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少青  来源：《美国研究》2022年第01期

摘 要：21世纪以来，美国政治生态发生急剧变化，表征之一是基督教福音民族主义的崛起及其产生的巨大内外政治效应。美国基督教福音民族主义的崛起及产生惊人的内外政治效应，固然存在着内外多种向度的成因，但是从根本上说，与美国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如构建目标的模糊性、价值理念的冲突性等因素密切相关，其根源在于美国国家特性的不稳定性或多面性。建国以来，美国在国家特性问题上，一直摇摆不定，其现代民族国家呈现出“自由帝国”“自由主义公民国家”和“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国家”三重面相。这三种既相互矛盾和冲突、又相互协调并存的国家特性定位，一方面成就了独特的美利坚合众国，另一方面也使其不时面临陷入冲突和困境。值得注意的是，21世纪基督教福音民族主义的崛起及美国政治的极化，可能使以往的既冲突又协调并存的国家特性方案难以为继——特别是随着白人主体族群人口的持续下降，这种既冲突又协调并存的平衡状态将进一步被打破，美国可能因此陷入长期的内部纷争状态。

关键词：美国政治;社会与文化;国家特性;自由帝国;自由主义公民国家;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国家。

21世纪以来，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态急剧变化，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基督教福音民族主义的崛起。1福音民族主义的高调崛起及其在特朗普主政时期的种种实践不仅导致美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生活日益极化，而且引发大国关系及区域乃至全球安全形势急转直下。如何认识这一现象已然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议题。笔者认为，美国基督教福音民族主义的崛起及产生惊人的内外政治效应，固然存在着内外多种向度的成因，但是从根本上说，与美国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如构建目标的模糊性、价值理念的冲突性以及国家特性2缺乏内在稳定性等密切相关。美国独立二百多年来，在究竟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问题上，美国的政治精英始终缺乏明确一贯的共识。美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精英在建国的价值取向和目标之间不停地摇摆，其现代民族国家呈现出“自由帝国”“自由主义公民国家”和“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国家”三重面相。这种状况，不仅导致美国国家特性长期不稳定，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造成程度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危机。3面对更加复杂的21世纪的新形势， 如何反思并系统地整合充满张力的国家建构目标和价值理念，从根本上解决美国国家建构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从而建构统一、连贯、自洽的美国国家特性，是美国政界、学界面临的一项事关全局性的重大议题。就目前的情形而言，这似乎是一个不可企及的目标。

本文将循着美国历史发展过程，在深入分析《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及其他相关政治法律文献，政治家及经典理论家的“美国观”,多元文化主义与“新美国革命史学”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关思想及观点的基础上，对美国国家特性(国家认同)的生成、发展、价值演变逻辑以及21世纪的危机做出系统、全面的阐释。研究国家特性或国家认同，不仅可以了解美国国家内政与外交的深层逻辑，了解中美关系困境背后的深层机理，而且有利于我们研判美国所主导的地区乃至世界政治走向。同时，研究美国国家特性或国家认同，也丰富了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论与实践。

一 “自由帝国”:美国创始时期的国家面相

美国的创建始于英国在北美的13个殖民地之间的联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北美13个殖民地联合发动独立战争并最终创建美利坚合众国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建立一个类似后来西欧范式的传统民族国家。相反，它在几乎每一个重要维度上都与这种传统的民族国家相左：它不仅不追求基于族裔、语言、文化或宗教上的身份认同，而且与有着近乎相同身份认同的英国白人殊死较量。为了确保斗争的胜利，这些扎根北美的英国殖民者不惜与“母国”的宿敌法国结盟。同时，美利坚的独立战争也基本上不存在反封建、反神权，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是，美国革命的目的似乎也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基于地域认同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如此等等。

那么，美国独立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争取殖民地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激发美国革命的主要因素是殖民地人民与宗主国之间的 “不平等”4,但实践中斗争的目标日益指向“普遍的自由”。在美国的建国精英看来，“英国对殖民地的征税和其他举措， 并非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对自由的严重威胁”,而“独立战争则是一场抗击暴政、决定自由命运的战争”。5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认为“旧世界遍地盛行着压迫。自由到处遭到驱逐”6;他明确指出，独立战争的目的就是捍卫“自由”的“理想”,守护“一个国家的自由”。不仅如此，在潘恩看来，美利坚人正在争取的自由事关人类整体的福祉，他甚至断言“没有美利坚，就没有整个世界(Universe)的自由” 7。1784年，政论作家理查德·普赖斯(Richard Price)牧师大力颂扬美国革命，称其为“一场为了普遍自由的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传播了“对人类权利的正当情感”,激发了反抗暴政的精神，为世界各地的被压迫者提供了一个“避难所”,为创建一个可作为“自由、科学和美德的基地”的国家奠定了基础。8

从为争取殖民地民众的平等而斗争到为广袤世界的普遍自由事业而奋进，反映了美国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独特历程。宣示美国诞生的《独立宣言》本应是一个殖民地独立并进而创立主权民族国家9的寻常政治和法律文本，但其却采取了“人类”本位的普遍主义模式。《独立宣言》宣称“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从这一闻名寰宇的宣示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第一，即将建立的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基于基督教理想的“山巅之城”(City upon a hill)10。在这个国度中，人人在造物主(Creator)面前一律平等，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和自由;第二，政府(国家)的设立是为了保护这些权利和自由。换句话说，政府或国家只是手段;第三，政府或国家存在的正当性基础是人民的同意，因此，当政府或国家违背所设立的目的时，人民有权推翻它。《独立宣言》的这三重意涵不仅折射出美利坚合众国构建过程中的“主权在民”、社会契约论等理念，更是反映出基督教普遍主义价值观。从法理上看，这种权利和自由的享有主体，不仅仅局限于美利坚人，它还囊括了自然法或基督教光芒照耀下的每一个个体。

按照上述逻辑，初创时期的美利坚合众国并没有像“旧世界”国家那样将国家建构(nation-building)的重心放在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的构建方面。11相反，为了防范正在建构中的政府的“暴政和专横”,合众国的政治精英和普罗大众将他们的主要精力用在政府体制的具体设置方面。这一时期的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实质上停留在制度层面，主要涉及国家制度、体制、机制及效能建设等议题。为了有效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国家权力最终被分解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部分，通过这三种权力的制衡，国家能力受到有效限制。

以上可以看出，初创时期的美利坚合众国并没有因循西欧传统民族国家的构建范式，即在国族建构过程中加强中央国家权力，培育和强化国家认同。为了摆脱来自“旧大陆”英帝国的压迫和剥削，争取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和权利”,美洲的革命者一开始便把反对英国的“暴政”和争取人民的“自由”放在首位。独立后通过的《邦联条例》一方面宣布刚刚组建的联盟是一个“永久性联盟”(Perpetual Union)并将其名称命名为“美利坚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另一方面将“主权、自由和独立”留给了各州。随后确立的三权分立体制又将这种经过州分权后的国家权力一分为三，从而使得国家权力同时受到地方和部门分权的双重约束。

从培育和强化国家认同的维度来看，尽管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将新兴的美利坚合众国称为“国家”(nation)的现象，12但从总体上来看，初创时期的美利坚合众国并没有形成国族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其国家特性更多地呈现为一个以追求“自由”“平等”为主要诉求的理想的、普遍主义式的帝国面相。在这个“自由帝国”中，人们依据自然权利说、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理论构建着旧世界无法企及的“自由政府”(而不是民族国家)。革命时期的美国，“自由”“平等”等话语是如此强劲，它不仅为推翻英帝国的“暴政”、实现美利坚的独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也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黑人及印第安人争取自由和平等提供了合法性支持。在《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话语的激发下，为追求自身的解放和自由，黑人群体或是加入大陆军革命队伍，或是追随“反革命”的英国军队。与此同时，为了捍卫自身的“主权”和“独立”,土著人毫不犹豫地追随对他们的生存权利和自由有所保障的英王13及其军队。可以说，在美利坚合众国初创时期，“自由”“平等”等价值理念已然超越族群乃至国家认同，成为各个阶级和族群共同的“圣经”。

当然，必须强调的是，尽管初创时期的美国表现出崇尚“自由、平等”价值理念的情怀，呈现出“自由帝国”的普遍主义面相，但其立国基因中实际上充溢着种族不平等性甚至种族主义价值取向。14 对于这种历史局限性，虽然我们不能用现代人所普遍具有的种族平等价值观去批评和非难，但其留给美国国家特性基因中的先天不足却值得重视。实际上，正是这种种族不平等性甚至种族主义价值取向，使得世人瞩目的“山巅之城”和“灯塔之国”自开始成形之时便酝酿着深刻的危机。在此后的二百多年里，美国的国家特性一直在“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由帝国”和白人实居金字塔上端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新教国家之间摇摆。不同的政治力量和人群围绕美国国家特性或者说国家认同进行着或明或暗，时而尖锐时而温和的斗争。15这种因国家特性存在的基因性缺陷引起的冲突和斗争几乎伴随了美利坚合众国的整个历史进程，不仅极大地影响和塑造着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态，而且已然升级为一种难以回避、难以克服的国家安全问题。

二 “自由主义公民国家”面相的艰难显现

如前所述，尽管有着“自由帝国”的外在面相，但是毫无疑问，初创时期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内里是特定群体价值取向的。在建国精英看来，所谓“美利坚人民”是“约定俗成”的：他们是居住在美国的、拥有一定财产并且信奉基督教的成年白人男性，妇女、非公民、没有财产的人、非白人以及非基督徒则因为不能享有选举权，而很难说是“美利坚人民”。对于这一情形，约翰·亚当斯还明确做了辩护，他指出，尽管“人民的同意”是政府唯一的道德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必须不分性别、年龄和财富的对政府的每一项立法表示同意;妇女因不能很好地理解和关心国家大事，“没有财产的人”因易受他人控制、失去自主意识而不能获得投票权和发言权，否则就会“混淆和消灭一切差别， 把所有的等级都拉平为一个等级”。16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亚当斯并没有直接解释为什么非白人的黑人、印第安人以及非基督教徒也不能享有投票权和发言权。或许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不用解释的前提性结论。约翰·亚当斯之后，美国在印第安人的“血泪之路”和黑人的血汗种植园续写着“自由帝国”的神话。

1790年美国颁布第一部《归化法》,该法明确将美国公民身份获得限定在“外来的品格良好的自由白人”身上17。在此后的70多年中，除了个别州允许自由黑人参加某些投票活动以外，85%以上的黑人不享有任何形式的公民权。18在1857年联邦最高法院的一个裁决中，黑人被明确剥夺公民权。19

