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力  来源：澎湃新闻

从占全球经济的比重、科技水平等指标看，美国依然是超级大国。但是，世界正在进入文明竞争的长周期，从文明竞争的视角看，美国正在从超级大国“回归”普通大国。这一过程，始于2008年金融危机，初步成型于特朗普时期。拜登整体上延续了特朗普主义。2030年前后，美国有可能成为一个“正常的普通大国”。

成为超级大国需要主客观两方面条件：主观上有意愿;客观上有能力且国际社会也能接受。这里的能力指综合能力，主要包括：一套新的外交理念与执行这套理念的外交人才、对国际机制的构建与把控、超强的经济实力、领先的教育与科技水平、强大的军事能力与全球军事同盟体系。从文明竞争的视角看，则要求一种文明的全球影响力明显高于其他文明，不但客观上具有压倒性优势，主观上也愿意将这种优势操作化。二战后的美国是典型例子。

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时代背景

美国的孤立主义始于乔治·华盛顿，并长期得到遵守，一战战胜国的地位也没能让美国放弃孤立主义。而珍珠港事件则让孤立主义在美国大幅度退缩。大部分美国人意识到，孤立主义并不能保证美国的安全，美国有必要主导全球集体安全体系的构建，以保证世界和平，进而切实保护美国的安全。这解决了美国领导世界的主观意愿问题。

客观因素方面，二战前，以“十四点建议”为代表的一整套美国外交理念尚未取代欧洲人主导的近代外交理念，欧洲式的外交理念依然是全球的主流，其主要特征包括：帝国理念、正统主义、大国协调、欧洲中心、秘密外交、殖民地体系、炮舰外交。

历史地看，17世纪上半叶的三十年战争是新教国家集团与天主教国家集团之间的宗教战争，由此缔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带来的主权理念，要害在于赋予一批国家信仰新教的自由，“教随国定”等原则获得承认。这标志着欧洲从神权时代步入君权时代，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主权国家时代。拿破仑战争的划时代意义在于，用“主权在民”的理念取代“主权在君”的理念，唤醒法国人的民本意识，从而把波旁王朝治下缺乏认同感的普罗旺斯人、布列塔尼人、勃艮第人、洛林人等等塑造为“法兰西人”。“法兰西民族”由此成型。拿破仑战争的巨大成功使得“民族国家”理念在欧洲生根、发芽、扩散，推动欧洲形成“主权在民的民族国家体系”。通过几波民族主义浪潮，全球越来越多的地方以“民族国家”的身份独立建国。美利坚联邦就是民族理念的第一批受惠者。普鲁士王国境内则诞生了强调民族精神、民族特性的“文化民族主义”，它唤醒了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邦联)境内各邦人的“民族共同体意识”。二战后，“民族国家”成为全球现象，世界进入了“民族国家体系”时代。

美国的工业产值在1894年(当时还没有GDP这个概念)就成为世界第一。但在二战之前，领导全球机制的是欧洲几大国，全球教育与科技中心依然是欧洲，经济上美国相对于欧洲的优势还不够大。美国的军事实力同样如此，以海军为例，1922年《五国海军条约》规定的英美日法意五国主力舰吨位比是：5:5:3:1.75:1.75(按照吨位计算则是52.5万吨:52.5万吨:31.5万吨:17.5万吨:17.5万吨)。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构筑的全球殖民体系控制着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与人口。

两次世界大战不但摧毁了欧洲领导世界的能力，也使得欧洲丧失了领导世界的正当性：自诩文明、富裕的欧洲，其主要国家之间竟然以总体战的方式互相摧毁，还发生种族灭绝行为。这昭告世界，工业革命、民族主义与帝国野心已经把欧洲变成了全球最野蛮的地区，欧洲式世界治理体系彻底失败。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是效法欧洲外交理念的典型例子。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老欧洲的帝国理念、大国协调、秘密外交、炮舰外交、殖民地政策也成为日本效法的对象，并以“脱亚入欧”化解“欧洲中心”，以“黄种人代表、打败俄罗斯帝国的大日本帝国”身份化解“正统主义”。日本在二战中的失败，再次验证了欧洲外交理念的过时与欧洲式世界治理体系的失败。

