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钟辰芳，任禺阳  来源：美国之音

　　台湾反对党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5月底将访问美国，行程重心是6月2日到4日在华盛顿期间与美国主管亚太事务高层官员的会谈，届时她的中国政策也将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民进党上星期宣布党主席蔡英文将于5月29日启程访美。这个名为“点亮台湾!民主伙伴之旅”的访美行程，包括洛杉矶、芝加哥、华盛顿、纽约、休斯顿和旧金山等六个美国主要城市，预订6月9日返回台湾。

　　蔡英文在华盛顿的行程，包括与白宫、国务院等奥巴马政府官员的会谈、在国会山拜访国会议员，以及在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场演讲。台湾媒体报道说，由于蔡英文2016胜选机会大，此行是否和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Tony Blinken)及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海恩斯(Avril Haines)会面受到外界瞩目。

　　上星期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由卡特中心及上海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的世界中国学论坛中，卡内基和平研究所研究副总裁包道格(Douglass Paal)和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对于蔡英文是否必须接受“九二共识”的问题发表了不同的观点。

　　黄仁伟说，从最近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会面就可以看到一个指标，那就是台湾无论由谁主政，“九二共识”都是一个必要的前提，如果蔡英文采取和陈水扁一样的路线，否认“九二共识”，那将会带来许多麻烦。

　　不过，曾任美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主任的包道格有不同看法。他说，依据他对台湾政治情势的长期观察与接触，民进党及蔡英文绝对不可能接受“九二共识”，习近平在谈到两岸关系接下来要走的路时，强调的重点是双方必须接受“一个中国”，无论是中国大陆或是台湾表述的版本。

　　包道格说：“习近平在谈到两岸接下来的发展时，他说的是‘一个中国’，无论是中国、台湾或是其他方式的表述。所以我要加一个小附注，那就是我不会紧抓住‘九二共识’不放，因为你们将不会看到这个东西，如果是蔡英文被选为台湾领导人的话。我想你们的政府也已经清楚的发出信号说他们对此有所理解。”

　　关于中国政府是否已经对蔡英文胜选后如何与她打交道有备案的问题，黄仁伟在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北京无论如何不会接受“两国论”的代言人：

　　黄仁伟说： “这个交道没办法打，你是‘两国论’的代表。我跟你打什么交道?你要那样搞的话受损失的是你们民进党。”

　　至于中国是否担心这种强硬的立场可能影响台湾选情，黄仁伟说：

　　黄仁伟说：“无所谓。无所谓。这不是影响选举，这是表明我们的立场。难道我们为了一个蔡英文放弃我们的原则吗?蔡英文算老几?蔡英文我跟她见过面无数次，我也批判过她：你这个‘两国论’你搞的什么鬼?你说马英九黑箱，你‘两国论’不黑箱?黑箱到无法黑箱了。啪的一下就抛出来了，你算什么东西啊!”

　　台湾媒体称蔡英文这次出访，是要到美国接受奥巴马政府的“面试”，为她2012年角逐总统大位时在中国政策上未能完成的“最后一里路”去除障碍。

　　蔡英文2011年9月访美时，白宫官员曾经在与她会面之后对《金融时报》发表评论，对蔡英文维持台海稳定的能力表示质疑，美国政府的表态也被认为是蔡英文2012年选举迈向总统之路未能走完的最后一里路。

　　蔡英文星期天在台北参加一个宗教活动后告诉媒体，她此次访美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到华盛顿和美国行政、国会和智库等部门，就美台关系及亚太区域安全议题交换意见。在其他城市的部分，主要是与台侨聚会感谢他们对民进党长期的支持，另外还安排拜访一些产业并与青年世代座谈对话，听取他们对台湾的未来和民主发展的看法。