(一)美国内战后的“自由主义公民国家”幻象

黑人第一次在宪法上获得“平等的”公民权利是在美国内战之后。美国内战耦合了20黑人平等、自由之诉求。战后通过的宪法第十四、十五条修正案确立了不分种族和肤色的公民权。第十四条修正案规定“所有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的人，都是合众国的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第十五条修正案则规定“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种族和肤色，或者过去的劳役状况(condition of servitude)21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否认或缩减(abridged)”。宪法第十四、十五条修正案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从“法权”高度确认了美利坚合众国是基于“平等公民权”的多种族所共有的国家，这也是美国自独立以来以宪法形式明确其国家属性的一次重要尝试。它至少从形式和文本上克服了《独立宣言》、1787年《美国宪法》及相关法律的内在冲突和不足，22自圆了“美利坚人民”的先天不足，从法理上初步完成了美国 “自由主义公民国家”之构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内战被视为“第二次美国革命”,而包括第十四条修正案在内的重建法案则被誉为“第二次制宪”。

美国内战以激烈的方式将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与争取黑人群体的自由、平等连接在一起。在这场长达数年的战争中，黑人与他们的白人同胞一起，肩并肩战斗，付出了数万人的生命代价。战争挽救了联邦，解放了黑人。战争也使得这两个曾经处于统治与被统治、奴役与被奴役的族群第一次有了共同的命运感。战争的洗礼，也让这个一度被视为“人造国家”或者只是英格兰人的家园的、用一堆契约拼凑的政治共同体，成了一个民族(nation)。23 历史就是这样的机缘巧合，美国内战使得黑人群体的命运与美国国家的国运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交织，成为两个难以分割的重要议题，其中前者还在很大程度上为后者提供了正当性。也许正是这种难以分割的勾连性对二次诞生的美利坚合法性的深刻影响，内战后的美国破天荒地通过了黑人、白人“平权的”宪法修正案，并通过一系列法案来巩固这种平权状态。24

然而，随着联邦军队的撤出，不甘与之平等的白人主导群体很快就祭出各种立法及政策手段25来限制乃至剥夺黑人的公民权，这些限制中，首当其冲的是黑人的选举权。在许多南方白人看来，黑人的平权诉求严重威胁着传统的白人优越主义。26实践中，白人种族主义者公开推行对黑人的种族隔离、种族歧视乃至种族暴力，美国开始进入长达近一个世纪的臭名昭著的《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时期。《吉姆·克劳法》坚持“隔离但平等”原则，在美国社会的几乎所有公共空间——学校、餐馆、剧院、公交车(火车)、咖啡馆、医院、厕所乃至公共住宅区，建立起白人与有色人(黑人)相分离的“平行社会”。至此，美国内战及战后宪法修正案所带来的黑白及其他种族共同的命运感及平等精神，在南方及西部一些州27甚至联邦层面28近乎荡然无存。1896年，在“普莱西诉弗格森案”的裁决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给《吉姆·克劳法》的“隔离但平等”戴上了“合乎宪法”的光环。此后经过1954年联邦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判决中宣布“隔离但平等”违宪，一直到1964年后系列《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的颁行，美国国内公开的、制度性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才逐渐告终。

(二)民权运动后“自由主义公民国家”的逐步建立

20世纪50年代后期兴起的民权运动是美国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经过长达两个世纪的种族压迫(奴隶制)、驱逐和屠杀(西进运动)、隔离和严重的歧视之后，在国内外种种压力下，美国“自由主义公民国家”的幻象开始逐渐向现实转化：1964年影响深远的《民权法案》颁行，该法案明确禁止一切基于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或国籍的就业歧视，禁止在学校、工作场所以及所有公共场所的种族隔离，同时该法还终结了不平等的选民登记适用条件。当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亚特兰大汽车旅馆公司诉联邦”(Heart of Atlanta Motel, Inc. v. United States)一案中通过下达“要求亚特兰大汽车旅馆公司在向其房客或公众提供服务或商品时，不得有种族歧视行为”的永久禁令29,有力地维持了《民权法案》的有效性及合宪性。1965年《投票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实施，该法案通过授权联邦监督那些历史上少数族裔代表性不足的地区的选民登记和选举来保护少数族裔的选举权。301968年颁行的《公平住房法案》(Fair Housing Act of 1968)则禁止房屋销售和租赁中的一切歧视行为。行政立法领域，1961年美国总统肯尼迪颁布10925号行政命令。该行政命令前言明确指出，“基于种族、信仰、肤色和原籍的歧视违反宪法原则”。为了保证反歧视、促平等目标的实现，该法令创制了以副总统为主席、劳工部长为副主席的“平等就业机会总统委员会”。31

肯尼迪是继罗斯福和杜鲁门总统后又一位发布明确促进有色族裔平等权行政命令的总统。在他之后，约翰逊、尼克松、卡特、里根、布什、克林顿总统等均签署过这方面的行政法令。民权运动后，经过30多年的立法、司法及行政上的共同努力，到20世纪 90 年代后期，有色族裔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在政治上、法律上全面进入主流社会，议员、市长、法官、大学校园中各个族裔的学生以及各个行业的有色族裔白领人数等，都已大致符合人口比例。总体上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有色族裔进入了美国社会的中上层。32至此，经过两个多世纪的斗争、冲突和自我完善，美国由建国初期漫无边际的“自由帝国”,在经历内战后“自由主义公民国家”的虚幻镜像后，最终发展成一个相对真实的自由主义公民国家。在此过程中，两个因素起到重要作用，一个因素无疑是有色族裔尤其是黑人及其左翼同盟者的不懈斗争，另一个则是所谓“美国信条”。

自由主义公民国家的确立，固然是美国政府的政治选择，但选择的历史过程显然带有明显的被动性。事实上，它与民权运动的参与者——有色族裔及其左翼同盟者尤其是黑人的暴力行动密切相关。随着民权运动的不断推进，黑人社区的城市骚乱和暴力抗议浪潮不断蔓延，出现了挑战马丁·路德·金和平斗争派的“黑人权利运动”(Black Power Movement),该派质疑合作、法律主义和非暴力的效果，认为马丁·路德·金的和平抗议路线既没有使黑人在就业、住房、教育等方面得到什么实际改善，也没有使他们摆脱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受歧视状态。“黑人权力运动”公开号召以暴力对抗白人优越主义，以黑豹党为代表的黑人民族主义(black nationalism)者甚至提出建立“黑人自己的国家”,美国再次面临分裂的危险，正如肯纳委员会报告指出的那样，美国“正在变成两个国家，隔离且不平等”。33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行政、立法和司法精英都深深地意识到，如果不能真正地推进公民平等政策，切实改进有色族裔特别是黑人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处境，那么美国体制有被颠覆的危险。

从另一个向度来看，自由主义公民国家的最终确立，与“美国信条”的内生性作用密不可分。所谓“美国信条”,是指生发于《独立宣言》的政治宣示，即“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这一政治宣示经威廉姆·泰勒·佩奇(William Tyler Page)34概括、提炼，表述为：我坚信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她的权力来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共和制民主国家;由多个独立自主的州组成的主权国家;一个完美的、不可分割的联邦;建立在自由、平等、正义、人性的原则之上，为了这些原则，美国的爱国者可以牺牲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因此，我相信，爱国家，支持它的宪法，遵守法律，尊重它的旗帜，保卫它免受敌人的侵害是我们的责任。35

佩奇的“美国信条”延续了《独立宣言》《美国宪法》以及亚伯拉罕·林肯《葛底斯堡演说》等美国建国以来有关美国国家认同的基本精神，其最大特点是，没有以具体的种族、族裔、语言、宗教或文化传统来定义美国国家特性。包括佩奇在内的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一个由人民掌控的独立、自由的国家。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独立而不依附于族群、社区甚至家庭;每个公民都生而平等。这种独立和平等构成美国人的自由精神。美国似乎是一个只有政治认同而没有文化特性的民族(国家)。

最能体现“美国信条”塑造国家认同观点的无疑是塞缪尔·亨廷顿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失衡的承诺》。亨廷顿认为，美国国家认同的独特基础在于包含着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民主主义和平等主义的“美国信条”;他宣称谁坚信这些自《独立宣言》起就确立的价值原则或“真理”,“谁就是美国人”。亨廷顿强调，正是这些价值原则或真理，才使得原本松散的各个种族和族群凝聚成独一无二的美国人。在谈到政治价值以外的因素对美国国家认同的作用时，亨廷顿基本上采取一律否定的态度：称美国人之所以认同自己的国家，不是基于“人格的、社会的、地理的或文化的因素，而是政治价值与实践”,亨廷顿甚至因此引用一位英国历史学家的话，断言“美国人是政治人”。36

同亨廷顿一样，波士顿大学教授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在其《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Nationalism:Five Roads to Modernity,1992)中也强调特别“个体主义和公民”价值观在塑造美国国家特性中的重要作用，她结合自己的经历37认为国家认同(民族身份)“本质上是被构建出来的”,个体主义和公民所界定的民族(nation)与那些用“族裔”界定的民族(nation)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38。格林菲尔德称颂公民民族主义，认为它摆脱了血缘和身份的羁束，真正实现了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理想。

以上可以看出，不论是奠定美国国基的《独立宣言》、1787年《美国宪法》39、1791年《权利法案》40,还是内战后颁布的宪法修正案(特别是第十四、十五条修正案),抑或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颁行的《民权法案》,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产生的“美国信条”,这些影响乃至塑造美国国家特性的重要政治法律文件中，没有任何一个像世界许多国家颁行的宪法等法律文本那样从语言、文化(宗教)、种族(族裔)或历史传统等角度去定义美国的国家特性41,或者将这种语言、种族(族裔)文化和传统的因素与某些普世的价值原则结合起来表达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特性。相反，所有表达美利坚合众国“特性”的政治和法律语言都采取了诸如“自由”“平等”“正义”“安宁”“福祉”等纯粹、抽象、普世的价值范式。最能反映这一点的也许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效忠誓词了。42与此相适应，不论是美国的开国者，还是20世纪80年代的亨廷顿、20世纪90年代的格林菲尔德等学者，都将自由主义的政治价值观或信条而不是“文化”或“族裔”作为理解和定义美国特性的重要基石。

这样，顺理成章的逻辑就是：既然“美国信条”或美国国家认同建立在纯粹的政治价值观和信条之上，那么便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有色族裔特别是黑人群体按照这一政治价值观或信条成为“自由主义的平等公民”。马丁·路德·金在其著名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中满怀激情地说，“梦想这个国家要高举并履行其信条的真正含义”,那就是“我们信守这些不言自明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依据的正是这种普遍主义的自由、平等观。如此，在经历近两百年的“名与实”的博弈后，《独立宣言》、1787年《美国宪法》及其后的多个修正案所宣示的自由、平等终于开启了其“名实相副”的历程，向正式承认黑人等有色族裔在法律和现实中的平等地位过渡，美国自由主义公民国家的理想方案由此部分地得以实现。

三 “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国家”: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国家面相的再次转向

