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美国国务院同美国财政部5月11日星期一共同发布消息说，下一轮、即第七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于六月下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
美方代表团“带队”的仍将是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卿克里和财政部长杰卡布.卢。中方代表团的“主力”则是国务委员杨洁篪和副总理汪洋。
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同时发布消息说，国务卿克里还将同中国副总理刘延东协调展开第六轮美中民间交流协商会谈，时间在六月下旬，地点也是在华盛顿。
来源时间：2015/5/12 发布时间：2015/5/12
旧文章ID：3624
美议员：中国与美国国会互动减弱
作者：林枫 来源：美国之音
华盛顿—美国国会一名负责监督美国亚太政策的资深议员最近表示，自习近平主政以来，中国与美国国会的接触减少。有学者认为，这或许与议员个人对中国的态度有关，不一定说明中国对美国国会的政策出现转变。也有台湾学者认为，习近平执政风格和其前任是有所不同。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事务小组主席、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邵建隆(Matt Salmon)上星期率领一个来自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四人代表团访问了香港。在香港，邵建隆与香港特首梁振英、以及泛民派和亲政府的建制派人士举行了会晤。他5月9日对媒体表示，在对待美国国会方面，习近平的政策与其前任相比有很明显的变化。他说：“这位主席有一套完全不同的理念。实际上，我认为他正在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前进，这与他的两位前任(胡锦涛和江泽民)与美国国会保持建设性接触背道而驰。”
邵建隆还说，自他就任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事务小组主席以来，所有亚太地区国家的驻美使馆都和他联系要求进行会谈，唯有中国例外。
中国外交学院教授苏浩对美国之音表示，这只是议员个人的看法，并不一定说明是中国对美国国会政策的改变。他说：“中国历来还是比较重视国会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与国会各方面进行交流。但有可能是议员个人的原因，而不是政策性的变化。是不是议员个人的倾向或者是他的行为方式可能有些时候会造成需要我们这边观察、看一看这种可能性。”
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给邵建隆贴上了“反华议员”的标签。环球时报在5月9日刊登的一篇题为“梁振英会见访港美国反华议员 重申落实普选决心”的报道中引述大公报的报道说，“访港的美国议员有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邵建隆、两名众议员安格尔和谢尔曼。报道称，这些美国议员一向反华，曾发表惹火言论。”
邵建隆批评中国和香港官员指责去年香港的“占中运动”背后有外国势力煽动是在找替罪羊。他说，“这是在逃避责任。现实是在香港有越来越的支持自决(self-determination)的情绪，不一定是独立，而是自治。”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国会议员在一些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不利于美中之间开展交流。他说：“国会议员比较有自由嘛，专喜欢挑敏感问题。但是中国当然立场很坚定，可能不一定使得访港的议员感到高兴。”
时殷弘表示，习近平的强势作风或许是中国与美国国会交流减少的原因。他说：“或许有这样的可能性，但我不愿意做正面评论。但无论如何这也不是中国政府刻意的。”他指出，中国政府应该更重视同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交流。
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也认为，习近平的风格显然与他的前任不同。他说：“台湾就在中国大陆的旁边。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两岸关系的交往在胡锦涛主政时期和习大大时期是不一样的，态度不一样、表达方式不一样、让我们感觉到的软硬度不一样。这是可以感受的出来的。”
黄介正说，上周他在课堂上和研究生开玩笑。当时他说，习大大有点像小布什，either my way or the highway，意思就是，不听我的就滚蛋。
来源时间：2015/5/12 发布时间：2015/5/12
旧文章ID：3623
史密斯议员：香港应拒绝现有选举方案
作者：杨晨，常晓，利平 来源：美国之音
国会山—美国国会一位资深众议员最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提出，他支持香港一些民主派立法议员抵制北京制定的特首选举方案 。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Rep. Chris Smith)最近在一次听证上接受美国之音采访， 他鼓励香港的民主派议员们坚持自己的信念：“民主运动的历史告诉我们，不论是东欧还是亚洲，你绝对不能接受一个坏的方案，然后希望将来一个更好的方案会自动出现。”
中国人大去年8月份做出決定， 2017年通过普选产生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但是候选人将由提名委员会提名，而不是香港民主派希望的公民提名。
根据香港政府四月份提交的2017年特首普选方案，香港5百万合格选民可以从提名委员会提出的两到三名候选人(每名候选人须得到半数以上支持)中通过一人一票投票，得票最多者当选行政长官。
香港立法会将就这一政改方案进行辩论和表决。
支持者认为普选方案对香港民主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但是反对者认为亲北京的提名委员会将提名北京认可的人选，这不是真正意义的普选;民主派议员准备阻止立法会通过这一政改方案。
国会法案年度审议香港民主
史密斯众议员今年2月推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他说：“这项法案比任何时候都有必要，它可以确保香港人民享有最大程度的民主与自由。”
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每年向国会报告香港的状况，确保香港对北京享有充分的自治才能继续给予香港优惠条件。
这项法案要最终成为法律在国会还面临很多障碍。
一些国会议员反对年度认证。
共和党众议员斯哥特·佩里(Rep. Scott Perry)就认为这样做可能是对香港造成负担。
