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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应学会“友善与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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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夏伟  来源:FT中文网

  【编者按】2015年上半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首个五年任期近半,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第二届任期也已进入下半程。就在此时,中美关系这“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语)却出现了多年来罕见的窘境:一方面,两国在诸多全球性传统合作领域稳步推进,取得了一些里程碑式的进展;但另一方面,美国高调介入中国与亚洲邻国在东海、南海的海洋领土争议,并且两国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筹建过程中的较量也日趋公开。这些本非双边关系核心的区域性话题以“喧宾夺主”之势,迅速成为中美两国间的争议焦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在合作领域的重要成就。

  3月初,美国知名国际关系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中国即将崩溃”的惊人言论,激起两国外交关系学界和媒体界一轮旷日持久的辩论。剔除互相指责“冷战思维”、“霸权心态”等空洞的激烈言论, 这场辩论仍旧见仁见智、不失精彩。但是,在双方隔空喊话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一个更令人担忧的问题:两国官方和学界甚至对“中美关系怎么了”这一基本问题的答案都难以达成共识。如美国知名中国专家夏伟(Orville Schell)所言,美国国内“对中国持友善态度的核心利益群体”已经不复存在,而中方对此却似乎无动于衷。而美国在东海、南海争议中选边站队,支持几乎所有与中国有争议的国家,则被中国认为是冷战心态作祟,加强对华包围圈。

  为了把这场“隔空喊话”引向关于中美关系前途的更有建设性的对话,FT中文网与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在线杂志ChinaFile合作,邀请了中美两国多位知名国际关系学者和观察人士撰稿,详尽阐述他们对双边关系现状与走向的观点。我们希望以这种互相回应,彼此答疑解惑的方式,促进两国学术与政治精英更好地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和关注点,澄清误解与迷思,重新建立共识。在这一系列评论文章之外,我们还将选登两国公众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和留言,以飨读者。

  在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长达半个多世纪之后,我对美中之间的气氛在近几年陷入“严寒”感到不安。自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于1972年踏上对华破冰之旅以来,两国间的互信和乐观情绪鲜有降到如此低谷之时;当年,两国关系刚刚开始从多年的高度敌对状态恢复正常。

  过去两年,美国副总统拜登和总统奥巴马都曾与习近平主席会面,后者于2013年在加州阳光之乡庄园与习近平的“衬衫峰会”更是受到媒体高度追捧;但是,两国领导人之间并未建立起真正的个人友谊或良好关系。在1997年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峰会并召开气氛随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之后,两国领导人恐怕就没表现过真正愉快共处的迹象。希拉里•克林顿出任国务卿之初,曾努力试图与中国外长建立个人友谊,但在很大程度上无果而终;约翰•克里一直缠身于中东事务,无暇尝试;而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直到去年秋天才首次访华。

  诚然,美中两国为巩固关系,多年来不但高调宣示双方对于共同利益、共赢和联手应对全球性问题的重视,更是通过多次元首峰会、战略和经济对话以及部长级会议建立了相当牢固的架构。但是,数十年建设互信的努力之后,我们仍旧面临当前的窘境:互相猜忌与互不信任长期持续,已经如同“隐性感染”一般令双边关系难有作为。除了1989年北京的流血事件之后的那段时间,两国间的总体气氛恐怕从未如此犹疑。2014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关于对中国态度的全球调查显示,只有35%的美国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55%的人则持负面看法。毫无疑问,正是这种猜忌令奥巴马总统此前宣布“重返亚洲”,而北京则将此举斥为悍然重返冷战的遏制思维。

  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后,人们或许期待中国领导层会变得更加自信、开放和大度:中国GDP连续30年实现了10%的年增长率,到2013年已经猛增至9.24万亿美元(据世界银行数据)。与此同时,中国成功地获得了真正的全球性影响力。但是,中国本届政府却在走向相反的方向:在国内,对互联网、媒体、公民社会、大学和政治改革倡导者予以打压,对外则对邻国展示了更为强硬的态度,令人对中国的崛起心生警觉甚至敌对。这一切对美中关系当然于事无补。而最突出的问题是,美国国内目前没有对中国持友善态度的重要核心利益群体。美国商界一度是支持两国保持良好关系的核心团体,但是2014年美国商会的调查显示,60%的全球企业CEO表示,他们在中国感觉不像过去那样受到欢迎了。

  最近我和两位同事到访华盛顿,对白宫、国务院和国会当前对华态度有了深切体会。我们所到之处,官员们仍旧在致力寻找两国可以合作的途径,但是他们都对中国目前的强硬、甚至在某些人看来蛮横的态度表示不解和高度担忧,认为这妨碍了两国合作关系的深化,并且与习近平提出的“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背道而驰。

  无论是何种逻辑在驱动当前的中国对外政策,华盛顿和美国各界都难以清晰领会。也许这是双方互相缺乏透明度的结果,但现实是,美国各界并不清楚北京当前为何感觉有必要在南海问题、东海的钓鱼岛/尖阁诸岛问题、对在华外国媒体、以及对香港的反对派等等,采取如此强力的措施。在没有更好解释的情况下,多数美国人将此解读为,北京采取了普京式的外交冒险政策。

  无论多大的财富和权力,都无法取代真正的合作精神;但是,这一道理太容易被忽视。结果就是,危险的负面情绪越积越深,让人不得不怀疑:中国官员是否在乎他们的美国同事们、甚至包括美国非政府界的中国问题专家们,已经感觉多么不满。而中国一贯不善直截了当地表达态度并且缺乏透明,这就让此问题更加难解。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近期的一份报告直白地宣示:“美国需要彻底改变对华的整体战略。” 我们在华盛顿遇到的每个人都同意,美国应该更有效地应对中国在国际上日益强硬的态势,但是他们也都担心北京会将此视做报复性举措,从而导致两国关系陷入反制与反反制的恶性循环。这必将阻碍两国联手维护在遏制气候变化、应对大规模传染病、反核扩散和反恐等方面的共同利益。可叹的是,任何资深外交人士都能理解,如果仅仅因为担忧对方报复就显得举棋不定或无能为力,那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如果美方表现出这种态度,北京也很容易将之解读为美国实力和意志衰退的表现,甚至是对中国的默许。