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信条”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价值体系取得全面胜利。一方面，“历史终结”后的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踌躇满志，意欲将其价值观推向全世界;另一方面，随着传统意识形态或价值观体系的崩塌，部族主义、民族主义、族群冲突在世界范围内勃发。与此同时，在美国国内，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公民国家”理念的凯歌奋进，“美国信条”在各族群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生活中都得到彰显。随着少数族群在经济、社会领域实现相当程度的平等权，美国的左翼及进步主义阵营渐转从传统的以改善包括少数族裔及白人中下层的经济、社会状况为使命逐步向文化领域，并尤以倡导前者的“文化平等权”为己任。一时间，有关族群、性别及文化多元的叙事成为美国学界的主流。美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多元文化主义时代”。43本文以集 “多元文化主义”“女性主义”及“平民主义”为一体的所谓“新美国革命史学”44为例，阐释这种巨变及影响。

新美国革命史学将以往史学家长期忽视或忽略的边缘群体、少数群体及女性纳入了波澜壮阔的美国革命，城乡平民、妇女、效忠派、黑人、边疆的普通定居者以及印第安人等程度不同地成为美国革命的重要角色。他们对自身权利、自由、机会、财富、独立甚至“主权”的追求被视为美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45

从积极意义上来讲，新美国革命史学意识形态中的“平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女性主义”都以平等为价值基础，都包含强烈的民主诉求，它们既是民主社会的产物，又以推动民主为指向。它们投射到美国革命史研究中，照亮了那些长期被忽视和被边缘化的群体，使他们在革命中的经历变得格外醒目。新美国革命史学使得“长期遭到遮蔽和剔除的革命内容得以重见天日”,也丰富了革命的内涵，深化了对美国革命复杂性和丰富性的理解。在新美国革命史学中，“美国革命不再仅仅是一场‘建国之父’领导的争取独立和创建新国家的革命，它是同时并存的多种革命的复合体，其中有精英的革命，有普通民众的革命，有妇女的革命，有黑人的革命，也有印第安人的革命”,“美国革命”的英文表述甚至也因此从单数变成了复数。46

从消极意义来看，新美国革命史学继“进步主义”、左派及激进主义史学之后完成了对长期统治美国的辉格主义“正统”史学的全面覆盖。47为了迎合意识形态斗争和现实的政治需要，新美国革命史学一方面将平民、妇女、黑人、印第安人诉求多样的斗争及抗争行为一律纳入美国革命的范畴，另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淡化、贬低甚至刻意丑化“建国精英”的革命中的领导或主导作用。48这种将平民与精英、少数族群与白人群体对立的历史叙事方式，深刻地影响着美国国家特性或国家认同建设的过程及效果。

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新美国革命史学已取得强大的学术和思想优势”,相形之下，“传统的美国革命史研究似乎开始退居守势”。任何一部美国革命史，如果不记述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那么在新美国革命史学者甚至在一般社会公众眼里都是政治不正确，甚至是有缺陷的。如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戈登·伍德著)一书，就因“书中看不到海员、学徒、契约仆、无地农民或贫困化的退伍军人的身影，也听不到争取自由的黑人、妇女和印第安人的声音”而受到批评。49

如何构建和解释民族国家的历史，是一个涉及国家认同、国家特性建设甚至国家自身合法性的一个重要议题。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美国国家认同或特性构建一开始就存在着名与实不符的先天缺陷：不论是倡导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由帝国”时期，还是鼓吹“自由主义公民”时期，大量的非主流族群都处于实际上的严重不平等状态。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那些处于实际不平等地位的群体奋起抗争，争取他们的经济、社会、文化及政治参与地位从仅仅是名义上的平等向实际上的平等靠近和发展。与此同时，那些长期处于实际主导或支配地位的白人主流群体却千方百计阻止权利与自由普遍平等的政治宣示向实际方向发展。及至20世纪90年代，以有色族裔为代表的非主流群体不仅在经济、社会及文化层面取得重要进展，而且在进步主义、左翼尤其是新美国革命史学家的助力下，获得清算美国建国历史、重新分配“历史财产”50的重大胜利。在新美国革命史学的框架下，美国的黑人、印第安人及其他少数群体获得了美国建国史的“追溯性承认”,他们分别被称为“非洲裔美国人” “土著美国人”及其他“带有连字符的美国人”。

值得注意的是，新美国革命史学的构建在提升少数群体国家认同的同时，遭遇到白人保守派甚至白人至上主义者的顽强抵抗。在这些白人保守派和白人至上主义者看来，美国是他们的先祖作为定居者(settler)51一手缔造的，这一点在《独立宣言》《联邦条例》和1787年《美国宪法》等重要的建国文件中都有明确的肯认。亨廷顿也认为，盎格鲁-新教定居者的社会这一起源，“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加深刻地、更加持久地对美国的文化、体制、历史发展及特性起了定型的作用”。52 不仅如此，历史上和现实中不断有白人保守分子精心将“定居者”发展成“本土美国人”(Native American)概念，以期达到抗衡印第安人原住民和反黑人、反天主教徒、反犹太人以及其他“外来移民”和“外国人”的双重目的。53在他们的话语体系中，黑人、印第安人不是美国的“建国者”,新移民不属于“本土美国人”,只有盎格鲁-新教徒是独一无二的：他们既是美国的创建者，也是本土美国人最有资格的一员，为此他们明确反对将美国人区分为原住民(印第安人)和移民两大类，并将他们划归后者的做法。在白人保守主义者看来，盎格鲁-新教定居者才是美国真正的主人或缔造者，相应的，盎格鲁-新教文化才是美国国家特性的不二的塑造者和国家认同的核心因素。

显然，在新美国革命史学尤其是多元文化主义的持续压力下，以往隐藏在“美国信条”或者说“自由帝国”和“自由主义公民国家”面相下的国家特性或国家认同教条逐渐露出了其第三个面向——盎格鲁-新教国家。实际上，正是在盎格鲁-新教国家的新面相下，亨廷顿开始其影响深远的“谁是美国人”的宏大叙事。54

在对影响和决定美国国家特性的历史情况和现状做出基本评估之后，亨廷顿开始了他对美国国家特性55的系统的论说。亨廷顿首先批评了将美国特性仅仅归于“美国信条”的观点，认为这是一个“不完全的真理” 56。在“民族属性” “种族”失去界定美国特性合法性的历史背景下，亨廷顿开始在“文化” 57要素上发力。他在与劳伦斯·哈里森共同主编的《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一书的序言中指出，“关于文化在人世间的地位，最明智的说法或许就是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两句话：‘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是文化，而不是政治’”。58 这里，亨廷顿明确将“政治”置于“文化”之下。亨廷顿认为，“美国信条”或政治价值观决定于自17～18世纪以来的盎格鲁-新教文化，这一文化包括了“基督教信仰、新教价值观和道德观、工作道德、英语、英国式的法律、司法和限制政府权力的传统以及欧洲的文化、艺术、哲学和音乐传统”。亨廷顿强调，正是在盎格鲁-新教文化的文化基础上，18～19世纪的定居者们建立了“美国信条”。具体而言，亨廷顿认为“新教强调个人良知以及个人直接从圣经学习上帝的真理的责任，这就促使美国人笃信个人主义、平等以及宗教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新教强调工作道德以及个人对自己的成败负责。新教的教堂组织形式是教区教友齐聚一堂，这就促进了人们反对等级制，认为类似的民主形式应运用于政府之中。新教还促进了从道德出发改造社会以及在国内和全世界争取和平与正义”。为了佐证“美国新教文化生产美国信条”的唯一性，亨廷顿还列举了欧洲大陆各国及其海外殖民地以及伊斯兰教、佛教、东正教、儒教、印度教、天主教甚至新教内部的路德宗、圣公会文化，认为它们都无法产生类似“美国信条”的东西。亨廷顿最后的结论是“美国信条”是“持异议的新教文化的独特创造”,它的“主要思想几乎全部源自持异议的新教”。59

很显然，按着亨廷顿的价值逻辑，美国过去本质上是一个盎格鲁-新教国家，其未来的发展走向亦不能脱离这一本质。亨廷顿申言，写作《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强调盎格鲁-新教文化对于美国国民特性而言始终居于中心地位”。他雄辩地发问，“倘若17世纪和18世纪来这里定居的，不是英国新教徒，而是法国、西班牙或葡萄牙的天主教徒，美国会是今天的美国么?肯定不是。那样就不会是美国，而会是魁北克、墨西哥或巴西”。60 从盎格鲁-新教国家本质论出发，亨廷顿为美国未来国家特性发展指出了方向，即为了恢复一个“充满活力的美国”,必须“重申其历史性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值得注意的是，亨廷顿还为这种国家特性定位设定了一个外部条件——“一个不友好的外部世界的对峙”,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美国“充实力量”。

至此，在以亨廷顿为代表的保守派在美国国家特性或认同问题上，完成了一个大幅度的急转——在20多年前所著的《失衡的承诺》一书中，亨廷顿明确提出，政治理念或“美国信条”在美国国家特性或国家认同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本书中，亨廷顿不仅只是将新教文化作为“美国信条”的思想来源之一，而且将其积极意义限定在道德主义、个人主义及促进共和民主价值方面。61而在《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中，亨廷顿通过将传统的作为政治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存在的“美国信条”转换成盎格鲁-新教文化生成“美国信条”这一命题，美国国家特性或认同构建在亨廷顿等保守派那里实现了历史性转换，即从“自由帝国”和“自由主义公民国家”再次转向盎格鲁-新教国家。

亨廷顿的盎格鲁-新教国家特性说出炉的直接动因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传统国家特性的冲击;更深远的历史动因是美国建国两百多年来理想与体制、名与实冲突的不可调和的产物：一方面，《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都有追求自由、平等和幸福的权利，另一方面，现实中大量的黑人沦为奴隶，印第安人遭到驱逐和屠杀，丧失了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一方面，《美国宪法》尤其是其修正案宣布赋予包括黑人和纳税的印第安人在内的所有居住在美国的人以“平等的公民权”,另一方面，黑人等有色族裔却长期被隔离或限制在特定的区域和生活空间。20世纪60年代民权革命后，随着体制与理想、名与实越来越相向而行。也就是说，随着自由主义公民国家的理念越来越付诸实践，“美国信条”越来越成为更多的人尤其是有色族裔群体的真实的信条，美国自建国时就高扬的国家特性和国家认同反而遭受“危机”,这种情势正应了亨廷顿40年前的悖论式的预言：即“美国人如果不信仰美国信条(念)就不成其为自己，如果信奉美国信条就必定反对自己”62。

正是在“美国信条反对美国国家特性”的历史条件下，亨廷顿的基于新教国家论的国家特性或国家认同危机论登上了历史舞台。为了自圆其说，亨廷顿将具有浓厚普世主义的“美国信条”解释成盎格鲁-新教文化的独生儿;不惜揭开了奉行了两个多世纪的自由主义国家面纱，将美国说成一个自始的盎格鲁-新教国家。63亨廷顿的论说代表了传统保守主义势力关于美国国家特性的信条或信念，它不仅与具有相当共识性的“美国信条”相冲突，也与其时和当下的美国体制及实践相冲突。亨廷顿国家特性或国家认同危机论的出现，标志着在国家特性问题上“美国反对美国”的斗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四 美国国家特性构建的当代困境