一战摧毁了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与奥斯曼帝国，也削弱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却让大英帝国领土扩张到极限，维也纳体系下的大国均势宣告终结。基于凡尔赛和约的国联是维也纳体系的余声与回响，但英法主导下的国联力量非常有限，原因有二：实力最强的美国游离于国联外：“欧洲宪兵”俄罗斯帝国解体，取代俄罗斯帝国的苏联奉行与西方不同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担任国联常任理事国的时间只有五年(1934-1939)。因此，国联连意大利都制约不了，更不可能约束住矢志扩张的日本。

美国领导能力的构建

二战严重地削弱了英法两国的实力，德国与意大利成为战败国，“亚洲优等生”“大日本帝国”惨败，苏联在付出巨大代价后成为军事强国。美国则成为世界的兵工厂，并为同盟国提供经济支持。二战结束时，美国GDP占世界的56%，工业产值占世界的40%，外贸占全球的三分之一，钢铁产量占世界的64%，石油产量占世界的70%，黄金储备占世界的73%(约200亿美元)。而曾雄霸世界经济100多年的英国，外债超过120亿美元，黄金储备仅100万美元。

军事方面，二战结束时的美国，总兵力达到1050万，各型舰艇10759艘，航母50多艘，并且独家拥有核武器。这时的美国，有能力与全球其他国家组成的“世界联军”作战并获胜。

二战中，全球特别是欧洲大量教育与科技人才向美国移民，使得美国取代欧洲成为世界学术中心、教育中心与科技水平最高的地区。

外交理念上，以“公开外交、公海航行自由、贸易自由、全面裁军、公正处理殖民地争议、民族自决”为主要内容的威尔逊主义，经过二战洗礼，大幅度取代欧洲人主导的外交理念并形成了国际政治中新的政治正确。《大西洋宪章》就是一个例子，连典型的帝国主义者丘吉尔也不得不接受威尔逊主义的一些内容(如不追求领土扩张、民族自决、机会均等)。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则成为美国在全球收割人心的一大利器。外交实践上，富兰克林·罗斯福、哈里·杜鲁门、乔治·凯南、保罗·尼采等一大批美国精英把握时势，把美国的实力与潜能转化为美国对世界的制度化影响力。

二战后美国治理世界的方式

可见，直到二战后，美国才具备主客观条件替代欧洲大国充当世界领导国。二战后的美国因而得以联合新教-天主教文明圈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并吸纳其他文明圈国家，创建起主要基于国际制度的国际新秩序并延续至今：政治方面的联合国，安全领域的联合国安理会，金融领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贸易领域的关贸总协定(及其继承者世界贸易组织)，文化领域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机制固然具有普世性的一面，但这些机制，美国通常是最大受益者，其对国际组织的影响力也明显大于其他国家，典型如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对重大事项的否决权。

而在军事领域，基于超强军事实力，美国搭建起双边或多边军事同盟体系：欧洲有北约，中东有“巴格达条约组织”(存续期为1955-1979年)，东南亚有“东南亚条约组织”(存续期为1954-1977年)、美泰军事同盟、美菲军事同盟，远东有美日同盟、美韩同盟，大洋洲有《澳新美安全条约》(存续期为1951-1954年)与美澳同盟。美国的军事基地遍布全球(最多时达到5000多个，现在依然有800多个)。军事基地与同盟体系不具有普世性，却为美国充当世界警察奠定了暴力保证。

与英国通过殖民体系来治理世界不同，美国只拥有少量的殖民地以及若干委任托管地，它主要通过国际机制来领导世界。但是，在民族意识觉醒的时代，美国即使有心效法英国也难以做到。同盟体系与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则让美国得以用较小的成本控制全球大多数战略要冲，而不需要面对殖民地的副作用，包括管理殖民地的巨大成本。国际机制则为美国提供领导世界的正当性，并发挥美国的优势。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例，它让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美国不但避免了汇率风险，还可以享受铸币税。而生产成本可以忽略不计的美钞为美国从全球换来实实在在的货物与服务，加上巨大的美国市场，使得各国都愿意以低廉的价格向美国出口商品，美国人因而得以独享“优质低价”的商品与服务。科技与教育优势既为美国吸引全球人才，也让美国在科技、制造业、服务业领域保持优势，而基于自由贸易理念的关贸总协定与世贸组织，长期以来也有利于美国优势的发挥，特别是在服务业(金融业、信息技术业)与先进制造业领域。