  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也对美国某些政策提出抗议,表达了困惑和不解。例如,“你们推行排斥中国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重返亚洲 ’、并且拙劣地反对亚投行,用意何在?” 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问题。

  无论目前双边关系冷淡的原因何在,这不但即刻威胁着双方合作的能力,更恶化了美中这一关键的双边关系赖以发展的政治气氛。这种负面气氛必将对大国关系的未来造成深远危害。

  也许中国领导层正陶醉于展示他们新近获得的巨大财富与权力。毕竟,中国有着过去150年被迫屈从于“列强”意志的痛苦历史,人们也能够理解一旦局势逆转,中方现在的感受。但双方都不应该忽视这种恣意而为的态度具有多大的风险,尤其是两个如此重要的国家仍旧在试图发展成熟的双边关系,而上述态度会恶化这种政治环境。正如自然环境能够被污染一样,外交关系赖以存在的政治生态也可能被毒化。美中两国尚未处在如此危险的境地,但目前的发展趋势令人担忧。

  的确,官方的外交架构仍旧存在,能够让两国间的会议、谈判和关键交易等持续进行。但是,仅仅因为上述架构的存在就认为美中间万事太平,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不知道中方对美国的态度,但我可以说明美国目前对华态度:美国各界、尤其是外交政策领域人士,对美中关系不畅感到愈发警觉。一家知名的研究中国的学术机构负责人遗憾地表示:“很奇怪的是,正是那些对中国最亲近的人,现在感到最受疏远。” 如果对这种酸楚态度不予应对,这将不可避免地限制两国在关键全球问题上合作的能力,并且妨碍共建可行的未来。

  近期在纽约市举行的一场关于南中国海的智库闭门讨论会上,一位来自中国的法律专家旁征博引地阐述了他的“严格的建构主义”解读,说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如何给予中国明确的权利,可以对远在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家海岸附近的争议岛屿提出声索。这时,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教授彼得•达顿(Peter Dutton)举起了手。他微笑着摇头,似乎认为这场讨论忽略了最基本的一点。

  “我不想像幼儿园老师一样说话,但是他们对小朋友们是怎么说的? ‘ 要共享,要友善。’ ”

  一时间,会议室陷入沉寂。他以一种既简单又深刻的方式巧妙地指出了缺失的元素。

  友谊、友情、善意,无论你如何称呼,这是不同国家间合作的根本性团结因素。但是,必须承认,要在拥有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间建立这种和谐友好的情绪是很困难的。而美国人一向对列宁式的一党体制过于敏感,这也让局势难上加难;同样,中国当局也很反感别人视自己为该推翻的倒退独裁体制。另一方面,现实的决策者们并不把“情绪”当做考虑因素。但是,否认情绪的重要性无异于忽视外交关系中一块最关键的基石。而在华盛顿,目前对中国的情绪正在变得异常灰暗。

来源时间:2015/5/12   发布时间:2015/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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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可金:“一带一路”要坚持科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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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可金  来源:中国网

    赵可金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当前,“一带一路”带领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任何一项改革措施都会触动现有利益格局,利益固化和思想僵化成为推进“一带一路”构想的最大障碍。在此种情况下,长期以来指导过去中国改革开放的“摸着石头过河”策略已经不足以突破利益固化和思想僵化的问题。因此,如何通过科学方法,打破制约一切社会活力迸发的思想僵化和利益固化藩篱,彻底解决“号令不出中南海”的问题,成为中央“一带一路”建设领导小组有效工作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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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顶层设计与基层设计相结合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表明,基层是最具活力的改革主体。所谓“摸着石头过河”,首先是省级以下机构“摸石头”,通过鼓励设立经济特区,进行政策试点,然后总结经验,在面上推开。然而,“摸着石头过河”有一个根本的假设,那就是相信在河床上有路可走,有石头可摸。随着中国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河床上已经没有路可走,没有石头可摸。尤其对于“一带一路”这样的世纪构想,基本上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尽管在历史上存在着“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这样的实践,但现在的情况已经今非昔比。当今的中国已经和历史上的中国不可同日而语,一旦中国决定重走“丝绸之路”,就意味着13亿人口和10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一齐涌向前去,“摸着石头过河”已经不能满足超十万亿美元规模经济体发展的需要,一旦亿万大军涌入古丝绸之路,如果不能提前规划设计好基础设施、政策协调、贸易通道、金融网络、人文交流的互联互通,就会陷入自相踩踏和恶性竞争的泥淖。目前,每逢假日期间,全国旅游线路交通紧张、服务滞后、各种纠纷层出不穷的事例比比皆是,中国早已深受此种传统思维方式之苦。

  因此,“一带一路”构想首先要重视顶层设计,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精神做好前期的论证、规划和行动设计。 在实践中,不仅要通过发改委等综合部门的规划设计实现在国内规划上的科学论证,而且还要通过外交部、商务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联部、教育部、文化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涉外部门与沿线国家的对口部门进行沟通协调,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在这一中国自身顶层设计和中国与沿线国家相互之间的顶层设计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地方各级政府、各领域和各部门必须明确“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红线,确保有组织、有秩序地参与“一带一路”,既不要“抢跑”,也不可“拖沓”。

  “一带一路”必须在方法论上强调顶层设计,并不是否定基层设计。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科学的顶层设计,必须根基于坚实的基层设计。欧美国家在市县级有多样化的制度设计,美国的县、郡就存在着1000多种制度,“一带一路”推进首先要鼓励县制改革,强调县处一级党委政府和部门是基层设计的主体,鼓励多样化的制度设计,在不违反顶层设计原则的前提下,大胆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一切以是否有利于释放社会发展活力为基准。在国家关于“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出台后,各部门、各级政府和非政府行为体要积极对接“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从各自优势出发,制定具体的规划设计和行动计划,在国家顶层设计引导下,通过创造性的基层设计呼应和壮大“一带一路”的战略影响力。