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问题上，美国的政治精英一开始就没有一个清晰的方案。在建国初百年左右的时间里，美国一方面声称“人人生而平等”,另一方面堂而皇之地维持着对黑人及印第安人的奴役、压迫和驱逐。内战后，美国一方面从法律(理)上确立了“自由主义公民国家”,另一方面在实践中，限制甚至剥夺有色族裔的公民权，直至建立起一个“隔离但平等”的种族分离的社会。 这种理想与体制(现实)的公开冲突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60年代的民权革命时期。1965年后，美国通过在法律上确立平等权(选举、住房等)和在体制上反歧视逐步确立了自由主义的公民国家。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自由主义公民国家特性建设不论是在法律、制度文本上，还是在实践中均有十分明显的体现。然而，问题也随之出现。

随着自由主义、多元主义和不问身份差别的公民政治的同时崛起，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主导的社会，不论是在价值观还是在制度上，抑或是在人口结构方面都发生了重要变化。美国不再是那个公开排斥和歧视有色族裔的“白人国家”。在许多方面，建国二百多年来倡导的“美国信条”得到前所未有的践行。然而，由于盎格鲁-新教白人国家强大的历史惯性和路径依赖，加上左翼、进步主义力量对历史遗留问题的矫枉过正64,21世纪以来，美国出现了严重的国家特性或认同危机。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国家特性或认同危机”并不全然是“国家的”危机。一些危机如白人人口数量的相对下降、有色族裔人口的相对增加实际上只是白人种族的主体地位的危机;而同性恋的全面平权和堕胎自由损害的主要是基督教价值观和伦理观。从公民-国家关系来看，同性恋和堕胎者权利平等，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升这些群体的国家认同。真正可以划归国家特性或认同危机的，一是英语主导地位受挑战;二是意识形态维度的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主流历史叙事及学校教育的持续挑战;三是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明显影响到美国国家特性或认同建设。65

如何应对这些有矛盾或者说存在着内在冲突的国家特性或认同危机?或者说，在新的形势下，应该如何构建美国国家特性或认同?以亨廷顿为代表的保守派精英开出的对策清单是回归盎格鲁-新教文化。从1980年开始崛起的“新基督教右翼”则主张通过将福音派及其他保守基督教派别的全面政治化使美国回归基督教或重新回到上帝怀抱。政治上他们的主要手段是“使福音派新教徒进入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使他们加入到共和党阵营”“把保守派人士选进政府部门”;文化上他们决心在美国打一场“激烈而持久的文化战争”。值得注意的是，以福音派为代表的新基督教右翼力量，其关注点已不仅仅限于振兴基督教，而是着眼于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外交事务进行全面的特性改造。新基督教右翼阵营中不仅有基督教福音派及其他保守派别，而且还有大量的天主教徒。早在1977年，就有西方学者指出，新基督教右翼选民是美国选举政治中的一头“睡狮” 66。显然，在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唤醒了这头睡狮。

在美国国家特性或认同问题上，与新基督教右翼有着千丝万缕联系但又有着自己独特个性的所谓“另类右翼”67则提出了“重返白人国家”的主张。为实现这一政治狂想，他们甚至提出了隔离和驱逐的极端方案。

上述三个构建美国国家特性或认同方案虽总体上都属于保守主义或右翼阵营，但在价值理念和实际操作规程上各有其特点。亨廷顿侧重于“新教文化”68,他希望通过“复兴”新教文化来拯救美国特性或认同危机。亨廷顿一再声称，他“强调的是盎格鲁-新教的文化重要，而不是说盎格鲁-新教的人重要”,如果“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致力于发扬盎格鲁-新教文化以及我们的前辈所树立的‘美国信念(条)’”,那么“即便是创建美国的那些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后裔只占很小的、无足轻重的少数，美国仍会长久地保持其为美国”。69显然，亨廷顿的侧重点在于文化和价值观。反观新基督教右翼，他们虽然也强调“文化”甚至诉诸“文化战争”,但其关于美国特性或认同的诉求则主要在于恢复美国的“(福音)基督教特性”,而不是亨廷顿所说的文化或某些价值观或准则。相形之下，另类右翼关于美国国家特性或认同的追求则要明确得多，他们直接将美国界定为一个“白人国家”70,认为恢复或重建美国国家特性就是要“找回白人美国”。

如果简单地概括上述三个有关美国国家特性或认同构建方案，那就是亨廷顿侧重于“文化”和价值观，新基督教右翼则侧重于基督教尤其是福音基督教本身，而另类右翼则关注美国的白人种族属性。从兼容或接纳种族(族裔)或文化多元性的角度来看，主流保守主义最为包容，另类右翼最狭隘，新基督教右翼则居于两者之间。

需要说明的是，三者尽管存在明显差别，但实践中它们往往是一股统一行动的力量。这在2016年及2020年大选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不仅有主流派保守主义者和新基督教右翼分子，还有大量狂热的另类右翼分子。71 从结构上看，美国保守主义阵营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格局，即新基督教右翼构成保守主义力量的主要部分，主流保守主义因发生严重分化而与属于极右翼的另类右翼构成两端。

相形之下，与保守主义阵营对峙的自由主义、进步主义和左翼阵营(以下简称“自由主义阵营”)72在国家特性或认同问题上观点要一致得多。自由主义阵营执着于“人人生而平等”的“美国信条”,追求彻底的无种族(族裔)、文化差异的 “美国梦”。在自由主义者眼里，美国是一个无“色差”甚至无具体文化特性的“自由帝国”或“自由主义公民国家”。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打破体制化和结构化的种族不平等状况，建设一个完全真实的各种族“一律平等”的美国。自由主义阵营中的激进主义者还诉诸重塑历史叙事和多元文化主义，积极推进促进经济社会平等的平权行动。在激进自由主义者的话语中，黑人自始就是“非洲裔美国人”、印第安人是“土著美国人”,后来的新移民则是各种各样的“连字符美国人”,他们的文化、语言和价值观与主流社会的文化、语言和价值观一样值得尊重。

以上可以看出，在如何构建或定义美国特性或认同问题上，保守主义阵营与自由主义阵营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前者试图以文化(及其价值观)、宗教和人种属性界定美国特性，构建国家认同;后者则以无差别的公民属性及权利自由来重申美国国家特性和认同。前者以特殊主义为本位，辅之以一定限度的普遍主义;后者则以普遍主义为本位，辅之以一定程度的特殊主义。前者在用文化、宗教或种族属性定义美国国家特性或认同的同时，表现出明显的本土主义和孤立主义;后者在以自由主义公民价值界定美国国家特性或认同的同时，还表现出鲜明的世界主义色彩，如此等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分歧，反映了美国在国家特性问题上自建国伊始就存在的名与实、理想与现实(体制)的深刻冲突。在建国以来两百多年的历史过程中，美国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奉行的都是自由主义的“名”和保守主义的“实”,理想与现实(体制)的冲突伴随了美国的整个历史。

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近些年来，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在国家特性或认同问题上的冲突进入白热化阶段。面对美国“国家特性危机”,前者试图以新教文化或福音基督教为抓手，恢复或重建国家认同;后者则继续其普遍主义的自由主义价值范式，试图以“人人生而平等”的“美国信条”重申或夯实美国的国家认同。这种分歧在实践层面，表现为(特朗普)共和党和民主党争夺国家发展方向的斗争。在这场争夺国家发展方向，或者更准确地说定义美国国家特性的斗争中，以福音派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力量与左派、进步主义及多元文化主义合流的自由主义阵营产生了尖锐的冲突和对立，美国陷入内战以来从未有过的政治极化和文化对立之中。

像历史上每次政治和社会转型时期一样，新教福音派总是率先登上政治和社会舞台。在这场争夺国家发展方向或定义国家特性和认同的斗争中，福音派联合美国社会的宗教和文化保守力量、白人优越论者以及全球化中利益受损的蓝领工人等群体，在共和党的政党竞争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2016年大选中，福音派以高达81%的选票将反全球化、反移民、笃信本土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者”73特朗普推到总统宝座，从而使保守主义在争夺国家发展方向或定义美国特性的竞争中取得阶段性胜利。旋即在四年之后的2020年大选中，自由主义阵营卷土重来，胜利者拜登在随后的内阁成员挑选中，再一次宣示了美国不分种族(族裔)的“自由主义公民国家”的特性。74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以共和党特朗普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力量，还是以民主党拜登为代表的自由主义阵营，它们获取支配美国发展方向或定义美国特性权力的选民基础都是高度分化的：在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获得的选民支持数量实际上低于其竞争对手;2020年大选中，虽然拜登获得的选民支持数量及选举人票数都领先特朗普，但两次大选双方倚重的选民数量总体上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这一情况表明，美国自建国以来就已存在的美国特性或认同之争的名与实、理想与现实(体制)的冲突，不仅没有得到改善或缓和，反而呈现出加剧之势。

种种情况表明，2020年大选后的美国，将面临比以往任何时期75更加严峻的挑战。如何妥当地协调并应对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势同水火的国家特性或认同建构方案，是包括两党在内的任何政治势力都不能回避的头等大事。对于保守主义尤其是以福音派为代表的宗教右翼来说，如何在“重振”新教文化或“找回”美国基督教特性的同时，避免与之密切关联的白人优越论甚至白人至上主义冲击自由主义公民国家的核心要素，避免宗教民族主义冲击久已确立的世俗主义价值原则，是取得或重获国家特性或认同塑造权的重大前提。对于自由主义阵营来说，如何在政治上打造自由主义公民国家特质的同时，避免国家丧失特性或核心文化特征;如何在争取包括各族群在内的多元群体权利和自由平等的同时，避免身份政治及其带来的文化上的碎片化，则是继续维持自由主义公民国家特性的重要条件。

从现实情况来看，两个阵营面临的形势都不可谓不严峻。从保守主义阵营一方来看，无论是执着于“新教文化”还是“基督教特性”,其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当下的美国基督新教似乎已不再是历史上那个引领主流政治社会文化、时刻矫正国家方向的、充满着世俗主义精神的宗教。在全球化、现代化、多元化特别是世俗化的强有力冲击下，美国的新教徒群体已经严重的“福音化”——其中一个明显的特征是，日益沉湎于宗教信仰本身，僵化固守圣经信条(而不是“美国信条”)。福音基督徒普遍相信“世界末日”一说。76美国全国福音派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 NAE)在一份有关信仰的声明中称，“我们相信《圣经》是天启的、唯一绝对正确、绝对权威的上帝语言”。面对批评者对《圣经》不谬性的质疑，一些福音教徒坚定不移地认为，“上帝不能有错，《圣经》无有错谬”,大部分福音派新教徒对耶稣基督的再度来临以及他将信徒擢升到天国的预言深信不疑。77