佩里议员告诉美国之音他不一定会投票支持这项法案：“更恰当的做法是在美中贸易协议中附加这样(保持香港自治地位)的要求，促使中国不要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
香港驻美经贸易处专员梁卓文1月份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香港政府反对年度认证，他说这比现有的美国法律更严苛;根据现有的法律，白宫只需要在认为香港丧失了充分自治地位的情况下才需要向国会提出报告。
美国的作用
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素尔最近在国会听证上说，美国对于推动香港民主能够发挥一定作用：“应该由香港政府，香港立法会和香港人民来决定是否接受政府提出的普选方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听从他们的意见。不过我们也很明确地表明美国能够发挥重要作用，让香港民众能够对特首选举做出有实质意义的选择。”
最近，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邵建隆(Rep. Matt Salmon)率领国会代表团访问香港，会晤了香港政府官员和立法会议员。
这次访问引发广泛关注。
邵建隆众议员在会晤香港议员时说：“我觉得能够向前一步，由人民选特首是好事。但我明白有时候(推行政改)‘半条面包比没有面包好’， 我希望听取你们对普选方案的看法，普选的方向，你们的担忧等等。”
他的这番话被一些人解读为希望目前的政改方案获得通过，也有的人认为美国国会议员认为目前的政改方案不公平。
来源时间：2015/5/12 发布时间：201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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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首席“知华派”学者：美中关系处于临界点
作者：莉雅，海伦 来源：美国之音
亚特兰大—被中国官方学者称为“知华派”的美国学者蓝普顿对目前美中关系的走向深表忧虑。他日前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世界中国学论坛上发表演讲时表示，美中关系正处于一个临界点。国际上一些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也对美中关系可能出现长期战略分离的风险表示担忧。
蓝普顿：对美中关系的支持受到侵蚀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兼中国研究系主任蓝普顿 (David M. Lampton) 5月6日在卡特中心举行的世界中国学论坛首届美国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尽管美中关系也有一些进展，但是整体上正在朝着一个不可取的方向发展。
他说：“不幸的是，自从2010年左右开始，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美中关系的临界点(tipping point)正在接近。我们各自的恐惧比关系正常化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超越我们对双边关系寄予的希望。我们正在看到对以积极为主的美中关系的一些关键的根本性支持受到侵蚀。”
蓝普顿今年1月被北京外交学院的一份报告评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学者，名列中国学者所说的美国“知华派”榜首。
曾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的蓝普顿说，尽管美中关系的根基还没有坍塌，但是美国政策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倾向于把中国看成是美国在全球主导权的一个威胁，而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精英派别与民众也把美国看作是阻止中国获得应有国际地位的一个障碍，而且没有对北京维护国内的稳定提供帮助。
柯白：忽视美中关系所处危险不明智
卡特中心中国项目的高级顾问柯白(Robert A. Kapp) 是前美中贸易理事会主席。他在论坛现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很认同蓝普顿对美中关系的判断。
他说：“我认为，忽视我们现在正在临近的危险的现实是不明智的。我们都需要认识到这些危险，并尽我们的最大努力避免这些危险成为现实。”
蓝普顿教授并不是唯一一个对美中关系表示忧虑的学者。
陆克文：美中可能出现长期的战略分离
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Kevin Michael Rudd)最近在华盛顿发表的一个演讲中也对美中关系的前景表示忧虑，认为两国日益加深的猜忌有可能导致冲突。
他说：“作为一个对美中关系关注了几十年的观察者以及对美中两国都有深厚感情的人，我担心的是，在缺乏新鲜的政治想象力的情况下，存在两国出现长期的战略分离的风险。”
夏伟：美中气氛严寒
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 (Orville Schell)5月11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的专栏文章中表示，他对美中之间的气氛在近几年陷入“严寒”感到不安。他甚至认为，自从尼克松1972年踏上对华破冰之旅以来，“两国间的互信和乐观情绪鲜有降到如此低谷之时”。
不过，中国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在世界中国学论坛上代表中方发表主旨演讲时并没有谈到他对美中关系现状的看法。目前担任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的李肇星在题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前景》的演讲中强调了人民至上以及和为贵的中国哲学思想以及正义与良知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
来源时间：2015/5/12 发布时间：201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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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出台规范严格限制教堂十字架外观
作者：傅才德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香港——在中国最富裕的省份之一浙江的城市里，分布着许多基督教教堂，新教和天主教教堂也一样。直到最近，它们中很多的屋顶上都安放着高耸的大十字架，夜里常亮着霓虹灯。
根据省政府上周公布的一项新的规范草案，这些十字架——那些尚未因政府的命令而被拆除的——极有可能也要被迫被拆下来。