　　上星期才成立的“华府蔡英文后援会”星期一宣布，已定于6月4日在华盛顿附近的马里兰州大学公园市(College Park)举办造势晚会。

来源时间：2015/5/12   发布时间：2015/5/13

旧文章ID：3633

作者：黄育川,韩磊  来源：观察者网

　　【近日，经济学家黄育川做客清华，他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正是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一种标志，而中国的债务问题则是政府有意刺激经济的结果，并不会导致经济崩溃。与主流趋势相反，在他看来，中国经济改革应当注目于财政系统，而非金融系统。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与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合作成立，汇聚了来自中国、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资深专家和 学者，针对当今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寻找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中国与世界对话系列由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主持，嘉宾是中国问题、世界问题 专家，议题主要围绕中国的对外政策、国际法，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展开。】

　　韩磊：我是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主持这次座谈。今天我们将和黄育川展开对话，他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的资深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对亚洲和全球经济的影响。育川曾担任世界银行俄罗斯和前苏联中亚加盟共和国业务局、世界银行中国业务局局长，也曾以世界银行亚洲地区首席经济学家的身份，参与“2030年的中国”这一项目的研究(观察者网注：《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是一份由中国政府和世界银行合作的策略性研究，旨在为中国经济发展制定出战略路线)。他是《金融时报》最好的评论员之一，最近的一本书《为什么人们对中国的看法如此不同》将在今年出版。

　　在今天的对话里，我们就事先来听听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答案。育川，欢迎你来北京，你是我们清华-卡内基团队的荣誉会员，感谢你参加今天的对话。

　　黄育川：很荣幸来这里，我每年都要回来3、4次。我在这儿还有个研究部门，每次回来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韩磊：我们也感到非常荣幸，你总能告诉我们许多非常重要的东西。我刚才也提到了，我们都很想知道，为什么人们对中国的经济问题会有如此不同、如此极端的看法?为什么在重大经济问题上，普遍的看法常常存在着误解?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做出的错误推测，又怎样影响着中国的经济政策?在这些问题上，你常常能给出精彩的答复：你审视这些传统观念，有时毫不留情地击破它们。我也想在今天的访谈里做点类似的尝试，就从某些经济学家的预测开始。他们认为，中国急速增加的债务包袱以及上升的信用危机将导致一场迫在眉睫的金融危机，最终引起经济的全盘崩溃。你在你最近的一篇经济论文——“中国的债务困境：去扛杆化与促进增长”——里也探讨了这个问题，你认为从总体看来，债务水平是在上升的。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正处在债务危机中吗?或者说，是一场同房地产业紧密相关的金融剧变?

　　黄育川：媒体上许多分析文章在讨论中国债务水平上升时，都从这点入手：在过去的5、6、7年间，中国债务飙升，在GDP里所占的比重达到了50%、80%。而全球范围内的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债务在GDP里的比重都以这样的高速率上升，最后都会以经济崩溃告终。所以人们想当然就会说，中国凭什么会和别的国家不同?但我要在这里说，中国的确是不同的。为什么不同?首先，中国猛增的债务包袱大约是从2008年、2009年开始的，这是政府有意刺激经济的结果。政府在经济上投入了大约6000亿美元，而这些资金大部分注入了金融系统。这并不是长年累月金融或财政管理不善的后果，也不是收支状况恶化的后果，而是政府管控的后果。

　　而第二点就是，正是在那段时间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私人房地产市场真正开始发展起来。要知道，在50年前，中国的私人房地产市场还不存在。它是缓慢发展起来的。直到全球爆发经济危机之际，中国才刚刚有真正的私人房地产市场。随着房产买卖的活跃，市场里有了大量的信贷，推高了债务水平，这和其他国家常见的债务危机可不一样。

　　韩磊：你提到了房地产市场，这也是媒体热议的话题之一。媒体上长篇累牍地报道这类问题，对此进行经济分析，指出中国住房建设的过度化现象。人们会读到关于“鬼城”的报道，分析家还进一步预测，说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会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债务违约问题。在你看来，中国的债务问题到底是金融上的，还是财政上的?我们会在不久的将来看到严重的债务违约现象吗?