今天的福音派已然不是历史上那个数次通过“大觉醒”引领美国的复兴者及革新者。18世纪30～40年代的“第一次大觉醒”,奠定了美国独立革命的心灵和观念基础;19世纪20～30年代的“第二次大觉醒”则催发了声势浩大的废奴运动，最终导致奴隶制被废除78;19世纪90年代的“第三次大觉醒”,“直接与争取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平民主义和进步党主义运动相联系”,这次运动中的改革派强调“道义上消除体制与理想之间的差距，建立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20世纪50～60年代的“第四次大觉醒”的焦点之一是“法律和体制上的对黑人的种族隔离”,福音派的“绝对的道德价值观”对新左派和民权运动起到激发作用。“隔离但平等”在这期间被宣布违宪。历史上福音派的四次大觉醒，“每一次都与政治改革的重大努力相联系”进而催生政治改革。79如果说历史上的福音派总体上促进了美国的政治与社会进步，那么现实中的福音派则试图让这种进步重新接受基督教福音神学的再次审查。80

新教徒的福音化使得亨廷顿们及其他保守力量所倚重的“新教文化”和“基督教特性”发生了重要转向：现时代的新教文化再也不是那个仅仅强调个人主义和追求世俗幸福和理想的“地上”文化;基督教特性也不仅仅是那个很大程度上已经高度象征化和“文化化”的基督教存在。相反，它们开始强调作为新教徒的集体归属与责任，强调回归圣经并严格按照圣经的具体内容来工作和生活。“新教文化”和“基督教特性”的价值漂移，不仅使保守主义开出的国家特性建构方案严重偏离“美国信条”,而且使美国面临着严重的世俗主义危机。81

从自由主义阵营一方来看，无肤色和族裔差别的自由主义公民国家特性固然是一个值得追求的、与美国梦相一致的价值目标，但是如果在实际操作中，把这种基于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建国价值理念绝对化甚至僵化，将其理解成一个自始的、非历史的、绝对平等的价值方案则不仅无益于消除与保守派的冲突，而且最终可能适得其反。事实也正是如此，21世纪60年代以来，虽然自由主义阵营在塑造美国国家特性或认同方面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历史进步，但是由于其执拗于消除一切差别或“歧视”的严苛的历史观、文化观和价值观，造成美国历史的高度意识形态化和白人新教文化历史虚无主义。不仅如此，为了实现有色族裔群体“完全平等的”权利和自由，自由派中的左翼还有意无意诉诸身份政治82,最终将争取公民权利自由平等的斗争扭曲为有色族裔与白人群体之间的斗争，进而引发了“谁是美国人”的身份认同斗争和危机。

以上笔者用较大篇幅论述了美国国家特性或认同构建的当代困境，这种困境，从民族国家建构的角度来看，源于美国自创始以来就存在的三种相互矛盾和冲突的国家特性定位。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美国国家特性或认同构建的当代困境则源于基督教国家的现代性危机。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美国没有经历过西欧国家如法国那样的彻底世俗化历程，其政治和社会过程中存在着浓厚的基督教新教色彩。在向“现代公民国家”发展的历程中，美国社会内部的新教群体，逐渐发生分化，其世俗主义、自由主义和左翼力量试图摆脱或超越国家的基督教特性，使之成为一个比较彻底的自由主义公民国家。与此同时，新教内的保守派(福音派)则由于新教革命的“原罪”,而始终背负着“背叛上帝”的十字架。面对日益严重的世俗化倾向和自由派主导的同性恋平权、堕胎自由等非基督教行为以及各种非基督教文化多元主义的泛滥，福音派基督徒不惜与昔日的“政治异端”83——天主教结盟，共同致力于恢复美国的基督教特性和新教文化的支配地位，其直接后果之一便是原本世俗化倾向很强的新教徒在世俗-宗教问题上开始“福音化”甚至“天主教化”——教义保守、组织化、领袖化程度加强，美国政治和社会领域出现了比较罕见的宗教化价值取向。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不论是致力于建设自由主义公民国家，还是退回基督教福音国家，美国的国家特性都呈现出明显的“自由帝国”之面相：作为一个世俗的自由主义公民国家，美国有将其自由、民主模式推向全世界的冲动;作为一个基督教新教国家，美国同样有将其山巅之城“福音”推广到全世界的神学冲动。事实上，直到今天，在美国国家特性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三种声音，即自由主义公民国家、基督教新教国家和自由帝国84。

如何在三个有冲突的国家特性或国家建构目标之间达成妥协，从而建构一个包含各方共识的、一致性较强的现代民族国家方案 2019年3月，美国一份名为《当务之急》(First Things)的保守派期刊刊发了一篇名为《反对过时的共识》的联名信。该联名信称，2016年的大选结果表明，旧的保守主义已经破产，因此任何旨在恢复前特朗普时期“保守主义共识”的做法都不仅是误导性的，而且是有害的。为此，联名信呼吁“寻找新的共识”。2020年11月2日大选前夜，该期刊又推出一篇名为《美国的未来》的评论。在这篇评论中，作者提出了保守派眼中的“新共识”,即美国的未来取决于健康的、有坚实道德基础的、基于宗教信仰的文化(religiously informed culture)、明智的外交政策和良好的经济举措，其中“能够帮助美国人过上荣耀的生活并确保他们受到体面和尊重待遇”的文化占有优先地位，作者把这一“新共识”称为具有“共同善的保守主义”。85

“共同善的保守主义”对内主张：1.确保对胎儿进行充分的法律保护，并捍卫医生、护士和其他提供护理的人的良心自由;2.禁止基于身份的配额，让国家重回对所有个人而不是群体权利(及特权)平等的承诺;3.促进婚姻并保护家庭;4.鼓励美国人的宗教生活，摒弃那种认为信仰纯属私人事务的激进和错误政教分离观点;5.保护并珍视国家的历史遗产(不必对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道歉),禁止国家支持破坏性的反美活动。对外政策方面：1.塑造和捍卫有利于美国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国际经济秩序;2.防止一些国家主导对全球经济和美国人利益至关重要的地区的能力;3.建立并维持公平的伙伴关系，以实现我们美国的安全与繁荣目标;4.促进西方文明的蓬勃发展，这是我们美国共和制政府和自由文化赖以生存的基础。

显然，这一所谓的共同善的保守主义“共识”在很大程度上继续了其新基督教右翼观点，即捍卫美国的基督教国家特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该共识也吸取了自由主义公民国家特性的某些要素，如坚持公民个体权利平等，反对对少数族裔的“平权行动”;同时，共同善的保守主义“共识”在坚持美国国民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看到了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西方文明”的必要性，并将其视为美国政治和文化赖以生存的基础。总体上看，新共识有条件地融通了“自由帝国” “自由主义公民国家”及“盎格鲁-新教国家”三种国家特性。可视为保守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促进美国国家特性或认同重构开出的新药方。86

相对于保守主义阵营积极致力于美国国家特性或认同重构的情形，自由主义阵营在美国特性或认同重构方面表现得并不积极。面对日益极化的国内政治和社会形势，自由主义总体上仍坚守于自由主义公民国家和自由帝国的国家特性：对内坚持不分族裔的公民权利自由、一律平等的政治和法律策略(仅在“平权行动”尤其是种族配额方面有所松动),对外仍然痴迷于美国自由民主模式的推广和张扬(面对海外军事行动和扩张导致的世界乱象没有更大的作为)。之所以如此，也许是自由主义者已经深刻认识到，美国从源头和本质上就是一个没有“民族”的现代“民族国家”。在这个国家里，维系国家凝聚力和社会团结的最好办法是不要照搬西欧及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国家构建模式，不要将美国国家特性或认同建设系于某种单一的族裔、文化或价值认同。因此，在实践层面，自由主义在将其主要精力用于维护美国特性(“美国信条”)或认同发展现状的同时，试图进一步推进各族群(种族)之间的实际平等，如积极参与“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在移民的引进和社会融入方面继续推行传统的自由主义路线，等等。这些努力，在保守主义阵营的激烈抵抗下，不仅没有取得什么明显的进展，反而让美国社会陷入更大的分裂或撕裂。

当前美国正困厄于各种内外矛盾和冲突：政治参与上的精英与民粹的对立，社会领域中的贫困者与富有阶层的对立，文化、观念领域的现代主义与传统主义、世俗主义与宗教保守主义的斗争，对外关系中的世界主义与孤立主义的斗争，等等。更加复杂的是，这些本来可能因相互重叠和交叉而消耗或减轻部分动能的对立和冲突，在两党制的催化下产生了空前的截然对立的效应：几乎来自所有种族、族裔、宗教和文化的群体和个人都选边站队，尖锐对立。在这种情况下，重构美国国家特性或认同几乎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美国国家特性或认同问题，是一个与美利坚合众国相伴相生的世纪性、原发性问题。早在美国初创时，有关美利坚共和国是不是一个“民族”(nation)的问题就被提了出来。在独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大多数美国人都不认为美国是一个民族(nation),而正如其名是一个各州的联盟(confederation of states),这也是为什么促使各州批准《宪法》的过程是如此艰难，而那些建国者自称联邦主义者(federalists)而非民族主义者(nationalists)。87在此后长达两个世纪中，这一问题不时地出现在美国重要的政治议题中。88 21世纪初，亨廷顿再提美国特性或认同问题，并将其提升到美国国家安全的高度。在《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亨廷顿引用卢梭的话说：“既然斯巴达和罗马都灭亡了，还有什么国家能希望永世长存呢?”他认为即使是最成功的社会(国家),也会在某个时候遭遇内部的衰落与解体。苏联的解体让亨廷顿印象深刻，他深深地意识到“在缺乏人种、民族和文化共性的情况下，意识形态的粘合力是弱的”,亨廷顿甚至发出了这样的悲观预言“倘若到了2025年美国还是跟2000年的美国一个样子，而不是成了另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它的自我意识和国民身份意识也还是跟25年前没有什么区别，那倒会是最大不过的意外了”。为遏制美国的“衰亡”或“解体”,亨廷顿提出了“重新振作国民特性意识，振奋国家的目标感以及国民共有的文化价值观”89。

亨廷顿之问深刻地揭示了美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先天性不足问题，即美国并不是一个有着共同祖先、共同历史、共同文化、共同神话的自然演进之国。因此，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在法国或德国这样的国家，价值观的激烈变动或去留并不会导致这些国家出现存亡之险，而对于主要靠“美国信条”价值观而黏合在一起的美国来说，价值观的崩溃之日可能就是国家崩溃之时。

当前美国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威胁正是(“美国信条”)价值观的撕裂。由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及政党制度的交相作用，长期以来大体平衡的三种有关美国国家特性的观点，出现了势不两立的冲突：以新宗教右翼尤其是福音派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势力试图以盎格鲁-新教(基督教+白人)重新定义或“恢复”美国的国家特性;而自由主义和左翼则想继续其自由主义公民国家的方略。如果用获得选民支持的数量来显示两派力量对比的话，则是7400万对8000万，这既是一个势均力敌的斗争，也是一个对半撕裂的政治较量。美国未来究竟沿着哪个方向前进?从近几年和未来几年的情况来看，特朗普大致代表了保守主义的政治意愿，而拜登无疑代表着自由主义阵营的价值取向。目前的情况是拜登领衔的自由主义阵营暂时主导美国国家方向，其团队正在着力于恢复被特朗普政府侵蚀了的美国特性观。那么，拜登之后呢?