对浙江境内教堂可以展示十字架的地方和方式，这份长达36页的指示，煞费苦心地列出了严格的指导方针。它们必须放在教堂建筑物的正立面上，而不是建筑物的屋顶上。其色彩必须与教堂建筑相协调，不能形成反差。而且必须要小，不能超过建筑物正立面高度的十分之一。
随着基督教呈爆发式增长，浙江省政府努力掩盖十字架这个最明显的标志。为了拆除教堂屋顶的十字架，该省发起了一场持续的运动。上述规定则为这场运动提供了新的法律依据。因为有大量基督徒和大教堂，浙江省的沿海城市温州常被称作中国的耶路撒冷。
在共产党执政的头十年里，基督教在中国被严格控制。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随着作为无神论政党的共产党放松对社会的控制，基督教开始繁荣发展。现在的一些估计数据称，中国有逾1亿信徒，远远超过共产党1949年接管政权后驱逐传教士和牧师时的水平。很多教堂都得到了政府的许可，但还有一些是在官方范围之外运作的。
然而，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从2012年开始成为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以来，政府加强了对外国影响力的控制，他们认为这种影响力威胁到党的统治地位。
在浙江，这场针对十字架的行动源自该省省委书记夏宝龙2013年10月对温州的一次访问。《纽约时报》在2014年5月30日报道，夏宝龙当时看到得到官方认可的三江教堂高达180英尺(约合55米)的尖顶在天际线中如此显眼，感到相当不快。
三江教堂在去年4月被拆除，该省多地教堂的十字架也都被移除，拆除行动经常导致郊区居民与警方发生对抗。
温州一所教堂的牧师表示，“我们感到很无助，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这名牧师要求匿名，因为他担心遭到政府报复。
这名牧师曾在政府批准的负责监管教堂的委员会任职。他表示，最近该地区有更多十字架被拆除。“我们以为拆除十字架的行动已经结束了，”他说。“但实际上还没停止。”
去年，浙江省的官员拿到一份不会向公众发表的政策声明，声明明确表示，行动的目标是使十字架位于不那么显眼的位置。时报去年查看的这份文件写道，“分期分批把十字架从屋顶移到建筑立面上来。”
新的规范草案进一步详细说明了针对浙江教堂的建筑限制，这些细节有时让人想起《圣经·旧约》中关于建造教堂的指令，但应该并非有意。
天主教堂正立面上的十字架的高宽比应为1:0.618。而新教教堂十字架的高宽比则为3:2。教堂的厨房和洗手间应主要用太阳能或其他可再生能源来烧热水。
北京研究基督教的非营利组织中福圣山研究所所长范亚峰表示，浙江新出台的规定非常符合中央政府强调“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的呼声——试图压制教会内部被认为是支持中国民主化的外国势力。
“通过限制基督教在中国社会、公共和政治领域的影响，”政府“想破坏基督教与中国民主化之间的关系”，范亚峰说。他曾是官方性质的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名学者。
浙江的新规出台一周前，该省的一名基督教牧师黄益梓在表明对拆除十字架一事的意见后，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这位在政府批准的教堂任职的牧师，对警方去年7月殴打50多名堂区教徒一事提出质疑，当时教徒们试图阻止当局拆除救恩堂十字架。救恩堂是一座基督新教教堂。
黄益梓于去年8月被警方逮捕，该教堂的十字架在几天之后被移除。黄益梓被控犯有“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中国通常利用这个罪名监禁那些公然反对政府政策的人。
记者致电新草案相关问题联系人——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官员方晟岚，并发送短信，均未获得回应。
记者致电浙江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可以听到接听电话的男子询问同事该如何回答有关新规范的问题。“太敏感了，”一名女性说道。“说我们不知道。”
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是《纽约时报》记者。
Kiki Zhao自北京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来源时间：2015/5/12 发布时间：2015/5/11
旧文章ID：3620
赵可金：“一带一路”引发中国外交“哥白尼式革命”
作者：赵可金 来源：观点中国
赵可金：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2015年3月8日，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记者会上明确提出，2015年中国外交的关键词是“一个重点、两条主线”。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全面推进“一带一路”，“两个重点”就是做好和平与发展这两篇大文章。这是中国外交部长首次就中国外交重点作出明确界定，标志着中国外交步入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尤其是“一带一路”伟大构想的提出，成为中国外交的总抓手，改变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布局的先后次序。显然，对中国外交来说，这一变化是整个外交重心的转化，其影响无异于一场外交领域中的“哥白尼式革命”。
从服务经济发展到对接“一带一路”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转移以来，中国外交的中心任务就是服务经济发展，为国内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在这一中心任务指导下，稳定压倒一切，维稳外交成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形态。在冷战结束前，中国在外交上竭力维护国际战略格局的稳定，在美苏争霸的国际体系下维护在美苏之间的平衡，采取谁搞霸权就反对谁的外交态度。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为了营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成为中国外交的重心，中美关系成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无论是在解决台湾问题、达赖喇嘛问题等政治问题，还是谋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处理各种经济贸易摩擦等经济问题，中美关系都被中国外交视为优先处理的问题，只要中美关系不出现根本性的危机，中国外交就不会有大的问题。在岛屿主权争议、地缘政治热点以及地区安全问题上，中国长期采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劝谈促和”等态度，从根本上与维稳外交的总体思路是一致的。