　　黄育川：这一系列的问题：信贷的扩张、私人房地产市场的涌现、房地产业危机的飙升，还有债务问题，它们都有内在的关联。那么，中国特别在哪里?首先，在10年或者15年前的金融市场和建筑市场里，私人开发房地产并不多见。举个例子，土地拍卖市场大约是在2004年到2005年间出现的，那时开发商才第一次投标承包土地。起初土地的价值非常低，它的价格是后来才开始飙升的。土地价格在过去的8、9年间飙升了7到8倍。也难怪很多人会说，这当然是泡沫，房价一定会贵得吓死人，房地产市场一定会崩溃的。

　　有趣的是，中国主要城市的房价水平，比如说北京和上海(它们的物价是全中国最高的)，比起印度的新德里和孟买来，要低一半;比起亚洲其它国家的首都，也要低些。因此，要是在全球范围内比较，中国不存在房价过高的问题。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真正问题在于建造过度，这是追求利益的后果，在二、三线城市最为常见。所以供大于求才是个问题。但这不是泡沫，也不会崩溃，只能说房地产市场陷入了僵局。而我们会看到，在之后几年里，房价会下降，或者回复平稳。我们将看到房屋建设高潮的回落。相应地，GDP 的增长也会受到影响，也许会保持在目前7.5%的稳健水平，也许会下降到6.5%，甚至6%。如果中国的经济政策无误，你可能就会看到GDP水准将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数字上，也许是7%，或者7.5%。

　　韩磊：大概需要多少时间?

　　黄育川：我指的是建造过度，我想这个问题在近几年里就能得到抑制，但我们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些什么。增长率是会继续下跌，还是上升回弹、变得稳定?这就要看哪一类金融或者财政政策才是重要的。媒体把许多注意力浪费在金融方面：利率、汇率、资本流动、银行，等等。实际上他们都忽视了重点：中国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它的财政系统与这种新兴的市场经济间存在着不兼容。中国财政预算占GDP的比例，低于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而比起高收入国家来，则要低得多。

　　韩磊：你是指国家财政预算?

　　黄育川：国家财政预算，还有地方财政预算。因为国家财政预算过低，地方也就不能从中央得到足够的资金，它们要修路、造发电厂，就只能向银行借钱。但重点在于，它们不应该去借，增加预算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些项目的资金应该从预算里出，而不是向银行去借，我把这叫做“商业借贷过度”。债务就是这么堆积起来的。这类基础设施融资，加上房地产融资，正是导致中国货币超发的原因。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从金融方面入手，而是要提升预算。基本上，税收就是财政预算的保证，目前各种项目的预算还没有成熟的标准。所以我才会说改革的重点应当集中于财政系统，但大众媒体总是在金融问题上鼓噪。

　　黄育川(右)与韩磊(左)

　　韩磊：我们现在来仔细谈谈中国的经济问题。普遍的看法是，中国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中国的经济增长需要进一步拉动消费。你经常听到的是，中国应当抑制投资，这对经济有好处，因为利率太低了。在你看来，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吗?这种不平衡是弱势还是优势?

　　黄育川：同样的，我认为这种看法也是被误导的。当然，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确是个问题。以常见的指标来衡量，中国的消费总额大约占GDP的35%，这是全世界最低的;而其投资总额大约占了GDP的47%，这又是全世界最高的。所以人们很容易就会说，这太不平衡，太过极端，一定有问题。但他们忽略了一点，发展不平衡实际上是经济发展成功的一种标志。你看看过去34年里，那些从中等收入水平发展到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和地区：韩国、台湾、新加坡、日本，它们都有过相同的发展不平衡阶段。而在150年前，美国也有过同样的过程，也经历过极度不平衡的发展过程。事实上，所有真正在经济发展上获得成功的国家，在特定的历史阶段，都有过经济发展的失衡。而像拉丁美洲、中东、非洲，甚至菲律宾和印尼，这些地区的经济不发达，可它们的经济是非常平衡的，然而，它们就是发展不起来。