笔者认为，正确定位美国国家发展方向，或者说，准确界定美国国家特性或认同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正确认识美国国家的发展历程及特质形成过程。必须看到，美国国家特性的形成和发展不同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作为一个“人造国家”,美国的领土不是“固有的”,而是通过殖民和不断兼并获得的;美国的“人民”构成多元且处于不断变迁之中90;美国的文化与价值观整体上是新教徒从欧洲带来的91;美国经历过残酷的内战并从中获得统一性的力量，等等。这些差异意味着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特的”,其他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在国家特性或认同构建问题上，难以为美国提供现成的模式或经验。

然而，国家特性或认同构建并非没有规律可循，通观世界范围内比较成熟的现代民族国家，其国家特性或认同构建方略无一不是有效平衡族裔-文化和公民-政治两大因素。就族裔-文化来说，在族裔属性已基本失去界定美国特性的形势下，所谓族裔-文化实际上只剩“基督教特性”了。从公民-政治的角度来看，美国特性则包含了一系列与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相关的“美国信条”。为了平衡这两大因素，亨廷顿曾试图将“美国信条”解释成基督教新教文化的特定产物。但是这一尝试不仅没能调和或平衡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在定义美国国家特性问题上的内在冲突，反而使冲突更加激化。笔者认为，新教文化并不足以解释“美国信条”,尤其是在当前新教不断福音化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正确的平衡路径或许是，一方面承认美国特性或认同自始至终包含着新教因素或者今天语境下的“基督教特性”,另一方面承认美国特性或认同也确实包含了大量的世俗主义的或非基督教的因素。承认前者既是尊重历史，也可以安抚以新基督教右翼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政治势力;承认后者则既是直面现实，也可以满足占人口近三分之一的非基督教徒、世俗主义者的诉求。

承认美国特性或认同的基督教特性，不仅是因为“美国信条”中“天然地”契合着基督新教的因子，如《独立宣言》中的“人人生(created 而不是born)而平等”,更重要的是，在当前美国，基督教特性已经渗透到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92 21世纪以来，伴随着新自由主义、世俗化、全球化以及资本主义、物质主义、科技主义和“新历史虚无主义”93的叠加性影响，美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生活陷入一片混乱：贫富分化、种族冲突、精英分化、民粹肆虐、政府威信受损、家庭及婚姻不受重视、传统的道德和宗教共同体对社会的影响和塑造力下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福音民族主义或者说“民族保守主义”破土而出。福音民族主义或者说“民族保守主义”运动的复兴，“反映的是美国乃至西方文化所面临的一场生存危机”,“它最深刻的地方是期待一场灵魂救赎，从而将西方从物质主义和科技主义的精神荒漠中拯救出来，从资本主义的平庸生活中拯救出来，从历史终结的‘末人’世代中拯救出来”,94而“基督教特性”或者将美国拉回传统基督教保守主义者所向往的“上帝的国度”是这场运动的一个核心命题，当前美国面临的最大危机之一是，自由主义及左派阵营试图以“个人自由” “国家中立”的名义剥离“基督教特性”这一本质性的美国特性。95

承认美国特性或认同也确然包含了大量的世俗主义的或非基督教的因素在于表明，美国虽然是一个基督新教国家，但是在其数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徒、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以及“没有什么特定信仰”的人无疑做出了巨大贡献。只有承认这些非基督教或者世俗主义因素在界定美国特性时的地位和作用，并继而以自由主义公民的理念去协调、统合“基督教特性”,才能形成一个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能接受的美国国家特性观。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除了“基督教特性”和“世俗主义的或非基督教”因素在定义美国特性或认同方面的作用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第三种因素，那就是“世界主义”。不论是从基督教神学的普世主义理想出发，还是从世俗主义的自由、民主理念出发，美国国家特性的形成都离不开一个充满冲突和苦难、等着美国去“拯救”的外部世界的存在——亨廷顿把这一条件描述为“与一个不友好的外部世界的对峙”。21世纪的今天，美国已深度融入全球化，其“全球角色”已然成为定义美国特性不容忽视的要素。96 作为美国人，不论愿意与否，维护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形成的世界格局和秩序已成为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和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97。如此，美国又回到“自由帝国”“自由主义公民国家”和“新教国家”或“基督教特性国家”“三合一”的历史路径之上。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美国可能注定是一个“超民族国家”的现代民族国家。任何试图打破这一美国特性的做法，都可能危害到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及安全。然而，情况不妙的是，21世纪以来福音民族主义的崛起及美国政治的日益极化，可能使美国再也难以回到历史上三重面相大体平衡的国家特性状态——随着白人主体族群人口的持续下降，这种平衡状态将进一步被打破。美国可能因此长期陷入内部纷争状态。

注释

1在美国建国 200多年的历史过程中,福音派基督教始终是一股影响美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社会力量。早在18、19世纪,福音派就以“大觉醒”等形式的社会运动影响和塑造美国社会的价值观。进入20世纪以来,福音派在政治上经历了重要的转型,从相对单一的宗教诉求逐步转向表达白人群体的社会、政治诉求及愿望的民族主义。2016年,在内外多种因素,如非法移民问题、全球化中被遗忘的工人和农民的反抗、民主党政府豪放甚至极端的自由主义实践、沉重的种族问题遗产等的合力下,美国福音派在动员、支持特朗普的政治选战中,开始发展成为福音民族主义。笔者认为,福音民族主义是传统的白人种族主义在新时期的变种:通过基督教保守观念的政治宣示和一定程度的国家动员,美国福音派保守主义由一种宗教保守力量发展成完整形态的民族主义。参见周少青:《21世纪“新民族主义”:缘起、特点及发展趋势》,载《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20年第6期,第4～18页。

2所谓“国家特性”(national characteristics),是指由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范式所决定的国家价值取向及这种价值取向所影响或决定的制度和体制文化。国家特性既是一种主观的认知或感受,也是一种可以通过理念、制度或体制的实践加以测量的客观存在。进入民族国家(nation-state)时代以来,国家认同构建大致存在三种不同范式,第一种是“族裔(种族)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范式,该范式强调族裔、文化和血统等“非选择性”因素,认为国家认同的基础,不是抽象的价值原则,而是“血缘”“种族”或“出身”。族裔(种族)民族主义模式具有强烈的“返祖性”特征;第二种是“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范式,该范式强调“民族(国家)”的政治属性,并将其视为享有平等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个体的联合体(共同体)。公民民族主义的国家认同建立在全体公民共同的政治信念和价值观之上,即使这些公民有着明显的肤色、种族和宗教差异;第三种范式介于公民民族主义和族裔(种族)民族主义之间,该范式既承认共同的政治信念对国家认同构建的作用,也重视共同的起源等“非选择性”因素的作用。实践中,绝大部分(多)民族国家都属于这一模式,区别仅在于侧重于公民民族主义和族裔(种族)民族主义的程度。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国家认同构建一开始就具有超民族-国家的特质。在其后的二百多年里,其国家认同建设又在公民民族主义及种族(基督教)民族主义之间互搏,这一切使美国国家特性整体上呈现出“自由帝国” “自由主义公民国家”及“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国家”三个既相互冲突又相互依存的特征。相对于世界其他现代民族-国家,美国的国家特性具有非典型性。参见周少青:《中西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民族交融发展道路》,载《民族研究》,2019年第3期,第42～43页。

3当下基督教福音民族主义的崛起不过是这类危机的最新表现形式而已。

4在殖民地的革命者看来,这种不平等不仅表现在税收、贸易政策等方面,更表现在英格兰议会与殖民地地方议会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之中,为此他们强烈要求作为大英帝国子民的平等地位。

5李剑鸣:《危机想象与美国革命的特征》,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第182页。

6[美]托马斯·潘恩:《潘恩选集》(马清槐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7页。

7潘恩还声称,美利坚人所捍卫的自由远胜过古希腊罗马的自由,因为她“摈弃了对他人的奴役”。Thomas Paine,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 (Middletown,N.J.:G.H.Evans,1837),Vol.1,pp.131,149.

8Richard Price,Observations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and the Means of Making it a Benefit to the World (Boston:Re-printed by Powars and Willis,1784),pp.3～5,转引自李剑鸣:《从政治史视角重新审视美国革命的意义》,载《史学集刊》,2017年第6期,第15页。

9《独立宣言》认为殖民地的独立是“一个民族”(people)解除与另一个民族政治联系的行为。

10“山巅之城”源于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第14节“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早在1630年,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牧师兼总督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便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提醒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殖民者,他们所在的社群(community)将成为世人的楷模。

11所谓“国家认同”构建,简言之,是指一个国家将不同族裔(种族)、文化、宗教或语言的人锻造成具有共同国民意识的过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国家认同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经过精心的社会构建形成的。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91),Revised Edition,p.133.

12如1796年华盛顿在卸任总统的《告别词》演说中称美国“将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a great nation)”。

13为了缓和与印第安人的矛盾和冲突,1763年英王颁布公告令,禁止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开拓土地,但是公告令很快就被独立战争打破。

14这不仅表现在当时大规模的黑人奴隶制和对印第安人的驱逐和屠杀等实践维度,也表现在《独立宣言》等相关文件和著述中,如《独立宣言》在历数英王的种种不义和暴行时,将“竭力挑唆残酷无情的印地安野蛮人(Indian savages)来对付我们边疆的居民”作为一条重要罪状。潘恩在其名著《常识》中说:“千千万万人认为光荣的是,把煽动印第安人和黑人起来消灭我们的那种野蛮凶恶的势力逐出大陆。”[美] 托马斯·潘恩:《潘恩选集》(马清槐等译),第36页。

15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所言,“对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来说,自由是一个活生生的真理,但对其他美国人来说,它又是一个充满残酷意味的戏弄;对有的美国人来说,自由是一种理所当然与生俱来的权利,而对其他人来说,自由不是一种礼物,而是争取而来的成就”。埃里克·方纳:《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8页。

16李剑鸣:《“人民”的定义与美国早期的国家构建》,载《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第115页;“John Adams to James Sullivan,” May 26,1776,in Robert Taylor ed.,The Papers of John Adams (Cambridge,Mass.: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Vol.4,pp.208～212.

17See United States Congress,“An Act to Establish an Uniform Rule of Naturalization” (March 26,1790);United States Congress,“An Act to Establish an Uniform Rule of Naturalization;and to Repeal the Act Heretofore Passed on That Subject” (January 29,1795),available at:https://kdhist.sitehost.iu.edu/H105-documents-web/week08/naturalization1790.html,2020.1.19.