“一带一路”伟大构想提出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成为中国外交优先关注的对象。从涵盖范围来看，“一带一路”涵盖亚太、欧亚、中东、非洲、南太平洋地区等，包括65个国家，总人口超过44亿，占全世界人口的63%，经济总量超过20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0%，这些国家大多数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外资外贸的流入量每年分别增长13.9%和6.5%，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很多。同时，“一带一路”将欧洲经济圈、亚太经济圈这当今世界最具活力的两大经济圈链接起来，成为未来世界最具发展潜力的世界经济走廊，一旦跨越重重艰难险阻，将极大地改变世界经济地理布局，成为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从目前已经公开的战略构想来看，“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统筹国际国内大局的总战略，中国外交将围绕这一中心任务，主动对接“一带一路”，为“一带一路”伟大构想的实现勇当开路先锋。
相比此前中国外交中的维稳特征，“一带一路”要求主动进取。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交，中国改变了“等客上门”的被动态度，转变为“主动登门”的主动姿态，积极提出合作倡议，率先规划合作项目，努力推动合作进展。自当选国家主席以来，习近平主动访问了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蒙古、斯里兰卡、印度、马尔代夫、巴基斯坦等众多“一带一路”国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合作倡议，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合作向纵深发展。很明显，“一带一路”构想提出后，中美关系被纳入对接“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中，与美国一起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一部分。换言之，中国外交越来越强调中美关系要服从和服务于“一带一路”构想，而非像以往那样一切都要服从和服务于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这一变化标志着中国外交实现了从中美关系向“一带一路”的“重心转移”。
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
“一带一路”在推动了中国外交重心转移的同时，也实现了外交策略总方针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的转移。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在实现战略重心从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转移之后，在外交上也确立了收敛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光芒，一心一意谋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积累中国的总体实力，而对于国际社会中发生的诸多争端和热点问题，采取低调超脱的灵活姿态，全力营造有利于国内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对于此种低调务实的外交风格，邓小平同志将其概括为“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在此后的三十多年时间内，无论是在处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国际事件，还是应对海湾战争、科索沃危机、反恐战争、金融危机等复杂地区和国际性问题，中国都采取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各方发展关系，采取相对超脱的态度，不卷入冲突和纠纷，极力避免引火烧身，一心一意致力于经济发展。
“一带一路”伟大构想的提出，是中国外交策略总方针突破韬光养晦的一个转折点。尽管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国领导人在中央周边工作座谈会上已经提出奋发有为推进中国外交，但真正标志着向奋发有为转变的还是“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与此前中国外交给人的低调超脱的印象相比，“一带一路”给人一种极强的视听冲击力，意味着中国不仅善于谋划自己的和平发展，高调向世界宣示要努力寻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且积极向国际社会大胆提出倡议，一道实现“亚洲梦”、“世界梦”。诚然，如同一些人士所担心的那样，中国主动高调提出若干合作倡议会引发一些国家的猜忌，甚至会招致一些国家添油加醋地挑拨，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关系在短期内难免会受到影响，但直面矛盾和挑战本身就是一种奋发有为的体现。说到底，奋发有为强调的不是中国想要做什么，而是强调中国外交要有一种负责任、敢担当的精气神。中国人毫不隐瞒自己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想法，也不愿对自己的战略意图遮遮掩掩，国际社会更关心的是中国此种敢于担当的行为究竟是一种积极的福音，还是一种消极的挑战。只要中国坚持平等互信、包容开放和合作共赢的新国际关系精神，多做对自身和国际社会有益的事情，究竟是韬光养晦还是奋发有为，并不是那么紧要。
当然，强调奋发有为也不是像欧美国家在历史上所做的那样谋求地区和世界霸权，而是谋求建立命运共同体。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就在国际社会中倡导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邓小平当年在谈到“有所作为”的时候，也强调所谓“有所作为”就是要改革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在推动国际秩序改革的时候，更多关注在改革自身的政治经济体制上有所作为，以适应国际社会的需要，在既有的国际秩序更多采取融入和学习的态度。“一带一路”的提出，则在继续推动国内全面深化改革的同时，也强调在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上奋发有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绸之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及众多奖学金名额、培训机会等，都是中国外交奋发有为的重要体现。