　　那么，为什么经济的急速增长会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为什么经济上去了，消费在GDP里占的比重反而降低了?答案就是：城市化。人们脱离了低产的农业活动，移居到城市工业园区。打个比方，一个中国大西部种庄稼的农民，不管种多少，他总能消费掉很大一部分。那么从国家统计数据来看，在农业生产价值上，他的消费水平是很高的。如果他搬到城市去，比如广东省深圳市，在苹果公司找到一份工作，生产手机。他的工资会涨三倍，但处于这种资本、设备、厂房、零部件投入巨大的工业生产过程中，他的劳动收入所占的比重就微不足道了。即便他现在的消费水平是原来的两到三倍，占工业生产附加价值的比例还是很低的。那么，如果从国家统计数据来看，消费在GDP里的比重是下降了的;但从个人角度看，他的日子过得要比原来好多了。他的收入、消费支出都是急速增长的。公司也一样，它们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可以再投资，它们的产品可以出口。30年来，中国的经济是以两位数的水平在增长的，本质上，这就是不平衡增长。

　　事实上，这个问题是能自行解决的。当经济发展逐渐成熟以后，城市化水平会进一步提高，从事农业的人会越来越少，经济增长也会慢慢变得更平衡。现在的台湾地区、韩国、日本，甚至美国都是这样。这时候消费在GDP里所占的比重也会开始上升。但这种“再平衡”需要花费几十年、几代人的时间，而媒体却想在一年之内就看到变化，这很不切实际。

　　韩磊：在你的分析里，你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达到平衡之前，人均GDP是必须达到某种水准的。这是一种常态吗?从过去的例子看来，是不是存在这样一个作为经济再平衡先决条件的人均GDP指数?

　　黄育川：历史数据显示，中高收入国家的人均GDP 收入如果以购买力来计算，每人大约是12000到15000美元之间，而中国大概在人均8000、9000、10000美元的水平。

　　韩磊：所以还是有段差距的?

　　黄育川：还是有几年的差距的。所以每当人们说经济要再平衡，必须再平衡之类的……

　　韩磊：你就会觉得他们操之过急?

　　黄育川：确实是操之过急。经济再平衡来得过快，实际上意味着经济增长率还没有达到最高点，事实上就是说，投资还不得力;就是说，消费过多，却没有为未来的投资留下余地。所以关键的问题就成了：如果要为以后的投资留出空间，政府现在必须把钱花在刀刃上。“鬼城”现象就是政策不得力导致的错误投资。你要解决这类问题，要把钱投在正确的项目上。但是，这并不是经济发展平不平衡的问题，这是投资恰不恰当的问题。

　　韩磊：一如既往，你总能给我们一些新颖的见解，相当有趣。非常感谢你参加这次谈话，希望你能常回来，我们无任欢迎。

　　(原载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观察者网刘旭爽听译)

来源时间：2015/5/12   发布时间：2015/5/12

旧文章ID：3631

作者：  来源：凤凰卫视

　　驻美大使崔天凯昨日(11日)在美国休斯敦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南海问题。崔天凯表示，中国从来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其他国家没有必要担心中国在南海的意图;尽管遭到莫名的质疑，中国不会排斥美国，仍然愿意在南海岛礁为美国船只提供服务，“将来如果他们船只路过那里，有需要避风，导航，各个方面的服务，我们还是愿意向他们提供”。

　　另外对于美方要求中国调查针对美国的网络攻击，崔天凯指出中方会依法办事，但美国提出的指控经常缺乏可靠证据。

　　5月11日，崔天凯大使在休斯敦应邀出席亚洲协会得州分会午餐会，就亚太地区形势和中美在亚太互动发表主旨演讲。亚协得州分会董事会主席福斯特、美前总统老布什之子尼尔·布什、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李强民以及休斯敦地区政、商、学界100余人出席。图片来自驻美大使馆网站

　　崔天凯谈南海：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崔天凯指出，南海岛礁建设首先是在中国拥有的岛礁进行修建，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别的国家不应该说三道四。包括美国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近期公布的报告也显示出，其他国家在南海早就进行了多年的填海造陆工程。崔天凯也再次强调，中国的岛礁建设主要是为了提供民用性质的服务。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再说，我们从来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既然在我们拥有主权的岛礁上建设，别人只要不来挑衅，侵犯，就不会担心。我们不会去做有些国家惯常做的。”