18在宾夕法尼亚州等一些州,由于贵格会(Quakers)宣扬种族宽容,法律赋予自由黑人一定的投票权,但由于畏惧白人报复,这些州的黑人无人敢行使投票权。Christopher Malone,“Rethinking the End of Black Voting Rights in Antebellum Pennsylvania:Racial Ascriptivism,Partisanship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Keystone State,” Pennsylvania History:A Journal of Mid-Atlantic Studies,Vol.72 ,No.4,2005,pp.466～504.

19Dred Scott v.Sandford,60 U.S.393 (1857).

20美国内战是美国社会多重矛盾和冲突不可调和的产物,对于它的起因,国内外学术界存在着诸多不同的观点,但有一点是共识性的,即美国内战的爆发绝对不是单纯地为了“解放”黑人奴隶,这一点也为后来美国的历史发展所证实。

21意指此前的奴隶制状态。

22美国内战期间,林肯在与北方的著名政治领袖道格拉斯的辩论中强调,《独立宣言》适用于“任何地方的所有人”。参见颜震:《美国早期民族国家与帝国的双重构建》,载《北方论丛》,2013年第3期,第97页。

23Paul Johnson,Civil War America,1850～1870 (New York:Harper Perennial,2011),p.1;战争期间,林肯在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讲中,一连多次使用“nation”这个强调统一性和共同命运感的词汇。Abraham Lincoln,“The Gettysburg Address,” November 19,1863,available at:http://www.abrahamlincolnonline.org/lincoln/speeches/gettysburg.htm,2021.1.21。在此之前,美国绝大部分政客及官方文件都惯以“Union”称呼美利坚联邦。

241870～1871年,美国政府连续通过三个法案(the Enforcement Acts),将破坏(黑人)选举权的行为入刑并将其纳入联邦政府的监控下。这些法案导致包括3K党在内的数百名试图干涉黑人投票权的白人保守分子被逮捕、起诉和定罪。在美国陆军和“自由民局”(the Freedmen’s Bureau)的帮助下,数百万新释放的黑人第一次获得了财产所有权、教育及政治参与的机会。到所谓“重建”时期结束的1877年,至少有1510名黑人在各级政府中担任从一般职员、学校负责人到国会议员的民选职务。Danyelle Solomon et al.,“Systematic Inequalit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August 2019,available at: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race/reports/2019/08/07/472910/systematic-inequality-economic-opportunity/,2021.1.21.

25这些立法及政策手段包括读写能力测试、人头税、“祖父条款”以及白人预选制等。

26Kwame Anthony Appiah,Henry Louis Gates Jr.,Africana:The Encyclopedia of the African and African American Experience (New York:Basic Civitas Books,1999),p.1211.

27如俄勒冈州,早在内战之前加入联邦的宪法中就明确规定黑人和华人不得享有选举权。内战之后,该州公然拒绝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继续推行剥夺绝大部分有色族裔选举权的政策。事实上,直到1959年俄勒冈州才批准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Oregon Historical Society,“Suffrage Committee Report,” available at:https://oregonhistoryproject.org/articles/his- torical-records/suffrage-committee-report/,2021.1.25.

28如在联邦层面,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禁止中国移民入境的《排华法案》。

29See “Heart of Atlanta Motel,Inc.v.United States,” 231 F.Supp.393 (N.D.Ga.1964),available at:https://law.justia.com/cases/federal/district-courts/FSupp/231/393/1444943/,2021.1.26.

30《投票权法案》及其后续修正案为联邦政府及民权运动领袖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极大地促进了有色族裔的选举权。从1965年到1988年,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等地注册投票的黑人公民数量翻了一番。在此期间,密西西比州的黑人选民登记数量也增长了10倍以上。1970～1980年,短短10年时间,黑人当选美国官员的数量从1469人上升到4912人。U.S.Department of Justice Civil Rights Division Voting Section,“Introduction To Federal Voting Rights Laws:The Effect of the Voting Rights Act,” available at:https://epic.org/privacy/voting/register/intro_c.html#note1,2021.1.26.;John Kincaid,“Beyond the Voting Rights Act:White Responses to Black Political Power in Tchula,Mississippi,” The Journal of Federalism,Vol.16,No.4(1986),pp.155～172。

31周少青:《“肯定性行动”刍议(一):反歧视:“肯定性行动”政策和立法的本位》,《中国民族报》(理论版),2013年1月18日。

32周少青:《矫正措施:助力于反歧视的实践 :肯定性行动刍议(二)》,《中国民族报》(理论周刊),2013 年1月25日。

33周少青:《矫正措施:助力于反歧视的实践 :肯定性行动刍议(二)》,《中国民族报》(理论周刊),2013 年1月25日。

34佩奇是一位普通的公务员,他曾在美国国会工作61年。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参战热情的激发下,来自纽约的亨利·斯特林·查平(Henry Sterling Chapin)提议,在全国范围征集可以“完整且扼要”概括美国“政治信条”的宣誓词。1918年3月,佩奇的来信从入围的3000多个宣誓词中脱颖而出,次月3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佩奇提交的“美国信条”宣誓词。William Tyler Page,The American’s Creed (Written 1917,Accep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 April 3,1918),available at:https://www.ushistory.org/documents/creed.htm,2021.1.27.

35William Tyler Page,The American’s Creed,available at:https://www.ushistory.org/documents/creed.htm,2021.1.27.

36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失衡的承诺》(周端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37格林菲尔德本人1982年第二次改变国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选择“以美国为家”。

38[美]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致谢”第1页。

39《美国宪法》序言宣称,“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为了组织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的安宁,建立共同的国防,增进全民福利和确保我们自己及我们后代能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乃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和确立这一宪法”。

40所谓《权利法案》,又称《人权法案》,指的是美国《宪法》第一至第十条修正案,其全部内容的设定是为了保护“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十条宪法修正案中所列的权利和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新闻自由、和平集会自由、持有武器的权利、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九条和第十条宪法修正案还明确规定,没有列入权利清单的权利同样受到保护;未经立法的权利由人民保留。

41亨廷顿在《失衡的承诺》中清醒地认识到:“对大多数社会的人民而言,国民认同是历史长期演进的结果,它包含着共同的祖先、共同的经验、共同的种族背景、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往往还有共同的宗教。因此,国民认同在性质上是机体性的(Organic),但美国的情况并非如此。” [美]塞缪尔·亨廷顿:《失衡的承诺》(周端译),第27页。

42这一经过多次微调、或许最能体现“美国信条”的誓词这样表述对美国的忠诚和认同:“我谨宣誓效忠美利坚合众国国旗及效忠所代表之共和国,上帝之下的国度,不可分裂,自由平等全民皆享。”(I pledge allegiance to the Flag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and to the republic for which it stands,one Nation under God,indivisible,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在这个自1954年沿用至今的效忠誓词中,没有任何一个属性是美国所独有的。事实上,除了“美利坚合众国”一词之外,人们无从断定这就是美利坚合众国。

43美国从来没有自称是一个“多元文化主义国家”,也从未像欧洲一些国家官宣“多元文化主义失败”。但是从实践层面来看,20世纪60年代无疑是从传统的自由主义向多元文化主义过渡的一个分水岭。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和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对美国历史尤其是美国革命史的影响和塑造颇为引人关注。

44李剑鸣:《意识形态与美国革命的历史叙事》,载《史学集刊》,2011年第6期,第3～29页。

45在新美国革命史学家的笔下,城市平民追求广泛的政治参与和全面的“平等和自由”,要求将独立革命的精神扩展到美国社会内部的方方面面,以求实现全面的政治和社会革命;革命中的妇女,在抵制英货、筹措战争款、照顾伤病员、刺探敌情、舆论宣传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独立战争使女性接受并经历了考验,为她们今后在政治和公共领域争取平等权的斗争打下了重要的历史和政治基础。有论者甚至因此提出“美国革命同时也是一场妇女的革命”;革命中的黑人不论是参加大陆军的革命行动,还是与英军暗通款曲,其目的都是为了追求和实现自身的独立、解放和自由;而印第安人之所以选择加入英军一方,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保护自身的独立自主和西部广袤的土地利益,二者在本质上并不违背美国独立革命的精神实质。而效忠派的站位和立场恰好反映了发生在美洲大陆上的这场革命与欧洲传统的泾渭分明的政治斗争不一样的特点。如此等等。

46即由 “American Revolution” 变成 “American Revolutions”。参见李剑鸣:《意识形态与美国革命的历史叙事》,第27页。

47尽管辉格主义史学存在着白人民族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历史局限性,但其高举爱国主义、自由主义的大旗,一定程度上历史主义地再现了美国革命的真实本质。

4820世纪50年代,美国史学界曾出现试图纠正进步主义史学偏颇的所谓“共识派”史学,但这一学派走得比辉格主义史学还远,它不仅忽略边缘群体、少数族裔及女性在革命中的作用,而且否认殖民地人民反抗暴政、追求自由、平等的进步意义。参见Robert E.Brown,Middle-Class Democracy and the Revolution in Massachusetts,1691～1780 (Published for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b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5)。

49李剑鸣:《意识形态与美国革命的历史叙事》,第26页。

50Gary B.Nash,The Unknown American Revolution:the Unruly Birth of Democracy and the Struggle to Create America(New York:Viking,2005),p.28.

51以亨廷顿为代表的(白人)保守派认为,美国早期的白人群体是“定居者”,而不是“移民”。前者与后者有着“根本的区别”:“定居者是离开一个现有的社会,通常是成群出走,以便建立一个新的群体,建立‘山巅之城’,其位置是在一个新的、通常是遥远的疆域。他们充满了一种集体目的感,他们或明或暗地恪守一个协约或章程。”相形之下,“移民并不是建立一个新社会,而是从一个社会转移到(另)一个不同的社会。这种人口流动通常是个人采取的行动,涉及的是个人及其家属”。亨廷顿继而指出“在17世纪和18世纪,定居者来到北美,因为当时那里是一片空白的写字板。除了可以杀掉或向西驱赶的印第安部落以外,这里还没有社会,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建立能体现和强化他们从原居国带来的文化及其价值观的社会”。亨廷顿的结论是“定居者先创建了美国,然后移民才来到美国”。[美]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

52[美]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第31页。

53这里的所谓“本土美国人”特指美国本土出生的白人新教徒。1860～1925年期间的“本土主义运动”(nativist movement)及20世纪早期3K党的卷土重来都借助于“本土美国人”概念。Paula D.McClain and Joseph Stewart Jr.,Can We All Get Along?Racial and Ethnic Minorities in American Politics(Colorado:Westview Press,1995),p.6.