从全方位外交到立体化外交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在逐步参与国际事务的过程中，广交天下朋友，发展务实合作，逐步形成了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全方位外交格局，与70多个国家和诸多地区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着眼于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走出了一条结伴而不结盟的对外交往新路，形成了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然而，中国外交建立起的这一形形色色的伙伴关系网更多停留在政府间关系的层面，所结交的“朋友圈”也多半局限于社会精英圈子，且更多以政府间合作为主，外交关系的热络势头与中国与世界互动的要求还不完全相适应，甚至与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还出现了“政冷经热”、“政热经冷”等不协调和不匹配的问题。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有了很大提升。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商品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并成为近13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因此，随着中国与世界互动频率和互动范围的展开，要求中国外交不断开辟新领域，提升新境界。作为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的总抓手，“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倡导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开辟了中国外交的新领域，推动中国外交沿着三个维度展开，步入立体化外交的新境界。
一是协商外交。就“一带一路”构想而言，涉及到基础设施、经济走廊、海上合作支点、产业合作、人文交流等众多领域的协商，需要外交部和其他相关部门与沿线国家进行大量的协商，有堆积如山的协议需要谈判，以此来扩大彼此利益的汇合点。此种协商既有双边层次的，也有多边层次、次国家层次乃至非国家层次的互动，甚至还会涉及到域外国家的参与。所有这一切问题，都需要中国外交付出大量的努力和汗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面对现实中的艰难险阻，打通新时期的“一带一路”犹如当年唐玄奘西天取经，要历经无数的劫难方可获得“真经”，面对漫漫征程的“九九八十一难”，中国外交惟有通过耐心细致的协商才能突破，中国外交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能力准备。
二是公共外交。“一带一路”的开拓历程，不仅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系列工程，更是妥善回应来自各方面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质疑、批评、指责甚至冲突的艰难历程。且不论一些域外国家的百般刁难，仅沿线国家政府官员、社会精英和广大民众就有无数的解释工作去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既是一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之路，更是一条人文交流互联互通之路，搭建心灵理解之桥的难度丝毫不亚于修建一座大桥。为此，“一带一路”构想要求中国外交必须把回应各方面舆论的公共外交摆到更加重要的突出位置，以极大的耐心、细心和毅力来克服种种困难，澄清各种误解，真正让“一带一路”深入人心，成为一条跨越历史恩怨、超越文明羁绊和实现心灵相通的理解之路，信任之路。
三是统筹外交。由于“一带一路”涉及党、政、军、民、商、学、媒等众多领域，更大的困难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来自于自身。如何统筹协调各层次、各领域和各部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步伐，广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计划、有组织、有秩序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也是中国外交面临的一个艰巨任务。近一段时期以来，随着国家关于“一带一路”建设愿景和行动规划的公布，各方面参与“一带一路”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已经出现了一哄而上、步伐不一和自我混乱的局面，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出现忙于争抢项目、争夺资源和优惠政策的问题，这给统筹外交敲响了警钟。4月28日，外交部与河北省政府一起举办了以“互利共赢的国际产能合作·聚焦河北”为主题的第十一届“蓝厅论坛”，是外交部与河北省横向统筹的一次重要努力。随着“一带一路”行动计划的陆续展开，统筹外交的任务会越来越重，要求中国外交不断提升统筹协调能力，避免混乱和失序的倾向。
总之，“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和实施，推动中国外交实现了战略重心的转换，要求中国外交必须与时俱进，通过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不断开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局面。
来源时间：2015/5/12 发布时间：2015/4/30
旧文章ID：3619
胜利日大阅兵，中俄彰显亲近关系
作者：JANE PERLEZ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五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谈。两人周六在莫斯科共同出席了庆祝战胜纳粹70周年的阅兵仪式。"]("http://graphics8.nytimes.com/images/2015/05/09/world/09ALLIANCE/09ALLIANCE-articleLarge.jpg")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五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谈。两人周六在莫斯科共同出席了庆祝战胜纳粹70周年的阅兵仪式。(Pool photo by Alexander Zemlianichenko)
北京——周六，当俄罗斯庆祝战胜纳粹70周年的时候，与总统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一同阅兵的最重量级的领导人，却并非来自美国或英国等俄罗斯的战时盟友。