  顶层设计和基层设计各有侧重点,各具特色和优势。 顶层设计应强调原则统一、规则简单、机制高效,基层设计应强调实事求是、区域特色和切实可行。同时,基层设计不再是传统上的“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在顶层设计引导下进行的创新性探索,在实践中要通过顶层设计引领基层设计,通过基层设计为顶层设计奠定坚实基础,通过“抓两头,带中间”,激发上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共同推进“一带一路”的伟大事业。

  二、点、线、面相结合

  “一带一路”是点、线、面的综合体。 “一带一路”建设过程要做好点、线、面相结合,做好了改革的“点”,就要把“点”串联成“线”;只有将“点”串联成“线”,协调联动,才可以突破到“面”的规模限制,才能将改革在“面”上落实好,在地区并最终到整体全面推进。三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表明,以点带面是积极稳妥的改革战略。邓小平主导的广东改革、江泽民主导的浦东开放开发、胡锦涛和温家宝主导的滨海开发,都取得了巨大的改革效应。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仍需坚持以点连线,以线带面战略路径,实现点线面的有机互动,协调并进。

  所谓“点”就是着力点、落脚点、示范点。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的构想,必须要有强有力的地方作为龙头,发挥“龙头带动”效应。目前,中央提出建设福建和新疆两个经济带核心区,就是希望以两省区为龙头,确立“综合改革试验区”,高标准规划和设计,打造地区经济增长极,打通走向链接东中西部的战略大通道,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胜利会师。对此,两省区必须拿出敢为天下先的气魄,勇当“一带一路”建设的“开路先锋”,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魄力,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口,敢立军令状,敢挑千斤担,为全国开好头,带好路。在这一过程中,要有一点敢于打破禁忌的勇气,要学习当年习仲勋在广东、项南在福建的锐意改革气魄,让全国人民看到那么一点精气神,看到“一带一路”建设的希望。

  所谓线,就是将“点”串联起来,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协作效应。“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核心就是强调经济走廊、经济带的“连线效应”,通过打通经济走廊,实现欧洲经济圈与亚洲经济圈的互联互通,塑造规模效应和协作效应。目前,中国已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工厂”,需要稳定的原料供应和销售市场,需要新的投资渠道。随着西方发达经济体受金融危机和复苏乏力的影响,市场需求不振,发展空间有限,已经极大制约了中国先进产能的释放空间。在此情势下,恢复传统贸易线路,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需求,中国就能团结更适应中国模式的非西方周边国家,在东西两个方向同时开启两个新的一体化进程。复兴丝绸之路,有利于我国加快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拓展战略回旋空间,而且是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缓解产能过剩矛盾的良好选择,是党和国家促进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战略选择。

  有了“点”、“线”的基础,“面”上的规模效应自然水到渠成。要通过依托“一带一路”沿线中心城市的“示范”、“引导”、“服务”和“带动”效应,努力实现突破一条线、带动一大片的发展效应。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区域经济由于覆盖面广,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中坚的力量,粤港澳经济圈、上三角经济圈和长江经济带、京津冀经济圈等重要区域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我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在新的历史时期,通过“一带一路”规划建设,将国内众多区域经济圈之间的链接纽带打通,并打通中国国内经济圈和周边若干经济副中心以及欧洲、非洲、中东、亚太经济圈的联系,让其与投资、消费、出口等并驾齐驱,成为未来中国与世界经济成长最重要的动力,这将是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重大贡献。

  因此,在“一带一路”总体规划指导下,其他各省区、各部门和各单位也要相互呼应,形成大众合唱。特别是要充分发挥自身资源、区位和要素优势,形成特色,加强协调配合,极力避免自我竞争,盲目乱干的倾向。此外,“一带一路”涉及60多个国家,各省区要放宽视野,在中央指导下,点面结合,广泛开展与沿线国家的合作,真正向世界展示协调有序的“中国范儿”。

  三、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相结合

  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是我们党改革取得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作为一种创新性的实验,“一带一路”既是由一个个的具体项目所组成的世纪工程,又是涉及制度创新、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系统工程。因此,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相结合,既强调从某一关键领域打开突破口,也重视整体推进和巩固“一带一路”的收获果实。

  重点突破是一种以小搏大的低成本、非正规作战方式,通过在某一关键领域实现突破,进而为大规模整体推进创造条件,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主动性、进攻性和群众性。 在抗日战争年代,面对复杂的战争任务,毛主席提出了“游击战”重要策略思想,就是一种重点突破的思路,它通过派遣武工队和小分队在运动中袭扰敌人,创造突破的机会,不断扩大根据地的影响,为抗战胜利做好准备。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也采取了“游击战”的策略,无论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探索,还是深圳从小渔村至大都市的转变,无论是以国有大中型企业制度改革实践,还是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的前进道路,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一直遵循的是先小后大、先易后难、逐步积累的“游击战”路线,它的优点是稳步推进、不抢跑、不懈怠,条件成熟的先改革,条件不成熟的后启动。

  “游击战”的策略方法完全可以为“一带一路”所用,并可以推陈出新。 “一带一路”涉及众多领域,包括基础设施、产业合作、经贸交流、金融合作、人文交流等,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更不能妄想着四面出击,全面开花,应该选择若干领域集中资源实现重点突破。从中国的资源优势和“一带一路”构想的性质来看,重点突破的一个主要着力点就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包括公路、铁路、港口和机场等在内的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实现区域联动发展和共同繁荣的动力和活力源泉。丝绸之路首先得要有路,有路才能人畅其行、物畅其流,疏通经络、畅通血脉,打通制约经济发展的诸多瓶颈,“一带一路”才能活起来、动起来。根据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发布的愿景和行动规划,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已经成为“一带一路”的先导工程,包括中吉乌铁路、中塔公路、匈塞铁路、中欧陆海快线、中泰铁路等项目建设,边境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民航航线和货运航线建设等基础设施项目正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重点领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机制已经启动,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点突破已经拉开了序幕,一系列后续合作倡议也会相应跟上。