　　中方仍愿在南海为美国船只提供服务

　　崔天凯表示解决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中美需要诚意，政治承诺以及政治意愿。两国需要以建设性的态度，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来解决问题。中国不会排斥美国，仍然愿意在南海岛礁为美国船只提供服务。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现在我们都还没建好呢，美国有些人就疑虑重重，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当然，即使这样我们也不会排斥，将来如果他们船只路过那里，有需要避风，导航，各个方面的服务，我们还是愿意向他们提供。”

　　崔天凯：美指控网络攻击证据靠不住

　　另外，对于近期美国政府要求中国调查针对美国的网络攻击事件。崔天凯回应表示，中美两国相关部门进行沟通，中方坚决反对网络犯罪，任何国家如果能够提出可靠证据，中方会依法办事。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美方经常提出这样的指控，但很少给我们提供靠得住的证据。你要我们调查，我们也不知道从哪里查起。另外就网络能力，美国无论是攻是防，都是全世界能力最强的。所以正常的逻辑是，即使相对弱的更担心技术强的，而不是倒过来。”

来源时间：2015/5/12   发布时间：2015/5/12

旧文章ID：3630

作者：孔喆  来源：《公共外交季刊》2015年第1期

　　中美建交是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中美建交的成功，依靠的是国家领导人和政府高层的高瞻远瞩和努力，但也离不开很多热爱和平的中美人士在民间外交这条路上的不断前行。人们常把“乒乓外交”作为中美民间交往的标志性事件，但事实上在此之前就有民间机构在为推动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做着不懈的努力，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就是其中一个机构。

　　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公谊会)创立于1917年，这一年对于正在崛起的美国来说有着重要意义。1917年4月6日，美国对德国宣战，正式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的美国一跃成为了世界头号强国。当时的美国在国内实行征兵制，符合条件的人都被强制参军。很多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人们因为拒绝参军而被美国政府关进了监狱。在这种情况下，以倡导和平为宗旨的贵格会 组织成立了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希望美国政府允许反战人士通过其他方式为国效力。于是他们自愿前往战场从事医疗救援等人道主义工作。一战结束后，公谊会的人道主义行动被延续了下来，并且发展到了中国。从1925年到1949年，公谊会应中方邀请派遣了很多医疗和教育专业人士去中国从事援助工作，还在上海建立了公谊会服务中心。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冷战和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的盛行，美国政府拒绝承认新中国政府，与中国的关系处于敌对状态。美国政府内部许多支持新中国的人都被扣上了共产党的帽子，并被解除了职务。许多美国公民也因为持对华友好态度而遭受迫害。美国政府也禁止美国公民去往新中国，两国的对话和往来陷于停滞，公谊会人员也不得不离开了中国。但是公谊会并没有停止与中国相关的工作，而是把工作重心从人道主义援助转向以中美关系正常化为目标的外交工作。1950年1月，公谊会向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参议员塔夫脱递交了正式声明，声明中明确阐述了公谊会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意见，同时这份声明也转发给了许多组织、媒体和公谊会各个代表处。时任公谊会中国项目负责人的奥斯博恩博士(Ernest Osborne)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要求该委员会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提供意见建议。委员会的结论是，为了使中美关系正常化，首要的工作是让美国政府承认新中国政府。但随后一年公谊会与美国国会的对话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国会议员对华态度之强硬，是公谊会在其他工作领域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与此同时，公谊会也在积极争取联合国承认新中国政府的合法席位。1955年4月，公谊会出版了一本宣传册，详细介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台湾问题的现状，其他国家对该问题的看法等，认为应该承认新中国政府的合法地位。