美国相对衰弱的历程

美国的优势地位并没能长久地保持，特里芬难题(编注：当一个国家的货币同时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时，有可能造成国内短期经济目标和国际长期经济目标的利益冲突)决定了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做法难以维持。石油危机促成美国在1971年放弃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调整是为了应对外来压力，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则来自美国内部。华尔街制造的金融危机殃及全球后，美国自身通过量化宽松实现了经济率先复苏，其他国家则不得不为摆脱危机而苦苦挣扎，欧洲五国(PIIGS)是典型代表。这意味着美国不但无法充当世界经济的稳定器，而且成了世界经济不稳定的根源。政治与安全上，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推行的大中东民主计划与反恐战争，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则让美国在全球特别是伊斯兰世界的声望大跌，并引发对美国的新一轮仇恨。

冷战刚结束时，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意气风发，认为自己是新的罗马，具有拯救世界的实力与使命。但不过短短十多年，美国自身就成了世界经济与安全领域的“麻烦制造者”，对国际机制的影响力明显下降，继续领导世界已经力不从心。经济上，产业外移、过度依赖服务业使得美国国内中产阶级与下层人收入下降乃至失业。

而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实力与全球影响力显著提升，欧洲谋求“独立”的意愿显著增强(希拉克与马克龙青睐的新戴高乐主义是典型)。

美国对相对衰弱的回应

在上述背景下，美国开始了战略调整。先是奥巴马主义，其主要内容是：在全球施行战略收缩，减少对国际组织的支持，减少全球的军事介入，把军事安全的重点向亚洲转移，推行“再工业化”以重振制造业。接着是特朗普主义，这是一种新孤立主义，强调美国本土与美国人的利益至上，主张减少国际安全义务，让盟友与伙伴国更多地承担安全责任并提供资金支持。为达到目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不惜对盟友与伙伴国逐一施压，不断退出一些国际机制、放弃一些国际承诺。结果是，盟友、亲密伙伴国与美国的关系变得疏远，不再认为美国是可以依靠的盟友与伙伴。美国现任总统拜登上台后，内政外交上有意从特朗普的“打压对手为主”转向“提升自己为主”，但内政上大致延续了特朗普的政策，外交上则有一些调整，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缓和与盟友、伙伴国的关系，重返一些国际机制(如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但“减少国际干预、让盟友与伙伴国承担更多责任”的原则依然如故。

另一方面，构建不同类型的“新西方国家俱乐部”，以打压中国、俄罗斯、伊朗、土耳其、匈牙利、委内瑞拉、古巴、柬埔寨、缅甸、朝鲜等等不受美国待见的国家。

这在对华外交上有典型表现：战略上，把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系统性挑战”，“来自不同文明的竞争对手”;战术上，主张用全政府手段对付中国。为此，在军事、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构建排除或针对中国的俱乐部(如美日印澳四方机制，蓝点计划，印太经济框架， G7全球基建计划);经济上，公然违背其一贯主张的市场经济规则，以“国家安全”为名，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上市与运营(如对TIKTOK)，特别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用行政手段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如华为)，并强迫盟友采取类似的政策;科技教育上，从芯片制造、学者交流、留学生所学专业等方面，对中国进行限制;在派驻对方国家人员数量、活动权限上要求与中国“对等”。安全上，鼓动北约成员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派军舰到台湾海峡、南海“巡航”。

美国属于新教-天主教文明圈国家，具有强烈的救世主情结，体现为“山巅之城”信念、普世价值观执念、二元对立思维。美国精英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真正认识到：中华文明拥有不同于基督教文明的天下治理理念，具有世俗性、地区性、包容性、无外性等特征，这是中华文明能不间断维系几千年的主要原因。一神教世界的宗教战争是中华文明所难以想象的，中华文明也不具有全球扩张的基因与历史条件。在文明竞争时代，中国致力于实现的中国梦，实际上是一种文明复兴梦，这在多文明竞争时代是普遍现象。一种文明主导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多个文明“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实属必然。