  同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只是解决了“一带一路”的“硬件载体”问题,没有解决其“软件服务”问题。 互联互通是个宽泛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交通基础设施的硬件联通,也需要包括规章制度、标准、政策等“软件联通”,只有软硬件匹配,才能真正发挥带动效应。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在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同时,也要将以民间友好互信和文化交流为主要内容的人文联通摆到突出位置,强调人文交流为先导,通过大量的前期交流、沟通、对话,逐步积累基础,积聚信任,为全方位的“大会战”奠定基础。

  整体推进是一种着眼于全局的总体规划,强调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通过集中主力实现整体引领和全面推进的策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游击战”在农村、经济特区管理、国有企业改革、外汇储备、先进产能等领域已经打好了坚实的基础,为“一带一路”的整体推进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一带一路”是一个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民心相通的同时,要注重全局性和整体性的谋划和推进,面对躲不开、绕不过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不允许畏首畏尾、贻误时机,否则利益固化的藩篱无法突破,“一带一路”就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甚至导致在互联互通和人文交流上的重点突破成果因后援不足而功败垂成。

  目前,中央已经成立“一带一路“建设领导小组,该领导小组就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总前委”,要充分发挥“总前委”的统筹各方优势,“逢山开路、遇河架桥”,“杀出一条血路来”,集中优势资源在一定阶段内组织改革“大会战”,整体推进“一带一路”的规划。尤其是在教、科、文、卫等领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滞后的领域,也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薄弱环节,要以“走出去促改革”,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中推进教科文卫等领域的改革,大胆探索在教、科、文、卫领域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释放知识、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活力,鼓励高科技人才、知识分子、文化名人、医学专业人士自主创业,大力发展创意经济和知识经济,提升中国经济品质,实现中国发展与沿线国家的互利共赢,真正让“一带一路”的命运共同体精神在沿线国家落地生根。

  总之,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突破口,以人文交流为着力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整体推进政治互信、经济合作、人文友好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建设,稳步建设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这是“一带一路”的最终目标所在,也是各方的共同追求。

  四、渐进式改革与跨越式发展相结合

  长期以来,中国改革所习惯的方法是渐进式的发展,比如“摸着石头过河”、“分步走”、逐步展开。从外围增量改革突破,逐步向核心地带稳步推进存量改革,是中国渐进式改革战略的核心。渐进式发展是分步走策略,每走一步所遇到的阻力较小,耗费的摩擦成本较小。“一带一路”是世纪工程,且面对的情况更复杂,深层的矛盾和风险更多,必须长期打算,不能急于一时,渐进式发展是一个可行的发展方法。

  渐进式发展的方法强调走一步看一步,积小变成大变,先在低风险的领域着手,逐步将改革引向深入。从整个“一带一路”建设过程看,渐进式发展方法面临的总的摩擦成本较小,强调先从不大敏感的基础设施、跨境合作区、产业合作、海上补给点等领域着手,汇集各方面的正能量,塑造共同的合作愿望和预期,不急于推进敏感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对于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方的中国来说,渐进式发展是一种比较合适的方法,它要求中国必须妥善回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能的猜忌和疑虑,更多从其他国家地区希望开展的合作项目入手,不要事事都想着赚钱,也不要时时都看重战略利益,而是更看重赢得信任,获得民心。中国有句古话,“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要吸取一些国家倚强凌弱、以大压小等霸道做法的教训,更注重换位思考,在平等互信中推进合作共赢,在包容互鉴中赢得他国尊敬。

  在重视渐进式发展的同时,跨越式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跨越式发展是“一揽子的”、“一步走”、全面推行的发展方法,改革措施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到位。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坚决查处腐败案件,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建设法治中国,就是跨越式改革的典型。跨越式改革属于“壮士断腕”,以重手攻坚克难,意在改变体制革新的瓶颈,摧毁特殊利益集团,社会阻力大,摩擦成本较高。“一带一路”构想的最终目标是超越现有的地缘政治、利益冲突和文明隔阂的种种障碍,建立政治互信、经济合作和人文友好的命运共同体。因此,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依托各种双边、多边和区域平台,通过外交关系升格、合作机制创新、区域合作平台构建等多种方式,实现“一带一路”建设水平的跨越式发展。

  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跨越式发展与渐进式发展都是推进“一带一路”的科学方法,两者并无绝对优劣之分,各有利弊。我们要用动态的眼光看待两者之间的互动,针对具体问题和具体情况合理搭配两类发展方法,积极稳妥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

  五、改革家精神与实干家精神相结合

  “一带一路”战略能否成功,归根到底取决于能否锻炼和培养出一大批有着全球视野和战略眼光的高素质领导人才、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队伍。“一带一路”是一项全新的改革试验,改革创新是这一事业持续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习近平同志告诫全党,如果不思进取,那么不仅党和人民事业难以向前推进,而且会损害党的形象,会让人民失望进而丧失对党的信任。“一带一路”建设成效如何,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能否有一支改革家队伍,取决于这支领导队伍有无强烈的改革进取精神和担当意识。我们的领导队伍要有创新意识,奋发有为,勇于担当,勇于负责,破除俗成思维定式,用领导方式的转变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尤其是在具体建设项目上,改革家应善于在“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中抓住影响“一带一路”的关键部位和要害问题,独辟蹊径,实现突破,善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统筹国际国内两类规则,通过创新性的实践为“一带一路”开山辟路,走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世纪新路。

  同时,“一带一路”是干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一带一路”的世纪工程,除了需要一大批具有创新思维的领导人才外,还需要一大批真抓实干的实干家。这些实干家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从群众期待入手,一心实干,干出成绩,做到不开空头支票,不搞形象工程,踏踏实实做事,实实在在做人,能够深入基层一线,了解实际,磨练作风,提高素质。只有在深入基层中接好地气、增强底气,工作才能做到脚踏实地、有的放矢,才能真心实意服务群众、服务发展。

  无论是改革家,还是实干家,都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在实践中历练出来的。要放宽视野,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打破年龄、学历、国籍等条条框框,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尤其是从“一带一路”建设实践中唯才是举,选拔骨干,善于及时把那些在“一带一路”建设实践中涌现出的实干家选拔进入重要岗位,这是“一带一路”成功的关键所在,也是这一事业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