　　1964年，美国参议院富布莱特(Fulbright)发表公开演讲，认为美国应该重新考虑中美关系。类似言论在早些年会遭到当局和民众的强烈批评，然而这一次民众的反应却十分平和。借此良机，公谊会决定进一步试探在美国国内公开讨论中美关系的可行性。公谊会的埃文斯先生(Cecil Evans)在美国西海岸邀请政界、商业和学界人士召开了一系列小型座谈会，发现参会人对公开讨论这一问题十分支持。公谊会随即决定组织一场全国范围的中美关系大会。会议于1965年4月29日和30日在华盛顿举行，由公谊会、佐治敦大学以及美利坚大学共同举办。《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中声称“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关于中美关系的会议”。参会人数超过800人，包括国会议员、国务院官员、美国商会代表和知名学者、以及美国三大电视台和路透社等新闻媒体。一年后，美国对华政策开始出现松动。国会众议员维维安(Weston Vivian)在众议院发表演讲，敦促美国放松去往中国的旅行限制、取消贸易制裁、承认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他在演讲中说道：“我们与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7.5亿人口的中国的关系不能处于停滞状态。我们必须放眼未来，不能被过去所束缚。”他还提到自己的观念转变是由于参加了公谊会组织的会议。

　　一直到1969年尼克松上台，中美关系才迎来新的转机。1971年，公谊会出版了一本宣传册《美国对华政策：新的开始》，号召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席位、终止美国对台湾的军事协定和驻军、协商解决台湾地位问题、中美关系正常化、建立外交关系等。同年夏天，受中国政府和当时流亡中国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邀请，公谊会的执行秘书长克拉克(Bronson Clark)和新英格兰和平教育秘书约翰逊(Russell Johnson)及他们的夫人一起访问了中国。他们走访了中国很多地方，特别是他们作为医疗小组成员曾经工作过的郑州。随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71年10月25日，新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公谊会联合国代表处在第一时间向周恩来总理发去了贺电。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问中国。面对大好形势，公谊会决定派一支更大的代表团访问中国。

　　1972年5月，11位公谊会代表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周的友好访问。公谊会此次访问主要希望了解当今的中国，并通过访谈、发表文章、广播等形式将他们的所见所闻与美国人民分享，让他们也能了解中国。公谊会代表团走访了广州、武汉、上海、西安、延安和北京六大城市，同时也走访了几个农村。公谊会在同年出版了名为《前所未有的尝试》的报告，对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做了深刻剖析。该报告在当时美国主流媒体妖魔化中国的情况下，成为为数不多的能让美国民众了解中国真实情况的珍贵资料。

　　公谊会还对当时的“中国威胁论”进行了回应：“我们相信美国人民无需担心中国会成为一个军事威胁。中国人民没有领土扩张的野心。中国也没有远程空军、没有驻外军事基地、海军也只有一些巡逻艇和潜艇。”“中国和其他大国，尤其是美国和苏联的区别在于，中国不愿意以武力推销它的方法。中国的方法对美国来说是个挑战，但这是意识形态的挑战，而不是军事挑战。美国崇尚自由竞争，因此应该将此视为激励而不是挑战。当两国关系逐渐缓和的时候，中国人告诉我们他们可以从美国学到东西，就如同美国可以从中国学到东西是一样的。”

　　在随后的几年里，公谊会组织了中美关系国家大会，公谊会14名前医疗小组成员造访中国，并邀请了中国医疗代表团造访美国学习医疗技术。这些交流活动一直持续到中美正式建交。在中美民间往来十分频繁的今天，这些活动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在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背景下，公谊会的活动成为两国为数不多的了解彼此的窗口，为中美成功建交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中美建交后的几十年里，公谊会在华工作依旧没有停止。随着中国的崛起，公谊会也开始关注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在世界和平与发展所发挥的作用。随着奥巴马政府的上台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提出，中美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也隐藏着冲突的风险。在此背景下，公谊会的工作重心也转移到以“共享安全”为主旨的新战略，旨在推动美国对华政策向更多当面的双边合作迈进，而不是寻求军事化的手段来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

　　孔 喆：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5/5/12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3629

作者：保罗·克鲁格曼，丹·格利克曼  来源：观察者网

　　【美国大选已拉开大幕，除了政治家族PK的“八卦”和各种“揭老底”，国内政策也是激烈交锋的战场。大政府vs小政府的话题“历久弥新”，再度闯入人们的视野。近期，两位美国专栏作者就此问题在《纽约时报》和《赫芬顿邮报》上撰文。

　　运笔如刀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这次让人意外地指出了一个“可喜的趋势”——民主党人似乎终于认识到，有些事情政府做得确实比私营部门更好，并且敢于抵制反政府宣传了。

　　而另一位实践经验更为丰富的学者、曾担任美国农业部长的丹·格利克曼，则借美国国父之一的汉密尔顿之口说：“建立了强有力的政府，才能保证立法机构真正代表人民全体”。但他认为，美国无法建立起汉密尔顿式的政府，是金钱选举所致。】

　　政府干什么事最擅长?