这位座上宾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虽然他既不能完美地代表战争时期的历史，又反映出俄罗斯未来的不确定性。
在执政的两年里，习近平为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访问了许多国家。他如今来到莫斯科，一个原因就是，想要确保在庆祝德国战败的场合里，自己国家付出惨痛代价所取得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没有被遗忘。
就普京而言，他很乐意邀请习近平，因为他的到来可以证明自己高调转向远东的政策——作为对西方经济实力的制衡——正在结出果实。不过，有几个尴尬的因素却影响了习近平和普京二人同样希望投射出的形象。
首先，尽管习近平可谓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的父亲也是共产党的著名指挥官，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抗击日军的主力却不是共产党，而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中国在二战期间的死难者人数在1400万到2000万之间。国民党当时受到了美国和约瑟夫·W·史迪威上将(Joseph W. Stilwell)的支持，而多数抗日军队是由史迪威部署的。
“中国直到不久前对回忆这场战争都不太自在，其核心就在于一个尴尬的真相，”《中日战争》(China’s War With Japan)一书的作者、英国历史学者拉纳·米特(Rana Mitter)说。“从1937年到1945年，中国对日本的绝大多数的常规战役是由国民党的军队打的，而不是共产党。”
共产党在上世纪40年代还是一支活跃的游击力量，的确对日军实施了一些重要的打击。但是米特认为，如果没有国民党在战场上的努力，中国很可能在1938年就被击垮了。
就许多方面而言，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获得了相较于国民党的巨大优势。国民党到最后已精疲力竭、人心涣散，一直保留着实力的共产党相对来说精神更加饱满，并在抗日胜利后的内战中击败了国民党。
莫斯科的庆祝活动中大概不会提起那些不能美化共产党战争记录的中国历史。据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报道，过去一周，为了迎接周六的检阅，中国的一支仪仗队穿着专门设计的考究的橄榄绿新制服，一边用汉语唱着战争时期的俄罗斯爱情歌曲《喀秋莎》，一边在街道上列队行进。
在对莫斯科的三天访问中，习近平将有充足的时间展示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友谊。从美欧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从而惩罚普京对乌克兰的欺凌政策时，这种热切的示好就开始了。
为了给自己的访问预热，习近平3月曾派遣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会见普京。栗战书没有太多外交背景，普遍认为栗战书是习近平最信赖的助手之一。派栗战书打前站的举动，在中国被认为反映了习近平对此次访问莫斯科的重视程度。
随后，俄罗斯于上个月表示，中国将从俄罗斯购买该国最先进的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S-400。俄罗斯原本不愿出售该系统，因为俄方担心中国会开展逆向工程。
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时殷弘说，“习近平对于普京、对于俄罗斯的面子都很重要。”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李新表示，在俄罗斯露面的时机，对于双方来说都很好。李新说，“这时候西方制裁，俄罗斯需要伙伴，那么中国当然是一个理想的伙伴了。”
“另外美国在亚太搞‘再平衡’，用日本和南海问题来对中国进行遏制，这都使得莫斯科和北京方面要加强关系。”
然而，即使这样也存在一些难点。时殷弘说，尽管对外表现出了友谊，但目前的中俄关系严格来说只是一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联盟还有很远的距离。
例如，习近平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曾在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停留。这里原本是俄罗斯的舞台，但近年来，中国在这里的影响力开始逐渐增强。中国承诺要把它纳入丝绸之路经济带，表示要在这里修建道路、管道和铁路。这些项目都需要耗费巨额资金，考虑到目前的财政困境，俄罗斯根本无法提供资金支持，即使对盟友也是如此。
“俄罗斯与中国的利益，在战术角度明显是重合的，但不太像是长期利益的战略融合，”新加坡外交部(Foreign Ministry)前常任秘书比拉哈里·考西坎(Bilahari Kausikan)说。“从目前的轨迹来看，俄罗斯会沦为中国的次级合伙伙伴。俄罗斯能永远忍受这种局面吗?我表示怀疑。”
一年前，两国颇为高调地在上海签订了价值4000亿美元(约合2.5万亿元人民币)的能源协议，数月之后又达成了一项规模较小的协议，安排将天然气从俄罗斯送往中国。但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高级研究员爱德华·C·周(Edward C. Chow)表示，协议签署后几乎没有后续动作。
“预期的中方贷款，或者天然气的预付款，现在都还没有见到，”他说。“中国收购俄罗斯油气田股份的谈判，似乎也不了了之了。”
目前，尽管缺乏行动，似乎也不太可能阻碍普京和习近平重申这些协议，以及在会面时“大张旗鼓地宣布新举措”。爱德华·周说，“政治领袖会面时，就是要做这些事。”
Yufan Huang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来源时间：2015/5/12 发布时间：201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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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重返亚太欲孤立中国 带来全面战争危险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中俄海军的地中海联合演习昨天开启，它被多方冠以“中国海军距离本土最远的一次演习”“中俄第一次在地中海联合军演”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被北非、西亚、欧洲环抱的地中海与中国距离超过万里，但实际上并不遥远，2011年利比亚战争曾迫使中国派舰撤侨数万人。此次军演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日访俄双方签署几十项合作协议，9日习近平出席莫斯科胜利日阅兵式，三部曲使中俄关系再度迅速升温，对已经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中俄，用什么新词汇描述这种亲密让世界许多媒体感到“为难”。中俄此番演习主要是针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西方则习惯性地联想到因乌克兰危机欧美对俄的孤立与制裁、美日最近高调修改新防卫指针暗指中国，认为中俄在“展示力量”。11日，俄罗斯再度传出两则消息：一支俄军分队将参加9月北京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式，中俄今年将在日本海举行联合演习。