  总之,“一带一路”构想的实施会触及更多深层次矛盾,涉及利益关系深度调整,复杂性和难度前所未有。在没有现成经验的情况下,我们只有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国理政的方法论思想,不断与时俱进、探索创新,注意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方法,才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来源时间:2015/5/12   发布时间:20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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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宇:亚投行引导新型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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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邵宇  来源:共识网-香港经济导报社

    最近的热点集中在刷亚投行的朋友圈,戏剧化的一幕出现在英国在最后时刻决定加入,然后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除了美日以外的发达经济体全部加入亚投行。据悉这可能与中国表态不谋求因为一股独大而形成的一票否决权有关(当然中国会按照出资份额来宣示自己的合理权益),这会有效提升亚投行的治理水平,对比美国在IMF中的一票否决权导致的改革停滞,全球化4.0版本正在理念上全面超越旧有的全球化3.0版本。

  亚洲重回世界经济舞台中心

  无人会否认这是一个亚洲的世纪。在失去了200年后,亚洲再次回到了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的中心。其在经济上的成就傲视整个人类历史,目前亚洲GDP占了全球的27%,而50年前不到5%。亚洲更强劲的内需增长正在逐步取代日渐疲软的欧美国家的进口需求,且亚洲长期供给能力仍然非常乐观;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和以印度为代表的南亚,将是未来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而东南亚、中亚也紧随其后。

  这样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需要范欧亚区域内的基础设施的超常发展来支持。在交通领域,亚洲四大地区的交通设施水平全部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其中,西亚与全球的平均水平较接近,东亚和中亚大约只有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南亚的交通设施建设最差,远远落后于全球和亚洲其他地区。尤其是考虑到南亚的人口密集度很大,因此会显着影响南亚该项指标以及下面涉及到各项人均指标的数值。在能源领域,亚洲四大区域的能源消费指标参差不齐。其中,东亚和中亚的人均电力消费接近全球平均水平,但是仍然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国家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西亚的人均电力消费接近全球水平的二分之一,而南亚的指标则继续远远落后于全球和亚洲其他地区。在电信设施领域,亚洲四大区域的水平依然差距悬殊。东亚和中亚的固定宽带用户已经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而南亚和西亚在网络设施建设方面大幅落后,分别只占到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和九分之一。在农业机械化领域,亚洲除东亚外的其他三大地区发展程度相似,在农业机械使用数量方面仅占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在城市方面,亚洲四大区域的城市化率普遍较高。除南亚以外,其他三大地区的城市人口佔总人口的比率均已超过全球平均水平,介于全球平均水平和OECD平均水平之间。相比之下,南亚的该项指标距离全球平均水平还差大约10个百分点。最后如果以经常账户盈馀佔GDP的百分比来衡量一国投资基础设施的可动员能力,东亚的投资能力最强,甚至远远高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而南亚、中亚和西亚地区的投资能力则呈阶梯式下降。

  分地区来看,东亚在四大区域内的治理水平最高,投资能力最强,但距离发达国家的平均发展水平仍然较远。中亚的治理水平仅次于东亚,但投资能力很弱,在亚洲各区域仅排第三,在交通、能源和农业领域依然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西亚综合治理水平落后于西亚、高于南亚,但是投资能力在亚洲区域最弱,西亚除城市人口比例外的其他指标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能源和电信领域尤其落后。南亚在四大区域中不仅治理水平最低,而且投资能力也很弱。在本文所列的六大指标中有五项约等于或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1/2或远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总体来看,亚洲四大区域在五大治理领域内普遍落后于全球平均水平,距离OECD国家的发展水平相差更远。此外,除了东亚外,其他三大地区的投资能力都很弱,即这些地区国家的经常账户大多为赤字。

  亚投行生逢其时

  亚投行适逢其时。 2013年10月,中国领导人提出筹建亚投行的倡议获得许多国家积极反响。2014年1月和3月,中国与十多个有兴趣的亚洲国家举行了两次筹建亚投行多边磋商会议,就筹建亚投行的框架方案交换了意见。2014年10月24日,亚投行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署《亚投行备忘录》。亚投行将是一家政府间性质的多边开发银行,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作。它的业务定位为准商业性。初期亚投行将主要向主权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主权贷款。亚投行的注册资本金规模初步为1,000亿美元,实缴资本比例20%,由成员国分期缴纳,未来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增资扩股。中方认缴比例最高。亚投行在全面投入运营后将运用一系列支持方式为亚洲各国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包括贷款、股权投资以及提供担保等,以振兴包括交通、能源、电信、农业和城市发展在内的各个行业投资。同时亚投行也将考虑设立信托基金,针对不能提供主权信用担保的项目,引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PPP),实现私营部门的参与,更好地支持低收入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指出的是,亚投行是由中国创建或提议的五家新机构之一,其他四家机构包括金砖银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丝路基金以及拟议中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从亚投行的宗旨来看,亚投行希望通过支持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和其他生产性领域的投资,促进亚洲地区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合作。显然,亚投行的宗旨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相吻合,是中国走出去,消化国内过剩产能,利用好国内外资源,扩大需求,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参与全球市场的重要载体。

  目前,活跃在亚洲区域的多边金融、开发和援助机制众多,其中业务全球性的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伊斯兰发展银行,专注亚洲或亚洲次区域的有亚洲开发银行(以下为:亚开行)、东盟开发银行。总体来看,亚投行和这些多边机制可以存在互补和合作关系,唯有亚开行和亚投行之间的竞争将会值得关注,因为两个机制的业务相似度高,而且主导国不同。

