人权记录以及北京方面对台湾施加的军事和经济压力等诸多议题争论不休。

这些知情人士说，习近平在今年10月的中共二十大会议结束后立即首肯了由中国外交部下属的一个智囊团组织的这次行程。二十大会议巩固了习近平的权力。这些知情人士说，上述美国团体还在会谈前通知了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简称NSC)和其他机构。NSC不予置评。

中美双方都已表示愿意尝试至少使两国关系不进一步恶化。在上周于印尼会晤时，拜登和习近平承诺重启气候变化相关合作，并恢复其他高级别接触。

然而，不信任感仍然很强，台海紧张局势和美国的技术管控是最新痛处，习近平和拜登政府都在制定政策以抗衡对方的力量和影响。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副主席罗素(Daniel Russel)说，习近平正寻求某种程度的稳定，以便为与美国展开更大程度竞争做准备;鉴于双方在任何层级上都缺乏接触，任何直接对话都是有价值的。罗素曾是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从事与中国事务相关工作的官员。

随着国内政治格局尘埃落定，习近平开始将部分注意力转移到调整其他一些政策上，这些政策使中国几乎与西方世界隔绝，包括在国内采取的严格防疫措施，以及几乎暂停与美国之间官方层面的接触。

知情人士称，在双方都明确了政治日程的情况下，习近平首肯了该代表团，意在向华盛顿发出信号，表明他打算防止两国关系脱离正轨，并找到一种沟通的方式。

中国高级官员已开始认为传统的所谓“二轨”(Track II)对话大多是无效的。“二轨”对话指的是双方智库和行业团体之间的民间渠道外交。

20世纪90年代末，格林伯格曾努力游说克林顿(Clinton)政府，帮助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18年中国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习近平授予格林伯格中国改革友谊奖章，他因此成为中国这一荣誉的10位外国获得者之一。改革开放使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更加密切。

今年夏天，随着中美之间紧张关系持续升温，格林伯格公开表示支持与中国接触，而不是与中国脱钩。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7月份的一篇观点文章中，他宣布成立一个由美国高级商业和政策领袖组成的小组，以帮助“重建具有建设性的双边对话机制”。

知情人士表示，中国驻美国大使、深受习近平信任的职业外交官秦刚让中国领导层注意到了这篇报道。习近平随后首肯外交部成立一个小组，该小组与格林伯格建立的由前高级官员和商界领袖组成的小组类似。

中国外交部下属智库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被指定为该小组的组织者。据上述知情人士称，这个小组的成员包括曾任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前商务部长陈德铭和前国家发改委副部长宁吉喆。

11月10日和11日，中国和美国的这两个小组在C.V. Starr位于公园大道的总部进行了讨论，双方各有13名成员参加。据知情人士称，美方成员中包括格林伯格、农业综合企业ContiGroup Cos.的首席执行官Paul Fribourg、前美国参议员Joe Lieberman和两位前美国驻中国大使——前蒙大拿州民主党参议员博卡斯(Max Baucus)和前艾奥瓦州共和党州长布兰斯塔德(Terry Branstad)。

在C.V. Starr的一间会议室里，与会者分坐在一张长桌的两边，桌上铺着乳白色桌布，中间摆着花束。会议室外面的墙上挂着格林伯格与几代中国领导人会面的照片。

参加讨论的退役海军上将迈克尔·马伦(Mike Mullen)表示，和美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一样，他对两国关系的下滑趋势感到担忧，中方也有这种忧虑。

“我们正处在一个危险的时期，”马伦说，他称这是与会双方的共同感受。“作为当今的两个大国，我们需要设法扭转这一局面。”

据与会者称，在这次一天半的会议中，双方讨论了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以及两国政府可能合作的领域。中国政府称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与会者称，美国代表团强调了台海和平的必要性，而中国代表则强调了台湾最终与大陆统一的重要性。

据与会者称，上述中国小组暗示，中国政府可能愿意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朝鲜问题等地缘政治事项上与华盛顿方面合作。但中国代表团似乎将合作的前提条件设定为华盛顿方面在台湾等问题上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以及放松向中国公司出售高科技的限制。

在上述讨论结束时，中国代表团提出明年在中国举行下一轮会议。该代表团由前外交部副部长、现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王超带领。

格林伯格的高级助手表示，拜登政府已经听取了美中代表团在这项名为“Morefar Project”的安排下的交流情况。这一安排以格林伯格在纽约州北部的一处僻静庄园命名，该庄园通常被他用来招待政府和商界领袖。

来源时间：2022/11/22   发布时间：202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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