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是美国外交两大偏好，二战后国际主义占了上风，而现在，则在往孤立主义回摆，虽然不大可能整体上回归到二战前的状态，但会在一些方面明显偏向孤立主义，从而导致其不愿意也无力在国际上发挥二战后的影响力。从文明竞争的视角看，新教-天主教文明的全球影响力(文明力)在下降，美国作为新教-天主教文明的代表性国家，其文明力也在相应地下降。这既是必然，也是美国主动适应的过程与结果。

美国正在变成“红脖子泥瓦工”

综上可知，从主观上看，美国已经完全没有了超级大国的自信，也没有了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从客观上看，美国变得凡事计算利益得失，不愿意在必要时为国际事务承担兜底的责任(last resort)，而是要求乃至迫使其他国家尽可能多地分担责任(典型如让英国牵头组建驻阿富汗的多国部队、让英法牵头推翻卡扎菲的行动、迫使盟国增加军费开支与美国军事基地开支的分摊比例)。这已经不是一个世界领导国应有的做法。这或许是因为，美国意识到了时代的变化，世界正在从大国竞争的时代走向文明间竞争的时代，全球化正在被各个文明的内卷所取代，承担世界领导不但成本高昂，也越来越难以做到。

因此，美国主观上不愿意、客观上无能力且不被接受继续承担领导世界的角色与成本。美国的文明影响力在下降，这是一个主客观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此，美国现在愿意、也有望做到的是：为自己与小团体谋利益，首先是本国的利益，其次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利益，再次是盟国的利益，又次是紧密伙伴国的利益。一般伙伴国的利益已经无暇顾及(世贸组织成员国是典型)。而比较疏远的伙伴、竞争对手与敌人，都是可以打压的对象。文化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美国热衷于树立对手、构建小院高墙，其深层原因在于基督教一神论价值观：把人分为教徒与非教徒，教徒是上帝的选民，对非教徒则必须通过软硬两手加以同化或者打压乃至消灭，因此强调二元对立。这与中华文明构成鲜明对比：强调不同族群与文明的和而不同这一根本特征，主张不同族群与文明的共存与互鉴。

世界上不认可美国领导权的国家也越来越多，除了上述不受美国待见的国家外，还有许多伊斯兰国家，特别是在中东北非地区。即使是北约成员国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公开倡导与推进欧洲的战略自主。

整体而言，美国表现得越来越不像一个世界领导国，而像一个普通大国。在全球事务中，已经难以如既往般充当领导者(leader)，而是一个觅食者(forager)，充其量一个协调者(coordinator)。对盟友与紧密伙伴国来说，美国是被动的协调者和主动的觅食者;对全球事务来说，则是消极的协调者和积极的觅食者。据此，有理由认定，美国正在从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积极推手，变成热衷于构建小院高墙的红脖子泥瓦工(a mason with red neck)。

(感谢以下人士对本文初稿的批评与修改意见：张榕、邓仕超、李开盛、左希迎、肖河、彭博)

来源时间：2022/11/19   发布时间：2022/11/18

旧文章ID：28815

作者：孙成昊  来源：《世界知识》2022年 第22期

拜登政府在任期接近半程之际，终于公布了其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这份姗姗来迟的报告中，拜登政府回答了美国应当如何看待当前的国际形势、如何应对严峻挑战、如何推进对外战略、如何维护自身利益等关键问题。这份报告一定程度上标志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以“大国竞争”为主线的阶段已经定型。然而，该报告仍然以固有思维应对国际新形势、新问题，暴露出拜登政府在谋划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时难以化解的三组矛盾。

“战略竞争”与全球合作的矛盾

报告序言部分扑面而来给人一种紧迫感和压迫感，包括重提世界正处于“拐点”，强调美国必须抓紧“决定性的十年”，以维护自身关键利益，“智胜”(outmaneuver)地缘政治对手，应对共同挑战。这种“时不我待”的感觉几乎充斥在48页报告的字里行间：“决定性的十年”在报告中出现了六次，“竞争”一词更是频繁映入眼帘。