  亚投行亚开行存竞争

  亚开行对亚洲做出的贡献既体现在其对单个项目的资金支持,还存在于其对亚洲次区域合作的促进。以地缘影响更大的次区域合作为例,亚开行1992年倡议发起了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合作,后与其他多边机制和相关国家一起参与湄公河流域的治理,是目前亚洲运行比较成功的一种次区域合作机制。截至2011年底,GMS共实施了56个贷款(赠款)项目,项目总额达到150亿美元,其中亚开行自身提供贷款51亿美元。 2001年,亚开行又倡议发起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计划前十年亚开行投入共150亿美元,其中近80%将投向了交通领域,计划于2020年前建成横贯中亚地区的6条交通走廊。此外,亚开行还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各个亚洲次区域项目,如印马泰增长三角区、东盟东部增长区、南亚次区域经济合作、以及南亚和中亚次区域经济合作。在贡献之外,亚开行也为主导国(美国和日本)获取本国经济和商业利益的重要工具。例如在20世纪70~80年代,亚开行贷款基本上流向与日本有着最大贸易利益的亚洲发展中国家,亚开行的采购中日本商品和服务所佔的比例往往占到40%~50%。此后,美国的影响力增大,美国公司已成为亚开行项目中商品合同和咨询服务工作的主要签约者,并利用对亚开行的融资来影响亚开行的政策。

  亚洲基础设施资金缺口大

  即便如此,亚洲区域内的开发金融的火力仍然未能全开。据亚开行经济学家估计,亚洲未来5年的基础设施资金缺口巨大。从2015年到2020年,亚洲需要的基建资金总额约为8千亿美元,亚开行和世行两家机构的投资加起来尚不能满足这一需求的10%。在国际需求萎缩、贸易放缓和跨国银行融资难度增大的全球背景下,亚洲对基础设施的旺盛需求给予了亚投行的参与国极大的信心和期望。美日因素不能阻止历史的潮流,亚开行和亚投行之间的些许竞争将使基础设施落后的国家受益,亚投行和亚开行之间的合作将会是主流。

  无论是新兴市场国家,还是一些发达经济体,都面临经济发展的重任,如何改善基础设施,扩大投资,降低失业率均是发展中的难题。亚投行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协调不同主体间资金和投资能力的供需关系。具体来说,一方面,亚投行能够为缺少资金和投资能力不足的国家或地区提供资金和投资支持,另一方面,资金充裕的国家,主要是中国,不仅可顺势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而且能够将国内过剩产能输出国外,帮助国内企业走出去,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进而扩大国家对外影响力。

  全球化4.0大宏图下,中国需要通过亚投行来协调各国经济利益,也需要亚投行来打破原有的利益集团。目前,英国向中方正式提交申请,加入亚投行,成为首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主要西方国家。德、法、意三国政府也希望加入这一机构,对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形成潜在挑战。美国对英国加入亚投行进行批评恰好能够反映当前全球利益中心的转移。

  从更大的图景来看,全球化总是关于贸易、投资、货币、人员和文化的交流。中国是上一轮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金融危机后原来循环良好的三个世界结构运转已经变得迟缓起来。而危机的原因就是全球化3.0模式。危机后的美国无论是因为制造业回归还是能源独立都使得它在需求和投射方面都更为内敛,这一方面会导致外溢效应减少进而全球复苏缓慢,另一方面在它撤离后的真空地带也会引发更多的地缘动荡甚至冲突,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和金融的不确定性都在上升。

  谋划全球化4.0版

  因此为了突出重围,当下中国正在谋划全球化的4.0版本,考虑在这个版本中,对外利益交换的新的格局和策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强调:“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在1978年改革开放,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国目前站在第三波开放大浪潮的起点:最大的不同在于,过往两次开放过程中中国实力相对较弱,只是全球化规则的适应者,当然也是受益者;这次对外开放代表着中国模式与全球全面对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力图从规则的接受者变成动摇者。短期来看,中国希望“以开放促改革”,即通过对外开放为内部改革引入压力;长期来看,中国希望通过本轮开放,在日益多极化和治理规则重构后的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中发挥更主动的作用。一方面,中国目前的综合国力与前两次开放之初已不可同日而语,进一步开放的试错成本与规划难度都很高;另一方面,本轮开放伴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加速提升,必然会受到美国等旧制度维护者的挟制—这意味着全面而系统地规划总战略十分重要。

  贸易方面,中国将面临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等新协议的挑战,未来的看点在于传统製造业的升级与金融等服务业开放。长期来看,积极融入新一代协定对中国来说机遇大于挑战,也符合国内改革的导向。但是,美国加入后主导的TPP不仅是对自身经济模式的推广,也是对中国的限制,协议对原产地规则、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金融服务、国企限制、监管构架、甚至农业等方面的要求非常高,中国短期难以接受。对此,中国一方面应加快与欧洲国家达成自贸协议,围魏救赵,另一方面,会在亚洲继续推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合纵连横。战略上,中国希望在新一代协议中主动施加影响,融入自己的风格,并为国内的改革赢得时间;战术上,由于试错成本变高,中国打算通过自贸区的形式逐步探索对接新一代贸易协定的途径。

  投资方面,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伴随着地缘布局正逐步铺开。未来中国将通过不断扩大内陆沿边、外部沿海开放和远程飞地绿地投资,力图最终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向西,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既是地缘与资源战略的交汇点,又是内部地区发展和外部战略结合的典范。向南,是与中国有深厚联系的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他们既有较大的基建需求,又与中国有很强的贸易互补性。在非洲,中国带来的是龙的礼物,以基建换资源:以国家力量支持企业扩张输出产能,以政治睿智和长远眼光打开非洲资源宝库。另外,中国资本在澳洲、南美等地区的收购和合作计划也徐徐展开。

  货币方面,随着贸易和投资主线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成了自然的使命召唤。人民币的影响力是与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地缘辐射能力同步发展的,随着贸易合作的深化与对外投资区域的扩张,人民币的国际化之路会顺次经历周边化、金砖化、亚洲化和全球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初期是与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并行的,并伴随着人民币逐步自由浮动,香港和上海等人民币国际金融中心的成长,以及国内金融体制的改革。