54[美]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前言”第2页、第8页、第29～30页。

55值得注意的是,亨廷顿使用的是“国民特性”(national identity)概念,这一概念同时也可以译为“国家认同”。正是在“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这一层面上,“国民特性”与“国家特性”基本可以互换。以下涉及亨廷顿的讨论,主要使用“国家特性”。

56按照亨廷顿,文化“是指人们的语言、宗教信仰、社会和政治价值观,是非观念和好坏观念,以及反映出这些主观因素的客观体制及行为规范”。从抽象、普世的价值观到比较具体、特定的文化类型,存在着比较大的鸿沟,但是亨廷顿却通过对文化的定义扩张,将二者统合起来。[美]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第29页。

57[美]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第23页。

58[美]塞缪尔·亨廷顿、[美]劳伦斯·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

59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第32、51～ 52页。

60[美]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第23、45页。

61在《失衡的承诺》中,亨廷顿将《独立宣言》所倡导的自由、平等、民主、个人主义等核心政治价值以及洛克和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和观念如自然权利、自由、社会契约、政府的有限作用、政府对社会的依赖等等,作为“美国信条”的重要思想来源。[美]塞缪尔·亨廷顿:《失衡的承诺》(周端译),第15～17页。

62[美]塞缪尔·亨廷顿:《失衡的承诺》(周端译),第48页。

63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亨廷顿说出了美国国家特性的真实一面,因为恰恰是在奉行“美国信条”的“自由帝国”和“自由主义公民国家”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大量印第安人遭到驱逐和屠杀,黑人遭到集体奴役、隔离和系统性的歧视,亚裔人及其他来自西北欧以外的移民、天主教徒等遭到明确针对性的排斥和歧视。美国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都实际上是一个白人种族主义+基督教新教的国家。

64如从意识形态角度鼓吹几乎不受限制的多元文化主义,对英语地位、美国传统历史史观和学校教育造成冲击。在移民融入问题上,放松美国统一性标准,导致大量移民社群如拉丁裔、亚裔等难以融入。在同性恋及堕胎问题上,全面放弃基督教价值观,导致以福音派为代表的宗教保守力量的激烈反弹,如此等等。

65大量的拉丁裔及亚裔移民,加上双国籍、多国籍和“世界公民”以及上千万的非法移民等,对美国传统国家特性或认同造成明显冲击。1965年熔炉式移民政策的废除,是一个分水岭。

66参见董小川:《20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2～64页。

67另类右翼(Alt-right)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其主要使命在于反对主流保守主义。本文侧重于从主张白人至上主义或白人种族(民族)主义角度界定这一概念。另类右翼属于极右翼的一种,其意识形态往往具有一定的暴力色彩。

68虽然他常常将在“新教”之前加上“盎格鲁”的限定词,但也不得不承认,“种族属性”界定美国特性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69[美]塞缪尔·亨廷顿:《失衡的承诺》(周端译),“前言”第3页。

70必要的时候,他们也借助于“文化”或“基督教”这些具有动员效果的词汇。

71此外,在“铁锈地带”和基层社会,还有不少蓝领及失业工人,他们除了胸怀阶级对抗意识外,还兼有主流派保守主义、新基督教右翼和另类右翼的意识形态。

72由于研究主旨及篇幅方面的原因,本文在此侧重于这三个流派在美国国家特性方面的一致性,关于三者之间的差别,请参阅裴少华:《论后危机时代美国左翼思潮的特征及发展趋势》,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7期,第81～86页;魏南枝:《美国的文化认同冲突和社会不平等性:种族矛盾的文化与社会源流》,载《学术月刊》,2021年第2期,第85～96页;赵辉兵:《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载《外国问题研究》,2021年第3期,第98～106页;林国华、[美]马克·里拉:《破碎的美国身份:一个自由主义者和一个保守主义者的对谈》,载《当代美国评论》,2020年第4期,第78～90页。

73有学者将特朗普在定义美国特性上的价值取向概括为“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孔元:《美国当代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向》,载《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1期,第124～132页。

74为了回报自由主义阵营,拜登努力打造“美国有史以来最多元化的内阁”,以实现种族(族裔)、性别、性取向等多元群体的平衡和多元文化的公民平等。

75即使是在美国内战时期,双方在基本价值取向上也没有今天的分歧大,当时支持南方奴隶制的人更多的出于维护既得经济利益和社会政治地位需要,在价值观问题上,实际上连为南方奴隶制公开辩护的人都不得不承认“我们在文明社会面前是没有听众的”。钱满素:《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8页。

76参见周少青:《美国福音民族主义的形成及发展趋势》,载《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21年12月号,第40页。

77特朗普的当选及连任选战中,福音社区充斥着有关特朗普是“上帝选中的人”的传言。据调查,美国福音基督徒对以色列的支持甚至超过了美国犹太人,他们相信包括支持以色列迁都耶路撒冷在内的外交政策都是为了迎接基督的复临并建立地上“千年王国”。

78在响彻北方的《战歌》中有这样的歌词:“耶稣为让人们神圣而死,我们则要为让人们自由而死,上帝在前进。”

79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第57～59页。

80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面对世俗主义潮流的强大冲击,福音派在组织化程度、维护传统婚姻家庭、反堕胎、抑制同性恋群体的权利,特别是在捍卫所谓“宗教自由”方面与天主教的差距越来越小,甚至出现与天主教合流的趋势。经过几个世纪,福音派在很大程度上又轮回到其最初所激烈反对的立场上——将群体的宗教自由置于个人权利之上。

81为了对抗自由主义阵营,激进的宗教右翼分子苏赫拉布·阿马里 (Sohrab Ahmari)甚至提出了取消政教分离的主张,他认为“自由派敌人将精英机构变成了自由放任主义者和异教徒的大本营,在应对这些敌人时,以德报怨不是正确的应对态度,以直报怨才是更可取的路径”。为此,他呼吁“抛弃国家在宗教事务上的中立态度,积极利用国家力量来击败自由派敌人”。转引自孔元:《美国当代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向》,第130页。

82“身份政治”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现象。笔者曾撰文指出,从历史源头上来看,源于西欧诸国的民族主义是最大的身份政治。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自由主义阵营尤其是其左翼及有色族裔的身份政治,实际上是一种“反应性的身份政治”。参见周少青:《21世纪“新民族主义”:缘起、特点及发展趋势》,第11～14页。

83历史上,新教徒对天主教徒可能“侵蚀”新教国家特性的行为始终抱着高度警惕的态度。1928年10月总统大选前夕,美国《基督教世纪》(The Christian Century)杂志上的一篇评论提出:“基督新教反对一个天主教徒作为美国总统不是因为基督新教徒想限制宗教信仰自由,不是因为他们是坚定的基督新教徒,不是因为他们不欣赏天主教的崇拜方式,甚至不是因为他们担心史密斯当选总统后会发布命令服从教皇,而是因为天主教与美国制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天主教在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将使人们再次面临“美国还是不是基督新教和盎格鲁-萨克逊的美国”的问题。1933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西奥多·艾贝尔(Theodore Abel)提出,长老派、浸礼派和循道派应该联合起来,尽最大努力去解决天主教的宗教信仰问题,以“推进美国化进程”。这里“美国人”与新教徒完全对应,天主教徒被视为美国的政治异端。事实上,直到肯尼迪政府时期,天主教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他者”因素。董小川:《20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4、213页。

84Matthew Walther,“America is An Empire,Not A Nation,” The Week,May 29,2019.

85R.R.Reno,“America’s Future,First Things,” November 2,2020,available at:https://www.firstthings.com/web-exclusives/2020/11/americas-future.

86在这之前即2019年7月召开的埃德蒙·伯克基金会(Edmund Burke Foundation)资助的保守主义政客和评论家的会议上,这种新共识也被称为“民族保守主义”(National Conservatism)。Yoram Hazony Spoke on the Topic:“Why National Conservatism?”,available at:https://nationalconservatism.org/natcon-dc-2019/presenters/yoram-hazony/。

87Jill Lepore,“A New Americanism,Why a Nation Needs a National Story,” 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19.

88“Shall We be an American Nation,” Once a Week:An Illustrated Weekly Newspaper (1889～1895),December 31,1892;Nicholas Murray Butler,“Have We an American Nation?” The Journal of Education,Vol.85,No.3,1917.

89[美]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第9～10页。

90先是英国人(主要是英格兰人),后是西北欧人,再后来是东南欧人,直到近几十年来的亚裔和拉丁裔人,这些不断涌进的移民,加上土著的印第安人和被贩卖的黑人,构成了极为复杂的人口结构。

91尽管其白人先祖在生活乃至建国理念上不可避免地受到印第安人的影响,但美国的主流叙事却只强调其文化的欧洲及基督(新)教性。

92从显性的角度来看,美国国家的政治生活和实践中,充满着宗教的因子:国旗效忠词中有“上帝之下的国家”;总统宣誓需要手按《圣经》;总统演说中“上帝保佑美利坚”不绝于耳;军队中有随军牧师等神职人员;国会的每一届会议都以牧师主持的祈祷开启;白宫有早餐祈祷会;美元上印有“我们信仰上帝”的字眼;等等。从身份等比较隐性的角度看,基督宗教尤其是新教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表现在:美国历任总统都是基督徒,国会议员绝大部分都是基督徒。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调查报告显示,新一届美国国会的535名成员中,基督徒的占比接近90%。在63名非基督教议员中,犹太教徒占比最多,为34人。其余分别是:穆斯林3人,印度教徒3人,佛教徒2人,一神论者2人,没有宗教信仰的1人,18人拒绝透露信仰某个特定宗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尽管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以及“没有什么特定信仰”的人口占比高达23%,但是在国会中,只有1位议员公开声称“没有宗教信仰”。这说明,以民主自诩的美国并没有给无神论者等群体以应有的民主和政治参与权。美国实质上是一个基督教徒治理的国家。周少青:《政教分离在当代世界的困境》,载《中国民族报》2019年2月12日,第7版。

93最为典型的是“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中的极端左翼,他们超越时空地引证“自由”“平等”理念,大肆诋毁建国先辈、破坏雕像、碑文等历史符号,非历史地看待和评价美国的历史人物和传统文化符号,严重地动摇了美国的国基。笔者将其称为“新历史虚无主义”。

94孔元:《美国当代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向》,第132页。

952002年6月,第九联邦上诉法院以2∶1的表决结果裁定,向国旗效忠誓词中的“under God”二词违反了政教分离原则,因为它构成了“赞成宗教”。这一裁决引起了许多美国人的反对,美国参议院遂以99∶0通过决议要求撤销该裁定;许多众议员集合在国会大厦台阶上宣读誓词,高唱《上帝佑我美利坚》。[美]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第61～62页。

96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不能在全球范围内找到一个可以继续维护美国全球角色的对立面,美国的国家特性便会“魂飞魄散”。这一点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中美关系的现状,中国政府对此须高度警惕。

97Robert Kagan,“A Superpower,Like It or Not:Why Americans Must Accept Their Global Role,” 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21.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少数民族权利保护与国家安全问题的国别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7AMZ006);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1世纪民族主义的发展及其对未来世界政治走向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9ZDA132)的阶段性成果

来源时间：2022/11/15   发布时间：2022/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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