从报告的内容可以看出，拜登政府并未改变前任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和认知，认为“战略竞争”是美国必须面对的最严峻挑战之一，今后世界的主流是竞争，地缘政治、大国博弈已经全面回归。而且拜登政府还认为在这个“决定性十年”的最初几年，地缘政治竞争的性质将得以确定，大国之间应对共同挑战的机会窗口将不断缩小。

与前任有所不同的是，拜登政府仍试图为报告抹上一丝国际主义的色彩，认为即使是在“国家间竞争加剧的时代”，美国也必须保持并加强国际合作，以应对共同挑战。报告将共同的跨国性议题列为美国必须应对的挑战之一，包括气候变化、粮食安全、传染病防治、通货膨胀等，并声称这些议题并非是次要于地缘政治的“边缘问题”，而是国家和国际安全的“核心”。正如白宫在针对报告所发布的“事实清单”中所言，美国应当思考的是如何谋求“竞争时代的合作”。

拜登政府试图在应对“战略竞争”和跨国性挑战之间寻求平衡，但报告却没有给出如何实现在“竞争时代”谋求全球合作的具体路径。“战略竞争”本质上与全球合作是冲突的，美国的这一战略设计只是一种美好的战略幻想。美国推动的“战略竞争”以大国竞争为核心，而全球合作却极为需要大国之间的共识与协调。在美国将全球化“武器化”、通过构建各类“小圈子”造成世界分裂的情况下，各国之间的信任遭到削弱，难以团结一致地应对跨国性挑战。

拜登政府似乎也意识到了“战略竞争”与全球合作的不可调和性，在报告中看似聪明地又提出了“双轨政策”——既要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内”与竞争对手合作应对挑战，也要与“民主国家”合作，建立强大、有韧性和相互强化的关系“网格”(latticework)。但报告却没能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给出太多解释。这只会让其他国家认为，美国是希望以自己的规则重新定义国家间相互依存的条件，真实目的则是拉拢更多国家加入其“战略竞争”的行列。这只会将世界进一步向“阵营化”的方向推动。

“投资国内”与持久国际领导力的矛盾

为了应对美国面临的挑战，拜登政府仍然强调“投资国内”(Investing at Home)的重要性，呼应了其执政之初提出的“中产阶级外交”理念。这是基于拜登政府的一种认识，即国内与国外实力密不可分，应当打破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之间的分界线。为此，报告在“塑造规则之路”部分暗藏“美国优先”理念，强调推动建立“公平的规则”实质是为了保持美国自身经济和技术优势，塑造以“公平竞争”为特征的未来，也是为了帮助美国工人和企业在竞争中获胜。

对此，拜登政府在报告中提出三条举措：一是不断完善美国国内的民主和法治;二是以现代工业战略补充私营部门的创新力量，对美国的劳动力、战略部门和供应链进行战略性公共投资;三是强军政策，为战略竞争时代做好军事准备。同时，报告也强调要把自身实力转化为持久的国际领导力，利用自身国家优势和联盟、伙伴关系力量，将国内外挑战转化为机遇。

报告并没有清晰描述出投资国内和转化为持久的国际领导力之间的逻辑联系。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拜登政府承袭了特朗普任内“美国优先”的内核，对外推动的战略调整只是切换政策实施方式，通过极具地缘政治色彩的伪多边主义和“民主”振兴战略，如实施供应链“韧性”战略、推动“印太经济框架”等，继续推行“战略竞争”，以实现报告中所说的“重塑全球战略环境”，在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力的同时壮大自身实力。