　　保罗·克鲁格曼

　　美国共和党潜在总统候选人争相提出各自的政策议程，总少不了减少对富人征税，削减穷人和中产阶级福利之类的老生常谈。反观民主党阵营，倒是真的出现了一些新思维。仿佛突然之间，许多民主党人决定与长期呼吁削减福利的华盛顿政客圈分道扬镳，反而提出应提升社保福利。

　　从两方面来看，这种发展趋势都相当可喜。首先，扩大社会保障范围本身就值得欢迎。但更重要的是，民主党人似乎终于能认清现实——有些事情政府做得确实比私营部门更好——并且敢于抵制反政府宣传了。

　　与所有发达国家一样，美国主要依靠自由市场和私有部门满足公民们的想法和需求。在美国的政治话语环境中，几乎没有人会建议改变这种模式。人们早已不再认为政府应该在经济运行方面起过多的直接主导作用。

　　然而我们也知道，有些事情必须由政府来完成。每本经济学教科书都给出了国防和空中交通管制等例子，这些“公共物品”应由所有人共享而不是被任何人独占，所以追求利润的私有公司缺乏动机来向全民提供它们。然而，提供公共物品绝不是政府唯一胜过私有部门的领域。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险。是的，保守派不断鼓吹医疗产业应进一步私有化——具体来说，他们要把联邦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改造成纯粹的私有系统，让民众用代金券购买私营保险。但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这恰好是错误的前进方向。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系统实际上比私营保险更便宜、更高效，官僚作风甚至也比较鲜见。通过国际比较，我们发现美国的医疗卫生系统无比依赖私有部门，也正因如此，它的效率之低、成本之高可以说举世无双。

　　此外，在提供退休保障方面，政府的表现也优于私有部门。

　　如果普通姓都像经济学家们假设(以及右翼分子鼓吹)的那样，是完全理性且拥有远见的，也许我们不需要社会保障。在理想化的世界里，25岁的工人会考虑如何使自己70岁时还过着舒适的生活，并由此目标进行现实的评估，最终对当下的储蓄比例做出判断。不仅如此，聪明成熟的他们还深谙投资之道，懂得如何在风险与收益之间进行最佳的权衡。

　　然而，在现实世界中，美国大多数工薪阶层储蓄太少，不够退休后的生活开支。不但如此，他们还将微薄的储蓄投在了错误的地方。最近一份白宫报告显示，由于投资顾问关心的是如何将自己的回报最大化，而不关心客户的利益，每年美国投资者们蒙受的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

　　你也许会说，储蓄太少、投资失误，都是工薪阶层自己的过错。但是，大家都有工作和孩子，都必须面对各自生活中的种种危机。我们没法指望每个人都能成为投资高手。不管怎么说，国民经济应该让绝大多数人民安居乐业;它不应该成为少数弄潮儿的游乐场。

　　社保体系是美国退休保障制度的典范。社保体系机制非常简洁，运营成本低廉，几乎没有官僚作风存在的空间。这套体系既不需要所有人都拥有超长期规划的高远眼光，他们也不必成为善于以钱生钱的投资专家，只要他们年轻时努力工作，老年时便有机会享受体面的退休生活。唯一的问题是，私人养老金正在没落，取而代之的401(k)计划又无法带来全面保障，社保系统目前尚不足以填补这个空缺。那么，为什么不把社保体系做大?