联合军演让中俄“拥抱得更紧”
“俄罗斯与中国拥抱得更紧了。”对中俄地中海联合军演开启，英国《每日电讯报》11日迅速做出这样的解读。当地时间上午10时，军演启动仪式在新罗西斯克举行，俄海军副司令费多坚科夫、中国海军副司令杜景臣以及演习联合司令部人员代表和两军舰队代表参加。“伊朗新闻台”同日援引俄副防长安东诺夫的话说，俄中2015年计划在日本海和地中海举行两次演习，日本海的演习将包括反恐、反海盗行动以及联合海上维和。
中俄两国9艘舰艇参加地中海演习，演习将持续到21日。从课目上看，主要是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反海盗和确保航运安全等。台湾“中央社”11日报道说，大陆参演兵力由3艘水面舰艇、2架舰载直升机以及特战队分队等组成;俄方则有来自黑海舰队的6艘舰船。中共海军这次派出的3艘舰艇，是在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执行第19批护航任务的导弹护卫舰临沂舰和潍坊舰，以及综合补给舰微山湖舰，3舰都具高知名度。俄海军方面派出莫斯科号巡洋舰、顺利号护卫舰、西蒙风号导弹气垫艇等参演。报道援引专家的分析称，双方这次演习都派出主力舰艇，有利于两国海军熟悉彼此主战装备和训练方法，并有助于提升作战默契。台湾《联合报》提到，解放军船舰并未停泊在克里米亚的黑海舰队母港塞瓦斯托波尔，而是停在俄本土的新罗西斯克港。
“这是中国海军舰船编队成建制到国外进行联合演习的最远的一次。”中国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张军社11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他表示，成建制赴海外进行演练，并且长达十天，对于中国海军的能力考验首先是后勤保障，还有作战保障，包括远海航行导航能力、通信能力、指挥能力等等。
一位多次参加过中外联合演习的军方人士同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无论是装备还是训练，包括人员军事素质，感觉双方差距正在缩小。”在这位人士看来，在他所经历的联合演习中，几次实际使用武器，中国海军的精度或表现出的水平、成绩都超过外军。该人士表示，通过联合演习也发现了外军军事素养比中国更专业的一些方面，比如外军随舰指导的上级领导或者机关人员比较少，一些就是舰艇长自己率舰执行任务。
“此次联合演习不针对第三方，与地区政治局势没有任何关系。”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尽管如此强调，但西方看上去不这么认为。德国《明镜》周刊11日称，这是中俄第一次在地中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在欧洲附近展示力量”。《每日电讯报》援引俄罗斯副防长安东诺夫的话说，俄中军事合作表明对“挑战和威胁”的共同理解，以及“重建当前世界秩序的需要”。该报称，这与普京在胜利日阅兵式的讲话相呼应，普京当时说，全球发展正在遭受“建立一个单极世界的企图”的破坏。德国“世界社会主义者”网站称，中俄地中海军演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表明因美国主导针对中国的“重返亚太”以及北约在乌克兰危机上针对俄罗斯而衍生的大国矛盾是何等尖锐。报道称，美国主导的用以扼杀俄罗斯经济的金融制裁、寻求推翻普京，或者通过“重返亚太”孤立中国，带来了全面战争的危险。
【环球时报赴俄罗斯特派记者 郭媛丹 驻德国、美国特约记者 青木 萧达 汪析 柳直】
来源时间：2015/5/12 发布时间：201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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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为什么需要“改革促进派”官员
作者： 来源：中国新闻网
美国《侨报》5月9日文章，原题：当前中国为什么需要“改革促进派”
5月5日，中国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习近平发表讲话特别强调“引导大家争当改革促进派”，在用人标准上释放出明确信号“要把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改革促进派”这一提法引人注目，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官员才能称得上“改革促进派”呢?
政府是改革最主要的推动力量。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国总理李克强特别提出要整顿“庸官懒政”，可见部分官员延误改革的问题已引起了高层重视。
李克强还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上，严斥一些文件运转流程繁冗、拖沓，一些国务院已经通过的政策，却因为“处长把关”被卡，让好政策“迟迟落不了地”。
中国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在这一过程中，某些利益集团成了改革的阻力，习近平提出引导官员做“改革促进派”也正是针对这个问题提出的。
这次足见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突破改革障碍的决心，而对“改革促进派”的定义，也必然首先是要对改革有决心、不怕得罪人的官员。
既然是“改革促进派”，就必须不仅有改革意愿，还要有突破障碍的能力，也就是习近平所说的“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当前中国的改革已经与30年前的改革大不相同，一个普遍使用的说法是“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要跨过这个“深水区”，就必须以精确反映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的集约式改革代替大开大合的粗放式改革，靠法治推动、靠创新推动、靠民众力量推动改革，这就要求“改革促进派”官员有适应这种新改革的新能力和新理念。
仅有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过去一些官员也曾被认为是“改革派”，却因贪腐而落马，造成这一问题的就是“只看一点不及其余”的旧有用人观，即认为能干事的官员，即便在其他方面有些瑕疵也是瑕不掩瑜。