但拜登政府将外交战略与国内政策挂钩充满矛盾与风险。报告发布后，已有美国学者批评该报告本末倒置，对“中产阶级外交”强调不足，没有真正推动外交战略为国内利益服务。如果美国在中期选举后，民主党失去对国会一院乃至两院的控制，拜登政府将面临“府会分治”这一不利的国内政治地位，其“以外促内”的压力将更大，外交政策遭遇国内政治“绑架”的可能性也更高。尤其是，一旦共和党在拜登执政的后半程进场，拜登对外施策将不得不向共和党做出一定妥协，届时美国发挥国际领导力的能力也会再次受到严峻挑战。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美国外交政策与国内政治一旦高度绑定，在当前美国国内政治愈加极化、两党斗争愈发激烈的情况下，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盟友，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只会产生更多质疑，担忧美国政府经历政党轮替之后将调整外交方向，从而使得美国建立更强大联盟的目标发生动摇，盟友的利益将会再次受损。例如，作为美国盟友的欧洲国家，就对美国的国内政治动向极为关注。部分欧洲战略界人士担心，倘若2024年后特朗普卷土重来，跨大西洋关系将再次遭受冲击，因而他们呼吁欧洲应当与拜登政府所推行的“战略竞争”路线保持距离，避免深度卷入。

将中俄“绑定”还是区别对待之间的矛盾

中国与俄罗斯是报告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国家，其中俄罗斯以71次位居第一，中国以57次排名第二。报告提及俄罗斯的次数更多可能是因为2月以来乌克兰危机升级所致。拜登政府认为，中俄是在“战略竞争”背景下共同但有区别的“挑战”，需要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在美国看来，中国是更长期、更具实力的“竞争者”，而俄罗斯则是短期但更亟需应对的“挑战者”。

面对“挑战”程度的不同，拜登政府对中俄的政策也表现出“两难”。一方面，美国试图区分应对中俄“挑战”的策略，将对华政策继续以“竞赢”(out-compete)来定义，而将对俄政策描述为“约束”，离“遏制”仅有一步之遥。即，美国优先考虑保持相对于中国的“持久竞争优势”，同时约束“仍然极其危险的俄罗斯”。因此，报告沿袭了拜登执政以来提出的对华策略，建议采取更为复杂的“竞争方式”，包括对内投资自身建设，对外联合盟友伙伴，与中国展开“负责任的竞争”。报告还表示对华竞争在“印太”地区最明显，且日益全球化，并且指出这种竞争是全方位、多领域的，涉及经济、技术、外交、发展、安全和全球治理等方方面面。针对俄罗斯，美国的策略则较为直接，以对抗俄罗斯为主，并在必要时与俄罗斯保持接触与互动。

但另一方面，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美国又不断“炒作渲染”所谓的“中俄绑定论”，希望以此团结其他国家共同参与针对中俄的大国竞争。从报告也可以看出，拜登政府对中俄的政策难以做出精细化的战略设计和区分，更多时候是将中俄“捆绑”，企图利用当前乌克兰危机发酵的背景煽动同中俄的对立甚至“脱钩”，对中俄的战略定位和战略手段与之前相比出现明显割裂。

“中俄绑定论”的背后透露出美国更大的地缘战略图谋，即把共同应对中俄“挑战”作为打通“印太”与欧洲板块的“钥匙”，将两大地区“裹挟”进美国的“战略竞争”轨道，这也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此前“两大地缘板块、一套操作体系”的说法。报告在此基础上提出两个地区的命运“相互交织”，彰显了美国在“战略东移”趋势下希望兼顾对欧洲“再平衡”的战略野心。但无论是从对中俄的认知，还是从谋求地区发展的角度看，“印太”国家和欧洲国家都有自身的利益与关切，也有各自的政策逻辑与优先，并不愿盲目跟随美国推动针对中俄的“战略竞争”。

总体看，拜登政府这份姗姗来迟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内容上无较大突破，依然延续了特朗普任内以服务“战略竞争”为主线的内外政策理念。尽管如此，这份报告在历届美国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仍将具有独特的价值，报告基本锁定了未来十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以“竞争”为主基调的方向和路线。虽然拜登在这份报告中增加了一些所谓理想主义、国际主义色彩，但却未能改变美国政府对国际形势的根本认知和应对策略。未来美国的对外战略与国内政策之间或许将出现更多矛盾和冲突，距离其设定的战略目标也可能渐行渐远。