　　不用说，此类政策建议已经挑动了许多人敏感的神经，将在右翼和自命中立的阵营中引发几近歇斯底里的反应。我几年前曾写道，在政客圈内，削减社会保障的呼声一直被视为“严肃、沉稳、意志坚强的象征”。距离前总统小布什试图提出社保私有化方案仅仅过去了10年，这套东西已有得到了许多中间派的支持。

　　但真正意义上的严肃意味着对可行性进行审慎地评估。私有化的退休保障制度将寸步难行，而社会保障系统运行得非常健康。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将这种成功发扬光大。

　　(本文原载于《纽约时报》，观察者网杨晗轶译)

　　保罗·克鲁格曼

　　人民还说的算吗?政治事务中的汉密尔顿与金钱

　　丹·格利克曼

　　2016年美国大选已经全面起航，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推出自己的重量级总统候选人，宣称胜利在握。离选举日还有整整一年半，这些名头响亮的候选人各自会收到10亿美元(或者更多)，然后花掉它们。现代选举制和金钱在政治制度中的运作方式就是如此，我不禁好奇，近250年前的国父们听到这个消息会说什么?

　　毋庸置疑，国父们对自由和政府角色的看法与今天大相径庭。不久前，我在百老汇看了一出音乐剧：《汉密尔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美国宪法起草者之一，曾与约翰·杰伊和詹姆斯·麦迪逊共同为报纸撰写文章宣传宪法原则及理念，后集合出版为《联邦党人文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个独特的人，人们很容易忘记他的国父身份。这个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孤儿白手起家，最终竟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成为乔治·华盛顿的亲密盟友，并参与起草《独立宣言》。

　　政府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这引起建国者们旷日持久、激烈焦灼的讨论。比如，汉密尔顿坚持认为，应该建立一个积极作为的强大联邦政府，这与杰斐逊的意见相左。但汉密尔顿的看法是，只有建立了强有力的政府，才能保证立法机构真正代表人民全体。这就是说，政府的合法性由被统治者首肯。

　　我想，如果汉密尔顿还活着，看到他与同侪建立的政治体制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一定会说：美国人已经严重破坏了民主政府的根基，或者说彻底抛弃了它。提供金钱给在政治事务中抛头露面的人，从而赋予最有钱的人权利，这跟说“美国人民对自己的政府有主导权”完全背道而驰。

　　参议员Ted Cruz最近宣布，他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观察者网注：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简称PAC,、旨在筹募及分配竞选经费给角逐公职的候选人。)在第一个周就筹集到310万美元捐款。

　　这些钱主要由四大家族捐款，而绝大部分来自其中一个家族。竞选财政专家Trevor Potter在纽约时报撰文称：“随便哪个百万富翁都有可能利用捐款，改变一个种族或者这个国家的命运。这就是美国今天的现实：与汉密尔顿那时设想的差异巨大。”

　　有报道称，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整个竞选过程将筹集并花费10亿美元，如果算上外部经费支出数额会更庞大。在近期的一些造势活动上，希拉里确实表达了对金钱在选举中扮演的角色有些许担心，但为了更有竞争力，候选人必须“争钱好胜”。单个候选人就要花费破纪录的超10亿美元，这着实令人乍舌，也不免心生疑惑。事实上，如果你没能力筹集数额巨大的现金，就没资格担任联邦政府中的任何职务，总统更不必说。因此，竞选过程本身就是将凌驾于政府和社会的权利收拢到最有能力提供政治捐款的人手中：那些大金主们。

　　在一场关于宪法是否成立的激烈争论中，汉密尔顿曾说：“先生们，这个国家，人民说的算。他们的意志由直接代表执行。”我们扪心自问，今天的美国还是如此吗?我们真的打心底相信，每位公民都有能力对政府讲话?当候选人竞选办公室的看门人是豪商巨贾，还能相信这点吗?国父们在很多方面眼光深远，比如设计一个各部分相互制衡的政权组织形式，以维护自由、和平与稳定。但这一组织形式的根本原则是：被统治者的首肯。他们未曾料到：金钱竟对这个体制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

　　丹·格利克曼

　　(本文原载于《赫芬顿邮报》网站，观察者网徐书婷译)

来源时间：2015/5/12   发布时间：201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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