  新型全球化加速到来

  中国当下正在积极的在新一轮全球化中寻找自己的定位和与世界的关系─以贸易加深跨国经济联系,以投资输出过剩产能和资本,并在这个两个过程嫁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最终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会伴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而提升。目标上,中国希望在维持国际经济老循环的同时,打开新循环:中国将在维持原来的大循环,即传统的三个世界─资源国、消费国、生产国的格局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全力布局小循环:即以中国为核心的-周边国-资源国(包括非洲)-科技国(美国)-品牌国(欧洲)的新动力格局,进而构造对外交往的全新利益格局,突破原来的三个世界和G2的牢笼,打破以中国制造、美国消费为主的循环圈,从输出廉价的中国制造,升级到输出工程、服务、产能、投资和资本,以致最终的货币。

  如果说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走出去的指南针,亚投行则是中国走出去的通行证。新的利益需求必然将更多的国家与地区捆绑起来,亚投行的成员国也会从传统的新兴经济体扩展到发达经济体,营造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可以帮助他们扩大出口。中国将利用这个契机,积极主动走出去、引进来,利用好国内外资源,不仅有助于国内经济转型,而且能够满足其他国家经济建设需要,扩大中国对外影响力,重塑全球新的政治经济金融版图。

  我们相信全球化4.0正在加速到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邵宇博士,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5/5/12   发布时间:2015/5/6

旧文章ID:3612

【美国已完成网攻中国的全部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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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独家网  来源:新浪微博

3月13日,美国新任国防部长卡特上任后第一次视察部队,就选择美军网络司令部。4月1日,奥巴马签署行政命令,授权对网络攻击美国者进行精准经济制裁。4月14日,美助理国防部长罗森巴赫表示,美国防部即将公布新的网络安全战略。http://t.cn/RAkjdlf

来源时间:2015/5/12   发布时间:2015/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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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部批评美涉华军事报告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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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凤凰微新闻  来源:新浪微博

针对美国最新发布的《涉华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继续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论,并称中国造成地区局势不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5月10日批评美方罔顾事实,希望美方停止不利于中美关系和两军互信的言行。

来源时间:2015/5/12   发布时间:2015/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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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报告承认菲军舰蓄意搁浅仁爱礁 反倒指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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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华网官微  来源:新浪微博

当地时间5月8日,美国国防部发表了2015年度《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正文仍为上年度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的最新态势、军事战略、军队现代化目标和发展趋势、中国军队针对台湾应急作战的现代化发展以及中美两军交流等6个章节。http://t.cn/RAk0udS

来源时间:2015/5/12   发布时间:2015/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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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指出:同中国打交道,不了解中共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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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海疆在线  来源:新浪微博

中美元首为双方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指明了方向,两国各领域密切接触、增进了解至关重要。双方要了解彼此的历史、认清现实,这样才能探究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中国打交道,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不行。

来源时间:2015/5/12   发布时间:20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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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成立中美联合基金 助力清洁能源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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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旗讯网  来源:新浪微博

专访美国能源部原副部长Daniel B.Poneman:“成立中美联合基金助力清洁能源技术商业化”。中国与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同时也是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与温室气… http://t.cn/RAkRldW

来源时间:2015/5/12   发布时间:2015/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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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再发布“中国军力报告”目的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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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海疆在线  来源:新浪微博

美国的传统意识是根深蒂固的,根本还没有把中国当朋友看待,尽管中国也一再示好,表示南海所建工程建成后也可以让美国来使用,但美国还是不领情。现在日本与菲律宾的海上军演也将举行,菲律宾这下更感觉有了依靠…@戴旭铁粉 @军粉团 http://t.cn/RAknyB5

来源时间:2015/5/12   发布时间:2015/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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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前驻华大使:中国误会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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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芮效俭,张璐  来源:凤凰财经官方微信(ID:finance_ifeng)

    导语: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表示,中国对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的解读有误会。重返亚太不是为了牵制中国,而是保持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地位。

  凤凰财经特约张璐 发自华盛顿

  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受阻,中国牵头成立亚投行,美国经济复苏迟缓等事件引发华盛顿一系列的关于“美国世纪终结” 等话题热议。对此,凤凰财经专访了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J. Stapleton Roy)。

  作为出生于中国南京的美国外交家,芮效俭于1991年至1995年间任美国驻华大使。1999年秋,任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2001年退休,之后加入基辛格事务所,并成为该公司的执行董事。现在,他还是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美国外交学会任高级顾问,在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任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以及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美国亚太理事会主席,是当今美国外交界和学术界首屈一指的中国问题专家。

  “美国世纪”将终结?

  凤凰财经: 著名的全球“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的“美国世纪是否终结”一书在华盛顿引起热议。他并不同意美国世纪已经过去这个说法。但他也坦言美国总体实力的相对下降,您如何看待美国软实力下降的这个问题?

  芮效俭: 美国在衰退原因在于自我膨胀。

  判断一个国家是崛起还是衰落,要看关键因素,比如,苏联解体,失去了中亚领土,对俄罗斯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想要恢复是很难的,俄罗斯衰落了。英国一度称霸世界,如今失去了帝国的辉煌,无法恢复其世界领先的力量,原因是缺少相应的经济基础。

  美国国会内部关于美国是否要在国际舞台上继续扮演之前的角色有争辩。

  不过,我认为这种衰退并不能从根本上反映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的改变。我认为,美国是可以作自我修正的,但是,如果说美国实力没有下降,我不同意。

  对我个人而言,是切身体会到国家的变化的。我见过美国繁华时期,也见过最近几年的各种失控:失灵的电梯,破损的公路等诸多社会现象的变化。

  美国的经济需要做调整,不能仅仅让富人更富有;美国的收入分配制度需要改革,需要对中产阶级和税收结构进行改革。

  “亚洲世纪”到来了?

  凤凰财经:有说法,下个世纪是亚洲世纪,您同意吗?