如今，腐败问题也成为了改革的障碍，打破腐败给改革造成的障碍也是中共高压反腐的主要目的之一。因此，官员在改革过程中还必须坚持风清气正，若因自己的一时私欲陷入腐败行列，就势必会从改革者变成改革的阻挠者。
来源时间：2015/5/12 发布时间：201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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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永佳、李小云：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要有宗教考量
作者：梁永佳，李小云 来源：凤凰大学问
笔者在云南调研时遇到一位内地在老挝投资的商人，他不无感慨地说：“不要以为有钱就一定能搞定一切!我们想买一块地，最后村里的首领说周围都是他们的佛地，买不得。”如果说在中国进行基础建设基本不必考虑宗教问题，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就不同了。陆路上，西安以西就逐渐进入穆斯林占主流的内亚地带。从阿富汗、巴基斯坦，到中亚五国、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直到土耳其，穆斯林人口均占各国九成以上。从云南进入老挝，缅甸到柬埔寨、泰国是小乘佛教主导的国家。海路上，过了金兰湾，就进入了穆斯林主导的“马来世界”，印尼有两亿多穆斯林，接近总人口的九成，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马来西亚穆斯林占六成以上，并在国家和地方均享有政治优势。马六甲海峡以西的南亚国家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穆斯林人口超过一亿，分别是世界上第二、三、四大穆斯林国家。印度的印度教徒几近八成，斯里兰卡的佛教徒也有七成之多。宗教在实施“一带一路”的区域不仅仅是信仰问题，而是完全处于这些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的核心。因此，可以说“一带一路”其实是一个“宗教的路带”。
“一带一路”的宏观战略一旦形成，在微观运行上回避不了和沿线的宗教，特别是各种各样的穆斯林社会打交道。企业要在别人的地盘上铺路桥、建港口、修管道、运物资，就必然要与各自为政的各类地方势力频繁协商，必然要雇用当地劳力，必然要接触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这都需要充分了解宗教社会。但目前关于“一带一路”的讨论似乎就是一个政治和经济的问题，很少涉及社会宗教问题。针对一路一带的穆斯林国家，即使伊斯兰问题专家，也常常将宗教问题还原成外交谈判和一般性国家间的礼节，但宗教涉及道德、团结、尊严、生命等价值，是各种社会行动的动力所在，所以不能简单地还原为政治问题或者经济问题，更不能假设当地社会天生追求GDP。何况，“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也不止政治和经济两个目标，还提出了“民心相通”的理念，并提倡“开展多层次、多渠道沟通磋商”、“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携手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这都需要我们将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纳入战略实施规划的考量之中。
“一带一路”将会带动大规模的企业和人员“走出去”，而我们现在“走出去”的机构虽然也在改变过去那种完全隔离外派人员的管理方式，但是企业和单位依然照搬外交人员标准，要求员工受外事纪律约束，集中住宿、收缴护照、外出请假、结伴出行，不许与当地人密切来往，更不能与当地人恋爱、结婚，等等。这种半军事化管理自然降低了风险，但却使驻外生活无聊沉闷，勾心斗角频发。管理层追求别出乱子，普通人盼着早点回国，整个生活处于“悬置”状态，如何谈得上有所作为?有的企业惯性地把“公关领导”的做法搬到国外，以为搞定政府就等于搞定社会，无视了我们“走出去”的大多数国家既不是西方的法制社会，也不是我们这样的政府社会，而是以宗教为主导的碎片化的社会。有些人员在认识上缺乏宗教敏感性，缺乏对宗教的尊重特别是缺乏对穆斯林社会的各种习俗，以及由此演化成的政治和经济契约形态的了解，在心里往往把落后和恐怖主义与穆斯林社会相联系。遇到征地，拆迁和补偿等纠纷，遇到草根社会抗议，就归咎于美国指使、刁民找茬、政府失灵;遇到地方精英来沟通，首先想到自我辩护，甚至抱怨为什么捧着钱帮你们发展，你们还不领情?
不善于同宗教社会打交道是我们走向世界的大挑战。我们的成长过程很少涉及宗教知识教育。我们很多人对宗教一是不了解，二是有歧视。很多人认为宗教与经济发展此消彼长，认为科学已经完胜宗教，认为各种宗教正在全世界走向消亡。很多人认为穆斯林只是一群服装怪异、饮食奇特、不适应现代社会的人，很多人不明白何为封斋、礼拜，更不了解沙里亚教法、革新运动、伊斯兰金融等今日伊斯兰世界的基本景观。我们不要求每个走出国门的人都成为宗教专家，但是需要有宗教的知识，对宗教的尊重。
以伊斯兰教为例，伊斯兰教在欧亚大陆和非洲呈现强力复兴之势。即使在宗教政策较为开明的东南亚，伊斯兰教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也占主导地位，沙里亚教法体系在马来西亚、汶莱、印尼的适用范围日益广泛。内亚这边，穆斯林人口占99%的阿富汗，日常生活节奏完全按伊斯兰教要求展开。巴基斯坦不仅以伊斯兰教为国教，而且遵行严厉的《宗教亵渎法》。就连宣称宗教中立的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伊斯兰教仍然主导着日常生活。更重要的是，伊斯兰教正在经历深刻而迅速的变化，新兴运动层出不穷，在普通人当中传播得非常快。
“行远者储粮，谋大者育才”。“一带一路”只是中国扮演更多国际角色的开始，仅仅靠国际政治、商业、法律、工程技术人才，无法胜任这些角色。必须培养一大批深谙宗教特别是穆斯林社会生活状况，为当地社会所接受的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人才，为外派机构和基建项目的开展做评估、建议、培训、沟通、公关。仅凭看当地报纸和打听小道消息，根本无法了解具体的穆斯林社会，解决之道在于专业人才培养。因此，要鼓励中国学生到国内外顶尖大学攻读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研究的学位，在攻读阶段就要到穆斯林社会中长期生活。同时，也应在国际上引进世界公认的区域问题专家充实高校师资，为中国培养真正熟悉沿途国家社会文化的区域人才。同时更要为沿途国家培养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人才。由于长期着眼西方，中国对亚洲各国的知识储备，远不及欧美，也无法跟日本、韩国、新加坡相提并论，甚至跟印度都有差距。仅靠外交官和企业家孤军深入，在复杂的伊斯兰世界批量完成大型项目并赢得赞赏，任务过于艰巨。
(本文经《国际发展时报/IDT》和凤凰网大学问授权转载)
来源时间：2015/5/12 发布时间：2015/5/2
旧文章ID：3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