(作者为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2/11/17   发布时间：2022/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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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海涵  来源：中评社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长聘正教授、教育部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日前就中美元首印尼会晤接受中评社记者采访。他表示，此次元首会晤有助于扭转中美关系“敌意螺旋”不断上升的趋势，对于管控分歧、推动两国关系重回稳定发展轨道起到了把舵定向的重大作用。

11月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中的战略性问题以及重大全球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了看法。

王栋表示，元首外交一直在中美关系中起着引领作用，为两国关系发展把舵定向。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十分特殊和重要，这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两国元首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也是两位元首在2017年达沃斯峰会之后，时隔五年再次会面。尽管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认识已久、相互非常瞭解，但作为中美两国领导人而进行的面对面会晤意义重大、作用不可替代。

“此次中美元首的会晤时间超过三个小时，而且是采用同声传译的方式，这意味着，如果是交互式传译，会晤时间至少是六个小时。”王栋说，这样长时间的会晤，说明双方谈得非常深入。总体来看，习主席从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高屋建瓴，明确提出要为未来中美关系寻找正确的相处之道。此次元首会晤有助于扭转中美关系“敌意螺旋”不断上升的趋势，对于管控分歧、推动两国关系重回稳定发展轨道起到了把舵定向的重大作用。

王栋说，纲举才能目张，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两国间的关系需要确立一个指导原则。自从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对华一直采取所谓的“接触战略”。美方的“旧接触共识”其实存在着认识论上的谬误，因为他们试图在接触将中国纳入美国所主导的国际体系，并期望在此过程中改变中国。但在没有达成预期目标后，美方现在则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接触失败”了，视“中国为最大的竞争对手，认为中国要挑战美国领导权”，并抱持“同中国决一胜负”的心态。

王栋说，这些年，中美关系面临挑战，其实很大的原因在于美国的“中国观”出了问题。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意图产生了严重误判，从意识形态框架出发，其对中国的认知充满偏见、狭隘、恐惧，甚至被迫害的妄想，认为“接触战略”失败了。现在美方简单的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并且用一套意识形态话语来包裹其所谓的对华“战略竞争”，实际上也是出于维持其霸权需求。美国政客推动对华“战略竞争”，不断掀起反华声浪，使得中美关系越来越不稳定，中美敌意螺旋上升，安全困境不断加剧，甚至把中美推到“新冷战”的悬崖。

王栋说，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会晤中指出的那样，“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局面不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不符合国际社会期待。”这段话说明，习近平主席是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和全球的格局去看待中美关系的。中美对抗，不仅两国利益受损，全世界利益也会受到损害。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都希望中美关系稳定，这样才能给世界带来更多繁荣和福祉。

王栋分析，中美关系要想走好，一定要有一个原则。习近平主席提出“双方应该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美方也需要思考它们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此外，习近平主席还在此次会晤中指出了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一些误区及产生这些谬误的根源性问题。长期以来，美方从一元论出发，认为祗有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才是正当的，凡是不走西方自由、民主道路的，就都被贴上“威权”标签。在其近年来的对华叙事中，充满自我正义、意识形态偏狭，甚至“新麦卡锡主义”式的种族主义偏见，其认识论呈现严重谬误，缺乏多元性和包容性。正是这种严重的认识论谬误，使得近年来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趋向强硬和非理性，有把世界引向“新冷战”的危险。习主席明确指出，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中国的中国式民主，和美国的美国式民主，都符合各自的国情，这就旗帜鲜明打破了美方一直以来对自由、民主定义权的“垄断”企图。因此，美国应该放弃认识论上的一元论谬误，做到多元、包容，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真正接受一个发展、强大的中国，共同推动全球秩序向着更加和平稳定繁荣的方向演进。

谈及双方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王栋说，此次会晤中的涉台内容应该是中国领导人近年来最权威的表态。在这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提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绝对的底线、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绝不容践踏。中国愿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前景，但是“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打“台湾牌”、搞“以台制华”，只会加剧台海局势紧张。同时，习近平主席还明确提出，“希望美方言行一致，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这其实是针对近年来美方不断虚化、掏空一中原则，直接点出了美国的“小算盘”。拜登在此次会晤中也表明，“不寻求把台湾问题作为工具遏制中国”。因此，这是中美双方在元首层面对台湾问题进行管控的重要表态。