  芮效俭: 成功不是天意。上帝并没有显喻说亚洲会成功。这些年来,亚洲领导人有效的国家治理和经济的高速发展,成功地提高了人民生活质量。从1945年至今,东亚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样的成功是否能够持续? 罗马当年建立了精良的城邦,但是却毁于不必要的战乱。因此,领导人保证亚洲走在正确的方向上就显得格外重要。

  从美国来看,我们不必担心中国会独霸东亚。美国曾经尝试独霸全球,但即便在美国最强势的时候,我们也并不能阻止苏联在古巴部署武器。况且美国没有强邻,但中国有。

  中美之间的冲突不影响总体乐观

  凤凰财经: 您多次在华盛顿表示,中美之间的不信任感远远大于以前,请问当下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冲突点是什么?其根源是什么?

  芮效俭:根源是世界格局在改变。过于几十年美国一直是领导世界的国家,而现在中国日益崛起,是唯一有能力挑战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国家。这是好是坏呢? 取决于中国的行为举动。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中国是否会负大国责任,是否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和影响位别的国家谋福? 如果可以,美国自然愿意与中国有良好的合作。问题是,美国人不确定这点。这是美国所担心的。

  当中国实力较弱时,我们知道有些事情中国不可能做到,因此不必担心。但是随着中国实力强大了,我们会想知道中国的意图是什么,合作自然会更加困难。人们倾向于考虑对方“想要”做什么,而不是“能够”做什么。这就是一个问题。如果中国在可以做到的事情上,和美国的利益相駁,自然就会造成冲突。

  这让我想起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两国领导人保持持续沟通的重要性,以此削减误解,加深相互理解。他访华前的六个月,基辛格博士秘密会见周恩来,进行了大量的沟通切磋工作,因为在这之前的二十年期间中美两国外交是断档的。回顾今天,我认为中美两国的差异误解不会超过当时。因此中美双边关系,战略上我抱以乐观。

  反对亚投行是美国少数官员犯下的错误

  凤凰财经:关于亚投行,您曾表示,美国在游戏之外了,并说美国目前的经济很弱。美国的现状真的让您坐立不安了?还是说这番话处于您的个人关切?

  芮效俭: 我所谓的“弱”,是指美国的经济不再像以前,经济上那么好的为政治服务,为美国在世界舞台扮演相应的角色,提供足够的资源支持。

  进一步说,我认为,目前美国的经济未能给外交政策和国防安全提供有力的支持。美国依然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我这样表达是说给美国人听的。因为事实上,以美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可以提供更多的对世界有利的支持,但是,我们没有做到。

  我认为,美国对亚投行的反对,只是美国政府少数缺少全局眼光的官员犯下的政策错误,错误的公开批评盟友,更是非常尴尬的事情。

  凤凰财经:您是如何看待,美国政府早前提出质疑亚投行的标准一说?

  芮效俭表示力挺。虽然选择不加入亚投行的决定看起来是错误的。但不要忘记,我们当初反对此银行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有力的:当一个世界性银行出现时,我们要考量它是否只是一味提供贷款,也就是说,我们担心这样的项目贷款是不是会导致环境恶化,劳工的使用是不是合法,或者会不会出现无视国际社会公约等问题。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没有错 中国对此有误会

  凤凰财经:对于中国近来所倡导建立亚投行,“一带一路”等战略构想,对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是否是一种制约?

  芮效俭:中国对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的解读有误会。重返亚太不是为了牵制中国,而是保持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地位。

  我去过亚洲很多的地方,这些国家并没有对中国的发展抱有敌意,但是他们希望美国可以留在亚洲,这让他们有安全感。

  这个战略没有错,重返亚太战略初期,欧洲危机尚未爆发。美国先是陷入了中东问题,之后欧洲又是经济危机。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当前形势下,我们是否能保持在亚太地区的力量。回应我刚说的,经济变弱了,不能为国家在国际体系扮演大国角色提供资金支持,我们的外交战略就相对施展困难。

  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在亚洲军事方面做的多,非军事方面没有做到位,导致外界误解了重返亚太战略,以为是纯碎的军事行为。实际上并非如此。所以,美国的TPP谈判进程就显得格外重要。

  美国与古巴关系破冰体现了现代价值理念

  凤凰财经:美国最近与古巴的外交破冰,被华盛顿很多观察家认为是美国对中国拉美战略的反击,中国不高兴了。美国国内对美古建交反响很大,各种声音。您认为奥巴马的战略意图是什么?

  芮效俭: 我赞成支持奥巴马政府。现实一点说,我们和古巴隔离50年之久,反而收效甚微,没有达到我们所期待的结果。那么为什么不改变方法呢?

  与古巴建交,是有利于现代价值理念的。我不喜欢所谓“美国价值观” 或是“西方价值观”的字眼,我认为所有现代国家都会尊重某些价值理念:重视教育,鼓励工作,尊重科学,追求真理。要明白的是,现代价值观不等同于西方价值观。

  对中国而言,也是不能拒绝现代价值观的。

  美国很想进一步了解中国新外交政策

  凤凰财经:再有二个月,就是您80岁的生日了。回顾您外交生涯,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可分享?您对习近平主席此次9月份访美有何期待?

  谈到此,芮效俭高兴地笑了。

  芮效俭:我感觉我自己还很年轻。基辛格博士92岁。我父亲101岁,因此我没觉得自己老。

  回顾外交生涯,我见证了中美关系从世界上最具敌意的关系,变成以合作和广泛共同利益为基石的外交关系,也是当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我见证了这样的改变。

  中美建交初(1978-1981年),我和伍德科克(美国驻中国首任大使)一起会见了邓小平,签订了建交协议。这件事情非常机密,包括联络处的人都不知道我们在参与这个工作(注:中美外交关系中断期间,设立的美国驻中国联络代表处)

  当时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我在莫斯科。我听到这个消息,和苏联人一样吃惊。不同的是当时苏联人很沮丧,而我很开心。1978年我被派到驻中国联络办事处工作,之后参与了建交协议谈判,以及开设大使馆工作。

  对于习近平主席九月对美国国事访问,芮效俭谈了他自己看法。他认为,就东亚问题,中国最近提出了许多倡议,美国很想进一步了解,比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新型安全合作,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点,两个优势”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通往中亚乃至欧洲的丝绸经济带)。(特约记者张璐发自华盛顿)

来源时间:2015/5/11   发布时间:20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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