来源时间：2022/11/17   发布时间：2022/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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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腾凯  来源：中评社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14日在峇里岛会晤，拜登说“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对此，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黄奎博向中评社分析，“反对任何一方”已经好几年没拿出说，这是美国的妥协，同时在对台北说话，民进党以往都说改变的是北京，现在拜登令民进党政府没有躲避的空间。

黄奎博为美国马利兰大学政府与政治系博士，曾任“外交部”研究设计委员会主委、“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远景基金会董事、陆委会谘询委员、中国国民党副秘书长。现为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

黄奎博指出，从形式条件看来，习近平与拜登本次会谈气氛不错，至于讨论的内容方面，彼此的核心关键利益其实并没有得到解决，而这也一点都不意外，被解决才是意外，所谓的台湾问题怎么解决?当然很难，除了台湾问题外，美国对中国的科技贸易等制裁，短期内也没看到解决的迹象。

黄奎博表示，可是另一方面，当双方把彼此关切的核心利益讲出来的时候，就不只是各说各话，反而有些双方的各自妥协，美国的妥协方面，白宫的声明又开始讲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把“任何一方”又拿了回来，这用词在过去3年至5年很少见到，这很明显，以前民进党会说，美国口中的改变现状在指北京，好像民进党都没有改变现状，可是当美国讲“任何一方”的时候，就是美国同时在对北京与台北说话，令民进党政府没有躲避的空间。

黄奎博指出，也许华府方面不愿意那么指名道姓说台湾也改变了现状，因为美国目前的氛围还是相对友台，所以才用了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但无论如何这就是美方的妥协。

黄奎博表示，中美战略竞争是一定会发生的，我们也不用假装战略竞争不存在，或试图说不可以竞争，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彼此要管控，所以现在看得出来中美两边的护栏已经逐渐恢复，接下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要访问北京，这就是双方其中一个护栏的恢复。

黄奎博指出，那台湾在这方面如何因应?民进党政府一开始是帮拜登的说法拍手，但是拜登的说话对于“中华民国”并非都有利，甚至对民进党内倾向“台独”的主张也不见得有利，但民进党政府无论如何都帮拜登拍手，所以拜登可以说“一中政策”，台湾其他党派说“一中”就是卖台，拜登说就不是卖台，这就是民进党的双重标准。

假如美国也在台湾问题上妥协，那么前阵子有许多美国国会议员访台，这类“打台湾牌”的动作是否会变少?

黄奎博表示，美国行政部门管不住国会，所以很难说美国国会不会继续到台湾访问，大家比较关切的是，可能出任美国众议院议长的麦卡锡会不会访台?麦卡锡确实说过乐意以议长身份率团访问台湾，麦卡锡说这件事情的当下，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要访台的时候，假设麦卡锡真的有意愿，但是不是真的会率团访台，这个都还不知道。

黄奎博分析，不论麦卡锡意愿有多高，但就算他真的上任众议长，短期内可能也不会看到他有访台的迹象，因为美国内部的情势，对麦卡锡来讲会更重要，而且麦卡锡到台湾，短期内对共和党也没有太大帮助，因为这段时间没有选举，所以目前判断，麦卡锡应该不会这么快来到台湾。

黄奎博表示，而美国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国际参与，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变动，因为美国一样就是口头支持，正式提案的可能性则趋近于零，状况都一样。至于美国与台湾经济合作机制，当然形式上已经存在了，只是说能不能进一步落实，难度还是很高，最多就是口头上交换意见。

经过这会谈后，关于美中可能冲突的想像，是否会被冲淡?

黄奎博指出，美中会冲突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台海，而冲突可能性可能升高的，比较会是在两岸之间，因为两岸军机军舰接触的机率和时间都变多了，风险也会升高。至于两岸的紧张，会不会把美国带入了与中国的冲突，这个机率并不是零，但是就算佩洛西访台的时候，美国的军力展现都没有直接面对中国，这和1996年飞弹危机时差异很大，万一不幸台海两岸发生冲突，美国军力直接介入的可能性看起来也是小的。

来源时间：2022/11/17   发布时间：2022/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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